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岳麓书院演讲笔录
朱院长、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和各位湖南爱好文艺的朋友们：
今天我非常高兴也非常感动，能应邀来湖南访问十天，而且今天特别能来到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跟大家见面。不过，今天的这个场面，一方面有电视转播，一方面现场放眼一看，好多朋友坐在风中、雨中，“风也听见，雨也听见”。（掌声）我非常感动有这么多朋友冒着风雨来岳麓书院参加这个场合，所以我要求我的朋友待会儿要为听众拍张照，我可以留作纪念，因为看下来好像我面对一个花园，都是青色蓝色的花朵。我一生演讲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场面，可以说，一定是将来最值得记忆，然后我回到台湾去也最值得向我的朋友我的学生来形容的经验。今天上午好像要放晴的样子，结果后来又下雨了。后来，朱院长告诉我说，上一次余秋雨先生来演讲的时候，也是下雨。可是余秋雨先生去台湾演讲，也到我教书的中山大学演讲，那天却是很天晴，非常晴朗。那么，两位余先生的演讲，都是要在风雨之小。不过，我觉得有点冤枉。因为余秋雨先生他自己就叫做秋雨，他碰到雨是应该的，我的名字叫光中，我没有看见阳光，只看见镁光。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艺术经验的转化”。一个人说，你这个题目我不太懂。所谓艺术经验，包括写出作品来，包括文学，也包括绘画或者音乐。文学当然也是一种艺术，这些经验可以互相转化。也就是说，文学、艺术、音乐，甚至雕塑，甚至建筑，这些美的艺术，都可以互通。比如，诗人写了一首诗，那么画家把它画成一幅画；或者小说家有一本作品，被拍摄成电影。这些艺术的转化在文艺的天地，是一个很广阔的天地。我想起在文学的主张这方面，19世纪以来，有所谓写实主义。写实主义当然是一条康庄大道。我们凭对生活实际的体验来写作品，这是一种写实。不过呢，我们这个世界愈来愈广阔，而且，因为媒体的关系，要变成地球村了。所以，我们不可以凡事都要亲身去体验才能来写作。很多种题材，可以通过比如报纸、电视、广播、新闻，各种各样的媒体，都可以提供我们新的写作题材。我所要讲的就是这一件事情。
那么一切艺术创作，包括文学作品在里面。在我们的心灵活动之中，大概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知识，你当然要懂得一些东西；第二是经验，你必须体会人生，经历过这件事情；可是，有件很重要的要素，就是第三点，是想象力。知识、经验再加上想象的组合，才产生一件文学的作品。
我们现在在岳麓山下。比如说有一篇散文要描写登山。山有多高？地质怎么样？牛态、植被有什么特色川］名从何而来？有什么历史？有什么传说？这些东西都属于知识的范围，知性的范围，我们最好尽量能够把握。当然，这些知识并不是样样都用得着。知道最好，不知道，往往会出错。可是，最重要的还是登山。登得山去，去体会峰回路转，去观赏古木寒泉的风景。这当然是最重要的经验，没有这个经验，什么都是空的。可是，如果仅仅有经验，当时没有好好地观察，深切地体会，事后也没有回味，没有咀嚼，恐怕还是不够。其结果，写出来的一篇文章，很可能是一篇报道，或者是地方志，或者是新闻稿，或者是调查报告，或者变成报告文学的一例。可是，你真要写得生动、有感情，那可能还需要第三样东西，就是想象。想象当然并不是胡思乱想，是要凭着物理、世态、人情来对现实有所取舍、有所强调，能够超越时空，超越常识的范围，来把自然加以重组，作更自由而巧妙的安排。所以，有一位法国作家叫夏赛奥，他说过：艺术是什么？艺术是造化、加速、神明、放缓。他的原句是这样的：“Art
is nature speed up and God Slow
down”。大自然你把它加速了变成艺术，神明的作为你把它放慢了，好像慢动作的电影，成为艺术。艺术是介于自然与神之间的一个东西。所以想象是艺术的特权，真理的捷径。所以，写诗，写散文，我们用一些比喻。有的是明喻，有的是隐喻，有的是幻喻，还有夸张、拟人、象征，这一切东西都可以说是一种创造的想象。那么，这些比喻都是一种同情的模仿。是一种模仿，不过是同情的。像柳宗元写《永州八记》，其中《钴拇潭西小丘记》有一句：“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这还是散文的范围，然后第二句就有比喻了，“其嵌然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他说，怪石头互相重叠，好像牛马一路下山，来溪边喝水一样；有的是很尖锐的，冲然角列而堆叠上山去的，又好象熊罴，野兽去登山一样。第二句的比喻除了登山的经验，登山的写实之外，又有想象。把山石想象为牛马、想象为熊罴，这就是艺术的手腕。
我写过一首诗，叫做《山中传奇》，是在香港教书时（写的）。我的宿舍在山上，山下是海。在山与海之间，有一行松树——很美的松树。每天，落日从西边下山，落到松树林背后去。我就说：“落日说：黑蟠蟠的松树林背后／那一截断霞是它的签名／从艳红到烬紫。有效期间是黄昏。”怎么说呢？落日下山了，它走了，可是它留下一样东西，就是晚霞。晚霞是长长的，好像落日签的名。这是大自然的景色。可是，人间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支票上签名。然而签名也许支票必须在一年之内兑现，有效期间是有限的。那落日签的名，签得很美，签的晚霞，一截，断霞，可是，也是有有效期，有效期间是黄昏。黑夜来到，“签名”就不见了。所以，用人事来解释大自然，这是一种同情的模仿，是一种创造的想象。
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在他的一篇论文《诗辩》中曾说过：“想象所行者，乃中和之道。”想象的运行要靠中和。理性重万物之异，想象重万物之同。我们的理性把万事万物分门别类，重万物之异，而想象呢，则强调万物之同。只要有两个东西，只要有其中一点能够相同，就能够打比喻，我们的想象就能够飞跃。李白的诗句说，“月下开天镜，云生结海楼”。月亮好像天上开的一面镜子。云从海上水平线升起来，好像海上盖了一层楼。这就是把月跟镜子，云跟楼的相同一点叠合起来，成为一个比喻。所以，想象强调万物之同。这个“同”，不一定是月亮跟镜子，世界任何东西只要找到一点相通都可以作比喻。林语堂有一次演讲。他说演讲是越短越好——放心，我个天的演讲也不会太长（掌声）——就像女人的迷你裙一样。（掌声）你想，演讲跟迷你裙有什么关系？天南地北，完全没有关系。可是，在一刹那的想象之间，是有一个“短”的观念。演讲要求其短，迷你裙也要求其短。于是，演讲像迷你裙。这就是想象的一种创造。所以，我刚才讲登山的一篇文章，除了要对这座山有所了解，历史、地理的背景之外，当然要登山。可是这两者还不够，知识加上经验还是不够，要加上想象，所以我们的古典文学才有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他把敬亭山人格化了，敬亭山看他李白也愈看愈顺眼。所以辛弃疾也会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这都是一种同情的想象。
那么，我刚才讲，从19世纪以来，文学的大道是写实主义。写实主义，当然不言而喻，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创造的观念。可是，世间很多事情是不能写实的，不能够亲身体验的。像我们古典诗里面的闺怨诗。西方的情诗跟中国不一样，中国的情诗呢，往往描写一个女子的闺怨——在古典诗里，可是写的人却是男子，是李白这些人。男子凭什么来写闺怨呢？那是他有同情的想象。比如说张爱玲写小说，她会写男性；白先勇写小说，会写到女性。他们又不能变成异性，可是凭着对于异性之观察加以了解与同情，那么就可以越过写实的门槛，而进入想象的世界。像苏东坡的诗《七绝》①，他说：“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萎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就有人挑他的毛病说：苏东坡对于鹅有偏见，为什么春江水暖鸭先知而鹅就不能先知呢？他没有想到，苏东坡的这首诗是看了一幅画，是惠崇所画的《春江晚景》。那幅画里面应该就是鸭。苏东坡他可能心中也有这么一首诗，不过要看到惠崇的画，才激发出他的灵感，写出这首诗来。那么，画面呢，是“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就是我所说的艺术经验之相通。画家的经验可以通于诗人的想象。所以，我们看很多名画上面有人题诗。不一定是画家本身，是一位诗人朋友，看了这幅画，他来题一首诗，这两种艺术经验就可以相得益彰，可以互相映证。
①苏轼原诗题为《惠崇〈春江小景〉》。
我再用西洋的艺术来作一个例子。西洋的绘画比起我们中国的来，大致上说来是比较写实的。尤其是在19世纪的印象主义出现之前。印象主义就是比较超过写实，来捕捉光对于世界的作用，尤其是莫奈（Claude
Monet）的画，凡·高（V．Van
Gogh）更不一样。可是在19世纪之前，西洋的画大部分是写实的。贵族，他没有照相，可是他的家人要流传他的面容、体态，所以要找宫廷画师来画，这是写实的。至于民间的画家要画乡野节庆、市井小民的生活，这也是比较写实的。可是西洋的绘画里面，有很多是不可能写实的，包括历史的场面，包括宗教、传说，这些都是没有办法实际去体验，然后来作画。我就拿文艺复兴的三大师之一达·芬奇，LeonardDa
Vinci（来说）。他的画我想大家都看过，至少看过复制品。他最有名的一幅画，也就是绘画之中最有名的一个女人——蒙娜丽莎。《蒙娜丽莎》所画的是一个人间的女子，是一个富商的妻子，叫做拉觉科因塔，世界上真有这么一位女子坐在他的面前，给他画，那是相当写实的。是不是完全写实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那样微笑我也不知道。可是，他有一幅画——，（比《蒙娜丽莎》）那大得多啦——叫做《最后的晚餐》。我想人家都看过复制品的。“最后的晚餐”是耶稣跟他12个门徒，在耶稣要被捕之前的一个晚餐。没有画家可以亲临其境，所以，不可能写实。那么，唯一的根据是什么？根据《圣经·星夜·马可福音》的14章13节以后的几节。那是在逾越节的餐桌上，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之中有一个人将要把我出卖。于是，12个门徒你看我我看你，不可能吧？非常惊讶。门徒就问耶稣说：你是讲我吗？耶稣也不说明。耶稣说，是你们问个人中间跟我同沾一碟佐料的那一个人。在西洋画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画题，很多画家都画过，你要找门个使徒里面哪一个出卖耶稣，只要找到一个人，他的腰间有一个钱袋，这个钱袋是鼓鼓的，他刚刚拿了30块钱，每次都可以找到这个门徒。达·芬奇的画上——很大的一幅横的画，画在教堂的餐厅里面——耶稣坐在中间，他的12个门徒，6个坐在左边，6个在右边，左边的6个分成两个小组，3个人在一起，面面相觑，方为惊叹。耶稣在中间，他左右共有4个3人小组的一个画面，神情非常惊讶，耶稣有一点哀伤。可是，这幅画，师徒13人是坐在一张长桌子的前面，这很奇怪。为什么师徒吃饭要朝一个方向呢？当然，中国没有问题啦，圆桌子当然就是360”，可是耶稣跟12个门徒都是面对着观众——在画面上，同时他们是坐在椅子上，椅子还蛮高的，根据当时的情形，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应该像罗马人一样席地而坐，同时师徒应该是面面相对，所以这不可能是写实。因此，很多画家都不同意达·芬奇这样的安排。你找“最后的晚餐”这种画，可以找到几十幅。我就看到好几幅，其中有一幅（的作者）是荷兰的一个画家叫做雷克鲍茨。他比达·芬奇要早40年画这个题材，那就不一样了。他是画一张方桌子，不是长桌子耶稣坐在这儿，他左右各有两个门徒，打横的两边，各有3个门徒，这样一共10个，然后背对着观众、面对着耶稣的有两个门徒，所以，13人是坐在一张方桌子的四面。因此，当日最后的晚餐到底是怎么坐的？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他是宗教的场面，一半是要靠想象，就算《圣经》提供若干线索，也不可能写实。那么，宗教如此，传说、历史也是如此。“鸿门宴”到底是怎么坐的，司马迁也并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用同一个题材来写作，来绘画，有不同的后果。这就说明艺术家的想象力是很重要的，因人而异。
我们看西方的绘画，最喜欢画圣母玛丽亚抱着圣婴——圣母与圣婴，Madonnaand
Child。圣母可胖可瘦，也不可能写实。大致说来，也很滑稽的。画家的模特儿长得胖呢，他画出来的圣母就比较胖；他的模特儿是瘦瘦的，画出来的就是瘦瘦的。像拉斐尔画的圣母都是胖的，像艾尔格瑞科——西班牙的大画家，他画出来的，圣母也好，圣徒也好，都是比较瘦的，那是不可能来写实。
西洋画里面还有一个很多画家要画的题材，叫做圣·乔治屠龙，圣·乔治是St．George。基督教有很多天使。天使里有几个很有武功。其中有两大天使武功很好，一个是圣·麦可，一个是圣·乔治。这位圣·乔治，据说有一次看见一位少女被一条恶龙所困，受到一条龙的性骚扰。圣·乔治就策马提他的长矛去斗这条恶龙。这个场面，很多画家都画过。拉斐尔就画过这样一个场面，在画的背景，是一个很纯洁的少女在那里祷告，希望圣·乔治能够为她屠龙——把龙杀掉。圣·乔治在画面上穿着白袍、青甲，面貌姣好。他骑的马也是白马。白，当然象征纯沽。圣乔治以这样的姿态，挺起长矛来刺地上的一条恶龙。不过，那条恶龙并不怎么吓人，也不很长，也不很邪恶；那匹马好像也置身局外，也不看龙，倒回过头来看主人，（好像说）有侩子手。那条龙也不是很怕人。总之，这个画面好像并不是一场恶战。而背景呢，风光明媚，好像是一个郊游野餐的好日子，不像是武士在屠龙的沙场滚滚的场面。这是16世纪的画。到了19世纪的浪漫派的画里面，法国一个画家——你去法国旅行，一百法朗的钞票上就是这位画家的像——德拉克洛瓦（E·Delacriox），他的一幅画叫做《Liberty
Leading the
People》——《自由女神率巴黎市民起来革命》，自由女神率民而战。这位画家他也画了圣·乔治屠龙。是在两座山壁的峡谷之中，那匹马是红鬃烈马，那个武士头戴红巾——红巾飘然，那条龙非常庞大，很邪恶，那个少女是非常紧张，举手好像很绝望的样子，整个画面非常激动。浪漫的激动跟古典的宁静成为一个对照，同样一个画题。所以，很多题材不可能用写实手法来处理的。
我们平常创作，如果实际的生活经验把它写到作品里面来，那当然是最有把握，可是我们为了要扩大我们想象的天地，往往到别的艺术家、别的艺术形式里面去寻求灵感，寻找启示，转化为我们自己的作品，这是一个很广阔的天地。因此，我要回顾一下我自己写作那么多年的这方面的一些经验。
首先我要讲到历史。历史是不可能经验的，可是呢，当然可以靠资料、靠知识来加以认识，然后靠想象来加以重现，甚至加以新的诠释。这在中国古典诗人讲来就有一个很大的题材——咏史，来描写历史。我写过一些诗，有一首叫做《刺秦王》。就是荆轲刺秦王的一个场面，主要是根据《史记》。不过我所写的是荆轲刺秦王不成，已经受伤流血，靠在秦廷的柱子上，快要死了，他心中的感慨。当时，他当然想不到，日后有张良，有楚汉来反秦。我也写过飞将军，写李广，那也是从《史记》得来的一些灵感。我有一首诗叫《梅花岭》，是用全祖望的《梅花岭记》来取材。其他如《昭君》《秦涌》《黄河》等等都是从中国的历史或者地理里面来写。我在写《黄河》那首诗的时候，没有去过黄河，我到现在也没有见过黄河。古典文学也是一大来源，如果能够活用，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要活用，就是要能化古为今，否则古典的遗产，只变成一把冥钞，没有用，你要化古为今，古典遗产才能够变成现款。我写过很多诗，写李白——戏李白，寻李白，念李白。也写过一首蛮长的诗，来体会老杜晚年在湖南的心境，为了这样，我读过他晚年的很多作品，在里面寻求一些启示。屈原，我也写过四、五首诗。我很高兴，后天我可能去汨罗江，去向屈原凭吊。我的以古典为背景的诗中，有一首是《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这就是要古今合在一起来写。这首诗我不朗颂，稍为讲讲其中的大意。一开头，我是在台北，跟李白喝了酒，坐车南下，要到高雄去——在南部的都市。这个时候，李白在开车，我坐在他的边座。我就劝李白，我说你刚才酒喝得太多了，因为刚才喝的威士忌很强的，不像你们山东鲁酒比较淡。是汪伦那么热情，胡姬一遍又一遍向你杯中斟酒。你不应该喝那么多，你要知道，肝硬化已经升高为第几名杀手了，最近就有一位武侠小说的高手，因肝硬化而去世——那时候古龙刚刚去世。我说你不要开得这么快。你如果要写游仙诗，你也犯不着把车爿’得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我建议你去看一张史匹堡的科幻片，就等于游仙诗的经验一样了。正说着，后面警笛声音响了。我说糟了，你超速，是90公里的，你怎么开到140公里了。你驾照有没有？你又欠了酒债？你的驾照已经被酒店扣留，而且你的靠山贺知章又出国了，没有人来保你，至于那些议员都被你得罪光了，高力士就找机会要报复，你现在醉酒驾车，我看你怎么办？赶快跟我换一个坐位，否则你要罚6000块钱台币。你的诗集都被人盗印了，看你怎么办？至于你现在还钱，也不必了，你现在也没有钱还我，等到你的《蜀道难》这些诗集打官司，把钱追回来之后，再还我好了。我说你应该开车要小心，因为高速公路的交通意外比安史之乱的伤亡还要多了。最后我叹一口气说，唉！我应该坐王维的车呀回高雄的。因为王维的诗很慢，他开车也可能是慢慢的。可惜王维一大早就去开会去了。开什么会呢？开“辋川污染座谈会”。（掌声）这就是说，古诗要新写，把现代人的经验来加以诠释。传说也可以提供题材，例如夸父、羿射九日、公无渡河这些传说也提供给我很多题材。绘画，也是一大来源。我有些朋友是画家，他们的画也给我很多启示。有一位女画家，也是诗人——席慕蓉——我想在座也有她的读者，她其实也是很好的画家。她画荷花，非常好，也启发了我。新闻报道，我们看报纸的头条，报纸的消息——这一类的消息也激发我写很多诗。有一年纽约大停电，就发生抢劫，有心人在时报广场分发白色的蜡烛给大家用。我把纽约大停电之夜想象成罗马之衰亡、日尔曼蛮族的侵略。奥黛丽·赫本，Audery
Hepburn，60年代有名的明星，也就是《罗马假日》女主角，她去世的消息也激发我写了诗。因为她前半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玉女，好莱坞之宠儿，后半生，中年以后，她献身于人道主义，经常到非洲去援救那些难童、病童。更不用说，电视在我们日常生活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对我们的视觉经验是一大冲击。常常到了奥运会，尤其是冬令奥运会，冰上的舞蹈比赛，所谓figure
skating，最能够启发我。我为了看冬令奥运会，写了好几首诗。当然还有摄影。我有摄影的朋友。同时有两年我的妻子也热衷于摄影，于是有一个妇女杂志就要登她的摄影作品，不过有一个条件，就说要我写一首诗——有诗为证——我为了妻子的摄影，写了门首诗，登了12个月。这些都是我们生活里面，尤其是现代生活里面，可以提供我们写作题材，启发我们写作灵感的各种方式。
我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写实主义是非常有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路。不过，凡事要靠经验——实际的经验才能写作，那么我们的想象力，尤其是同情的想象力就相对地会变得微弱。如何发挥我们同情的想象，来补现实经验之不足，尤其是现代作家的一个重要的、新的途径。
我的演讲就到此为止，并不是他递条子给我（注：这时主持人递上了一张观众的提问条）。（掌声）
朱院长、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和各位湖南爱好文艺的朋友们：
今天我非常高兴也非常感动，能应邀来湖南访问十天，而且今天特别能来到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跟大家见面。不过，今天的这个场面，一方面有电视转播，一方面现场放眼一看，好多朋友坐在风中、雨中，“风也听见，雨也听见”。（掌声）我非常感动有这么多朋友冒着风雨来岳麓书院参加这个场合，所以我要求我的朋友待会儿要为听众拍张照，我可以留作纪念，因为看下来好像我面对一个花园，都是青色蓝色的花朵。我一生演讲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场面，可以说，一定是将来最值得记忆，然后我回到台湾去也最值得向我的朋友我的学生来形容的经验。今天上午好像要放晴的样子，结果后来又下雨了。后来，朱院长告诉我说，上一次余秋雨先生来演讲的时候，也是下雨。可是余秋雨先生去台湾演讲，也到我教书的中山大学演讲，那天却是很天晴，非常晴朗。那么，两位余先生的演讲，都是要在风雨之小。不过，我觉得有点冤枉。因为余秋雨先生他自己就叫做秋雨，他碰到雨是应该的，我的名字叫光中，我没有看见阳光，只看见镁光。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艺术经验的转化”。一个人说，你这个题目我不太懂。所谓艺术经验，包括写出作品来，包括文学，也包括绘画或者音乐。文学当然也是一种艺术，这些经验可以互相转化。也就是说，文学、艺术、音乐，甚至雕塑，甚至建筑，这些美的艺术，都可以互通。比如，诗人写了一首诗，那么画家把它画成一幅画；或者小说家有一本作品，被拍摄成电影。这些艺术的转化在文艺的天地，是一个很广阔的天地。我想起在文学的主张这方面，19世纪以来，有所谓写实主义。写实主义当然是一条康庄大道。我们凭对生活实际的体验来写作品，这是一种写实。不过呢，我们这个世界愈来愈广阔，而且，因为媒体的关系，要变成地球村了。所以，我们不可以凡事都要亲身去体验才能来写作。很多种题材，可以通过比如报纸、电视、广播、新闻，各种各样的媒体，都可以提供我们新的写作题材。我所要讲的就是这一件事情。
那么一切艺术创作，包括文学作品在里面。在我们的心灵活动之中，大概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知识，你当然要懂得一些东西；第二是经验，你必须体会人生，经历过这件事情；可是，有件很重要的要素，就是第三点，是想象力。知识、经验再加上想象的组合，才产生一件文学的作品。
我们现在在岳麓山下。比如说有一篇散文要描写登山。山有多高？地质怎么样？牛态、植被有什么特色川］名从何而来？有什么历史？有什么传说？这些东西都属于知识的范围，知性的范围，我们最好尽量能够把握。当然，这些知识并不是样样都用得着。知道最好，不知道，往往会出错。可是，最重要的还是登山。登得山去，去体会峰回路转，去观赏古木寒泉的风景。这当然是最重要的经验，没有这个经验，什么都是空的。可是，如果仅仅有经验，当时没有好好地观察，深切地体会，事后也没有回味，没有咀嚼，恐怕还是不够。其结果，写出来的一篇文章，很可能是一篇报道，或者是地方志，或者是新闻稿，或者是调查报告，或者变成报告文学的一例。可是，你真要写得生动、有感情，那可能还需要第三样东西，就是想象。想象当然并不是胡思乱想，是要凭着物理、世态、人情来对现实有所取舍、有所强调，能够超越时空，超越常识的范围，来把自然加以重组，作更自由而巧妙的安排。所以，有一位法国作家叫夏赛奥，他说过：艺术是什么？艺术是造化、加速、神明、放缓。他的原句是这样的：“Art
is nature speed up and God Slow
down”。大自然你把它加速了变成艺术，神明的作为你把它放慢了，好像慢动作的电影，成为艺术。艺术是介于自然与神之间的一个东西。所以想象是艺术的特权，真理的捷径。所以，写诗，写散文，我们用一些比喻。有的是明喻，有的是隐喻，有的是幻喻，还有夸张、拟人、象征，这一切东西都可以说是一种创造的想象。那么，这些比喻都是一种同情的模仿。是一种模仿，不过是同情的。像柳宗元写《永州八记》，其中《钴拇潭西小丘记》有一句：“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这还是散文的范围，然后第二句就有比喻了，“其嵌然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他说，怪石头互相重叠，好像牛马一路下山，来溪边喝水一样；有的是很尖锐的，冲然角列而堆叠上山去的，又好象熊罴，野兽去登山一样。第二句的比喻除了登山的经验，登山的写实之外，又有想象。把山石想象为牛马、想象为熊罴，这就是艺术的手腕。
我写过一首诗，叫做《山中传奇》，是在香港教书时（写的）。我的宿舍在山上，山下是海。在山与海之间，有一行松树——很美的松树。每天，落日从西边下山，落到松树林背后去。我就说：“落日说：黑蟠蟠的松树林背后／那一截断霞是它的签名／从艳红到烬紫。有效期间是黄昏。”怎么说呢？落日下山了，它走了，可是它留下一样东西，就是晚霞。晚霞是长长的，好像落日签的名。这是大自然的景色。可是，人间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支票上签名。然而签名也许支票必须在一年之内兑现，有效期间是有限的。那落日签的名，签得很美，签的晚霞，一截，断霞，可是，也是有有效期，有效期间是黄昏。黑夜来到，“签名”就不见了。所以，用人事来解释大自然，这是一种同情的模仿，是一种创造的想象。
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在他的一篇论文《诗辩》中曾说过：“想象所行者，乃中和之道。”想象的运行要靠中和。理性重万物之异，想象重万物之同。我们的理性把万事万物分门别类，重万物之异，而想象呢，则强调万物之同。只要有两个东西，只要有其中一点能够相同，就能够打比喻，我们的想象就能够飞跃。李白的诗句说，“月下开天镜，云生结海楼”。月亮好像天上开的一面镜子。云从海上水平线升起来，好像海上盖了一层楼。这就是把月跟镜子，云跟楼的相同一点叠合起来，成为一个比喻。所以，想象强调万物之同。这个“同”，不一定是月亮跟镜子，世界任何东西只要找到一点相通都可以作比喻。林语堂有一次演讲。他说演讲是越短越好——放心，我个天的演讲也不会太长（掌声）——就像女人的迷你裙一样。（掌声）你想，演讲跟迷你裙有什么关系？天南地北，完全没有关系。可是，在一刹那的想象之间，是有一个“短”的观念。演讲要求其短，迷你裙也要求其短。于是，演讲像迷你裙。这就是想象的一种创造。所以，我刚才讲登山的一篇文章，除了要对这座山有所了解，历史、地理的背景之外，当然要登山。可是这两者还不够，知识加上经验还是不够，要加上想象，所以我们的古典文学才有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他把敬亭山人格化了，敬亭山看他李白也愈看愈顺眼。所以辛弃疾也会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这都是一种同情的想象。
那么，我刚才讲，从19世纪以来，文学的大道是写实主义。写实主义，当然不言而喻，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创造的观念。可是，世间很多事情是不能写实的，不能够亲身体验的。像我们古典诗里面的闺怨诗。西方的情诗跟中国不一样，中国的情诗呢，往往描写一个女子的闺怨——在古典诗里，可是写的人却是男子，是李白这些人。男子凭什么来写闺怨呢？那是他有同情的想象。比如说张爱玲写小说，她会写男性；白先勇写小说，会写到女性。他们又不能变成异性，可是凭着对于异性之观察加以了解与同情，那么就可以越过写实的门槛，而进入想象的世界。像苏东坡的诗《七绝》①，他说：“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萎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就有人挑他的毛病说：苏东坡对于鹅有偏见，为什么春江水暖鸭先知而鹅就不能先知呢？他没有想到，苏东坡的这首诗是看了一幅画，是惠崇所画的《春江晚景》。那幅画里面应该就是鸭。苏东坡他可能心中也有这么一首诗，不过要看到惠崇的画，才激发出他的灵感，写出这首诗来。那么，画面呢，是“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就是我所说的艺术经验之相通。画家的经验可以通于诗人的想象。所以，我们看很多名画上面有人题诗。不一定是画家本身，是一位诗人朋友，看了这幅画，他来题一首诗，这两种艺术经验就可以相得益彰，可以互相映证。
①苏轼原诗题为《惠崇〈春江小景〉》。
我再用西洋的艺术来作一个例子。西洋的绘画比起我们中国的来，大致上说来是比较写实的。尤其是在19世纪的印象主义出现之前。印象主义就是比较超过写实，来捕捉光对于世界的作用，尤其是莫奈（Claude
Monet）的画，凡·高（V．Van
Gogh）更不一样。可是在19世纪之前，西洋的画大部分是写实的。贵族，他没有照相，可是他的家人要流传他的面容、体态，所以要找宫廷画师来画，这是写实的。至于民间的画家要画乡野节庆、市井小民的生活，这也是比较写实的。可是西洋的绘画里面，有很多是不可能写实的，包括历史的场面，包括宗教、传说，这些都是没有办法实际去体验，然后来作画。我就拿文艺复兴的三大师之一达·芬奇，LeonardDa
Vinci（来说）。他的画我想大家都看过，至少看过复制品。他最有名的一幅画，也就是绘画之中最有名的一个女人——蒙娜丽莎。《蒙娜丽莎》所画的是一个人间的女子，是一个富商的妻子，叫做拉觉科因塔，世界上真有这么一位女子坐在他的面前，给他画，那是相当写实的。是不是完全写实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那样微笑我也不知道。可是，他有一幅画——，（比《蒙娜丽莎》）那大得多啦——叫做《最后的晚餐》。我想人家都看过复制品的。“最后的晚餐”是耶稣跟他12个门徒，在耶稣要被捕之前的一个晚餐。没有画家可以亲临其境，所以，不可能写实。那么，唯一的根据是什么？根据《圣经·星夜·马可福音》的14章13节以后的几节。那是在逾越节的餐桌上，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之中有一个人将要把我出卖。于是，12个门徒你看我我看你，不可能吧？非常惊讶。门徒就问耶稣说：你是讲我吗？耶稣也不说明。耶稣说，是你们问个人中间跟我同沾一碟佐料的那一个人。在西洋画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画题，很多画家都画过，你要找门个使徒里面哪一个出卖耶稣，只要找到一个人，他的腰间有一个钱袋，这个钱袋是鼓鼓的，他刚刚拿了30块钱，每次都可以找到这个门徒。达·芬奇的画上——很大的一幅横的画，画在教堂的餐厅里面——耶稣坐在中间，他的12个门徒，6个坐在左边，6个在右边，左边的6个分成两个小组，3个人在一起，面面相觑，方为惊叹。耶稣在中间，他左右共有4个3人小组的一个画面，神情非常惊讶，耶稣有一点哀伤。可是，这幅画，师徒13人是坐在一张长桌子的前面，这很奇怪。为什么师徒吃饭要朝一个方向呢？当然，中国没有问题啦，圆桌子当然就是360”，可是耶稣跟12个门徒都是面对着观众——在画面上，同时他们是坐在椅子上，椅子还蛮高的，根据当时的情形，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应该像罗马人一样席地而坐，同时师徒应该是面面相对，所以这不可能是写实。因此，很多画家都不同意达·芬奇这样的安排。你找“最后的晚餐”这种画，可以找到几十幅。我就看到好几幅，其中有一幅（的作者）是荷兰的一个画家叫做雷克鲍茨。他比达·芬奇要早40年画这个题材，那就不一样了。他是画一张方桌子，不是长桌子耶稣坐在这儿，他左右各有两个门徒，打横的两边，各有3个门徒，这样一共10个，然后背对着观众、面对着耶稣的有两个门徒，所以，13人是坐在一张方桌子的四面。因此，当日最后的晚餐到底是怎么坐的？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他是宗教的场面，一半是要靠想象，就算《圣经》提供若干线索，也不可能写实。那么，宗教如此，传说、历史也是如此。“鸿门宴”到底是怎么坐的，司马迁也并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用同一个题材来写作，来绘画，有不同的后果。这就说明艺术家的想象力是很重要的，因人而异。
我们看西方的绘画，最喜欢画圣母玛丽亚抱着圣婴——圣母与圣婴，Madonnaand
Child。圣母可胖可瘦，也不可能写实。大致说来，也很滑稽的。画家的模特儿长得胖呢，他画出来的圣母就比较胖；他的模特儿是瘦瘦的，画出来的就是瘦瘦的。像拉斐尔画的圣母都是胖的，像艾尔格瑞科——西班牙的大画家，他画出来的，圣母也好，圣徒也好，都是比较瘦的，那是不可能来写实。
西洋画里面还有一个很多画家要画的题材，叫做圣·乔治屠龙，圣·乔治是St．George。基督教有很多天使。天使里有几个很有武功。其中有两大天使武功很好，一个是圣·麦可，一个是圣·乔治。这位圣·乔治，据说有一次看见一位少女被一条恶龙所困，受到一条龙的性骚扰。圣·乔治就策马提他的长矛去斗这条恶龙。这个场面，很多画家都画过。拉斐尔就画过这样一个场面，在画的背景，是一个很纯洁的少女在那里祷告，希望圣·乔治能够为她屠龙——把龙杀掉。圣·乔治在画面上穿着白袍、青甲，面貌姣好。他骑的马也是白马。白，当然象征纯沽。圣乔治以这样的姿态，挺起长矛来刺地上的一条恶龙。不过，那条恶龙并不怎么吓人，也不很长，也不很邪恶；那匹马好像也置身局外，也不看龙，倒回过头来看主人，（好像说）有侩子手。那条龙也不是很怕人。总之，这个画面好像并不是一场恶战。而背景呢，风光明媚，好像是一个郊游野餐的好日子，不像是武士在屠龙的沙场滚滚的场面。这是16世纪的画。到了19世纪的浪漫派的画里面，法国一个画家——你去法国旅行，一百法朗的钞票上就是这位画家的像——德拉克洛瓦（E·Delacriox），他的一幅画叫做《Liberty
Leading the
People》——《自由女神率巴黎市民起来革命》，自由女神率民而战。这位画家他也画了圣·乔治屠龙。是在两座山壁的峡谷之中，那匹马是红鬃烈马，那个武士头戴红巾——红巾飘然，那条龙非常庞大，很邪恶，那个少女是非常紧张，举手好像很绝望的样子，整个画面非常激动。浪漫的激动跟古典的宁静成为一个对照，同样一个画题。所以，很多题材不可能用写实手法来处理的。
我们平常创作，如果实际的生活经验把它写到作品里面来，那当然是最有把握，可是我们为了要扩大我们想象的天地，往往到别的艺术家、别的艺术形式里面去寻求灵感，寻找启示，转化为我们自己的作品，这是一个很广阔的天地。因此，我要回顾一下我自己写作那么多年的这方面的一些经验。
首先我要讲到历史。历史是不可能经验的，可是呢，当然可以靠资料、靠知识来加以认识，然后靠想象来加以重现，甚至加以新的诠释。这在中国古典诗人讲来就有一个很大的题材——咏史，来描写历史。我写过一些诗，有一首叫做《刺秦王》。就是荆轲刺秦王的一个场面，主要是根据《史记》。不过我所写的是荆轲刺秦王不成，已经受伤流血，靠在秦廷的柱子上，快要死了，他心中的感慨。当时，他当然想不到，日后有张良，有楚汉来反秦。我也写过飞将军，写李广，那也是从《史记》得来的一些灵感。我有一首诗叫《梅花岭》，是用全祖望的《梅花岭记》来取材。其他如《昭君》《秦涌》《黄河》等等都是从中国的历史或者地理里面来写。我在写《黄河》那首诗的时候，没有去过黄河，我到现在也没有见过黄河。古典文学也是一大来源，如果能够活用，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要活用，就是要能化古为今，否则古典的遗产，只变成一把冥钞，没有用，你要化古为今，古典遗产才能够变成现款。我写过很多诗，写李白——戏李白，寻李白，念李白。也写过一首蛮长的诗，来体会老杜晚年在湖南的心境，为了这样，我读过他晚年的很多作品，在里面寻求一些启示。屈原，我也写过四、五首诗。我很高兴，后天我可能去汨罗江，去向屈原凭吊。我的以古典为背景的诗中，有一首是《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这就是要古今合在一起来写。这首诗我不朗颂，稍为讲讲其中的大意。一开头，我是在台北，跟李白喝了酒，坐车南下，要到高雄去——在南部的都市。这个时候，李白在开车，我坐在他的边座。我就劝李白，我说你刚才酒喝得太多了，因为刚才喝的威士忌很强的，不像你们山东鲁酒比较淡。是汪伦那么热情，胡姬一遍又一遍向你杯中斟酒。你不应该喝那么多，你要知道，肝硬化已经升高为第几名杀手了，最近就有一位武侠小说的高手，因肝硬化而去世——那时候古龙刚刚去世。我说你不要开得这么快。你如果要写游仙诗，你也犯不着把车爿’得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我建议你去看一张史匹堡的科幻片，就等于游仙诗的经验一样了。正说着，后面警笛声音响了。我说糟了，你超速，是90公里的，你怎么开到140公里了。你驾照有没有？你又欠了酒债？你的驾照已经被酒店扣留，而且你的靠山贺知章又出国了，没有人来保你，至于那些议员都被你得罪光了，高力士就找机会要报复，你现在醉酒驾车，我看你怎么办？赶快跟我换一个坐位，否则你要罚6000块钱台币。你的诗集都被人盗印了，看你怎么办？至于你现在还钱，也不必了，你现在也没有钱还我，等到你的《蜀道难》这些诗集打官司，把钱追回来之后，再还我好了。我说你应该开车要小心，因为高速公路的交通意外比安史之乱的伤亡还要多了。最后我叹一口气说，唉！我应该坐王维的车呀回高雄的。因为王维的诗很慢，他开车也可能是慢慢的。可惜王维一大早就去开会去了。开什么会呢？开“辋川污染座谈会”。（掌声）这就是说，古诗要新写，把现代人的经验来加以诠释。传说也可以提供题材，例如夸父、羿射九日、公无渡河这些传说也提供给我很多题材。绘画，也是一大来源。我有些朋友是画家，他们的画也给我很多启示。有一位女画家，也是诗人——席慕蓉——我想在座也有她的读者，她其实也是很好的画家。她画荷花，非常好，也启发了我。新闻报道，我们看报纸的头条，报纸的消息——这一类的消息也激发我写很多诗。有一年纽约大停电，就发生抢劫，有心人在时报广场分发白色的蜡烛给大家用。我把纽约大停电之夜想象成罗马之衰亡、日尔曼蛮族的侵略。奥黛丽·赫本，Audery
Hepburn，60年代有名的明星，也就是《罗马假日》女主角，她去世的消息也激发我写了诗。因为她前半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玉女，好莱坞之宠儿，后半生，中年以后，她献身于人道主义，经常到非洲去援救那些难童、病童。更不用说，电视在我们日常生活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对我们的视觉经验是一大冲击。常常到了奥运会，尤其是冬令奥运会，冰上的舞蹈比赛，所谓figure
skating，最能够启发我。我为了看冬令奥运会，写了好几首诗。当然还有摄影。我有摄影的朋友。同时有两年我的妻子也热衷于摄影，于是有一个妇女杂志就要登她的摄影作品，不过有一个条件，就说要我写一首诗——有诗为证——我为了妻子的摄影，写了门首诗，登了12个月。这些都是我们生活里面，尤其是现代生活里面，可以提供我们写作题材，启发我们写作灵感的各种方式。
我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写实主义是非常有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路。不过，凡事要靠经验——实际的经验才能写作，那么我们的想象力，尤其是同情的想象力就相对地会变得微弱。如何发挥我们同情的想象，来补现实经验之不足，尤其是现代作家的一个重要的、新的途径。
我的演讲就到此为止，并不是他递条子给我（注：这时主持人递上了一张观众的提问条）。（掌声）
听众：在您的诗歌散文和诗作中，常常提及湘楚，您的一句“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激动过无数的湖湘人。这次你好像是第一次来湖南，我想请问您，当您置身湖湘之地，而且现在又是站在文化的中心岳麓书院给我们大家讲学，此时的感受与您以前神游湖南的种种猜想有什么不同吗？
答：我虽然是第一次来到湖南，可是因为中国文化，因为古典文学的关系，湖南对每一个中国的读书人说来都是那样神秘、美丽而又亲切。从最古代的《离骚》一直到现代的小说，比如沈从文的《边城》，湖南都给人一个美好的印象、形象。所以我这次来到湖南，虽然开头是下雨，我希望以后会有晴天。我还有一个多礼拜的机会可以到岳阳、常德甚至于洞庭湖边、张家界的山上，去领略湖南各种美景。不过，到现在为止，我已经非常领会到湖南朋友的热情以及湖南听众的热情，风雨都无阻，而且打不散的各位朋友令我非常感动。尤其今天是在岳麓书院，每一个读书人都会悠然怀古、肃然起敬的书院。想到当年朱熹夫子在此讲学，我觉得我也能站在这儿是非常荣幸。朱熹是福建人，我也是福建人，所以并个是第一次福建人从台湾渡海来到岳麓书院。（掌声）同时，朱熹夫子也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个“活水”就是中华的文化，也就是每一个作家的同情与想象力。不过，今天的“活水”似乎多了一点，而且是从天上下来。我要特别感谢刚开始时候，湖南大学的同学们很精彩的朗颂以及刚才李元洛先生的精彩的背颂。（掌声）
听众：您的学术报告，引发我的忍考。因为我写诗也是多年。您满头的白发如果说是引发人们纯洁的向往，那么您深色的西装就是引发我对人类命运的深层的思考。我想跟你提的问题是，您的诗歌里面散文里面所涉及到了自身的命运，你是怎么通过自身的命运来深层地思考民族的命运和人类共同的命运的？
答：谢谢2您刚才等于写了一首优美的小诗，您的赞美我觉得不敢当。我想我的聪明，像所有中国作家的聪明一样，都是从汨罗江开始的。（掌声）《诗经》当然是一个源头活水，不过那是集体的。而一位个人的诗人，像屈原这么伟大的诗家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出现，那确实就在汨罗江。所以我认为汨罗江是一切一切作家的蓝墨水，不论你现在用什么，用电脑，用网络，总之汨罗江是一个上游，是一个来源。至于您后来那个问题很庞大，也非常复杂，我只能简单地说一下。请你再讲一下（您的问题的最后一句）。
听众：就是您如何通过自身的命运来思考民族的命运和人类共同的命运？
答：我想每一个作家他当然会放眼全人类，认同整个民族。不过他的作品必须从个人的经验出发。我的命运也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命运。不过呢，海峡两岸曾经有几十年的隔离，50年的隔离。希望将来能够再度结合，不要因为50年的政治而忘掉了、而抛弃掉五千年的文化。（掌声）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分裂或者隔离有长于50年整，所以只要能够坚定民族的信念，拥抱中华文化，那么一定可以渡过难关。所以我的命运只是千万、亿万中国人命运的一个例子而已。所以我历年来写那么多诗跟散文，像刚才湖南大学学生朗颂的《乡愁四韵》，或者《民歌》，或者《乡愁》，这些都是我在诗里面为自己喊魂，把我的魂魄喊回来，把我的汉魂唐魄喊回来；否则，在这个西潮，在世界的整个乱局之中会丧失我的自我。讲中华文化比较空泛一点，对于一个作家讲来，把握中华文化的把手，应该就是中文。无论政治怎么改变，无论形态如何差异，中文，美丽而悠久的中文，是结合所有中国人心灵的一条长河。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用中文来写作，都负有重大的一个任务，要把中文写好，不要让李杜的中文到我们手里沦落为过分西化，或者大生硬，或者大繁琐的一种语文。有记者有一次问德国的作家托马斯·曼——他在二次大战期间流亡到美国去——你离开祖国有什么感想？他说，凡我在处就是德国，那里就有一个作家的抱负。凡一个作家到什么地方，他能把握自己的语文，能够拥抱自己的文化，那个地方就是中国了。所以我的信心就是在我的语文之中。我在诗中怀乡，我在诗中唤醒古典的背景，我在诗中向李白说话，向苏东坡诉说我的心情，这都是一种怀乡表现。
余光中：有一位朋友问（回答纸条上的问题——编者注），记得您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降五四的半旗》，对五四文化的评价有扬有弃，他问我，台湾、大陆对五四新文化的传承有何异同？并让我展望一下世纪之交的发展等等。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世界上任何题目都是内行觉得太大，外行觉得太小。我年轻时候是写过一篇文章，叫《降五四的半旗》。那差不多是40年前写的了。那时候我只有30岁，是少年气盛。那篇文章里我说五四那个时候，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还不够彻底，输入西方的新的文艺的风格还不够地道。那时候我是一个参加甚至推行中国文艺现代化的一员猛将，勇往直前。当然，后来因为我自己的看法变了，年龄也增长了，对于五四的评价也改变了。我后来非但不以五四的不够彻底西化引为憾事，反而觉得五四的现代化提倡的几样东西：德先生，赛先生，白话文，值得肯首。白话文的影响一直到现在，赛先生比较容易接受，因为科技的发展拿来就可以了，可以迎头赶上。德先生，democracy，就比较复杂一点，我认为两岸都还可以努力，在这个德先生方面再作些追求。除了这三样东西，当时把孔先生丢掉了。当然孔先生后来的遭遇就更多，我们都知道。所以，如何在德先生、赛先生之外，在白话文运动之外，回头再来重新认识孔先生。这孔先生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的传统的孔孟，意味着儒家的新的生命，甚至于中国其他的思想，道家，或者是佛家的生命，如何结合成为一个新的中华文化。这一点在海外有很多学者，包括我的许多朋友，他们追求的是新儒家的一种思想。所以在10年前，1989年，我在高雄曾经举办过一系列的活动，叫做“五四，祝你生日快乐”。其中有一个晚会——五四晚会，副标题就叫做“德先生、孔先生、赛先生”。我想新的世纪就要来到了，我们现在就在孔先生的文化最有纪念意义的岳麓书院，让我们在接受赛先生、追求德先生之余，来重新认识孔先生。这孔先生不完全是儒家，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以及醒思。我希望在座的朋友都能够好好地思考一下。（掌声）
听众：余先生，您好，我很喜欢您的诗文，特别是那首《乡愁》，因为我现在就是一个离家的游子，刚好是出差经过长沙，有幸在这个秋风秋雨的时候来聆听您的讲演。我想这会给我一个比较惬意和别致的回忆。在您的字里行间，饱含着浓浓的乡愁和深深的乡恋，以及对祖国大地的热爱。这使我想起闻一多先生的一句话。他说，诗人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余先生，您在台湾被誉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诗人，当初您是以浪漫主义诗人的姿态来转入现代派的这一类，然而后来，就是您在美国的那段时期，逐渐地向传统主义回归。那么现在您在创作的时候，在现代与传统之间，您会不会构成矛盾呢？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余先生您经常去一些地方，对国内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文化应该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您能否谈一下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些体会？记得在本世纪初的时候鲁迅先生曾提出拿来主义，那么在本世纪末，在这个千年庭院，脚踏着这黄土地，您能不能谈一谈您的体会？
答：我想写现代作品，必须有深厚的古典背景，有传统的修养，不过这个修养并不是我们守株待兔，一再重复，而是如何能够发扬，如何来跟现代的生活结合。其中当然有矛盾，不过现实之矛盾可以在作品里面来处理。我想现在在大陆也有这种情形，若干年前台湾留学成风，很多人到美国去留学，然后男女朋友分散。当时我写过一篇散文，里面有这样一个句子说，当你的女友已经改名为玛丽，您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掌声）你的朋友不叫慧芳，不叫素芬，叫做Mary什么的，改名做玛丽，那你这个时候送她一首多情的宋词《菩萨蛮》，还有用吗？这就是文化的差异。有人已经在西化了，你还在坚守古典的传统。这当然是指中西之间是有矛盾的。这些矛盾可以向作品去诉说，可以提出来让读者警觉。您问我在这儿有什么感想，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现在唯一的感想是希望雨下得小一点，不要让大家淋雨。（掌声）
听众：我是湖南师大新闻系学生，请您谈一谈对大陆文化界的整体印象如何？
答：其实当年离开大陆，是从厦门到香港去，那时候我是厦门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已经有21岁了。在那个时候我已经读过很多新文学的作品，比如说在散文这一方面，从早年的朱自清一直读到后来的40年代的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后来，大陆开放之后，我也接触到大陆更多的作家，包括柯灵的散文，汪曾琪的、贾平凹的散文我也读过。我希望我能够读更多大陆的作品。
听众：记得以前读过您的一篇散文是关于您三个女儿的。（余：四个）至今回想起那篇文章，还是让人忍俊不禁，想必如今您的四位千金都已经出嫁了。（余：没有。主持人：看来这位女读者，信息搞得不很准。）记得您曾经在文章里表示过，您就像一棵参天大树，历经多年，培育了四颗果实，哪个小伙子想不劳而获的话，活该他绊一跤。那么您现在对女儿们有什么期望？她们是否都在您的潜移默化之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答：我们有四个女儿，当时我写了一篇《我的四个假想敌》，是在我想像之中，有四个坏男生会做地下工作，成功了之后，竟然把我们①的女儿给抢走了。我想天下做父亲的都有这种隐忧。不过，其实是虚惊一场。只有两个结婚，所以只出现了两个假想敌。所以我女儿的结婚率是50％。现在在台湾——我不知道在大陆怎么样？——独立的女性越来越多了。她们经济上能独立，知识上非常丰富，结婚不是她们唯一的归宿，所以，迟婚的现象非常普遍。我当然尊重她们自己的选择。其实我后来又写过一篇散文。《我的四个假想敌》是写于20年前，那时我的几个女儿都是十几岁。我前几年又写了一篇，也还是写那四个女儿，叫做《日不落家》。日，不落家。这个题目很怪，因为那个时候香港快要归还祖国了。香港曾被（英国占领）。英国曾经叫做日不落国，因为它是个大帝国，当然，（现在）英国已经不是日不落国了。可是我的家呢，我的四个女儿呢，那一年在世界各地，在美泌怖两个，在欧洲有两个，所以我的家就变成了日不落家。我写了第二篇写女儿的文章，那里面父亲也老了，女儿也大了，所以我有点感伤，充满了沧桑之感，跟以前的那篇散文《我的四个假想敌》比起来，前面的一篇比较幽默、自嘲，后面的一篇就有一点沧桑之感了。这篇文章叫《日不落家》。您有兴趣追踪的话，不妨去找来看看。
①因为余光中先生的夫人范我存女士在场，所以提到女儿时，用“我们”。
网友：记得余先生在多年以前曾经说过，最具震撼力的艺术是摇滚乐和电影这两种形式，当时这使我感到很诧异，印象特别深，那么该怎么理解先生的这种说法？我们注意到在今天电视和网络已经构成城市文化的一个绝对的主流，余先生对此又怎么看？
答：说摇滚乐与电影是最能够震撼人的艺术，我说这句话，而且写在文章里面，是好多年前我在美国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嬉皮的时代过去不太久，摇滚乐仍然在美国青年一代中很有影响，我大概是一个比较晚的中年人，还在听摇滚乐。其实后来我写《乡愁四韵》跟《民歌》，也都是受了在美国听美国的民歌或者摇滚乐的一点影响。在当时我觉得摇滚乐不但节奏很强烈。当然摇滚乐分好多种，有一部分是从美国的西部民谣或者黑人的铃歌慢慢发展而来，加上现代的各种因素。像Beetles的一些歌曲，、并不仅仅是热烈的节奏，热闹的音乐而已，这里面还很有思想性，对于现代的很多的问题都提出来了，可以进行讨论，就像崔健的，或者台湾的罗大佑这样。所以对青年的冲击是很大的。电影不用说，是一种综合的艺术。所以我在美国的那几年，有点觉得写诗是比较平面的艺术，不像电影跟摇滚乐有一种强烈的、多元的撞击。不过现在我们面临一个网络的时代，电脑的时代，很多人在网络上发表他的作品，这个趋势愈来愈强烈，可是我自己还是在手工业的时代，我并没有上网，当然我的作品有人拿去上网。这次来，在网络上有很多朋友，提出一些问题来问我。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跟文字的关系变化越来越大。以前的读书人要抄书，要写，现在拿去影印就好了。现在上网的话，声音相同的别字越来越多了，大家不好好看这个字的结构，中国的象形文字，方块文字，它的特色已经越来越被人忽略。然后资料越来越多，古人的记问之学，像钱钟书或者像李元洛先生——他的记忆力这么好，现在好像电脑可以取代了。可是电脑一按，资料固然是来了，资料都到你面前来，并不表示智慧都到你心中来了。（掌声）这还是两件事情。所以我们有最完备的资料，可是电脑还是要靠人脑来吸收，文学还是要靠人心来创造。
听众：您好，余先生！我是一名程序员，刚才有一位朋友向您提出了一个关于命运的问题，接下来我也想向您提一个关于命运的问题。有人说，在中国大陆现在是一个寻找诗歌的年代，而且在中国大陆诗歌已经处在边缘的位置。读诗、写诗和爱诗的人越来越少，所以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在我国的宝岛台湾，诗歌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它的命运又是如何呢？您作为一名诗人，觉得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是否还需要诗歌呢？
答：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我，听说大陆早年因为朦胧诗的关系，诗歌曾经盛极一时，近几年来诗歌这种门类读者比较冷落。这个情形台湾多少也有，我想可能是世界性的一个现象。不过也不完全如此。大陆的市场大，诗集如果销得好还是不错的。在台湾一本诗集大概是印2000册，一般诗人如果能再版就蛮高兴了。据我所知，像英国大概有6000万人，英国的名诗人出一本诗集如果能销到3万册就是很好的，就算是畅销了。台湾是2000万人，所以台湾销到1万册也就不错了。可是像郑愁予，像席慕容都会销到10万册以上。我的一本《余光中诗选》也已销到四五万册。所以也不能算读者很少。不过，一般说来，诗歌，尤其新诗的读者不能算是很多。我就思索过这个问题，大众要不要诗？我们不要忽略了，人口之中还是有很多人在读古典诗。不见得没有人读古典诗，中国的诗、词、曲还是有人在读。在台湾曾经有一位记者问我，他说这都什么时代了，你还在读苏东坡的诗？我说为什么不可以读？你知不知道你的日常用语里面都缺不了苏东坡。他说为什么？我说，你会说，哎，某人啊，我没有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这就是苏东坡的诗啦。（掌声）你说人生漂流不定，雪泥鸿爪，那不是苏东坡教你的吗？你说这位女子啊，绝色佳人，淡妆浓抹总相宜，这些都是苏东坡留给我们的遗产。《诗经》《楚辞》的优美的诗句都已经进入了我们日常的成语。这就是民族的遗产。没有这些成语，没有这些名句，我们的生活会暗淡得多。刚才有一位听众说，秋风秋雨，我马上想到秋瑾的“秋风秋雨愁煞人”。所以王尔德说，不是艺术模仿人生，而是人生模仿艺术。（掌声）这个话说来有一点武断，可是我们不妨想一想，我们说这个人一天到晚自我陶醉，寻求精神胜利，我们说这个人是阿Q。没有鲁迅的阿Q，我们对这种人怎么形容呢？我们说这位女子像林黛玉，另外一位男子优柔寡断，他是精神的懦夫，是罗亭，我们说这个人思虑多端，不知道该采取什么行动，我们说他是哈姆莱特——丹麦王子。这些都是文学教我们如何来看人生。如果没有林黛玉，如果没有哈姆莱特，如果没有《水浒传》的李逵，如果没有文学里面的这些角色，我们对人生的了解，对人生的把握，就淡得多，弱得多。所以说人生模仿艺术还是有道理的。如果你看过西洋的画，你参观过巴黎艺术馆，（以后见到别的画的时候，就会说）这简直像比加索的画或者莫奈的画，这正是画家教我们的。是他们把眼睛借给我们看肚界。所以讲到诗的问题，大众要不要诗呢？有一部分人在读古典诗，另外有些人在读新诗。大众有没有诗呢？不见得没有诗。不过不一定是我们认可的诗。听流行歌的人，流行歌曲的歌词就是他们的诗。可是那些诗应该怎么样将境界提高，歌词写得更好，歌曲作得更好，那应该是音乐家、作家的任务。同时媒体要提倡更好的文艺，也是我们的希望。（掌声）
听众：我是来自长沙阀门厂的一位朋友，曾经读过您的一些著作，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您说您是与永恒拔河。我想问您现在是否处在一个与永恒拔河的阶段？您是否很反对写传记或者说您是否认为在有限的一生中这场拔河比赛还没有结束呢？
答：我有一首诗，后来一本诗集用这首诗的题目为书名，叫《与永恒拔河》。那意思就是说，任何艺术家要进行创造的话，一定是跟永恒拔河。也就是说，用有限的生命来跟无限的永恒抗争。在有生之年，在人力范围之内，如何能够趁着这个绳不注意的时候，或者注意力松懈的时候，能够写出一篇好作品来。所以这中间的关系好像在拔河。中间的界线呢，人大概是往往被绳拔过去的，不过绳有时候也会被我们拔过来。于是我们的作品就可以留传后世，我是这个意思。至于问我现在是不是还跟永恒拔河，我相信每一位作家——在座的我相信也有不少作家，只要你在追求艺术，只要你一天在追求美，你这一天就是跟永恒拔河。（掌声）
（答问结束）
主持人语：
朋友们，由于时间和天气的原因，我们不可能满足现场观众的每一个提问，在这里我们表示抱歉，不管怎样，我们感谢现场观众的热情参与，也感谢余光中先生给我们带来一顿如此丰盛的精神大餐。朋友们，今天在雨中，我们在这千年学府和余光中先生一起来为世纪末守岁，来与永恒拔河，让我们写一段不朽永远留在“蓝墨水的上游。”
余光中：最后我还是要谢谢岳麓书院提供这么富有历史文化意义的讲坛，尤其要谢谢各位朋友冒着风雨来听讲的盛意、美意，我们现在其实是跟气候“拔河”。谢谢！
答：我虽然是第一次来到湖南，可是因为中国文化，因为古典文学的关系，湖南对每一个中国的读书人说来都是那样神秘、美丽而又亲切。从最古代的《离骚》一直到现代的小说，比如沈从文的《边城》，湖南都给人一个美好的印象、形象。所以我这次来到湖南，虽然开头是下雨，我希望以后会有晴天。我还有一个多礼拜的机会可以到岳阳、常德甚至于洞庭湖边、张家界的山上，去领略湖南各种美景。不过，到现在为止，我已经非常领会到湖南朋友的热情以及湖南听众的热情，风雨都无阻，而且打不散的各位朋友令我非常感动。尤其今天是在岳麓书院，每一个读书人都会悠然怀古、肃然起敬的书院。想到当年朱熹夫子在此讲学，我觉得我也能站在这儿是非常荣幸。朱熹是福建人，我也是福建人，所以并个是第一次福建人从台湾渡海来到岳麓书院。（掌声）同时，朱熹夫子也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个“活水”就是中华的文化，也就是每一个作家的同情与想象力。不过，今天的“活水”似乎多了一点，而且是从天上下来。我要特别感谢刚开始时候，湖南大学的同学们很精彩的朗颂以及刚才李元洛先生的精彩的背颂。（掌声）
听众：您的学术报告，引发我的忍考。因为我写诗也是多年。您满头的白发如果说是引发人们纯洁的向往，那么您深色的西装就是引发我对人类命运的深层的思考。我想跟你提的问题是，您的诗歌里面散文里面所涉及到了自身的命运，你是怎么通过自身的命运来深层地思考民族的命运和人类共同的命运的？
答：谢谢2您刚才等于写了一首优美的小诗，您的赞美我觉得不敢当。我想我的聪明，像所有中国作家的聪明一样，都是从汨罗江开始的。（掌声）《诗经》当然是一个源头活水，不过那是集体的。而一位个人的诗人，像屈原这么伟大的诗家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出现，那确实就在汨罗江。所以我认为汨罗江是一切一切作家的蓝墨水，不论你现在用什么，用电脑，用网络，总之汨罗江是一个上游，是一个来源。至于您后来那个问题很庞大，也非常复杂，我只能简单地说一下。请你再讲一下（您的问题的最后一句）。
听众：就是您如何通过自身的命运来思考民族的命运和人类共同的命运？
答：我想每一个作家他当然会放眼全人类，认同整个民族。不过他的作品必须从个人的经验出发。我的命运也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命运。不过呢，海峡两岸曾经有几十年的隔离，50年的隔离。希望将来能够再度结合，不要因为50年的政治而忘掉了、而抛弃掉五千年的文化。（掌声）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分裂或者隔离有长于50年整，所以只要能够坚定民族的信念，拥抱中华文化，那么一定可以渡过难关。所以我的命运只是千万、亿万中国人命运的一个例子而已。所以我历年来写那么多诗跟散文，像刚才湖南大学学生朗颂的《乡愁四韵》，或者《民歌》，或者《乡愁》，这些都是我在诗里面为自己喊魂，把我的魂魄喊回来，把我的汉魂唐魄喊回来；否则，在这个西潮，在世界的整个乱局之中会丧失我的自我。讲中华文化比较空泛一点，对于一个作家讲来，把握中华文化的把手，应该就是中文。无论政治怎么改变，无论形态如何差异，中文，美丽而悠久的中文，是结合所有中国人心灵的一条长河。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用中文来写作，都负有重大的一个任务，要把中文写好，不要让李杜的中文到我们手里沦落为过分西化，或者大生硬，或者大繁琐的一种语文。有记者有一次问德国的作家托马斯·曼——他在二次大战期间流亡到美国去——你离开祖国有什么感想？他说，凡我在处就是德国，那里就有一个作家的抱负。凡一个作家到什么地方，他能把握自己的语文，能够拥抱自己的文化，那个地方就是中国了。所以我的信心就是在我的语文之中。我在诗中怀乡，我在诗中唤醒古典的背景，我在诗中向李白说话，向苏东坡诉说我的心情，这都是一种怀乡表现。
余光中：有一位朋友问（回答纸条上的问题——编者注），记得您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降五四的半旗》，对五四文化的评价有扬有弃，他问我，台湾、大陆对五四新文化的传承有何异同？并让我展望一下世纪之交的发展等等。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世界上任何题目都是内行觉得太大，外行觉得太小。我年轻时候是写过一篇文章，叫《降五四的半旗》。那差不多是40年前写的了。那时候我只有30岁，是少年气盛。那篇文章里我说五四那个时候，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还不够彻底，输入西方的新的文艺的风格还不够地道。那时候我是一个参加甚至推行中国文艺现代化的一员猛将，勇往直前。当然，后来因为我自己的看法变了，年龄也增长了，对于五四的评价也改变了。我后来非但不以五四的不够彻底西化引为憾事，反而觉得五四的现代化提倡的几样东西：德先生，赛先生，白话文，值得肯首。白话文的影响一直到现在，赛先生比较容易接受，因为科技的发展拿来就可以了，可以迎头赶上。德先生，democracy，就比较复杂一点，我认为两岸都还可以努力，在这个德先生方面再作些追求。除了这三样东西，当时把孔先生丢掉了。当然孔先生后来的遭遇就更多，我们都知道。所以，如何在德先生、赛先生之外，在白话文运动之外，回头再来重新认识孔先生。这孔先生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的传统的孔孟，意味着儒家的新的生命，甚至于中国其他的思想，道家，或者是佛家的生命，如何结合成为一个新的中华文化。这一点在海外有很多学者，包括我的许多朋友，他们追求的是新儒家的一种思想。所以在10年前，1989年，我在高雄曾经举办过一系列的活动，叫做“五四，祝你生日快乐”。其中有一个晚会——五四晚会，副标题就叫做“德先生、孔先生、赛先生”。我想新的世纪就要来到了，我们现在就在孔先生的文化最有纪念意义的岳麓书院，让我们在接受赛先生、追求德先生之余，来重新认识孔先生。这孔先生不完全是儒家，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以及醒思。我希望在座的朋友都能够好好地思考一下。（掌声）
听众：余先生，您好，我很喜欢您的诗文，特别是那首《乡愁》，因为我现在就是一个离家的游子，刚好是出差经过长沙，有幸在这个秋风秋雨的时候来聆听您的讲演。我想这会给我一个比较惬意和别致的回忆。在您的字里行间，饱含着浓浓的乡愁和深深的乡恋，以及对祖国大地的热爱。这使我想起闻一多先生的一句话。他说，诗人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余先生，您在台湾被誉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诗人，当初您是以浪漫主义诗人的姿态来转入现代派的这一类，然而后来，就是您在美国的那段时期，逐渐地向传统主义回归。那么现在您在创作的时候，在现代与传统之间，您会不会构成矛盾呢？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余先生您经常去一些地方，对国内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文化应该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您能否谈一下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些体会？记得在本世纪初的时候鲁迅先生曾提出拿来主义，那么在本世纪末，在这个千年庭院，脚踏着这黄土地，您能不能谈一谈您的体会？
答：我想写现代作品，必须有深厚的古典背景，有传统的修养，不过这个修养并不是我们守株待兔，一再重复，而是如何能够发扬，如何来跟现代的生活结合。其中当然有矛盾，不过现实之矛盾可以在作品里面来处理。我想现在在大陆也有这种情形，若干年前台湾留学成风，很多人到美国去留学，然后男女朋友分散。当时我写过一篇散文，里面有这样一个句子说，当你的女友已经改名为玛丽，您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掌声）你的朋友不叫慧芳，不叫素芬，叫做Mary什么的，改名做玛丽，那你这个时候送她一首多情的宋词《菩萨蛮》，还有用吗？这就是文化的差异。有人已经在西化了，你还在坚守古典的传统。这当然是指中西之间是有矛盾的。这些矛盾可以向作品去诉说，可以提出来让读者警觉。您问我在这儿有什么感想，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现在唯一的感想是希望雨下得小一点，不要让大家淋雨。（掌声）
听众：我是湖南师大新闻系学生，请您谈一谈对大陆文化界的整体印象如何？
答：其实当年离开大陆，是从厦门到香港去，那时候我是厦门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已经有21岁了。在那个时候我已经读过很多新文学的作品，比如说在散文这一方面，从早年的朱自清一直读到后来的40年代的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后来，大陆开放之后，我也接触到大陆更多的作家，包括柯灵的散文，汪曾琪的、贾平凹的散文我也读过。我希望我能够读更多大陆的作品。
听众：记得以前读过您的一篇散文是关于您三个女儿的。（余：四个）至今回想起那篇文章，还是让人忍俊不禁，想必如今您的四位千金都已经出嫁了。（余：没有。主持人：看来这位女读者，信息搞得不很准。）记得您曾经在文章里表示过，您就像一棵参天大树，历经多年，培育了四颗果实，哪个小伙子想不劳而获的话，活该他绊一跤。那么您现在对女儿们有什么期望？她们是否都在您的潜移默化之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答：我们有四个女儿，当时我写了一篇《我的四个假想敌》，是在我想像之中，有四个坏男生会做地下工作，成功了之后，竟然把我们①的女儿给抢走了。我想天下做父亲的都有这种隐忧。不过，其实是虚惊一场。只有两个结婚，所以只出现了两个假想敌。所以我女儿的结婚率是50％。现在在台湾——我不知道在大陆怎么样？——独立的女性越来越多了。她们经济上能独立，知识上非常丰富，结婚不是她们唯一的归宿，所以，迟婚的现象非常普遍。我当然尊重她们自己的选择。其实我后来又写过一篇散文。《我的四个假想敌》是写于20年前，那时我的几个女儿都是十几岁。我前几年又写了一篇，也还是写那四个女儿，叫做《日不落家》。日，不落家。这个题目很怪，因为那个时候香港快要归还祖国了。香港曾被（英国占领）。英国曾经叫做日不落国，因为它是个大帝国，当然，（现在）英国已经不是日不落国了。可是我的家呢，我的四个女儿呢，那一年在世界各地，在美泌怖两个，在欧洲有两个，所以我的家就变成了日不落家。我写了第二篇写女儿的文章，那里面父亲也老了，女儿也大了，所以我有点感伤，充满了沧桑之感，跟以前的那篇散文《我的四个假想敌》比起来，前面的一篇比较幽默、自嘲，后面的一篇就有一点沧桑之感了。这篇文章叫《日不落家》。您有兴趣追踪的话，不妨去找来看看。
①因为余光中先生的夫人范我存女士在场，所以提到女儿时，用“我们”。
网友：记得余先生在多年以前曾经说过，最具震撼力的艺术是摇滚乐和电影这两种形式，当时这使我感到很诧异，印象特别深，那么该怎么理解先生的这种说法？我们注意到在今天电视和网络已经构成城市文化的一个绝对的主流，余先生对此又怎么看？
答：说摇滚乐与电影是最能够震撼人的艺术，我说这句话，而且写在文章里面，是好多年前我在美国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嬉皮的时代过去不太久，摇滚乐仍然在美国青年一代中很有影响，我大概是一个比较晚的中年人，还在听摇滚乐。其实后来我写《乡愁四韵》跟《民歌》，也都是受了在美国听美国的民歌或者摇滚乐的一点影响。在当时我觉得摇滚乐不但节奏很强烈。当然摇滚乐分好多种，有一部分是从美国的西部民谣或者黑人的铃歌慢慢发展而来，加上现代的各种因素。像Beetles的一些歌曲，、并不仅仅是热烈的节奏，热闹的音乐而已，这里面还很有思想性，对于现代的很多的问题都提出来了，可以进行讨论，就像崔健的，或者台湾的罗大佑这样。所以对青年的冲击是很大的。电影不用说，是一种综合的艺术。所以我在美国的那几年，有点觉得写诗是比较平面的艺术，不像电影跟摇滚乐有一种强烈的、多元的撞击。不过现在我们面临一个网络的时代，电脑的时代，很多人在网络上发表他的作品，这个趋势愈来愈强烈，可是我自己还是在手工业的时代，我并没有上网，当然我的作品有人拿去上网。这次来，在网络上有很多朋友，提出一些问题来问我。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跟文字的关系变化越来越大。以前的读书人要抄书，要写，现在拿去影印就好了。现在上网的话，声音相同的别字越来越多了，大家不好好看这个字的结构，中国的象形文字，方块文字，它的特色已经越来越被人忽略。然后资料越来越多，古人的记问之学，像钱钟书或者像李元洛先生——他的记忆力这么好，现在好像电脑可以取代了。可是电脑一按，资料固然是来了，资料都到你面前来，并不表示智慧都到你心中来了。（掌声）这还是两件事情。所以我们有最完备的资料，可是电脑还是要靠人脑来吸收，文学还是要靠人心来创造。
听众：您好，余先生！我是一名程序员，刚才有一位朋友向您提出了一个关于命运的问题，接下来我也想向您提一个关于命运的问题。有人说，在中国大陆现在是一个寻找诗歌的年代，而且在中国大陆诗歌已经处在边缘的位置。读诗、写诗和爱诗的人越来越少，所以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在我国的宝岛台湾，诗歌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它的命运又是如何呢？您作为一名诗人，觉得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是否还需要诗歌呢？
答：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我，听说大陆早年因为朦胧诗的关系，诗歌曾经盛极一时，近几年来诗歌这种门类读者比较冷落。这个情形台湾多少也有，我想可能是世界性的一个现象。不过也不完全如此。大陆的市场大，诗集如果销得好还是不错的。在台湾一本诗集大概是印2000册，一般诗人如果能再版就蛮高兴了。据我所知，像英国大概有6000万人，英国的名诗人出一本诗集如果能销到3万册就是很好的，就算是畅销了。台湾是2000万人，所以台湾销到1万册也就不错了。可是像郑愁予，像席慕容都会销到10万册以上。我的一本《余光中诗选》也已销到四五万册。所以也不能算读者很少。不过，一般说来，诗歌，尤其新诗的读者不能算是很多。我就思索过这个问题，大众要不要诗？我们不要忽略了，人口之中还是有很多人在读古典诗。不见得没有人读古典诗，中国的诗、词、曲还是有人在读。在台湾曾经有一位记者问我，他说这都什么时代了，你还在读苏东坡的诗？我说为什么不可以读？你知不知道你的日常用语里面都缺不了苏东坡。他说为什么？我说，你会说，哎，某人啊，我没有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这就是苏东坡的诗啦。（掌声）你说人生漂流不定，雪泥鸿爪，那不是苏东坡教你的吗？你说这位女子啊，绝色佳人，淡妆浓抹总相宜，这些都是苏东坡留给我们的遗产。《诗经》《楚辞》的优美的诗句都已经进入了我们日常的成语。这就是民族的遗产。没有这些成语，没有这些名句，我们的生活会暗淡得多。刚才有一位听众说，秋风秋雨，我马上想到秋瑾的“秋风秋雨愁煞人”。所以王尔德说，不是艺术模仿人生，而是人生模仿艺术。（掌声）这个话说来有一点武断，可是我们不妨想一想，我们说这个人一天到晚自我陶醉，寻求精神胜利，我们说这个人是阿Q。没有鲁迅的阿Q，我们对这种人怎么形容呢？我们说这位女子像林黛玉，另外一位男子优柔寡断，他是精神的懦夫，是罗亭，我们说这个人思虑多端，不知道该采取什么行动，我们说他是哈姆莱特——丹麦王子。这些都是文学教我们如何来看人生。如果没有林黛玉，如果没有哈姆莱特，如果没有《水浒传》的李逵，如果没有文学里面的这些角色，我们对人生的了解，对人生的把握，就淡得多，弱得多。所以说人生模仿艺术还是有道理的。如果你看过西洋的画，你参观过巴黎艺术馆，（以后见到别的画的时候，就会说）这简直像比加索的画或者莫奈的画，这正是画家教我们的。是他们把眼睛借给我们看肚界。所以讲到诗的问题，大众要不要诗呢？有一部分人在读古典诗，另外有些人在读新诗。大众有没有诗呢？不见得没有诗。不过不一定是我们认可的诗。听流行歌的人，流行歌曲的歌词就是他们的诗。可是那些诗应该怎么样将境界提高，歌词写得更好，歌曲作得更好，那应该是音乐家、作家的任务。同时媒体要提倡更好的文艺，也是我们的希望。（掌声）
听众：我是来自长沙阀门厂的一位朋友，曾经读过您的一些著作，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您说您是与永恒拔河。我想问您现在是否处在一个与永恒拔河的阶段？您是否很反对写传记或者说您是否认为在有限的一生中这场拔河比赛还没有结束呢？
答：我有一首诗，后来一本诗集用这首诗的题目为书名，叫《与永恒拔河》。那意思就是说，任何艺术家要进行创造的话，一定是跟永恒拔河。也就是说，用有限的生命来跟无限的永恒抗争。在有生之年，在人力范围之内，如何能够趁着这个绳不注意的时候，或者注意力松懈的时候，能够写出一篇好作品来。所以这中间的关系好像在拔河。中间的界线呢，人大概是往往被绳拔过去的，不过绳有时候也会被我们拔过来。于是我们的作品就可以留传后世，我是这个意思。至于问我现在是不是还跟永恒拔河，我相信每一位作家——在座的我相信也有不少作家，只要你在追求艺术，只要你一天在追求美，你这一天就是跟永恒拔河。（掌声）
（答问结束）
主持人语：
朋友们，由于时间和天气的原因，我们不可能满足现场观众的每一个提问，在这里我们表示抱歉，不管怎样，我们感谢现场观众的热情参与，也感谢余光中先生给我们带来一顿如此丰盛的精神大餐。朋友们，今天在雨中，我们在这千年学府和余光中先生一起来为世纪末守岁，来与永恒拔河，让我们写一段不朽永远留在“蓝墨水的上游。”
余光中：最后我还是要谢谢岳麓书院提供这么富有历史文化意义的讲坛，尤其要谢谢各位朋友冒着风雨来听讲的盛意、美意，我们现在其实是跟气候“拔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