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文學>> 散文>> 餘秋雨 Yu Qiuyu   中國 China   現代中國   (1946年八月23日)
可憐的正本
  不知道這算是屈服還是抗爭,我終於被盜版者們逼得走投無路,多年堅守潰於
  
  一旦,不得不出版《山居筆記》大陸版的“正本”了。
  
  我已經聽到他們的冷笑:“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自己辛辛苦苦寫的書,卻要在盜版者的逼迫下纔交付出版,這是一個讓人聽不
  
  懂的故事。兩位略知內情的前輩學者對我說:“你的這些經歷是一個特殊時期的文
  
  化現象,過去不會發生,今後難於理解,別處無法想像,有記述下來的資料價值。”
  
  有沒有資料價值不知道,但是買我書的讀者有權利知道一點事情的來竜去脈,
  
  我也有責任嚮他們作一個交代。
  
   一、說來話長
  
  說來話長,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是1988年年初交付給一傢地方出版
  
  社的,到1992年終於改由上海出版,難産了整整四年。出版此書後一路暢銷。暢銷
  
  三個月後開始有第一種盜版本,後來盜版本源源不斷,平裝精裝都有。前年(1996
  
  年)夏天去新疆喀什,當地讀者要我簽名的《文化苦旅》居然有十分之九是盜版,
  
  去年到中國科技大學演講,要我簽名的書中盜版本仍高達二分之一以上。
  
  經常有消息傳來,盜版《文化苦旅》的不法書商在湖南、山東、河南、廣東等
  
  地被查處,消息是確實的,有報道為證,但從來沒有哪個機關來通知我查處的結果。
  
  有幾個專傢告訴我,一個不法書商甘冒牢獄之災而盜印一本書,必須有一個極為可
  
  觀的印數。這本書被盜印了多少,很難估計了。
  
  盜版本雖然各式各樣,但錯別字連篇卻是共通的。我幾乎每天都要收到受盜版
  
  本之害的讀者來信,他們多數不知道買到的是盜版本,衹抱怨出版社校對不認真,
  
  有不少讀者還寄來了厚厚的勘誤表,希望能助我一臂之力。有些讀者看出了是盜版
  
  本,來信責問出版社為什麽不多印一點。
  
  我打電話問出版社,正本已經印了多少了,答曰三十餘萬册。我突然想起,這
  
  本書印了這麽多年還沒有簽訂過出版合同,當初領取過一次性的字數稿酬,大體上
  
  正好與我購買此書送人的款項持平。能否以版稅計?惴惴不安地去信商量,出版社
  
  轉達過來的意見是:“以前的算了,以後再印可計版稅。如同意這樣簽約,可給一
  
  點奬勵。”我猶疑了一會兒,也就點頭了。
  
  還有沒有“以後再印”的機會?我不知道,看到的是書市間永遠在“再印”的
  
  盜版本。偶爾也停步翻翻,發現近一二年《文化苦旅》的盜版本在印刷質量上有很
  
  大提高,有時書商見我看得仔細就大力推薦,我會支支吾吾地說這可能是盜版本,
  
  這一說不要緊,幾乎每次都引起書商的勃然大怒。對於街市間的橫蠻人我歷來是毫
  
  無辦法的,他們的訓斥引來了很多圍觀的路人,大傢很可能以為我是一個企圖偷書
  
  而被抓住的人,我不知如何辯說,衹能紅着臉快速離開,背後的書商還在吼叫:
  
  “盜版?你纔盜呢!買不起書,別到這兒來起膩!”
  
   二、深夜電話
  
  我不知道怎麽辦,曾問過一位年長的幹部,這位幹部哈哈一笑,拍着我的肩安
  
  慰我:“好書嘛,多印一點怕什麽?”
  
  後來聽說河北某地有一個盜印《文化苦旅》的窩點,出版界的一位朋友曾經順
  
  便去查詢了一下,當地幹部說:“農民要脫貧,印一點既不反動也不色情的書,總
  
  不是什麽大問題吧?”
  
  當然。人傢比我更窘迫。
  
  我周圍的朋友說得更達觀:“盜版,是在特殊時期普及文化的一條途徑,也是
  
  對僵硬的出版體製的一種衝擊,表面上惡,實質上善,你要看得宏觀一點。”
  
  有一位朋友來信說:“書市間見尊著被大量盜版,可喜可賀!惟一的遺憾是錯
  
  別字太多,弟準備寫一篇雜文《盜亦有道》,勸他們今後校對得認真一點。”這篇
  
  雜文,不知道後來寫出來沒有。
  
  想來想去,我衹有低下頭來,繼續寫我的文章。新寫的文章以“山居筆記”的
  
  專欄方式在《收穫》雜志連載。
  
  其時,新一輪的散文熱已經興起,書肆間各種散文選本波涌浪疊,我也漸漸被
  
  各地的出版社包圍了。
  
  他們趕了那麽遠的路找到我,大多還找了一位我熟悉的作傢陪來,請我吃飯,
  
  好言好語,最後都掃興而歸。其中最對不起的是北京、天津、廣州、湖南、四川、
  
  陝西的一些出版社,派來的編輯都是素質很高的文化人,我至今還常常記起那些親
  
  切儒雅而最終失望的面影。我拒絶的理由很簡單:“我寫的散文不多,選來選去會
  
  損害讀者。”他們反駁的理由更簡單:“為什麽會有那麽多盜版本?因為還有很多
  
  讀者買不到你的書。”針對我的顧慮,他們規勸說:“你怎麽知道所有的讀者會買
  
  你的一切選本?凡選本都會有重複篇目,到了具體讀者那裏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不能說他們沒有道理。說來說去,我終於同意家乡出版社選一本老傢存檔式的
  
  《秋雨散文》,東北的“布老虎叢書”編一本專題文集《文明的碎片》,這兩本書
  
  既選了《文化苦旅》中的一些篇目,也選了正在連載的“山居筆記”專欄中已發表
  
  的一些篇目,後者還選了我的一些雜文、講演和答記者問。
  
  誰能料到,這兩本書剛出版,又遇到大量盜版。據“布老虎叢書”的總策劃安
  
  波舜先生告訴我,《文明的碎片》的盜版本製作相當精良。而《秋雨散文》的盜版
  
  本則連我自己也分辨不出,曾與妻子購了一大批送人,後來見到報紙上有一篇專談
  
  識別真偽《秋雨散文》訣竅的書,纔知道我本人送出去的也全是盜版本。這真是莫
  
  大的諷刺了,出版傢為遏製盜版而采取的措施,居然引發了更大規模的盜版。盜版
  
  者為什麽如此強大呢?
  
  就在這時,我收到河南省一位大學生的來信,他說他新近買了一本《文明的碎
  
  片》,發現其中有些文章選自《文化苦旅》,這對他來說就造成了不必要的重複。
  
  拿着這封信我苦惱了很久,心想果不其然,確實有一批讀者見了我的書每本都買。
  
  即便別人對不起我,我卻不能對不起讀者。反正朋友們誰都知道,我在出版書籍的
  
  經濟收效上永遠鬧着難於置信的笑話,那就不應該再把這些笑話讓讀者分擔。
  
  我終於作出兩項决定:一,與出版社商量,立即拆版停印《文明的碎片》,由
  
  我承擔損失;二,既然《秋雨散文》中已收了《山居筆記》中的不少篇目,不再在
  
  大陸出版《山居筆記》。
  
  第一項决定幾經商議獲得了出版社的同意。安波舜先生說,儘管《文明的碎片》
  
  仍是最暢銷的書籍之一,但出版社願意與我一起為讀者着想,立即拆版停印,這讓
  
  我十分感動。但是,第二項决定遇到了麻煩。
  
  好幾傢出版社都提出要以優惠的條件出版《山居筆記》,但反正我不鬆口,他
  
  們也衹好作罷。這中間,有幾個暖昧的電話使我産生了警覺。我無法知道與我對話
  
  的主角是誰,衹說是某位我認識的人的朋友,正在探索一種更靈活的出版渠道,以
  
  前也曾試着“操作”過我的書,衹要我願意在《山居筆記》上合作,可以先付我一
  
  筆錢,而且以前對我造成的損失也可商量補給。
  
  我大體知道他們是誰了,而且也聽說他們確實厲害。幾年前全國圖書交易會在
  
  武漢舉行,各地出版社和書店去的人員住在招待所裏,而他們則都包住在星級賓館。
  
  我的朋友王國偉先生曾去“微服私訪”,發現他們不僅財大氣粗,而且諳熟出版行
  
  情和媒體文化,連我這樣的人的寫作計劃都一清二楚。他們現在直接與我聯繫,大
  
  概一是因為《山居筆記》衹是單篇連載而未曾出過大陸版正本,他們不能像往常那
  
  樣以冒充正本的方式欺騙書店;二是因為政府重視了知識産權保護,立法頗嚴,不
  
  如直接收買作者。
  
  我回答:“我不能戲弄讀者。”他們的電話總是深夜來的,見我拒絶,總是客
  
  氣地勸我再想想,還說報酬很有彈性。
  
  這樣的電話來了五六次,我不得不央求在電話局工作的讀者李明海先生幫我更
  
  換電話號碼。更換電話號碼還有其他一個原因:凌晨三四點鐘,我一再被騷擾電話
  
  吵醒,電話中照例先是一陣笑聲,然後說有一幫年輕的哥們在緑光咖啡屋等我聽音
  
  樂。緑光咖啡屋?我猛然想起,臺灣出過一本書,叫做《到緑光咖啡屋聽巴赫讀餘
  
  秋雨》。看來這幫年輕的哥們知道有這本書。換了電話號碼纔半個月,那個電話又
  
  打來了。他們真有本事。
  
   三、北京友人
  
  1995年8月,我偷偷地在臺灣出版了《山居筆記》的直排繁體字本,因為海外沒
  
  有出過《秋雨散文》,不存在部分篇目重複的問題。之所以要“偷偷”,是怕大陸
  
  的盜版者們發現,因此連這個消息也嚴格保密。
  
  但是,三個月後,11月17日的《人民日報》華東版發表了一則報道,臺灣版
  
  《山居筆記》已名列海外華文書排行榜第二位,僅次於日本大江健三郎的《性的人》。
  
  我估計這則報道看到的人不會太多,但心情開始緊張起來。誰料事隔一個多月,
  
  《山居筆記》又獲得了海外華文文學最高奬—臺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奬的第一名。
  
  此奬由於歷史原因和評委陣容,在國際間備受關註,而我又是第二次獲得此奬,因
  
  此成了一個掩蓋不住的新聞,1996年1月17日,北京《中華讀書報》在頭版以套紅標
  
  題發表了這個消息。《中華讀書報》影響不小,我想這次是瞞不過盜版集團了。
  
  此後,我聽到深夜的電話鈴聲就有點抖抖索索。但很長時間過去了,居然沒有
  
  那種電話,我鬆了一口氣。不久有一位北京友人告訴我,他轉彎抹角地聽到一個傳
  
  聞,有一幫很想印行《山居筆記》的人見我態度僵硬,準備作一番“操作”,要我
  
  當心。
  
  “無非像過去一樣盜版。但這次《山居筆記》連一個底本也沒有,那我就可以
  
  公開揭穿他們。”我說。
  
  “你想得過於天真了。”這位朋友說,“我聽說他們準備花一二年時間組織人
  
  批判你的文章,讓大傢對你嗤之以鼻,不相信還有人盜版你的書,而你也會在心煩
  
  意亂中失去招架之功到那時一切都好辦了。”
  
  “可惜到那時盜版本也賣不掉了。”我笑道。
  
  “不。中國讀者最喜歡買被批判的書,這一點那幫人最清楚。”朋友神情嚴峻。
  
  他的嚴峻引發了我的嚴峻,我說:“文化畢竟是文化,先貶值後傾銷的手段,
  
  在文化領域恐怕行不通吧?”
  
  “也可能是以訛傳訛,我衹是提醒一下,供你參考。”朋友有點不悅。
  
  北京的朋友走後,報刊間對我的批評確實多起來了,但仔細一看,有的批評很
  
  講道理,根本不像是盜版者組織的,我也就安心地繼續走南闖北去進行文化考察了,
  
  不再在意。後來在旅途中經常聽各地朋友說,批評聲勢越來越猛。口氣也越來越激
  
  烈,而且還頻頻出現了與我的散文無關的種種批判,甚至涉及到了我以前的學術著
  
  作我的外語水平,我對電視的參與,我在某地的發言,有的報刊甚至公佈了我考察
  
  各地文化時“上級”補貼的旅費數字,有的報刊則反駁,說我根本沒有外出過,是
  
  拿着一本地圖寫的……終於北京有一傢報紙在評選全年文化大事時,我被評為“被
  
  批評最多的文化人”。忘年之交黃宗江先生則來信調侃我:“駡餘秋雨,是當今文
  
  壇一大時髦。”散文傢卞毓芳先生告訴我,他在一個座談會上剛剛提到我的名字,
  
  便聽到了一片“噓”聲。卞先生與我衹是一面之識,說起我也衹是就文論文,他覺
  
  得這種情景有點不可思議。
  
  後來我在報紙上讀到卞先生的一篇短文,說他經過瞭解,那些人“噓”我大多
  
  是因為我不接電話,架子大。他為我辯解,說老接電話就很難靜心寫作。
  
  這件事我深感冤枉,因為我歷來是一聽到電話鈴聲就急速衝過去的,每每引得
  
  妻子叮囑:“慢一點,別摔着了。”衹是我每年有半年多時間在外考察,接不到。
  
  但這倒又引起了我的一點警覺:什麽?又是電話?什麽人在頻頻給我打電話?知道
  
  號碼又不知道我外出,卻如此惱怒,顯然不是我的朋友,那他們是誰?
  
  南北報刊上也漸漸出現了一些理論詞彙,例如一個署名王強的人寫道:
  
  餘秋雨放棄了最起碼的學術理性,把自己變成了一個情緒化生物。
  
  他的“文化散文”,從內容到形式,都是對現代學術的一種嘲弄是學術文化的
  
  一次倒退。
  
  這無疑是對現代理性的反動。
  
  區區幾篇散文,何至於此?
  
  還有更過火的。有一位先生在報刊上說,他曾寫文章批評過我對深圳文化的發
  
  言,而我則寫信給他傾訴難言苦衷,於是他幹脆把我的“雙重人格”揭露出來曝曝
  
  光。—這個設計要花些腦子,但設計者忘記了社會人心的急劇變化。即便這一切全
  
  是真的,今天的廣大讀者纔不在乎哪座城市的不同文化觀點呢,他們註意的衹有一
  
  點:人傢私信中的“難言苦衷”,怎麽能夠拿到報紙上公佈?
  
  就在這時,在自貢的魏明倫先生給我打來長途電話,用濃重的四川口音朗讀了
  
  一傢刊物上的批判文章:“餘秋雨既然能在傳媒間紅起來,那麽也能讓他在傳媒間
  
  毀掉……”,讀到這裏,魏明倫先生突然中止,說:“下面還有更難聽的呢,不讀
  
  了,不讀了。”
  
  接到這個電話不久,全國各省書市間就出現了大批盜版本《山居筆記》。
  
  這個盜版本印製精緻,全部精裝,紙張、版式都十分考究,封面圖像采用臺灣
  
  版,又用電腦作了仔細修整,大標題下特別註明“文化苦旅續篇”,裝幀方式也近
  
  似《文化苦旅》,連很多讀書界的朋友也誤認為是正版。不難看出,這是一批頗有
  
  文化素養的人籌劃的。
  
  不僅有出版社的標號,而且還有條型碼。標號用的是“內蒙古文化出版社”,
  
  註明該社地址不在呼和浩特,而在海拉爾市,這是唯一使朋友們稍感疑惑的地方。
  
  很快證明,這個出版社的標號和條型碼都是盜用的。
  
  但是,盜版集團的強大毋庸置疑,因為纔短短幾天,全國各省的書市上都出現
  
  了這本書,與我有通信關係和沒有通信關係的讀者紛紛來信,有表示祝賀的,有質
  
  詢為什麽到如此邊遠的出版社去出書的,有抱怨錯別字多的,每天一大疊,傢裏的
  
  電話也響個不停。我在中國地圖上一一劃圈,遺漏的地方已經不多。盜版本上註明
  
  出版日期是今年五月,驚奇的是,我很快收到了西藏拉薩宇拓路寰亞貿易公司陳雪
  
  濤先生寫於5月23日的信,他也買到了這本《山居筆記》!陳先生我不認識,他說他
  
  “站在世界第三極上”嚮我表示祝賀,而我則佩服盜版集團怎麽如此迅捷地攀上了
  
  世界第三極。
  
  這個盜版本故意在版權頁上寫明印數僅五千册,但上海市公安局文保處的兩位
  
  稽查在上海文廟的一個書攤老闆那裏一次就查獲了二千七百多册,這還不算幾天來
  
  已經大量銷出的部分。一個書攤就這麽多,全市會有多少?全國呢?這是一個難於
  
  推算的數字。
  
  盜版本標價二十元,但公安局文保處的稽查事先以一般讀者的身份買了兩册,
  
  每本是三十元。
  
  這個書攤老闆被傳喚到了公安局,據他交代,書是從北京發來的,北京的發書
  
  人告訴他“如果餘秋雨來查問,給他一筆像樣的錢就可以了。”這口氣與幾年來我
  
  不斷接到的深夜電話前後呼應。再問北京發書人的身份,果然很有背景,與文化傳
  
  媒界關係密切。
  
  上海市公安局文保處的兩位負責人找到了我,他們大惑不解的是:“這麽一本
  
  嚴肅的談文化的書,為什麽會有那麽多人用三十元的黑市價去購買?”
  
  我說:“按照慣例,這是被批判的書纔享有的價碼,人傢早就策劃的。”
  
  原以為人傢的策略是“貶值傾銷”,到頭來一看,要貶值的衹是人,而不是書
  
  價。
  
  中國讀者好奇,想看看“一個情緒化動物”究竟如何造成了“學術文化的一次
  
  倒退”,想看看在九十年代後期仍被判為“反動”的文章究竟是什麽樣的,因此願
  
  意掏錢了。當然我也不否認其中很多購書者是出於對我的信任。
  
  應該承認那些深夜給我打電話的人取得了不小的經濟成功,我也領略了他們無
  
  所不能的力量。難怪他們在電話中的聲音總是那麽緩慢而渾厚,很有磁性。
  
  得知實情的朋友都責怪我:“那麽多正規出版社都在搶,你為什麽拖了那麽多
  
  年不答應?”
  
  我說:“這就是我的悲哀。原來衹有一個念頭,怕讀者買重複的篇目,現在倒
  
  好,全讓盜版集團去鬧騰了,讀者更吃虧。”
  
   四、搏鬥的印痕
  
  那麽,現在該怎麽辦呢?
  
  這些天,來自全國各地指證《山居筆記》錯別字的信件越來越多,我為了防止
  
  讀者繼續上當,請求《新民晚報》的記者俞亮鑫先生發佈一條消息,希望讀者不要
  
  去買這個盜版本。但據公安局文保處的先生說,這樣做至多使上海書攤的老闆們暫
  
  時把那些盜版本藏匿幾天而已。
  
  唯一的辦法是快速出一個正本。復旦大學的陳思和教授也這樣勸我,而我仍然
  
  在擔心部分篇目與《秋雨散文》重複的問題。萬般無奈中打電話給《收穫》雜志的
  
  副主編李小林女士,李小林說:“《山居筆記》是設在我們雜志的一個專欄,我們
  
  正好與文匯出版社在編一套《收穫文庫》,這書原來就要收在裏邊的。”她又說:
  
  “浙江文藝出版社選編《秋雨散文》時這個專欄還衹連載了一部分,至今大陸讀者
  
  還沒有見到過《山居筆記》全貌,由我們出一個正本理所當然。”
  
  《收穫》當然有編印自己專欄的權利,讓《山居筆記》回歸自己的出生地,我
  
  沒有理由不同意。而且除此之外,我再也想不出其他遏製盜版本的辦法。請我的讀
  
  者們原諒,這本書裏有你們也許已經讀過的一些篇目,但盜賊當前,衹能如此辦理
  
  了。眼前這本書如果還有一點保存價值,那就是它在二十世紀末尾留下了一個中國
  
  文人與盜賊們搏鬥的印痕。
  
  文化,從大概念上說起來是那麽神聖莊嚴,但當它落到實處,往往是一夜夜欲
  
  哭無淚的嘆息。
  
  (原載《山居筆記》文匯出版社1998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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