瀟灑，無論在中國人的生活上或藝術上，都是個好的形容詞。它的含義是閑散，清雅和飄逸。究竟什麽時候它就被用作代表一種美的觀念，我們沒有完備的詞典，一時很難查出；大概說來，它被人們熱烈的提倡、崇拜，是開始在魏晉時代。在當時，它是以反抗禮教與權臣高壓而出現，和清談有着同樣的意義。雖然清談受老莊的影響最大，瀟灑是由於五石散的服用，但清談之祖也就是最先服用五石散的何晏，這就明白的告訴我們二者的關係了。
　　
　　據魯迅先生的研究，五石散幾乎等於清末的鴉片，成了一種很普遍的嗜好。服了五石散以後，須吃冷食，喝熱酒，並以冷水澆身和出外散步。服五石散的人，因皮膚易於擦破，便不穿鞋而穿屐；因身上發熱，便寬衣緩帶。至於服了五石散的人是否就清瘦起來，魯迅先生雖沒有說明，但想來是不會不清瘦的。人一清瘦了，再寬衣緩帶起來，又不參加筋肉勞作，於是就自然瀟灑了。所以提到“瀟灑”二字，我們便不由的聯想到隱士，詩人，和魏晉人物來。魯迅先生說魏晉時服五石散的都不是窮人；其實不惟不是窮人，連商人也同樣不配。因為過去的文化是封建地主的文化，大腹商人被認做惡濁俗物，講瀟灑的衹是封建地主階級，尤其是由這階級出身的士大夫之流。
　　
　　瀟灑不僅以反抗的姿態在歷史上出現，並且直接與封建的身分觀念相關聯，也和封建地主的物質生活密切的結合着。在封建時代，地主階級的生活是閑散的，且以參加筋肉勞作為有失身分，比如養長指甲，和男人的包腳，穿長衫，都是要表示他自已是有閑的，有身分的人。生活規定習尚，習尚影響美的觀念，於是在那時，一切閑散的嗜好，如品茗，養鳥，賦詩，以及琴、棋、書、畫之類，都成為高雅的了。在繪畫上，山水畫特別發達，又被人重視，便表現了人們對於瀟灑生活的嚮往。山水畫是地主階級對於閑散欲求的擴展，希望擺脫擾攘的塵寰，到山林裏邊與清風明月共處。他們又用自己的眼光來觀察事物，竹子就成為瀟灑的代表；可憐的漁夫樵子也都是美的詩畫題材了。
　　
　　在音樂方面，我們看見在歷史上清唱與簫板之特別流行。中國音樂以纏綿和清雅為正宗，一方面是由於地主與士大夫生活之優美關係，一方面不能不是受愛瀟灑觀念的影響。唐朝人歌七言絶句，旗亭畫壁的故事，千古令人神往。至於提到宋朝人歌詩時，我們便馬上會想到月明之夜，詩人們攜妓泛舟，和“小紅低唱我吹簫” 的情景來。宋以後，散麯取代了詞的地位。但它也以纏綿清雅為主，多是文靜細麯，唱時沒有鑼鼓和科白，所以又叫做清麯。最講究瀟灑的袁中郎在《虎丘記》上說： “比至夜深，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坊，四座屏息，音若細發，響徹雲際。”這是多麽的清雅！
　　
　　瀟灑表現在文學上，是衝淡和性靈兩種風格相結合。本來二者原是互相關聯，很難單獨分開。在歷史上，這二者都有着反抗的意義。陶淵明和袁中郎，都是當時文藝上的叛徒。在陶淵明時代，宮廷文人把文學領到一條死路上去，徒有華麗的軀殼而沒有靈魂。在袁中郎時代，摹古之風特盛，文人作文，也忘掉了還有個自我存在。因此陶淵明和袁中郎都盡力的追求自然。自然有二：一是風物上的自然，一是人性上的自然。偏於風物上的自然，便多表現山水田園的愛好。偏於人性上的自然，便反對摹古與無謂的規律。二者結合起來，便是現實桎梏的解脫，便是瀟灑之極緻。
　　
　　但瀟灑雖是一個好的名詞，卻不能忘掉它是封建時代的産物，它的擁護者是封建地主階級與由此階級出身的士大夫之流。現在適應它的社會條件已經崩潰，如果再來提倡，就不會得到多數人的同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