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思陵翰墨志》一卷，宋高宗皇帝御撰。《宋史·艺文志》载高宗评书一卷，亦名《翰墨志》。高似孙《砚笺引》作《高宗翰墨志》，岳珂《法书赞引》作《思陵翰墨志》，後人所追题也。高宗当卧薪尝胆之时，不能以修练戎韬，为自强之计，尚耽心笔札，效太平治世之风，可谓舍本而营末。然以书法而论，则所得颇深。陆游《渭南集》称其妙悟八法，留神古雅，访求法书名画，不遗馀力，清暇之燕，展玩摹搨不少怠。王应麟《玉海》称其初喜黄庭坚体格，後又采米芾，已而皆置不用，专意羲、献父子，手追心摹。尝曰，学书当以锺、王为法，然後出入变化，自成一家。今观是编，自谓五十年未尝舍笔墨，又谓宋代无字法可称，於北宋但举蔡襄、李时雍及苏、黄、米、薛，於同时但举吴说、徐兢，而皆有不满之词，惟於米芾行草，较为许可。其大旨所宗，惟在羲、献。与《玉海》所记皆合，盖晚年所作也。其论效米芾法者不过得其外貌，高视阔步，气韵轩昂，不知其中本六朝妙处，酝酿风骨，自然超越。可谓入微之论。其论徽宗留意书法，立学养士，惟得杜唐稽一人。今书家无举其姓名者。中间论端研一条，谓欲如一段紫玉，磨之无声，而不以眼为贵，今赏鉴家犹奉为指南。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引此书评米芾诗文一条。此本无之，殆经明人删节，已非完书欤。
思陵翰墨志
余自魏晋以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或萧散，或枯瘦，或道劲而不回，或秀异而特立，众体备于笔下，意简犹存于取舍。至若《稧帖》，则测之益深，拟之益严。姿态横生，莫造其原，详观点画，以至成诵，不少去怀也。法书中，唐人硬黄自可喜，若其馀，纸札俱不精，乃托名取售。然右军在时，已苦小儿辈乱真，况流传历代之久，赝本杂出，固不一幅，鉴定者不具眼目，所以去真益远。惟识者久于其道，当能辩也。
余每得右军或数行、或数字，手之不置。初若食口，喉间少甘则已，末则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也，故尤不忘于心手。顷自束发，即喜揽笔作字，虽屡易典刑，而心所嗜者，固有在矣。凡五十年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故晚年得趣，横斜平直，随意所适。至作尺馀大字，肆笔皆成，每不介意。至或肤腴瘦硬，山林丘壑之气，则酒后颇有佳处。古人岂难到也。
卫夫人名铄，字茂漪，晋汝阴太守李矩妻。善钟法，能正书，入妙。王逸少师之，杜甫谓“学书初学卫夫人，但恨无过王右军”也。
端璞出下岩，色紫如猪肝，密理坚致，潴水发墨，呵之即泽，研试则如磨玉而无声，此上品也。中下品则皆砂壤相杂，不惟肌理既粗，复燥而色赤。如后历新坑，皆不可用，制作既俗，又滑不留墨。且石之有眼，余亦不取，大抵瑕翳于石有嫌，况病眼假眼，韵度尤不足观，故所藏皆一段紫玉，略无点缀。
本朝士人自国初至今，殊乏以字画名世，纵有，不过一二数，诚非有唐之比。然一祖八宗皆喜翰墨，特书大书，飞白分隶，加赐臣下多矣。余四十年间，每作字，因欲鼓动士类，为一代操觚之盛。以六朝居江左皆南中士夫，而书名显著非一。岂谓今非若比，视书漠然，略不为意？果时移事异，习尚亦与之汙隆，不可力回也。
《评书》谓羊欣书如婢作夫人，举止羞涩不堪位置。而世言米芾喜效其体，盖米法欹侧，颇协不堪位置之意。闻薛绍彭尝戏米曰：“公效羊欣，而评者以婢比欣，公岂俗所谓重台者耶？”
本朝承五季之后，无复字画可称。至太宗皇帝始搜罗法书，备尽求访。当时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姑得时誉，犹恨绝无秀异。至熙丰以后，蔡襄、李时雍体制方入格律，欲度骅骝，终以骎骎不为绝赏。继苏、黄、米、薛，笔势澜翻，各有趣向。然家鸡野鹄，识者自有优劣，犹胜泯然与草木俱腐者。
前人多能正书而后草书，盖二法不可不兼有。正则端雅庄重，结密得体，若大臣冠创，俨立廊庙。草则腾姣起凤，振迅笔力，颖脱豪举，终不失真。所以齐高帝与王僧虔论书，谓：“我书何如卿？”僧虔曰：“臣正书第一，草书第三：陛下草书第二，而正书第三。是臣无第二，陛下无第一。”帝大笑。故知学书者必知正草二体，不当阙一。所以钟、王辈皆以此荣名，不可不务也。
晋起太极殿，谢安欲使献之题榜，以为万世宝。当时名士已爱重若此。而唐人评献之，谓“虽有父风，殊非新巧。字势疏瘦，如枯木而无屈伸，若饿隶而无放纵”，鄙之乃无佳处。岂唐人能书者众，而好恶遂不同如是耶？
米芾得能书之名，似无负于海内。芾于真楷、篆、隶不甚工，惟于行、草诚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笔端，故沉着痛快如乘骏马，进退裕如，不烦鞭勒，无不当人意。然喜效其法者，不过得外貌，高视阔步，气韵轩昂，殊不究其中本六朝妙处酝酿，风骨自然超逸也。昔人谓支遁道人爱马不韵，支曰：“贫道特爱其神骏耳：”余于米字亦然。又芾之诗文，诗无蹈袭，出风烟之上；觉其词翰，同有凌云之气，览者当自得。
世传米芾有洁疾，初未详其然，后得芾一帖云：“朝靴偶为他人所持，心甚恶之，因屡洗，遂损不可穿。”以此得洁之理。靴且屡洗，馀可知矣。又芾方择婿，会建康段拂字去尘，芾释之曰：“既拂矣，又去尘，真吾婿也。”以女妻之。又一帖云：“承借剩员，其人不名，自称曰张大伯。是何老物，辄欲为人父之兄？若为大叔，犹之可也。”此岂以文滑稽者耶？
士人作字，有真、行、草、隶、篆五体，往往篆、隶各成一家，真、行、草自成一家，以笔意本不同，每拘于点画，无放意自得之迹，故别为户牖。若通其变，则五者皆在笔端，了无阂塞，惟在得其道而已。非风神颖悟，力学不倦，至有笔冢、研山者。似未易语此。
世有《绛帖》、《潭帖》、《临江帖》，此三书，《绛》本已少，惟《潭帖》为胜者，以钱希白所临本也。希白于字画得佳处，故于二王帖尤邃。若《临江》则失真远矣。又《淳化帖》、《大观帖》，当时以晋、唐善本及江南所收帖，择善者刻之。悉出上圣规摹，故风骨意象皆存，在识者鉴裁，而学者悟其趣尔。
士于书法必先学正书者，以八法皆备，不相附丽。至于字亦可正读，不渝本体，盖隶之馀风。若楷法既到，则肆笔行草间，自然于二法臻极，焕手妙体，了无阙轶。反是则流于尘俗，不入识者指目矣。吾于次叙得之，因笔其梗概。
草书之法，昔人用以趣急速而务简易，删难省烦，损复为单，诚非苍、史之迹。但习书之馀，以精神之运，识思超妙，使点画不失真为尚。故梁武谓赴急书，不失苍公鸟迹之意，顾岂皂吏所能为也？又其叙草大略，虽赵壹非之，似未易重轻其体势。兼昔人自制草书，笔悉用长毫，以利纵舍之便，其为得法，必至于此。
学书之弊，无如本朝，作字真记姓名尔。其点画位置，殆无一毫名世。
先皇帝尤喜书，致立学养士，惟得杜唐稽一人，馀皆体仿了无神气。因念东晋渡江后，犹有王、谢而下，朝士无不能书，以擅一时之誉，彬彬盛哉!至若绍兴以来，杂书、游丝书，惟钱塘吴说；篆法惟信州徐兢：亦皆碌碌，可叹其弊也。
昔人论草书，谓张伯英以一笔书之，行断则再连续。蟠屈拿攫，飞动自然，筋骨心手相应，所以率情运用，略无留碍。故誉者云：“应指宣事，如矢发机，霆不暇激，电不及飞。”皆造极而言创始之意也。后世或云“忙不及草”者，岂草之本旨哉？正须翰动若驰，落纸云烟，方佳耳。
士人于字法，若少加临池之勤，则点画便有位置，无面墙信手之愧。前人作字焕然可观者，以师古而无俗韵，其不学臆断，悉扫去之。因念字之为用大矣哉!于精笔佳纸，遣数十言，致意千里，孰不改现存叹赏之心!以至竹帛金石传于后世，岂只不泯，又为一代文物，亦犹今之视昔，可不务乎？偶试笔书以自识。
宋虞龢论文房之用，有吴兴青石圆研，质滑而停墨，殊胜南方瓦石。今苕、口间不闻有此石砚，岂昔以为珍，今或不然？或无好事者发之？抑端璞、徽砚既用，则此石为世所略。
唐何延年谓右军永和中，与太原孙承公四十有一人，修袚稧，择毫制序，用蚕茧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更无。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别体，就中“ 之”字有二十许，变转悉异，遂无同者，如有神助。及醒后，他日更书数百千本，终不及此。余谓“神助”及“醒后更书百千本无如者”，恐此言过矣。右军他书岂减《稧帖》，但此帖字数比他书最多，若千丈文锦，卷舒展玩，无不满人意，轸在心目不可忘。非若其他尺牍，数行数十字，如寸锦片玉，玩之易尽也。
本朝自建隆以后，平定僭伪，其间法书名迹皆归秘府。先帝时又加采访，赏以官职金帛，至遣使询访，颇尽探讨。命蔡京、梁师成、黄冕辈编类真赝，纸书缣素，备成卷帙。皆用皂鸾鹊木、锦褾褫、白玉珊瑚为轴，秘在内府。用大观、政和、宣和印章，其间一印以秦玺书法为宝。后有内府印，标题品次，皆宸翰也，舍此褾轴，悉非珍藏。其次储于外秘。余自渡江，无复钟、王真迹。间有一二。以重赏得之，褾轴字法亦显然可验。
智永禅师，逸少七代孙，克嗣家法。居永欣寺阁三十年，临逸少真草《千文》，择八百本，散在浙东。后并《稧帖》传弟子辩才。唐太宗三召，恩赐甚厚，求《稧帖》终不与。善保家传，亦可重也。余得其《千文》藏。
杨凝式在五代最号能书，每不自检束，号“杨风子”，人莫测也。其笔札豪放，杰出风尘之际，历后唐、汉、周，卒能全身名，其知与字法亦俱高矣。在洛中往往有题记，平居好事者，并壁画，置坐右，以为清玩。
余尝谓，甚哉字法之微妙，功均造化，迹出窃具，未易以点画工，便为至极。苍、史始意演幽，发为圣迹，势合卦象，德该神明，开阖形制，化成天下。至秦汉而下诸人，悉胸次万象，布置模范。想见神游八表，道冠一时。或帝子神孙，廊庙才器，稽古入妙，用智不分，经明行修，操尚高洁，故能发为文字，照映编简；至若虎视狼顾，龙骇兽奔。或草圣草贤，或绝伦绝世，宜合天矩，触涂造极。非夫通儒上士讵可语此，岂小智自私、不学无识者可言也。
《思陵翰墨志》一卷，宋高宗皇帝御撰。《宋史·艺文志》载高宗评书一卷，亦名《翰墨志》。高似孙《砚笺引》作《高宗翰墨志》，岳珂《法书赞引》作《思陵翰墨志》，後人所追题也。高宗当卧薪尝胆之时，不能以修练戎韬，为自强之计，尚耽心笔札，效太平治世之风，可谓舍本而营末。然以书法而论，则所得颇深。陆游《渭南集》称其妙悟八法，留神古雅，访求法书名画，不遗馀力，清暇之燕，展玩摹搨不少怠。王应麟《玉海》称其初喜黄庭坚体格，後又采米芾，已而皆置不用，专意羲、献父子，手追心摹。尝曰，学书当以锺、王为法，然後出入变化，自成一家。今观是编，自谓五十年未尝舍笔墨，又谓宋代无字法可称，於北宋但举蔡襄、李时雍及苏、黄、米、薛，於同时但举吴说、徐兢，而皆有不满之词，惟於米芾行草，较为许可。其大旨所宗，惟在羲、献。与《玉海》所记皆合，盖晚年所作也。其论效米芾法者不过得其外貌，高视阔步，气韵轩昂，不知其中本六朝妙处，酝酿风骨，自然超越。可谓入微之论。其论徽宗留意书法，立学养士，惟得杜唐稽一人。今书家无举其姓名者。中间论端研一条，谓欲如一段紫玉，磨之无声，而不以眼为贵，今赏鉴家犹奉为指南。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引此书评米芾诗文一条。此本无之，殆经明人删节，已非完书欤。
思陵翰墨志
余自魏晋以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或萧散，或枯瘦，或道劲而不回，或秀异而特立，众体备于笔下，意简犹存于取舍。至若《稧帖》，则测之益深，拟之益严。姿态横生，莫造其原，详观点画，以至成诵，不少去怀也。法书中，唐人硬黄自可喜，若其馀，纸札俱不精，乃托名取售。然右军在时，已苦小儿辈乱真，况流传历代之久，赝本杂出，固不一幅，鉴定者不具眼目，所以去真益远。惟识者久于其道，当能辩也。
余每得右军或数行、或数字，手之不置。初若食口，喉间少甘则已，末则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也，故尤不忘于心手。顷自束发，即喜揽笔作字，虽屡易典刑，而心所嗜者，固有在矣。凡五十年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故晚年得趣，横斜平直，随意所适。至作尺馀大字，肆笔皆成，每不介意。至或肤腴瘦硬，山林丘壑之气，则酒后颇有佳处。古人岂难到也。
卫夫人名铄，字茂漪，晋汝阴太守李矩妻。善钟法，能正书，入妙。王逸少师之，杜甫谓“学书初学卫夫人，但恨无过王右军”也。
端璞出下岩，色紫如猪肝，密理坚致，潴水发墨，呵之即泽，研试则如磨玉而无声，此上品也。中下品则皆砂壤相杂，不惟肌理既粗，复燥而色赤。如后历新坑，皆不可用，制作既俗，又滑不留墨。且石之有眼，余亦不取，大抵瑕翳于石有嫌，况病眼假眼，韵度尤不足观，故所藏皆一段紫玉，略无点缀。
本朝士人自国初至今，殊乏以字画名世，纵有，不过一二数，诚非有唐之比。然一祖八宗皆喜翰墨，特书大书，飞白分隶，加赐臣下多矣。余四十年间，每作字，因欲鼓动士类，为一代操觚之盛。以六朝居江左皆南中士夫，而书名显著非一。岂谓今非若比，视书漠然，略不为意？果时移事异，习尚亦与之汙隆，不可力回也。
《评书》谓羊欣书如婢作夫人，举止羞涩不堪位置。而世言米芾喜效其体，盖米法欹侧，颇协不堪位置之意。闻薛绍彭尝戏米曰：“公效羊欣，而评者以婢比欣，公岂俗所谓重台者耶？”
本朝承五季之后，无复字画可称。至太宗皇帝始搜罗法书，备尽求访。当时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姑得时誉，犹恨绝无秀异。至熙丰以后，蔡襄、李时雍体制方入格律，欲度骅骝，终以骎骎不为绝赏。继苏、黄、米、薛，笔势澜翻，各有趣向。然家鸡野鹄，识者自有优劣，犹胜泯然与草木俱腐者。
前人多能正书而后草书，盖二法不可不兼有。正则端雅庄重，结密得体，若大臣冠创，俨立廊庙。草则腾姣起凤，振迅笔力，颖脱豪举，终不失真。所以齐高帝与王僧虔论书，谓：“我书何如卿？”僧虔曰：“臣正书第一，草书第三：陛下草书第二，而正书第三。是臣无第二，陛下无第一。”帝大笑。故知学书者必知正草二体，不当阙一。所以钟、王辈皆以此荣名，不可不务也。
晋起太极殿，谢安欲使献之题榜，以为万世宝。当时名士已爱重若此。而唐人评献之，谓“虽有父风，殊非新巧。字势疏瘦，如枯木而无屈伸，若饿隶而无放纵”，鄙之乃无佳处。岂唐人能书者众，而好恶遂不同如是耶？
米芾得能书之名，似无负于海内。芾于真楷、篆、隶不甚工，惟于行、草诚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笔端，故沉着痛快如乘骏马，进退裕如，不烦鞭勒，无不当人意。然喜效其法者，不过得外貌，高视阔步，气韵轩昂，殊不究其中本六朝妙处酝酿，风骨自然超逸也。昔人谓支遁道人爱马不韵，支曰：“贫道特爱其神骏耳：”余于米字亦然。又芾之诗文，诗无蹈袭，出风烟之上；觉其词翰，同有凌云之气，览者当自得。
世传米芾有洁疾，初未详其然，后得芾一帖云：“朝靴偶为他人所持，心甚恶之，因屡洗，遂损不可穿。”以此得洁之理。靴且屡洗，馀可知矣。又芾方择婿，会建康段拂字去尘，芾释之曰：“既拂矣，又去尘，真吾婿也。”以女妻之。又一帖云：“承借剩员，其人不名，自称曰张大伯。是何老物，辄欲为人父之兄？若为大叔，犹之可也。”此岂以文滑稽者耶？
士人作字，有真、行、草、隶、篆五体，往往篆、隶各成一家，真、行、草自成一家，以笔意本不同，每拘于点画，无放意自得之迹，故别为户牖。若通其变，则五者皆在笔端，了无阂塞，惟在得其道而已。非风神颖悟，力学不倦，至有笔冢、研山者。似未易语此。
世有《绛帖》、《潭帖》、《临江帖》，此三书，《绛》本已少，惟《潭帖》为胜者，以钱希白所临本也。希白于字画得佳处，故于二王帖尤邃。若《临江》则失真远矣。又《淳化帖》、《大观帖》，当时以晋、唐善本及江南所收帖，择善者刻之。悉出上圣规摹，故风骨意象皆存，在识者鉴裁，而学者悟其趣尔。
士于书法必先学正书者，以八法皆备，不相附丽。至于字亦可正读，不渝本体，盖隶之馀风。若楷法既到，则肆笔行草间，自然于二法臻极，焕手妙体，了无阙轶。反是则流于尘俗，不入识者指目矣。吾于次叙得之，因笔其梗概。
草书之法，昔人用以趣急速而务简易，删难省烦，损复为单，诚非苍、史之迹。但习书之馀，以精神之运，识思超妙，使点画不失真为尚。故梁武谓赴急书，不失苍公鸟迹之意，顾岂皂吏所能为也？又其叙草大略，虽赵壹非之，似未易重轻其体势。兼昔人自制草书，笔悉用长毫，以利纵舍之便，其为得法，必至于此。
学书之弊，无如本朝，作字真记姓名尔。其点画位置，殆无一毫名世。
先皇帝尤喜书，致立学养士，惟得杜唐稽一人，馀皆体仿了无神气。因念东晋渡江后，犹有王、谢而下，朝士无不能书，以擅一时之誉，彬彬盛哉!至若绍兴以来，杂书、游丝书，惟钱塘吴说；篆法惟信州徐兢：亦皆碌碌，可叹其弊也。
昔人论草书，谓张伯英以一笔书之，行断则再连续。蟠屈拿攫，飞动自然，筋骨心手相应，所以率情运用，略无留碍。故誉者云：“应指宣事，如矢发机，霆不暇激，电不及飞。”皆造极而言创始之意也。后世或云“忙不及草”者，岂草之本旨哉？正须翰动若驰，落纸云烟，方佳耳。
士人于字法，若少加临池之勤，则点画便有位置，无面墙信手之愧。前人作字焕然可观者，以师古而无俗韵，其不学臆断，悉扫去之。因念字之为用大矣哉!于精笔佳纸，遣数十言，致意千里，孰不改现存叹赏之心!以至竹帛金石传于后世，岂只不泯，又为一代文物，亦犹今之视昔，可不务乎？偶试笔书以自识。
宋虞龢论文房之用，有吴兴青石圆研，质滑而停墨，殊胜南方瓦石。今苕、口间不闻有此石砚，岂昔以为珍，今或不然？或无好事者发之？抑端璞、徽砚既用，则此石为世所略。
唐何延年谓右军永和中，与太原孙承公四十有一人，修袚稧，择毫制序，用蚕茧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更无。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别体，就中“ 之”字有二十许，变转悉异，遂无同者，如有神助。及醒后，他日更书数百千本，终不及此。余谓“神助”及“醒后更书百千本无如者”，恐此言过矣。右军他书岂减《稧帖》，但此帖字数比他书最多，若千丈文锦，卷舒展玩，无不满人意，轸在心目不可忘。非若其他尺牍，数行数十字，如寸锦片玉，玩之易尽也。
本朝自建隆以后，平定僭伪，其间法书名迹皆归秘府。先帝时又加采访，赏以官职金帛，至遣使询访，颇尽探讨。命蔡京、梁师成、黄冕辈编类真赝，纸书缣素，备成卷帙。皆用皂鸾鹊木、锦褾褫、白玉珊瑚为轴，秘在内府。用大观、政和、宣和印章，其间一印以秦玺书法为宝。后有内府印，标题品次，皆宸翰也，舍此褾轴，悉非珍藏。其次储于外秘。余自渡江，无复钟、王真迹。间有一二。以重赏得之，褾轴字法亦显然可验。
智永禅师，逸少七代孙，克嗣家法。居永欣寺阁三十年，临逸少真草《千文》，择八百本，散在浙东。后并《稧帖》传弟子辩才。唐太宗三召，恩赐甚厚，求《稧帖》终不与。善保家传，亦可重也。余得其《千文》藏。
杨凝式在五代最号能书，每不自检束，号“杨风子”，人莫测也。其笔札豪放，杰出风尘之际，历后唐、汉、周，卒能全身名，其知与字法亦俱高矣。在洛中往往有题记，平居好事者，并壁画，置坐右，以为清玩。
余尝谓，甚哉字法之微妙，功均造化，迹出窃具，未易以点画工，便为至极。苍、史始意演幽，发为圣迹，势合卦象，德该神明，开阖形制，化成天下。至秦汉而下诸人，悉胸次万象，布置模范。想见神游八表，道冠一时。或帝子神孙，廊庙才器，稽古入妙，用智不分，经明行修，操尚高洁，故能发为文字，照映编简；至若虎视狼顾，龙骇兽奔。或草圣草贤，或绝伦绝世，宜合天矩，触涂造极。非夫通儒上士讵可语此，岂小智自私、不学无识者可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