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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回忆
从阜平乡下来了一位农民代表，参观天津的工业展览会。
我们是老交情，已经快有十年不见面了。我陪他去参观展览，他对于中纺的织纺，对于那些改良的新农具特别感到兴趣。临走的时候，我一定要送点东西给他，我想买几尺布。
为什么我偏偏想起买布来？因为他身上穿的还是那样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裤褂。这种蓝的颜色，不知道该叫什么蓝，可是它使我想起很多事情，想起在阜平穷山恶水之间度过的三年战斗的岁月，使我记起很多人。这种颜色，我就叫它“阜平蓝”或是“山地蓝”吧。
他这身衣服的颜色，在天津是很显得突出，也觉得土气。
但是在阜平，这样一身衣服，织染既是不容易，穿上也就觉得鲜亮好看了。阜平土地很少，山上都是黑石头，雨水很多很暴，有些泥土就冲到冀中平原上来了——冀中是我的家乡。
阜平的农民没有见过大的地块，他们所有的，只是像炕台那样大，或是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地。在这小小的、不规整的，有时是尖形的，有时是半圆形的，有时是梯形的小块土地上，他们费尽心思，全力经营。他们用石块垒起，用泥土包住，在边沿栽上枣树，在中间种上玉黍。
阜平的天气冷，山地不容易见到太阳。那里不种棉花，我刚到那里的时候，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锤。很多活计用麻代线，连袜底也是用麻纳的。
就是因为袜子，我和这家人认识了，并且成了老交情。那是个冬天，该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我打游击打到了这个小村庄，情况缓和了，部队决定休息两天。
我每天到河边去洗脸，河里结了冰，我登在冰冻的石头上，把冰砸破，浸湿毛巾，等我擦完脸，毛巾也就冻挺了。有一天早晨，刮着冷风，只有一抹阳光，黄黄的落在河对面的山坡上。我又登在那块石头上去，砸开那个冰口，正要洗脸，听见在下水流有人喊：
“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
这声音是那么严厉，我听了很不高兴。这样冷天，我来砸冰洗脸，反倒妨碍了人。心里一时挂火，就也大声说：
“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
我站在上风头，狂风吹送着我的愤怒，我听见洗菜的人也恼了，那人说：
“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
“你怎么骂人？”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也不过十六七岁。风吹红了她的脸，像带霜的柿叶，水冻肿了她的手，像上冻的红萝卜。她穿的衣服很单薄，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
十月严冬的河滩上，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的边沿，在寒风里，她抱着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这该是早饭的食粮。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时心平气和下来。我说：
“我错了，我不洗了，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
她冷冷地望着我，过了一会才说：
“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又叫我站上去洗菜！”
我笑着说：
“你看你这人，我在上水洗，你说下水脏，这么一条大河，哪里就能把我脸上的泥土冲到你的菜上去？现在叫你到上水来，我到下水去，你还说不行，那怎么办哩？”
“怎么办，我还得往上走！”
她说着，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去了。登在一块尖石上，把菜篮浸进水里，把两手插在袄襟底下取暖，望着我笑了。
我哭不的，也笑不的，只好说：
“你真讲卫生呀！”
“我们是真卫生，你们是装卫生！你们尽笑话我们，说我们山沟里的人不讲卫生，住在我们家里，吃了我们的饭，还刷嘴刷牙，我们的菜饭再不干净，难道还会弄脏了你们的嘴？
为什么不连肠子肚子都刷刷干净！”说着就笑的弯下腰去。
我觉得好笑。可也看见，在她笑着的时候，她的整齐的牙齿洁白的放光。
“对，你卫生，我们不卫生。”我说。
“那是假话吗？你们一个饭缸子，也盛饭，也盛菜，也洗脸，也洗脚，也喝水，也尿泡，那是讲卫生吗？”她笑着用两手在冷水里刨抓。
“这是物质条件不好，不是我们愿意不卫生。等我们打败了日本，占了北平，我们就可以吃饭有吃饭的家伙，喝水有喝水的家伙了，我们就可以一切齐备了。”
“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女孩子望着我，“我们的房，叫他们烧过两三回了！”
“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可是不管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总是要打下去，我们不会悲观的。”我这样对她讲，当时觉得这样讲了以后，心里很高兴了。
“光着脚打下去吗？”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
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问：
“你说什么？”
“说什么？”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我问你为什么不穿袜子，脚不冷吗？也是卫生吗？”
“咳！”我也笑了，“这是没有法子么，什么卫生！从九月里就反‘扫荡’，可是我们八路军，是非到十月底不发袜子的。
这时候，正在打仗，哪里去找袜子穿呀？”
“不会买一双？”女孩子低声说。
“哪里去买呀，尽住小村，不过镇店。”我说。
“不会求人做一双？”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做去呀？”
“我给你做。”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你要没有布，我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
她端着菜走了，我在河边上洗了脸。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的鞋子，冻的发黑的脚，一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这水，这沙滩，永远不能分离了。
我洗过脸，回到队上吃了饭，就到女孩子家去。她正在烧火，见了我就说：
“你这人倒实在，叫你来你就来了。”
我既然摸准了她的脾气，只是笑了笑，就走进屋里。屋里蒸汽腾腾，等了一会，我才看见炕上有一个大娘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大伯，围着一盆火坐着。在大娘背后还有一位雪白头发的老大娘。一家人全笑着让我炕上坐。女孩子说：
“明儿别到河里洗脸去了，到我们这里洗吧，多添一瓢水就够了！”
大伯说：
“我们妞儿刚才还笑话你哩！”
白发老大娘瘪着嘴笑着说：
“她不会说话，同志，不要和她一样呀！”
“她很会说话！”我说，“要紧的是她心眼儿好，她看见我光着脚，就心疼我们八路军！”
大娘从炕角里扯出一块白粗布，说：
“这是我们妞儿纺了半年线赚的，给我做了一条棉裤，下剩的说给他爹做双袜子，现在先给你做了穿上吧。”
我连忙说：
“叫大伯穿吧！要不，我就给钱！”
“你又装假了，”女孩子烧着火抬起头来，“你有钱吗？”
大娘说：
“我们这家人，说了就不能改移。过后再叫她纺，给她爹赚袜子穿。早先，我们这里也不会纺线，是今年春天，家里住了一个女同志，教会了她。还说再过来了，还教她织布哩！
你家里的人，会纺线吗？”
“会纺！”我说，“我们那里是穿洋布哩，是机器织纺的。
大娘，等我们打败日本……”
“占了北平，我们就有洋布穿，就一切齐备！”女孩子接下去，笑了。
可巧，这几天情况没有变动，我们也不转移。每天早晨，我就到女孩子家里去洗脸。第二天去，袜子已经剪裁好，第三天去她已经纳底子了，用的是细细的麻线。她说：
“你们那里是用麻用线？”
“用线。”我摸了摸袜底，“在我们那里，鞋底也没有这么厚！”
“这样坚实。”女孩子说，“保你穿三年，能打败日本不？”
“能够。”我说。
第五天，我穿上了新袜子。
和这一家人熟了，就又成了我新的家。这一家人身体都健壮，又好说笑。女孩子的母亲，看起来比女孩子的父亲还要健壮。女孩子的姥姥九十岁了，还那么结实，耳朵也不聋，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不插言，只是微微笑着，她说：她很喜欢听人们说闲话。
女孩子的父亲是个生产的好手，现在地里没活了，他正计划贩红枣到曲阳去卖，问我能不能帮他的忙。部队重视民运工作，上级允许我帮老乡去作运输，每天打早起，我同大伯背上一百多斤红枣，顺着河滩，爬山越岭，送到曲阳去。女孩子早起晚睡给我们做饭，饭食很好，一天，大伯说：
“同志，你知道我是沾你的光吗？”
“怎么沾了我的光？”
“往年，我一个人背枣，我们妞儿是不会给我吃这么好的！”
我笑了。女孩子说：
“沾他什么光，他穿了我们的袜子，就该给我们做活了！”
又说：
“你们跑了快半月，赚了多少钱？”
“你看，她来查账了，”大伯说，“真是，我们也该计算计算了！”他打开放在被垒底下的一个小包袱，“我们这叫包袱账，赚了赔了，反正都在这里面。”
我们一同数了票子，一共赚了五千多块钱，女孩子说：
“够了。”
“够干什么了？”大伯问。
“够给我买张织布机子了！这一趟，你们在曲阳给我买架织布机子回来吧！”
无论姥姥、母亲、父亲和我，都没人反对女孩子这个正义的要求。我们到了曲阳，把枣卖了，就去买了一架机子。大伯不怕多花钱，一定要买一架好的，把全部盈余都用光了。我们分着背了回来，累的浑身流汗。
这一天，这一家人最高兴，也该是女孩子最满意的一天。
这像要了几亩地，买回一头牛；这像制好了结婚前的陪送。
以后，女孩子就学习纺织的全套手艺了：纺，拐，浆，落，经，镶，织。
当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我出发了。从此以后，我走遍山南塞北，那双袜子，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破绽。一九四五年，我们战胜了日本强盗，我从延安回来，在碛口地方，跳到黄河里去洗了一个澡，一时大意，奔腾的黄水，冲走了我的全部衣物，也冲走了那双袜子。黄河的波浪激荡着我关于敌后几年生活的回忆，激荡着我对于那女孩子的纪念。
开国典礼那天，我同大伯一同到百货公司去买布，送他和大娘一人一身蓝士林布，另外，送给女孩子一身红色的。大伯没见过这样鲜艳的红布，对我说：
“多买上几尺，再买点黄色的。”
“干什么用？”我问。
“这里家家门口挂着新旗，咱那山沟里准还没有哩！你给了我一张国旗的样子，一块带回去，叫妞儿给做一个，开会过年的时候，挂起来！”
他说妞儿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还像小时那样，就是喜欢新鲜东西，说什么也要学会。
1949年12月
（选自《孙犁文集》第一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我们是老交情，已经快有十年不见面了。我陪他去参观展览，他对于中纺的织纺，对于那些改良的新农具特别感到兴趣。临走的时候，我一定要送点东西给他，我想买几尺布。
为什么我偏偏想起买布来？因为他身上穿的还是那样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裤褂。这种蓝的颜色，不知道该叫什么蓝，可是它使我想起很多事情，想起在阜平穷山恶水之间度过的三年战斗的岁月，使我记起很多人。这种颜色，我就叫它“阜平蓝”或是“山地蓝”吧。
他这身衣服的颜色，在天津是很显得突出，也觉得土气。
但是在阜平，这样一身衣服，织染既是不容易，穿上也就觉得鲜亮好看了。阜平土地很少，山上都是黑石头，雨水很多很暴，有些泥土就冲到冀中平原上来了——冀中是我的家乡。
阜平的农民没有见过大的地块，他们所有的，只是像炕台那样大，或是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地。在这小小的、不规整的，有时是尖形的，有时是半圆形的，有时是梯形的小块土地上，他们费尽心思，全力经营。他们用石块垒起，用泥土包住，在边沿栽上枣树，在中间种上玉黍。
阜平的天气冷，山地不容易见到太阳。那里不种棉花，我刚到那里的时候，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锤。很多活计用麻代线，连袜底也是用麻纳的。
就是因为袜子，我和这家人认识了，并且成了老交情。那是个冬天，该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我打游击打到了这个小村庄，情况缓和了，部队决定休息两天。
我每天到河边去洗脸，河里结了冰，我登在冰冻的石头上，把冰砸破，浸湿毛巾，等我擦完脸，毛巾也就冻挺了。有一天早晨，刮着冷风，只有一抹阳光，黄黄的落在河对面的山坡上。我又登在那块石头上去，砸开那个冰口，正要洗脸，听见在下水流有人喊：
“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
这声音是那么严厉，我听了很不高兴。这样冷天，我来砸冰洗脸，反倒妨碍了人。心里一时挂火，就也大声说：
“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
我站在上风头，狂风吹送着我的愤怒，我听见洗菜的人也恼了，那人说：
“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
“你怎么骂人？”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也不过十六七岁。风吹红了她的脸，像带霜的柿叶，水冻肿了她的手，像上冻的红萝卜。她穿的衣服很单薄，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
十月严冬的河滩上，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的边沿，在寒风里，她抱着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这该是早饭的食粮。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时心平气和下来。我说：
“我错了，我不洗了，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
她冷冷地望着我，过了一会才说：
“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又叫我站上去洗菜！”
我笑着说：
“你看你这人，我在上水洗，你说下水脏，这么一条大河，哪里就能把我脸上的泥土冲到你的菜上去？现在叫你到上水来，我到下水去，你还说不行，那怎么办哩？”
“怎么办，我还得往上走！”
她说着，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去了。登在一块尖石上，把菜篮浸进水里，把两手插在袄襟底下取暖，望着我笑了。
我哭不的，也笑不的，只好说：
“你真讲卫生呀！”
“我们是真卫生，你们是装卫生！你们尽笑话我们，说我们山沟里的人不讲卫生，住在我们家里，吃了我们的饭，还刷嘴刷牙，我们的菜饭再不干净，难道还会弄脏了你们的嘴？
为什么不连肠子肚子都刷刷干净！”说着就笑的弯下腰去。
我觉得好笑。可也看见，在她笑着的时候，她的整齐的牙齿洁白的放光。
“对，你卫生，我们不卫生。”我说。
“那是假话吗？你们一个饭缸子，也盛饭，也盛菜，也洗脸，也洗脚，也喝水，也尿泡，那是讲卫生吗？”她笑着用两手在冷水里刨抓。
“这是物质条件不好，不是我们愿意不卫生。等我们打败了日本，占了北平，我们就可以吃饭有吃饭的家伙，喝水有喝水的家伙了，我们就可以一切齐备了。”
“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女孩子望着我，“我们的房，叫他们烧过两三回了！”
“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可是不管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总是要打下去，我们不会悲观的。”我这样对她讲，当时觉得这样讲了以后，心里很高兴了。
“光着脚打下去吗？”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
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问：
“你说什么？”
“说什么？”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我问你为什么不穿袜子，脚不冷吗？也是卫生吗？”
“咳！”我也笑了，“这是没有法子么，什么卫生！从九月里就反‘扫荡’，可是我们八路军，是非到十月底不发袜子的。
这时候，正在打仗，哪里去找袜子穿呀？”
“不会买一双？”女孩子低声说。
“哪里去买呀，尽住小村，不过镇店。”我说。
“不会求人做一双？”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做去呀？”
“我给你做。”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你要没有布，我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
她端着菜走了，我在河边上洗了脸。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的鞋子，冻的发黑的脚，一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这水，这沙滩，永远不能分离了。
我洗过脸，回到队上吃了饭，就到女孩子家去。她正在烧火，见了我就说：
“你这人倒实在，叫你来你就来了。”
我既然摸准了她的脾气，只是笑了笑，就走进屋里。屋里蒸汽腾腾，等了一会，我才看见炕上有一个大娘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大伯，围着一盆火坐着。在大娘背后还有一位雪白头发的老大娘。一家人全笑着让我炕上坐。女孩子说：
“明儿别到河里洗脸去了，到我们这里洗吧，多添一瓢水就够了！”
大伯说：
“我们妞儿刚才还笑话你哩！”
白发老大娘瘪着嘴笑着说：
“她不会说话，同志，不要和她一样呀！”
“她很会说话！”我说，“要紧的是她心眼儿好，她看见我光着脚，就心疼我们八路军！”
大娘从炕角里扯出一块白粗布，说：
“这是我们妞儿纺了半年线赚的，给我做了一条棉裤，下剩的说给他爹做双袜子，现在先给你做了穿上吧。”
我连忙说：
“叫大伯穿吧！要不，我就给钱！”
“你又装假了，”女孩子烧着火抬起头来，“你有钱吗？”
大娘说：
“我们这家人，说了就不能改移。过后再叫她纺，给她爹赚袜子穿。早先，我们这里也不会纺线，是今年春天，家里住了一个女同志，教会了她。还说再过来了，还教她织布哩！
你家里的人，会纺线吗？”
“会纺！”我说，“我们那里是穿洋布哩，是机器织纺的。
大娘，等我们打败日本……”
“占了北平，我们就有洋布穿，就一切齐备！”女孩子接下去，笑了。
可巧，这几天情况没有变动，我们也不转移。每天早晨，我就到女孩子家里去洗脸。第二天去，袜子已经剪裁好，第三天去她已经纳底子了，用的是细细的麻线。她说：
“你们那里是用麻用线？”
“用线。”我摸了摸袜底，“在我们那里，鞋底也没有这么厚！”
“这样坚实。”女孩子说，“保你穿三年，能打败日本不？”
“能够。”我说。
第五天，我穿上了新袜子。
和这一家人熟了，就又成了我新的家。这一家人身体都健壮，又好说笑。女孩子的母亲，看起来比女孩子的父亲还要健壮。女孩子的姥姥九十岁了，还那么结实，耳朵也不聋，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不插言，只是微微笑着，她说：她很喜欢听人们说闲话。
女孩子的父亲是个生产的好手，现在地里没活了，他正计划贩红枣到曲阳去卖，问我能不能帮他的忙。部队重视民运工作，上级允许我帮老乡去作运输，每天打早起，我同大伯背上一百多斤红枣，顺着河滩，爬山越岭，送到曲阳去。女孩子早起晚睡给我们做饭，饭食很好，一天，大伯说：
“同志，你知道我是沾你的光吗？”
“怎么沾了我的光？”
“往年，我一个人背枣，我们妞儿是不会给我吃这么好的！”
我笑了。女孩子说：
“沾他什么光，他穿了我们的袜子，就该给我们做活了！”
又说：
“你们跑了快半月，赚了多少钱？”
“你看，她来查账了，”大伯说，“真是，我们也该计算计算了！”他打开放在被垒底下的一个小包袱，“我们这叫包袱账，赚了赔了，反正都在这里面。”
我们一同数了票子，一共赚了五千多块钱，女孩子说：
“够了。”
“够干什么了？”大伯问。
“够给我买张织布机子了！这一趟，你们在曲阳给我买架织布机子回来吧！”
无论姥姥、母亲、父亲和我，都没人反对女孩子这个正义的要求。我们到了曲阳，把枣卖了，就去买了一架机子。大伯不怕多花钱，一定要买一架好的，把全部盈余都用光了。我们分着背了回来，累的浑身流汗。
这一天，这一家人最高兴，也该是女孩子最满意的一天。
这像要了几亩地，买回一头牛；这像制好了结婚前的陪送。
以后，女孩子就学习纺织的全套手艺了：纺，拐，浆，落，经，镶，织。
当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我出发了。从此以后，我走遍山南塞北，那双袜子，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破绽。一九四五年，我们战胜了日本强盗，我从延安回来，在碛口地方，跳到黄河里去洗了一个澡，一时大意，奔腾的黄水，冲走了我的全部衣物，也冲走了那双袜子。黄河的波浪激荡着我关于敌后几年生活的回忆，激荡着我对于那女孩子的纪念。
开国典礼那天，我同大伯一同到百货公司去买布，送他和大娘一人一身蓝士林布，另外，送给女孩子一身红色的。大伯没见过这样鲜艳的红布，对我说：
“多买上几尺，再买点黄色的。”
“干什么用？”我问。
“这里家家门口挂着新旗，咱那山沟里准还没有哩！你给了我一张国旗的样子，一块带回去，叫妞儿给做一个，开会过年的时候，挂起来！”
他说妞儿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还像小时那样，就是喜欢新鲜东西，说什么也要学会。
1949年12月
（选自《孙犁文集》第一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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