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文学论坛>> 文化思考>> 余秋雨 Yu Qiuyu   中国 China   现代中国   (1946年8月23日)
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
  《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一书的主体内容是余秋雨先生以整整一年时间,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艺术学院的部分学生,开设的一门课程,内容是中华文化史。它与大学规范的文化史课程不同,只探讨一个现代人应该对漫长的中华文化史保持多少记忆。
  
  本书采用了一个新颖的形式来解读中华文化,即采用课堂讨论的形式,再加上课后与学生间的“闪问”、“闪答”,使这本书精彩纷呈而明白晓畅。对于中华文化史的讲述,这本书也不是按部就班地泛泛而谈,而是以点带面。对于文明早期特别强烈的文化亮点,在余先生看来,它安顿了中华文化的精神魂魄,重点论述;而对于后期那些漫长的历史走廊,则快步走过。
  
  这是余秋雨心中的一部中华文化史,也是一部充满强烈色彩感的中华文化史。余先生以其饱学和情感,向国人传递文化记忆,以人类四大古文明中保留最完整也最璀璨的中华文化,敲响世界文明之钟。《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一书繁体版2010年在台湾出版,在华语世界引起轰动。
第一课童年的歌声(1)
  余秋雨:每当我在世界各地看到文明殒灭的证据时,总是感到非常震撼。看到一次就震撼一次,看到十次就震撼十次。看得多了,也就慢慢形成一个结论,那就是:每一种文明的灭亡都是正常的,不灭亡才是偶然的。
  灭亡有多种等级。土地的失去、庙宇的毁坏,还不是最高等级的灭亡。最高等级的灭亡是记忆的消失,而记忆消失的最直接原因,是文字的灭亡。
  中华文明是特例中的特例。人类最早的四大古文明中只有它没有中断,不仅遗迹处处,而且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记忆系统,连很多琐碎的细节也在被后代长时间折腾。
  大家知道,太琐碎的记忆,很容易导致记忆的失去。因此,我一开头就要设立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化记忆,最好从哪里开始呢?
  王牧笛:我认为应该从先秦的诸子百家开始。整个中华文化正是在诸子百家的背景下得以展开的,而且,诸子百家的记忆比神话传说要真实可信。也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化记忆应该起源于秦汉,因为中国真正延续到现在的一种文化体系,不论是正统还是道统,都是以秦汉作为基本的规制。
  万小龙:我觉得应该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最初的文化记忆大多来自于物质,来自于生产生活,无论是半坡还是河姆渡,物质文明提供了记忆的可能,否则记忆怎么可能流传?
  王安安:我倒觉得,“文化”记忆并不一定要以物质为依据。早在那之前,我们的远古时代就流传着许许多多美丽的神话传说,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它们才应该是文化记忆的开端。
  余秋雨:把神话作为记忆的起点,我赞成王安安同学的这个想法。神话就是为后世记忆而产生的,它们作为“集体无意识”的审美形态,已经成为我们记忆的基础。但是,神话太飘缈了,缺少物态支撑,因此人类还是要靠历史学、考古学来唤醒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的唤醒,并不像万小龙和王牧笛设想的那么按部就班。它往往由一种发现激活全盘,就像在欧洲,维纳斯、拉奥孔雕像的发现,庞贝古城的出土,激活了人们的遥远记忆。记忆不是一个严整的课本,而是一个地下室的豁口。记忆不是一种悠悠缅怀,而是一种突然刺激。
  我想在这里讲一段往事,说明一种文化记忆的被唤醒是何等惊心动魄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全部课程的一个隆重开头。
  这是中华文明面临灭亡的时刻,距离现在并不遥远——十九世纪晚期。当时的政局、当时的国土、当时的民心,就像盘子一样出现了一条条很大的裂缝,盘子里的文明之水眼看很快就要全部漏光。
  就在这时,一八九九年的秋天,在北京有一个人发现了甲骨文。这次发现,重新唤起了中国人关于自己民族的文化记忆。
  这个人叫王懿荣,时任国子监祭酒,是当时国家最高学府的掌门人。他生病了,发现一种叫做“龙骨”的药材上面有字。所谓“龙骨”,其实也就是古代的乌龟壳和动物的骨头。王懿荣是一位研究中国古代钟鼎文的金石学家,他觉得这应该是非常遥远的古人占卜用的一种记录,这里有祖先的声音。
  王懿荣还没有来得及研究,命运就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他当时还担任着另一个很紧迫的职位,叫做京师团练大臣。朝廷派他和义和团联系,同时处理关于防卫北京和抵抗八国联军的事务。
第一课童年的歌声(2)
  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五日,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逃离北京。作为一个负责防卫事务的长官,他不愿意成为八国联军的俘虏,于是选择了自杀殉国。
  我相信他去世前肯定有很多不舍,最放不下的也许就是他书房里边的那一堆甲骨。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甲骨文的突然发现,在这风雨飘摇、血迹斑斑的时刻,似乎有一个神秘的声音在启示这块土地:你们不该这样灭亡,你们应该去听一听童年的声音!此时的情景,中华民族就像一个遍体鳞伤的武士,在奄奄一息的时候,突然听到了自己童年的歌声。他会精神一振,想起自己生命的本原,思考自己生命的价值。他一定会撑着长矛慢慢地站起来,这就是我们民族当时的形象。而那童年的歌声,就来自甲骨文。
  世界上所有其他古文明灭亡的时候都没有听到这个声音,而当后世的考古学家发现他们远古的声音时,这种文明早已不存在了。也就是说,当童年的歌声传来时,武士们已断气多时。一八三九年玛雅文明被发现时,它已经灭亡几百年了;一八七一年特洛伊古城被发现时,特洛伊文明早已消失了三千多年;一八九九年古代巴比伦文明被发现时,古代巴比伦文明也已经灭绝了三千多年,这个时间和甲骨文被发现是同一年。甲骨文连接的中华文明没有中断,但是古巴比伦文明已经灭亡很久了。一九〇〇年,也就是王懿荣自杀的那一年,古希腊的克里特文明被发现,而这个文明在三千六百多年前就没能继续;再晚一点的一九〇二年,当古埃及文明重新出现在考古学家面前时,这个文明也消失几千年了。
  幸运的是,当中华民族童年的歌声传来的时候,这个文明还存在。
  上天似乎担心我们听不懂甲骨文的声音,就在王懿荣自杀前不久,敦煌的藏经洞又被发现了。接二连三地让我们听到自己童年的声音、青年的声音,告诉我们这种文明命不该绝。正是这种歌声,重新唤起我们对文明最初的记忆。
  王安安:我很喜欢秋雨老师关于临死武士听到童年歌声的比喻。一种文明的童年歌声在血泊中听到,才更加惊心动魄。秋雨老师用发现甲骨文的故事来开启一门有关文化记忆的课,也让人觉得惊心动魄。但是,具体来说,王懿荣能不能不自杀?如果他继续研究甲骨文,能不能把文化使命完成得更完整?我想到了一个小故事,数学家阿基米德在临死前,当古罗马士兵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时,他只平静地说了一句:“请让我演算完最后一道题再杀死我。”如果是王懿荣,他会作出这种选择吗?
  余秋雨:这就是东、西方知识分子的重大差别,王懿荣一定会把朝廷使命放在第一位。但是,一百多年过去,历史记住他,只是因为他发现了甲骨文——一种文化记忆的唤醒。结果,他的自杀,也就不再是政治祭奠,而变成了一种文化祭奠。在他之后,还有好几位祭奠者,具体原因不一,但都为一种文化记忆的唤醒支付了生命的代价。这是一个悲壮的课程,我们下次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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