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
一
读了6月6日和6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的报道，我愿意发表如
下的几点意见：
我觉得“抵抗改造”、“离开社会主义”、“离开党的领导”……一类的大帽
子多了一些。这样会使还不敢大放大鸣的工商界人士更加滋长了顾虑。实际上，即
以受到批评最多的李康年同志来说，他的建议的用意仍然在于早点消灭资产阶级，
摘掉资产阶级帽子；那就没有理由说他是要离开社会主义，而只能说他是过急地追
求社会主义和不问条件是否成熟就想摘帽子。而摘帽子的同时，又要求过多的赎卖
金。用推论的方法追究思想根源，也应该实事求是，力求全面；不应抓住一部分或
一点来推，而且一推就是十万八千里。实际上，要求早点摘帽子，是工商界普遍的
思想。回想在解放以前，我们向工商业家做工作，只要有人稍稍表示同情社会主义，
我们就珍若拱璧，视为工作的重大胜利。当然，时代是不同了，看问题应该结合形
势的发展。但对于不愿意再被称为资本家的人反而说他是离开社会主义，那是无论
如何都说不通的。我想，只要根据宪法规定，给工商业家以平等公民的待遇，他们
是可以少安毋躁的。这就必须诚心诚意地帮助党做好整风工作。
二
×××同志说我批评“统战部在参加宗派活动”，这是不实在的。请查一下五
月十四日人民日报的原文，我说的是“因而曾经助长了一些独裁作风和家长作风。
自然也就助长了宗派活动。……看起来有时似乎统战部在参加宗派活动。实际上，
今天在民主党派中进行宗派活动，如果不是若隐若显地拿起统战部的幌子，是不大
可能的”。说“助长”，说“看起来似乎”，说“幌子”，这同×××同志的“在
参加”是有多大的出入呢？这是有意的睁开眼睛撒谎，还是健忘呢？他还说，民建
内部有左、中、右的分别，有一些人的看法与党的方针、政策比较一致，这是对的。
但我要再问一下：在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的方针之后，居然还有人对思想问题组织“围剿”，这是不是与党的方针政策一致
的呢？他还谈到骨干分子是否参加宗派活动的问题。我的看法是“骨干分子一般地
不会参加宗派活动，骨干分子参加宗派活动，是领导人的宗派主义造成的。”
三
看来，直到现在，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
方针，仍然还有许多人没有想通或者没有完全想通。这中间，有一部分人是没有认
识到今天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的强大，怕整得太狠就要整垮了。这些是好良心人，
但也应该对他们说明白：我们不怕伤风、感冒。另有一部分人，他们对于党的伟大
方针仍然存在着试探的意味，怕表面宽大、内里并不那么宽大，怕“放”了之后要
“收”，“收”的时候要反过来整，因此，还是“保留三分”、“观望一下”为好。
这些是世故较深的人，他们对党的方针是信任不够的。还会有少数人，是乘机用贬
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方法，以求对自己有利，表现了“唯我独忠”的姿态。这种人
的思想就值得检查了。应该明确，在目前，忠诚接受党的领导和忠于社会主义事业
的，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多数人，忠于接受党的领导和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并不
是什么希罕的事；在帮助党进行整风的时候，只要是根据事实，是从团结的愿望出
发，完全可以不提优点、只提缺点，这是正常的；和党共事日久，说话不从“拥护
一番”说起，而是老老实实“开门见山”地说，更是正常的。这都说不上什么“脱
离社会主义”或者“脱离领导”。当然，也是根据事实，也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对别人的批评进行反批评，也是完全可以的，是正常的 扶不能只许说反面的，不许
说正面的。扣帽子也没有什么，只要不乱扣。
四
×××同志批评我曲解了斯大林“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一句话。首先
我不同意他的方法。这一句话对某些党员会起到什么影响，我认为应该从客观实际
去找。这样，整风期间报纸上的报道就已经提出不少的材料了。×××同志刚刚相
反，他从列宁文选里去找，找出斯大林演说的全文来谈问题。这是标准的教条主义
的方法。应该问一问：究竟是联共党史发行的广泛呢，还是列宁文选发行的广泛呢？
究竟有多少人能同×××同志那样，在读联共党史的时候要到列宁选集里去找根据。
自然，即使找出了根据，仍然不能说明斯大林这句话是科学的。×××同志还说：
“章乃器同志说在‘过五关’之后还要有‘脱胎换骨”抽筋剥皮’的最后一关。”
这不是睁开眼睛撒谎，便是健忘。我所说的是可以被敌人用来进行反宣传，在“脱
胎换骨”之下加上“抽筋剥皮”。×××同志这样的辩论作风，究竟正派不正派，
是值得他考虑的。
五
此外，还有些类似谩骂的“批评”，我认为不值得争辩；的确，群众是能够辨
善恶的。有许多有关理论性的问题，请大家在我所写的（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
面性问题》和《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发表以后，再给以批评，我也
暂不作答。关于我在《工商界》发表的文章用了民建副主任委员的头衔一点，我要
说明：我从来发表文章都不愿用什么头衔，这次是由于《工商界》编者的要求我才
同意的。我也没有理由不同意，因为我的确负有这样的头衔。同时，用了这样的头
衔，也不意味着就代表什么组织。文章总是表达自己个人的意见的。所以，我也看
不到任何人有权力可以制止一个人发表文章用头衔。对这点，我毫无成见，请法学
家加以研究吧！
六
最后，我愿意告诉工商界：整风运动是一定要进行到底的；共产党绝不会做半
途而废的事情。共产党代表了工人阶级忠诚老实的品质，是不会表面一套、里面一
套的。我们要完全相信党的方针、政策，用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揭发矛盾，
帮助党做好整风工作。不要伯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击。整风运动从某一些角落来
看，肯定会有曲折，肯定会有过“左”、过右的偏向，但党是会明是非的。是非最
后也一定会明的。
（原载《人民日报》1957·6·10）
一
读了6月6日和6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的报道，我愿意发表如
下的几点意见：
我觉得“抵抗改造”、“离开社会主义”、“离开党的领导”……一类的大帽
子多了一些。这样会使还不敢大放大鸣的工商界人士更加滋长了顾虑。实际上，即
以受到批评最多的李康年同志来说，他的建议的用意仍然在于早点消灭资产阶级，
摘掉资产阶级帽子；那就没有理由说他是要离开社会主义，而只能说他是过急地追
求社会主义和不问条件是否成熟就想摘帽子。而摘帽子的同时，又要求过多的赎卖
金。用推论的方法追究思想根源，也应该实事求是，力求全面；不应抓住一部分或
一点来推，而且一推就是十万八千里。实际上，要求早点摘帽子，是工商界普遍的
思想。回想在解放以前，我们向工商业家做工作，只要有人稍稍表示同情社会主义，
我们就珍若拱璧，视为工作的重大胜利。当然，时代是不同了，看问题应该结合形
势的发展。但对于不愿意再被称为资本家的人反而说他是离开社会主义，那是无论
如何都说不通的。我想，只要根据宪法规定，给工商业家以平等公民的待遇，他们
是可以少安毋躁的。这就必须诚心诚意地帮助党做好整风工作。
二
×××同志说我批评“统战部在参加宗派活动”，这是不实在的。请查一下五
月十四日人民日报的原文，我说的是“因而曾经助长了一些独裁作风和家长作风。
自然也就助长了宗派活动。……看起来有时似乎统战部在参加宗派活动。实际上，
今天在民主党派中进行宗派活动，如果不是若隐若显地拿起统战部的幌子，是不大
可能的”。说“助长”，说“看起来似乎”，说“幌子”，这同×××同志的“在
参加”是有多大的出入呢？这是有意的睁开眼睛撒谎，还是健忘呢？他还说，民建
内部有左、中、右的分别，有一些人的看法与党的方针、政策比较一致，这是对的。
但我要再问一下：在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的方针之后，居然还有人对思想问题组织“围剿”，这是不是与党的方针政策一致
的呢？他还谈到骨干分子是否参加宗派活动的问题。我的看法是“骨干分子一般地
不会参加宗派活动，骨干分子参加宗派活动，是领导人的宗派主义造成的。”
三
看来，直到现在，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
方针，仍然还有许多人没有想通或者没有完全想通。这中间，有一部分人是没有认
识到今天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的强大，怕整得太狠就要整垮了。这些是好良心人，
但也应该对他们说明白：我们不怕伤风、感冒。另有一部分人，他们对于党的伟大
方针仍然存在着试探的意味，怕表面宽大、内里并不那么宽大，怕“放”了之后要
“收”，“收”的时候要反过来整，因此，还是“保留三分”、“观望一下”为好。
这些是世故较深的人，他们对党的方针是信任不够的。还会有少数人，是乘机用贬
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方法，以求对自己有利，表现了“唯我独忠”的姿态。这种人
的思想就值得检查了。应该明确，在目前，忠诚接受党的领导和忠于社会主义事业
的，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多数人，忠于接受党的领导和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并不
是什么希罕的事；在帮助党进行整风的时候，只要是根据事实，是从团结的愿望出
发，完全可以不提优点、只提缺点，这是正常的；和党共事日久，说话不从“拥护
一番”说起，而是老老实实“开门见山”地说，更是正常的。这都说不上什么“脱
离社会主义”或者“脱离领导”。当然，也是根据事实，也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对别人的批评进行反批评，也是完全可以的，是正常的 扶不能只许说反面的，不许
说正面的。扣帽子也没有什么，只要不乱扣。
四
×××同志批评我曲解了斯大林“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一句话。首先
我不同意他的方法。这一句话对某些党员会起到什么影响，我认为应该从客观实际
去找。这样，整风期间报纸上的报道就已经提出不少的材料了。×××同志刚刚相
反，他从列宁文选里去找，找出斯大林演说的全文来谈问题。这是标准的教条主义
的方法。应该问一问：究竟是联共党史发行的广泛呢，还是列宁文选发行的广泛呢？
究竟有多少人能同×××同志那样，在读联共党史的时候要到列宁选集里去找根据。
自然，即使找出了根据，仍然不能说明斯大林这句话是科学的。×××同志还说：
“章乃器同志说在‘过五关’之后还要有‘脱胎换骨”抽筋剥皮’的最后一关。”
这不是睁开眼睛撒谎，便是健忘。我所说的是可以被敌人用来进行反宣传，在“脱
胎换骨”之下加上“抽筋剥皮”。×××同志这样的辩论作风，究竟正派不正派，
是值得他考虑的。
五
此外，还有些类似谩骂的“批评”，我认为不值得争辩；的确，群众是能够辨
善恶的。有许多有关理论性的问题，请大家在我所写的（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
面性问题》和《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发表以后，再给以批评，我也
暂不作答。关于我在《工商界》发表的文章用了民建副主任委员的头衔一点，我要
说明：我从来发表文章都不愿用什么头衔，这次是由于《工商界》编者的要求我才
同意的。我也没有理由不同意，因为我的确负有这样的头衔。同时，用了这样的头
衔，也不意味着就代表什么组织。文章总是表达自己个人的意见的。所以，我也看
不到任何人有权力可以制止一个人发表文章用头衔。对这点，我毫无成见，请法学
家加以研究吧！
六
最后，我愿意告诉工商界：整风运动是一定要进行到底的；共产党绝不会做半
途而废的事情。共产党代表了工人阶级忠诚老实的品质，是不会表面一套、里面一
套的。我们要完全相信党的方针、政策，用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揭发矛盾，
帮助党做好整风工作。不要伯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击。整风运动从某一些角落来
看，肯定会有曲折，肯定会有过“左”、过右的偏向，但党是会明是非的。是非最
后也一定会明的。
（原载《人民日报》1957·6·10）
（这是作者在1957年7月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我是一个犯错误的人。我的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风。
的确，在解放以前，个人英雄主义对我是起了一些有益作用的。那时我正处在社会
主义的理想与资本主义的现实环境的矛盾中。依靠党对于我的领导，也依靠我那不
与当时环境同流合污的个人英雄主义，我才能脱离泥坑，走上革命。在一九五二年，
我曾经批判了我的个人主义。我认识到：即使它在旧时代曾经对我有用，今后是无
论如何都要不得的了。我认识到：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同个人主义是恰好对立
的。在以后的三年多的时间内，我的个人主义有所克服。但，从一九五六年春苏共
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的个人主义又有所滋长。更因为自恃不争名夺利，没有什
么个人利己主义，反而助长了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 愤体表现在同许多方面
的工作关系上甚至家庭关系上，都发生了不协调的情况。而这次在言论方面所以发
生的错误，正是同我的个人主义和片面乐观观点分不开的。那就是说：我把民族资
产阶级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估计得太乐观了；同时，由于文章是从一系列反教条主
义的争论当中发展起来的，带来了许多个人主义的意气，也就带来了片面性；还有，
发表而不慎重估计影响，又犯了自由主义的作风。
在学习了毛主席的讲演和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后，又得到许多同志的热情
帮助，我在思想认识上有所提高；现在先就以下几个论点，加以检查纠正和澄清：
一、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我本来说：定息从私方人员的个人来说，
是不劳而获，而不是剥削；从整个民族资产阶级来说，则是剥削的残余。这是根据
过去已经有人肯定：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而
引伸出来的。现在毛主席的讲演分析了：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被剥削阶级和剥
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之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这一分析是十分
正确的。从而，他在下文所说的：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也是十分
正确的。我应该否定我本来的错误说法。
二、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我的原文把“本质”解
释为“本能的、先天的”，“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这种解释是片面夸张、脱
离实际的。因而，根据这种错误解释而得出没有本质区别的结论，当然是错误的。
一般对于“本质不同”的解释，应该是剥削同不剥削、反剥削有本质的区别。这种
本质的区别当然是存在的。
三、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我并没有说，社会主义必然带来
官僚主义。恰恰相反，我认为“只要肃清‘三害’，就成为标准的社会主义的企业、
机关”。但，某些右派分子已经把社会主义与官僚主义甚至“三害”之间画上了等
号，我的说法容易同他们的说法混淆起来。我应该否定我的说法。
四、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我没有这样说。我说它有两面性，但内
容已经改变。我的说法还会有错误，当继续检查改正。
五、工商业家不经过改造就可以爱社会主义——这不是我说的。我在《关于中
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文内，单在（二）、（三）两段内，就有三次提到
了党和政府的改造政策的胜利，而且还强调提出，“存在决定意识”，要看到“大
存在”——人民力量的强大、社会主义经济力量的强大、祖国史无先例的统一与兴
盛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日益团结与繁荣。
其他还有需要纠正的错误论点，容我继续检查。对于理论上的错误，一经搞清
楚，是可以毫不顾惜地加以否定的。
我坦白承认，我极力主张缩短人民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以利于团结和工作
队上了我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社会主义改造的过分乐观的估计， 片面强调提
高他们的积极性的一面，就很可能带来混淆阶级界限的副作用。但我绝对不会愚蠢
到认为资产阶级比工人阶级高明，资本家比工人好。我一贯主张工商业家需要在长
时期内进行人的自我改造。我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估价，总的是四句话：先天
不足，后天失调，长有所用，死得其所。是说它在我们的时代里能够发挥一些有益
的作用，最后能够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消灭自己；这是好的。我不认为这是美化资
产阶级。我始终认为它是比工人阶级落后的阶级。一个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
义的人，他在思想战线上肯定是属于右派的。但我经深刻检查，我同那些在政治上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的。
许多同我接近过的人都可以证明，我经常是一个革命乐观主义者。我曾向许多
人说过，解放以前，有三种威胁经场防缠着我：一种是政治威胁——反动派随时可
以杀害我；另一种是社会威胁——反动派可以指使流氓迫害我；还有一种是经济威
胁——企业随时可以破产，陷于失业。解放后，这三种威胁都完全消失了。我现在
只有一条心——做好党和国家交给我的工作；学习也是为着工作。我每天工作和学
习的时间，往往超过十小时，为的就是社会主义。
八年来，我的言论和行动同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确是毫无相同
之处的。第一，我从来没有夸大国家工作的缺点，抹煞国家工作的成绩。刚刚相反，
我经常为每一点一滴的国家工作成绩而引以为荣；因为那当中有我的极其微末的贡
献。第二，我坚信党和国家的强大，绝不相信匈牙利事件会在我国发生，而且从来
也不打听学生可能闹事的消息。如果要检查我的思想的片面性，那只是片面的乐观，
而绝不是什么悲观。第三，我参加各项工作、各种会议，以至到各地去视察，一贯
地都是以主人翁的自觉，帮助领导上解决问题，而绝不遇事生非，到处点火。第四，
对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我一贯表示最友好、最真诚的态度，没有丝毫违背“一边
倒”的精神。第五，我从来也不搞什么小组织，从来也不争取私人的权利；对于国
家和人民给我的荣誉和待遇，经场孵得已经过高，从来没有丝毫不满。因此认为必
须夜以继日地劳动，做好工作，才能对得起党和国家。第六，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我
对党所提的意见，没有超过批判“三害”的范围，所指的只是某些和部分党员的缺
点，而绝没有涉及全党和党中央的地方。我相信，目前一些对于我的流言，都会逐
步得到澄清。
八年来，我对党所提出的方针、政策，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不但没有怀疑，而
且往往还觉得是出于意外的好。但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或者某些具体工作的做
法上，我是提了不少不同的意见的，是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与党员
的合作共事关系，绝大多数也是和谐的；但对于少数党员的态度、作风是有批评的。
我愿意问清楚道理，要求讲清楚道理，态度往往是直率的。在工作上，我觉得许多
党员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我自己也觉得不应该自外。态度的直率也自以为是从党
员那里学来的；可能加上了一些自己的个人主义，就不够端正。
自从学习了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展开了对个人崇拜的批判以后，我提了
一系列有关非党人士对党员态度不够正常的意见。我认识到，中共是一贯反对个人
崇拜的；但，我们一部分非党人士却违反了党的意旨进行个人崇拜。如政协全国委
员会，就曾经通过一个设立毛泽东大学的议案，当时我也是举手赞成的；这个议案
是因为毛主席的反对才没有实行的。一个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使别人同享幸福”
的基础上的党，一个努力于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与全人类的解放斗争中来解放自己的
党；它被迫进行战争，为的是永远消灭战争，它实行专政，为的是最后消灭专政。
这一系列大公无私的伟大精神是容易使许多人体会不了或者体会不够的。对革命领
袖以至对党员的尊敬是应该的，这是经过鉴别基于理智的事情。这同神化革命领袖，
以至对党员进行盲目的个人崇拜，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公报
要求党员警惕资产阶级的无原则的捧场，认为那是糖衣炮弹。我曾经批判了那些用
无原则的捧场和个人崇拜腐蚀党员的现象。显而易见，这与所谓“丑化党员”是完
全不同的两回事。本来，我有什么理由丑化党员？我每天和党员在一起工作，怎能
丑化党员？坦白地说，我的确丑化了一些对党员进行阿谀奉承的人。也很可能，我
在这上面态度又有些过火了。
我绝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到死都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的。立志、下
决心，是每一个人的主观可以决定的。哪能设想，一个在黑暗时代，在敌人千方百
计的威逼利诱之下，都不肯表示反共的人，今天反而要反党？不能设想，一个在资
本主义的泥坑里就追求社会主义的人，在今天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取得如此辉煌胜利
的时候， 反而要反社会主义？8年来，我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要依靠什么政治资本搞
争名夺利的勾当。我一心依靠党，愿在党的安排下做一名自食其力的普通公民。
居然有人说我参加了章伯钧、罗隆基在全聚德召开的会议，而且答应在他们所
策动的未来的反动组织中担任职务。我必须声明，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近两年来，
我一共只到过四次全聚德餐馆，都是有关方面宴请外宾的场合。我的行动是众目共
见的，是可以调查的。王造时上次来京的时候，我曾和他谈过一次话。当他提到要
恢复救国会，征求我的同意的时候，我即一口回绝。我说，第一，我在重庆时就离
开了救国会，救国会解散我也没有与闻，今天没有资格主张恢复它；第二，我对民
主党派工作没有兴趣，参加了一个民建已经嫌多，屡次想退出，哪有心情再搞第二
个？第二，我和救国会的某些同志过去合作得不好，今后也不能希望合作得好。哪
能谈得到什么担任职务呢？
某些人相信： “众口可以烁金”；“曾参杀人”，重复了3次，慈母也为之动
摇。我认为，这是旧时代的事情了。在今天，我相信：“真金不怕火”；有了共产
党的领导，一定可以明是非。
我始终认为：我的问题只是思想的问题；我的错误只是理论上的错误。当然，
如果我的理论错误已经造成了超出时代思潮影响所可能引起的波动，那我应该负责。
我请求领导上结合动机和效果，加以检查，给我以应得的处分。
显而易见，会有许多人带着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进入社会主义，但我，作
为一个国家干部，却不应该再有个人主义思想。我一定坚决克服我的个人主义思想。
希望同志们继续帮助我！
（原载《人民日报》1957．7．16）
我是一个犯错误的人。我的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风。
的确，在解放以前，个人英雄主义对我是起了一些有益作用的。那时我正处在社会
主义的理想与资本主义的现实环境的矛盾中。依靠党对于我的领导，也依靠我那不
与当时环境同流合污的个人英雄主义，我才能脱离泥坑，走上革命。在一九五二年，
我曾经批判了我的个人主义。我认识到：即使它在旧时代曾经对我有用，今后是无
论如何都要不得的了。我认识到：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同个人主义是恰好对立
的。在以后的三年多的时间内，我的个人主义有所克服。但，从一九五六年春苏共
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的个人主义又有所滋长。更因为自恃不争名夺利，没有什
么个人利己主义，反而助长了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 愤体表现在同许多方面
的工作关系上甚至家庭关系上，都发生了不协调的情况。而这次在言论方面所以发
生的错误，正是同我的个人主义和片面乐观观点分不开的。那就是说：我把民族资
产阶级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估计得太乐观了；同时，由于文章是从一系列反教条主
义的争论当中发展起来的，带来了许多个人主义的意气，也就带来了片面性；还有，
发表而不慎重估计影响，又犯了自由主义的作风。
在学习了毛主席的讲演和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后，又得到许多同志的热情
帮助，我在思想认识上有所提高；现在先就以下几个论点，加以检查纠正和澄清：
一、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我本来说：定息从私方人员的个人来说，
是不劳而获，而不是剥削；从整个民族资产阶级来说，则是剥削的残余。这是根据
过去已经有人肯定：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而
引伸出来的。现在毛主席的讲演分析了：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被剥削阶级和剥
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之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这一分析是十分
正确的。从而，他在下文所说的：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也是十分
正确的。我应该否定我本来的错误说法。
二、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我的原文把“本质”解
释为“本能的、先天的”，“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这种解释是片面夸张、脱
离实际的。因而，根据这种错误解释而得出没有本质区别的结论，当然是错误的。
一般对于“本质不同”的解释，应该是剥削同不剥削、反剥削有本质的区别。这种
本质的区别当然是存在的。
三、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我并没有说，社会主义必然带来
官僚主义。恰恰相反，我认为“只要肃清‘三害’，就成为标准的社会主义的企业、
机关”。但，某些右派分子已经把社会主义与官僚主义甚至“三害”之间画上了等
号，我的说法容易同他们的说法混淆起来。我应该否定我的说法。
四、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我没有这样说。我说它有两面性，但内
容已经改变。我的说法还会有错误，当继续检查改正。
五、工商业家不经过改造就可以爱社会主义——这不是我说的。我在《关于中
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文内，单在（二）、（三）两段内，就有三次提到
了党和政府的改造政策的胜利，而且还强调提出，“存在决定意识”，要看到“大
存在”——人民力量的强大、社会主义经济力量的强大、祖国史无先例的统一与兴
盛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日益团结与繁荣。
其他还有需要纠正的错误论点，容我继续检查。对于理论上的错误，一经搞清
楚，是可以毫不顾惜地加以否定的。
我坦白承认，我极力主张缩短人民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以利于团结和工作
队上了我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社会主义改造的过分乐观的估计， 片面强调提
高他们的积极性的一面，就很可能带来混淆阶级界限的副作用。但我绝对不会愚蠢
到认为资产阶级比工人阶级高明，资本家比工人好。我一贯主张工商业家需要在长
时期内进行人的自我改造。我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估价，总的是四句话：先天
不足，后天失调，长有所用，死得其所。是说它在我们的时代里能够发挥一些有益
的作用，最后能够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消灭自己；这是好的。我不认为这是美化资
产阶级。我始终认为它是比工人阶级落后的阶级。一个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
义的人，他在思想战线上肯定是属于右派的。但我经深刻检查，我同那些在政治上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的。
许多同我接近过的人都可以证明，我经常是一个革命乐观主义者。我曾向许多
人说过，解放以前，有三种威胁经场防缠着我：一种是政治威胁——反动派随时可
以杀害我；另一种是社会威胁——反动派可以指使流氓迫害我；还有一种是经济威
胁——企业随时可以破产，陷于失业。解放后，这三种威胁都完全消失了。我现在
只有一条心——做好党和国家交给我的工作；学习也是为着工作。我每天工作和学
习的时间，往往超过十小时，为的就是社会主义。
八年来，我的言论和行动同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确是毫无相同
之处的。第一，我从来没有夸大国家工作的缺点，抹煞国家工作的成绩。刚刚相反，
我经常为每一点一滴的国家工作成绩而引以为荣；因为那当中有我的极其微末的贡
献。第二，我坚信党和国家的强大，绝不相信匈牙利事件会在我国发生，而且从来
也不打听学生可能闹事的消息。如果要检查我的思想的片面性，那只是片面的乐观，
而绝不是什么悲观。第三，我参加各项工作、各种会议，以至到各地去视察，一贯
地都是以主人翁的自觉，帮助领导上解决问题，而绝不遇事生非，到处点火。第四，
对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我一贯表示最友好、最真诚的态度，没有丝毫违背“一边
倒”的精神。第五，我从来也不搞什么小组织，从来也不争取私人的权利；对于国
家和人民给我的荣誉和待遇，经场孵得已经过高，从来没有丝毫不满。因此认为必
须夜以继日地劳动，做好工作，才能对得起党和国家。第六，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我
对党所提的意见，没有超过批判“三害”的范围，所指的只是某些和部分党员的缺
点，而绝没有涉及全党和党中央的地方。我相信，目前一些对于我的流言，都会逐
步得到澄清。
八年来，我对党所提出的方针、政策，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不但没有怀疑，而
且往往还觉得是出于意外的好。但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或者某些具体工作的做
法上，我是提了不少不同的意见的，是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与党员
的合作共事关系，绝大多数也是和谐的；但对于少数党员的态度、作风是有批评的。
我愿意问清楚道理，要求讲清楚道理，态度往往是直率的。在工作上，我觉得许多
党员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我自己也觉得不应该自外。态度的直率也自以为是从党
员那里学来的；可能加上了一些自己的个人主义，就不够端正。
自从学习了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展开了对个人崇拜的批判以后，我提了
一系列有关非党人士对党员态度不够正常的意见。我认识到，中共是一贯反对个人
崇拜的；但，我们一部分非党人士却违反了党的意旨进行个人崇拜。如政协全国委
员会，就曾经通过一个设立毛泽东大学的议案，当时我也是举手赞成的；这个议案
是因为毛主席的反对才没有实行的。一个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使别人同享幸福”
的基础上的党，一个努力于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与全人类的解放斗争中来解放自己的
党；它被迫进行战争，为的是永远消灭战争，它实行专政，为的是最后消灭专政。
这一系列大公无私的伟大精神是容易使许多人体会不了或者体会不够的。对革命领
袖以至对党员的尊敬是应该的，这是经过鉴别基于理智的事情。这同神化革命领袖，
以至对党员进行盲目的个人崇拜，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公报
要求党员警惕资产阶级的无原则的捧场，认为那是糖衣炮弹。我曾经批判了那些用
无原则的捧场和个人崇拜腐蚀党员的现象。显而易见，这与所谓“丑化党员”是完
全不同的两回事。本来，我有什么理由丑化党员？我每天和党员在一起工作，怎能
丑化党员？坦白地说，我的确丑化了一些对党员进行阿谀奉承的人。也很可能，我
在这上面态度又有些过火了。
我绝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到死都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的。立志、下
决心，是每一个人的主观可以决定的。哪能设想，一个在黑暗时代，在敌人千方百
计的威逼利诱之下，都不肯表示反共的人，今天反而要反党？不能设想，一个在资
本主义的泥坑里就追求社会主义的人，在今天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取得如此辉煌胜利
的时候， 反而要反社会主义？8年来，我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要依靠什么政治资本搞
争名夺利的勾当。我一心依靠党，愿在党的安排下做一名自食其力的普通公民。
居然有人说我参加了章伯钧、罗隆基在全聚德召开的会议，而且答应在他们所
策动的未来的反动组织中担任职务。我必须声明，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近两年来，
我一共只到过四次全聚德餐馆，都是有关方面宴请外宾的场合。我的行动是众目共
见的，是可以调查的。王造时上次来京的时候，我曾和他谈过一次话。当他提到要
恢复救国会，征求我的同意的时候，我即一口回绝。我说，第一，我在重庆时就离
开了救国会，救国会解散我也没有与闻，今天没有资格主张恢复它；第二，我对民
主党派工作没有兴趣，参加了一个民建已经嫌多，屡次想退出，哪有心情再搞第二
个？第二，我和救国会的某些同志过去合作得不好，今后也不能希望合作得好。哪
能谈得到什么担任职务呢？
某些人相信： “众口可以烁金”；“曾参杀人”，重复了3次，慈母也为之动
摇。我认为，这是旧时代的事情了。在今天，我相信：“真金不怕火”；有了共产
党的领导，一定可以明是非。
我始终认为：我的问题只是思想的问题；我的错误只是理论上的错误。当然，
如果我的理论错误已经造成了超出时代思潮影响所可能引起的波动，那我应该负责。
我请求领导上结合动机和效果，加以检查，给我以应得的处分。
显而易见，会有许多人带着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进入社会主义，但我，作
为一个国家干部，却不应该再有个人主义思想。我一定坚决克服我的个人主义思想。
希望同志们继续帮助我！
（原载《人民日报》1957．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