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文/孙京涛1994-1996年
事隔十载，幸福路的这种景象在首都建设和治理的炽热浪潮中已经淡出成为晦涩的过去，在今日的整洁和秩序中，我们应该有一种关于他们的清晰记忆。
在北京市永定门火车站西面，有一条名叫幸福路的小街，小街南北大约只有三四百米长，街上垃圾遍地，臭气熏天。倚着被烟火熏得一团漆黑的砖墙，满是用塑料薄膜、木棍和砖头搭起的窝棚。小街上的人们，大都衣衫褴褛。
小街口上只有一个门牌号：幸福路18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小街北口，靠着右安门东滨河路，那栋六层的红砖楼，是隶属于北京市民政局的“永定门接济站”。从这里往东不远，先农坛体育馆西邻，是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的信访接待站。如此的地理环境，使幸福路这条并不起眼的小街，成了全国各地来首都上访告状的人的聚集地。1994年3月4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走进了这条小街，于是，在其后近两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关注着这条小街以及小街周边地区的上访者。
从古到今，海内海外，信访的存在，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单单是哪个国家的事。在我国古代，为了使民间的冤情能直达最高统治者，便逐渐形成了向王或皇帝直诉的制度。我国周代就有了关于“路鼓”和“肺石”的记载。目前，我国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都设有人民来信来访接待部门，到80年代初，全国搞信访工作的专兼职干部就达到了约三十万人，其中法院系统有五千五百多人。在今天的北京，信访部门有62个，这足见党和政府对信访工作的高度重视。
大凡在幸福路落脚的上访者，虽然来这儿的理由千差万别，但都觉得自己有天大的冤情。
刚走进幸福路的那天，我见到的第一个上访的人是杨建峰，他说他是河北唐山人，已在北京呆了34年了：“我进京上访时，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刮旋风呢!”他开玩笑说。他的冤情是“被无理劳教”，“简直冤枉死了”。
从山东沂源来的段连玉称，1989年6月2日，与他有宿怨的王善德以打野兔看走了眼为理由，将他14岁的儿子开枪打死。他的诉状上写道，当时王离他的儿子只有十几米远，而且孩子穿的是一件红色的上衣，王的行为纯属蓄意谋杀。案发后，当地法院以误伤罪判王有期徒刑4年，而且7月12日宣判后，7月14日王就以其患有肺结核而保外就医。“这个人就仗着他的亲戚在公安局和法院工作，欺人太甚。因为俺不服上访，他还打伤了俺6岁的女儿，法院判他支付给俺的四千块赔偿费，他一分也不给。还说什么‘你就是告到江泽民那儿，我也不怕’……”
东北人吴永财自称是名转业军人，二十年前，他所在县的县长非要他娶其患有软骨症且痴呆的女儿为妻，吴不肯，便遭到报复。他说他因上访已被强制劳教了3次。
穿着体面的罗洪山是辽宁省瓦房店三台乡太平村人，他的冤案也是笔“陈年老账”：1977年，他被原复县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刑21年，后查清是冤案，但他已在狱中服刑5年，而且已妻离子散。他说，前不久法院判决给他2.1万元的赔偿费，但他的公职却无法恢复，他不服，继续上访，“不讨个公道，决不罢休”。
从山东新泰来的吴文江称，1986年他在辽宁省阜新花了2.4万元钱买了一辆“黄河”牌卡车，没成想原车主以次充好—这本是辆已经报废了的车。在对方往山东送车的途中出了车祸，死亡两人，同车的吴文江也受了重伤。吴想追回已付的钱款，未果。而由于吴买车欠了五六万元的债，妻子与他离了婚。我问他：“那你以后怎么办呢?”他叹了口气，说：“那就得看官司打得怎么样了。官司打不下来，我也没法回去，什么事也干不了—打官司是我惟一的指望，我只能在这里死磕……”
沈阳铁路局通化分局退休工人曹可玉的诉状中诉说了一桩令人难以置信的冤案：1983年，曹的次子受人诬告“持刀强奸”一个比他大二十多岁的妇女，从此，曹的一家便卷入了一场接一场的冤案中。老伴不堪虐待，自缢身亡，次子蒙冤患病，长子和三子均系牢狱。曹可玉历尽千辛万苦，上访十年，上访的单位包括国务院、人大、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铁道部等十几个接待部门，终获昭雪。但是，“就给我那么一张平反判决书就拉倒了?”老人继续上访，要求赔偿。在诉状中他写道：“这是我最后向国家呼喊，请求政府能安抚我一颗受伤的心，使我及我的一家三代能从此安定下来……”
从河南新郑来的程兴珂是个又瘦又小的中年妇女，她的诉状中陈述的是一桩催人泪下的案子：1989年，她年仅6岁的女儿被恶徒高健民强奸，然后，高犯又残忍地将孩子掐死，最后又用石块砸碎了孩子的头颅，这个案子发生在高健民因强奸一8岁幼女未遂、被判刑3年、保外就医期间。在犯罪事实确凿、高犯亦供认不讳的情况下，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从重判处高犯“死刑，立即执行”。但是，二审法院—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确认了一审法院审定的犯罪事实后，以“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改判为“死缓”。个中原因，无法言说，女儿的死使程兴珂一家痛不欲生。因为程兴珂已经做了计划生育手术，孩子的父亲觉得生活无望，程兴珂哭瞎了双眼，他们不服终审判决，拄着棍子先后60次到省里上防。1991年，他们变卖了家产（6000元），进京上访，发誓要求中央能依法处以强奸和杀害幼女犯高健民以极刑。
“寻找青天”，也许是这些进京上访的人的共同愿望，至少也是他们能在北京逗留的借口，而北京也是他们的问题和冤屈能得以解决的最大希望。许多人都在诉状中写道：
“我坚信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我坚信共产党富有实事求是，救死扶伤，永放革命人道主义光辉”（原文如此）；“只有党中央能帮我解决问题，什么时候解决了，我就什么时候回家”。
但是，要想解决问题，又谈何容易！根据1988午6月14日的《法制日报》报道，在基层法院，信访重复率平均为30％，中、高级法院要超过40％，甚至达到70％～80％。据于振安同志说，目前的状况也大致如此。而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庭庭长纪敏估计，在最高人民法院解决问题的，大约在10％左右。这些抽象的数字所带来的具体的结果是：许多人来来去去，反复上访，长达几年、十几年甚至二三十年；有一部分人在北京一待就是半年、甚至超过两年，成为地地道道的上访老户，而他们的问题也越拖越复杂，越来越难以解决。
但即使在这凄楚的上访路上，仍然会发生些令人感动的人间之情。从河南来的姓刘的大嫂在北京邂逅了从辽宁来的张姓上访者，共同的命运使他们的手牵到了一起—在自觉上访无望后，两人买了辆板车，靠收废品度日。我见到他们时，他们已有了两个儿子。刘大嫂说，她一定要供儿子考上大学，“我们不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才吃官司？才受人欺负?”
74岁的刘增老人因脚踝被车撞伤，躺在幸福路上没法动弹，其他上访者便把他们弄来的食物分给他一些吃。老人在这里支撑了111天后，死了。
这样的生活使很多上访者居无定所，四处游走。有极少数人忍受不了这身心的双重折磨，寻了短见（1995年10月11日，就有一位上访者从接济站的五楼跳下，自杀了），还有一些上访者在问题解决后已是家破人亡，加上流浪惯了，便依然在北京游荡……
不管怎样，在目前，信访制度总的说来是有益的，它毕竟是老百姓与上级政府和法制机关通气的一条途径，信访接待的工作就是要努力保证这条途径的畅通。
事隔十载，幸福路的这种景象在首都建设和治理的炽热浪潮中已经淡出成为晦涩的过去，在今日的整洁和秩序中，我们应该有一种关于他们的清晰记忆。
在北京市永定门火车站西面，有一条名叫幸福路的小街，小街南北大约只有三四百米长，街上垃圾遍地，臭气熏天。倚着被烟火熏得一团漆黑的砖墙，满是用塑料薄膜、木棍和砖头搭起的窝棚。小街上的人们，大都衣衫褴褛。
小街口上只有一个门牌号：幸福路18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小街北口，靠着右安门东滨河路，那栋六层的红砖楼，是隶属于北京市民政局的“永定门接济站”。从这里往东不远，先农坛体育馆西邻，是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的信访接待站。如此的地理环境，使幸福路这条并不起眼的小街，成了全国各地来首都上访告状的人的聚集地。1994年3月4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走进了这条小街，于是，在其后近两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关注着这条小街以及小街周边地区的上访者。
从古到今，海内海外，信访的存在，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单单是哪个国家的事。在我国古代，为了使民间的冤情能直达最高统治者，便逐渐形成了向王或皇帝直诉的制度。我国周代就有了关于“路鼓”和“肺石”的记载。目前，我国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都设有人民来信来访接待部门，到80年代初，全国搞信访工作的专兼职干部就达到了约三十万人，其中法院系统有五千五百多人。在今天的北京，信访部门有62个，这足见党和政府对信访工作的高度重视。
大凡在幸福路落脚的上访者，虽然来这儿的理由千差万别，但都觉得自己有天大的冤情。
刚走进幸福路的那天，我见到的第一个上访的人是杨建峰，他说他是河北唐山人，已在北京呆了34年了：“我进京上访时，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刮旋风呢!”他开玩笑说。他的冤情是“被无理劳教”，“简直冤枉死了”。
从山东沂源来的段连玉称，1989年6月2日，与他有宿怨的王善德以打野兔看走了眼为理由，将他14岁的儿子开枪打死。他的诉状上写道，当时王离他的儿子只有十几米远，而且孩子穿的是一件红色的上衣，王的行为纯属蓄意谋杀。案发后，当地法院以误伤罪判王有期徒刑4年，而且7月12日宣判后，7月14日王就以其患有肺结核而保外就医。“这个人就仗着他的亲戚在公安局和法院工作，欺人太甚。因为俺不服上访，他还打伤了俺6岁的女儿，法院判他支付给俺的四千块赔偿费，他一分也不给。还说什么‘你就是告到江泽民那儿，我也不怕’……”
东北人吴永财自称是名转业军人，二十年前，他所在县的县长非要他娶其患有软骨症且痴呆的女儿为妻，吴不肯，便遭到报复。他说他因上访已被强制劳教了3次。
穿着体面的罗洪山是辽宁省瓦房店三台乡太平村人，他的冤案也是笔“陈年老账”：1977年，他被原复县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刑21年，后查清是冤案，但他已在狱中服刑5年，而且已妻离子散。他说，前不久法院判决给他2.1万元的赔偿费，但他的公职却无法恢复，他不服，继续上访，“不讨个公道，决不罢休”。
从山东新泰来的吴文江称，1986年他在辽宁省阜新花了2.4万元钱买了一辆“黄河”牌卡车，没成想原车主以次充好—这本是辆已经报废了的车。在对方往山东送车的途中出了车祸，死亡两人，同车的吴文江也受了重伤。吴想追回已付的钱款，未果。而由于吴买车欠了五六万元的债，妻子与他离了婚。我问他：“那你以后怎么办呢?”他叹了口气，说：“那就得看官司打得怎么样了。官司打不下来，我也没法回去，什么事也干不了—打官司是我惟一的指望，我只能在这里死磕……”
沈阳铁路局通化分局退休工人曹可玉的诉状中诉说了一桩令人难以置信的冤案：1983年，曹的次子受人诬告“持刀强奸”一个比他大二十多岁的妇女，从此，曹的一家便卷入了一场接一场的冤案中。老伴不堪虐待，自缢身亡，次子蒙冤患病，长子和三子均系牢狱。曹可玉历尽千辛万苦，上访十年，上访的单位包括国务院、人大、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铁道部等十几个接待部门，终获昭雪。但是，“就给我那么一张平反判决书就拉倒了?”老人继续上访，要求赔偿。在诉状中他写道：“这是我最后向国家呼喊，请求政府能安抚我一颗受伤的心，使我及我的一家三代能从此安定下来……”
从河南新郑来的程兴珂是个又瘦又小的中年妇女，她的诉状中陈述的是一桩催人泪下的案子：1989年，她年仅6岁的女儿被恶徒高健民强奸，然后，高犯又残忍地将孩子掐死，最后又用石块砸碎了孩子的头颅，这个案子发生在高健民因强奸一8岁幼女未遂、被判刑3年、保外就医期间。在犯罪事实确凿、高犯亦供认不讳的情况下，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从重判处高犯“死刑，立即执行”。但是，二审法院—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确认了一审法院审定的犯罪事实后，以“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改判为“死缓”。个中原因，无法言说，女儿的死使程兴珂一家痛不欲生。因为程兴珂已经做了计划生育手术，孩子的父亲觉得生活无望，程兴珂哭瞎了双眼，他们不服终审判决，拄着棍子先后60次到省里上防。1991年，他们变卖了家产（6000元），进京上访，发誓要求中央能依法处以强奸和杀害幼女犯高健民以极刑。
“寻找青天”，也许是这些进京上访的人的共同愿望，至少也是他们能在北京逗留的借口，而北京也是他们的问题和冤屈能得以解决的最大希望。许多人都在诉状中写道：
“我坚信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我坚信共产党富有实事求是，救死扶伤，永放革命人道主义光辉”（原文如此）；“只有党中央能帮我解决问题，什么时候解决了，我就什么时候回家”。
但是，要想解决问题，又谈何容易！根据1988午6月14日的《法制日报》报道，在基层法院，信访重复率平均为30％，中、高级法院要超过40％，甚至达到70％～80％。据于振安同志说，目前的状况也大致如此。而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庭庭长纪敏估计，在最高人民法院解决问题的，大约在10％左右。这些抽象的数字所带来的具体的结果是：许多人来来去去，反复上访，长达几年、十几年甚至二三十年；有一部分人在北京一待就是半年、甚至超过两年，成为地地道道的上访老户，而他们的问题也越拖越复杂，越来越难以解决。
但即使在这凄楚的上访路上，仍然会发生些令人感动的人间之情。从河南来的姓刘的大嫂在北京邂逅了从辽宁来的张姓上访者，共同的命运使他们的手牵到了一起—在自觉上访无望后，两人买了辆板车，靠收废品度日。我见到他们时，他们已有了两个儿子。刘大嫂说，她一定要供儿子考上大学，“我们不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才吃官司？才受人欺负?”
74岁的刘增老人因脚踝被车撞伤，躺在幸福路上没法动弹，其他上访者便把他们弄来的食物分给他一些吃。老人在这里支撑了111天后，死了。
这样的生活使很多上访者居无定所，四处游走。有极少数人忍受不了这身心的双重折磨，寻了短见（1995年10月11日，就有一位上访者从接济站的五楼跳下，自杀了），还有一些上访者在问题解决后已是家破人亡，加上流浪惯了，便依然在北京游荡……
不管怎样，在目前，信访制度总的说来是有益的，它毕竟是老百姓与上级政府和法制机关通气的一条途径，信访接待的工作就是要努力保证这条途径的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