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文学论坛>> 杂史>> 确庵 Que An   中国 China   宋代   (?1164年), 耐庵 Nai An   中国 China   宋代   (?1267年)
靖康稗史笺证
  成书始末及其编者
  
  奉使行程录和青宫译语
  
  汴京之陷和开封府状
  
  靖康余绪——呻吟语和宋俘记
  
  本书的流传及其版本
  
  余论
  
  笺证凡例及其它
  
  [一]成书始末及其编者
  
  靖康稗史共包括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瓮中人语、开封府状、南征录汇、青宫译语、呻吟语、宋俘记七种,故习惯上又称其为靖康稗史七种。其中除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又见于三朝北盟会编和大金国志外,其它六种皆所仅见。
  
  本来,开封府状、南征录汇、宋俘记、青宫译语和呻吟语各一卷,是确庵于南宋孝宗隆兴二年(公元一一六四年)编订的同愤录下帙,但过了一百多年,到耐庵于度宗咸淳三年(公元一二六七年)于临安顾氏家发现这个稿本时,该书上帙已经散佚无存。由于耐庵从下帙的内容,推知「上帙当是靖康闰月前事」(见本书序),也就是汴京陷落以前的事,故他在下帙的基础上,又补了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和瓮中人语各一卷,以使「靖康祸乱始末备已」(同上),于是便成了我们见到的这部靖康稗史。这就是说,靖康稗史是耐庵在确庵同愤录下帙的基础上增订而成的。
  
  关于两位编者的情况,早在耐庵发现同愤录下帙这个稿本时,就已经说过:「确庵姓氏亦无考。」(同上)而我们今天关于耐庵的情况也一无所知。七十五年前,也就是一九一0年,丁秉衡在钞完这部书之后,曾疑心这位耐庵「或即为水浒传之施耐庵乎?」(见本书附跋)但因缺乏左证,他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只是怀疑而已。然而我倒以为,这个怀疑不无道理。首先,水浒传正是以徽、钦二朝为背景的,因此,施耐庵留心并收辑这方面的材料自属顺理成章。其次,为宋江等三十六人作画赞的龚圣与也是宋末元初人,这不仅说明当时水浒故事已很盛行,而且也说明其影响还颇大。焉能知道南宋末年流行的这些雏型水浒故事与这位耐庵没有关系?后人认定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与这有没有一定联系?凡此等等,我以为,编次这部靖康稗史的耐庵,极有可能就是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过去,关于施耐庵的生平事迹,只有一些后人伪造的东西和一些迷离扑朔的传说,我以为,如果不错的话,倒是这部靖康稗史的编次,倾注了他的劳动,并留下了他写的一篇不长的序言。
  
  靖康稗史从不同角度,记载了北宋都城陷落始末及宋宫室宗族北迁和北迁后的情况。本书最大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作者大都是亲历、亲见其事的人,它为研究靖康祸乱始末,不啻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本书所涉作者,既有宋人,又有金人,他们对同一件事的记载,不论是相同还是不同,都有助于我们考订历史的真实。可贵的是,本书编者显然十分注意这一点,故记同一史实,往往兼收出自宋、金不同作者的两种同类著作,如记汴京失陷和宋帝出降,就既有宋人编着的瓮中人语,又有金人编录的南征录汇;再如记宋帝等北迁和北迁以后的情况,亦既有宋人编着的呻吟语,又有金人编着的宋俘记。这些,都极为清楚地体现了编者尊重历史的求实精神,而这也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需要强调,赖本书所保存的金人史着,如南征录汇、宋俘记等,除对研究北宋灭亡这一历史事件有极大价值外,对研究史着多所散佚的金代史学,亦有同样的价值。
  
  [二]奉使行程录和青宫译语
  
  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是靖康事件之前,也就是宣和七年(公元一一二五年),许亢宗为贺金太宗吴乞买登位使金而留下的出使纪录。这种出使纪录又叫语录,是宋廷每个出使要员回朝后必作的一种上之朝廷的例行「公文」,叙述出使见闻和应对情况。宋代留下了不少这样的语录,如路振乘轺录、王曾上契丹事、张舜民使辽录、范成大揽辔录、楼钥北行日录等,就都是他们使辽或使金后写下的这类语录。严格地说,这类语录或行程录还称不上是「史」,但由于它们都是作者奉命出使异邦的产物,其间亦必涉国家大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语录又显然具有「史」的性质。许亢宗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出使的,他既在金国招待使臣的宴会上遇到了大肆夸耀金人「控弦百万,无敌于天下」的押拌,又在「回程见虏中已转粮发兵,接迹而来,移驻南边,而汉儿亦累累详言其将入寇」。可惜,由于「前此御笔指挥,敢妄言边事者流三千里,罚钱三千贯,不以赦荫减,由是无敢言者」罢了。(以上引文皆见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因此,作为靖康事件的前奏,编者把这个行程录放在本书的首卷是颇有深意的,因为它较真实地揭示了导致靖康失败的重要原因。
  
  不过从今天看,这个行程录的最大价值还在于交通和地理以及民俗方面。许亢宗从汴京出发,「本朝界内一千一百五十里二十二程更不详叙」,详叙的是「起自白沟契丹旧界,止于虏廷冒离纳钵三千一百二十里,计三十九程」的情况,每程皆记里程和见闻。这些记载,尤其是对女真本土所行里程及民俗、见闻的记载,对我们今天研究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地理方位等极有参考价值。如:「第三十三程,自黄龙府六十里至托撤孛堇寨。府为契丹东寨。当契丹强盛时,虏获异国人则迁徙杂处于此。南有渤海,北有铁离、吐浑,东南有高丽、韎鞨,东有女真、室韦,东北有乌舍,西北有契丹、回纥、党项,西南有奚,故此地杂诸国风俗,凡聚会处,诸国人语言不能相通晓,则各为汉语以证方能辨之。」这说明,在不同程度上,汉语已成了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共同语言,充分反映了汉族对北方边陲少数民族的巨大影响。这一记载,不仅把托撤孛堇寨的地理方位交待的十分清楚,而且还把这里的民风特点作了简要说明,这无论对历史地理学还是民俗学,都具有重要价值。再如「第二十四程,自托撤九十里至漫七离孛堇寨,道旁有契丹旧益州、宾州空城」。而后人正是根据这一线索,找到了这两座空城的遗址,并从而确定了今农安城(又称隆安城)就是金初的黄龙府(后改名隆州)。这些,都足以说明这个行程录的价值。
  
  值得强调的是,如此详细记载女真本土地理里程的著作并不多,就笔者所见,仅有洪皓的松漠纪闻、张棣的金图经、赵彦卫云麓漫钞中的御寨行程,和我们下文将要谈到的青宫译语。但对比起来,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记载最为详赡,价值亦当首屈一指。
  
  关于这个行程录的作者,传统的看法都认为是许亢宗,但三十年代,经过陈乐素先生的考证,认为此录的作者并非许氏,而是这次奉使的押礼物官钟邦直。理由如次:(1)录中第二十八程有云:「使长许亢宗,饶之乐平人,以才被选。为人酝藉似不能言者,临事敢发如此。」非自述而是他述语。(2)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七引有「钟邦直行程录」一段,当是这个行程录中的文字。(3)同书卷二0在引这个行程录的开篇云:「宣和七年正月二十日壬辰,诏奉议郎、尚书司封员外郎许亢宗充贺大金皇帝登宝位国信使,武义大夫、广南西路廉访使童绪副之,管押礼物官钟邦直。」接着便另外提行云:「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曰」云云。陈乐素先生认为,这里当是「管押礼物官钟邦直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曰」,手民提行有误,遂使这个行程录失去了作者之名。(4)本行程录开篇详叙礼物,正因为作者是押礼物官所致。我以为,陈乐素先生的考证是有道理的,是可以定论的陈文见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册、第二分册,题目是三朝北盟会编考。
  
  这个行程录有多种名称:三朝北盟会编卷首书目作奉使金国行程录,该书卷二0作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而大金国志卷四0则叫许奉使行程录。陈乐素先生以为,「要当以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为最正确」。但笔者不能不遗憾的指出,陈先生在考证时,显然并没有看到靖康稗史七种之第一种就是这个行程录,而它的名称则为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这似比陈氏所谓「最正确」的名称还要准确。但是,我终疑心,既然这个行程录的作者是钟邦直,那么,这个行程录的标题似必当有「许亢宗」三字方妥。因为钟邦直不过是个区区押礼物官,是个随员而已,他自己焉能称「奉使」?能称奉使的,只能是许亢宗。大金国志称此录为许奉使行程录可为此说一旁证;而后人多谓此录的作者为许亢宗,又可为此说一反证。由于这个行程录的题名较长,故后人引用或刊刻多有省改,以致出现了上述多种不同的标题,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如果说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在研究女真早期史地方面有重大价值的话,那么,作为本书的另一种青宫译语,在这方面则与之有同工之妙。青宫译语是作者王成棣作为翻译人员,于天会五年(公元一一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受粘罕之命,从汴京出发,跟随珍珠大王设野马押送高宗母韦后等经燕京到上京的行程闻见录。因为韦后等大都监押在青城斋宫,故名「青宫」云云。收在本书的青宫译语虽是节本,文字也不长,但所记皆亲历、亲见,极为真切。如天会五年四月六日,次丰乐一村,记云:「屋已毁,院中倒埋男妇二十余人,未尽腐。」真实地反映了中原「初经兵火,屋庐俱烬,尸骸腐朽,白骨累累」的凄残景象(引文见青宫译语)。特别有意义的是,这个译语每日都记了从某地到某地的行程,并记录了见闻,它与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互为发明和补充,对照起来,大有相得益彰之妙。如天会五年四月三十日「抵海云寺。五月一日入寺驻马,王及妃姬皆洗手焚香。妃姬辈倩成棣书疏,发愿期得还乡……初二日,王令驻屯一日,共浴温泉。」许亢宗出使金国,也曾经过海云寺,奉使行程录第十八程云:「自来州八十里至海云寺……寺去海半里许,有温泉二池……」两相对照,简直像互为注释。再如天会五年五月「初七日过兔儿涡,初八日渡梁鱼涡。此两日如在水中行,妃姬辈虽卧兜子中,驼马背亦湿透重裳,地狱之苦,无过于此。」而奉使行程录亦云:「第二十三程,自显州九十里至兔儿涡。第二十四程,自兔儿涡六十里至梁鱼务(按即梁鱼涡,同名异译)。离兔儿涡东行,即地势卑下,尽皆萑苻沮洳积水,是日凡三十八次渡水,多被溺……」与青宫译语的「如在水中行」亦可互相印证。特别是将到金初都城上京的几程,由于驿站的变动,青宫译语所记已与奉使行程录不同,但却和稍后的洪皓松漠纪闻所记无不切合。如译语云:「二十日渡混同江,宿报打孛堇寨。二十一日渡来流河,宿阿萨铺。二十二日抵会宁头铺,上京在望,众情忻然。」而洪氏云:上京「三十里至会宁头铺,四十五里至第二铺,三十五里至阿萨铺,四十里至来流河,四十里至报打孛堇铺……」反方向一看,与译语所记无不吻合。这些,都极有助于对当时地理情况的考察。青宫译语还记录了女真族的纳妾仪式,这对研究女真民俗亦颇有裨益。
  
  译语的作者王成棣,又名王昌远。呻吟语云:「纯福帝姬归真珠大王[设]野马,后嫁王昌远,一名成棣。」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八所引靖康皇族陷虏记在纯福帝姬下亦注云:「尚医官王宗沔男昌远。」这样,我们除了知道他的别名和其父亲的名字外,其它便毫无所知了。
  
  [三]汴京之陷和开封府状
  
  靖康稗史收录了两种详记汴京陷落始末的著作,这就是宋人韦承编的瓮中人语和金人李天民辑的南征录汇,同时,还收录了一个靖康耻辱的见证——开封府状。
  
  瓮中人语起政和元年冬赵良嗣献约金灭辽取燕之策,迄靖康二年四月一日宋二帝北迁。是书靖康之前所记极简,只粗具梗概,靖康之后则按日系事,记载加详。但总的看来,本书与当时的同类著作如靖康要录、靖康纪闻等相比,仍显得简略得多。不过,应该强调,本书虽简略,但绝不翦陋,其记载自有自己的特点。如靖康元年正月初十日,本书作了下列记载:
  
  使李梲、郑望之、高世则至金军议和,斡离不索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绢缎各一万端,牛马各一万匹;尊金主为伯父;归燕云之人;割太原、中山、河间地归金;以亲王、宰相为质。
  
  而靖康要录在这一日却先记了钦宗几道催括金银以犒金军的圣旨和敕,最后,纔作下面这段记载:
  
  上御崇政殿,引使入对,出斡离不之书进呈,道所以举师犯中国之意,大抵指陈道君之失。闻上内禅,愿复讲和,乞遣大臣赴军前议所以和者。诏李梲奉使,郑望之、高世则副之。是日,梲至金人军中,斡离不者南向坐,梲、望之等北面再拜。斡离不遣燕人王汭等传道语言,谓都城破在顷刻,所以敛兵不攻者,徒以上故,存赵氏宗社,恩莫大也。今议和,须犒师之物: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绢彩各一百万疋,駞、骡、驴之属各以万计;尊其国主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汉者悉归之;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之地;又以亲王、宰相为质乃退师……
  
  对比一下就会看得很清楚,瓮中人语的记载,显然只是略去了事情的一些细枝末节,但却突出了影响事态发展的重要因素。更值得注意的是,自「十一日诏割三镇,以康王、张邦昌出质金军」,并说明「十四日行」之后,作者略去了八九天的记事,直到二十日,纔记云:「共津运金军金三十余万两、银一千二百余万两。」对照一下靖康要录也很清楚,这八九天,不过是宋廷筹措金银罢了。这就是说,作为「瓮中人」的作者,所最关注的主要是宋廷和金军的关系,尤其是金军的动向。具体到当时,宋廷能否满足金军的物质要求,直接关系到金军的下一步行动,从而也直接关系到每个「瓮中人」的命运,故作者略去了其它,而独记宋廷津送金银的情况,是颇能抓住问题的关节的。但是,这并不是说,作者甘愿受人宰割,不,作者的态度还是十分明确的,他虽然在书中没有议论,但他对宋廷的无能,尤其是对金军的掠夺和烧杀,则一宗也没有漏记,例如靖康元年十二月钦宗入青城投降以后的全部记事如下:
  
  初五日,虏索马七千余匹出城。
  
  初六日,虏索兵器出城。
  
  初九日,虏索河北、河东守臣家属……出城。
  
  十三日,虏索绢一千万匹……
  
  十四日,尚书省吏部、刑部火。
  
  二十四日,开宝寺火。
  
  二十五日,虏索国子监书出城。
  
  二十八日,虏索秘书录所载古器出城。
  
  这些记载虽然简单,但一笔一笔十分清楚,「虏索」的罪行十分突出,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敌忾心情。可以说,本书正是重点通过揭示金军的罪行,记载了这次围城始末。故其文字虽简,但内容并不贫乏。
  
  如果说瓮中人语是作者作为被包围者的「瓮中人」,主要从金军的活动上,记载这次历史事件的话,那么,南征录汇则是作者作为包围者的「南征」人,主要从宋廷的活动上来记载这次事件。两相结合,正可使我们比较客观、比较全面地了解这次事件的真像。
  
  南征录汇虽然也是以日系事,但在写法上却与瓮中人语颇不相同。录汇没有作者的话,全部文字都是从刘同寿圣院札记、克锡青城秘录、高有恭行营随笔、赵士先毳幕闲谈、阿懒大金武功记、李东贤辛斋随笔,以及无名氏雏凤清声、宋遗民愤谈和屯翁日录共九种私人著述中辑录而来。这些辑录,除个别是编者杂采以上诸书,我们已很难辨别某究竟出自某书外,其它皆每条单引一书,并都注明了出处,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本书起天会四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即金军攻陷汴京之日,迄次年四月一日宋二帝北迁,比较详细的记载了金军兵临城下,逼迫宋帝投降的整个过程。
  
  在录汇所辑录的九种史着中,大金武功记的作者叫阿懒。考金史纪传,共记有三人叫阿懒,其中除海陵昭妃时序不合可排除外,另两人,一为宗翰即粘罕弟,汉名完颜宗宪;一为邓王完颜奭子,又叫阿楞。然阿楞未曾参加这次对宋之战,无由记其武功。惟粘罕弟完颜宗宪,金史卷七0本传说:
  
  宗宪本名阿懒。颁行女直字书,年十六,选入学。太宗幸学,宗宪与诸生俱谒,宗宪进止恂雅,太宗召至前,令诵所习,语音清亮,善应对。侍臣奏曰:「此左副元帅宗翰弟也。」上嗟赏久之。兼通契丹、汉字。未冠,从宗翰伐宋,汴京破,众人争趋府库取财物,宗宪独载图书以归。朝廷议制度礼乐,往往因仍辽旧,宗宪曰:「方今奄有辽、宋,当远引前古,因时制宜,成一代之法,何乃近取辽人制度哉!」希尹曰:「而思甚与我合。」由是器重之……
  
  录汇所引大金武功记亦云:天会五年三月「初四日,阿懒监押书籍、礼器千五十车北渡阳武,诡立宋帝后帜,觇康王动静。」完全与本传的记载相吻合。这不仅可以坐实大金武功记的作者就是完颜宗宪,而且还可以推定,其所记皆为亲身所经历,又加之他是征宋首领之一的粘罕弟,身分特殊,故其书中多有不见于它书的「内幕」,如上文提及的「诡立宋帝后帜,觇康王动静」,就属此类。特别是武功记的某些记载,与宋人所记不尽相同,甚至相反,则更足资考证。如武功记于天会五年三月十二日记云:「又败康王之兵于南华,摧其将宗泽、权邦彦车阵……」对于此事,宋史高宗纪不载,宗泽传亦无,靖康要录、靖康纪闻皆不记其事。惟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记云:「是日,兵马副元帅宗泽与金人战于韦城县……人人争奋,敌大败,众首千级,遂得韦城县。敌欲夜袭泽,泽知之,日暮,移军南华。敌果夜至,得空壁,大惊,自是不复出……」与阿懒所记正南辕北辙,格格不入。然考三朝北盟会编卷八五所引赵甡之遗史,又可证阿懒所记确有其事,遗史云:
  
  初,刘浩在相州得战车法,创造五两,试之不可运。业已造成,浩谓磁州宗泽好作为,轻听信,乃告假往磁,以战车绐曰……泽喜……壬寅(按即十二日),领兵推战车追袭,欲径入京城下解围。至卫南之北,逢金人伏兵,接战,金人佯败,向东趋南华县。泽追至南华,遇金人,两头掩击,官军大败。战车大而难运,推驾者苦之,一旦仓卒,皆委而去。泽变易衣服,随败兵队中,夜奔走得脱……
  
  值得注意的是,李心传在我们前引的那段记载之后,亦曾引汪伯彦中兴日历和耿延禧中兴记作「考异」,汪、耿二着竟与赵甡之遗史所记完全吻合。虽然,李心传亦承认有所谓战车之事,但他终以为,「伯彦、延禧与泽议论不同,词多毁泽……恐未足信」,不予采录。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一般看来,宋、金双方的史着都难免有偏颇,但两相结合,则大大有助于考清史实。因此,金人这些史着,尽管只存片断,但其价值仍是显而易见的。
  
  录汇所引其它几种史着,情况和大金武功记大抵相同。如刘同寿圣院札记,作者事迹虽不可考,但寿圣院是金军在青城关押徽宗及帝姬、妃嫔之处,其时作者必预事其中,故所记亦堪称独步。如天会五年二月「初九、初十,又解到王妃、帝姬九人」,独一妇不从,札记有此妇和二太子宗望(即斡离不)的下列对话:
  
  二太子曰:「汝是千锭金买来,敢不从?」
  
  妇曰:「谁所卖?谁得金?」
  
  曰:「汝家太上有手敕,皇帝有手约,准犒军金。」
  
  妇曰:「谁须犒军,谁令抵准,我身岂能受辱?」
  
  二太子曰:「汝家太上宫女数千,取诸民间,尚非抵准,今既失国,汝即民妇,循例入贡,亦是本分,况属抵准,不愈汝家徒取?」
  
  妇语塞气恧……
  
  这些话,如不是作者当时在场,是不可能作出如此有声有色的纪录的。须知出卖帝姬、嫔妃等并非子虚乌有,而是确有其事。录汇在此事之前,也就是天会五年正月二十二日引青城秘录和行营随笔已记载了这一事实,即钦宗手押同意:「原定犒军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锭,须于十日内输解无缺。如不敷数,以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锭,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锭,宗妇一人准银五百锭,族妇一人准银二百锭,贵戚女一人准银一百锭,任听帅府选择。」同时,这一骯脏交易又明文写入了开封府状,足证上述对话绝非虚构,也足证录汇的确保存了不少它书罕见的史料。
  
  需要说明,录汇所辑录的九种史着,皆早已亡佚,仅赖此书的征引,才保存了部份文字。勿论其它,单从这一点来看,录汇的价值已不可小■〈目虚〉了。
  
  综上所述,瓮中人语和南征录汇虽然在写法上不尽相同,在时限和侧重点上亦有差异,但旨在纪录金军兵临城下,逼迫宋帝投降这段历史则是一致的。然而开封府状则不同,从「史」的角度看,开封府状只纪录了金军逼索开封府交纳宋皇室、宗族等情况。但开封府状实际上是当时宋金间的往来公文,它既有开封府奴颜婢膝的白札事目,又有金军元帅府盛气凌人的「下开封府」和「乖误致有悔吝」的威逼。无可否认,无论从史学,还是从文献学的角度看,这一文件都具有极高的价值。
  
  开封府状最主要部份,就是开封府为金军元帅府开列的皇子、近支亲郡王、帝姬、皇孙、皇孙女、道宗妃嫔、少帝妃嫔、皇子妃、亲王妃、王女、驸马等详细名单,这个名单除各具姓名、年龄外,还要「详封号,以免混淆」,并对已经死亡的作出说明。金军元帅府便是根据这一名单,诸个点索,除了赵构,几乎全部被虏而北迁。上文已经谈及,宋帝已经同意,把包括自己亲生女儿在内的女眷,卖给金人,以充数目庞大的犒军之金,并规定了「任听帅府选择」的苛薄条件。如果我们总以为私人著述或有某种程度传闻乃至靠不住的话,那么,开封府状则无情地留下了铁证,其别幅云:
  
  契勘庶人手允事目,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以下略去人准金数,其数与上文所引同),照对先续申状遣解人数,左司申验名册,汰除不入寨者,未应计数,自余见在及汰还名口,用情统计:
  
  选纳妃嫔八十三人、王妃二十四人、帝姬二十二人,人准金一千锭,得金一十三万四千锭;内帝妃五人,倍益;嫔御九十八人、王妾二十八人、宗姬五十二人、御女七十八人、近支宗姬一百九十五人,人准金五百锭,得金二十万五千五百锭;族姬一千二百四十一人,人准金二百锭,得金二十四万八千二百锭;宫女四百七十九人、采女六百单四人、宗妇二千单九十一人,人准银五百锭,得银一百五十八万七千锭;族妇二千单七人、歌女一千三百十四人,人准银二百锭,得银六十六万四千二百锭;贵戚官民女三千三百十九人,人准银一百锭,得银三十三万一千九百锭。
  
  都准金六十万单七千七百锭、银二百五十八万三千一百锭。
  
  这个别幅用铁的事实纪录了靖康之耻,所谓「汰除不入寨者」、「汰还」者,不就是「任听帅府选择」的实施吗?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被卖帝姬不过二十二人,帝妃才五人,而被卖贵戚官民女却有三千三百十九人之多,充分反映了地位越低下,受害越深重、越普遍的事实。
  
  写到这里,需要说明,开封府状毕竟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仓促奉命而写成的公文,除了人数,因为金人检核甚严,不会有误外,其它如年龄等未必皆准确。例如粘罕曾造秽书,诬蔑韦后等,宋人即驳之曰:「韦后北狩,年近五十,再嫁虏酋,宁有此理……」(见呻吟语)我在这里不想为韦后辩护,只想指出,某些人(如丁国钧,见己卯丛编本呻吟语按语)正是根据开封府状载韦后于靖康元年为「年三十八,而断定宋人说「年近五十」者误,并推而广之,说:「史言乔贵妃与韦后结为姊妹,呼后为姊」,而「乔妃北行时年四十二」,因而「疑无以姊呼后自称妹之理」。(以上引文见己卯丛编本靖康稗史跋)这都是过于相信开封府状而造成的错误。其实,关于韦后的年龄并不难考,宋史卷二四三后妃传即明云:绍兴「十九年,太后年七十……二十九年,太后寿登八十……」由此上推到靖康元年,其时韦后已年四十七、八是很清楚的,这不仅与宋人所说「年近五十」合,而且与史言其为乔贵妃之义姊亦合,而开封府状所记显然并不准确。虽然如此,但这并无损这一珍贵文献的价值,很明白,开封府状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是宋宫室、宗族的年谱,而在于它是靖康亡国的见证。我以为,指出这一点来还是必要的。
  
  [四]靖康余绪——呻吟语和宋俘记
  
  作为靖康稗史的最后两种,是呻吟语和宋俘记,专记宋二帝及宫室、宗族北迁及北迁后的情况。这些内容,绝大部份都是正史所没有的。虽然,有些著作,如三朝北盟会编所引靖康皇族陷虏记、燕云录等,亦是同类内容,但这些书现已仅存部份佚文,而像呻吟语和宋俘记这样完整和集中的实属罕见。
  
  呻吟语的作者没有留下姓名,但他在书后留了个跋语,对我们了解这本书颇有用处,其跋曰:
  
  呻吟语二十页,先君子北狩时就亲见确闻之事,征诸某公上京札记、钝者燕山笔记、虏酋萧庆杂录,编年纪事,屡笔屡删,以期传信。未及定本,遽而厌世。不肖又就燕人麈所载可相发明者,伴系于下,亦以承先志云。
  
  从这个跋语,我们可以知道,本书所记不仅是作者「亲见确闻」之事,而且还参核了三本有关著述。这三本有关著述,其它两种无考,但萧庆则在整个靖康事件中是个关键人物。他得信于粘罕,不仅为其出谋划策,而且代表金军元帅府在前台活动的主要就是他。仅据南征录汇载:
  
  (靖康元年十二月)初四日,二帅遣萧庆入城,封府库、驻都堂,承宣号令。
  
  (靖康二年正月)初十日,帝……至青城寨,金使萧庆令郓王及何■……十一人侍帝,余居寨外……
  
  又,宋主谒二帅,拒不见,萧庆授意索贡人物……
  
  十三日,二帅令萧庆语少帝云,道宗须出质,和亲须自择。
  
  ……
  
  这些都足以表明,萧庆在靖康事件中确是个重要角色。他显然处于女真军事领导集团的核心,至少,他也很接近这个核心,故他的杂记,毫无疑问,自然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呻吟语的作者参酌了它,这就更加强了本书记事的准确性。更可贵的是,作者「以期传信」的写作态度,至「屡笔屡删」,使这个只有二十页的小书,竟经历了父子两代人才得以完成,其认真精神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了。除外,作者的儿子虽只增录了燕人麈的有关记载,以与其父的记载相印证,但燕人麈今已不传,仅赖此书,纔保存了部份佚文,亦无疑增强了本书的价值。
  
  由于本书所记大都是作者「亲见确闻」,又加之考核严谨、撰述认真,故不少记载较为准确、详赡,为它书所不及。如记燕王俣死,宋史本传只云:靖康「二年……北行至庆源境上,俣乏食而薨。」这里既没有准确的死亡时间,又缺乏确切的死亡地点,与呻吟语所记相比颇为见绌。呻吟语的记载如下:
  
  十六日,次都城店,燕王俣薨。太上哭之恸,殓以马槽。王夫人、王子同在一军,视含殓,请归丧,斡酋不许,令火化囊骨行。王妻别在一军,不准哭临。
  
  这里的记载十分具体,正唯其具体,我们又能透过这一事例,清楚地看到金军对宋俘的严厉待遇。再如关于顺德帝姬之死的记载也是如此,呻吟语云:绍兴七年「九月,顺德帝姬至五国城,东路都统习古国王孛堇按打曷以其未奏虏廷,遽离粘没喝寨,指为私逃,要留寨中,未几,死。」这一记载,不仅补充了史传的不足,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透过这一事件,看到了作为俘虏而北去的宋宫室宗族,一直处在金人的严密监视之下。这些情况,无论宋史还是金史,都是讳莫如深的。
  
  呻吟语虽然以记载北迁的宋皇室宗族为主,但也兼及流落北方的其它人。如靖康二年五月「十九日……闻贡女三千人,吏役工作三千家、器物二千五十车是日始至,点验后,半解上京,半充分赏,内侍、内人均归酋长,百工诸色各自谋生。妇女多卖娼寮,器物收储三库,车辂皆留延寿寺。」接着,便引燕人麈补充说:
  
  天会时,掠致宋国男妇不下二十万,能执工艺自食[其]力者颇足自存,富戚子弟降为奴隶,执炊牧马,皆非所长,无日不撄鞭挞。不及五年,十不存一。妇女分入大家,不顾名节,犹有生理,分给谋克以下,十人九娼,名节既丧,身命亦亡。邻居铁工以八金买倡妇,实为亲王女孙、相国侄妇、进士夫人。甫出乐户、即登鬼录,余都相若。
  
  上面所引该书之跋已经明确,燕人麈是作者的儿子为了印证其父的记载而在整理遗稿时增入的,它的确起到了「可相发明」的作用,所作确是一件有益的工作。
  
  本书还有不少可资考史的地方。例如宋史卷四四七忠义传中的陈遘传有下列记载:
  
  京城既陷,割两河求和。遘弟光禄卿适至中山,临城谕旨,遘遥语之曰:「主辱臣死,吾兄弟平居以名义自处,宁当卖国家为囚孥乎……遘呼总管使尽括城中兵击贼,总管辞,遂斩以徇。又呼步将沙振往。振素有勇名,亦固辞,遘固遣之。振怒且惧,潜衷刃入府……遂害遘于堂,及其子锡并仆妾十七人……振出,帐下卒噪而前曰:「大敌临城,汝安得杀吾父?执而捽裂之,身首无余。城中无主,乃开门降。金人入见其尸曰:「南朝忠臣也。」敛而葬诸铁柱寺。建炎初,赠特进。
  
  三朝北盟会编卷九五亦记此事云:
  
  金人以太上皇北狩,至中山府,其帅陈遘登城,金人以太上皇至城下谕令开门降,太上呼遘曰:「道君皇帝也。」遘恸哭曰:「陛下安得至此?」提辖沙贞(按即沙振)曰:「此中岂有道君皇帝?必金人之诡计也。」以箭射之,遂鼓众喧闹而杀遘……于是贞自守中山,金人逼太上皇以归。
  
  这两段记载颇有点矛盾:(一)城下谕旨令降的究竟是谁?是陈遘之弟陈适,还是徽宗本人?(二)众所杀的为谁?是陈遘还是沙振?(三)沙振杀主将,「自守」还是投降?凡此种种,两段记载互相抵牾之处甚多。我以为,关于这一事件,呻吟语所记最为明确。呻吟语曰:
  
  二十八日,太上抵中山,呼守将曰:「我道君皇帝,今往朝金帝,汝可出降。」守将痛哭不奉诏,提辖沙贞(按即沙振)杀之,以城降。
  
  显然,宋史为了回避,而略去了徽宗亲临城下谕降的事实。其实,当时的徽宗,不过是金人的俘虏而已,金人焉肯不利用「大宋皇帝」这块招牌来使宋将投降?且只有沙振欲降,纔会杀死「不奉诏」的主将,否则,断无别的解释。宋史陈遘传谓城降在沙振死后,似「降」与其无关;而三朝北盟会编不谓其杀主将为「降」,反谓其「自守」,皆于理难通。似只有呻吟语所记,当得其实。
  
  呻吟语起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徽宗北迁关于徽宗北迁之日期,一为三月二十九或三十日,一为四月一日。盖前者从徽宗离开斋宫,集中到刘家寺计,后者盖从车驾离开刘家寺计。,迄绍兴十二年梓宫南返,较全面地记载了这一段悲残历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我们在本文开篇时已经说明,呻吟语是宋人著作。金人也有这方面的著作,这就是宋俘记。宋俘记共分宫眷、宗室、戚里、臣民四部份,现只存宫眷全部和宗室一小部份,其它都已亡佚了。作者可恭,事迹不详。本书开篇说:「天会四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既平赵宋,俘其妻孥三千余人,宗室男妇四千余人,贵戚男妇五千余人,诸色目三千余人,教坊三千余人,都由开封府列册津送,诸可考索。入寨后,丧逸二千人,遣释二千人,廑行万四千人。北行之际,分道分期,逮至燕云,男十存四,妇十存七。孰存孰亡,瞢莫复知。追溯临憘,贯分六道,阇母、谷神两道记载犹缺,余虽详略不同,要有笔札可推。删繁记要,以存其人……」这就是说,这本宋俘记是根据开封府「列册津送」的名单和诸路监押宋俘的「笔札」撰写而成,但阇母、谷神两道之笔札缺略。考宋俘记开篇,知阇母所监押的为「首起:宗室贵戚男丁二千二百余人,妇女三千四百余人;濮王,晋康、平原、和义、永宁四王皆预焉。」而谷神监押的为「六起:贡女三千一百八十人,诸色目三千四百十二人。」这就是说,本书必详于宫眷、宗室,而略于戚里、臣民。
  
  宫眷共有徽宗(称昏德公)、钦宗(称重昏侯)两部份,每部份都包括本人、妻、妾、婢、子、女、媳、孙、孙女等数项,逐人纪录,略叙其北迁及北迁后之梗概,大多极为简单。如上文我们征引的呻吟语关于燕王俣之死的记载,较为具体,本书则不然,本书只云:「赵俣即燕王,四起北行,四月十六日殁于都城店。」比呻吟语所记简单了许多。再如呻吟语于绍兴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记云:「沂王■〈木咢〉、驸马刘文彦首告太上左右及信王谋叛,千户孛堇按打曷即习古国王接其词。七月,遣使诘问,太上遣莘王植、驸马宋邦光渡河往辩……沂王、刘文彦承诬……宣命赐死。」而宋俘记只云:「■〈木咢〉十年七月控昏德左右叛,坐诬,伏诛于五国。」足见宋俘记所记旨在存其事迹大略,而不及细节及其它。
  
  本书大部份可补宋史宗室传有关传记之缺,同时,亦有不少地方可资考史。如宋史卷二四八公主传云:「荣德帝姬至燕京,驸马曹晟卒,改适习古国王。」据开封府状:「荣德帝姬二十五岁,即金奴。」而本书则明云:「金奴入达赉寨,天眷二年没入宫。」并注云:「皇统二年封夫人。」考呻吟语:「绍兴十二年(即金皇统二年)三月,虏封华福帝姬,玉嫱、飞燕宗姬,并次妃,荣德帝姬夫人……」可证本书所记正确,而宋史所云则没有根据。我们由此例,已不难看出本书价值之一斑。
  
  [五]本书的流传及其版本
  
  本书自南宋咸淳丁卯(即咸淳三年、公元一二六七年)编定之后,似没有刻本、流传甚少,至自宋以后诸家书目皆未着录。但本书却很快传到了高丽。辛巳三月(即明惠帝建文三年、公元一四0一年)朝鲜李朝国王遗德在本书上写有一个题跋,跋云:
  
  中土祸患,至宋徽、钦而极,子息蕃衍,耻辱亦大,前史未有也。是编久存大藏,朕微时见转钞本于同年家,差脱不可句读。践祚后,检诸故府,得此,有先「忠烈王」图印,是百年前传写来。披览事变,终始咸悉。宋金所为,皆有国者金鉴。正史隔越两朝,卷帙繁博,无此融会贯通。暇当考征芟补,命儒臣泐为一书,为万世子孙戒。辛巳三月上巳,遗德笔。
  
  考高丽史卷二八忠烈王世家:「忠烈王讳昛,古讳谌(按元史作「愖」)、又賰,元宗长子,母曰顺敬太后金氏。高宗二十三年丙午二月癸丑生。四十六年,高宗薨,元宗以太子入觐于元,王时为太孙,受遗诏,权监国事。元宗元年八月,册为太子。十三年入元,十五年,尚元世祖女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六月癸亥,元宗薨。甲子,百官会于本阙,遥尊为王。秋七月,元遣同知上都留守事张焕册为王。」元史卷八世祖纪亦云:至元十一年秋七月「癸巳,高丽国王王植薨,遣使以遗表来上,且言世子愖孝谨,可付后事。敕同知上京留守司事张焕册愖为高丽国王。」与高丽史所记完全吻合。这就是说,忠烈王于至元十一年(即宋咸淳十年、公元一二七四年)即位。又据高丽史卷三二忠烈王世家,其人死于戊申三十四年秋七月己巳,即元武宗至大元年(公元一三0八年)。即然朝鲜李朝内府所藏靖康稗史有「忠烈王」图印,那么就可以肯定,这本书至晚在公元一三0八年之前,就已传到了高丽。又考东藩记事,遗德即芳远,于明惠帝建文二年(公元一四00年)嗣位,第二年,他便写了这个书跋,其云「当是百年前传写来」,亦与史完全吻合。由于朝鲜国王如此重视这本书,把它视为「有国者金鉴」,故其书在朝鲜一直保存并流传。
  
  我国最先得到这个朝鲜传钞本的是苏州学人谢家福(绥之),时间是在清光绪十八年(公元一八九二年)。随即,他又请人过录了个副本,送给他的朋友——著名藏书家丁丙,现在藏在南京图书馆的钞本靖康稗史,就是这个本子。
  
  靖康稗史最通行的本子是民国二十八年(公元一九三九年)王大隆刊印的己卯丛编本,这个本子是丁秉衡在江南图书馆(按即后来的南京图书馆)据丁丙藏本钞出的。可惜,丁秉衡先生的钞本除一两篇外,大多数都有不同程度的脱漏,而王大隆在刊印时,又没有去复校一次,致使这个低劣的本子一直流传至今。由于原钞本不易见,今为读者方便,特将该书重要脱漏校录如下:
  
  (一)瓮中人语:靖康二年二月初二日记事之后,脱「初三日,虏索男女乐工、医人出城。」凡十三字。(按,字数不计标点,下同)且将初四日事,误作了初三日事。
  
  (二)开封府状:道宗妃嫔一百四十三人名单中,「罗才人二十岁,名醉杨妃,即罗夫人」之后,脱「程才人十八岁,名云仙,即程夫人。」凡十三字。
  
  (三)南征录汇:天会五年二月初五日「令内侍指认点验后」,脱「太上后妃、诸王、帝姬皆乘车轿前进。后」凡十五字。末一「后」字,接下文「宫以下」三字。缘上文「点验后」末一字亦为「后」字,故误接下文,致脱。
  
  又同年三月初七日记事之后,脱「保福帝姬薨刘家寺【见日录。】」凡正文八字、注文三字。
  
  (四)呻吟语:建安二年正月至三月,叙钦宗、徽宗生子、生女,各列新生子女之名后,脱「均殇」二字。
  
  又绍兴元年引燕人麈云:「醒而悔之」下,脱「悉以分赐」四字。
  
  又绍兴十一年「广平郡王薨」之前,脱「荣德、宁福两帝姬封良家子。」凡十一字。
  
  (五)宋俘记:昏德长女条,「玉盘入蒲鲁虎寨,天眷二年没入宫」后,脱「三年十二月殁。金奴入达赉寨,天眷二年没入宫」,凡十九字。
  
  又昏德媳九人条,「孔令则入宝山大王寨」后,脱「八年,敕配伪建安郡王赵梃。自刘家寨」凡十五字,下接「五起北行」句。
  
  又昏德「孙女二十九人……益一即虎头」下,脱「均五起北行,玉嫱入宫,封夫人,晋帝姬。含玉嫁韩昉子,虎头」凡二十三字,下接「嫁克锡子」句。因「益一即虎头」,与「嫁韩昉子」后亦「虎头」二字,误接下文致脱。
  
  己卯丛编本靖康稗史不仅脱漏严重,而且错字也很多,如「广漠」误作「广汉」,「屯驻」误作「尖驻」,甚至人名「希尹」误作「希尸」、「阇母」误作「闹母」、「辛香」误作「卒香」、「佛逃」误作「佛迷」等等,不胜枚举。
  
  最后,顺便提及,丁丙本来在原书上有两个很有价值的跋语,不仅说明了他这个钞本的来龙去脉,还考证了遗德其人,足资参考。而己卯丛编本却摒而不录。不录丁跋也罢,却外加了不少杂七杂八的跋语,实在是丢了西瓜而捡芝麻,甚不足取。更有甚者,王大隆的某些校语也莫明其妙,如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其中有些话,如「第二十八程,自习州九十里至来州。无古迹可云。」凡十八字,钞本具在,只是将「程」误作了「城」,而王大隆却硬说:「以上十八字,据会编校补。」这类情况,我以为倒不是王大隆故弄玄虚,而是他上了丁秉衡钞本的当。很显然,这是丁秉衡钞漏了,王大隆用三朝北盟会编校补了这个缺漏。由于他过份相信丁秉衡钞本的准确性,而未去复核原钞本,故留下了上述「丈二和尚」式的校语。这说明,刊印或整理古籍,必须得下点真功夫,来不得半点投机与取巧,否则,是不会有好效果的。我以为,己卯丛编本靖康稗史,就正是这样一个取巧省事,效果不佳的典型。
  
  说到这里,需要回过头来回答,靖康稗史这部书为什么在我国反而这样罕见不传呢?我以为,这需要看南宋,特别是高宗朝禁野史私着的目的。有人说,这是朝廷怕勾起昔日的党争而采取的措施。我不排除这种因素,但我们从靖康稗史的内容不难看到,宋廷所以搜禁私家史着,恐怕更在于掩其家丑。很明显,宋廷是不可能容忍像靖康稗史中所收的那样的史着流行的,试看三朝北盟会编所征引的上百种私家史着,有几部留传下来了?它们所以遭厄运,其原因正在这里。那么,宋廷既不能容忍这些私着流行,何以徐梦莘编成三朝北盟会编后,「帝闻而嘉之」呢?我以为,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徐氏的会编,并不是将这些私家史着整部钞入,而是作了较大选择,同时,书中也不能不有所回避。应该说,这种作法,正合宋廷的口胃,宋帝又焉得不「闻而嘉之」呢?需要说明,宋廷虽然明禁这些私家著述,但并不是所有这类书都禁,没有违碍,或违碍不大者是不在其内的,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不就是朝廷令其曾孙司马伋上奏的吗?明乎此,我们就更加确信,大凡不得流传的野史私着,必涉皇家之丑或当权者之隐私,而靖康稗史正属此类,其不流传也便不难理解了。
  
  [六]余论
  
  所谓稗史,通俗地、准确地说就是小史,正是从「小」这个意义上说,它既不同于正史,又有别于一般含意上的野史。谈到「小」,首先是篇幅小。即以靖康稗史所收的七种而论,除宋俘记已残,我们不得知其全貌外,其它六种,皆各为一卷。这一卷,充其量不过相当于正史的一篇而已。其次是时间跨度小。稗史大多只记一时一事,所包时限,多则数年,少则数月,一事结束,即告终篇。这比起隔朝跨代的史书来,亦不过是其九牛之一毛耳。
  
  除小之外,稗史和正史、野史的最重要、最突出的区别,还在于书中所记,大抵都是作者自己亲身经历或眼见确闻之事。因此,稗史提供的内容,大都具有第一手材料的性质,具有较高的价值。例如李纲靖康传信录,由于他当时是汴京保卫战的主要人物,故其所记,当然最为可靠。那么,稗史和具有史料价值的笔记是否一回事呢?回答是否定的,即二者不能划等号。因为正如上面所说,稗史大抵只记一时一事,且叙事皆循史法,时经事纬,本末清楚,首尾完具,已具史书的基本特点。而笔记则不同,笔记内容庞杂,遗闻佚事居多。偶有记事,亦多凭记忆,记其片断,首尾不一定完整。这类笔记,写法较为随便,显然只有史料价值,还不具备史书的基本特点,尚不能入稗史之林。
  
  稗史起于何时,笔者想另作探讨。但是,两宋之交确是涌现了大量的稗史则是勿庸置疑的,不要说三朝北盟会编所涉已有上百种,只看这小小的靖康稗史,表面是七种,外加南征录汇的九种和呻吟语所引之燕人麈,亦涉十七种之多,足证当时这类稗史的数量确实可观。我以为,正是这专记一时一事的稗史的大规模出现,才为纪事本末体史书在南宋创立创造了条件。换言之,正是因为两宋之际大量稗史的出现,纪事本末体史书在南宋创立才有了可能性和必然性。我以为,这在史学史上是应该予以足够重视的。
  
  [七]笺证凡例及其它
  
  (一)这次笺证,以南京图书馆藏丁丙八千卷楼钞本为底本,其中除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校以三朝北盟会编、大金国志、陈乐素校补本;青宫译语略参傅乐焕青宫译语笺证(见辽史丛考)外,其余皆校以己卯丛编本。凡重要校改,皆在有关笺证中予以说明。
  
  (二)本笺证主要引正史及时人或后人有关著作,以与本书之记载相印证。引书皆录原文,如有删节,必用删节号标出。凡引书皆先列书名,次列卷数;除较为罕见的书外,一般引书时不列作者之名。
  
  (三)这次笺证,主要引用下列诸书:
  
  辽史 [元]脱脱等撰 中华书局点校本
  
  金史 同上
  
  宋史 同上
  
  元史 [明]宋濂等撰 中华书局点校本
  
  新五代史 [宋]欧阳修撰、徐无党注 中华书局点校本
  
  旧五代史 [宋]薛居正等撰 中华书局点校本
  
  新唐书 [宋]宋祁、欧阳修等撰 中华书局点校本
  
  旧唐书 [后晋]刘昫等撰 中华书局点校本
  
  辽史拾遗 [清]厉鹗撰 振绮堂刊本
  
  辽史索隐 陈汉章撰 史籍丛刊本
  
  金史详校 [清]施国祁撰 会稽章氏刊本
  
  契丹国志 [宋]叶隆礼撰 扫叶山房本
  
  大金国志 [宋]宇文懋昭撰 扫叶山房本
  
  靖康要录 [宋]汪藻撰 十万卷楼丛书本
  
  靖康纪闻 [宋]丁特起撰 学海类编本
  
  靖康传信录 [宋]李纲撰 四部备要本
  
  松漠纪闻 [宋]洪皓撰 丛书集成本
  
  云麓漫钞 [宋]赵彦卫撰 涉闻梓旧本
  
  安禄山事迹 [唐]姚汝能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归潜志 [金]刘祁撰 中华书局点校本
  
  大金吊伐录 佚名编 神州国光社内乱外祸丛书本
  
  三朝北盟会编 [宋]徐梦莘编 清武英殿本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宋]李心传撰 国学基本丛书本
  
  宋会要辑稿 中华书局影印本
  
  宋大诏令集 中华书局排印本
  
  读史方舆纪要 [明]顾祖禹撰 国学基本丛书本
  
  舆地广记 [宋]欧阳吝撰 国学基本丛书本
  
  嘉庆重修一统志 四部丛刊影印本
  
  日下旧闻考 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东三省舆地图说 [清]曹廷杰撰 辽海丛书本
  
  熙宁使契丹图钞 [宋]沉括撰 贾敬彦疏证 油印本
  
  三朝北盟会编考 陈乐素撰 前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册
  
  (四)本笺证在前言中一一介绍各稗史的作者,正文中一般不再涉及。
  
  (五)朝鲜国王遗德之跋,向冠于书前,称为后序(耐庵为原序或前序),今仍其旧。但前言中则仍称其为跋。
  
  笔者在南京校书期间,多承南京大学历史系蔡少卿先生为联系住宿;同时,本书校勘,又多承南京图书馆沈燮元先生惠予方便;著名书法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在百忙中为本书题写了书签,赵仲兰同志详细审读了本稿,多所指正,在此并致谢忱。
  
  崔文印
  
  一九八五年七月
靖康稗史笺证 序
  其一
  开封府状、南征录汇、宋俘记、青宫译语、呻吟语各一卷,封题「同愤录下帙,甲申重午确庵订」十二字,藏临安顾氏已三世。甲申当是隆兴二年,上册已佚,确庵姓氏亦无考。所采皆虏中书,绝笔于梓宫南返,当是奉迎诸老手笔。
  高宗朝搜禁私家纪述,南征录汇间有传本,余仅见上帙,当是靖康元年闰月前事,补以宣和奉使录、瓮中人语各一卷,靖康祸乱始末备已。咸淳丁卯耐庵书。
  其二
  中土祸患,至宋徽、钦而极,子息蕃衍,耻辱亦大,前史未有也。是编久存大藏,朕微时见转钞本于同年家,差脱不可句读。践祚后,检诸故府得此,有先「忠烈王」图印,是百年前传写来。披览事变,终始咸悉,宋金所为,皆有国者金鉴。正史隔越两朝,卷帙繁博,无此融会贯通,暇当考征芟补,命儒臣泐为一书,为万世子孙戒。辛巳三月上巳遗德笔。
之一
  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笺证
  ▲金人既灭契丹,遂与我为敌国,依契丹例,以讲和好。每岁遣使,除正旦、生辰两番永为常例外,非常庆吊别论也。甲辰年,阿骨打忽身死,其弟吴乞买嗣立,差许亢宗充奉使贺登位,并关取奉使契丹条例案牍,参详增减,遵守以行。兼行人所须,皆在京诸司百局应办,纤悉备具,无一缺者,盖祖宗旧制也。
  △金史卷二太祖纪:「讳旻,本讳阿骨打,世祖第二子也。」又云:天辅七年八月「戊申,上崩于部堵泺西行宫,年五十六。」
  又同书卷三太宗纪:「讳晟,本讳吴乞买,世祖第四子……」天辅七年八月「戊申,太祖崩。」九月「丙辰,即皇帝位。」按长术,天辅七年即宋宣和五年,岁属癸卯。则「甲辰年」云云,误。
  宋史卷二二徽宗纪:宣和六年「秋七月戊子,遣许亢宗贺金国嗣位。」
  金史卷六0交聘表:天会三年[六月]「辛丑,宋龙图阁直学士许亢宗等贺即位。」按天会三年乃宋宣和七年,则许亢宗受命于宣和六年七月,宣和七年「正月戊戌陛辞」,是年六月抵金。宣和六年,岁属甲辰,是许亢宗误将其受命出使之日,当成了阿骨打身亡之时,其误则必矣。
  ▲随行三节人,或自朝廷差,或由本所辟。除副外,计八十人:都辐一、医一、随行指使一、译语指使二、礼物祇应二、引接祇应二、书表司二、习驭司二、职员二、小底二、亲属二、龙卫虞候六、宣抚司十,将一、察视二、节级三、翰林司二、鸾仪司一、太官局二、驰务槽头一、教骏三、后院作匠一、鞍辔库子虎翼兵士五、宣武兵士三十。冗仗则有杂载车三、杂载驼十、粗细马十二。礼物则有御马三,涂金银作鞍辔副之;象牙、玳瑁鞭各一;涂金半钑八角饮酒斛二只,盖杓全;涂金半钑八角银瓶十只,盖全;涂金大浑银香狮三只,座全;着色绣衣三袭;果子十笼;蜜煎十瓮;芽茶三斤。于乙巳年春正月戊戌陛辞,翌日发行,至当年秋八月甲辰回程到阙。其行程:本朝界内一千一百五十里,二十二程,更不详叙。今起自白沟契丹旧界,止于虏廷冒离纳钵,三千一百二十里,计三十九程。
  △按乙巳是宋宣和七年、金天会三年。是年正月癸酉朔,戊戌是二十六日;八月庚子朔,甲辰乃五日。辽史卷三七地理志:「太宗以皇都为上京,升幽州为南京,改南京为东京,圣宗城中京,兴宗升云州为西京,于是五京备焉……总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胊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
  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二:「白沟河……亦曰拒马河,宋人与辽分界于此,亦曰界河。」
  文昌杂录:「北人谓住坐处曰捺钵,四时皆然,如春捺钵之类是也。不晓其义。近者彼国中书舍人王师儒来修祭奠,余充接伴使,因以问师儒。答云,是契丹家语,犹言行在也。」按金史卷一世纪:「献祖乃徙海古水,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地为纳葛里。『纳葛里』者,汉语居室也。」然则「捺钵」确为契丹家语,所谓「行在」或行宫是也。冒离捺钵当在上京附近。
  ▲第一程:自雄州六十里至新城县。
  离州三十里至白沟拒马河,源出代郡涞水,由易水界至此合流,东入于海。河阔止十数丈,南宋与契丹以此为界。旧容城县附雄州归信县寄里,自壬寅年冬于河北岸创筑容城县新垒。过河三十里到新城县。契丹阿保机入寇,唐庄宗以铁骑五千败之于新城,即此地。旧为契丹边面,自与宋朝结好,百余年间,楼壁仅存。
  △辽史卷四0地理志引王曾上契丹事曰:「自雄州白沟驿渡河,四十里至新城县,古督亢亭之地。」与此云「六十里」异。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二:涞水县有涞水,「源出保安州之矾山,东南流入定兴县境,亦曰巨马河,流合白沟河。水经注,涞水源出代郡广昌县涞山,径乃县北,谓之巨马河,亦曰渠水。」又云:定兴县有白沟河「在县西,自易州流入县界,东合拒马河,即易水也。」其又谓定兴县之拒马河云:在「县西一里,亦谓之涞水,自涞水县流经此,与五里河、白沟河合,入安肃界……」然则「巨马」又作「拒马」。宋史卷八六地理志:「雄州,中,防御。本唐涿州瓦桥关。政和三年,赐郡名曰易阳……县二:归信,【中。有张家、木场、三桥、双柳、大涡、七姑垣、红城、新垣八砦。】容城。【中。建隆四年复置。】」
  辽史卷四0地理志:「容城县,本汉县,先属涿郡,故城在雄州西南。唐武德五年属北义州,贞观元年还本属。圣历二年改全忠县,天宝元年复名容城县。在州东八十里。户民皆居巨马河南,侨治涿州新城县。」又同卷言归义县云:「本汉易县地,齐并入鄚县。唐武德五年置北义州,州废,复置县来属。居民在巨马河南,侨治新城。」按此即所谓「旧容城县附雄州归义县寄里」是也。然「自壬寅冬于河北岸创筑容城县新垒」无考。
  新五代史卷五唐庄宗纪:天佑「十九年正月,败契丹于新城、望都,追奔至于幽州。」
  同书卷七二四夷附录:天佑十九年,「阿保机攻幽州不克,又攻涿州,陷之。闻(王)处直废而都立,遂攻中山,渡沙河。都告急于庄宗。庄宗自将铁骑五千,遇契丹前锋于新城,晋兵自桑林驰出,人马精甲,光明烛日,虏骑愕然,稍却,晋军乘之,虏遂散走,而沙河冰薄,虏皆陷没。」
  ▲第二程,自新城县六十里至涿州。
  [涿州古涿郡],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即此地。昔为契丹南寨边城,楼壁并存。及郭药师举城内属,不经兵火,人物富盛,井邑繁庶。近城有涿河、刘李河,合范河东流入海,故谓之范阳。
  △辽史卷四0地理志引王曾上契丹事云:自新城县「又七十里至涿州。」又「涿州古涿郡」五字据大金国志补。
  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一:涿州,「古为涿鹿之野,春秋时为燕之涿邑,秦为上谷郡地,汉分置涿郡【治涿县】,后汉因之。三国魏改为范阳郡,晋为范阳国,后魏为范阳郡【俱治涿县。魏收志:永安三年,尝移置平州于此。】后齐、后周因之。隋初废郡属幽州。大业初,改幽州为涿郡【治蓟】,唐仍属幽州。大历四年,析置涿州【幽州帅朱希彩表置,领范阳、归义、固安三县。】五代晋入契丹,仍曰涿州,亦为永泰军。宋宣和四年收复,改军名曰威行【亦为涿水郡】,金仍为涿州」。
  金史卷八二郭药师传:「郭药师,渤海铁州人也。辽国募辽东人为兵,使报怨于女直,号曰『怨军』,药师为其渠帅……辽帝亡保天德,耶律捏里自立,改『怨军』为『常胜军』,擢药师诸卫上将军。捏里死,其妻萧妃称制,药师以涿、易二州归于宋……太祖割燕山六州与宋人,宋使药师副王安中守燕山。及安中不能庇张觉而杀之,函其首以与宗望,药师深尤宋人,而无自固之志矣。宗望军至三河,药师等拒战于白河。兵败,药师乃降,宗望遂取燕山。」
  ▲第三程,自涿州六十里至良乡县。
  良乡乃唐庄宗时赵德钧镇边幽州,岁苦契丹侵钞转饷,乃于盐沟置良乡,即此地,隶燕山府。经兵火之后,屋舍居民靡有孑遗。帅臣复加修筑,楼壁焕然一新,渐次归业者数千家。离城三十里过卢沟河,水极湍激,燕人每候水浅,深置小桥以渡,岁以为常。近年,都水监辄于此两岸造浮梁,建龙祠宫,彷佛如黎阳三山制度,以快耳目观覩,费钱无虑数百万缗。
  △旧五代史卷九八赵德钧传:「本名行实,幽州人也。少以骑射事沧州连帅刘守文……及唐庄宗伐幽州,德钧知其必败,乃遁归庄宗……同光三年,移镇幽州……德钧奏发河北数镇丁夫,开王马口至游口,以通水运,凡二百里。又于阎沟筑垒,以戍兵守之,因名良乡县,以备钞寇。」按此处「盐沟」作「阎沟」,与通鉴同。通鉴云:「辽兵既强,侵抄诸州皆徧,幽州城门之外,甲骑充斥,每自涿州运粮入幽州,辄伏兵于阎沟掠取之。及赵德钧为节度使,城阎沟而戍之,为良乡县。」
  永乐大典卷一0八七七「虏」字条所引沉括熙宁使虏图钞云:「涿州南距新城六十里。州据涿水。州北二里余渡涿,又二里复渡涿。涿之广渡三百步,其溢为城下之涿,广才百步而已。又北数里,渡(洛)[□]水。通三十里中顿,过顿,又三十里至良乡,皆东行少北。」又辽史卷四0地理志引王曾上契丹事云:「又七十里至涿州。北渡范水、刘李河,六十里至良乡县。」然则由涿州至良乡县不渡卢沟河已明,此处谓渡卢沟河,实误。
  ▲第四程,自良乡六十里至燕山府。
  府乃冀州之地,舜以冀州南北广远,分置幽州,以其地在北方,取其阴幽肃杀之义,杜牧言之略矣。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楼烦、白檀,西有云中、太原,南有滹沱、易水。唐置范阳节度,临制奚、契丹。自晋割赂北虏,建为南京析津府。壬寅年冬,金人之师过居庸关,契丹弃城而遁。金人以朝廷尝遣使海上,约许增岁币,以城归我,迁徙者寻皆归业,户口安堵,人物繁庶,大康广陌皆有条理。州宅用契丹旧内,壮丽敻绝。城北有三市,陆海百货萃于其中。僧居佛宇,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膏腴蔬蓏、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民尚气节。秀者则向学读书,次则习骑射,耐劳苦。未割弃以前,其中人与夷狄斗,胜负相当。城后远望,数十里间,宛然一带回环缭绕,形势雄杰,真用武之国,四明四镇皆不及也。癸卯年春归我版图,更府名曰燕山,军额曰永清。城周围二十七里,楼壁共四十丈,楼计九百一十座,地堑三重,城开八门。
  △永乐大典卷一0八七七「虏」字条所引沉括熙宁使虏图钞:「良乡幽州之属邑,西南距涿州六十里。自邑东北三十里至中顿,济桑干水,水广数百步,燕人谓之卢驹河。绝水而东小北,三十里至幽州。幽州西南距良乡六十里,馆曰永平。」考辽史卷四0地理志所引王曾上契丹事:「又七十里至涿州……六十里至良乡县。渡卢沟河,六十里至幽州,号燕京。」然则由良乡至燕山府即幽州,必渡卢沟河(或作卢驹河),许氏既将卢沟河错记于第三程,即涿州与良乡之间,则此处实缺漏。
  新唐书卷一六六杜牧传引牧所作之罪言云:「禹画九土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离为幽州,为并州。程其水土,与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沉鸷多材力,重许可,能辛苦……冀州,以其恃强不循理,冀其必破弱;虽已破,冀其复强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阴惨杀也。圣人因以为名。」
  战国策卷二十九燕策:「苏秦将为从,北说燕文侯曰:『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里……」按三朝北盟会编卷二0、大金国志卷四0所引该行程录,「太原」皆作「九原」,与战国策同,似作「九原」是。
  金史卷二太祖纪:天辅六年「十二月,上伐燕京。宗望率兵七千先之,迪古乃出得胜口,银朮哥出居庸关,娄室为左翼,婆卢火为右翼,取居庸关……辽知枢密院左企弓……奉表降……甲午,命左企弓等抚定燕京诸州县。诏西京官吏曰:『乃者师至燕都,已皆抚定,惟萧妃与官属数人遁去……』」
  辽史卷二九天祚纪:保大二年「十一月乙丑,闻金兵至奉圣州,遂率卫兵屯于落昆髓。秦晋王淳妻萧德妃五表于金,求立秦王,不许,以劲兵守居庸。及金兵临关,■石自崩,戍卒多压死,不战而溃。德妃出古北口,趋天德军。」按金天辅六年,即辽保大二年,岁属壬寅,许氏「壬寅冬」云云,正记其事。
  宋史卷四七二赵良嗣传:「本燕人马植……政和初,童贯出使,道卢沟,植夜见其侍史,自言有灭燕之策,因得谒。童贯与语,大奇之,载与归,易姓名曰李良嗣。荐于朝,即献策曰:『女真恨辽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莱涉海,结好女真,与之相约攻辽,其国可图也。』」「宣和二年二月使于金国……自是将命至六七,颇能缓颊尽心,与金争议……」按,自登、莱涉海结好女真,夹攻辽朝,是为「海上之盟」。
  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宣和二年七月十八日引金人国书云:「途次,有差到朝奉大夫赵良嗣、忠训郎王瓌等奏言,奉御笔,据燕京并所管州城元是汉地,若许复旧,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可往计议。虽无国信,谅不妄言,已许。上件所谋燕地并所管汉民外,据诸邑及当朝举兵之后皆散到彼处,余人户不在许数。至如契丹请和,听命无违,必不应允。若是将来举军,贵朝不为夹攻,不能依得已许为定……」契丹国志卷二二四京本末:「南京本幽州地,乃古冀州之域。舜以冀州南北广远,分置幽州,以其地在北方幽阴也。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楼烦、白檀,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唐置范阳节度,临制奚、契丹。自晋割弃,建为南京,又为燕京析津府,户口三十万。大内壮丽,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膏腴蔬蓏、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秀者[向]学读书,次者习骑射、耐劳苦。石晋未割弃已前,其中番汉杂斗,胜负不相当。既筑城后,远望数十里间,宛然如带回环缭绕,形势雄杰,真用武之国也。」按此段似与行程录同出一源,略有改易而已。
  宋史卷九0地理志:「燕山府,唐幽州,范阳郡,卢龙军节度。石晋以赂契丹,契丹建为南京,又改号燕京。金人灭契丹,以燕京及涿、易、檀、顺、景、蓟六州二十四县来归。宣和四年,改燕京为燕山府,又改郡曰广阳,节度曰永清军,领十二县。」考同书卷二二徽宗纪:宣和五年「夏四月,金人遣杨璞以誓书及燕京、涿、易、檀、顺、景、蓟州来归。」而宣和五年岁属癸卯,与行程录所言正合,地理志则差误。
  ▲第五程,自燕山府八十里至潞县。
  是岁,燕山大饥,父母食其子,至有肩死尸插纸标于市,售以为食。钱粮金帛率以供「常胜军」,牙兵皆骨立,戍兵饥死者十七八。上下相蒙,上弗闻知。宣抚司王安中方献羡余四十万缗为自安计,后奉朝廷令,支太仓漕粳米五十万石,自京沿大河由保、信、沙塘入潞河,以赡燕军。回程至此,已见舳舻衔尾,舣万艘于水。潞河在县东半里许,曹操征乌丸蹋顿,袁尚等凿渠自滹沱由涿水入潞河即此地。
  △宋史卷三五二王安中传:「王安中字履道,中山阳曲人……宣和元年拜尚书右丞,三年,为左丞。金人来归燕,谏帅臣,安中请行。王黼赞于上,授庆远军节度使、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知燕山府,辽降将郭药师同知府事。药师跋扈,府事皆专行,安中不能制,第曲意奉之,故药师愈骄。」
  同前书卷四七二郭药师传:「郭药师,渤海铁州人也。辽之将亡,燕王淳募辽东饥民为兵,使之报怨于女真,目曰『怨军』,药师为之渠首……淳建号于燕,改『怨军』为『常胜军』,擢药师至诸卫上将军、涿州留守……宣和四年九月,药师拥所部八千人奉涿、易二州来归……初,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与药师同知,药师自以节钺,欲居度上。度称御笔所书有序,药师不从。加以『常胜军』肆横,药师右之,度不能制,告于朝廷。虑其交恶,命度与河间蔡靖两易。靖至,坦怀待之,药师亦重靖,稍为抑损,安中但谄事之,朝廷亦曲徇其意,所请无不从。良械精甲,多遣部曲贸易他道,为奇巧之物以奉权贵宦侍,于是誉言日闻。专制一路,增募兵号三十万,而不改左衽,朝论颇以为虑。」
  又同书卷二二徽宗纪:宣和七年二月「庚戌,诏京师运米五十万斛至燕山,令工部侍郎孟揆亲往措置。」刘锡信潞城考古录卷上潞沙辨云:「许亢宗奉使行程录云,潞河东半里许有潞沙,曹操征乌丸,袁尚等凿渠,自滹沱由涿水入潞沙。按三国志,乌丸破幽州,公将征之,凿渠自滹沱入涿水,名平卤渠;又从泃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据志,则操所凿乃二渠,许混为一渠。又因潞河东有沙,遂讹『河』为『沙』,皆未详考国志也。」
  ▲第六程,自潞县七十里至三河县。
  三河县隶蓟州,后唐赵德钧于幽州东置三河县以护转输即此。
  △按松漠纪闻下,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所引金图经,皆云潞县至三河县三十里。然日下旧闻考卷一一一引明一统志则云「三河县在州城东七十里」,似当以七十里为是。
  旧五代史卷九八赵德钧传:「又于幽州东筑三河城,北接蓟州,颇为形胜之要,部民由是稍得樵牧。」按日下旧闻考卷一一一引城邑考云:「旧城在今县东三里泃河南,被水冲废。今三河城即赵德钧所改置,城方六里,濠阔三丈,深半之。」
  ▲第七程,自三河县六十里至蓟州。
  蓟州乃渔阳也。因问天宝禄山旧事,人无能知者。
  △按松漠纪闻下:由蓟州「三十里至邦军店,三十五里至下店,四十里至三河县。」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所引金图经亦云:「三河至下店四十里,下店至邦军店三十五里,邦军店至蓟州三十里。」许氏所行或与洪氏所行路线不同,故里程亦异。
  安禄山事迹卷下:「安、史二凶羯,相继乱于范阳,安禄山以天宝十四载乙未十一月犯顺,史思明男朝义至宝应元年壬寅十二月为李怀仙所杀,二胡共扰中原凡八年,幽、燕始平。」按蓟州乃秦渔阳郡,后屡有省废,至唐天宝初,仍曰渔阳郡,属范阳节度,故白居易长恨歌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正道其事。
  ▲第八程,自蓟州七十里至玉田县。
  县之东北去景州一百二十里,自甲辰年金人杂奚人入城刦虏,每边人告急,宣抚司王安中则戒之曰:「莫生事。」四月之内凡三至,尽屠军民,一火而去。安中辄创新筑,此城改为经州。
  △松漠纪闻卷下:玉田县「四十里至罗山铺,三十里至蓟州。」正七十里。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所引金图经云:「蓟州至罗山铺三十里,罗山铺至玉田县四十里。」通计蓟州至玉田县凡七十里,与此所记合。
  宋史卷九0地理志:「经州,本蓟州玉田县。宣和六年建为州,七年陷于金。」按宣和六年岁属甲辰,「自甲辰年」云云,当即其事。
  ▲第九程,自玉田县九十里至韩城镇。
  镇有居民可二百家,并无城。
  △金史卷二四地理志:「玉田……镇一【韩城】。」则韩城为玉田县属之一镇。
  ▲第十程,自韩城镇五十里至北界清州。
  出镇东行十余里,至金人所立新地界,并无沟堑,惟以两小津堠高三尺许。其两界地东西阔约一里,内两界人户不得耕种。行人并依奉使契丹条例,所至州备车马,护送至界首。前期具国信使、副职位姓名□牒虏界,备车马人夫以待。虏中亦如期差接伴使、副于界首伺候。两界各有幕次。行人先令引接赍国信使、副门状过彼,彼亦令引接以接伴使、副门状回示,仍请过界。于例,三请方上马,各于两界心对立马,引接互呈门状,各举鞭虚揖如仪,以次行焉。四十里至清州,会食,各相劳问。州元是石城县,金人新改是名。兵火之后,居民万余家。是晚,酒五行,进饭,用栗,钞以匕;别置粥一盂,钞一小杓,与饭同下。好研芥子,和醋伴肉食,心血脏瀹羹,芼以韭菜,秽污不可向口,虏人嗜之。器无陶埴,惟以木刓为盂楪,髹以漆,以贮食物。自此以东,每遇馆顿,或止宿,其供应人并于所至处居民汉儿内选衣服鲜明者为之。每遇迎送我使,则自彼国给银牌入,名曰「银牌天使」。
  △按金史卷二五地理志,河北东路有清州,属河间府,与此地望不合。考舆地广记卷一二:「石城县,本临渝。二汉属辽西郡,晋省入阳乐。隋末复置,唐武德七年省。正(贞)观十五年复置,万岁通天二年更名故絫县。汉属辽西郡,故骊成县汉属右北平郡,东汉皆省焉。有禹贡碣石山,秦皇、汉武皆登之以望巨海。其石碣然立在海旁,故名之。晋太康地志云,秦筑长城,所起自碣石,在今高丽界,非此碣石也。有临渝关。」许氏既云清州「元是石城县」,则当即此地。又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东京路辽阳府有石城县,亦与此地望不合。而同卷中都路滦州亦有石城县,注云:「有长春行宫。长春淀旧名大定淀,大定二十年更。」有镇一:榛子。此似与舆地广记所载石城县地望接近,然未记其曾名清州。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所引佚书记载有关女真吃食云:「其饭食则以糜酿酒,以豆为酱,以半生米为饭,渍以生狗血及葱韭之属,和而食之,芼之以芜荑。食器无瓠陶、无碗筯,皆以木为盘。春夏之间,止用木盆注□粥,随人多寡盛之,以长柄小木杓子数柄回环共食。下粥肉味无多品,止以鱼生、獐生、间用烧肉。冬亦冷饮,却以木楪盛饭,木盆盛羹,下饭肉味与下粥一等。饮酒无算,只用以木杓子,自上而下循环酌之。炙股烹脯,以余肉和菜捣臼中,糜烂而进,率以为常。」此正可与许氏所云参证。
  契丹国志卷二五张舜民使北记:「银牌形如方向,刻蕃书『宜速』二字。使者执牌驰马,日行数百里。牌所至如国主亲到,需索更易无敢违者。」按此虽契丹银牌形制及功用,然女真大抵効契丹,仍可备参。
  ▲第十一程,自清州九十里至滦州。
  滦州古无之。唐末天下乱,阿保机攻陷平、营,刘守光据幽州,暴虐,民不堪命,多逃亡依阿保机为主,筑此以居之。州处平地,负麓面冈。东行三里许,乱山重叠,形势险峻。河经其间,河面阔三百步,亦控扼之所也。水极清深。临河有大亭,名曰濯清,为塞北之绝郡。守将迎于此,回程锡宴是州。
  △辽史卷四0地理志:「滦州,永安军,中,刺史。本古黄洛城。滦河环绕,在卢龙山南……秦为右北平,汉为石城县,后名海阳县。汉末为公孙度所有。晋以后属辽西。太祖以俘户置。滦州负山带河,为朔漠形胜之地。」
  旧五代史卷一三七外国传:「刘守光末年苛惨,军士亡叛皆入契丹。」
  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七谓滦州云:「州控临疆索,翼蔽畿甸,负山滨海,称为形胜。契丹置州于此,所以厚渝关之防,联络营平,窥觎幽冀也。其后拱手而取燕云。女真袭其迹,而宋室为之糜烂。呜呼,滦州之置此,亦中外得失之机也欤!」
  ▲第十二程,自滦州四十里至望都县。
  民既入契丹依阿保机,即于所居处创立县名,随其来处乡里名之,故有「望都」、「安喜」之号。唐庄宗以铁骑五千退保望都,即此县也。
  △金史卷二四地理志:平州海山县,「本汉海阳故城,辽以所俘望都县民置,故名望都,大定七年更名。」谓迁安县云:「本汉令支县故城,辽以所俘安喜县民置,因名安喜,大定七年更今名。」
  旧五代史卷二九唐庄宗纪:天佑十八年十二月,契丹「又寇定州,王都遣使告急,帝自镇州率五千骑赴之。天佑十九年春正月甲午,帝至新城,契丹前锋三千骑至新乐……契丹万余骑,遽见帝军,惶骇而退。帝分军为二广,追蹑数十里,获阿保机之子……阿保机方在定州,闻前军败,退保望都。
  同前书卷一三七外国传:「庄宗亲御铁骑五千,至新城北,遇契丹前锋万骑,庄宗精甲自桑林突出,光明照日,诸部愕然缓退,庄宗分二广以乘之,敌骑散退。时沙河微冰,其马多陷,阿保机退保望都。」按新五代史与上述二则记载基本相同,则这次战争,败者为阿保机,质言之,乃阿保机退保望都,非唐庄宗退保望都。许氏谓「庄宗退保望都」误,或此句有脱文。
  ▲第十三程,自望都县六十里至营州。
  营州,古柳城,舜筑也。乃殷之孤竹国,汉唐辽西地。金国讨张觉,是州之民屠戮殆尽,存者贫民十数家。是日,行人馆于州宅,古屋十数楹,庭有大木十数株。枯腐蔽野,满目凄凉,使人有吊古悼亡之悲。州之北六七里间,有大山数十,其来甚远,高下皆石,不产草木。峙立州后,如营卫然。恐州以此得名,而前人谓地当营室,故名营。
  △辽史卷四0地理志:「营州,邻海军,下,刺史。本商孤竹国。」
  辽史索隐卷五:「本汉辽西累县地,久废,唐永泰元年置柳城,侨置营州。太祖以居定州俘户。」
  金史卷七一阇母传:「张觉据平州叛,入于宋,阇母自锦州往讨之。觉将以兵胁迁、来、润、隰四州之民,阇母至润州,击走张觉军,逐北至榆关,遣俘持书招之。复败觉兵于营州东北,欲乘胜进取南京……」
  ▲第十四程,自营州一百里至润州。
  离州东行六十里至榆关,并无堡障,但存遗址,有居民十数家。登高回望,东自碣石,西彻五台,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峦复岭,中有五关:居庸可以行大车,通转粮饷;松亭、金坡、古北口止通人马,不可行车。外有十八小路,尽兔径鸟道,止能通人,不可走马。山之南,地则五谷百果、良材美木无所不有。出关来纔数十里,则山童水浊,皆瘠卤。弥望黄云白草,莫知亘极,盖天设此限华夷也。夷狄自古为寇,则多自云中雁门,未尝有自渔阳上谷而至者。昔自石晋割弃,契丹以此控制我朝,第以社稷威灵、祖宗功德,保守信誓,而禽兽无得以肆其毒尔。前此经营边事,与金人岁币加契丹之倍,以买幽蓟五州之地,而平、滦、营三州不预其数,是五关我得其三,而金人得其二也。愚谓天下视燕为北门,失幽蓟五州之地,则天下常不安。幽燕视五关为喉襟,无五关则幽燕不可守;五关虽得其三,纵药师不叛,而边患亦终无宁岁也。比来言者论列当时主议大臣,有云,以营、平、滦要害控扼之地捐之金人,蠭蝎迁窠,虎兕出槛,盖指此也。出榆关以东,山川风物与中原殊异。所谓州者,当契丹全盛时,但土城数十里,民居百家,及官舍三数椽,不及中朝一小镇,强名为州。经兵火之后,愈更萧然。自兹以东,类皆如此。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所引张汇金虏节要云:「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紫金关,昌平县之西乃居庸关,顺州之北乃古北口,景州东北乃松亭关,平州之东乃榆关,榆关之东乃金人之来路。凡此数关,乃天造地设,以分番汉之限,诚一夫御之,可以当百。时朝廷之割地也,若得诸关,燕山之境可保。然关内之地平、滦、营三州,自后唐为契丹阿保机陷之,后改平州为辽兴府,以营滦三州隶之,号为平州路。至石晋之初,阿保机子耶律德光又得燕山、檀、顺、景、涿、易诸郡,建燕山为燕京,以辖六郡,号为燕京路,而与平州自成两路。昔朝廷海上始议割地,但云燕云两路而已,盖初谓燕山之路尽得关内之地,殊不知关内之地平州与燕山路异也,由是破辽之后,金人复得平州路。金人既据平州,则关内之地番汉杂处,譬犹与贼共垄而种,同爨而食,欲无浸渔之患其可得乎?故窝里孛【即斡离不】至是能自平州入寇,此当时议割燕云不明地理之祸也。」
  读史方舆纪要卷一0:「渝关一名临渝关【汉志注,渝音喻】,亦曰临闾关【唐志,渝关一名临闾关,】今名山海关,在永平府抚宁县东百里。」按辽史索隐卷五云:「山海关,隋书曰渝关,亦曰临渝关,通典曰临闾关……」方舆纪要卷一0又云:「居庸关在顺天府昌平州西北二十四里……亦谓之军都关。又居庸关亦名纳款关【通典,北齐改居庸关为纳款关。唐志亦称居庸为纳款】,又名蓟门关【唐十道志,居庸关亦名蓟门关】,而居庸、军都其通称也。」「紫荆关在保定府易州西八十里……或曰即古之五原关【原,一作阮】……水经注谓之子庄关……宋人谓之金坡关【志云,以山多紫荆树,因改今名。】」
  辽史索隐卷五:「松亭,案今抚宁县西北喜峰口关北百二十里松亭关。」又云:「古北之口,案在今密云县东北,亦曰虎北口。」
  辽史卷三九地理志:「润州,海阳军,下,刺史。圣宗平大延琳,迁宁州之民居此,置州。」按金史卷二四地理志:瑞州海阳县,乃「辽润州海阳军故县,星统三年废州来属。」
  ▲第十五程,自润州八十里至迁州。
  彼中行程并无里堠,但以行彻一日即记为里数。是日行无虑百余里。金人居常行马率皆奔轶,此日自早饭罢,行至暝方到。道路绝人烟,不排中顿,行人饥渴甚。自兹以东,类皆如此。
  △辽史卷三九地理志:「迁州,兴善军,下,刺史。本汉阳乐县地。圣宗平大延琳,迁归州民置,来属。」青宫译语:「二十八日出长城至迁州界,沙漠万里,路绝人烟。」与许氏所见略同。
  ▲第十六程,自迁州九十里至习州。
  迁州东门外十数步即古长城,所筑遗址宛然。
  △按习州不详,疑即辽隰州。据辽史卷三九地理志:隰州辖县一,即海滨县,「濒海,地多鹻卤,置盐场于此。」
  ▲第十七程,自习州九十里至来州。
  无古迹可云。
  △辽史卷三九地理志:「来州,归德军,下,节度。圣宗以女直五部岁饥来归,置州居之。」
  辽史拾遗卷一三引全辽志曰:「广宁前屯卫在辽阳城西九百六十里。唐置营州,后改瑞州,辽改来州,置来宾县,隶中京大定府。
  ▲第十八程,自来州八十里至海云寺。
  离来州三十里即行海东岸,俯挹沧溟,与天同碧,穷极目力,不知所际。寺去海半里许,寺后有温泉二池。望海东有一大岛,楼殿、萃堵波,之上有龙宫寺。见安僧十数人。是夜,行人皆野盘。
  △青宫译语:「二十九日至来州。自燕山登程后,日驰百五十里……三十日抵海云寺。五月一日入寺驻马,王及妃姬皆洗手焚香,妃姬辈倩成棣(按即青宫译语之作者)书疏发愿,期得还乡。王嗤其愚,亦弗禁……初二日,王令驻屯一日,共浴温泉。」
  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七白塔峪条云:「又觉华岛在(宁远)卫东南二十里,上有海云、龙宫二寺。」
  ▲第十九程,自海云寺一百里至红花务。
  此一程尽日行海岸。红花务乃金人煎盐所,去海一里许。至晚,金人馈鱼数十枚,烹作羹,味极珍。
  △青宫译语:初三日离海云寺,「早行,抵盐场」。与许氏所云「煎盐所」正同。按上文第十六程引辽史地理志云:此地「濒海,地多鹻卤,置盐场于此。」亦与此「尽日行海岸」合。
  ▲第二十程,自红花务九十里至锦州。
  自出榆关东行,路平如掌,至此微有登陟。经由「十三山」下,欧阳文忠叙胡峤所说「十三山」即此。
  △辽史索隐卷四:锦州,「汉辽西徒河县地。徒河故城在今锦县西北。」
  新五代史卷七三四夷附录赞云:「初,萧翰闻德光死,北归,有同州合阳县令胡峤为翰掌书记,随入契丹……当周广顺三年,亡归中国,略能道其所见……已而,翰得罪被锁,峤与部曲东之福州。福州,翰所治也。峤等东行,过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此盖欧阳修所转叙峤语,故许氏谓「欧阳文忠叙胡峤所说」云云。
  ▲第二十一程,自锦州八十里至刘家庄。
  是后,行人俱野盘。
  △青宫译语:「初四日至锦州,初五日抵刘家寨子……」按刘家寨子显即刘家庄,皆为习惯称呼故也。
  ▲第二十二程,自刘家庄一百里至显州。
  出榆关以东行,南濒海,而北限大山,尽皆粗恶不毛。至此,山忽峭拔摩空,苍翠万仞,全类江左,乃医巫闾山也。成周之时,幽州以医巫闾作镇,其远如此。契丹兀欲葬于此山,离州七里别建干州以秦陵寝,今尽为金人毁掘。
  △辽史卷三八地理志:「显州,奉先军,上,节度。本渤海显德府地(按辽史索隐,当作广宁县)。世宗置,以奉显陵。显陵者,东丹人皇王墓也。人皇王性好读书,不喜射猎,购书数万卷,置医巫闾山绝顶,筑堂曰望海。山南去海一百三十里。大同元年,世宗亲护人皇王灵驾归自汴京。以人皇王爱医巫闾山水奇秀,因葬焉。山形掩抱六重,于其中作影殿,制度宏丽。州在山东南,迁东京三百余户以实之。应历元年,穆宗葬世宗于显陵西山,仍禁樵采。」考辽史卷七二宗室传:人皇王即义宗倍,小字图欲。「世宗即位,谥让国皇帝,陵曰显陵。」然卷五世宗纪亦云:世宗遇害,「应历元年,葬于显州西山,陵曰显陵。」然则人皇王与世宗之陵岂并称显陵乎?世宗「讳阮,小字兀欲。」金史卷二四地理志,广宁府广宁县注云:「旧名山东县,大定二十九年更名。有辽世宗显陵。」似金人只视医巫闾山有辽世宗显陵,故许氏云「契丹兀欲葬于此山」。又考辽史卷三八地理志:「干州,广德军,上,节度。本汉无虑县地。圣宗统和三年(按卷一0圣宗纪作干亨四年十一月)置,以奉景宗干陵。」金史卷二四地理志,广宁府闾阳县注云:「辽干州广德军,以奉干陵故名奉陵县。天会八年废州更名来属。有凌河。有辽景宗干陵。」然则干州非为奉显陵,乃为奉干陵所置。许氏云:「契丹兀欲葬于此山,离州七里别建干州以奉陵寝」云云,多有疏漏,欠妥。
  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正南曰荆州,其山镇曰衡山……河南曰豫州,其山镇曰华山……正东曰青州,其山镇曰沂山……河东曰兖州,其山镇曰岱山……正西曰雍州,其山镇曰岳山……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巫闾……」许氏谓「幽州以医巫闾作镇」正指此而言。
  ▲第二十三程,自显州九十里至兔儿涡。
  △青宫译语:「初六日过显州,初七日过兔儿涡。」
  金史卷二四地理志,广宁府广宁县有寨二:「闾城、兔儿窝。」按「窝」「涡」乃同音异译。
  ▲第二十四程,自兔儿涡六十里至梁鱼务。
  离兔儿涡东行,即地势卑下,尽皆萑苻沮洳积水。是日,凡三十八次渡水,多被溺。[有河]名曰辽河。濒河南北千余里,东西二百里,北辽河居其中,其地如此。隋唐征高丽,路皆由此。秋夏多蚊虻,不分昼夜,无牛马能至。行以衣包裹胸腹,人皆重裳而披衣,坐则蒿草熏烟稍能免。务基依水际,居民数十家环绕。弥望皆荷花,水多鱼。徘徊久之,颇起怀乡之思。
  △按松漠纪闻卷下、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所引金图经,皆云梁渔务至兔儿涡三十五里,与此异。
  青宫译语:「初七日过兔儿涡,初八日渡梁鱼涡。此两日如在水中行,妃姬辈虽卧兜子中,驼马背亦湿透重裳,地狱之苦无加于此。」
  金史卷二四地理志,广宁府望平县注云:「大定二十九年升梁鱼务置。」有镇二:「梁渔务、山西店。」王寂辽东行部志:「丁酉,次望平县。望平本广宁依郭山东县也,朝廷以广宁距章义三百余里,路当南北之冲,旧无郡邑,乃改山东为望平,治梁渔务云。」
  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七广宁卫即金之广宁府,境内有辽水。其通定镇注云:「在卫东百八十里,近辽水。
  旧志,高丽于辽水西置军,以警察渡辽者,谓之『武厉逻』。隋大业八年伐高丽,惟得辽水西『武厉逻』之地,置辽东郡及通定镇而已。九年,诏修辽东古城,以贮军粮……唐贞观十八年伐高丽,李世绩自通定济辽水,趣元菟,即此。」可证许氏叙史之可信。
  又「有河名曰辽河」句,「有河」二字据陈乐素校本补。再「北辽河居其中其地如此」句意有难通,陈乐素校补本作「地形如口,辽河居其中」,义长。
  ▲第二十五程,自梁鱼务百单三里至没咄[孛堇]寨。
  「没咄」,小名;「孛堇」,汉语为官人。
  △按「寨」下大金国志卷四0许奉使行程录有:「离梁鱼务东行六十里即过辽河,以舟渡,阔狭如淮。过河东亦行淀五十里旧广州,惟古城,有贫民三五家。是夜宿没咄寨。」凡四十七字,此脱,或节略。考辽史卷三八地理志:「广州,防御。汉属襄平县,高丽为当山县,渤海为铁利郡(辽史索隐卷四云,广州当为渤海铁利府所领)。太祖迁渤海人居之,建铁利州。统和八年省,开泰七年以汉户置。」又考金史卷二四地理志,渖州章义县,注云:「辽旧广州,皇统三年降县来属。有辽河、东梁河、辽河大口。」许氏所见之广州,仅存古城并贫民三五家,正皇统三年降县之先兆,足补史文之阙。又,上文云「六十里即过辽河」,过河后又「行淀五十里」至广州,则所行已一百一十里,许氏云「百单三里」,必当时习惯之说法,而「六十」、「五十」者亦必举其大略也。
  青宫译语:「初八日渡梁鱼涡……初九日赶出孛堇铺即屯宿暴衣……」
  金史卷四四兵志:「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诣诸孛堇征兵,凡步骑之仗糗皆取备焉。其部长曰孛堇,行兵则称曰猛安、谋克,从其多寡为号,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按没咄事迹无考。
  ▲第二十六程,自没咄寨八十里至渖州。
  △辽史卷三八地理志:「渖州,昭德军,中,节度。本挹娄国地。渤海建渖州……太宗置兴辽军,后更名。」
  辽史索隐卷四云:「案挹娄国即渤海定理府,渖州本为府所领。一统志:渖州故城今奉天府,治挹娄,故城在铁岭县南六十里奉天承德县,北至铁岭界七十里。」
  ▲第二十七程,自渖州七十里至兴州。
  自过辽河,以东即古之辽东地。金人方战争之际,首得辽东五十一州之地,乃契丹阿保机破渤海国建为东京路地也。
  △按「建为东京路地也」之下,大金国志卷四0许奉使行程录有「自此所至,屋宇虽茅茨,然居民稍盛,食物充足」,凡十八字,此处脱或节略。
  松漠纪闻下:「兴州四十里至蒲河,四十里至渖州。」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引金图经同。共八十里,此作「七十里」。盖皆约略言之。
  辽史卷三八地理志:「兴州,中兴军,节度。本汉海冥县地。渤海置州,故县三:盛吉、蒜山、铁山,皆废……在京西南三百里。」
  大金国志卷一太祖武元皇帝上阿骨打之十四年【时宋政和五年、辽天庆五年也】「十一月,败辽师于混同江。先是天祚征女真,率番汉兵十余万出长春路,命萧奉先为都统,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万为先锋,余分五部北出骆驼口,车骑亘百里,步卒三万人,命萧胡都姑、柴谊将之,南出宁江州。赍数月粮,期必灭女真。阿骨打以刀剺面,仰天大哭,谓其部落曰:「不若杀我以降!」诸将皆拜曰:「事以至此,当誓死一战。」乃与天祚遇。乘其未阵,三面击之,天祚大败,退保长春。女真乘胜,遂并渤海辽阳等五十四州。」与许氏所言基本相合。按辽史卷二太祖纪:辽太祖阿保机于天显元年正月平渤海,二月「丙午,改渤海国为东丹,忽汗城为天福,册皇太子倍为人皇王以主之……」是阿保机灭渤海后未建「东京路」,乃建为东丹国。许氏谓乃所建「东京路」,似将后之称谓提前加于阿保机名下,欠确。
  ▲第二十八程,自兴州九十里至咸州。
  未至州一里许,有幕屋数间,供帐略备,州守出迎,礼仪如制。就坐,乐作,有腰鼓、芦管、笛、琵琶、方向、筝、笙、箜篌、大鼓、拍板,曲调与中朝一同,但腰鼓下手太阔,声遂下,而管、笛声高。韵多不合,每拍声后继一小声。舞者六七十人,但如常服,出手袖外,回旋曲折,莫知起止,殊不可观也。酒五行,乐作,迎归馆。老幼夹观,填溢道路。次日早,有中使抚问,别一使赐酒果,又一使赐宴。赴州宅,就坐,乐作,酒九行。果子惟松子数颗。胡法,饮酒食肉不随盏下,俟酒毕,随粥饭一发致前,铺满几案。地少羊,惟猪、鹿、兔、雁。馒头、炊饼、白熟、胡饼之类最重油煮。面食以蜜涂拌,名曰「茶食」,非厚意不设。以极肥猪肉或脂润切大片一小盘子,虚装架起,间插青葱三数茎,名曰「肉盘子」,非大宴不设,人各携以归舍。虏人每赐行人宴,必以贵臣押伴。是日,押伴贵臣被酒,辄大言诧金人之强,控弦百万,无敌于天下。使长掎之曰:「宋有天下二百年,幅员三万里,劲兵数百万,岂为弱耶?某衔命远来,贺大金皇帝登宝位,而大金皇帝止令太尉来伴行人酒食,何尝令大言以相罔也?」辞色俱厉,虏人气慑,不复措一辞。及赐宴毕,例有表谢,有曰「祗造邻邦」,中使读之曰:「使人轻我大金国。论语云『蛮貊之邦』,表辞不当用『邦』字。」请重换方肯持去。使长正色而言曰:「书谓『协和万邦』、『克勤于邦』,[诗]谓『周虽旧邦』,论语谓『至于他邦』、『问人于他邦』、『善人为邦』、『一言兴邦』,此皆『邦』字,而中使何独祇诵此一句以相问也?表不可换!须到阙下,当与曾读书人理会,中使无多言!」虏人无以答。使长许亢宗,饶之乐平人,以才被选。为人酝藉似不能言者,临事敢发如此,虏人颇壮之。
  △按「自兴州九十里至咸州」下,大金国志卷四0许奉使行程录有「离兴州五十里至银州,中顿,又四十里至咸州」凡十八字,此处脱或节略。又下文「诗谓」,「诗」字原脱,据同上书补。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所引金图经:「兴州至银州南铺五十里,银州南铺至铜州南铺四十里,铜州南铺至咸州南铺四十里。」松漠纪闻卷下同,则兴州至咸州实一百三十里,抑路线有变,故许氏只言九十里。
  辽史卷三八地理志:「咸州,安东军,下,节度。本高丽铜山县地,渤海置铜山郡。地在汉候城县北,渤海龙泉府南。地多山险,寇盗以为渊薮,乃招平、营等州客户数百,建城居之。初号郝里太保城,开泰八年置州。」按金史卷二四地理志,此地金初「为咸州路,置都统司」,故行人至此,例行设宴,青宫译语云:「十二日抵咸州,十三日千户设宴,停一日……」可证。
  松漠纪闻卷上金国旧俗多指腹为昏姻条:「酒三行,进大软脂、小软脂【如中国寒具、】蜜餻【以松实、胡桃肉渍蜜,和糯粉为之。形或方或圆或为柿蔕花,大略类淛中宝阶餻】,人一盘,曰『茶食』。」比许氏言之略详。按此处所谓「大软脂」、「小软脂」,颇疑即许氏所谓的「肉盘子」。
  ▲第二十九程,自咸州四十里至肃州,又五十里至同州。
  离咸州即北行,州地平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殆遍,地宜穄黍。东望大山,金人云,此新罗山,山内深远,无路可行。其间出人参、白附子,深处与高丽接界。山下至所行路可三十里。
  △按「第二十九程」下,三朝北盟会编卷二0所引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大金国志卷四0许奉使行程录皆有「自咸州九十里至同州」九字。依其例,此九字当有,疑此处脱或节略。
  松漠纪闻卷下:「宿州北铺四十里至咸州南铺。」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金图经亦云:「咸州南铺至宿州北铺四十里。」考辽史地理志并无「宿州」一名,金有宿州,在南京路河南府,与此地望不合。然则此所谓「宿州」即许氏所称之肃州乎?奉天通志云:「肃州一作宿州,以音近而异书。」
  青宫译语:「十二日抵咸州,十三日千户设宴,停一日,人皆病困。十四日午至同州,即驻马。」然则咸州至同州只有半日之程?或路平畅亦未可知。
  辽史卷三八地理志:「肃州,信陵军,刺史。重熙十年,州民亡入女直,取之复置。兵事隶北女直兵马司。统县一:清安县。」按辽史索隐卷四云:「案金志,咸平府清安县辽肃州。金辽志:在开原城东北三十里。」
  又同卷:「同州,镇安军,下,节度。本汉襄平县地,渤海为东平寨。太祖置州,军曰镇东,后更名……县二:东平县……永昌县。」按「同州镇安军」,殿本作「尚州镇远军」,州军名皆不同。辽史索隐卷四引一统志云:「在开原县南三十里。」
  按新罗山未详,疑或有误记。
  ▲第三十程,自同州三十里至信州。
  回程锡宴于此。
  △按「三十里」,陈乐素校补本作「四十里」。
  又按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金图经:「咸州南铺至宿州北铺四十里,宿州北铺至安州南铺四十里,安州南铺至夹道店五十里,夹道店至杨柏店四十五里,杨柏店至奚营西四十五里,奚营西至没瓦铺五十里,没瓦铺至木阿铺五十里,木阿铺至信州北五十里。」松漠纪闻卷下反方向所记里程与此同。然则从咸州至信州当为三百三十里。上文第二十九程云:「自咸州四十里至肃州,又五十里至同州。」共计九十里,则从同州至信州当为二百四十里。然二百四十里又非一日之程,颇疑此处所记有误。
  辽史卷三八地理志:「信州,彰圣军,下,节度。本越喜故城。渤海置怀远府,今废。圣宗以地邻高丽,开泰初置州,以所俘汉民实之。兵事属黄龙府都部署司。统州三,未详;县二:武昌县……定武县……初名定功县。」按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信州为彰信军刺史,且只领武昌一县。辽史索隐卷四:「案一统志,信州故城在科尔沁左翼东南三百八十里。金辽志,自开原东北至信州三百十里,今有城,周一里,门八,土人犹呼为信州城。」按近人曹廷杰据此考证,信州即今怀德县。
  ▲第三十一程,自信州九十里至蒲里孛堇寨。
  △按松漠纪闻卷下、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所引之金图经所记地里驿程无蒲里孛堇寨之名。然青宫译语云:「十四日午至同州,即驻马,十五日抵蒲里寨,尚早,即屯宿。十六辰抵黄龙府……」此处之蒲里寨显然即蒲里孛堇寨之省称,据下文,此地距黄龙府四十里。
  ▲第三十二程,自蒲里四十里至黄龙府。
  契丹阿保机初攻渤海,射黄龙于此地,即建为府。是日,州守迎迓如仪。有中使抚问,赐酒果、锡宴一如咸州制。自此东行。
  △青宫译语:「十五日抵蒲里寨,尚早,即屯宿。十六辰抵黄龙府……」按其路行时间,与四十里相合。辽史卷三八地理志:「龙州,黄龙府,本渤海扶余府。太祖平渤海还,至此崩,有黄龙见,更名。保宁七年,军将燕颇叛,府废。开泰九年,迁城于东北,以宗州、檀州汉户一千复置。」又同卷云:「通州,安远军,节度。本扶余国王城,渤海号扶余城。太祖改龙州,圣宗更今名。保宁七年,以黄龙府叛人燕颇余党千余户置,升节度。」然则,黄龙府与通州乃为一地。
  金史卷二四地理志:「隆州,下,利涉军节度使。古扶余之地,辽太祖时,有黄龙见,遂名黄龙府。天眷三年,改为济州,以太祖来攻城时大军径涉,不假舟楫之祥也,置利涉军。天德三年置上京路都转运司,四年,改为济州路转运司。大定二十九年,嫌与山东路济州同,更今名。贞佑初,升为隆安府。」按大清一统志,「隆安」又作「龙安」,据近人曹廷杰考证,即今吉林市西北二百八十里之农安,盖「农安」、「龙安」、「隆安」皆同音而异字也。
  ▲第三十三程,自黄龙府六十里至托撤孛堇寨。
  府为契丹东寨。当契丹强盛时,虏获异国人则迁徙杂处于此。南有渤海,北有铁离、吐浑,东南有高丽、韎鞨,东有女真、室韦,东北有乌舍,西北有契丹、回纥、党项,西南有奚,故此地杂诸国风俗。凡聚会处,诸国人语言不能相通晓,则各以汉语为证,方能辨之,是知中国被服先王之礼仪,而夷狄亦以华言为证也。
  △青宫译语:「十六辰抵黄龙府,都统款留一日,十七日抵吐撒寨。」按「吐撒」显系「托撒」之同名异译,而吐撒寨亦必托撤孛堇寨之省称。按据曹廷杰得胜陀瘗碑记考证,托撤孛堇寨在今吉林农安城东六十里之万金塔地方。
  ▲第三十四程,自托撤九十里至漫七离孛堇寨。
  道旁有契丹旧益州、宾州空城。
  △青宫译语:「十七日抵吐撒寨,十八日抵漫漆里。」与九十里之行程吻合。
  辽史卷三八地理志:「益州,观察。属黄龙府。统县一:静远县。」又同卷:「宾州,怀化军,节度。本渤海城。统和十七年,迁兀惹户,置刺史于鸭子、混同二水之间,后升。兵事隶黄龙府都部署司。」
  松漠纪闻卷上女真即古肃慎国也条:「契丹自宾州混同江北八十余里建寨以守。予尝自宾州涉江,过其寨,守御已废,所存者数十家耳。」考同书卷下:自宾州「渡混同江,七十里至北易州。」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金图经亦云「北易州至宾州渡混同江七十里」,则北易州疑即益州,「守御已废」,形同空城,与许氏所见正同。曹廷杰得胜陀瘗碑记云:「查自万金塔东行二十余里,道旁有古城基二,相距数里,曰「西小城子」、「东小城子」,知即益州、宾州空城……」漕论姑备一说,谨录以备考。
  ▲第三十五程,自漫七离孛堇寨一百里至和里间寨。
  离漫七离行六十里即古乌舍寨,寨枕混同江湄,其源来自广漠之北,远不可究。自此南流五百里,接高丽鸭绿江入海。江面阔可半里许,寨前高岸有柳树,沿路设行人幕次于下。金人太师李靖居于是,靖累使南朝。此排中顿,由是饮食精细绝佳。时当仲夏,藉树荫俯瞰长江,凉飙拂面。盘礴少顷,殊忘鞍马之劳。过江四十里,宿和里间寨。
  △青宫译语:「十八日抵漫漆里,十九日抵乌舍,早停。风景极佳,病者若苏。」所见风景、感受与许氏所言略同,相得益彰。
  松漠纪闻卷上嗢热者条:「嗢热者,国最小,不知其始所居。后为契丹徙置黄龙府南百余里,曰宾州。州近混同江,即古之粟末河、黑水也。部落杂处,以其族类之长为千户统之……族多李姓,予顷与其千户李靖相知。靖二子,亦习进士举。其侄女嫁为悟室子妇,靖之妹曰金哥,为金主之伯故碖侧室。其嫡无子,而金哥所生今年约二十余,颇好延接儒士,亦读儒书,以光禄大夫为吏部尚书……靖以光禄知同州……」考辽史卷三八地理志,宾州确为「统和十七年,迁兀惹户,置刺史于鸭子、混同二水之间」,后升为州。然则「乌舍」、「嗢热」、「兀惹」乃同名异译,其地旧属宾州。
  金史卷三太宗纪:天辅七年十二月,「遣勃堇李靖如宋告哀。」许氏云李靖「累使南朝」,但金史记载仅其一。
  又和里间寨无考。
  ▲第三十六程,自和里间寨九十里至句孤孛堇寨。
  [自和里间寨东行五里,即有溃堰断堑],自北而南,莫知远近,界隔甚明,乃契丹昔与女真两国古界也。界八十里,直至涞流河。行终日之内,山无一寸木,地不产泉,人携水以行。岂天地以此限两国也,豹狼互相吞噬,终为强者所并耳。涞流河阔二十余步,以船渡之,五里至句孤寨。自此以东,散处原隰间尽女真人,更无异族。无市井买卖,不用钱,惟以物相贸易。
  △按「自北而南」上,原脱「自和里间寨东行五里,即有溃堰断堑」两句凡十五字,因脱此十五字语意不明,今据大金国志卷四0许奉使行程录补。
  松漠纪闻卷上女真即古肃慎国也条:「契丹自宾州混同江北八十余里,建寨以守。予尝自宾州涉江过其寨,守御已废,所存者数十家耳。」与许氏所言「界八十里」,且谓「古界」正合。
  辽史索隐卷三上京临潢府条:「金史临潢府有金粟河,未知金粟河即涞流河否?但证以薛映所记道里,自中京北至上京,凡三百七十里而渡潢水,又二百三十里而至临潢,中间所谓渡黑水河即今喀喇木伦,在今巴林之南。今巴林东北一百四十里当乌尔图绰农河会和戈图绰农河之处,有波罗城址,周十二里,内有三塔,久毁,疑即古之临潢。但史所云涞流河遶京三面,又疑古城当在和戈图绰农河之东岸,巴林与阿禄科尔沁接界处耳。汉章考府所在有异说二:盛京通志谓辽临潢府当在呼伦贝尔与车臣汗之间,以涞流河为呼伦贝尔之乌尔伞河【此河东北入黑龙江;】又曹廷杰东三省舆图说谓临潢府即科尔沁右翼前旗东南五十里锡伯城,以涞流河为今洮儿河【此河东会嫩江入松花江。】张穆蒙古游牧记独引一统志,于是丁谦五代史附录考证证成之曰:府名临潢,今波罗城址正在潢水以北,一合也;辽志涞流河遶京三面,今绰诺河即乌尔图绰农河发源西北,南流至波罗城西,又迤而北转东南流,正绕其城三面,则涞流河即绰诺河无疑二也;此河从西北而南,又由南迤而东北,乃潴于沙,称为曲江甚肖,三合也;绰诺河北有哈喜尔河,自西而东与绰诺河会而同潴于沙,「哈喜」为「按出」转音,却由波罗城之北而东流,四合也。辽志临潢府有潢河,复有黑水。富郑公行程录:「渡潢河石桥,又渡黑水,再一百八十里至上京。今道里数更相符。金志金粟河当亦即绰诺河之古名。」同卷涞流河条又云:「案厉氏拾遗引宋许亢宗行程录云,契丹与女真两国界涞流河,阔二十余步,以船渡。不知两国界之涞流河为今北流入混同江之拉林河,非此上京之涞流河。」
  又按,松漠纪闻、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所引之金图经以及青宫译语、云麓漫钞卷八之御寨行程皆不及句孤孛堇寨。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金会宁府考云:「金之上京会宁府……即今阿勒楚喀城南四里白城故址……自白城按之道里,皆合。松漠纪闻:由白城西行渡拉林河,北盟会编行程录由拉林河东行至白城所记道里皆百四十余。今由白城西行十里有土城,名点将台。又三十里有土城,名小城子。又三十余里有「双城子」。又十里「单城子」。又十里金钱屯。又三十里乌金屯。又十里花园地方有旧土围。又五里过拉林河。亦约百四十里,路皆平坦,犹见甬道行迹。知花园地方即矩古贝勒寨(按即句孤孛堇寨),金钱屯即阿萨尔铺(按即阿萨铺),「双城子」即达河寨,亦即布达寨(按即蒲挞寨),小城子即会宁头铺,亦即乌舍郎君宅所在,点将台即当日馆客之所。」
  ▲第三十七程,自句孤寨七十里至达河寨。
  △松漠纪闻卷下:上京「三十里至会宁头铺,四十五里至第二铺,三十五里至阿萨铺,四十里至来流河……」青宫译语云:「二十日渡混同江,宿报打孛堇寨。二十一日渡来流河,宿阿萨铺。二十二日抵会宁头铺,上京在望,众情忻然。」与松漠纪闻所记地里次第完全吻合。第三十六程已云,过涞流河「五里至句孤寨」,松漠纪闻已云从阿萨铺「四十里至来流河」,则句孤寨至阿萨铺当是三十五里。松漠纪闻又云从阿萨铺至会宁第二铺为三十五里,则句孤寨至会宁第二铺必七十里,与至达河寨之里程正相合,则达河寨必为会宁第二铺无疑。
  ▲第三十八程,自达河寨四十里至蒲挞寨。
  是日,金使前来排办祗候。
  △按前引松漠纪闻卷下已云:自会宁头铺「四十五里至第二铺。」前条亦云,达河寨即应为会宁第二铺,则蒲挞寨亦当即会宁头铺。由于即达上京,故「金使前来排办祗候」。
  ▲第三十九程,自蒲挞寨五十里至馆。
  行二十里,至兀室郎君宅,接伴使、副具状辞,馆伴使、副于此相见如接伴礼。虏中每差接伴、馆伴、送伴,客省使必于女真、渤海、契丹、奚内人物白皙详缓能汉语者为之,副使则选汉儿读书者为之。复有中使抚问,赐酒果、赐宴如常仪。毕,又行三十里至馆。馆惟茅舍三十余间,墙壁全密,堂室如帟幕,寝榻皆土床,铺厚毡褥及锦绣貂鼠被,大枕头等。以女真兵数十佩刀、执弓矢,守护甚严。此去虏廷尚十余里。次日赐酒果,至晚,合门使躬来说议,约翌日赴虏廷朝见。
  △按松漠纪闻卷下、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金图经皆谓会宁头铺至上京三十里。云麓漫钞卷八之御寨行程,亦云从乌龙馆(疑即会宁头铺)至御寨三十里。以来流河至上京之里程考之,据松漠纪闻:来流河至阿萨铺四十里,阿萨铺至会宁第二铺三十五里,会宁第二铺至会宁头铺四十五里,会宁头铺至上京三十里,凡一百五十里。又御寨行程:同流馆至没搭孛堇来同馆五十里,来同馆至乌龙馆七十里,乌龙馆至御寨三十里,亦一百五十里。然据本行程录:句孤寨七十里至达河寨,又四十里至蒲挞寨,又五十里至馆。又知句孤寨距来流河五里,则全程为一百六十五里。颇疑路线或馆舍作了调整,故有此差异。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所引佚名之书云:金凡「其宗室皆谓之郎君,无大小,必以郎君总之。虽卿相尽拜于马前,郎君不为礼。」元室即希尹,金史卷七三有传。
  金史卷三八礼志:「凡使将至界,报至,则差接伴使,至则差馆伴使,去则差送伴使。皆有副,皆差书表以从。」三朝北盟会编卷三所引佚名之书:女真「其俗依山谷而居,联木为栅。屋高数尺,无瓦,覆以木板,或以桦皮或以草绸缪之。墙垣篱壁率皆以木,门皆东向。环屋为土床,炽火其下,与寝食、起居其上,谓之炕,以取其暖。」故许氏谓「馆惟茅舍三十余间」,又谓「寝榻皆土床」,皆得其实。
  ▲次日,馆伴同行可五七里,一望平原旷野,间有居民数十家,星罗碁布,纷揉错杂,不成伦次。更无城郭,里巷率皆背阴向阳。便于牧放,自在散居。又一二里,命撤伞,云近阙。复北行百余步,有阜宿围绕三四顷,并高丈余,云皇城也。至于宿围门,就龙台下马,行入宿围。西设毡帐四座,各归帐歇定,客省使、副使相见就坐,酒三行。少顷,闻鞞鼓声入,歌引三奏,乐作,合门使及祗坐班引入,即捧国书自山棚东入,陈礼物于庭下,传进如仪。赞通拜舞抃蹈讫,使副上殿,女真酋领数十人班于西厢,以次拜讫,近贵人各百余人上殿,以次就坐,余并退。
  △东三省舆地图说金会宁府考云:白城西门外「偏北有大土阜,今呼斩将台。查北盟会编第三十九程至馆,去京尚十余里。翌日马行,可五七里,一望平原旷野。又一二里,云近阙,去伞。盖复北百余步有阜,当指此斩将台也。白城西面南面各十里,东北隅缩进五里,作■形。由缩进之隅至西城适中之处,复有横城一道。横城南有子城,方约二里,其南面有二土阜对峙,各高二丈余,周二十余丈。由阜间北行,有高阜七层,高各四五尺,长均二十余丈,即宫殿基也。两旁均有高阜,南北直向,即围墙基也。外又各有横亘高阜数层,皆在子城内……」
  金史卷三八礼志外国使入见仪:「皇帝即御座,鸣鞭,报时毕,殿前班小起居毕,至侍立位……先引宋使、副,出笏,捧书左入,至丹墀北向立。合使左下接书,捧书者单跪授书,拜,起立。合使左上露阶。右入栏内,奏『封全』,转读毕,引使、副左上露阶,齐揖入栏内,揖使副鞠躬,使少前拜跪,附奏毕,拜起,复位立。待宣问宋皇帝时并鞠躬,受敕旨,再揖鞠躬,使少前拜跪,奏毕,起复位,齐退却,引使、副左下,至丹墀北向立。礼物右入左出,尽,揖使、副傍折通班,再引至丹墀,舞蹈,五拜,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再拜。揖使副鞠躬,使出班谢面天颜,复位,舞蹈,五拜。再揖副使鞠躬,使出班谢远差接伴、兼赐汤药诸物等,复位,舞蹈,五拜。各祗候,引右出,赐衣。次引宋人从入,通名已下再拜不出班,又再拜,各祗候,亦引右出。」按太宗时礼文未备,一切尚属草创,见使节之仪亦简单。然捧书、舞蹈之类,亦不难见其因循之迹,故录以备参。
  ▲其山棚左曰桃源洞,右曰紫极洞,中作大牌,题曰翠微宫,高五七尺,以五色彩间结山石及仙、佛、龙、象之形,杂以松柏枝,以数人能为禽鸣者吟叫山内。木建殿七间,甚壮,未结盖以瓦仰铺及泥补之,以木为鸱吻,及屋脊用墨,下铺帷幕,榜曰干元殿。阶高四尺许,阶前土坛方阔数丈,名曰龙墀。两厢旋结架小韦屋,幂以青幕,以坐三节人。殿内以女真兵数十人分两壁立,各持长柄小骨朵以为仪卫。日役数千人兴筑,已架屋数十百间未就,规模亦甚侈也。
  △按前引东三省舆地图说金会宁府考记云,白城横城南「有子城方约二里,其南面有二土阜对峙」云云,曹氏引本段行程录之后云:「据此,知子城即所谓宿围,南面二阜即所谓桃源洞、紫极洞,中间即翠微宫,北行即干元殿也。」
  大金国志卷一0熙宗孝成皇帝二:「女真之初尚无城郭,星散而居,国主晟尝浴于河,牧于野,屋舍、车马、衣服、饮食之类与其下无异。金主所独享者惟一殿,名曰干元,所居四外栽柳,以作禁围而已。其殿宇遶壁尽置大炕,平居无事则锁之,或时开钥,则与臣下杂坐于炕,后妃躬侍饮食。或国主复来臣下之家,君臣宴乐,携手握臂,齩颈扭耳,至于同歌共舞,无复尊卑……」
  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旧土也。」注云:「其宫室有干元殿,天会三年建,天眷元年更名皇极殿。」
  ▲虏主所坐若今之讲坐者,施重茵,头裹皂头巾,带后垂,若今之僧伽帽者;玉束带、白皮鞋,薄髯,可三十七八许人。前施朱漆银装镀金几案,果楪以玉,酒器以金,食器以玳瑁,匙筯以象齿。遇食时,数胡人台舁十数鼎镬致前,杂手旋切割饾饤以进,名曰「御厨宴」。所食物与前叙略同,但差精细而味和耳。食余,颁以散三节人。乐如前所叙,但人数多至二百人,云乃旧契丹教坊四部也。每乐作,必以十数人高歌以齐管也,声出众乐之表,此为异尔。酒五行,食毕,各赐袭衣袍带,使、副以金,余人以银,谢毕,归馆。
  △金志服色云:「国主视朝,服■页纱幞头,窄袖赭袍,玉带,黄满领。如遇祭祀、册封、告庙,则加衮冕法服。平居闲暇,皂巾杂服,与士庶无别。」按此处「头裹皂头巾」、「玉束带」,似皆常居打扮。又金史卷三太宗纪:太宗死于天会十三年正月,年六十一。则天会二年其人已五十一岁。许氏云「可三十七八许人」,估量颇失准确。
  ▲次日,有中使赐酒果,复赐饩。赐饩以绢帛折充,使、副百余匹,余人十余匹。
  △松漠纪闻下:「虏之待中朝使者,使、副日给细酒二十量罐,羊肉八斤,果子钱五百,杂使钱五百,白面三斤,油半斤,醋二升,盐半斤,粉一斤,细白米三升,面酱半斤,大柴三束。上节:细酒六量罐,羊肉五斤,面三斤,杂使钱二百,白米二升。中节:常供酒五量罐,羊肉三斤,面二斤,杂使钱一百,白米一升半。下节:常供酒三量罐,羊肉二斤,面一斤,杂使钱一百,白米一升半。」
  ▲次日,诣虏庭赴花宴,并如仪。酒三行则乐作,鸣钲击鼓,百戏出场,有大旗、狮豹、刀牌、砑鼓、踏索、上竿、斗跳、弄丸、挝簸旗、筑球、角抵、斗鸡、杂剧等,服色鲜明,颇类中朝;又有五六妇人涂丹粉,艳衣,立于百戏后,各持两镜,高下其手,镜光闪烁,如祠庙所画电母,此为异尔。酒五行,各起就帐,戴色绢花,各二十余枝。谢罢,复坐。酒三行,归馆。
  △大金国志卷三太宗文烈皇帝一:天会二年「五月,国使往宋告嗣位,宋以著作郎许亢宗为贺登位使,亢宗至涞流河。金国索无城郭、宫室,就以所居馆燕,悉用契丹旧礼,如结彩山,作倡乐、寻幢角抵之伎,斗鸡、击鞠之戏,与中国同。但于众乐后饰舞女数人,两手持镜上下,类神祠中电母所为者,莫知其说。」
  ▲次日,又有中使赐酒果,复有贵臣就赐宴,兼伴射于馆内。庭下设垛,乐作,酒三行,伴射贵臣、馆伴使副、国信使副离席就射。三矢,弓弩从便用之。胜负各有差,就赐袭衣鞍马。是日,虏人名王贵臣多微服隐稠人中以观射。
  △按较射乃金初之仪,以后乃废弃,故于金史中无考。
  ▲次日,朝辞如见时。酒食毕,就殿上请国书,捧下殿,赐使副袭衣、物帛、鞍马,三节人物帛各有差。拜辞归馆,铺挂彩灯百十余,为芙蓉、鹅、雁之形,蜡炬十数,杂以弦管,为堂上乐。馆伴使副过位,召国信使副为惜别之会,名曰「换衣灯宴」。酒三行,各出衣服三数件,或币帛交遗。常相聚,惟劝酒食,不敢多言。至此夜,语笑甚款,酒不记巡,以醉为度,皆旧例也。
  △金史卷三八礼志朝辞仪:「次引宋使副左入,傍折通班毕,至丹墀,依上通六拜,各祗候,平立。合使赐衣马,鞠躬,闻勑,再拜。赐衣马毕,平身,搢笏,单跪,受别录物过尽,出笏,拜起,谢恩,舞蹈,五拜。有敕赐酒食,舞蹈,五拜。引使副左上露阶,齐揖入栏内,揖鞠躬,大使少前拜跪受书,起复位。揖使副齐鞠躬,受传达毕,齐退,引左下至丹樨,鞠躬,喝「各好去」,引右出。次引宰执下殿,礼毕。」按除一些繁琐跪、拜礼仪外、赐衣帛鞍马等,乃朝辞之传统内容。
  ▲次日回程,起发至兀室郎君宅,馆伴使副展状辞,送伴使副于此相见如仪。有中使抚问,赐酒果如来时。至信州、滦州同此。回程在路,更不再叙。
  △按上文第十一程由清州至滦州云:「回程锡宴是州。」又第三十程自同州至信州亦云:「回程锡宴于此。
  ▲至清州,将出界,送伴使副夜具酒食,为惜别之会。亦出衣服三数件,或币帛交遗,情意甚欢。次早发行,至界内幕次,下马而望,我界旗帜、甲马、车舆、帟幕以待,人皆有喜色。少顷乐作,酒五行,上马,复同送伴使副过我幕次。作乐,酒五行,上马,复送至两界中,彼此使副回马对立,马上一杯,换所执鞭,以为异日之记。引接展辞状,举鞭揖别,各背马回顾,少顷进数步,踌躇为不忍别之状。如是者三乃行。虏人情皆凄恻,或挥泪,吾人无也。
  △按清州参见第十程笺证。
  ▲是行回程,见虏中已转粮发兵,接迹而来,移驻南边,而汉儿亦累累详言其将入寇。是时,行人旦暮忧虏有质留之患,偶幸生还,既回阙,以前此有御笔指挥:「敢妄言边事者流三千里,罚钱三千贯,不以赦荫减。」繇是无敢言者。是秋八月初五日到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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