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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廊脞录
撰者吴庆坻，字子修，一字敬疆。生于浙江钱塘世家，从乾隆到清末，七代仕宦，三世史官。吴庆坻历官翰林院编修，四川学政，湖南提学使，政务处总办，资政院硕学通儒议员。辛亥鼎革，他移家上海，作“乔木世臣”，与遗老冯熙、樊增祥、陈夔龙、梁鼎芬等，结超社、逸社，为“文字之聚”。并寻访抗拒革命、“殉节” 清朝的事迹，编成《辛亥殉难记》八卷。吴庆坻曾经参与修纂《杭州府志》《浙江通志》，著有《补松庐文录》《补松庐诗录》，辛亥以后所作之诗另编成集，名为《悔余生集》，以未能“殉节”清廷而悔其余生。所著《蕉廊脞录》也在于寄托他的“故君亡国，漂遥风雨之悲”。
清廷覆灭，民国建立，易代之际，依然留存着一批不愿承认民国政府，怀念过去，延续传统的末代遗民。这些遗民大都已不问世事，所谓“不求闻达于逊清之世，不乐依附于洪宪之朝，不预机谋于复辟之变，不欲指摘于军阀之秋”，怀着“亡国之恨，黍离之悲”，自诩“桃花源”中人，过着“寄情山水”“诗酒流连”的生活。但是，“筑屋湖山佳处”、享受“景物清佳”、岁时佳日“或棹小舟纵览其胜”、退居则“摹书丹青”、“自放其意”的潇洒生活只有那些“官囊丰厚”“坐拥巨资”的人才能享受，大部分遗老既然“隐忍偷生”“苟活于世”，就必须为“稻粱谋”，而不能完全沉湎于精神层面。文人士大夫，如其所说，“欲为贾，苦无资；欲为农家，无半亩地，力又不任也；不得已仍鬻书作业”。1于是网罗旧闻，著述编书，作为遗民们的传统，不仅是他们谋生的手段，也是他们寄托故国之思的方式。据书后附录的《清故湖南提学使吴府君墓志铭》记载，同治年间吴庆坻的祖父和父亲离任返乡，“虽席贵显，而两世清德，归装书兼两无余资，或有所需，尝冒雨徒行以供厥事”。2吴庆坻本人在辛亥之后一度移家上海与其他遗老作“文字之聚”，但“越二年，遂归里，凡征辟皆不至”。〔第二三二页〕最终却又主持续修《浙江通志》，这其中恐怕并非没有经济上的原因。虽说土室牛车、无米之炊似乎是遗民生活的传统，但是清末遗民所面对的却是与他们的前辈迥然不同的社会环境。
前代遗民虽饱受当道之迫，在士大夫阶层和社会中下层却能得到舆论的普遍赞扬和欣赏。而在民国，除了自我标榜的遗老圈之外，世俗对遗老都普遍抱有一种抵触情绪甚至将他们作为落后守旧、奚落嘲笑的对象。本身体现的是士大夫的节气，却被视为顽固、守旧；大遗于世并未受到世俗的尊敬，却是以一种滑稽的形象成为世俗的笑料。清代遗民所承受的压力远远超过他们的前辈。在民初近代化的潮流中，传统文化所体现的生活方式和理念日渐没落，遗老圈的生活文化已日渐淡出文化主流。在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时期，遗老恰好就是保守势力的代表和象征，保守又被认定为顽固、守旧、落后的同义词。但是，在中国新旧嬗递的大变革时期，他们恐怕也并非那样顽固地坚守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那样近乎愚忠地崇信清朝的天朝盛世。
《蕉廊脞录》全书共八卷，根据刘承幹所作的序，书中所记之事分为八类，“曰国闻，曰里乘，曰忠义，曰经籍，曰金石，曰书画，曰嘉言，而以杂记附焉”。〔第二页〕如刘承幹所说，吴家“三世史官，絙百余载，当兹礼崩乐坠之时，求野则获，古不云乎，历记前言住行，祸福存之之道，非于君家得其贯纵，又将谁与归乎！”。〔第二页〕“礼崩乐坠”，这是遗老们对民国的评价，吴庆坻“ 晚年表彰遗逸，慨然有黍离麦蔪之思”，〔第二页〕其书中虽少有按语，但亦足以见其“求诸野”的目标和对传统的温情。
此书前两卷为“国闻 ”，以记述同治至清末政事为主，多有清廷内部最高阶层的矛盾与斗争的记述。如“不准垂帘听政谕”、“胜保奏请太后亲理大政折”、“销除载垣等所拟谕旨”、 “罢奕訢议政王”、“奕訢待文祥”、“奕訢奕譞意见之深”、“荣禄倾陷沈桂芬”、“崇绮等谋废立”等。卷一又有“光绪十六年京津久雨成灾”、“禄米仓亏短案”，卷三有“龚丽正鞫囚”，卷八“赵大鲸论巧宦”、“一蟹贫家三月粥”等反映出官场弊政、灾荒严重、贫富悬殊、民不聊生的条目。这些与作者有按语称为“ 善政”的条目，如卷一“治平宝鉴”、“康乾普免钱粮”、“海望老成谋国”等比起来，就可以明显看出作者的政治观点了。亡国之后再回忆起这些来，对于清廷的覆灭应当更是感慨良多。其中有记载辛酉政变的一条“彗星占验”〔第五页〕：
咸丰戊午彗星见，钦天监按占验书奏陈，中有云：“光掃贯索，宰相当之。”又云：“贵戚大臣有诛僇者。”又有云：“羽林卫士徙散。”又云：“大风损物。”其年，大学士柏葰，以顺天乡试主考关节，伏法；越三年辛酉，乘舆出弥木兰，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大学士肃顺，皆以罪诛；广东、香港飓风，坏民居数千家，皆其验也。
一场血淋淋的政变就这样用天象解释了。作者未对此事作一字评价，只是后面说明“族伯父筠轩观察方直军机处，见此奏”。然而作者是否相信这样的说法呢？对：“垂帘听政”、“罢奕訢议政王”、“崇绮等谋废立”这些事都直言不讳地记载，对“辛酉政变”却使用天象来记载，并说明这个内容是在军机处见到的。简直就是一种讽刺和不屑。
吴庆坻长期居官学政类，附录的墓志铭中记载：〔第二六三页〕
及再之湘，则科举废而学堂兴，始皆仰给于铜元余利，迨部议停铸，又以连年会剿桂匪，款遂无出，公议繇牙厘、矿务等局发给，得元额五之四，省校数十，絃诵复声。又定盐捐为三路师范之用，创立优级师范学堂，而罢传习诸所之华而亡实者。
科举已废，作者这样为新学堂而竭尽所能，加之他曾“东渡至日本考学制” 〔第二六三页〕，担任资政院硕学通儒议员的经历，可见他并非是那么“遗”，一味守旧，一味顽固。这些遗老们恐怕也曾经执著求新，希望在新文化中为国家民族寻找出路，甚至某些人在一定时期内，成为求新的潮流引导者。十一次拜谒崇陵的林纾，在辛亥革命时记述到：“共和之局已成铁案，万无更翻之理。……此间自逊位诏下，一带报馆各张白帜，大书革命成功万岁，见者欢呼，此亦足见人心之向背矣。”“仆生平弗仕，不算为满洲遗民，将来仍自食其力，扶杖为共和老民足矣。 ” 3能以如此通达的态度来对待辛亥革命，却于一年以后前往崇陵拜谒，“方纾首途时，大雪兼天，千里一日，车过易州，冻欲僵指。然车中望眼，但注西陵，初不省严风之裂面也……呜呼，沧海孤臣冒雪来扣先皇陵殿，未拜已哽咽不能自胜，九顿首后伏地失声而哭。宫门二卫士为之愕然动容。”4当时林纾已62岁，拖着衰老之躯，顶风冒雪，寄托故国之思，着实令人酸楚。则其失声痛苦之举，绝对难以以老顽固、守旧派来理解。所痛苦者，不在于清王朝的覆灭，更多是在于眼睁睁地看着传统文化面临着断裂的危机，不但不能得到国人的挽救反而受到他们争先恐后的抨击，以至于到了几乎不能传承后世的的地步的椎心泣血的痛苦。
对于遗老身份，从政治标准来看，往往以已仕或未仕新朝作为区分遗民的标志；从文化的标准来看，则是留恋前朝文化，抵触新文化。对于清代遗民来讲，文化的标准似乎更加准确。“易代”的政治大变革固然给他们带来不安与焦虑，然而更令他们精神痛苦的还是空前的文化震荡、文化转型。清王朝的崩溃，已不是简单的朝代更迭，而具有更多的文化象征含义。他们心中的旧朝更是旧文化所依托的载体，浓浓的文化情感更甚于政治意味。在新旧嬗递、变更的民初，各种新思潮纷至沓来，社会日新月异，每个人都面临着选择的困惑、迷茫，甚至恐惧。不少遗民在辛亥之时没有“殉节”清朝而自称“有所待”，恐怕“待”的不仅仅是清室的“中兴”。他们也抱着“扶杖为共和老民”的心态，希望盛世的来临，且不管这个盛世是什么政体、谁的政权。可是，民国成立后，共和成为军阀、政客手中的招牌和玩物，国事不宁，时局动荡。而将中国拖入这样一个大变革大动荡时代的外国的欺凌没有任何根本改变。在对“新”的失望和对“旧”的怀念的情结的驱使下，遗老们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继而回归传统。仅从《蕉廊脞录》一书中很难判断辛亥革命之后吴庆坻是否也有像林纾这样一个转变过程，但从他曾为新式学堂竭尽所能的作为，还有墓志铭中“不数月而大事去矣”〔第二六三页〕的口吻，可推测辛亥之时他的态度也是比较坦然的，而且他也是将办新式学堂这样的改革活动当作救亡图存的手段的。这个口吻当然可能仅仅是墓志铭的作者姚诒庆的，但同样可以说明即使在遗老群体中也认识到清廷覆灭的不可逆转。这大概也是大多数遗老并不参与复辟活动的原因之一。
吴庆坻在辛亥革命之后，曾寻访抗拒革命、“殉节”清廷的事迹，辑成《辛亥殉难记》八卷。《蕉廊脞录》卷四“忠义”，记载忠孝节义之事迹，记载许多明末“殉节”和不仕清朝的人，也记录抗拒辛亥革命者，如“辛亥三秀才行”。虽是记录他人作品，但篇中“皆一介诸生耳，大节凛凛如此”的评价，无疑正和吴庆坻的道德标准。这些忠孝节义的故事经过“吃人的礼教”的宣传，我们现在看了也许总会觉得难以接受，恶心而变态。但这些恰是士大夫所认同的节操和精神。或许我们可以贴上“残忍”、“愚昧”、“不人道”“吃人”等标签，但是一个没有气节的民族何以自立？作为礼教的标准，自然是理想化的，这些故事被记载在案并受到鼓励，正说明它们是稀有罕见的。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各种各样的现实因素的制约下未必就会走到那一步。像吴庆坻这样因为没有殉清而“悔余生”、以生为死的遗老们恐怕就是这样的例子，道德的追求总是高高在上，从来都是这样。况且绝大多数情况下，故事的原型恐怕有更多更深的原因去作出后来被宣扬成的忠孝节义之事。比如卷四所载“张悟音”条，〔第一一〇页〕她的“贞烈”之举，是在“沪兵哗变时，溃军将至”的现实状况下作出的，如掴为溃兵所虏，恐怕更是“生不如死”。再如“赵冯氏”条，〔第一一〇页〕冯氏在丈夫亡故后吞阿夫容膏而死，那也是在“贫甚”，丈夫亡故，“无子”而“嗣子在苏州不至”的情况下的走投无路之举。这其中，可以读出动荡年代普通人家的多少不幸遭遇，而少有“吃人的礼教”。
作者作为遗老，所坚持的是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是他们所认同的人之所以为人，人凭借之而得以安身立命的东西。卷八“嘉言”多记载当时士大夫的训诫言论，其中许多今人仍可当成座右铭，“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 ”，〔第二三二页〕“任人所不能任，为人所不能为，忍人所不能忍。志自一定，并力赴之，天少夹杂，无稍游移，必有所就”，〔第二三四页〕“平生愿为读书人，不欲貌袭名士；愿为正人，不欲貌袭道学；愿为建言之人，不欲貌袭直谏”。〔第二三五页〕固然可以抨击这些训诫者满嘴仁义道德，其实都是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但是就算他们确实道貌岸然，他们起码知道道理、正义的标准为何。社会的道德准则总还高高树立着，人的行为总可以拿到这个标尺上量一量。
他们是一群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的意义也在于其保守，并以保守的形式得以呈现。保守主义是进步的必然产物，是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取向，只要给予进步、趋新的刺激，就会表现出来。它通过其所秉承的文化传统表现出一种反向复归的文化方向。每一个人都在传统中塑造，传统依靠久远的历史和不间断的文明传承强加给所有人，任何人都不可能离开传统而孤立存在。这成为人性中非常恒定的方面，这种恒定如果要被改变，就会显示出一种负重感。因此保守主义不但不陈腐，反而有内在的真诚性，有其发生的必然性。何兆武先生认为，全部人类文明史无非两个阶段，即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其间最为关键的契机便是：人类历史是怎样由传统社会步入近代社会的。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各个伟大文明（8个或21个或26个），其中只有西欧最早也是唯一自发地步上了近代化的道路。问题就在于，在一个并非隔绝的世界里，一旦有了某一个文明早着先鞭，率先进入了近代化，则别的文明也必将步它的后尘步入近代化。任何民族或文明要想抗拒这个浩浩荡荡的近代化潮流都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中国的现代所面临的就是“西风东渐”。
西方文化产生于西方，但一旦超出其边界，便不认为自己是一种地区文化，而认为自己是一种普世文化，是最优越的。经济向外扩张的同时，文化也不断开拓新的殖民地。同时它又带有极度的自负，认为凭借自己的能力，绝对可以拯救那些生活在蒙昧中的人们。但当它所进军的并非不毛之地时，必然会与原生文化发生对抗。而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在其坚船利炮的科技的威力下，出于一种“菲薄固有”的心态，将自己所拥有的贬低为无价值，“自贼自戕”，自己伤害自己的文化和民族的自尊。中西文化的对抗就出现了不平等，中西文化之差被认作是古今之差，是野蛮与文明之差，是落后与进步之差。“向西方学习”甚至“全盘西化”都在这种心态和认知下被提了出来。但无论是“全盘西化”还是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都是强行销去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内核，让中国不成为中国。真正保存这个民族得以自存的关键内核的恰恰是那些被排斥、被嘲笑，“举世茫茫，渺无知音”的遗老们。
如果一个王朝覆灭，居然没有一个人为它哀悼、为它惋惜，为它“守节”，那么这个王朝真要算是毫无历史价值了，也不足以存在三百多年。如果一个民族、一种文明在它受到倾覆的危机时，居然没有人为了完全的保留它而孑然于世，甘愿忍受无米之炊的生活困境和“渺无知音”、受尽嘲笑诟骂的悲苦，那么这个文明真可以说走到它的尽头，再也没有存在下去的理由了。陈寅恪曾对“易代”之际的士大夫心灵的苦楚和面临选择的彷徨有过精彩的论述。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言中说：6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迨即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前清遗老的一生和传统文化紧紧相连。他们未必特别重视一家一姓的朝廷更替，倒是更关心他们获得价值与尊严的文化传统的兴亡。而清朝民国的 “易代”不仅仅是政权的更替，更是整个传统文化的没落和价值体系的崩溃，所谓“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身处千年巨变中的士大夫文人，并非认识不到对中国现存社会进行改革的必要，他们并不真的反对改革，也不是真的拒绝未来。但是，把过去彻底扫地出门，全盘接受外来文化，尤其是携带这个文化的群体还对中国进行了穷凶极恶的侵略和敲诈勒索，这对他们来说实在太严酷。当一种文化衰落，另一种新文化兴起时，那些为旧文化所“化”之人，必然想尽一切办法去维护或传承即将衰落的旧文化。他们所追寻的不仅仅是一种个人化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态度，也不仅仅是易代之际的一种政治选择或信仰追求，而是借“ 易代”这个特定的历史时节，以极端而超常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他们格外神往于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风采和韵味，梦想着华夏盛世、四夷来朝的辉煌；而面对的却是传统文化幕落花谢的现实，生活在一个战乱频仍、剧烈变革的时代。他们是完全意义上古典文化舞台上的最后表演者，亲眼目睹了传统价值的解体、传统文化一点一滴的消亡。但新文化却并没有挽救国运。
当西方凭借坚船利炮向世界进军时，几乎每一个沦陷的国家、民族都曾经反抗过，包括向西方学习的方式，中国、朝鲜、伊朗、土耳其、墨西哥、埃及……他们都曾拼命引进西方科技和政治社会学说，推行宪政改革或民主改革，但悲剧性的命运似乎上天注定而不可更改。唯有一个日本成为学习西方的典范。我们当然可以找出各种理由，比如顽固势力强大、生产落后、侵略者不允许殖民地富强等等来解释那么多国家学习西方以自强的失败。但还不如说，全面学习西方恰恰是一个民族寻求富强自立不能成功的一条途径，而日本正好只是一个例外。我承认，一种文化的发展固然离不开与外部的交流和对其他文化的吸收，但无论这种交流与吸收是多是少，文化的大发展主要依靠的应当是主体文化的创造。因此，不仅“全盘西化”走不通，就算用外来文化改造本土文化同样不能大获成功。我们能够接受的只能是被本土文化改造过的外来文化。邯郸学步，最终只能成为不伦不类的怪物。
伴随近代化而来的全球化，似乎就是说人类终将归于文化一统？虽然我们强调文明的多元性，文化的多样性，喊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不知道这是全球化的主流文化的坑蒙拐骗还是那些被边缘得几乎不能立足的文化的自欺欺人。事实上这个世界上的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差异在减少，多样的文明在消失。过去西方历史学家研究中国历史，总是站在“西方中心”的立场上论述。后来兴起了所谓的中国中心观，提倡从中国内部来解释中国，《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被捧到一个不该有的地位。但这同西方中心观并无本质差别。中国中心观不过是在说明中国社会在明清时期也在向近代的方向迈进。但是“近代化”这个概念就是西方的，这个现象也是西方的，“近代”的内容也是西方的。所谓从中国来分析中国的近代化因素，不过是强行从中国的传统中搜寻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来附会西方的“近代”，从而更加证明了西方的优越与先进——因为中国虽然有了近代化因素，但终究没有近代化，而西方却做到了，所以西方在进化上比中国前进一步，所以西方比中国更加先进，更加文明。再接下来一步就是，中国应该学习西方，接受西方的模式。假如没有西方的影响，中国会走向何方？历史不会重演，也不可假设，但是中国会演进成西方那样的“现代社会”吗？恐怕就算物质，尤其科技方面一致，在精神方面也决不会是西式的——一个受到西方如此强烈影响的中国到现在尚且不是西式的。
汤因比认为文明的衰落是因为文明内部的领导者失去了创新能力。可是在我看来，好像更是因为没有人去保护这份文明的传统，没有人去为它挽留。在一个以阅读西方著作，学习油画为时尚、为荣耀的时代，恐怕只有吴庆坻这样的保守主义者才会去做“经籍”“金石”“书画”的工夫了。他们一方面要忍受无法为外人道的生计之苦，还要忍受心灵的煎熬：不仅是“故君亡国”的黍离之悲的煎熬，没有“殉节”清廷而“悔余生”的道义上的煎熬；还有“举世茫茫，渺无知音”的煎熬，饱受排斥、蔑视的煎熬；更有对传统文化的没落的椎心泣血的痛苦。摧毁传统的大潮流下，那些主张“全盘西化”，对传统文化“水淹七军”的人固然谈不上对传统的贡献，就是那些主张用借西方文化改造中国文化的人，也显得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这才是中国文化衰落的开始。而保守主义者的隐忍苟活，正是中国文化衰落而没有完全断绝的原因。
“科举已废，作者这样为新学堂而竭尽所能，加之他曾“东渡至日本考学制” 〔第二六三页〕，担任资政院硕学通儒议员的经历，可见他并非是那么“遗”，一味守旧，一味顽固。这些遗老们恐怕也曾经执著求新，希望在新文化中为国家民族寻找出路，甚至某些人在一定时期内，成为求新的潮流引导者。”
“清王朝的崩溃，已不是简单的朝代更迭，而具有更多的文化象征含义。他们心中的旧朝更是旧文化所依托的载体，浓浓的文化情感更甚于政治意味。在新旧嬗递、变更的民初，各种新思潮纷至沓来，社会日新月异，每个人都面临着选择的困惑、迷茫，甚至恐惧。不少遗民在辛亥之时没有“殉节”清朝而自称“有所待”，恐怕“待”的不仅仅是清室的“中兴”。他们也抱着“扶杖为共和老民”的心态，希望盛世的来临，且不管这个盛世是什么政体、谁的政权。”
“他们是一群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的意义也在于其保守，并以保守的形式得以呈现。保守主义是进步的必然产物，是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取向，只要给予进步、趋新的刺激，就会表现出来。它通过其所秉承的文化传统表现出一种反向复归的文化方向。每一个人都在传统中塑造，传统依靠久远的历史和不间断的文明传承强加给所有人，任何人都不可能离开传统而孤立存在。这成为人性中非常恒定的方面，这种恒定如果要被改变，就会显示出一种负重感。因此保守主义不但不陈腐，反而有内在的真诚性，有其发生的必然性。”
(本文首发于天使之城原创网作者费雷拉公爵)
清廷覆灭，民国建立，易代之际，依然留存着一批不愿承认民国政府，怀念过去，延续传统的末代遗民。这些遗民大都已不问世事，所谓“不求闻达于逊清之世，不乐依附于洪宪之朝，不预机谋于复辟之变，不欲指摘于军阀之秋”，怀着“亡国之恨，黍离之悲”，自诩“桃花源”中人，过着“寄情山水”“诗酒流连”的生活。但是，“筑屋湖山佳处”、享受“景物清佳”、岁时佳日“或棹小舟纵览其胜”、退居则“摹书丹青”、“自放其意”的潇洒生活只有那些“官囊丰厚”“坐拥巨资”的人才能享受，大部分遗老既然“隐忍偷生”“苟活于世”，就必须为“稻粱谋”，而不能完全沉湎于精神层面。文人士大夫，如其所说，“欲为贾，苦无资；欲为农家，无半亩地，力又不任也；不得已仍鬻书作业”。1于是网罗旧闻，著述编书，作为遗民们的传统，不仅是他们谋生的手段，也是他们寄托故国之思的方式。据书后附录的《清故湖南提学使吴府君墓志铭》记载，同治年间吴庆坻的祖父和父亲离任返乡，“虽席贵显，而两世清德，归装书兼两无余资，或有所需，尝冒雨徒行以供厥事”。2吴庆坻本人在辛亥之后一度移家上海与其他遗老作“文字之聚”，但“越二年，遂归里，凡征辟皆不至”。〔第二三二页〕最终却又主持续修《浙江通志》，这其中恐怕并非没有经济上的原因。虽说土室牛车、无米之炊似乎是遗民生活的传统，但是清末遗民所面对的却是与他们的前辈迥然不同的社会环境。
前代遗民虽饱受当道之迫，在士大夫阶层和社会中下层却能得到舆论的普遍赞扬和欣赏。而在民国，除了自我标榜的遗老圈之外，世俗对遗老都普遍抱有一种抵触情绪甚至将他们作为落后守旧、奚落嘲笑的对象。本身体现的是士大夫的节气，却被视为顽固、守旧；大遗于世并未受到世俗的尊敬，却是以一种滑稽的形象成为世俗的笑料。清代遗民所承受的压力远远超过他们的前辈。在民初近代化的潮流中，传统文化所体现的生活方式和理念日渐没落，遗老圈的生活文化已日渐淡出文化主流。在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时期，遗老恰好就是保守势力的代表和象征，保守又被认定为顽固、守旧、落后的同义词。但是，在中国新旧嬗递的大变革时期，他们恐怕也并非那样顽固地坚守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那样近乎愚忠地崇信清朝的天朝盛世。
《蕉廊脞录》全书共八卷，根据刘承幹所作的序，书中所记之事分为八类，“曰国闻，曰里乘，曰忠义，曰经籍，曰金石，曰书画，曰嘉言，而以杂记附焉”。〔第二页〕如刘承幹所说，吴家“三世史官，絙百余载，当兹礼崩乐坠之时，求野则获，古不云乎，历记前言住行，祸福存之之道，非于君家得其贯纵，又将谁与归乎！”。〔第二页〕“礼崩乐坠”，这是遗老们对民国的评价，吴庆坻“ 晚年表彰遗逸，慨然有黍离麦蔪之思”，〔第二页〕其书中虽少有按语，但亦足以见其“求诸野”的目标和对传统的温情。
此书前两卷为“国闻 ”，以记述同治至清末政事为主，多有清廷内部最高阶层的矛盾与斗争的记述。如“不准垂帘听政谕”、“胜保奏请太后亲理大政折”、“销除载垣等所拟谕旨”、 “罢奕訢议政王”、“奕訢待文祥”、“奕訢奕譞意见之深”、“荣禄倾陷沈桂芬”、“崇绮等谋废立”等。卷一又有“光绪十六年京津久雨成灾”、“禄米仓亏短案”，卷三有“龚丽正鞫囚”，卷八“赵大鲸论巧宦”、“一蟹贫家三月粥”等反映出官场弊政、灾荒严重、贫富悬殊、民不聊生的条目。这些与作者有按语称为“ 善政”的条目，如卷一“治平宝鉴”、“康乾普免钱粮”、“海望老成谋国”等比起来，就可以明显看出作者的政治观点了。亡国之后再回忆起这些来，对于清廷的覆灭应当更是感慨良多。其中有记载辛酉政变的一条“彗星占验”〔第五页〕：
咸丰戊午彗星见，钦天监按占验书奏陈，中有云：“光掃贯索，宰相当之。”又云：“贵戚大臣有诛僇者。”又有云：“羽林卫士徙散。”又云：“大风损物。”其年，大学士柏葰，以顺天乡试主考关节，伏法；越三年辛酉，乘舆出弥木兰，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大学士肃顺，皆以罪诛；广东、香港飓风，坏民居数千家，皆其验也。
一场血淋淋的政变就这样用天象解释了。作者未对此事作一字评价，只是后面说明“族伯父筠轩观察方直军机处，见此奏”。然而作者是否相信这样的说法呢？对：“垂帘听政”、“罢奕訢议政王”、“崇绮等谋废立”这些事都直言不讳地记载，对“辛酉政变”却使用天象来记载，并说明这个内容是在军机处见到的。简直就是一种讽刺和不屑。
吴庆坻长期居官学政类，附录的墓志铭中记载：〔第二六三页〕
及再之湘，则科举废而学堂兴，始皆仰给于铜元余利，迨部议停铸，又以连年会剿桂匪，款遂无出，公议繇牙厘、矿务等局发给，得元额五之四，省校数十，絃诵复声。又定盐捐为三路师范之用，创立优级师范学堂，而罢传习诸所之华而亡实者。
科举已废，作者这样为新学堂而竭尽所能，加之他曾“东渡至日本考学制” 〔第二六三页〕，担任资政院硕学通儒议员的经历，可见他并非是那么“遗”，一味守旧，一味顽固。这些遗老们恐怕也曾经执著求新，希望在新文化中为国家民族寻找出路，甚至某些人在一定时期内，成为求新的潮流引导者。十一次拜谒崇陵的林纾，在辛亥革命时记述到：“共和之局已成铁案，万无更翻之理。……此间自逊位诏下，一带报馆各张白帜，大书革命成功万岁，见者欢呼，此亦足见人心之向背矣。”“仆生平弗仕，不算为满洲遗民，将来仍自食其力，扶杖为共和老民足矣。 ” 3能以如此通达的态度来对待辛亥革命，却于一年以后前往崇陵拜谒，“方纾首途时，大雪兼天，千里一日，车过易州，冻欲僵指。然车中望眼，但注西陵，初不省严风之裂面也……呜呼，沧海孤臣冒雪来扣先皇陵殿，未拜已哽咽不能自胜，九顿首后伏地失声而哭。宫门二卫士为之愕然动容。”4当时林纾已62岁，拖着衰老之躯，顶风冒雪，寄托故国之思，着实令人酸楚。则其失声痛苦之举，绝对难以以老顽固、守旧派来理解。所痛苦者，不在于清王朝的覆灭，更多是在于眼睁睁地看着传统文化面临着断裂的危机，不但不能得到国人的挽救反而受到他们争先恐后的抨击，以至于到了几乎不能传承后世的的地步的椎心泣血的痛苦。
对于遗老身份，从政治标准来看，往往以已仕或未仕新朝作为区分遗民的标志；从文化的标准来看，则是留恋前朝文化，抵触新文化。对于清代遗民来讲，文化的标准似乎更加准确。“易代”的政治大变革固然给他们带来不安与焦虑，然而更令他们精神痛苦的还是空前的文化震荡、文化转型。清王朝的崩溃，已不是简单的朝代更迭，而具有更多的文化象征含义。他们心中的旧朝更是旧文化所依托的载体，浓浓的文化情感更甚于政治意味。在新旧嬗递、变更的民初，各种新思潮纷至沓来，社会日新月异，每个人都面临着选择的困惑、迷茫，甚至恐惧。不少遗民在辛亥之时没有“殉节”清朝而自称“有所待”，恐怕“待”的不仅仅是清室的“中兴”。他们也抱着“扶杖为共和老民”的心态，希望盛世的来临，且不管这个盛世是什么政体、谁的政权。可是，民国成立后，共和成为军阀、政客手中的招牌和玩物，国事不宁，时局动荡。而将中国拖入这样一个大变革大动荡时代的外国的欺凌没有任何根本改变。在对“新”的失望和对“旧”的怀念的情结的驱使下，遗老们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继而回归传统。仅从《蕉廊脞录》一书中很难判断辛亥革命之后吴庆坻是否也有像林纾这样一个转变过程，但从他曾为新式学堂竭尽所能的作为，还有墓志铭中“不数月而大事去矣”〔第二六三页〕的口吻，可推测辛亥之时他的态度也是比较坦然的，而且他也是将办新式学堂这样的改革活动当作救亡图存的手段的。这个口吻当然可能仅仅是墓志铭的作者姚诒庆的，但同样可以说明即使在遗老群体中也认识到清廷覆灭的不可逆转。这大概也是大多数遗老并不参与复辟活动的原因之一。
吴庆坻在辛亥革命之后，曾寻访抗拒革命、“殉节”清廷的事迹，辑成《辛亥殉难记》八卷。《蕉廊脞录》卷四“忠义”，记载忠孝节义之事迹，记载许多明末“殉节”和不仕清朝的人，也记录抗拒辛亥革命者，如“辛亥三秀才行”。虽是记录他人作品，但篇中“皆一介诸生耳，大节凛凛如此”的评价，无疑正和吴庆坻的道德标准。这些忠孝节义的故事经过“吃人的礼教”的宣传，我们现在看了也许总会觉得难以接受，恶心而变态。但这些恰是士大夫所认同的节操和精神。或许我们可以贴上“残忍”、“愚昧”、“不人道”“吃人”等标签，但是一个没有气节的民族何以自立？作为礼教的标准，自然是理想化的，这些故事被记载在案并受到鼓励，正说明它们是稀有罕见的。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各种各样的现实因素的制约下未必就会走到那一步。像吴庆坻这样因为没有殉清而“悔余生”、以生为死的遗老们恐怕就是这样的例子，道德的追求总是高高在上，从来都是这样。况且绝大多数情况下，故事的原型恐怕有更多更深的原因去作出后来被宣扬成的忠孝节义之事。比如卷四所载“张悟音”条，〔第一一〇页〕她的“贞烈”之举，是在“沪兵哗变时，溃军将至”的现实状况下作出的，如掴为溃兵所虏，恐怕更是“生不如死”。再如“赵冯氏”条，〔第一一〇页〕冯氏在丈夫亡故后吞阿夫容膏而死，那也是在“贫甚”，丈夫亡故，“无子”而“嗣子在苏州不至”的情况下的走投无路之举。这其中，可以读出动荡年代普通人家的多少不幸遭遇，而少有“吃人的礼教”。
作者作为遗老，所坚持的是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是他们所认同的人之所以为人，人凭借之而得以安身立命的东西。卷八“嘉言”多记载当时士大夫的训诫言论，其中许多今人仍可当成座右铭，“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 ”，〔第二三二页〕“任人所不能任，为人所不能为，忍人所不能忍。志自一定，并力赴之，天少夹杂，无稍游移，必有所就”，〔第二三四页〕“平生愿为读书人，不欲貌袭名士；愿为正人，不欲貌袭道学；愿为建言之人，不欲貌袭直谏”。〔第二三五页〕固然可以抨击这些训诫者满嘴仁义道德，其实都是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但是就算他们确实道貌岸然，他们起码知道道理、正义的标准为何。社会的道德准则总还高高树立着，人的行为总可以拿到这个标尺上量一量。
他们是一群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的意义也在于其保守，并以保守的形式得以呈现。保守主义是进步的必然产物，是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取向，只要给予进步、趋新的刺激，就会表现出来。它通过其所秉承的文化传统表现出一种反向复归的文化方向。每一个人都在传统中塑造，传统依靠久远的历史和不间断的文明传承强加给所有人，任何人都不可能离开传统而孤立存在。这成为人性中非常恒定的方面，这种恒定如果要被改变，就会显示出一种负重感。因此保守主义不但不陈腐，反而有内在的真诚性，有其发生的必然性。何兆武先生认为，全部人类文明史无非两个阶段，即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其间最为关键的契机便是：人类历史是怎样由传统社会步入近代社会的。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各个伟大文明（8个或21个或26个），其中只有西欧最早也是唯一自发地步上了近代化的道路。问题就在于，在一个并非隔绝的世界里，一旦有了某一个文明早着先鞭，率先进入了近代化，则别的文明也必将步它的后尘步入近代化。任何民族或文明要想抗拒这个浩浩荡荡的近代化潮流都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中国的现代所面临的就是“西风东渐”。
西方文化产生于西方，但一旦超出其边界，便不认为自己是一种地区文化，而认为自己是一种普世文化，是最优越的。经济向外扩张的同时，文化也不断开拓新的殖民地。同时它又带有极度的自负，认为凭借自己的能力，绝对可以拯救那些生活在蒙昧中的人们。但当它所进军的并非不毛之地时，必然会与原生文化发生对抗。而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在其坚船利炮的科技的威力下，出于一种“菲薄固有”的心态，将自己所拥有的贬低为无价值，“自贼自戕”，自己伤害自己的文化和民族的自尊。中西文化的对抗就出现了不平等，中西文化之差被认作是古今之差，是野蛮与文明之差，是落后与进步之差。“向西方学习”甚至“全盘西化”都在这种心态和认知下被提了出来。但无论是“全盘西化”还是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都是强行销去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内核，让中国不成为中国。真正保存这个民族得以自存的关键内核的恰恰是那些被排斥、被嘲笑，“举世茫茫，渺无知音”的遗老们。
如果一个王朝覆灭，居然没有一个人为它哀悼、为它惋惜，为它“守节”，那么这个王朝真要算是毫无历史价值了，也不足以存在三百多年。如果一个民族、一种文明在它受到倾覆的危机时，居然没有人为了完全的保留它而孑然于世，甘愿忍受无米之炊的生活困境和“渺无知音”、受尽嘲笑诟骂的悲苦，那么这个文明真可以说走到它的尽头，再也没有存在下去的理由了。陈寅恪曾对“易代”之际的士大夫心灵的苦楚和面临选择的彷徨有过精彩的论述。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言中说：6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迨即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前清遗老的一生和传统文化紧紧相连。他们未必特别重视一家一姓的朝廷更替，倒是更关心他们获得价值与尊严的文化传统的兴亡。而清朝民国的 “易代”不仅仅是政权的更替，更是整个传统文化的没落和价值体系的崩溃，所谓“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身处千年巨变中的士大夫文人，并非认识不到对中国现存社会进行改革的必要，他们并不真的反对改革，也不是真的拒绝未来。但是，把过去彻底扫地出门，全盘接受外来文化，尤其是携带这个文化的群体还对中国进行了穷凶极恶的侵略和敲诈勒索，这对他们来说实在太严酷。当一种文化衰落，另一种新文化兴起时，那些为旧文化所“化”之人，必然想尽一切办法去维护或传承即将衰落的旧文化。他们所追寻的不仅仅是一种个人化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态度，也不仅仅是易代之际的一种政治选择或信仰追求，而是借“ 易代”这个特定的历史时节，以极端而超常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他们格外神往于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风采和韵味，梦想着华夏盛世、四夷来朝的辉煌；而面对的却是传统文化幕落花谢的现实，生活在一个战乱频仍、剧烈变革的时代。他们是完全意义上古典文化舞台上的最后表演者，亲眼目睹了传统价值的解体、传统文化一点一滴的消亡。但新文化却并没有挽救国运。
当西方凭借坚船利炮向世界进军时，几乎每一个沦陷的国家、民族都曾经反抗过，包括向西方学习的方式，中国、朝鲜、伊朗、土耳其、墨西哥、埃及……他们都曾拼命引进西方科技和政治社会学说，推行宪政改革或民主改革，但悲剧性的命运似乎上天注定而不可更改。唯有一个日本成为学习西方的典范。我们当然可以找出各种理由，比如顽固势力强大、生产落后、侵略者不允许殖民地富强等等来解释那么多国家学习西方以自强的失败。但还不如说，全面学习西方恰恰是一个民族寻求富强自立不能成功的一条途径，而日本正好只是一个例外。我承认，一种文化的发展固然离不开与外部的交流和对其他文化的吸收，但无论这种交流与吸收是多是少，文化的大发展主要依靠的应当是主体文化的创造。因此，不仅“全盘西化”走不通，就算用外来文化改造本土文化同样不能大获成功。我们能够接受的只能是被本土文化改造过的外来文化。邯郸学步，最终只能成为不伦不类的怪物。
伴随近代化而来的全球化，似乎就是说人类终将归于文化一统？虽然我们强调文明的多元性，文化的多样性，喊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不知道这是全球化的主流文化的坑蒙拐骗还是那些被边缘得几乎不能立足的文化的自欺欺人。事实上这个世界上的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差异在减少，多样的文明在消失。过去西方历史学家研究中国历史，总是站在“西方中心”的立场上论述。后来兴起了所谓的中国中心观，提倡从中国内部来解释中国，《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被捧到一个不该有的地位。但这同西方中心观并无本质差别。中国中心观不过是在说明中国社会在明清时期也在向近代的方向迈进。但是“近代化”这个概念就是西方的，这个现象也是西方的，“近代”的内容也是西方的。所谓从中国来分析中国的近代化因素，不过是强行从中国的传统中搜寻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来附会西方的“近代”，从而更加证明了西方的优越与先进——因为中国虽然有了近代化因素，但终究没有近代化，而西方却做到了，所以西方在进化上比中国前进一步，所以西方比中国更加先进，更加文明。再接下来一步就是，中国应该学习西方，接受西方的模式。假如没有西方的影响，中国会走向何方？历史不会重演，也不可假设，但是中国会演进成西方那样的“现代社会”吗？恐怕就算物质，尤其科技方面一致，在精神方面也决不会是西式的——一个受到西方如此强烈影响的中国到现在尚且不是西式的。
汤因比认为文明的衰落是因为文明内部的领导者失去了创新能力。可是在我看来，好像更是因为没有人去保护这份文明的传统，没有人去为它挽留。在一个以阅读西方著作，学习油画为时尚、为荣耀的时代，恐怕只有吴庆坻这样的保守主义者才会去做“经籍”“金石”“书画”的工夫了。他们一方面要忍受无法为外人道的生计之苦，还要忍受心灵的煎熬：不仅是“故君亡国”的黍离之悲的煎熬，没有“殉节”清廷而“悔余生”的道义上的煎熬；还有“举世茫茫，渺无知音”的煎熬，饱受排斥、蔑视的煎熬；更有对传统文化的没落的椎心泣血的痛苦。摧毁传统的大潮流下，那些主张“全盘西化”，对传统文化“水淹七军”的人固然谈不上对传统的贡献，就是那些主张用借西方文化改造中国文化的人，也显得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这才是中国文化衰落的开始。而保守主义者的隐忍苟活，正是中国文化衰落而没有完全断绝的原因。
“科举已废，作者这样为新学堂而竭尽所能，加之他曾“东渡至日本考学制” 〔第二六三页〕，担任资政院硕学通儒议员的经历，可见他并非是那么“遗”，一味守旧，一味顽固。这些遗老们恐怕也曾经执著求新，希望在新文化中为国家民族寻找出路，甚至某些人在一定时期内，成为求新的潮流引导者。”
“清王朝的崩溃，已不是简单的朝代更迭，而具有更多的文化象征含义。他们心中的旧朝更是旧文化所依托的载体，浓浓的文化情感更甚于政治意味。在新旧嬗递、变更的民初，各种新思潮纷至沓来，社会日新月异，每个人都面临着选择的困惑、迷茫，甚至恐惧。不少遗民在辛亥之时没有“殉节”清朝而自称“有所待”，恐怕“待”的不仅仅是清室的“中兴”。他们也抱着“扶杖为共和老民”的心态，希望盛世的来临，且不管这个盛世是什么政体、谁的政权。”
“他们是一群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的意义也在于其保守，并以保守的形式得以呈现。保守主义是进步的必然产物，是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取向，只要给予进步、趋新的刺激，就会表现出来。它通过其所秉承的文化传统表现出一种反向复归的文化方向。每一个人都在传统中塑造，传统依靠久远的历史和不间断的文明传承强加给所有人，任何人都不可能离开传统而孤立存在。这成为人性中非常恒定的方面，这种恒定如果要被改变，就会显示出一种负重感。因此保守主义不但不陈腐，反而有内在的真诚性，有其发生的必然性。”
(本文首发于天使之城原创网作者费雷拉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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