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迹北阙，犬嗷西方，八九数尽，日月无光。”
这是一个古老的谶言，出自于一部在民间颇有影响的预言书——《推背图》。
这句谶言写了三个王朝、三个人以及由此产生不同的三种命运。“马迹北阙”写的是当时大顺王朝的建立者李自成，预言中他正骑马向北京进发；“犬嗷西方”写的是李自成的战友张献忠，此时他在四川（古称西方）建立了以“西”命名的“大西政权”；而“八九数尽”则写的是明王朝最后的一个皇帝崇祯，八九是相加关系，意味着崇祯一朝只有十七年的寿命，“日月无光”同样是相加关系，日月相加为“明”，意味着大明就要灭亡。
谶言之下还有一段解语：“杨花落尽李花残，五色旗分自北来，太息金陵王气尽，一枝春色占长安。”
解语同样说明问题。李花残，意味着李家天下同样支撑不了多久，“五色旗分自北来”说的是当时的另一种势力——关外满清的五旗子弟，“金陵”是南京福王政权，气数已尽，“一枝春色”意味着清明时节，即清朝的建立。
古老的谶语写尽了一个特殊年代里无数人百转千回的命运。在这古老的谶语出现几百年后，无论是幸或是不幸，一切都被言中。
历史转到了公元一六四四年的春天，适逢大明王朝成立的第二百七十六年。这一年的春天，气候并不温暖。对明王朝拥有着至高无上地位的那个人来说，死亡的气息正在这扑面的春意中料峭而来，不详之中，更有种难以平息的恐惧感觉。有恐惧之心的人就是谶语中被称为“八九数尽”的崇祯皇帝朱由检。不光是他，这个时候，还有很多人也同样有这种感受，恐惧来源于一个名字——李自成。
谶语中说李自成“马迹北阙”，没错，这一年的三月，李自成的军队已经抵达北京城外。与此同时，在距京城几百里以外的关外，谶语中的“一枝春色”——由摄政王多尔衮领导的满清军队也准备开拔，这支人数并不多的军队此时已经羽翼日丰，狼行虎视，在这个时候，没有人能无动于衷地看待这个人和他的能量。
当李自成的军队抵达北京城下时，距北京城三百多里外的山海关，还有一个谶语中没有提及的重要人物也带着几万子弟兵拥了进来，他就是大明帝国骁勇善战的吴三桂将军。这一次，他带来了令人闻风丧胆的私家军队——关宁铁骑。十几年前，吴三桂以二十骑闯入皇太极的大营，救出他被包围的父亲，此后，他威名大振，简直成为大明帝国最耀眼的明星。从皇帝往下，大家已经一致认为，在最危急的时候，明王朝的最后一线生机就掌握在他的手中。
此时的北京城内，崇祯皇帝朱由检——这个明王朝最高的君主已经意识到他祖宗留下来的江山可能会在自己手中断送，但他还在做最后的努力，他把希望寄托在了吴三桂和他的关宁铁骑身上。于是，他纡尊降贵，不断发信给吴三桂，加封他为平西伯，封官晋爵后，下了一个几乎是同归于尽般的命令：要他弃宁远，不顾关外大敌满清的威胁，来京勤王。
宁远，距山海关二百里左右，也是明朝除山海关外离京师最近的辽东军事重镇。这是个曾经令明王朝最大的敌人——满清国痛心疾首的地方，曾经因为袁崇焕督师的存在，写下了满清王朝的前身——后金汗国建国史上最痛心的时刻。后金汗国与明朝最大的一次败仗就发生在这里。老汗王努尔哈赤因此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此时放弃宁远，不但意味着放弃关外大量的土地，同时也放弃了当年“辽东三帅”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人辛苦开创的大好局面：固若金汤的宁锦防线。
明王朝最杰出的将领有很多在宁远驻守过，吴三桂是最后一个，但他注定不会再有作为。曾经最有作为的袁督师，十年前的肉身已经被北京百姓吃光了，在这个时候，没有人会想起他。那个下令杀他的人，惶惶不可终日，心里充满怨恨与恐慌，但唯独没有一丝一毫的忏悔与愧疚之心。
吴三桂的铁骑开始由宁远向山海关挺进，除了他的几万军队外，他还带来了宁远的军民数十万人。当吴三桂带着他的关宁铁骑向海关进发时，不知他会不会想起这些前辈的命运。他或许会，因为就在不久前，在明王朝与满清王朝似乎总也结束不了的战争中，他的恩师洪承畴降了，他的舅父祖大寿也降了，当时情形下明朝臣子不是战死、冤死，就是投降，，没有其他的路好走。
一六四四年三月上旬开始出发，心情复杂的吴三桂军队行进并不迅速，日行只有数十里左右。这个速度对于行军中的队伍来说，无疑是很缓慢的。吴三桂和他的关宁铁骑保持着这样的速度，于三月十六日进入山海关。
山海关，这座自明朝修建起已经有了二百多年历史的名城，在当时被世人称为“天下第一关”。这个名称的得来与明建都北京有重要关系，山海关与北京城相隔不过三百多公里，是京师的护翼，更是阻挡关外游牧民族的最后一道屏障。今天我们从地图上看山海关的位置，仍可以看到，它的东面是如今的辽宁省。这一片地方从辽宁锦州直至山海关下，共长约四百里，过去称为辽东，自古就是少数民族的盘据地，也就是俗称的“关外势力”。而关内，则一马平川，直通华北，全部是汉民族的活动范围。由关外到关内，山海关就像一把巨锁，在从东北进入华北的要道上了保险。“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之名也就由此而来。
山海关由明初的大将军徐达修建，后来经谭纶、戚继光、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洪承畴等明朝几代军事天才加固及重修，由城里到城外，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这套军事防御体系在当时看来，非常先进：由里面看，关城呈四方形，外用砖砌，四面均有关门，即东楼镇东，西楼迎恩，北楼威远，南楼望洋；城外设护城河，城南城北则是两座翼城；还有两座罗城，分别命名为东、西罗城，护城河则由其中穿过。山海关的东门面向辽东，是防御之重点。由东门开始，作为当年宁锦防线的最后一关，山海关与辽东整个军事防线形成一条锁链式的结构：出东门三十余里，是山海关第一个前哨军事据点“中前所城”（今辽宁省绥中前所），前面还有一座护卫城名叫“前屯卫”（今辽宁绥中前卫），再前行数十里，是“中后所城”（今辽宁绥中县城）。在山海关城东二里的欢喜岭上，还有一座用于军事瞭望的高地，名叫威远城。这套军事体系，为明王朝建立了几乎是坚不可摧的防线。
但此时，明王朝颁布的命令却是放弃这条防线所有的锁链延伸部分，退到最后的一个终端——山海关城，几代边关将士的战略积累优势，今日毁于一旦！
崇祯皇帝、李自成、多尔衮；大明王朝、大顺王朝、大清王朝，谶语中出现的这些人物，在一六四四年的这个春天，他们的命运注定要被放在同一个舞台之上。当年写出《三国演义》的罗贯中先生早已作古，如果他能复生，相信他一定会写出更精彩的《三国演义》。
就在这个时候，率领关宁铁骑进驻山海关的吴三桂，无意间坐到了一个最关键的神经末梢之上。在这座几代军事天才建造与维护的城池前，吴三桂没有想到，他和他的军队，不仅不是挽救明王朝最后的希望，反而要为建立历史上另外一个封建王朝提供便利。而这一切，竟然和上面的谶语如此惊人的吻合。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的瞬间，在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点，各方势力有着各异的命运和抉择。所有当时风云人物都将伴随这道曾经坚固如铁的帝国雄关，和这道谶语一起成为后世不朽的传说。
这是一个古老的谶言，出自于一部在民间颇有影响的预言书——《推背图》。
这句谶言写了三个王朝、三个人以及由此产生不同的三种命运。“马迹北阙”写的是当时大顺王朝的建立者李自成，预言中他正骑马向北京进发；“犬嗷西方”写的是李自成的战友张献忠，此时他在四川（古称西方）建立了以“西”命名的“大西政权”；而“八九数尽”则写的是明王朝最后的一个皇帝崇祯，八九是相加关系，意味着崇祯一朝只有十七年的寿命，“日月无光”同样是相加关系，日月相加为“明”，意味着大明就要灭亡。
谶言之下还有一段解语：“杨花落尽李花残，五色旗分自北来，太息金陵王气尽，一枝春色占长安。”
解语同样说明问题。李花残，意味着李家天下同样支撑不了多久，“五色旗分自北来”说的是当时的另一种势力——关外满清的五旗子弟，“金陵”是南京福王政权，气数已尽，“一枝春色”意味着清明时节，即清朝的建立。
古老的谶语写尽了一个特殊年代里无数人百转千回的命运。在这古老的谶语出现几百年后，无论是幸或是不幸，一切都被言中。
历史转到了公元一六四四年的春天，适逢大明王朝成立的第二百七十六年。这一年的春天，气候并不温暖。对明王朝拥有着至高无上地位的那个人来说，死亡的气息正在这扑面的春意中料峭而来，不详之中，更有种难以平息的恐惧感觉。有恐惧之心的人就是谶语中被称为“八九数尽”的崇祯皇帝朱由检。不光是他，这个时候，还有很多人也同样有这种感受，恐惧来源于一个名字——李自成。
谶语中说李自成“马迹北阙”，没错，这一年的三月，李自成的军队已经抵达北京城外。与此同时，在距京城几百里以外的关外，谶语中的“一枝春色”——由摄政王多尔衮领导的满清军队也准备开拔，这支人数并不多的军队此时已经羽翼日丰，狼行虎视，在这个时候，没有人能无动于衷地看待这个人和他的能量。
当李自成的军队抵达北京城下时，距北京城三百多里外的山海关，还有一个谶语中没有提及的重要人物也带着几万子弟兵拥了进来，他就是大明帝国骁勇善战的吴三桂将军。这一次，他带来了令人闻风丧胆的私家军队——关宁铁骑。十几年前，吴三桂以二十骑闯入皇太极的大营，救出他被包围的父亲，此后，他威名大振，简直成为大明帝国最耀眼的明星。从皇帝往下，大家已经一致认为，在最危急的时候，明王朝的最后一线生机就掌握在他的手中。
此时的北京城内，崇祯皇帝朱由检——这个明王朝最高的君主已经意识到他祖宗留下来的江山可能会在自己手中断送，但他还在做最后的努力，他把希望寄托在了吴三桂和他的关宁铁骑身上。于是，他纡尊降贵，不断发信给吴三桂，加封他为平西伯，封官晋爵后，下了一个几乎是同归于尽般的命令：要他弃宁远，不顾关外大敌满清的威胁，来京勤王。
宁远，距山海关二百里左右，也是明朝除山海关外离京师最近的辽东军事重镇。这是个曾经令明王朝最大的敌人——满清国痛心疾首的地方，曾经因为袁崇焕督师的存在，写下了满清王朝的前身——后金汗国建国史上最痛心的时刻。后金汗国与明朝最大的一次败仗就发生在这里。老汗王努尔哈赤因此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此时放弃宁远，不但意味着放弃关外大量的土地，同时也放弃了当年“辽东三帅”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人辛苦开创的大好局面：固若金汤的宁锦防线。
明王朝最杰出的将领有很多在宁远驻守过，吴三桂是最后一个，但他注定不会再有作为。曾经最有作为的袁督师，十年前的肉身已经被北京百姓吃光了，在这个时候，没有人会想起他。那个下令杀他的人，惶惶不可终日，心里充满怨恨与恐慌，但唯独没有一丝一毫的忏悔与愧疚之心。
吴三桂的铁骑开始由宁远向山海关挺进，除了他的几万军队外，他还带来了宁远的军民数十万人。当吴三桂带着他的关宁铁骑向海关进发时，不知他会不会想起这些前辈的命运。他或许会，因为就在不久前，在明王朝与满清王朝似乎总也结束不了的战争中，他的恩师洪承畴降了，他的舅父祖大寿也降了，当时情形下明朝臣子不是战死、冤死，就是投降，，没有其他的路好走。
一六四四年三月上旬开始出发，心情复杂的吴三桂军队行进并不迅速，日行只有数十里左右。这个速度对于行军中的队伍来说，无疑是很缓慢的。吴三桂和他的关宁铁骑保持着这样的速度，于三月十六日进入山海关。
山海关，这座自明朝修建起已经有了二百多年历史的名城，在当时被世人称为“天下第一关”。这个名称的得来与明建都北京有重要关系，山海关与北京城相隔不过三百多公里，是京师的护翼，更是阻挡关外游牧民族的最后一道屏障。今天我们从地图上看山海关的位置，仍可以看到，它的东面是如今的辽宁省。这一片地方从辽宁锦州直至山海关下，共长约四百里，过去称为辽东，自古就是少数民族的盘据地，也就是俗称的“关外势力”。而关内，则一马平川，直通华北，全部是汉民族的活动范围。由关外到关内，山海关就像一把巨锁，在从东北进入华北的要道上了保险。“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之名也就由此而来。
山海关由明初的大将军徐达修建，后来经谭纶、戚继光、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洪承畴等明朝几代军事天才加固及重修，由城里到城外，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这套军事防御体系在当时看来，非常先进：由里面看，关城呈四方形，外用砖砌，四面均有关门，即东楼镇东，西楼迎恩，北楼威远，南楼望洋；城外设护城河，城南城北则是两座翼城；还有两座罗城，分别命名为东、西罗城，护城河则由其中穿过。山海关的东门面向辽东，是防御之重点。由东门开始，作为当年宁锦防线的最后一关，山海关与辽东整个军事防线形成一条锁链式的结构：出东门三十余里，是山海关第一个前哨军事据点“中前所城”（今辽宁省绥中前所），前面还有一座护卫城名叫“前屯卫”（今辽宁绥中前卫），再前行数十里，是“中后所城”（今辽宁绥中县城）。在山海关城东二里的欢喜岭上，还有一座用于军事瞭望的高地，名叫威远城。这套军事体系，为明王朝建立了几乎是坚不可摧的防线。
但此时，明王朝颁布的命令却是放弃这条防线所有的锁链延伸部分，退到最后的一个终端——山海关城，几代边关将士的战略积累优势，今日毁于一旦！
崇祯皇帝、李自成、多尔衮；大明王朝、大顺王朝、大清王朝，谶语中出现的这些人物，在一六四四年的这个春天，他们的命运注定要被放在同一个舞台之上。当年写出《三国演义》的罗贯中先生早已作古，如果他能复生，相信他一定会写出更精彩的《三国演义》。
就在这个时候，率领关宁铁骑进驻山海关的吴三桂，无意间坐到了一个最关键的神经末梢之上。在这座几代军事天才建造与维护的城池前，吴三桂没有想到，他和他的军队，不仅不是挽救明王朝最后的希望，反而要为建立历史上另外一个封建王朝提供便利。而这一切，竟然和上面的谶语如此惊人的吻合。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的瞬间，在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点，各方势力有着各异的命运和抉择。所有当时风云人物都将伴随这道曾经坚固如铁的帝国雄关，和这道谶语一起成为后世不朽的传说。
就在吴三桂带兵拥进山海关之时，崇祯皇帝朱由检正面临着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抉择。
对这位三十五岁的年轻帝王来说，他现在面临的形势是：在山海关以外的辽东大地上，他的老对手满清军队虎视眈眈，蓄势待发，在山海关以内的中原大地上，流民李自成、张献忠势力越来越大，但可用于对付他们的人才却越来越少。对于这位年轻皇帝来说，山海关这座关城如同一道薄弱的门，门里门外，全是敌人，而在这危机四伏的时刻，明王朝又出现了自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财政危机、人事危机与军事危机，内忧，外患，一并而来，并且来势凶猛。
在这个时候，崇祯的脑中一片混乱。也许这个时候他正在后悔：为何要我入皇家？
在历史上被称为明思宗的崇祯皇帝朱由检，生于万历三十八年（一六一 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此时，三十五岁的他，已经做了整整十七年皇帝。十七年间，他处在“内忧外患”的大败局中，可能连一天好觉也没有睡过，自然也不可能有一天的快乐日子。
此人是中国历史上备受同情的帝王。尽管他身上有很多招人烦的地方，但事实上，作为一个个体，崇祯在道德品行上，似乎完全符合明君的标准。
崇祯首先是一个有梦想的皇帝。他的梦想，从一开始登上皇位到他最后的亡国时刻，基本上没有走样，这在中国历史上的众多皇帝中，并不多见。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多的是开始有雄才大略但后来蜕化变质的例子，比如宋徽宗赵佶、隋炀帝杨广都是如此。但崇祯不一样，他从一开始就有不变的梦想，直到最后，始终在为这个梦想奋斗不止，直至亡命，终身不悔。
这是个有毅力、有血性、有志气的人，与他之前出现的祖父辈、兄长辈——明神宗朱翊钧和明熹宗朱由校相比，作风迥异。终其原因，就在于他拥有着一个自己看来坚定如磐石的梦想——做个好皇帝。好皇帝的标准，就是带领他的全体臣民走向一条中兴的康庄大路，永葆太祖留下的万世江山。这个出发点是正确的，而崇祯确实也是在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的。于是，我们看到，在明史资料记载中，崇祯有非常值得肯定的一面，比如一生勤勉于行，励精图治，不好酒色，而且是一个标准的孝子。这当然为崇祯博了很多同情分。
促成崇祯成为一个有梦想的皇帝的因素有很多。但内因在于他的哥哥——本朝上任皇帝的过于怯懦无为，致使本朝的军政大权，人事大权，财政大权甚至皇室安全的决定权全部落于太监之手。在崇祯十七岁登基以前，他过的是一种极度压抑的生活。我们很难在史料中看见他在这个时候的活动，因为那时的舞台并不属于他。真正的舞台给了他的，是在他十七岁那年，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突然的死去，让这个一直沉默着，低调着，在担惊受怕中过日子的弟弟突然拥有了机会，这是一个幸运的时刻，对本朝，对崇祯个人，都是如此。唯一在这个时刻大叹不幸的，可能就是天启一直宠爱、大权独揽的司礼太监魏忠贤了。
崇祯最博人同情的好名声和好运气来自于他十七岁登基之后的那段日子。在维护皇权的战斗中，他亦步亦趋，非常稳健的利用言官的作用，成功地扳倒了当时专权一时的朝中大阉魏忠贤，（我们发现，用言官说事，也是魏忠贤在前朝天启执政时对付东林党的主要方法，在明朝数次大规模的党争与权利斗争中，所有的招法都如出一辙，这成为文官集团互相攻击时一个特色，特别值得玩味，后来崇祯临朝，我们会发现类似的招法将再次出现。）魏忠贤专权的时间并不长，只有几年时间，但是已经败坏了整个朝纲，也破坏了国运，特别对于那些被魏阉打压了很多年的朝中所谓“清流”来说，崇祯的上台，无疑令人振奋无比。崇祯上台后，举国在一种幻梦般的氛围里，从那一天起，“明朝中兴”的梦想就根植在了群臣的心中。他们衷心拥护着这个年轻的皇帝，同样的，在这个类似于肥皂泡一样的精神寄托中，年轻人也看到了这个梦想绚丽的魅力。
中兴之路，似乎指日可待。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发现其实并非如此：在大多数人眼中，崇祯是很沉稳很英明地干掉了这个本朝最大的奸宦，但是，即使是朝中最聪明最有眼光的人也没有发现，这件事对于挽救整个明王朝的命运来说，其实并没有决定性作用。事实上自明开朝以来，太监专权一时，后被新主干掉的事屡见不鲜，前朝已经有好多例子：比如刚刚下台的大太监冯保，早一点的刘谨，汪直，还有更早一点的曹吉祥等等。干掉他们的主子，无论是神宗，英宗，还是武宗，都谈不上是什么高明的君主。太监专权，真正的内因不在于太监的能力有多强，而在于内阁制度的不合理。但是，明朝并没有这么思想前卫的臣子提出或有能力改变这种状况，连前朝的第一中兴之臣张居正都不能。明朝的臣子，都清楚一件事：无论你做出多大的贡献，皇权是不能撼动的。在这个大前提，群臣只有一个念想，就是盼着在朝政腐败时，有一个明君出现。这种念想是有传染性的，不但臣子以此为真理，皇室成员更是如此。崇祯上台后，扳倒了本朝自开国以来最厉害的太监魏忠贤，无疑是这种神话的人间体现。
魏忠贤的死，为一个新生的时代敲响了新的乐章。但死掉一个太监，对于整个衰微的国势来说，只是赢来了一个转机，形势并非已经完全乐观了。在这个时候，国家面临的那些压力与问题仍然存在，如果不能合理解决，本质上就是换汤不换药。崇祯并非完全没有这个意识，但因为年龄的关系，心理上他对此不会有太充足的认识。
随着历史向后发展，我们发现，崇祯曾经表现得坚忍刻苦雄才大略的面目开始走样了，在清算了魏忠贤以后，他的好运气或者好品性就基本上走到了头。
对这位三十五岁的年轻帝王来说，他现在面临的形势是：在山海关以外的辽东大地上，他的老对手满清军队虎视眈眈，蓄势待发，在山海关以内的中原大地上，流民李自成、张献忠势力越来越大，但可用于对付他们的人才却越来越少。对于这位年轻皇帝来说，山海关这座关城如同一道薄弱的门，门里门外，全是敌人，而在这危机四伏的时刻，明王朝又出现了自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财政危机、人事危机与军事危机，内忧，外患，一并而来，并且来势凶猛。
在这个时候，崇祯的脑中一片混乱。也许这个时候他正在后悔：为何要我入皇家？
在历史上被称为明思宗的崇祯皇帝朱由检，生于万历三十八年（一六一 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此时，三十五岁的他，已经做了整整十七年皇帝。十七年间，他处在“内忧外患”的大败局中，可能连一天好觉也没有睡过，自然也不可能有一天的快乐日子。
此人是中国历史上备受同情的帝王。尽管他身上有很多招人烦的地方，但事实上，作为一个个体，崇祯在道德品行上，似乎完全符合明君的标准。
崇祯首先是一个有梦想的皇帝。他的梦想，从一开始登上皇位到他最后的亡国时刻，基本上没有走样，这在中国历史上的众多皇帝中，并不多见。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多的是开始有雄才大略但后来蜕化变质的例子，比如宋徽宗赵佶、隋炀帝杨广都是如此。但崇祯不一样，他从一开始就有不变的梦想，直到最后，始终在为这个梦想奋斗不止，直至亡命，终身不悔。
这是个有毅力、有血性、有志气的人，与他之前出现的祖父辈、兄长辈——明神宗朱翊钧和明熹宗朱由校相比，作风迥异。终其原因，就在于他拥有着一个自己看来坚定如磐石的梦想——做个好皇帝。好皇帝的标准，就是带领他的全体臣民走向一条中兴的康庄大路，永葆太祖留下的万世江山。这个出发点是正确的，而崇祯确实也是在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的。于是，我们看到，在明史资料记载中，崇祯有非常值得肯定的一面，比如一生勤勉于行，励精图治，不好酒色，而且是一个标准的孝子。这当然为崇祯博了很多同情分。
促成崇祯成为一个有梦想的皇帝的因素有很多。但内因在于他的哥哥——本朝上任皇帝的过于怯懦无为，致使本朝的军政大权，人事大权，财政大权甚至皇室安全的决定权全部落于太监之手。在崇祯十七岁登基以前，他过的是一种极度压抑的生活。我们很难在史料中看见他在这个时候的活动，因为那时的舞台并不属于他。真正的舞台给了他的，是在他十七岁那年，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突然的死去，让这个一直沉默着，低调着，在担惊受怕中过日子的弟弟突然拥有了机会，这是一个幸运的时刻，对本朝，对崇祯个人，都是如此。唯一在这个时刻大叹不幸的，可能就是天启一直宠爱、大权独揽的司礼太监魏忠贤了。
崇祯最博人同情的好名声和好运气来自于他十七岁登基之后的那段日子。在维护皇权的战斗中，他亦步亦趋，非常稳健的利用言官的作用，成功地扳倒了当时专权一时的朝中大阉魏忠贤，（我们发现，用言官说事，也是魏忠贤在前朝天启执政时对付东林党的主要方法，在明朝数次大规模的党争与权利斗争中，所有的招法都如出一辙，这成为文官集团互相攻击时一个特色，特别值得玩味，后来崇祯临朝，我们会发现类似的招法将再次出现。）魏忠贤专权的时间并不长，只有几年时间，但是已经败坏了整个朝纲，也破坏了国运，特别对于那些被魏阉打压了很多年的朝中所谓“清流”来说，崇祯的上台，无疑令人振奋无比。崇祯上台后，举国在一种幻梦般的氛围里，从那一天起，“明朝中兴”的梦想就根植在了群臣的心中。他们衷心拥护着这个年轻的皇帝，同样的，在这个类似于肥皂泡一样的精神寄托中，年轻人也看到了这个梦想绚丽的魅力。
中兴之路，似乎指日可待。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发现其实并非如此：在大多数人眼中，崇祯是很沉稳很英明地干掉了这个本朝最大的奸宦，但是，即使是朝中最聪明最有眼光的人也没有发现，这件事对于挽救整个明王朝的命运来说，其实并没有决定性作用。事实上自明开朝以来，太监专权一时，后被新主干掉的事屡见不鲜，前朝已经有好多例子：比如刚刚下台的大太监冯保，早一点的刘谨，汪直，还有更早一点的曹吉祥等等。干掉他们的主子，无论是神宗，英宗，还是武宗，都谈不上是什么高明的君主。太监专权，真正的内因不在于太监的能力有多强，而在于内阁制度的不合理。但是，明朝并没有这么思想前卫的臣子提出或有能力改变这种状况，连前朝的第一中兴之臣张居正都不能。明朝的臣子，都清楚一件事：无论你做出多大的贡献，皇权是不能撼动的。在这个大前提，群臣只有一个念想，就是盼着在朝政腐败时，有一个明君出现。这种念想是有传染性的，不但臣子以此为真理，皇室成员更是如此。崇祯上台后，扳倒了本朝自开国以来最厉害的太监魏忠贤，无疑是这种神话的人间体现。
魏忠贤的死，为一个新生的时代敲响了新的乐章。但死掉一个太监，对于整个衰微的国势来说，只是赢来了一个转机，形势并非已经完全乐观了。在这个时候，国家面临的那些压力与问题仍然存在，如果不能合理解决，本质上就是换汤不换药。崇祯并非完全没有这个意识，但因为年龄的关系，心理上他对此不会有太充足的认识。
随着历史向后发展，我们发现，崇祯曾经表现得坚忍刻苦雄才大略的面目开始走样了，在清算了魏忠贤以后，他的好运气或者好品性就基本上走到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