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文學>> 文化思考>> 余秋雨 Yu Qiuyu   中国 China   现代中国   (1946年8月23日)
中華文化四十七堂課
  《中華文化四十七堂課:從北大到臺大》一書的主體內容是餘秋雨先生以整整一年時間,為北京大學中文係、歷史係、哲學係、藝術學院的部分學生,開設的一門課程,內容是中華文化史。它與大學規範的文化史課程不同,衹探討一個現代人應該對漫長的中華文化史保持多少記憶。
  
  本書采用了一個新穎的形式來解讀中華文化,即采用課堂討論的形式,再加上課後與學生間的“閃問”、“閃答”,使這本書精彩紛呈而明白曉暢。對於中華文化史的講述,這本書也不是按部就班地泛泛而談,而是以點帶面。對於文明早期特別強烈的文化亮點,在餘先生看來,它安頓了中華文化的精神魂魄,重點論述;而對於後期那些漫長的歷史走廊,則快步走過。
  
  這是餘秋雨心中的一部中華文化史,也是一部充滿強烈色彩感的中華文化史。餘先生以其飽學和情感,嚮國人傳遞文化記憶,以人類四大古文明中保留最完整也最璀璨的中華文化,敲響世界文明之鐘。《中華文化四十七堂課:從北大到臺大》一書繁體版2010年在臺灣出版,在華語世界引起轟動。
第一課童年的歌聲(1)
  餘秋雨:每當我在世界各地看到文明殞滅的證據時,總是感到非常震撼。看到一次就震撼一次,看到十次就震撼十次。看得多了,也就慢慢形成一個結論,那就是:每一種文明的滅亡都是正常的,不滅亡纔是偶然的。
  滅亡有多種等級。土地的失去、廟宇的毀壞,還不是最高等級的滅亡。最高等級的滅亡是記憶的消失,而記憶消失的最直接原因,是文字的滅亡。
  中華文明是特例中的特例。人類最早的四大古文明中衹有它沒有中斷,不僅遺跡處處,而且構成了一個龐大的記憶係統,連很多瑣碎的細節也在被後代長時間折騰。
  大傢知道,太瑣碎的記憶,很容易導致記憶的失去。因此,我一開頭就要設立一個問題: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對於自己的文化記憶,最好從哪裏開始呢?
  王牧笛:我認為應該從先秦的諸子百傢開始。整個中華文化正是在諸子百傢的背景下得以展開的,而且,諸子百傢的記憶比神話傳說要真實可信。也有人認為中國的文化記憶應該起源於秦漢,因為中國真正延續到現在的一種文化體係,不論是正統還是道統,都是以秦漢作為基本的規製。
  萬小竜:我覺得應該從新石器時代開始。最初的文化記憶大多來自於物質,來自於生産生活,無論是半坡還是河姆渡,物質文明提供了記憶的可能,否則記憶怎麽可能流傳?
  王安安:我倒覺得,“文化”記憶並不一定要以物質為依據。早在那之前,我們的遠古時代就流傳着許許多多美麗的神話傳說,誇父逐日、精衛填海、女媧補天……它們纔應該是文化記憶的開端。
  餘秋雨:把神話作為記憶的起點,我贊成王安安同學的這個想法。神話就是為後世記憶而産生的,它們作為“集體無意識”的審美形態,已經成為我們記憶的基礎。但是,神話太飄緲了,缺少物態支撐,因此人類還是要靠歷史學、考古學來喚醒文化記憶。
  文化記憶的喚醒,並不像萬小竜和王牧笛設想的那麽按部就班。它往往由一種發現激活全盤,就像在歐洲,維納斯、拉奧孔雕像的發現,龐貝古城的出土,激活了人們的遙遠記憶。記憶不是一個嚴整的課本,而是一個地下室的豁口。記憶不是一種悠悠緬懷,而是一種突然刺激。
  我想在這裏講一段往事,說明一種文化記憶的被喚醒是何等驚心動魄的事情。這也是我們全部課程的一個隆重開頭。
  這是中華文明面臨滅亡的時刻,距離現在並不遙遠——十九世紀晚期。當時的政局、當時的國土、當時的民心,就像盤子一樣出現了一條條很大的裂縫,盤子裏的文明之水眼看很快就要全部漏光。
  就在這時,一八九九年的秋天,在北京有一個人發現了甲骨文。這次發現,重新喚起了中國人關於自己民族的文化記憶。
  這個人叫王懿榮,時任國子監祭酒,是當時國傢最高學府的掌門人。他生病了,發現一種叫做“竜骨”的藥材上面有字。所謂“竜骨”,其實也就是古代的烏龜殼和動物的骨頭。王懿榮是一位研究中國古代鐘鼎文的金石學家,他覺得這應該是非常遙遠的古人占卜用的一種記錄,這裏有祖先的聲音。
  王懿榮還沒有來得及研究,命運就發生了巨大的轉折。他當時還擔任着另一個很緊迫的職位,叫做京師團練大臣。朝廷派他和義和團聯繫,同時處理關於防衛北京和抵抗八國聯軍的事務。
第一課童年的歌聲(2)
  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五日,慈禧太後、光緒皇帝逃離北京。作為一個負責防衛事務的長官,他不願意成為八國聯軍的俘虜,於是選擇了自殺殉國。
  我相信他去世前肯定有很多不捨,最放不下的也許就是他書房裏邊的那一堆甲骨。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甲骨文的突然發現,在這風雨飄搖、血跡斑斑的時刻,似乎有一個神秘的聲音在啓示這塊土地:你們不該這樣滅亡,你們應該去聽一聽童年的聲音!此時的情景,中華民族就像一個遍體鱗傷的武士,在奄奄一息的時候,突然聽到了自己童年的歌聲。他會精神一振,想起自己生命的本原,思考自己生命的價值。他一定會撐着長矛慢慢地站起來,這就是我們民族當時的形象。而那童年的歌聲,就來自甲骨文。
  世界上所有其他古文明滅亡的時候都沒有聽到這個聲音,而當後世的考古學家發現他們遠古的聲音時,這種文明早已不存在了。也就是說,當童年的歌聲傳來時,武士們已斷氣多時。一八三九年瑪雅文明被發現時,它已經滅亡幾百年了;一八七一年特洛伊古城被發現時,特洛伊文明早已消失了三千多年;一八九九年古代巴比倫文明被發現時,古代巴比倫文明也已經滅絶了三千多年,這個時間和甲骨文被發現是同一年。甲骨文連接的中華文明沒有中斷,但是古巴比倫文明已經滅亡很久了。一九〇〇年,也就是王懿榮自殺的那一年,古希臘的剋裏特文明被發現,而這個文明在三千六百多年前就沒能繼續;再晚一點的一九〇二年,當古埃及文明重新出現在考古學家面前時,這個文明也消失幾千年了。
  幸運的是,當中華民族童年的歌聲傳來的時候,這個文明還存在。
  上天似乎擔心我們聽不懂甲骨文的聲音,就在王懿榮自殺前不久,敦煌的藏經洞又被發現了。接二連三地讓我們聽到自己童年的聲音、青年的聲音,告訴我們這種文明命不該絶。正是這種歌聲,重新喚起我們對文明最初的記憶。
  王安安:我很喜歡秋雨老師關於臨死武士聽到童年歌聲的比喻。一種文明的童年歌聲在血泊中聽到,纔更加驚心動魄。秋雨老師用發現甲骨文的故事來開啓一門有關文化記憶的課,也讓人覺得驚心動魄。但是,具體來說,王懿榮能不能不自殺?如果他繼續研究甲骨文,能不能把文化使命完成得更完整?我想到了一個小故事,數學家阿基米德在臨死前,當古羅馬士兵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時,他衹平靜地說了一句:“請讓我演算完最後一道題再殺死我。”如果是王懿榮,他會作出這種選擇嗎?
  餘秋雨:這就是東、西方知識分子的重大差別,王懿榮一定會把朝廷使命放在第一位。但是,一百多年過去,歷史記住他,衹是因為他發現了甲骨文——一種文化記憶的喚醒。結果,他的自殺,也就不再是政治祭奠,而變成了一種文化祭奠。在他之後,還有好幾位祭奠者,具體原因不一,但都為一種文化記憶的喚醒支付了生命的代價。這是一個悲壯的課程,我們下次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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