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每个篇章后皆附有高级语文教师、诗人和知名文化人等三种不同风格的精彩评点，点评文字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对余秋雨先生的代表作进行评析，或辣或庄或谐，灼见多多，新意比比，引领读者获取多重阅读体验。
设计典雅堂皇、装帧精美，采用硬精装加护封和塑封；
低定价、高品位（与作家社的版本相比较）；
原著与点评互为彰显，信息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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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定价、高品位（与作家社的版本相比较）；
原著与点评互为彰显，信息丰富。
我的一个学生，向我讲述了他的一段经历。
有一天，他从家里的一个旧箱子里翻出来几张老照片。照片拍的是同一个人，一个风姿绰约的美女，服饰打扮在今天看来也显得大胆而前卫。他连忙拉过父亲询问，父亲说：“这是你的祖母。”
这让我的学生大吃一惊。看父亲和母亲，平时是那么谨慎、朴素、节俭，只要走出家门几步就立即融入灰暗的人流中再也无法找到。居然，他们的前辈是那样一副模样！
我的学生愣了片刻便相信了，因为照片上美女的眉眼神色，与父亲非常相似。
于是，一场艰难的问答开始了。凡是父亲最含糊其辞的地方，恰恰是我学生最大的兴趣点。
这使我的学生产生一种有关自己生命来历的好奇，不久，他就带着那几张照片来到了老家的小镇。
认识祖母的老人还有一些，奇怪的是，本来以为最知情的老太太们都说不出太多的东西，而那些老大爷却目光炯炯地看着眼前的年轻人，扑朔迷离地说出一些零碎的细节。
几天下来，我的学生锁定了三位老大爷，重点探问。结果，他越来越迷惑：自己的祖父有可能在这三人中间，也有可能不是。他离开小镇时有点慌张，甚至不敢看任何一个路边的老年男人。他还犹豫，要不要把这几天的经历告诉父亲。
我看着这个学生只说了一句话：“你只需知道，自己有美丽的基因。”
我们生活在自己非常熟悉的家里，甚至已经成了家长，却未必知道这个家的来历。
小家庭是这样，大家庭也是这样。
我自己年轻时也曾经突然发现了小家庭的来历，然后产生巨大的疑问，进而去探询大家庭的秘密。
那时我二十岁，家庭突然被一场政治灾难席卷，我天天帮父亲抄写他的“坦白材料”。掌权的极左派根据一个人含糊其辞的“揭发”，断言我父亲有“政治历史问题”，却又不知道要他“坦白”什么，每天问的问题完全不着边际，因此这个材料永远也写不完。
我在抄写中充分了解了自家的历史，包括各种细节，经常边抄边为长辈们紧张、悲哀、高兴、羞愧。如果在正常情况下，世间子女是不可能知道长辈那么多事情的。
我怕父亲的回忆不准，又不断地向祖母、母亲、舅舅核实，他们的叙述使相关的资讯又增加了很多倍。我终于明白，这是一个辛劳、怯懦、善良的佛教徒家庭，从屋檐到墙脚，找不到一丝一毫有可能损及他人的印痕。
这一明白，反而造成了我更大的不明白：这样一个家庭，为什么遭此祸孽？原来以为是那几个掌权者居心不良，但他们很快下台了，单位的负责人换了几任，为什么祸孽还在延续？更奇怪的是，周围的同事、朋友都不难看出这是一个荒唐的冤案，已经造成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的无法生存，为什么都不肯稍稍帮助一下？这种帮助，当时对他们来说毫无风险。
我在冷漠表情的包围中，懂得了鲁迅当年解剖“国民性”的理由。而且我已经知道，“国民性”也就是一个国家民众的集体潜意识，是一种深层文化。
我被这种深层文化刺痛了，但是，当时社会上又恰恰是在猛烈批判传统文化。我又一次陷入了困惑：这是一种劣质文化在批判一种过时的优质文化，还是两者都是劣质文化？
不管哪一种答案，都让我非常悲观：既然中华文化是如此不明不白，那么，做一个中国人也就要一直不明不白下去了。
因此我觉得还是少沾文化的边，一心只想终身从事体力劳动。我在农场时的劳动劲头，很多老同事直到今天说起来还印象深刻。
后来，掌权的极左派上层因内讧而受挫，一场由政府中“开明派”领导人发起的文化抢救行动，把我也“抢救”了。我泥迹斑斑地被裹卷到了恢复教学、编写教材、编撰词典的繁忙中，并开始知道文化是什么。再后来，当极左派又把这场文化抢救运动称之为“右倾翻案风”要进行反击的时候，我就潜藏到浙江的一座山上，开始了对中华经典的系统研读。由此一发不可收，直到后来独自去寻觅祖先留在书本之外的文化身影，再去探访与祖先同龄的异国老者们的远方故宅，走得很远很远。
终于，我触摸到了中华大家庭的很多秘密，远比想象的精彩。
这当然不能由自己独享，我决定把自己阅读和旅行的感受写成文章，告诉同胞，因为他们都为中华文化承担过悲欢荣辱。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很难，因为世界上华人读者的数量太大、支脉太多。为此我不得不暂时远离早就形成的学术癖好，用最感性的“宏伟叙事”来与广大读者对话，建构一种双向交流的大文学。
我的这?试验，受到了海内外华人读者的欢迎。
受欢迎的热烈程度让我惊讶，我询问白先勇先生是怎么回事。他说，你碰到了中华文化的基因，那是一种文化DNA，融化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大家读你的书，也就是读自己。
一路上写的书已经不少，由于读的人多，遇到了意想不到的盗版狂潮。
我的书在国内的盗版本早已是正版本的十倍左右。前些年应邀去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演讲，馆方非常热情地把他们收藏的我的中文版著作一本本推出来向听众展示。但是，我与妻子不得不苦笑着交换了一下眼色，因为推出来的大多也是盗版本。其中还有不少，是盗版者为我编的各种“文集”。
因此，我觉得不应该再麻烦这些盗版者了，决心重新整理一下自己的出版物。更何况，重访文化遗迹时所产生的新感觉需要补充，很多当时漏编、漏写的篇目需要加入，不少自己现在已经不满意的文章需要删削。
为此，我花费不少时间等待以前出版的那些书的合约到期，然后不再续签，让全国各地正版书市场上我的专柜“空架”了很久。在这个过程中，我对以前的文章进行大幅度的改写，又增补了不少关及中华文化基本经络的文章。
这样就构成了一套面貌崭新的“文化苦旅全书”。其中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中国的路程，第二部分是有关世界的路程，第三部分是有关自己的路程。
眼下这本《寻觅中华》，系统地表述了我从灾难时期开始一步步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史。任何一部真正的历史，起点总是一堆又一堆的资料，终点则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感悟。这是一个人心中的中华文化史，我锻铸了它，它也锻铸了我。书里边的文章，除了一篇之外，都没有在以前出版的书里出现过。
从此，我的全部文化散文著作，均以这套书的文字和标题为准。
二○○八年初春
有一天，他从家里的一个旧箱子里翻出来几张老照片。照片拍的是同一个人，一个风姿绰约的美女，服饰打扮在今天看来也显得大胆而前卫。他连忙拉过父亲询问，父亲说：“这是你的祖母。”
这让我的学生大吃一惊。看父亲和母亲，平时是那么谨慎、朴素、节俭，只要走出家门几步就立即融入灰暗的人流中再也无法找到。居然，他们的前辈是那样一副模样！
我的学生愣了片刻便相信了，因为照片上美女的眉眼神色，与父亲非常相似。
于是，一场艰难的问答开始了。凡是父亲最含糊其辞的地方，恰恰是我学生最大的兴趣点。
这使我的学生产生一种有关自己生命来历的好奇，不久，他就带着那几张照片来到了老家的小镇。
认识祖母的老人还有一些，奇怪的是，本来以为最知情的老太太们都说不出太多的东西，而那些老大爷却目光炯炯地看着眼前的年轻人，扑朔迷离地说出一些零碎的细节。
几天下来，我的学生锁定了三位老大爷，重点探问。结果，他越来越迷惑：自己的祖父有可能在这三人中间，也有可能不是。他离开小镇时有点慌张，甚至不敢看任何一个路边的老年男人。他还犹豫，要不要把这几天的经历告诉父亲。
我看着这个学生只说了一句话：“你只需知道，自己有美丽的基因。”
我们生活在自己非常熟悉的家里，甚至已经成了家长，却未必知道这个家的来历。
小家庭是这样，大家庭也是这样。
我自己年轻时也曾经突然发现了小家庭的来历，然后产生巨大的疑问，进而去探询大家庭的秘密。
那时我二十岁，家庭突然被一场政治灾难席卷，我天天帮父亲抄写他的“坦白材料”。掌权的极左派根据一个人含糊其辞的“揭发”，断言我父亲有“政治历史问题”，却又不知道要他“坦白”什么，每天问的问题完全不着边际，因此这个材料永远也写不完。
我在抄写中充分了解了自家的历史，包括各种细节，经常边抄边为长辈们紧张、悲哀、高兴、羞愧。如果在正常情况下，世间子女是不可能知道长辈那么多事情的。
我怕父亲的回忆不准，又不断地向祖母、母亲、舅舅核实，他们的叙述使相关的资讯又增加了很多倍。我终于明白，这是一个辛劳、怯懦、善良的佛教徒家庭，从屋檐到墙脚，找不到一丝一毫有可能损及他人的印痕。
这一明白，反而造成了我更大的不明白：这样一个家庭，为什么遭此祸孽？原来以为是那几个掌权者居心不良，但他们很快下台了，单位的负责人换了几任，为什么祸孽还在延续？更奇怪的是，周围的同事、朋友都不难看出这是一个荒唐的冤案，已经造成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的无法生存，为什么都不肯稍稍帮助一下？这种帮助，当时对他们来说毫无风险。
我在冷漠表情的包围中，懂得了鲁迅当年解剖“国民性”的理由。而且我已经知道，“国民性”也就是一个国家民众的集体潜意识，是一种深层文化。
我被这种深层文化刺痛了，但是，当时社会上又恰恰是在猛烈批判传统文化。我又一次陷入了困惑：这是一种劣质文化在批判一种过时的优质文化，还是两者都是劣质文化？
不管哪一种答案，都让我非常悲观：既然中华文化是如此不明不白，那么，做一个中国人也就要一直不明不白下去了。
因此我觉得还是少沾文化的边，一心只想终身从事体力劳动。我在农场时的劳动劲头，很多老同事直到今天说起来还印象深刻。
后来，掌权的极左派上层因内讧而受挫，一场由政府中“开明派”领导人发起的文化抢救行动，把我也“抢救”了。我泥迹斑斑地被裹卷到了恢复教学、编写教材、编撰词典的繁忙中，并开始知道文化是什么。再后来，当极左派又把这场文化抢救运动称之为“右倾翻案风”要进行反击的时候，我就潜藏到浙江的一座山上，开始了对中华经典的系统研读。由此一发不可收，直到后来独自去寻觅祖先留在书本之外的文化身影，再去探访与祖先同龄的异国老者们的远方故宅，走得很远很远。
终于，我触摸到了中华大家庭的很多秘密，远比想象的精彩。
这当然不能由自己独享，我决定把自己阅读和旅行的感受写成文章，告诉同胞，因为他们都为中华文化承担过悲欢荣辱。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很难，因为世界上华人读者的数量太大、支脉太多。为此我不得不暂时远离早就形成的学术癖好，用最感性的“宏伟叙事”来与广大读者对话，建构一种双向交流的大文学。
我的这?试验，受到了海内外华人读者的欢迎。
受欢迎的热烈程度让我惊讶，我询问白先勇先生是怎么回事。他说，你碰到了中华文化的基因，那是一种文化DNA，融化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大家读你的书，也就是读自己。
一路上写的书已经不少，由于读的人多，遇到了意想不到的盗版狂潮。
我的书在国内的盗版本早已是正版本的十倍左右。前些年应邀去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演讲，馆方非常热情地把他们收藏的我的中文版著作一本本推出来向听众展示。但是，我与妻子不得不苦笑着交换了一下眼色，因为推出来的大多也是盗版本。其中还有不少，是盗版者为我编的各种“文集”。
因此，我觉得不应该再麻烦这些盗版者了，决心重新整理一下自己的出版物。更何况，重访文化遗迹时所产生的新感觉需要补充，很多当时漏编、漏写的篇目需要加入，不少自己现在已经不满意的文章需要删削。
为此，我花费不少时间等待以前出版的那些书的合约到期，然后不再续签，让全国各地正版书市场上我的专柜“空架”了很久。在这个过程中，我对以前的文章进行大幅度的改写，又增补了不少关及中华文化基本经络的文章。
这样就构成了一套面貌崭新的“文化苦旅全书”。其中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中国的路程，第二部分是有关世界的路程，第三部分是有关自己的路程。
眼下这本《寻觅中华》，系统地表述了我从灾难时期开始一步步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史。任何一部真正的历史，起点总是一堆又一堆的资料，终点则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感悟。这是一个人心中的中华文化史，我锻铸了它，它也锻铸了我。书里边的文章，除了一篇之外，都没有在以前出版的书里出现过。
从此，我的全部文化散文著作，均以这套书的文字和标题为准。
二○○八年初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