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篇文章，究竟怎樣開頭呢？
百思不得其案。後來想到一個人，我想，沒準那白發老頭的故事，可以簡單地說明這種復雜性？所以，我用這一篇做個引子。
（一）
初遇服部幸雄，是在一個讀書會上。
如今回憶着，那回講演的組織者確是茉莉會。那個會名，意味着他們對喝茉莉花茶的中國的興趣。講罷時記得有鼓掌，聽衆們仿佛也滿足。我雖然眉飛色舞，其實心情黯淡。麯終人散，我要的不過是賴以支撐漂泊的講演費。那種講演，那種對日本讀書人鬍扯一番烏珠穆沁牧人掌故的行為，於我雖是熟練慣技，但卻常誘發莫名的煩惱——草原、我、日本，這三者之間，太不協調了。
講臺下，一個白發的老頭走近來，遞給我一張名片。
我和服部老人相遇的時候，全然沒想到會與他發生一段友誼，更不能想象會因他激起寫作的衝動。他走過來，對我說的話是：
“您講演時總說到：在東烏珠穆沁的東部，有一個新蘇木。我怎麽記得有噶黑勒蘇木，有農乃蘇木……而沒有新蘇木呢？”
顯然這是個熟悉東烏旗的人，但在日本這並不新鮮。我急着想回傢，不想花費口舌。我哦哦着，敷衍着他嘮叨的一串地名。但是他接着說出的下一句，不能不使我停住了腳：
“我和你，在東烏珠穆沁，在同一個地方，送走了青春！……”
他的那個“東”字不是用日語而是用蒙語說的，j ，說得特別清楚。這有點像我，總喜歡強調我們是在“東部的”烏珠穆沁插隊、生怕別人誤認我們是bar n hu?uu （西部諸旗）的二等草原沙窩子出身。說實在的，最開始我懷着的是一絲嘲諷。雖然我意識到這個人與東烏旗有着糾葛。
我端詳着他，問道：“您在東烏珠穆沁住過？在哪裏？”
“在你說的最東邊的蘇木以東，你知道農乃蘇木嗎？”
“當然知道。您說的農乃蘇木，離我所在的新蘇木，衹有一百二十裏，用公裏算是六十公裏……在一九六九年的鼕天，我騎馬去過那兒一次，但是它已經叫做……”
這就是我和服部幸雄老頭的第一次談話。
他滿嘴的蘇木，就是蒙語的“廟”（sum）。他會說一點蒙語，尤其喜歡反復地用蒙語說東烏旗的一些地名。我也喜歡這樣。那天有點像比賽誰說出的蒙古地名多，而不是要交流青春。我恍惚聽他自我介紹是當年的關東軍，就住在我們公社以東的、過去叫農乃廟的烏拉蓋牧場。
當然，關東軍聽不懂公社化以後的地名，而知識青年也不熟悉寺廟的事。幸好我當年對什麽都感興趣，多少還知道幾座喇嘛廟；否則在日本還真沒辦法和“下鄉”的關東軍對話！
服部的話題其實並不多。聊起來，有時不知他是陶醉於蒙語，還是暗中回避詢問。接觸多了，甚至我覺得他是個封閉很深的人。不過是因為我講話中提及的地名離他的記憶太近了——這使他興奮。至於這興奮本身究竟是什麽，它導致什麽結論和思想，他不清楚也不在意。好像，他也找不着詞兒，所以酸溜溜地衹是嘮叨“送走了青春。”
您是日本關東軍，我是北京新牧民，咱倆能算有共同青春嗎？頂多是有着共同的青春地點而已！……我暗自揶揄。那時人在花之東京，那裏無奇不有。應酬一番之後，我便忘掉了他，不管他怎麽在農乃廟吃過奶豆腐。
（二）
好像接到過一兩個明信片，依稀寫着服部的名字。回國後有一兩年，偶爾感到他似乎在尋找我。但那時對一些語焉不詳的來信，我不僅顧不上回覆 甚至不在意是誰寄來的。直至有一年電話中響起他的聲音，互相已經說了一陣子，但我其實並沒想起這個“服部”是誰。
不過，再次見面後“東”烏珠穆沁的話題，又使我們熱鬧起來。
他大咧咧地盤着腿坐在中協賓館的沙發上，語氣短促，滔滔說着。一頭銀發散亂，衹是嗓音和那年東京一模一樣。他不在意地說：“他們總想讓我講過去的事，我不答應。”邊說着，他一邊靠嚮我：
“他們怎麽會理解呢？”
那口氣給人一種暗示或誤解。他好像在說：理解他的，唯有也在“東烏珠穆沁”打發過青春的我。不能說沒有一點感動。很難總是敷衍，我開始想瞭解他了。“您那時，名義上是關東軍……”
“關東軍情報員。”他正式地說。這個詞，即便後來若幹年後和他暢談了若幹次，我也沒有完全弄懂。什麽什麽“員”，就像“研究員”一樣，並不標明階級學銜，衹是一種職業性質的描述。
“那麽在烏珠穆沁，具體地說，您那時幹甚麽呢？”
“那邊是外蒙古，嘿，蘇聯軍。我們趴着，嘿。”
他雙手握成望遠鏡的筒狀。觀察哨？把守國境？……我再追問時，話頭已經移開了。“哈，霍洛特，好吃吧？哈哈，好捏，吃過吧。”
霍洛特（hor d）是奶豆腐，好捏（honi）是羊。“當然吃過，”我煩他打斷了關東軍的話題。但我覺得他倒不像閃爍其詞，而不過是要享受說着這些詞兒的滋味。
對他做出這一心理判斷，費了我很長時間。是這麽回事麽？一些古舊的詞兒堵在心裏，要找個地方，用嘴巴說它一說。說的時候需要一個聽衆——或者說，是需要一種確認；所以，同在一地 同在“東”烏珠穆沁的“東邊”住過的我，就成了必需的存在。
他凡來中國必要會我。每次都一樣，說一陣子東烏珠穆沁，再說一些別的。我和他的交流斷斷續續，更因他的這種習慣，一次次的話頭接不上茬。
我漸漸漫不經心，雖然現在不禁後悔。每次揮手告別後，我就忙自己的事、而把他忘卻淨盡了——直至他再來到中國，又一次撥響我的電話。
那一年在北京，三裏河的宴賓樓，還沒墮落為“啃得雞”。我倆在飯館吃着，話題全在蒙古。
百思不得其案。後來想到一個人，我想，沒準那白發老頭的故事，可以簡單地說明這種復雜性？所以，我用這一篇做個引子。
（一）
初遇服部幸雄，是在一個讀書會上。
如今回憶着，那回講演的組織者確是茉莉會。那個會名，意味着他們對喝茉莉花茶的中國的興趣。講罷時記得有鼓掌，聽衆們仿佛也滿足。我雖然眉飛色舞，其實心情黯淡。麯終人散，我要的不過是賴以支撐漂泊的講演費。那種講演，那種對日本讀書人鬍扯一番烏珠穆沁牧人掌故的行為，於我雖是熟練慣技，但卻常誘發莫名的煩惱——草原、我、日本，這三者之間，太不協調了。
講臺下，一個白發的老頭走近來，遞給我一張名片。
我和服部老人相遇的時候，全然沒想到會與他發生一段友誼，更不能想象會因他激起寫作的衝動。他走過來，對我說的話是：
“您講演時總說到：在東烏珠穆沁的東部，有一個新蘇木。我怎麽記得有噶黑勒蘇木，有農乃蘇木……而沒有新蘇木呢？”
顯然這是個熟悉東烏旗的人，但在日本這並不新鮮。我急着想回傢，不想花費口舌。我哦哦着，敷衍着他嘮叨的一串地名。但是他接着說出的下一句，不能不使我停住了腳：
“我和你，在東烏珠穆沁，在同一個地方，送走了青春！……”
他的那個“東”字不是用日語而是用蒙語說的，j ，說得特別清楚。這有點像我，總喜歡強調我們是在“東部的”烏珠穆沁插隊、生怕別人誤認我們是bar n hu?uu （西部諸旗）的二等草原沙窩子出身。說實在的，最開始我懷着的是一絲嘲諷。雖然我意識到這個人與東烏旗有着糾葛。
我端詳着他，問道：“您在東烏珠穆沁住過？在哪裏？”
“在你說的最東邊的蘇木以東，你知道農乃蘇木嗎？”
“當然知道。您說的農乃蘇木，離我所在的新蘇木，衹有一百二十裏，用公裏算是六十公裏……在一九六九年的鼕天，我騎馬去過那兒一次，但是它已經叫做……”
這就是我和服部幸雄老頭的第一次談話。
他滿嘴的蘇木，就是蒙語的“廟”（sum）。他會說一點蒙語，尤其喜歡反復地用蒙語說東烏旗的一些地名。我也喜歡這樣。那天有點像比賽誰說出的蒙古地名多，而不是要交流青春。我恍惚聽他自我介紹是當年的關東軍，就住在我們公社以東的、過去叫農乃廟的烏拉蓋牧場。
當然，關東軍聽不懂公社化以後的地名，而知識青年也不熟悉寺廟的事。幸好我當年對什麽都感興趣，多少還知道幾座喇嘛廟；否則在日本還真沒辦法和“下鄉”的關東軍對話！
服部的話題其實並不多。聊起來，有時不知他是陶醉於蒙語，還是暗中回避詢問。接觸多了，甚至我覺得他是個封閉很深的人。不過是因為我講話中提及的地名離他的記憶太近了——這使他興奮。至於這興奮本身究竟是什麽，它導致什麽結論和思想，他不清楚也不在意。好像，他也找不着詞兒，所以酸溜溜地衹是嘮叨“送走了青春。”
您是日本關東軍，我是北京新牧民，咱倆能算有共同青春嗎？頂多是有着共同的青春地點而已！……我暗自揶揄。那時人在花之東京，那裏無奇不有。應酬一番之後，我便忘掉了他，不管他怎麽在農乃廟吃過奶豆腐。
（二）
好像接到過一兩個明信片，依稀寫着服部的名字。回國後有一兩年，偶爾感到他似乎在尋找我。但那時對一些語焉不詳的來信，我不僅顧不上回覆 甚至不在意是誰寄來的。直至有一年電話中響起他的聲音，互相已經說了一陣子，但我其實並沒想起這個“服部”是誰。
不過，再次見面後“東”烏珠穆沁的話題，又使我們熱鬧起來。
他大咧咧地盤着腿坐在中協賓館的沙發上，語氣短促，滔滔說着。一頭銀發散亂，衹是嗓音和那年東京一模一樣。他不在意地說：“他們總想讓我講過去的事，我不答應。”邊說着，他一邊靠嚮我：
“他們怎麽會理解呢？”
那口氣給人一種暗示或誤解。他好像在說：理解他的，唯有也在“東烏珠穆沁”打發過青春的我。不能說沒有一點感動。很難總是敷衍，我開始想瞭解他了。“您那時，名義上是關東軍……”
“關東軍情報員。”他正式地說。這個詞，即便後來若幹年後和他暢談了若幹次，我也沒有完全弄懂。什麽什麽“員”，就像“研究員”一樣，並不標明階級學銜，衹是一種職業性質的描述。
“那麽在烏珠穆沁，具體地說，您那時幹甚麽呢？”
“那邊是外蒙古，嘿，蘇聯軍。我們趴着，嘿。”
他雙手握成望遠鏡的筒狀。觀察哨？把守國境？……我再追問時，話頭已經移開了。“哈，霍洛特，好吃吧？哈哈，好捏，吃過吧。”
霍洛特（hor d）是奶豆腐，好捏（honi）是羊。“當然吃過，”我煩他打斷了關東軍的話題。但我覺得他倒不像閃爍其詞，而不過是要享受說着這些詞兒的滋味。
對他做出這一心理判斷，費了我很長時間。是這麽回事麽？一些古舊的詞兒堵在心裏，要找個地方，用嘴巴說它一說。說的時候需要一個聽衆——或者說，是需要一種確認；所以，同在一地 同在“東”烏珠穆沁的“東邊”住過的我，就成了必需的存在。
他凡來中國必要會我。每次都一樣，說一陣子東烏珠穆沁，再說一些別的。我和他的交流斷斷續續，更因他的這種習慣，一次次的話頭接不上茬。
我漸漸漫不經心，雖然現在不禁後悔。每次揮手告別後，我就忙自己的事、而把他忘卻淨盡了——直至他再來到中國，又一次撥響我的電話。
那一年在北京，三裏河的宴賓樓，還沒墮落為“啃得雞”。我倆在飯館吃着，話題全在蒙古。
我給他夾菜：“這是燒羊肉，”他看着夾在筷子裏的肉，古怪地一笑。似乎關東軍情報員接受了一個信號。“羊肉！……嘿嘿，馬哈以德（吃肉）……好捏乃馬哈（羊肉）。”
他享受着被喚醒了的兩個蒙語詞兒。其實，他的烏珠穆沁記憶，衹有很少的一些細節。我開始詢問他屢來中國的目的。
沒想到——老頭子把一條腿墊坐在椅子上，毫不在意喧雜的餐廳，接着羊肉的開頭，他給我講述了一個一匹狼般獨往獨來 在青海境內逐村支教、扶貧助窮的個人行動。他顯然並不自覺了不起，好像這些事衹是在與我談論東烏珠穆沁之外的小事末節。我有些頭暈，原關東軍分子在中國支援貧睏地區的教育——這不同尋常的行為令我吃驚。
“教育可是重要的！……”他晃着大腦袋，嚴肅地對我說教。
“那您怎麽具體做呢？是辦了所學校，還是……”
但是這老頭的自語癥又來了。三裏河夜間的街道上，寒風掀動他飄飄的一頭銀發。他解釋般笑道：“我討厭帽子！”我發覺，老頭是個很有魅力的男性。我打算認真和他做忘年交了，也對他自我開張的事業開始感興趣。但是我瞭解他的梗概，還要等到下一次。
（三）
他依然住在民院傢屬院對門的政協賓館。我坐定以後，見滿桌滿沙發都是表格和本子。隨手一翻，到處都密麻麻寫着學生姓名 年齡 民族 家庭人口 收入、申請的奬學金數額。
有些不是個人 而是學校的申請。我拿起一份，讀着很有意思——因公路通過校捨，若順校捨一側沿路蓋房十間，可建一座餐廳或加油站，經營所得款項可補助教育經費若幹若幹，現申請興建此十間房屋所需補助伍萬元。附着公路和校捨的地圖，以及計劃中的新屋位置。
更多的是報表。學校把申請服部老頭援助的學生名單造册，馬保國、卓瑪草、紮西、黑麥、乙卜拉、李三小——密麻麻地一行行排列在名簿上。每一行是一個小孩：姓名 年齡 民族 村子 家庭經濟狀況、申請的補助金數額——我喜歡那些栩栩如生的活潑名字，從那數不清的一份份有趣名單上，一座座藏回漢雜居的村莊，聲色氣味躍然紙上。
我翻閱着，心情復雜。服部老頭在中國教育扶貧的錢，是他自己在東京的兩處公司（一處醫療器械商店和一處和服衣料店）經營的贏利。他把掙來的錢收集到手，然後就直奔中國。
幾年後他選定了青海為目的地。
我問他為什麽沒選內蒙古或烏珠穆沁——話一出口，自己先感到了不必要。大概就像我感覺到的一樣，東烏珠穆沁太富裕了！富裕使它也許不在意一捧一抔的心意，富裕也會使人對學習輕慢。我猜，服部還是覺得青海農村對教育更熱愛，何況——
“青海也有蒙古人！……”他高興地對我嚷，“也有你們回族。……”
“有一個村子兩個民族打架，我去勸他們。嘿，我站在中間，我不怕。人呀，對方哪怕是……唉，有蒙古，奇伯特，回，嘿嘿。”
一對回藏村莊靠着公路，兩個村子的孩子都順着公路、和風馳電掣的卡車擠着上學。為了安全，服部給娃娃們買了一臺拖拉機。但他有意衹買一臺。 “若是買了兩臺拖拉機，肯定是回藏孩子們各乘一臺，反而不團结。”一臺車，就是要讓孩子們習慣擠在一塊。
他的話題是高速轉移的：
“聽說過文藝座麽？”
我不自信地說：“知道一點。俳優座什麽座的，像是劇團，左翼的？”
他滿意我什麽都知道一點。
“對呀。就是那個。我的以前的妻子，嘿嘿，是文藝座的。是女演員。所以他們說，我是受了老婆的影響，哼！”
我問“他們”是誰，但一瞬間他似乎衹憶着那位女性。他沉思了一會兒又脫口而出：“今天的日本右翼，沒思想！……”
我追問：“您是說，那時候的右翼有思想麽？”
就這麽東一榔頭西一棒子地，提到了川島浪速。由於這名字和另一個惡名遠揚的人名列在一塊，使我剎那間對老頭頓生懷疑。
他慢悠悠地說：“我曾經在川島先生傢住過半年……”
他那川島先生的滿洲養女，是名聲刺耳的川島芳子。在我讀過的資料中，那女人瘋狂病態、是日本侵略的幫兇。
老頭會心地一笑：“在中國，她名聲不好對吧？嘿嘿。”
我還是感到了隔膜。想着讀過的川島芳子，我甚至感覺嚴峻。您還和川島芳子有共同青春地點呢！我心裏想。
但那時的我，已見識過日本式的“左右混淆”。川島浪速和他的同時代人，都並非一些瘋子狂人，而一個比一個復雜。
“在川島傢做什麽？掃地幹雜活嗎？”
“不！——在各方面，受到教誨。”
他說這一句時表情的莊重，至今使我難以忘懷。一瞬間，在沙發上他仿佛擺出了當時的姿勢，正襟危坐，目不斜視。
他描繪的川島傢，使我好像瞥見了一幅古舊的門客圖。我笑着，但懷着一絲不易解釋的緊張：
“後來您就當了關東軍？”
“不，我不是軍人。民間人……總之叫做關東軍情報員。”
“也穿關東軍的衣服？”
“不穿軍服。”
不知為什麽，這最後一句使我大大鬆了一口氣。我猜測着，一一詢問，但他對我問及的諸如大陸浪人 右翼團體等等，無不連連搖頭。我發覺，界定或判斷他的年輕時代是睏難的。何況又有一位文藝座的左翼女演員，模糊的形象使我浮想聯翩。
“那位夫人，文藝座女優，後來呢？”
他眼睛裏掠過一絲難測的神色：
“我太任性，讓她吃苦啦，嘿嘿。……阿拉伯的勞倫斯，知道吧？”
我琢磨着，不得要領。顯然，我那時的日本知識，涵蓋不住這復雜的老頭。我衹是聽了些概念。但用概念的套子，是很難套住這不馴老頭的。
就這樣，他一直也沒給我講清——五十年前，他怎麽進了右翼大浪人的門坎、怎麽娶了左翼女演員當妻子，怎樣到了烏珠穆沁的東部、怎麽給關東軍當了民兵；就像他也一直沒讓我聽懂——五十年後他怎麽去了青海，怎麽進了那些貧瘠小村，怎麽給各族兒童分發助學金。
他享受着被喚醒了的兩個蒙語詞兒。其實，他的烏珠穆沁記憶，衹有很少的一些細節。我開始詢問他屢來中國的目的。
沒想到——老頭子把一條腿墊坐在椅子上，毫不在意喧雜的餐廳，接着羊肉的開頭，他給我講述了一個一匹狼般獨往獨來 在青海境內逐村支教、扶貧助窮的個人行動。他顯然並不自覺了不起，好像這些事衹是在與我談論東烏珠穆沁之外的小事末節。我有些頭暈，原關東軍分子在中國支援貧睏地區的教育——這不同尋常的行為令我吃驚。
“教育可是重要的！……”他晃着大腦袋，嚴肅地對我說教。
“那您怎麽具體做呢？是辦了所學校，還是……”
但是這老頭的自語癥又來了。三裏河夜間的街道上，寒風掀動他飄飄的一頭銀發。他解釋般笑道：“我討厭帽子！”我發覺，老頭是個很有魅力的男性。我打算認真和他做忘年交了，也對他自我開張的事業開始感興趣。但是我瞭解他的梗概，還要等到下一次。
（三）
他依然住在民院傢屬院對門的政協賓館。我坐定以後，見滿桌滿沙發都是表格和本子。隨手一翻，到處都密麻麻寫着學生姓名 年齡 民族 家庭人口 收入、申請的奬學金數額。
有些不是個人 而是學校的申請。我拿起一份，讀着很有意思——因公路通過校捨，若順校捨一側沿路蓋房十間，可建一座餐廳或加油站，經營所得款項可補助教育經費若幹若幹，現申請興建此十間房屋所需補助伍萬元。附着公路和校捨的地圖，以及計劃中的新屋位置。
更多的是報表。學校把申請服部老頭援助的學生名單造册，馬保國、卓瑪草、紮西、黑麥、乙卜拉、李三小——密麻麻地一行行排列在名簿上。每一行是一個小孩：姓名 年齡 民族 村子 家庭經濟狀況、申請的補助金數額——我喜歡那些栩栩如生的活潑名字，從那數不清的一份份有趣名單上，一座座藏回漢雜居的村莊，聲色氣味躍然紙上。
我翻閱着，心情復雜。服部老頭在中國教育扶貧的錢，是他自己在東京的兩處公司（一處醫療器械商店和一處和服衣料店）經營的贏利。他把掙來的錢收集到手，然後就直奔中國。
幾年後他選定了青海為目的地。
我問他為什麽沒選內蒙古或烏珠穆沁——話一出口，自己先感到了不必要。大概就像我感覺到的一樣，東烏珠穆沁太富裕了！富裕使它也許不在意一捧一抔的心意，富裕也會使人對學習輕慢。我猜，服部還是覺得青海農村對教育更熱愛，何況——
“青海也有蒙古人！……”他高興地對我嚷，“也有你們回族。……”
“有一個村子兩個民族打架，我去勸他們。嘿，我站在中間，我不怕。人呀，對方哪怕是……唉，有蒙古，奇伯特，回，嘿嘿。”
一對回藏村莊靠着公路，兩個村子的孩子都順着公路、和風馳電掣的卡車擠着上學。為了安全，服部給娃娃們買了一臺拖拉機。但他有意衹買一臺。 “若是買了兩臺拖拉機，肯定是回藏孩子們各乘一臺，反而不團结。”一臺車，就是要讓孩子們習慣擠在一塊。
他的話題是高速轉移的：
“聽說過文藝座麽？”
我不自信地說：“知道一點。俳優座什麽座的，像是劇團，左翼的？”
他滿意我什麽都知道一點。
“對呀。就是那個。我的以前的妻子，嘿嘿，是文藝座的。是女演員。所以他們說，我是受了老婆的影響，哼！”
我問“他們”是誰，但一瞬間他似乎衹憶着那位女性。他沉思了一會兒又脫口而出：“今天的日本右翼，沒思想！……”
我追問：“您是說，那時候的右翼有思想麽？”
就這麽東一榔頭西一棒子地，提到了川島浪速。由於這名字和另一個惡名遠揚的人名列在一塊，使我剎那間對老頭頓生懷疑。
他慢悠悠地說：“我曾經在川島先生傢住過半年……”
他那川島先生的滿洲養女，是名聲刺耳的川島芳子。在我讀過的資料中，那女人瘋狂病態、是日本侵略的幫兇。
老頭會心地一笑：“在中國，她名聲不好對吧？嘿嘿。”
我還是感到了隔膜。想着讀過的川島芳子，我甚至感覺嚴峻。您還和川島芳子有共同青春地點呢！我心裏想。
但那時的我，已見識過日本式的“左右混淆”。川島浪速和他的同時代人，都並非一些瘋子狂人，而一個比一個復雜。
“在川島傢做什麽？掃地幹雜活嗎？”
“不！——在各方面，受到教誨。”
他說這一句時表情的莊重，至今使我難以忘懷。一瞬間，在沙發上他仿佛擺出了當時的姿勢，正襟危坐，目不斜視。
他描繪的川島傢，使我好像瞥見了一幅古舊的門客圖。我笑着，但懷着一絲不易解釋的緊張：
“後來您就當了關東軍？”
“不，我不是軍人。民間人……總之叫做關東軍情報員。”
“也穿關東軍的衣服？”
“不穿軍服。”
不知為什麽，這最後一句使我大大鬆了一口氣。我猜測着，一一詢問，但他對我問及的諸如大陸浪人 右翼團體等等，無不連連搖頭。我發覺，界定或判斷他的年輕時代是睏難的。何況又有一位文藝座的左翼女演員，模糊的形象使我浮想聯翩。
“那位夫人，文藝座女優，後來呢？”
他眼睛裏掠過一絲難測的神色：
“我太任性，讓她吃苦啦，嘿嘿。……阿拉伯的勞倫斯，知道吧？”
我琢磨着，不得要領。顯然，我那時的日本知識，涵蓋不住這復雜的老頭。我衹是聽了些概念。但用概念的套子，是很難套住這不馴老頭的。
就這樣，他一直也沒給我講清——五十年前，他怎麽進了右翼大浪人的門坎、怎麽娶了左翼女演員當妻子，怎樣到了烏珠穆沁的東部、怎麽給關東軍當了民兵；就像他也一直沒讓我聽懂——五十年後他怎麽去了青海，怎麽進了那些貧瘠小村，怎麽給各族兒童分發助學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