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文/孫京濤1994-1996年
事隔十載，幸福路的這種景象在首都建設和治理的熾熱浪潮中已經淡出成為晦澀的過去，在今日的整潔和秩序中，我們應該有一種關於他們的清晰記憶。
在北京市永定門火車站西面，有一條名叫幸福路的小街，小街南北大約衹有三四百米長，街上垃圾遍地，臭氣熏天。倚着被煙火熏得一團漆黑的磚墻，滿是用塑料薄膜、木棍和磚頭搭起的窩棚。小街上的人們，大都衣衫襤褸。
小街口上衹有一個門牌號：幸福路18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人民來信來訪接待室”。小街北口，靠着右安門東濱河路，那棟六層的紅磚樓，是隸屬於北京市民政局的“永定門接濟站”。從這裏往東不遠，先農壇體育館西鄰，是國務院和人大常委會的信訪接待站。如此的地理環境，使幸福路這條並不起眼的小街，成了全國各地來首都上訪告狀的人的聚集地。1994年3月4日，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走進了這條小街，於是，在其後近兩年的時間裏，我一直在關註着這條小街以及小街周邊地區的上訪者。
從古到今，海內海外，信訪的存在，已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也不單單是哪個國傢的事。在我國古代，為了使民間的冤情能直達最高統治者，便逐漸形成了嚮王或皇帝直訴的制度。我國周代就有了關於“路鼓”和“肺石”的記載。目前，我國各級黨政機關和人民團體都設有人民來信來訪接待部門，到80年代初，全國搞信訪工作的專兼職幹部就達到了約三十萬人，其中法院係統有五千五百多人。在今天的北京，信訪部門有62個，這足見黨和政府對信訪工作的高度重視。
大凡在幸福路落腳的上訪者，雖然來這兒的理由千差萬別，但都覺得自己有天大的冤情。
剛走進幸福路的那天，我見到的第一個上訪的人是楊建峰，他說他是河北唐山人，已在北京呆了34年了：“我進京上訪時，你還不知道在哪兒颳旋風呢!”他開玩笑說。他的冤情是“被無理勞教”，“簡直冤枉死了”。
從山東沂源來的段連玉稱，1989年6月2日，與他有宿怨的王善德以打野兔看走了眼為理由，將他14歲的兒子開槍打死。他的訴狀上寫道，當時王離他的兒子衹有十幾米遠，而且孩子穿的是一件紅色的上衣，王的行為純屬蓄意謀殺。案發後，當地法院以誤傷罪判王有期徒刑4年，而且7月12日宣判後，7月14日王就以其患有肺結核而保外就醫。“這個人就仗着他的親戚在公安局和法院工作，欺人太甚。因為俺不服上訪，他還打傷了俺6歲的女兒，法院判他支付給俺的四千塊賠償費，他一分也不給。還說什麽‘你就是告到江澤民那兒，我也不怕’……”
東北人吳永財自稱是名轉業軍人，二十年前，他所在縣的縣長非要他娶其患有軟骨癥且癡呆的女兒為妻，吳不肯，便遭到報復。他說他因上訪已被強製勞教了3次。
穿着體面的羅洪山是遼寧省瓦房店三臺鄉太平村人，他的冤案也是筆“陳年老賬”：1977年，他被原復縣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刑21年，後查清是冤案，但他已在獄中服刑5年，而且已妻離子散。他說，前不久法院判决給他2.1萬元的賠償費，但他的公職卻無法恢復，他不服，繼續上訪，“不討個公道，决不罷休”。
從山東新泰來的吳文江稱，1986年他在遼寧省阜新花了2.4萬元錢買了一輛“黃河”牌卡車，沒成想原車主以次充好—這本是輛已經報廢了的車。在對方往山東送車的途中出了車禍，死亡兩人，同車的吳文江也受了重傷。吳想追回已付的錢款，未果。而由於吳買車欠了五六萬元的債，妻子與他離了婚。我問他：“那你以後怎麽辦呢?”他嘆了口氣，說：“那就得看官司打得怎麽樣了。官司打不下來，我也沒法回去，什麽事也幹不了—打官司是我惟一的指望，我衹能在這裏死磕……”
瀋陽鐵路局通化分局退休工人曹可玉的訴狀中訴說了一樁令人難以置信的冤案：1983年，曹的次子受人誣告“持刀強姦”一個比他大二十多歲的婦女，從此，曹的一傢便捲入了一場接一場的冤案中。老伴不堪虐待，自縊身亡，次子蒙冤患病，長子和三子均係牢獄。曹可玉歷盡千辛萬苦，上訪十年，上訪的單位包括國務院、人大、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鐵道部等十幾個接待部門，終獲昭雪。但是，“就給我那麽一張平反判决書就拉倒了?”老人繼續上訪，要求賠償。在訴狀中他寫道：“這是我最後嚮國傢呼喊，請求政府能安撫我一顆受傷的心，使我及我的一傢三代能從此安定下來……”
從河南新鄭來的程興珂是個又瘦又小的中年婦女，她的訴狀中陳述的是一樁催人淚下的案子：1989年，她年僅6歲的女兒被惡徒高健民強姦，然後，高犯又殘忍地將孩子掐死，最後又用石塊砸碎了孩子的頭顱，這個案子發生在高健民因強姦一8歲幼女未遂、被判刑3年、保外就醫期間。在犯罪事實確鑿、高犯亦供認不諱的情況下，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從重判處高犯“死刑，立即執行”。但是，二審法院—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在確認了一審法院審定的犯罪事實後，以“根據本案的實際情況”，改判為“死緩”。個中原因，無法言說，女兒的死使程興珂一傢痛不欲生。因為程興珂已經做了計劃生育手術，孩子的父親覺得生活無望，程興珂哭瞎了雙眼，他們不服終審判决，拄着棍子先後60次到省裏上防。1991年，他們變賣了傢産（6000元），進京上訪，發誓要求中央能依法處以強姦和殺害幼女犯高健民以極刑。
“尋找青天”，也許是這些進京上訪的人的共同願望，至少也是他們能在北京逗留的藉口，而北京也是他們的問題和冤屈能得以解决的最大希望。許多人都在訴狀中寫道：
“我堅信中國共産黨是人民的救星”；“我堅信共産黨富有實事求是，救死扶傷，永放革命人道主義光輝”（原文如此）；“衹有黨中央能幫我解决問題，什麽時候解决了，我就什麽時候回傢”。
但是，要想解决問題，又談何容易！根據1988午6月14日的《法製日報》報道，在基層法院，信訪重複率平均為30％，中、高級法院要超過40％，甚至達到70％～80％。據於振安同志說，目前的狀況也大致如此。而最高人民法院申訴庭庭長紀敏估計，在最高人民法院解决問題的，大約在10％左右。這些抽象的數字所帶來的具體的結果是：許多人來來去去，反復上訪，長達幾年、十幾年甚至二三十年；有一部分人在北京一待就是半年、甚至超過兩年，成為地地道道的上訪老戶，而他們的問題也越拖越復雜，越來越難以解决。
但即使在這凄楚的上訪路上，仍然會發生些令人感動的人間之情。從河南來的姓劉的大嫂在北京邂逅了從遼寧來的張姓上訪者，共同的命運使他們的手牽到了一起—在自覺上訪無望後，兩人買了輛板車，靠收廢品度日。我見到他們時，他們已有了兩個兒子。劉大嫂說，她一定要供兒子考上大學，“我們不就是因為沒有文化，纔吃官司？纔受人欺負?”
74歲的劉增老人因腳踝被車撞傷，躺在幸福路上沒法動彈，其他上訪者便把他們弄來的食物分給他一些吃。老人在這裏支撐了111天後，死了。
這樣的生活使很多上訪者居無定所，四處遊走。有極少數人忍受不了這身心的雙重折磨，尋了短見（1995年10月11日，就有一位上訪者從接濟站的五樓跳下，自殺了），還有一些上訪者在問題解决後已是傢破人亡，加上流浪慣了，便依然在北京遊蕩……
不管怎樣，在目前，信訪制度總的說來是有益的，它畢竟是老百姓與上級政府和法製機關通氣的一條途徑，信訪接待的工作就是要努力保證這條途徑的暢通。
事隔十載，幸福路的這種景象在首都建設和治理的熾熱浪潮中已經淡出成為晦澀的過去，在今日的整潔和秩序中，我們應該有一種關於他們的清晰記憶。
在北京市永定門火車站西面，有一條名叫幸福路的小街，小街南北大約衹有三四百米長，街上垃圾遍地，臭氣熏天。倚着被煙火熏得一團漆黑的磚墻，滿是用塑料薄膜、木棍和磚頭搭起的窩棚。小街上的人們，大都衣衫襤褸。
小街口上衹有一個門牌號：幸福路18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人民來信來訪接待室”。小街北口，靠着右安門東濱河路，那棟六層的紅磚樓，是隸屬於北京市民政局的“永定門接濟站”。從這裏往東不遠，先農壇體育館西鄰，是國務院和人大常委會的信訪接待站。如此的地理環境，使幸福路這條並不起眼的小街，成了全國各地來首都上訪告狀的人的聚集地。1994年3月4日，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走進了這條小街，於是，在其後近兩年的時間裏，我一直在關註着這條小街以及小街周邊地區的上訪者。
從古到今，海內海外，信訪的存在，已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也不單單是哪個國傢的事。在我國古代，為了使民間的冤情能直達最高統治者，便逐漸形成了嚮王或皇帝直訴的制度。我國周代就有了關於“路鼓”和“肺石”的記載。目前，我國各級黨政機關和人民團體都設有人民來信來訪接待部門，到80年代初，全國搞信訪工作的專兼職幹部就達到了約三十萬人，其中法院係統有五千五百多人。在今天的北京，信訪部門有62個，這足見黨和政府對信訪工作的高度重視。
大凡在幸福路落腳的上訪者，雖然來這兒的理由千差萬別，但都覺得自己有天大的冤情。
剛走進幸福路的那天，我見到的第一個上訪的人是楊建峰，他說他是河北唐山人，已在北京呆了34年了：“我進京上訪時，你還不知道在哪兒颳旋風呢!”他開玩笑說。他的冤情是“被無理勞教”，“簡直冤枉死了”。
從山東沂源來的段連玉稱，1989年6月2日，與他有宿怨的王善德以打野兔看走了眼為理由，將他14歲的兒子開槍打死。他的訴狀上寫道，當時王離他的兒子衹有十幾米遠，而且孩子穿的是一件紅色的上衣，王的行為純屬蓄意謀殺。案發後，當地法院以誤傷罪判王有期徒刑4年，而且7月12日宣判後，7月14日王就以其患有肺結核而保外就醫。“這個人就仗着他的親戚在公安局和法院工作，欺人太甚。因為俺不服上訪，他還打傷了俺6歲的女兒，法院判他支付給俺的四千塊賠償費，他一分也不給。還說什麽‘你就是告到江澤民那兒，我也不怕’……”
東北人吳永財自稱是名轉業軍人，二十年前，他所在縣的縣長非要他娶其患有軟骨癥且癡呆的女兒為妻，吳不肯，便遭到報復。他說他因上訪已被強製勞教了3次。
穿着體面的羅洪山是遼寧省瓦房店三臺鄉太平村人，他的冤案也是筆“陳年老賬”：1977年，他被原復縣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刑21年，後查清是冤案，但他已在獄中服刑5年，而且已妻離子散。他說，前不久法院判决給他2.1萬元的賠償費，但他的公職卻無法恢復，他不服，繼續上訪，“不討個公道，决不罷休”。
從山東新泰來的吳文江稱，1986年他在遼寧省阜新花了2.4萬元錢買了一輛“黃河”牌卡車，沒成想原車主以次充好—這本是輛已經報廢了的車。在對方往山東送車的途中出了車禍，死亡兩人，同車的吳文江也受了重傷。吳想追回已付的錢款，未果。而由於吳買車欠了五六萬元的債，妻子與他離了婚。我問他：“那你以後怎麽辦呢?”他嘆了口氣，說：“那就得看官司打得怎麽樣了。官司打不下來，我也沒法回去，什麽事也幹不了—打官司是我惟一的指望，我衹能在這裏死磕……”
瀋陽鐵路局通化分局退休工人曹可玉的訴狀中訴說了一樁令人難以置信的冤案：1983年，曹的次子受人誣告“持刀強姦”一個比他大二十多歲的婦女，從此，曹的一傢便捲入了一場接一場的冤案中。老伴不堪虐待，自縊身亡，次子蒙冤患病，長子和三子均係牢獄。曹可玉歷盡千辛萬苦，上訪十年，上訪的單位包括國務院、人大、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鐵道部等十幾個接待部門，終獲昭雪。但是，“就給我那麽一張平反判决書就拉倒了?”老人繼續上訪，要求賠償。在訴狀中他寫道：“這是我最後嚮國傢呼喊，請求政府能安撫我一顆受傷的心，使我及我的一傢三代能從此安定下來……”
從河南新鄭來的程興珂是個又瘦又小的中年婦女，她的訴狀中陳述的是一樁催人淚下的案子：1989年，她年僅6歲的女兒被惡徒高健民強姦，然後，高犯又殘忍地將孩子掐死，最後又用石塊砸碎了孩子的頭顱，這個案子發生在高健民因強姦一8歲幼女未遂、被判刑3年、保外就醫期間。在犯罪事實確鑿、高犯亦供認不諱的情況下，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從重判處高犯“死刑，立即執行”。但是，二審法院—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在確認了一審法院審定的犯罪事實後，以“根據本案的實際情況”，改判為“死緩”。個中原因，無法言說，女兒的死使程興珂一傢痛不欲生。因為程興珂已經做了計劃生育手術，孩子的父親覺得生活無望，程興珂哭瞎了雙眼，他們不服終審判决，拄着棍子先後60次到省裏上防。1991年，他們變賣了傢産（6000元），進京上訪，發誓要求中央能依法處以強姦和殺害幼女犯高健民以極刑。
“尋找青天”，也許是這些進京上訪的人的共同願望，至少也是他們能在北京逗留的藉口，而北京也是他們的問題和冤屈能得以解决的最大希望。許多人都在訴狀中寫道：
“我堅信中國共産黨是人民的救星”；“我堅信共産黨富有實事求是，救死扶傷，永放革命人道主義光輝”（原文如此）；“衹有黨中央能幫我解决問題，什麽時候解决了，我就什麽時候回傢”。
但是，要想解决問題，又談何容易！根據1988午6月14日的《法製日報》報道，在基層法院，信訪重複率平均為30％，中、高級法院要超過40％，甚至達到70％～80％。據於振安同志說，目前的狀況也大致如此。而最高人民法院申訴庭庭長紀敏估計，在最高人民法院解决問題的，大約在10％左右。這些抽象的數字所帶來的具體的結果是：許多人來來去去，反復上訪，長達幾年、十幾年甚至二三十年；有一部分人在北京一待就是半年、甚至超過兩年，成為地地道道的上訪老戶，而他們的問題也越拖越復雜，越來越難以解决。
但即使在這凄楚的上訪路上，仍然會發生些令人感動的人間之情。從河南來的姓劉的大嫂在北京邂逅了從遼寧來的張姓上訪者，共同的命運使他們的手牽到了一起—在自覺上訪無望後，兩人買了輛板車，靠收廢品度日。我見到他們時，他們已有了兩個兒子。劉大嫂說，她一定要供兒子考上大學，“我們不就是因為沒有文化，纔吃官司？纔受人欺負?”
74歲的劉增老人因腳踝被車撞傷，躺在幸福路上沒法動彈，其他上訪者便把他們弄來的食物分給他一些吃。老人在這裏支撐了111天後，死了。
這樣的生活使很多上訪者居無定所，四處遊走。有極少數人忍受不了這身心的雙重折磨，尋了短見（1995年10月11日，就有一位上訪者從接濟站的五樓跳下，自殺了），還有一些上訪者在問題解决後已是傢破人亡，加上流浪慣了，便依然在北京遊蕩……
不管怎樣，在目前，信訪制度總的說來是有益的，它畢竟是老百姓與上級政府和法製機關通氣的一條途徑，信訪接待的工作就是要努力保證這條途徑的暢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