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的散文，是人生的诗。
孙犁的散文，以真挚的感情，写他所经历的人和事，他所生长、战斗过的地方，他的喜怒哀乐，他的为人，他的品格。他的散文，带上了明显的自叙传色彩。
孙犁的散文，犹如一幅幅淡淡的水墨画。以朴实平淡的文字，构筑诗情画意，没有浓烈的色彩，没有慷慨激昂的言词，朴实中隐含着炽烈，平淡中流露出深情。
孙犁是用诗情去拥抱人生的，他的散文富有抒情味、人情味；孙犁是用真诚去探索人生的，他的散文是对真善美的探寻和呼唤，反映了作家高尚的艺术情操。
孙犁经历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大变革时代。1913年，孙犁降生在河北省安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此时正值辛亥革命后的第三年，这场推翻封建王朝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北方农村并没有引起多大的震动，这里依然是那样贫困、落后、闭塞。孙犁的母亲前后生过七个孩子，只留下了孙犁这枝独苗。他的父亲，十六岁出外当学徒。后来赚了钱，在家置了地产，逐步走上了小康之路。在闭塞的农村，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孙犁的父母是生性善良、安分勤俭的人。母亲经常教育他：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状。“我一直记着这两句话。自己一生，就是目前，也不能说没有冤苦，但从来没有想到过告状，打官司。”孙犁自小就受到这种价值观念的熏陶。
孙犁的童年，体弱多病。但他仍和其他孩子一样，田里爬，土里滚，挖野菜，捉虫子，天真无忧。尽管生活并不愉快、幸福，但孙犁后来却回忆说：“童年，我在这里，看到了雁群，看到了鹭鸶。看到了对艚大船上的夫妇，看到了纤夫，看到了白帆。他们远来远去，东来西往，给这一带的农民，带来了新鲜奇异的生活感受，彼此共同的辛酸苦辣的生活感受。”生活虽然异常艰辛，但孙犁年幼，正像他后来所说的，“为衣食奔波，而不大感到愁苦只有童年。”所以，童年在孙犁那里，留下的是田园诗式的美好回忆。
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孙犁进入了本村的一所初级小学读书。但最吸引孙犁的，似乎不是学校的功课，而是民间的评书。他常常被吸引去听《呼家将》、《七侠五义》，在评书的引导下，从十岁开始，他阅读《红楼梦》、《水浒传》、《封神演义》、《西游记》。从这些古典文学名著中，他吸收了丰富的文学营养。
念完本村的初级小学，孙犁到父亲经商的安国县城上高级小学。安国古称祁州，是北方有名的药都。在那里，孙犁受到了五四进步思潮的启蒙。《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一大批新杂志，使孙犁眼花缭乱，叶绍钧、许地山、刘大白等的小说和新诗，使他“眼界大开”，也满足着这个农村孩子的强烈的求知欲。
1926年，十三岁的孙犁考入了保定的育德中学。那时，北伐革命的风暴已经震动了这座北方古城。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视野的扩大，孙犁开始朦胧的觉醒。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他开始接触社会科学著作，阅读马列主义书籍，阅读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著作，《独秀文存》、《胡适文存》、鲁迅、周作人的译作，冰心、朱自清、老舍、废名的散文、小说，都是他十分爱读的。文学研究会提倡的“为人生的文学”，给了他巨大的深刻的影响。后来，他就专门阅读左翼作家和苏联作家的作品，鲁迅翻译的法捷耶夫的《毁灭》，在《萌芽》上连载的时候，他就读了。他对十月革命初期的作家聂维洛夫十分喜爱，因为他描写的是农村生活的故事。孙犁后来回忆说：“现在想来，青少年时代，确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时代，那时的感情，确像一江春水，一树桃花，一朵早霞，一声云雀。它的感情是无私的、放射的，是无所不想拥抱，无所不想窥探的。它的胸怀，向一切事物都敞开着，但谁也不知道，是哪一件事物或哪一个人，首先闯进来，与它接触。”正是这样，孙犁阅读了一些出自名家之手的著作，如杨东苑的《中国文化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乃至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杨树达的《词诠》等等。这些著作代表着当时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这种“取法乎上”的选择，对孙犁的成长起到了十分有益的作用。不满二十岁的孙犁，还未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就接触了社会学术的最高水准。他也关注着文艺思潮和有关社会问题的争论。发生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的争论，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和胡秋原、苏汶的争论，孙犁都通过报章杂志及时了解。他曾说，读了这些论战文章之后，他是站在左翼一边的。
必须特别指出的，孙犁在青年时代对鲁迅著作的热爱，可以说已经到了狂热的程度。鲁迅的杂文，他读得很多。在新出版的杂志、报刊上，他可以凭风格认出哪些是鲁迅化名的文章。孙犁不断地、自觉地从鲁迅的文学作品中吸取营养，鲁迅高尚的人格、情操，鲁迅为人生的文学主张，鲁迅的同情弱小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孙犁的思想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茅盾是孙犁中学时代景仰的另一位左翼作家。他选注的《庄子》、他的《蚀》三部曲——《幻灭》、《追求》、《动摇》，以及后来的短篇小说《春蚕》、《林家铺子》，现实主义的巨著《子夜》，孙犁都一一拜读。他十分赞赏茅盾的大手笔，赞赏作家用“社会分析的方法，反映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装书小记》·《孙犁文集》第四卷）。
孙犁后来在总结他在育德中学的读书生活时曾这样说：
“无论是桃花也好，早霞也好，它都要迎接四面八方袭来的风雨。个人的爱好，都要受时代的影响与推动。我初中毕业的那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第二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在这几年中，我们的民族危机，严重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保定地处北方，首先经受时代风云的冲击。报刊杂志、书店陈列的书籍，都反映着这种风云。”
（《与友人论学习古文》·《孙犁文集》第六卷）
孙犁还是初中学生的时候，写过两篇小说，发表在学校的《育德月刊》上。这两篇小说揭露了旧社会旧道德的罪恶，宣扬了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新的道德观念。从中可以看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深深地影响着孙犁这个文学青年，他要以文学为武器，参与变革社会的伟大斗争。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冀中农村出生的孩子，在社会风云的影响下，经过自己的努力，已经具备了深厚的文学修养，树立了正确的文学观念。一旦具有适宜的土壤，这粒文学种子，一定会发育成一棵文学的参天大树。
中学毕业以后，孙犁无钱继续升学。他怀着当作家的愿望，来到北京谋生。他遵照父亲的意见，报考过邮政局的职员，结果未被录取。于是，他在大学听讲，到图书馆看书，给报章杂志投稿，过着十分清苦的流浪生活。后来，托人在市政府工务局谋到了一个书记员的位置，但很快就被挤掉。以后又在一个小学里当事务员。这些仅是他谋生的手段，他的兴趣和爱好完全在文学方面。他阅读左联出版的各种刊物，阅读进步书籍，《文学月报》、《北斗》、《奔流》，他几乎是每期必买的。他就是带着这些杂志上班，晚上又带着这些杂志回到寓所夜读。孙犁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各种艺术都要去接触，饥饿了就掏出剩下的几个铜板，坐在露天的小饭摊上，吃碗适口的杂菜烩饼吧。”“有一阵子，我还好歌曲，因为民族的苦难太沉重了，我们要呼喊。”在北京期间，他写过不少东西，但多数没有被采用，只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首诗和一篇一千五百字的短文，在那首诗里，孙犁揭示了“一部分人正在输血给另一部分人”的严酷事实。这是孙犁在文学事业上跨出的第一步，是他第一次小小的收获。
1936年，芦沟桥事变前一年，孙犁由同学介绍来到安新县同口镇当小学教员。同口是白洋淀的一个大镇。孙犁在这里一面教书，一面继续关心中国新文艺的发展，阅读大量新出版的作品。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者把魔爪很快伸到了孙犁可爱的家乡。孙犁这个一心想当作家的青年，走向了抗日战争的伟大战场。
1938年春，孙犁参加了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的抗日政府。抗战爆发以后，冀中平原沸腾了，人民揭竿而起。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展开敌后武装斗争。孙犁以文学为武器，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斗争。他所做的第一件工作是编写了《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的小册子，指导敌后的抗日宣传工作。接着他又选编了《海燕之歌》，搜集国内外的进步诗歌，汇编出版，激励人们的抗日斗志。他选编了《现实主义文学论》，将他前几年学习的社会科学和革命文学理论整理摘录出版。在《冀中导报》上，孙犁又发表了《鲁迅论》。这样，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通过孙犁得到宣传和发扬。
除了用笔参加战斗，孙犁在冀中根据地还做了一些实际工作。他在深县的抗战学院当教员，主讲抗战文艺，并受院长杨秀峰委托为学院写了校歌。在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日子里，孙犁还带领剧团，串乡演出。不久，他被分配到晋察冀通讯社工作，来到边区机关的所在地阜平，当了记者。阜平山区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山穷水恶，地瘠民贫，常常食不得饱。孙犁后来回忆说：“我们想起来，那在全中国，也算是最穷最苦的地方。好年月，农民也要吃几个月的树叶……但是阜平，在我们这一代，该是不能忘记的了，把它作为摇篮，我们在那里成长。那里的农民，砂石，流水，红枣，哺育了我们。”孙犁还说：“关于晋察冀，我们在那里生活了快要十年。那些我们吃不下饭的时候，送来一碗烂酸菜；在我们病重行走不动的时候，替我们背上了行囊；在战斗的深冬的夜晚，给我们打开门，把热炕让给我们的大伯大娘们，我们都是忘记不了的。”（《吴召儿》·《孙犁文集》第一卷）
在晋察冀，孙犁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可歌可泣，壮丽火热的斗争，成为他创作的取之不尽的源泉。他“写了一些短小的文章，发表在那时在艰难条件下出版的报纸期刊上。
它们都是时代的仓促的记录，有些近于原始材料。有所见闻，有所感触，立刻就发表出来，是璞不是玉。生活就像那时走在崎岖的山路上，随手可以拾到的碎小石块，随便向哪里一碰，都可以迸射出火花来。”（《在阜平——〈白洋淀纪事〉重印散记》）正如孙犁自己所说的，这些作品“有所见于山头，遂构思于涧底，笔录于行军休息之时，成稿于路旁大石之上，文思伴泉水淙淙，主题拟高岩而挺立。”这些作品向人们展示的是他的生活经历，他的所见所闻中人间最善良、最美好的东西。
孙犁的创作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在这五十余年的文字生涯中，他曾停笔达二十年之久。1955年以前，是他创作的前期，文化大革命以后是他创作的后期。前期创作以小说为主，兼及散文，后期则以散文为主。前期的散文大都写他自己的经历，个人的所见、所闻，富有抒情味，后期的散文大都写他对过去的回忆，他的所感、所思，富有哲理。
孙犁前期的散文数量并不多，这一时期留下来的作品，有《识字班》、《投宿》、《游击生活一星期》、《白洋淀边的一次斗争》、《相片》、《天灯》、《张秋阁》、《“帅府”巡礼》、《织席记》、《采蒲台的苇》、《一别十年同口镇》、《王香菊》等三十余篇。孙犁把创作的主要精力放在小说上。不过，孙犁的小说以散文化著称，他早期创作的《白洋淀纪事》中的一些作品，很难以严格的小说与散文的界限加以区分。《一天的工作》、《邢兰》、《新安游记》等不少篇，确是可以作为散文看待的。因为孙犁的散文和小说，在不同中又有着许多相同的地方：写的是冀中平原上的人和事，也是作者亲身经历的人和事，语言朴实、清新，笔端流露出真挚诚恳的感情。
《投宿》写于1941年，叙述作者在一个晚上投宿于一个熟悉的老乡家的情况。文章开头描述了院内树木花草的新鲜气象，接着又对老人的热情和笑语作了渲染。然后，写住进了新媳妇房中的所见所思。这个新房的主人——新婚的丈夫参加了八路军，到前线抗日去了，新媳妇也外出学习去了。在这个“人去物在”的环境中，作者描绘了洞房的布置，描绘了新媳妇的绣花……全篇自始至终没有这一对青年夫妇出场，我们却分明感受到了他们青春的气息，他们那跳动的、火热纯真的心。孙犁没有使用一句激昂慷慨的言辞，但在这些朴实平易的叙述中，透露了边区农民热爱生活、追求美好生活的情形，透出了强烈的时代气息。
写于1947年的《相片》，描写一个远房嫂子叫他代写给前方丈夫的信的事，作者叙述道，乡下妇女给前线丈夫写信，用的是自制的信封和信纸，而这位远房大嫂却又加上了一张小小的、破旧的照片，这张照片是从敌伪时期的“良民证”上撕下来的，相片上的阴影竟是敌人刺刀的投影！作者用大嫂的几句普通的话点明了含意：“叫他看看这个！”，“叫他坚决勇敢地打仗，保护着老百姓，打退蒋介石的进攻，那样受苦受难的日子，再也不要来了！现在自由幸福的日子，永远过下去吧！”短短一千余字的文章，深刻地揭示农民保卫自由和幸福生活的愿望。在另一篇散文《天灯》里，作者写农民立天灯庆贺生活变得富裕。作者也用了农民自己的朴实的语言：
“我们的生活变好了，是靠自己劳动；我们的地收回来了，是靠自己斗争。我们翻身了，应该叫远近的人们知道，我们为什么不立一个天灯？”作者在结尾说：“如果那天灯是穷人翻身的标志，她的话语就是人民胜利的宣言！”这和《相片》的结尾：“如果人类的德性能够比较，我觉得这种崇高的心意，才能和那为人民的战士的英雄气概相当”，如出一辙。孙犁善于将最为普通的事物，以带感情的朴素语言，叙述为一个个小故事，从这些平凡的故事中，让人看到人类最美好的感情。
以小见大，寓伟大于平凡，是孙犁追求的境界。
《织席记》和《采蒲台的苇》是孙犁前期散文的代表性作品。作者为我们提供了白洋淀人民生活的风俗画和风景画。而在这风俗画中又交织着当地人民的生活史、斗争史。《采蒲台的苇》以真诚炽热的感情写苇，并没有用通常的拟人或象征手法，但读者却自然地感到，写苇实际是写人，达到了极佳的艺术效果。
建国以后，孙犁在《天津日报》工作，编辑《文艺周刊》，同时从事创作。除了小说以外，他写了一批反映郊区农民和安国农村的散文，不过，这时期的散文和早期的在风格上没有太大的变化，真正反映他创作成就的是小说《风云初记》和《铁木前传》。
1956年，孙犁大病了一场，这是极度神经衰弱的结果。这位在战争环境中笔耕不辍的作家，几乎无法握笔。于是在医院、疗养院度过了整整十年。接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了，孙犁首当其冲，度过了十年磨难。他几度轻生欲死，但终于熬了过来。
暴风雨过去了。文学艺术的春天来临了。在春光的沐浴下，搁笔了二十年的孙犁，终于重新握笔，写作了大量的散文，以散文家的面貌出现于文坛。他先后出版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等散文集。如果说，青年孙犁的散文曾散发出特有的荷花般清纯而蓬勃的气息，那么晚年孙犁的散文，在经历十年腥风血雨之后，在经历人世沧桑之后，呈现出一种萧萧落木的苍郁清疏。这些散文的篇幅更短小，笔调更简洁，但在平静疏淡的文字背后，是一颗饱受磨难更为澄彻的心灵，是痛定思痛的深沉思考，是大难不死之后的执著与彻悟。同样从一人一事落笔，同样从小中见大，但孙犁后期的散文显然境界更为高远，思索更富哲理。这种转变，唯岁月与苦难，孤独与思索才能够给予。
在“文革”中，孙犁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他被关进牛棚，成了牛鬼蛇神，受到无情的批判。他的共同战斗过的朋友，不少在“文革”中被折磨而死。对这场民族的劫难，孙犁思索着，他感到他有许多话要说。孙犁带着浩劫后个人的痛苦经验，在散文中倾吐自己的感情，创造爱和美的世界。
回忆是孙犁晚年散文创作的重要母题。他沉浸在回忆的世界里，回忆他的童年，回忆童年生活的伙伴，回忆他的亲人，回忆在漫长人生中给他以或甜蜜或苦涩记忆的人或事。一组《乡里旧闻》，是一组水渍斑驳的乡村风俗人物画，是一曲来自记忆深处的童年的歌谣。隔着岁月的迷雾，这些回忆的色彩朦胧而疏淡，又因为有岁月的积淀，对这种回忆的描写才那么既简洁又传神，而且意味隽永。在《度春荒》一文中，在写了家乡父老挖野菜度春荒的艰难情景之后，作者写下了这些流动跳跃、充满生趣的句子：
“在春天，田野里跑着无数的孩子们，是为饥饿驱使，也为新的生机驱使，他们漫天漫野地跑着，寻视着，欢笑并打闹，追赶和竞争。
“春风吹来，大地苏醒，河水解冻，万物孽生，土地是松软的，把孩子们的脚埋进去，他们仍然快乐地跑着，并不感到跋涉。
“清晨，还有露水，还有霜雪，小手冻得通红，但不久，太阳出来，就感到暖和，男孩子们都脱去了上衣。”（《乡里旧闻·度春荒》）
如果说，《乡里旧闻》中，作者向我们描绘了一系列在苦难中挣扎煎熬的人们：气宇轩昂生性高傲而又不得不靠卖房来为自己出殡的凤池叔，孤苦伶仃、专以埋葬早夭的孩子为生的干巴，企图以色相博取一丝幸福而红颜早夭的小杏，早年投身革命但终于坎坷潦倒的老刁……那么在《芸斋梦余》中，更多的则是作者对那坎坷岁月的回忆与思考。仿佛这位经历过战争硝烟洗礼、经历过人生大悲大喜的老人，以一种返朴归真的深沉心境，把目光重新投向身边那些平凡的事物，那些记忆深处偏僻的角落，凝神思索，并从中发现某种朴实而永恒的意蕴。他写花、写果、写河、写自己曾有过的书的梦与画的梦，写钢笔的故事、牲口的故事、报纸的故事，写晚秋的白蜡树、故居的老屋，也写自己的病期经历、亡妻无比珍爱的一块包袱皮。他曾这样描写我们身旁一株普普通通的白菜花心：
“……一过清明节，有些菜头就会膨胀起来，俗话叫做菜怀胎。慢慢把菜帮剥掉，里面就露出一株连在菜根上的嫩黄菜花，顶上已经布满像一堆小米粒的花蕊。把根部铲平，放在水盆里，安置在书案上，是我书房中的一种开春景观。
“菜花，亭亭玉立，明丽自然，淡雅清净。它没有香味，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异味。色彩单调，因此也就没有斑驳。平常得很，就是这种黄色。但普天之下，除去菜花，再也见不到这种黄色了。”（《菜花》，《孙犁文集》续编一）
这毋宁是写他的意趣，他沉静明澈的心境。
然而感情却在岁月的积淀后更为深沉而浓郁，对事业，对朋友，对自己所爱的人：
“……虽然我们结婚很早，但正像古人常说的：相聚之日少，分离之日多；欢乐之时少，而相对愁叹之时多耳。我们的青春，在战争年代中抛掷了。以后，家庭及我，又多遭变故，直至最后她的死亡……过去，青春两地，一别数年，求一梦而不可得。今老年孤处，四壁生寒，却几乎每晚梦见她，想摆脱也做不到。按照迷信的说法，这可能是地下相会之期，已经不远了。……”（《尺泽集·亡人逸事》）
此情此景，令我们想起苏轼那首催人泪下的《江城子》，同样的情愫，同样撼人心魄。
孙犁特别怀念和他一起战斗过的战友。他连续写了《回忆沙可夫同志》、《清明随笔——忆邵子南同志》、《伙伴的回忆》等一系列文章，回忆、悼念了远千里、侯金镜、郭小川、田间、马达、赵树理、丁玲、康濯、万国儒、何其芳、茅盾等，这些怀人之作，写得情真意切，令人不能忘怀：
“现在，不知他魂飞何处，或在丛莽，或在云天，或徘徊冥途，或审视谛听，不会很快就随风流散，无处招唤吧。历史和事实都会证明：这是一个美好的、真诚的、善良的灵魂。他无负于国家民族，也无负于人民大众。”（《晚华集·远的怀念》）
孙犁就这样以他充满真情与道义力量的文字，为一位在文学史上本无赫赫之名的诗人，为自己的朋友远千里，树起了一座碑。
在晚年，孙犁还写了不少读书笔记、序跋、书评、杂感等。其中，《耕堂读书记》记录了作者近年来读书，尤其是读中国古书的心得和思考，旁征博引，贯古通今，颇多发人深省之处。但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在孙犁全部创作中独具特色的，在读者心中堪称一“绝”的《书衣文录》。
孙犁爱书。他的爱书，可以说到了成“癖”成“痴”的地步。青年时代，他用饿着肚皮省下来的几块铜板去买自己喜爱的鲁迅的书；战争年代，他的图书毁于战火，解放后，他又把稿费大都用在了买书上。青年时，书籍是引导他前进的一种力量，十年浩劫中，读书对于他，似乎有了新的意义。他曾写道：“能安身心，其唯书乎！”他的书，数目多而范围广，尤其偏重中国古代文化，经史子集，农桑花卉，皆有涉及。
“文革”中，这些图书或抄或封、离乱失散，有些又失而复得。
在那些漫漫长夜，这位饱经忧患的老人，孤独地坐在灯下，用自己四处搜集的废纸，慢慢地将旧书一一包装修补，并在书皮上，写下自己的所感所思，这，就是《书衣文录》的由来。
《书衣文录》是题识、杂录、随感，也可以说是作者的日记，是作者在辍笔的二十年间，抒发自己对书本、对人生、对友情与爱种种感慨的仅有文字。在这些绝未曾想到要公开发表的文字里，作者倾诉心迹，有时仅寥寥数语，也披肝沥胆，真情毕现：
“昨夜梦见有人登报，关心我和我的工作，感动痛哭，乃醒，眼泪立干。”（《书衣文录·西域之佛教》）
“余即于前夜哭骂出声，昨夜又梦辞职迁居等事。而慷慨助我者，则为千里，千里平头，扬扬如常日。此盖近日感寡助之痛，而使故人出现于梦境也……”（《书衣文录·清稗类钞》）
“……余幸存于九死，徘徊于晚途，一灯之下，对此残编，只觉身游大雾四塞之野，魂飞惊涛骇浪之中。”（《书衣文录·竹人录》）
“……十余年人事沧桑，往事亦多不堪回首。而余尚在人间，并于灯下读书作字，忆及生者逝者，心如木石，不知其所感矣。”（《书衣文录·翁藏宋拓九成宫》）
“今日总理逝世。斯人云亡，邦国殄瘁。
帮我做饭的，为一农村妇女，闻周逝世，抽咽失声。曰：
他是好人。人心如明镜清泉，虽尘积风扰，不可掩也。”
（《书衣文录·湘军记》）
一部《书衣文录》，记录了一颗高尚、善良而又敏感的心灵，在那特殊年代里留下的特殊轨迹。它必将在孙犁的散文创作中，占据独特的地位。
孙犁认为，散文是一种“老年人的文体”，适于抒写自己一生的思想和情感的积淀。他视散文创作为“最大的最有效的消遣”，“常常在感到寂寞、痛苦、空虚的时刻进行创作。我的很多作品，是在春节、假日、深夜写出来的。”正像孙犁自己所说的，“在创作中，我倾吐了心中的郁结，倾注了真诚的感情，说出了真心的话”。
孙犁是真诚的。他说：“过去的事迹，由此而产生的回忆，自责或自负，欢乐或悲哀，是最真实的，最可靠的，最不自欺也不会欺人的”（《陋巷集·后记》）。“我不愿用虚假的感情，去欺骗读者。”（《秀露集·戏的梦》）
孙犁是正直的。他说：“……在历史上，这些作者的遭遇，为什么都如此不幸呢？……思考了很长时间，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由文学事业的特性决定的。……他们是为正义斗争，是为人生斗争。文学是最忌讳说诳话的。文学要反映的是社会现实。文学是要有理想的……”（《文字生涯》）
孙犁是有洁癖的，他从不直接去描写人间的丑恶。他说：
“看到真善美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恶的极致，我不愿意写。这些东西，我体验很深，可以说是镂心刻骨的。可是我不愿意去写这些东西，我也不愿意回忆它们。”（《文学和生活的路》）
孙犁写给我们的散文，是闪耀着真善美光辉的艺术之花。
正如他在谈到安徒生的《丑小鸭》时所说：“它写的是一只小鸭，但几乎包括了宇宙间的真理，充满人生的七情六欲，多弦外之音，能旁敲侧击。尽了艺术家的能事，成为不朽的杰作。何以至此呢？不外真诚善意，明识远见，良知良能，天籁之音！……这是艺术唯一无二的灵魂。”（《秀露集·致铁凝信》）可以说，他的许多散文，无愧于这一评价。
编者
1994年7月 北京
孙犁的散文，以真挚的感情，写他所经历的人和事，他所生长、战斗过的地方，他的喜怒哀乐，他的为人，他的品格。他的散文，带上了明显的自叙传色彩。
孙犁的散文，犹如一幅幅淡淡的水墨画。以朴实平淡的文字，构筑诗情画意，没有浓烈的色彩，没有慷慨激昂的言词，朴实中隐含着炽烈，平淡中流露出深情。
孙犁是用诗情去拥抱人生的，他的散文富有抒情味、人情味；孙犁是用真诚去探索人生的，他的散文是对真善美的探寻和呼唤，反映了作家高尚的艺术情操。
孙犁经历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大变革时代。1913年，孙犁降生在河北省安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此时正值辛亥革命后的第三年，这场推翻封建王朝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北方农村并没有引起多大的震动，这里依然是那样贫困、落后、闭塞。孙犁的母亲前后生过七个孩子，只留下了孙犁这枝独苗。他的父亲，十六岁出外当学徒。后来赚了钱，在家置了地产，逐步走上了小康之路。在闭塞的农村，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孙犁的父母是生性善良、安分勤俭的人。母亲经常教育他：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状。“我一直记着这两句话。自己一生，就是目前，也不能说没有冤苦，但从来没有想到过告状，打官司。”孙犁自小就受到这种价值观念的熏陶。
孙犁的童年，体弱多病。但他仍和其他孩子一样，田里爬，土里滚，挖野菜，捉虫子，天真无忧。尽管生活并不愉快、幸福，但孙犁后来却回忆说：“童年，我在这里，看到了雁群，看到了鹭鸶。看到了对艚大船上的夫妇，看到了纤夫，看到了白帆。他们远来远去，东来西往，给这一带的农民，带来了新鲜奇异的生活感受，彼此共同的辛酸苦辣的生活感受。”生活虽然异常艰辛，但孙犁年幼，正像他后来所说的，“为衣食奔波，而不大感到愁苦只有童年。”所以，童年在孙犁那里，留下的是田园诗式的美好回忆。
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孙犁进入了本村的一所初级小学读书。但最吸引孙犁的，似乎不是学校的功课，而是民间的评书。他常常被吸引去听《呼家将》、《七侠五义》，在评书的引导下，从十岁开始，他阅读《红楼梦》、《水浒传》、《封神演义》、《西游记》。从这些古典文学名著中，他吸收了丰富的文学营养。
念完本村的初级小学，孙犁到父亲经商的安国县城上高级小学。安国古称祁州，是北方有名的药都。在那里，孙犁受到了五四进步思潮的启蒙。《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一大批新杂志，使孙犁眼花缭乱，叶绍钧、许地山、刘大白等的小说和新诗，使他“眼界大开”，也满足着这个农村孩子的强烈的求知欲。
1926年，十三岁的孙犁考入了保定的育德中学。那时，北伐革命的风暴已经震动了这座北方古城。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视野的扩大，孙犁开始朦胧的觉醒。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他开始接触社会科学著作，阅读马列主义书籍，阅读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著作，《独秀文存》、《胡适文存》、鲁迅、周作人的译作，冰心、朱自清、老舍、废名的散文、小说，都是他十分爱读的。文学研究会提倡的“为人生的文学”，给了他巨大的深刻的影响。后来，他就专门阅读左翼作家和苏联作家的作品，鲁迅翻译的法捷耶夫的《毁灭》，在《萌芽》上连载的时候，他就读了。他对十月革命初期的作家聂维洛夫十分喜爱，因为他描写的是农村生活的故事。孙犁后来回忆说：“现在想来，青少年时代，确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时代，那时的感情，确像一江春水，一树桃花，一朵早霞，一声云雀。它的感情是无私的、放射的，是无所不想拥抱，无所不想窥探的。它的胸怀，向一切事物都敞开着，但谁也不知道，是哪一件事物或哪一个人，首先闯进来，与它接触。”正是这样，孙犁阅读了一些出自名家之手的著作，如杨东苑的《中国文化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乃至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杨树达的《词诠》等等。这些著作代表着当时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这种“取法乎上”的选择，对孙犁的成长起到了十分有益的作用。不满二十岁的孙犁，还未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就接触了社会学术的最高水准。他也关注着文艺思潮和有关社会问题的争论。发生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的争论，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和胡秋原、苏汶的争论，孙犁都通过报章杂志及时了解。他曾说，读了这些论战文章之后，他是站在左翼一边的。
必须特别指出的，孙犁在青年时代对鲁迅著作的热爱，可以说已经到了狂热的程度。鲁迅的杂文，他读得很多。在新出版的杂志、报刊上，他可以凭风格认出哪些是鲁迅化名的文章。孙犁不断地、自觉地从鲁迅的文学作品中吸取营养，鲁迅高尚的人格、情操，鲁迅为人生的文学主张，鲁迅的同情弱小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孙犁的思想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茅盾是孙犁中学时代景仰的另一位左翼作家。他选注的《庄子》、他的《蚀》三部曲——《幻灭》、《追求》、《动摇》，以及后来的短篇小说《春蚕》、《林家铺子》，现实主义的巨著《子夜》，孙犁都一一拜读。他十分赞赏茅盾的大手笔，赞赏作家用“社会分析的方法，反映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装书小记》·《孙犁文集》第四卷）。
孙犁后来在总结他在育德中学的读书生活时曾这样说：
“无论是桃花也好，早霞也好，它都要迎接四面八方袭来的风雨。个人的爱好，都要受时代的影响与推动。我初中毕业的那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第二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在这几年中，我们的民族危机，严重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保定地处北方，首先经受时代风云的冲击。报刊杂志、书店陈列的书籍，都反映着这种风云。”
（《与友人论学习古文》·《孙犁文集》第六卷）
孙犁还是初中学生的时候，写过两篇小说，发表在学校的《育德月刊》上。这两篇小说揭露了旧社会旧道德的罪恶，宣扬了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新的道德观念。从中可以看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深深地影响着孙犁这个文学青年，他要以文学为武器，参与变革社会的伟大斗争。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冀中农村出生的孩子，在社会风云的影响下，经过自己的努力，已经具备了深厚的文学修养，树立了正确的文学观念。一旦具有适宜的土壤，这粒文学种子，一定会发育成一棵文学的参天大树。
中学毕业以后，孙犁无钱继续升学。他怀着当作家的愿望，来到北京谋生。他遵照父亲的意见，报考过邮政局的职员，结果未被录取。于是，他在大学听讲，到图书馆看书，给报章杂志投稿，过着十分清苦的流浪生活。后来，托人在市政府工务局谋到了一个书记员的位置，但很快就被挤掉。以后又在一个小学里当事务员。这些仅是他谋生的手段，他的兴趣和爱好完全在文学方面。他阅读左联出版的各种刊物，阅读进步书籍，《文学月报》、《北斗》、《奔流》，他几乎是每期必买的。他就是带着这些杂志上班，晚上又带着这些杂志回到寓所夜读。孙犁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各种艺术都要去接触，饥饿了就掏出剩下的几个铜板，坐在露天的小饭摊上，吃碗适口的杂菜烩饼吧。”“有一阵子，我还好歌曲，因为民族的苦难太沉重了，我们要呼喊。”在北京期间，他写过不少东西，但多数没有被采用，只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首诗和一篇一千五百字的短文，在那首诗里，孙犁揭示了“一部分人正在输血给另一部分人”的严酷事实。这是孙犁在文学事业上跨出的第一步，是他第一次小小的收获。
1936年，芦沟桥事变前一年，孙犁由同学介绍来到安新县同口镇当小学教员。同口是白洋淀的一个大镇。孙犁在这里一面教书，一面继续关心中国新文艺的发展，阅读大量新出版的作品。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者把魔爪很快伸到了孙犁可爱的家乡。孙犁这个一心想当作家的青年，走向了抗日战争的伟大战场。
1938年春，孙犁参加了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的抗日政府。抗战爆发以后，冀中平原沸腾了，人民揭竿而起。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展开敌后武装斗争。孙犁以文学为武器，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斗争。他所做的第一件工作是编写了《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的小册子，指导敌后的抗日宣传工作。接着他又选编了《海燕之歌》，搜集国内外的进步诗歌，汇编出版，激励人们的抗日斗志。他选编了《现实主义文学论》，将他前几年学习的社会科学和革命文学理论整理摘录出版。在《冀中导报》上，孙犁又发表了《鲁迅论》。这样，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通过孙犁得到宣传和发扬。
除了用笔参加战斗，孙犁在冀中根据地还做了一些实际工作。他在深县的抗战学院当教员，主讲抗战文艺，并受院长杨秀峰委托为学院写了校歌。在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日子里，孙犁还带领剧团，串乡演出。不久，他被分配到晋察冀通讯社工作，来到边区机关的所在地阜平，当了记者。阜平山区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山穷水恶，地瘠民贫，常常食不得饱。孙犁后来回忆说：“我们想起来，那在全中国，也算是最穷最苦的地方。好年月，农民也要吃几个月的树叶……但是阜平，在我们这一代，该是不能忘记的了，把它作为摇篮，我们在那里成长。那里的农民，砂石，流水，红枣，哺育了我们。”孙犁还说：“关于晋察冀，我们在那里生活了快要十年。那些我们吃不下饭的时候，送来一碗烂酸菜；在我们病重行走不动的时候，替我们背上了行囊；在战斗的深冬的夜晚，给我们打开门，把热炕让给我们的大伯大娘们，我们都是忘记不了的。”（《吴召儿》·《孙犁文集》第一卷）
在晋察冀，孙犁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可歌可泣，壮丽火热的斗争，成为他创作的取之不尽的源泉。他“写了一些短小的文章，发表在那时在艰难条件下出版的报纸期刊上。
它们都是时代的仓促的记录，有些近于原始材料。有所见闻，有所感触，立刻就发表出来，是璞不是玉。生活就像那时走在崎岖的山路上，随手可以拾到的碎小石块，随便向哪里一碰，都可以迸射出火花来。”（《在阜平——〈白洋淀纪事〉重印散记》）正如孙犁自己所说的，这些作品“有所见于山头，遂构思于涧底，笔录于行军休息之时，成稿于路旁大石之上，文思伴泉水淙淙，主题拟高岩而挺立。”这些作品向人们展示的是他的生活经历，他的所见所闻中人间最善良、最美好的东西。
孙犁的创作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在这五十余年的文字生涯中，他曾停笔达二十年之久。1955年以前，是他创作的前期，文化大革命以后是他创作的后期。前期创作以小说为主，兼及散文，后期则以散文为主。前期的散文大都写他自己的经历，个人的所见、所闻，富有抒情味，后期的散文大都写他对过去的回忆，他的所感、所思，富有哲理。
孙犁前期的散文数量并不多，这一时期留下来的作品，有《识字班》、《投宿》、《游击生活一星期》、《白洋淀边的一次斗争》、《相片》、《天灯》、《张秋阁》、《“帅府”巡礼》、《织席记》、《采蒲台的苇》、《一别十年同口镇》、《王香菊》等三十余篇。孙犁把创作的主要精力放在小说上。不过，孙犁的小说以散文化著称，他早期创作的《白洋淀纪事》中的一些作品，很难以严格的小说与散文的界限加以区分。《一天的工作》、《邢兰》、《新安游记》等不少篇，确是可以作为散文看待的。因为孙犁的散文和小说，在不同中又有着许多相同的地方：写的是冀中平原上的人和事，也是作者亲身经历的人和事，语言朴实、清新，笔端流露出真挚诚恳的感情。
《投宿》写于1941年，叙述作者在一个晚上投宿于一个熟悉的老乡家的情况。文章开头描述了院内树木花草的新鲜气象，接着又对老人的热情和笑语作了渲染。然后，写住进了新媳妇房中的所见所思。这个新房的主人——新婚的丈夫参加了八路军，到前线抗日去了，新媳妇也外出学习去了。在这个“人去物在”的环境中，作者描绘了洞房的布置，描绘了新媳妇的绣花……全篇自始至终没有这一对青年夫妇出场，我们却分明感受到了他们青春的气息，他们那跳动的、火热纯真的心。孙犁没有使用一句激昂慷慨的言辞，但在这些朴实平易的叙述中，透露了边区农民热爱生活、追求美好生活的情形，透出了强烈的时代气息。
写于1947年的《相片》，描写一个远房嫂子叫他代写给前方丈夫的信的事，作者叙述道，乡下妇女给前线丈夫写信，用的是自制的信封和信纸，而这位远房大嫂却又加上了一张小小的、破旧的照片，这张照片是从敌伪时期的“良民证”上撕下来的，相片上的阴影竟是敌人刺刀的投影！作者用大嫂的几句普通的话点明了含意：“叫他看看这个！”，“叫他坚决勇敢地打仗，保护着老百姓，打退蒋介石的进攻，那样受苦受难的日子，再也不要来了！现在自由幸福的日子，永远过下去吧！”短短一千余字的文章，深刻地揭示农民保卫自由和幸福生活的愿望。在另一篇散文《天灯》里，作者写农民立天灯庆贺生活变得富裕。作者也用了农民自己的朴实的语言：
“我们的生活变好了，是靠自己劳动；我们的地收回来了，是靠自己斗争。我们翻身了，应该叫远近的人们知道，我们为什么不立一个天灯？”作者在结尾说：“如果那天灯是穷人翻身的标志，她的话语就是人民胜利的宣言！”这和《相片》的结尾：“如果人类的德性能够比较，我觉得这种崇高的心意，才能和那为人民的战士的英雄气概相当”，如出一辙。孙犁善于将最为普通的事物，以带感情的朴素语言，叙述为一个个小故事，从这些平凡的故事中，让人看到人类最美好的感情。
以小见大，寓伟大于平凡，是孙犁追求的境界。
《织席记》和《采蒲台的苇》是孙犁前期散文的代表性作品。作者为我们提供了白洋淀人民生活的风俗画和风景画。而在这风俗画中又交织着当地人民的生活史、斗争史。《采蒲台的苇》以真诚炽热的感情写苇，并没有用通常的拟人或象征手法，但读者却自然地感到，写苇实际是写人，达到了极佳的艺术效果。
建国以后，孙犁在《天津日报》工作，编辑《文艺周刊》，同时从事创作。除了小说以外，他写了一批反映郊区农民和安国农村的散文，不过，这时期的散文和早期的在风格上没有太大的变化，真正反映他创作成就的是小说《风云初记》和《铁木前传》。
1956年，孙犁大病了一场，这是极度神经衰弱的结果。这位在战争环境中笔耕不辍的作家，几乎无法握笔。于是在医院、疗养院度过了整整十年。接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了，孙犁首当其冲，度过了十年磨难。他几度轻生欲死，但终于熬了过来。
暴风雨过去了。文学艺术的春天来临了。在春光的沐浴下，搁笔了二十年的孙犁，终于重新握笔，写作了大量的散文，以散文家的面貌出现于文坛。他先后出版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等散文集。如果说，青年孙犁的散文曾散发出特有的荷花般清纯而蓬勃的气息，那么晚年孙犁的散文，在经历十年腥风血雨之后，在经历人世沧桑之后，呈现出一种萧萧落木的苍郁清疏。这些散文的篇幅更短小，笔调更简洁，但在平静疏淡的文字背后，是一颗饱受磨难更为澄彻的心灵，是痛定思痛的深沉思考，是大难不死之后的执著与彻悟。同样从一人一事落笔，同样从小中见大，但孙犁后期的散文显然境界更为高远，思索更富哲理。这种转变，唯岁月与苦难，孤独与思索才能够给予。
在“文革”中，孙犁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他被关进牛棚，成了牛鬼蛇神，受到无情的批判。他的共同战斗过的朋友，不少在“文革”中被折磨而死。对这场民族的劫难，孙犁思索着，他感到他有许多话要说。孙犁带着浩劫后个人的痛苦经验，在散文中倾吐自己的感情，创造爱和美的世界。
回忆是孙犁晚年散文创作的重要母题。他沉浸在回忆的世界里，回忆他的童年，回忆童年生活的伙伴，回忆他的亲人，回忆在漫长人生中给他以或甜蜜或苦涩记忆的人或事。一组《乡里旧闻》，是一组水渍斑驳的乡村风俗人物画，是一曲来自记忆深处的童年的歌谣。隔着岁月的迷雾，这些回忆的色彩朦胧而疏淡，又因为有岁月的积淀，对这种回忆的描写才那么既简洁又传神，而且意味隽永。在《度春荒》一文中，在写了家乡父老挖野菜度春荒的艰难情景之后，作者写下了这些流动跳跃、充满生趣的句子：
“在春天，田野里跑着无数的孩子们，是为饥饿驱使，也为新的生机驱使，他们漫天漫野地跑着，寻视着，欢笑并打闹，追赶和竞争。
“春风吹来，大地苏醒，河水解冻，万物孽生，土地是松软的，把孩子们的脚埋进去，他们仍然快乐地跑着，并不感到跋涉。
“清晨，还有露水，还有霜雪，小手冻得通红，但不久，太阳出来，就感到暖和，男孩子们都脱去了上衣。”（《乡里旧闻·度春荒》）
如果说，《乡里旧闻》中，作者向我们描绘了一系列在苦难中挣扎煎熬的人们：气宇轩昂生性高傲而又不得不靠卖房来为自己出殡的凤池叔，孤苦伶仃、专以埋葬早夭的孩子为生的干巴，企图以色相博取一丝幸福而红颜早夭的小杏，早年投身革命但终于坎坷潦倒的老刁……那么在《芸斋梦余》中，更多的则是作者对那坎坷岁月的回忆与思考。仿佛这位经历过战争硝烟洗礼、经历过人生大悲大喜的老人，以一种返朴归真的深沉心境，把目光重新投向身边那些平凡的事物，那些记忆深处偏僻的角落，凝神思索，并从中发现某种朴实而永恒的意蕴。他写花、写果、写河、写自己曾有过的书的梦与画的梦，写钢笔的故事、牲口的故事、报纸的故事，写晚秋的白蜡树、故居的老屋，也写自己的病期经历、亡妻无比珍爱的一块包袱皮。他曾这样描写我们身旁一株普普通通的白菜花心：
“……一过清明节，有些菜头就会膨胀起来，俗话叫做菜怀胎。慢慢把菜帮剥掉，里面就露出一株连在菜根上的嫩黄菜花，顶上已经布满像一堆小米粒的花蕊。把根部铲平，放在水盆里，安置在书案上，是我书房中的一种开春景观。
“菜花，亭亭玉立，明丽自然，淡雅清净。它没有香味，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异味。色彩单调，因此也就没有斑驳。平常得很，就是这种黄色。但普天之下，除去菜花，再也见不到这种黄色了。”（《菜花》，《孙犁文集》续编一）
这毋宁是写他的意趣，他沉静明澈的心境。
然而感情却在岁月的积淀后更为深沉而浓郁，对事业，对朋友，对自己所爱的人：
“……虽然我们结婚很早，但正像古人常说的：相聚之日少，分离之日多；欢乐之时少，而相对愁叹之时多耳。我们的青春，在战争年代中抛掷了。以后，家庭及我，又多遭变故，直至最后她的死亡……过去，青春两地，一别数年，求一梦而不可得。今老年孤处，四壁生寒，却几乎每晚梦见她，想摆脱也做不到。按照迷信的说法，这可能是地下相会之期，已经不远了。……”（《尺泽集·亡人逸事》）
此情此景，令我们想起苏轼那首催人泪下的《江城子》，同样的情愫，同样撼人心魄。
孙犁特别怀念和他一起战斗过的战友。他连续写了《回忆沙可夫同志》、《清明随笔——忆邵子南同志》、《伙伴的回忆》等一系列文章，回忆、悼念了远千里、侯金镜、郭小川、田间、马达、赵树理、丁玲、康濯、万国儒、何其芳、茅盾等，这些怀人之作，写得情真意切，令人不能忘怀：
“现在，不知他魂飞何处，或在丛莽，或在云天，或徘徊冥途，或审视谛听，不会很快就随风流散，无处招唤吧。历史和事实都会证明：这是一个美好的、真诚的、善良的灵魂。他无负于国家民族，也无负于人民大众。”（《晚华集·远的怀念》）
孙犁就这样以他充满真情与道义力量的文字，为一位在文学史上本无赫赫之名的诗人，为自己的朋友远千里，树起了一座碑。
在晚年，孙犁还写了不少读书笔记、序跋、书评、杂感等。其中，《耕堂读书记》记录了作者近年来读书，尤其是读中国古书的心得和思考，旁征博引，贯古通今，颇多发人深省之处。但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在孙犁全部创作中独具特色的，在读者心中堪称一“绝”的《书衣文录》。
孙犁爱书。他的爱书，可以说到了成“癖”成“痴”的地步。青年时代，他用饿着肚皮省下来的几块铜板去买自己喜爱的鲁迅的书；战争年代，他的图书毁于战火，解放后，他又把稿费大都用在了买书上。青年时，书籍是引导他前进的一种力量，十年浩劫中，读书对于他，似乎有了新的意义。他曾写道：“能安身心，其唯书乎！”他的书，数目多而范围广，尤其偏重中国古代文化，经史子集，农桑花卉，皆有涉及。
“文革”中，这些图书或抄或封、离乱失散，有些又失而复得。
在那些漫漫长夜，这位饱经忧患的老人，孤独地坐在灯下，用自己四处搜集的废纸，慢慢地将旧书一一包装修补，并在书皮上，写下自己的所感所思，这，就是《书衣文录》的由来。
《书衣文录》是题识、杂录、随感，也可以说是作者的日记，是作者在辍笔的二十年间，抒发自己对书本、对人生、对友情与爱种种感慨的仅有文字。在这些绝未曾想到要公开发表的文字里，作者倾诉心迹，有时仅寥寥数语，也披肝沥胆，真情毕现：
“昨夜梦见有人登报，关心我和我的工作，感动痛哭，乃醒，眼泪立干。”（《书衣文录·西域之佛教》）
“余即于前夜哭骂出声，昨夜又梦辞职迁居等事。而慷慨助我者，则为千里，千里平头，扬扬如常日。此盖近日感寡助之痛，而使故人出现于梦境也……”（《书衣文录·清稗类钞》）
“……余幸存于九死，徘徊于晚途，一灯之下，对此残编，只觉身游大雾四塞之野，魂飞惊涛骇浪之中。”（《书衣文录·竹人录》）
“……十余年人事沧桑，往事亦多不堪回首。而余尚在人间，并于灯下读书作字，忆及生者逝者，心如木石，不知其所感矣。”（《书衣文录·翁藏宋拓九成宫》）
“今日总理逝世。斯人云亡，邦国殄瘁。
帮我做饭的，为一农村妇女，闻周逝世，抽咽失声。曰：
他是好人。人心如明镜清泉，虽尘积风扰，不可掩也。”
（《书衣文录·湘军记》）
一部《书衣文录》，记录了一颗高尚、善良而又敏感的心灵，在那特殊年代里留下的特殊轨迹。它必将在孙犁的散文创作中，占据独特的地位。
孙犁认为，散文是一种“老年人的文体”，适于抒写自己一生的思想和情感的积淀。他视散文创作为“最大的最有效的消遣”，“常常在感到寂寞、痛苦、空虚的时刻进行创作。我的很多作品，是在春节、假日、深夜写出来的。”正像孙犁自己所说的，“在创作中，我倾吐了心中的郁结，倾注了真诚的感情，说出了真心的话”。
孙犁是真诚的。他说：“过去的事迹，由此而产生的回忆，自责或自负，欢乐或悲哀，是最真实的，最可靠的，最不自欺也不会欺人的”（《陋巷集·后记》）。“我不愿用虚假的感情，去欺骗读者。”（《秀露集·戏的梦》）
孙犁是正直的。他说：“……在历史上，这些作者的遭遇，为什么都如此不幸呢？……思考了很长时间，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由文学事业的特性决定的。……他们是为正义斗争，是为人生斗争。文学是最忌讳说诳话的。文学要反映的是社会现实。文学是要有理想的……”（《文字生涯》）
孙犁是有洁癖的，他从不直接去描写人间的丑恶。他说：
“看到真善美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恶的极致，我不愿意写。这些东西，我体验很深，可以说是镂心刻骨的。可是我不愿意去写这些东西，我也不愿意回忆它们。”（《文学和生活的路》）
孙犁写给我们的散文，是闪耀着真善美光辉的艺术之花。
正如他在谈到安徒生的《丑小鸭》时所说：“它写的是一只小鸭，但几乎包括了宇宙间的真理，充满人生的七情六欲，多弦外之音，能旁敲侧击。尽了艺术家的能事，成为不朽的杰作。何以至此呢？不外真诚善意，明识远见，良知良能，天籁之音！……这是艺术唯一无二的灵魂。”（《秀露集·致铁凝信》）可以说，他的许多散文，无愧于这一评价。
编者
1994年7月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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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每迷还乡路，
愈知晚途念桑梓。
——书衣文录
度春荒
我的家乡，邻近一条大河，树木很少，经常旱涝不收。在我幼年时，每年春季，粮食很缺，普通人家都要吃野菜树叶。
春天，最早出土的，是一种名叫老鸹锦的野菜，孩子们带着一把小刀，提着小篮，成群结队到野外去，寻觅剜取像铜钱大小的这种野菜的幼苗。
这种野菜，回家用开水一泼，搀上糠面蒸食，很有韧性。
与此同时出土的是苣苣菜，就是那种有很白嫩的根，带一点苦味的野菜。但是这种菜，不能当粮食吃。
以后，田野里的生机多了，野菜的品种，也就多了。有黄须菜，有扫帚苗，都可以吃。春天的麦苗，也可以救急，这是要到人家地里去偷来。
到树叶发芽，孩子们就脱光了脚，在手心吐些唾沫，上到树上去。榆叶和榆钱，是最好的菜。柳芽也很好。在大荒之年，我吃过杨花。就是大叶杨春天抽出的那种穗子一样的花。这种东西，是不得已而吃之，并且很费事，要用水浸好几遍，再上锅蒸，味道是很难闻的。
在春天，田野里跑着无数的孩子们，是为饥饿驱使，也为新的生机驱使，他们漫天漫野地跑着，寻视着，欢笑并打闹，追赶和竞争。
春风吹来，大地苏醒，河水解冻，万物孳生，土地是松软的，把孩子们的脚埋进去，他们仍然欢乐地跑着，并不感到跋涉。
清晨，还有露水，还有霜雪，小手冻得通红，但不久，太阳出来，就感到很暖和，男孩子们都脱去了上衣。
为衣食奔波，而不大感到愁苦，只有童年。
我的童年，虽然也常有兵荒马乱，究竟还没有遇见大灾荒，像我后来从历史书上知道的那样。这一带地方，在历史上，特别是新旧五代史上记载，人民的遭遇是异常悲惨的。因为战争，因为异族的侵略，因为灾荒，一连很多年，在书本上写着：人相食；析骨而焚；易子而食。
战争是大灾荒、大瘟疫的根源。饥饿可以使人疯狂，可以使人死亡，可以使人恢复兽性。曾国藩的日记里，有一页记的是太平天国战争时，安徽一带的人肉价目表。我们的民族，经历了比噩梦还可怕的年月！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战养战，三光政策，是很野蛮很残酷的。但是因为共产党记取历史经验，重视农业生产，村里虽然有那么多青年人出去抗日，每年粮食的收成，还是能得到保证。党在这一时期，在农村实行合理负担的政策。地主富农，占有大部分土地，虽然对这种政策，心里有些不满，他们还是积极经营的。抗日期间，我曾住在一家地主家里，他家的大儿子对我说：“你们在前方努力抗日，我们在后方努力碾米。”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我们成功地避免了“大兵之后，必有凶年”的可怕遭遇，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1979年12月
村长
这个村庄本来很小，交通也不方便，离保定一百二十里，离县城十八里。它有一个村长，是一家富农。我不记得这村长是民选的，还是委派的。但他家的正房里，悬挂着本县县长一个奖状，说他对维持地方治安有成绩，用镜框装饰着。平日也看不见他有什么职务，他照样管理农事家务，赶集卖粮食。村里小学他是校董，县里督学来了，中午在他家吃饭。他手下另有一个“地方”，这个职务倒很明显，每逢征收钱粮，由他在街上敲锣呼喊。
这个村长个子很小，脸也很黑，还有些麻子。他的穿著，比较讲究，在冬天，他有一件羊皮袄，在街上走路的时候，他的右手总是提起皮袄右面的开襟地方，步子也迈得细碎些，这样，他以为势派。
他原来和“地方”的老婆姘靠着。“地方”出外很多年，回到家后，村长就给他一面铜锣，派他当了“地方”。
在村子的最东头，有一家人卖油炸馃子，有好几代历史了。这种行业，好像并不成全人，每天天不亮，就站在油锅旁。男人们都得了痨病，很早就死去了。但女人就没事，因此，这一家有好几个寡妇。村长又爱上了其中一个高个子的寡妇，就不大到“地方”家去了。
可是，这个寡妇，在村里还有别的相好，因为村长有钱有势，其他人就不能再登上她家的门边。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国民党政权南逃。这年秋季，地方大乱。一到夜晚，远近枪声如度岁。有绑票的，有自卫的。
一天晚上，村长又到东头寡妇家去，夜深了才出来，寡妇不放心，叫她的儿子送村长回家。走到东街土地庙那里，从庙里出来几个人，用撅枪把村长打死在地，把寡妇的儿子也打死了。寡妇就这一个儿子，还是她丈夫的遗腹子。把他打死，显然是怕他走漏风声。
村长头部中了数弹，但他并没有死，因为撅枪和土造的子弹，都没有准头和力量。第二天早上苏醒了过来。儿子把他送到县城医治枪伤，并指名告了村里和他家有宿怨的几个农民。当时的政权是维持会，土豪劣绅管事，当即把几个农民抓到县里，并带了镣。八路军到了，才释放出来。
村长回到村里，五官破坏，面目全非。深居简出，常常把一柄大铡刀放在门边，以防不测。一九三九年，日本人占据县城，地方又大乱。一个夜晚，村长终于被绑架到村南坟地，割去生殖器，大卸八块。村长之死，从政治上说，是打击封建恶霸势力。这是村庄开展阶级斗争的序幕。
那个寡妇，脸上虽有几点浅白麻子，长得却有几分人才，高高的个儿，可以说是亭亭玉立。后来，村妇救会成立，她是第一任的主任，现在还活着。死去的儿子，也有一个遗腹子，现在也长大成人了。
村长的孙子孙女，也先后参加了八路军，后来都是干部。
1979年12月
凤池叔
凤池叔就住我家的前邻。在我幼年时，他盖了三间新的砖房。他有一个叔父，名叫老亭。在本地有名的联庄会和英法联军交战时，他伤了一只眼，从前线退了下来，小队英国兵追了下来，使全村遭了一场浩劫，有一名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妇女，被鬼子轮奸致死。这位妇女，死后留下了不太好的名声，村中的妇女们说：她本来可以跑出去，可是她想发洋人的财，结果送了命。其实，并不一定是如此的。
老亭受了伤，也没有留下什么英雄的称号，只是从此名字上加了一个字，人们都叫他瞎老亭。
瞎老亭有一处宅院，和凤池叔紧挨着，还有三间土坯北房。他为人很是孤独，从来也不和人们来往。我们住得这样近，我也不记得在幼年时，到他院里玩耍过，更不用说到他的屋子里去了。我对他那三间住房，没有丝毫的印象。
但是，每逢从他那低矮颓破的土院墙旁边走过时，总能看到，他那不小的院子里，原是很吸引儿童们的注意的。他的院里，有几棵红枣树，种着几畦瓜菜，有几只鸡跑着，其中那只大红公鸡，特别雄壮而美丽，不住声趾高气扬地啼叫。
瞎老亭总是一个人坐在他的北屋门口。他呆呆地直直地坐着，坏了的一只眼睛紧紧闭着，面容愁惨，好像总在回忆着什么不愉快的事。这种形态，儿童们一见，总是有点害怕的，不敢去接近他。
我特别记得，他的身旁，有一盆夹竹桃，据说这是他最爱惜的东西。这是稀有植物，整个村庄，就他这院里有一棵，也正因为有这一棵，使我很早就认识了这种花树。
村里的人，也很少有人到他那里去。只有他前邻的一个寡妇，常到他那里，并且半公开的，在夜间和他作伴。
这位老年寡妇，毫不隐讳地对妇女们说：
“神仙还救苦救难哩，我就是这样，才和他好的。”
瞎老亭死了以后，凤池叔以亲侄子的资格，继承了他的财产。拆了那三间土坯北房，又添上些钱，在自己的房基上，盖了三间新的砖房。那时，他的母亲还活着。
凤池叔是独生子，他的父亲是怎样一个人，我完全不记得，可能死得很早。凤池叔长得身材高大，仪表非凡，他总是穿着整整齐齐的长袍，步履庄严地走着。我时常想，如果他的运气好，在军队上混事，一定可以带一旅人或一师人。如果是个演员，扮相一定不亚于武生泰斗杨小楼那样威武。
可是他的命运不济。他一直在外村当长工。行行出状元，他是远近知名的长工：不只力气大，农活精，赶车尤其拿手。
他赶几套的骡马，总是有条不紊，他从来也不像那些粗劣的驭手，随便鸣鞭、吆喝，以至虐待折磨牲畜。他总是若无其事地把鞭子抱在袖筒里，慢条斯理地抽着烟，不动声色，就完成了驾驭的任务。这一点，是很得地主们的赏识的。
但是，他在哪一家也呆不长久，最多二年。这并不是说他犯有那种毛病：一年勤，二年懒，三年就把当家的管。主要是他太傲慢，从不低声下气。另外，车马不讲究他不干，哪一个牲口不出色，不依他换掉，他也不干。另外，活当然干得出色，但也只是大秋大麦之时，其余时间，他好参与赌博，交结妇女。
因此，他常常失业家居。有一年冬天，他在家里闲着，年景又不好，村里的人都知道他没有吃的了，有些本院的长辈，出于怜悯，问他：
“凤池，你吃过饭了吗？”
“吃了！”他大声地回答。
“吃的什么？”
“吃的饺子！”
他从来也不向别人乞求一口饭，并绝对不露出挨饥受饿的样子，也从不偷盗，穿著也从不减退。
到过他的房间的人，知道他是家徒四壁，什么东西也卖光了的。
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女的，藏在他的屋里，最初谁也不知道。一天夜间，这个妇女的本夫带领一些乡人，找到这里，破门而入。凤池叔从炕上跃起，用顶门大棍，把那个本夫，打了个头破血流，一群人慑于威势，大败而归，沿途留下了不少血迹。那个妇女也呆不住，从此不知下落。
凤池叔不久就卖掉了他那三间北房。土改时，贫民团又把这房分给了他。在他死以前，他又把它卖掉了，才为自己出了一个体面的、虽属光棍但谁都乐于帮忙的殡，了此一生。
1979年12月
干巴
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干巴要算是最穷最苦的人了。他的老婆，前几年，因为产后没吃的死去了，留下了一个小孩。
最初，人们都说是个女孩，并说她命硬，一下生就把母亲克死了。过了两三年，干巴对人们说，他的孩子不是女孩，是个男孩，并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小变儿。
干巴好不容易按照男孩子把他养大，这孩子也渐渐能帮助父亲做些事情了。他长得矮弱瘦小，可也能背上一个小筐，到野地里去拾些柴禾和庄稼了。其实，他应该和女孩子们一块去玩耍、工作。他在各方面，都更像一个女孩子。但是，干巴一定叫他到男孩子群里去。男孩子是很淘气的，他们常常跟小变儿起哄，欺侮他：
“来，小变儿，叫我们看看，又变了没有？”
有时就把这孩子逗哭了。这样，他的性情、脾气，在很小的时候，就发生了变态：孤僻，易怒。他总是一个人去玩，到其他孩子不乐意去的地方拾柴、拣庄稼。
这个村庄，每年夏天，好发大水，水撤了，村边一些沟里、坑里，水还满满的。每天中午，孩子们好聚到那里凫水，那是非常高兴和热闹的场面。
每逢小变儿走近那些沟坑，在其中游泳的孩子们，就喊：
“小变儿，脱了裤子下水吧！来，你不敢脱裤子！”
小变儿就默默地离开了那里。但天气实在热，他也实在愿意到水里去洗洗玩玩。有一天，人们都回家吃午饭了，他走到很少有人去的村东窑坑那里，看看四处没有人，脱了衣服跳进去。这个坑的水很深，一下就灭了顶，他喊叫了两声，没有人听见，这个孩子就淹死了。
这样，干巴就剩下孤身一人，没有了儿子。
他现在什么也没有了，他没有田地，也可以说没有房屋，他那间小屋，是很难叫做房屋的。他怎样生活？他有什么职业呢？
冬天，他就卖豆腐，在农村，这几乎可以不要什么本钱。
秋天，他到地里拾些黑豆、黄豆，即使他在地头地脑偷一些，人们都知道他寒苦，也都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忍去说他。
他把这些豆子，做成豆腐，每天早晨挑到街上，敲着梆子，顾客都是拿豆子来换，很快就卖光了。自己吃些豆腐渣，这个冬天，也就过去了。
在村里，他还从事一种副业，也可以说是业余的工作。那时代，农村的小孩子，死亡率很高。有的人家，连生五、六个，一个也养不活。不用说那些大病症，比如说天花、麻疹、伤寒，可以死人；就是这些病症，比如抽风、盲肠炎、痢疾、百日咳，小孩子得上了，也难逃个活命。
母亲们看着孩子死去了，掉下两点眼泪，就去找干巴，叫他帮忙把孩子埋了去。干巴赶紧放下活计，背上铁铲，来到这家，用一片破炕席或一个破席锅盖，把孩子裹好，挟在腋下，安慰母亲一句：
“他婶子，不要难过。我把他埋得深深的，你放心吧！”
就走到村外去了。
其实，在那些年月，母亲们对死去一个不成年的孩子，也不很伤心，视若平常。因为她们在生活上遇到的苦难太多，孩子们累得她们也够受了。
事情完毕，她们就给干巴送些粮食或破烂衣服去，酬谢他的帮忙。
这种工作，一直到干巴离开人间，成了他的专利。
1979年12月
木匠的女儿
这个小村庄的主要街道，应该说是那条东西街，其实也不到半里长。街的两头，房舍比较整齐，人家过的比较富裕，接连几户都是大梢门。
进善家的梢门里，分为东西两户，原是兄弟分家，看来过去的日子，是相当势派的，现在却都有些没落了。进善的哥哥，幼年时念了几年书，学得文不成武不就，种庄稼不行，只是练就一笔好字，村里有什么文书上的事，都是求他。也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不过红事喜帖，白事丧榜之类。进善幼年就赶上日子走下坡路，因此学了木匠，在农村，这一行业也算是高等的，仅次于读书经商。
他是在束鹿旧城学的徒。那里的木匠铺，是远近几个县都知名的，专做嫁妆活。凡是地主家聘姑娘，都先派人丈量男家居室，陪送木器家具。只有内间的叫做半套；里外两间都有的，叫做全套。原料都是杨木，外加大漆。
学成以后，进善结了婚，就回家过日子来了。附近村庄人家有些零星木活，比如修整梁木，打做门窗，成全棺材，就请他去做，除去工钱，饭食都是好的，每顿有两盘菜，中午一顿还有酒喝。闲时还种几亩田地，不误农活。
可是，当他有了一儿一女以后，他的老婆因为过于劳累，得肺病死去了。当时两个孩子还小，请他家的大娘带着，过不了几年，这位大娘也得了肺病，死去了。进善就得自己带着两个孩子，这样一来，原来很是精神利索的进善，就一下变得愁眉不展，外出做活也不方便，日子也就越来越困难了。
女儿是头大的，名叫小杏。当她还不到十岁，就帮着父亲做事了，十四五岁的时候，已经出息得像个大人。长得很俊俏，眉眼特别秀丽，有时在梢门口大街上一站，身边不管有多少和她年岁相仿的女孩儿们，她的身条容色，都是特别引人注目的。
贫苦无依的生活，在旧社会，只能给女孩子带来不幸。越长的好，其不幸的可能就越多。她们那幼小的心灵，先是向命运之神应战，但多数终归屈服于它。在绝望之余，她从一面小破镜中，看到了自己的容色，她现在能够仰仗的只有自己的青春。
她希望能找到一门好些的婆家，但等她十七岁结了婚，不只丈夫不能叫她满意，那位刁钻古怪的婆婆，也实在不能令人忍受。她上过一次吊，被人救了下来，就长年住在父亲家里。
虽然这是一个不到一百户的小村庄，但它也是一个社会。
它有贫穷富贵，有尊荣耻辱，有士农工商，有兴亡成败。
进善常去给富裕人家做活，因此结识了那些人家的游手好闲的子弟。其中有一家在村北头开油坊的少掌柜，他常到进善家来，有时在夜晚带一瓶子酒和一只烧鸡，两个人喝着酒，他撕一些鸡肉叫小杏吃。不久，就和小杏好起来。赶集上庙，两个人约好在背静地方相会，少掌柜给她买个烧饼裹肉，或是买两双袜子送给她。虽说是少女的纯洁，虽说是廉价的爱情，这里面也有倾心相与，也有引诱抗拒，也有风花雪月，也有海誓山盟。
女人一旦得到依靠男人的体验，胆子就越来越大，羞耻就越来越少。就越想去依靠那钱多的，势力大的，这叫做一步步往上依靠，灵魂一步步往下堕落。
她家对门有一位在县里当教育局长的，她和他靠上了，局长回家，就住在她家里。
一九三七年，这一带的国民党政府逃往南方，局长也跟着走了。成立了抗日县政府，组织了抗日游击队。抗日县长常到这村里来，有时就在进善家吃饭住宿。日子长了，和这一家人都熟识了，小杏又和这位县长靠上，她的弟弟给县长当了通讯员，背上了盒子枪。
一九三八年冬天，日本人占据了县城。屯集在河南省的国民党军队张荫梧部，正在实行曲线救国，配合日军，企图消灭八路军。那位局长，跟随张荫梧多年了，有一天，又突然回到了村里。他回到村庄不多几天，县城的日军和伪军，“扫荡”了这个村庄，把全村的男女老少集合到大街上，在街头一棵槐树上，烧死了抗日村长。日本人在各家搜索时，在进善的女儿房中，搜出一件农村少有的雨衣，就吊打小杏，小杏说出是那位局长穿的，日本人就不再追究，回县城去了。日本人走时，是在黄昏，人们惶惶不安地刚吃过晚饭，就听见街上又响起枪来。随后，在村东野外的高沙岗上，传来了局长呼救的声音。好像他被绑了票，要乡亲们快凑钱搭救他。深夜，那声音非常凄厉。这时，街上有几个人影，打着灯笼，挨家挨户借钱，家家都早已插门闭户了。交了钱，并没得买下局长的命，他被枪毙在高岗之上。
有人说，日本这次“扫荡”，是他勾引来的，他的死刑是“老八”执行的。他一回村，游击组就向上级报告了。可是，如果他不是迷恋小杏，早走一天，可能就没事……
日本人四处安插据点，在离这个村庄三里地的子文镇，盖了一个炮楼，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我们的主力西撤了。汉奸活跃起来，抗日政权转入地下，抗日县长，只能在夜间转移。抗日干部被捕的很多，有的叛变了。有人在夜里到小杏家，找县长，并向他劝降。这位不到二十岁的县长，本来是个绔绔子弟，经不起考验，但他不愿明目张胆地投降日本，通过亲戚朋友，到敌占区北平躲身子去了。
小杏的弟弟，经过一些坏人的引诱怂恿，带着县长的两支枪，投降了附近的炮楼，当了一名伪军。他是个小孩子，每天在炮楼下站岗，附近三乡五里，都认识他，他却坏下去的很快，敲诈勒索，以至奸污妇女。他那好吃懒做的大伯，也仗着侄儿的势力，在村中不安分起来。在一九四三年以后，根据地形势稍有转机时，八路军夜晚把他掏了出来，枪毙示众。
小杏在二十几岁上，经历了这些生活感情上的走马灯似的动乱、打击，得了她母亲那样致命的疾病，不久就死了。她是这个小小村庄的一代风流人物。在烽烟炮火的激荡中，她几乎还没有来得及觉醒，她的花容月貌，就悄然消失，不会有人再想到她。
进善也很快就老了。但他是个乐天派，并没有倒下去。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县里要为死难的抗日军民，兴建一座纪念塔，在四乡搜罗能工巧匠。虽然他是汉奸家属，但本人并无罪行。村里推荐了他，他很高兴地接受了雕刻塔上飞檐门窗的任务。这些都是木工细活，附近各县，能有这种手艺的人，已经很稀少了。塔建成以后，前来游览的人，无不对他的工艺啧啧称赞。
工作之暇，他也去看了看石匠们，他们正在叮叮当当，在大石碑上，镌刻那些抗日烈士的不朽芳名。
回到家来，他孤独一人，不久就得了病，但人们还常见他拄着一根木棍出来，和人们说话。不久，村里进行土地改革，他过去相好那些人，都被划成地主或富农，他也不好再去找他们。又过了两年，才死去了。
1980年9月21日晨
老刁
老刁，河北深县人，他从小在外祖父家长大，外祖父家是安平县。他在保定育德中学读书时，就把安平人引为同乡，我比他低两年级，他对幼小同乡，尤其热情。他有一条腿不大得劲，长得又苍老，那时人们就都叫他老刁。
他在育德中学的师范班毕业以后，曾到安新冯村，教过一年书，后来到北平西郊的黑龙潭小学教书。那时我正在北平失业，曾抱着一本新出版的《死魂灵》，到他那里住了两天。
有一年暑假，我们为了找职业都住在保定母校的招待楼里，那是一座碉堡式的小楼。有一天，他同另一位同学出去，回来时，非常张惶，说是看见某某同学被人捕去了。那时捕去的学生，都是共产党。
过了几年，爆发了抗日战争。一九三九年春天，我同陈肇同志，要过路西去，在安平县西南地区，遇到了他。当听说他是安平县的“特委”时，我很惊异。我以为他还在北平西郊教书，他怎么一下子弄到这么显赫的头衔。那时我还不是党员，当然不便细问。因为过路就是山地，我同老陈把我们骑来的自行车交给他，他给了我们一人五元钱，可见他当时经济上的困难。
那一次，我只记得他说了一句：
“游击队正在审人打人，我在那里坐不住。”
敌人占了县城，我想可能审讯的是汉奸嫌疑犯吧。
一九四一年，我从山地回到冀中。第二年春季，我又要过路西去，在七地委的招待所，见到了他。当时他好像很不得意，在我的住处坐了一会儿就走了。这也使我很惊异，怎么他一下又变得这么消沉？
一九四六年夏天，抗日战争早已结束，我住在河间临街的一间大梢门洞里。有一天下午，我正在街上闲立着，从西面来了一辆大车，后面跟着一个人，脚一拐一拐的，一看正是老刁。我把他拦请到我的床位上，请他休息一下。记得他对我说，要找一个人，给他写个历史证明材料。他问我知道不知道安志诚先生的地址，安先生原是我们在中学时的图书馆管理员。我说，我也不知道他的住处，他就又赶路去了，我好像也忘记问他，是要到哪里去？看样子，他在一直受审查吗？
又一次我回家，他也从深县老家来看我，我正想要和他谈谈，正赶上我母亲那天叫磨扇压了手，一家不安，他匆匆吃过午饭就告辞了。我往南送他二三里路，他的情绪似乎比上两次好了一些。他说县里可能分配他工作。后来听说，他在县公安局三股工作，我不知道公安局的分工细则，后来也一直没有见过他。没过两年，就听说他去世了。也不过四十来岁吧。
我的老伴对我说过，抗日战争时期，我不在家，有一天老刁到村里来了，到我家看了看，并对村干部们说，应该对我的家庭，有些照顾。他带着一个年轻女秘书，老刁在炕上休息，头枕在女秘书的大腿上。老伴说完笑了笑。一九四八年，我到深县县委宣传部工作。县里开会时，我曾托区干部，对老刁的家庭，照看一下。我还曾路过他的村庄，到他家里去过一趟。院子里空荡荡的，好像并没有找到什么人。
事隔多年，我也行将就木，觉得老刁是个同学又是朋友，常常想起他来，但对他参加革命的前前后后，总是不大清楚，像一个谜一样。
1980年9月21日晚
菜虎
东头有一个老汉，个儿不高，膀乍腰圆，卖菜为生。人们都叫他菜虎，真名字倒被人忘记了。这个虎字，并没有什么恶意，不过是说他以菜为衣食之道罢了。他从小就干这一行，头一天推车到滹沱河北种菜园的村庄趸菜，第二天一早，又推上车子到南边的集市上去卖。因为南边都是旱地种大田，青菜很缺。
那时用的都是独木轮高脊手推车，车两旁捆上菜，青枝绿叶，远远望去，就像一个活的菜畦。
一车水菜分量很重，天暖季节他总是脱掉上衣，露着油黑的身子，把绊带套在肩上。遇见沙土道路或是上坡，他两条腿叉开，弓着身子，用全力往前推，立时就是一身汗水。但如果前面是硬整的平路，他推得就很轻松愉快了，空行的人没法赶过他去。也不知道他怎么弄的，那车子发出连续的有节奏的悠扬悦耳的声音，——吱扭——吱扭——吱扭扭——
吱扭扭。他的臀部也左右有节奏地摆动着。这种手推车的歌，在我幼年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田野里的音乐，是道路上的歌，是充满希望的歌。有时这种声音，从几里地以外就能听到。他的老伴，坐在家里，这种声音从离村很远的路上传来。有人说，菜虎一过河，离家还有八里路，他的老伴就能听见他推车的声音，下炕给他做饭，等他到家，饭也就熟了。在黄昏炊烟四起的时候，人们一听到这声音，就说：“菜虎回来了。”
有一年七月，滹沱河决口，这一带发了一场空前的洪水，庄稼全都完了，就是半生半熟的高粱，也都冲倒在地里，被泥水浸泡着。直到九、十月间，已经下过霜，地里的水还没有撤完，什么晚庄稼也种不上，种冬麦都有困难。这一年的秋天，颗粒不收，人们开始吃村边树上的残叶，剥下榆树的皮，到泥里水里捞泥高粱穗来充饥，有很多小孩到撤过水的地方去挖地梨，还挖一种泥块，叫做“胶泥沉儿”，是比胶泥硬，颜色较白的小东西，放在嘴里吃。这原是营养植物的，现在用来营养人。
人们很快就干黄干瘦了，年老有病的不断死亡，也买不到棺木，都用席子裹起来，找干地方暂时埋葬。
那年我七岁，刚上小学，小学也因为水灾放假了，我也整天和孩子们到野地里去捞小鱼小虾，捕捉蚂蚱、蝉和它的原虫，寻找野菜，寻找所有绿色的、可以吃的东西。常在一起的，就有菜虎家的一个小闺女，叫做盼儿的。因为她母亲有痨病，长年喘嗽，这个小姑娘长得很瘦小，可是她很能干活，手脚利索，眼快；在这种生活竞争的场所，她常常大显身手，得到较多较大的收获，这样就会有争夺，比如一个蚂蚱、一棵野菜，是谁先看见的。
孩子们不懂事，有时问她：
“你爹叫菜虎，你们家还没有菜吃？还挖野菜？”
她手脚不停地挖着土地，回答：
“你看这道儿，能走人吗？更不用说推车了，到哪里去趸菜呀？一家人都快饿死了！”
孩子们听了，一下子就感到确实饿极了，都一屁股坐在泥地上，不说话了。
忽然在远处高坡上，出现了几个外国人，有男有女，男的穿着中国式的长袍马褂，留着大胡子，女的穿着裙子，披着金黄色的长发。
“鬼子来了。”孩子们站起来。
作为庚子年这一带义和团抗击洋人失败的报偿，外国人在往南八里地的义里村，建立了一座教堂，但这个村庄没有一家在教。现在这些洋人是来视察水灾的。他们走了以后，不久在义里村就设立了一座粥厂。村里就有不少人到那里去喝粥了。
又过了不久，传说菜虎一家在了教。又有一天，母亲回到家来对我说：
“菜虎家把闺女送给了教堂，立时换上了洋布衣裳，也不愁饿死了。”
我当时听了很难过，问母亲：
“还能回来吗？”
“人家说，就要带到天津去呢，长大了也可以回家。”母亲回答。
可是直到我离开家乡，也没见这个小姑娘回来过。我也不知道外国人一共收了多少小姑娘，但我们这个村庄确实就只有她一个人。
菜虎和他多病的老伴早死了。
现在农村已经看不到菜虎用的那种小车，当然也就听不到它那种特有的悠扬悦耳的声音了。现在的手推车都换成了胶皮轱辘，推动起来，是没有多少声音的。
1980年9月29日晨
光棍
幼年时，就听说大城市多产青皮、混混儿，斗狠不怕死，在茫茫人海中成为谋取生活的一种道路。但进城后，因为革命声势，此辈已销声敛迹，不能见其在大庭广众之中，行施其伎俩。十年动乱之期，流氓行为普及里巷，然已经“发迹变态”，似乎与前所谓混混儿者，性质已有悬殊。
其实，就是在乡下，也有这种人物的。十里之乡，必有仁义，也必有歹徒。乡下的混混儿，名叫光棍。一般的，这类人幼小失去父母，家境贫寒，但长大了，有些聪明，不甘心受苦。他们先从赌博开始，从本村赌到外村，再赌到集市庙会。他们能在大戏台下，万人围聚之中，吆三喝四，从容不迫，旁若无人，有多大的输赢，也面不改色。当在赌场略略站住脚步，就能与官面上勾结，也可能当上一名巡警或是衙役。从此就可以包办赌局，或窝藏娼妓。这是顺利的一途。
其在赌场失败者，则可以下关东，走上海，甚至报名当兵，在外乡流落若干年，再回到乡下来。
我的一个远房堂兄，幼年随人到了上海，做织布徒工。失业后，没有饭吃，他趸了几个西瓜到街上去卖，和人争执起来，他手起刀落，把人家头皮砍破，被关押了一个月。出来后，在上海青红帮内，也就有了小小的名气。但他究竟是一个农民，家里还有一点点恒产，不到中年就回家种地，也娶妻生子，在村里很是安分。这是偶一尝试，又返回正道的一例，自然和他的祖祖辈辈的“门风”有关。
在大街当中，有一个光棍名叫老索，他中年时官至县城的巡警，不久废职家居，养了一笼画眉。这种鸟儿，在乡下常常和光棍作伴，可能它那种霸气劲儿，正是主人行动的陪衬。
老索并不鱼肉乡里，也没人去招惹他。光棍一般的并不在本村为非作歹，因为欺压乡邻，将被人瞧不起，已经够不上光棍的称号。但是，到外村去闯光棍，也不是那么容易。相隔一里地的小村庄，有一个姓曹的光棍，老索和他有些输赢账。有一天，老索喝醉了，拿了一把捅猪的长刀，找到姓曹的门上。声言：“你不还账，我就捅了你。”姓曹的听说，立时把上衣一脱，拍着肚脐说：“来，照这个地方。”老索往后退了一步，说：“要不然，你就捅了我。”姓曹的二话不说，夺过他的刀来就要下手。老索转身往自己村里跑，姓曹的一直追到他家门口。乡亲拦住，才算完事。从这一次，老索的光棍，就算“栽了”。
他雄心不死，他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他生了三个儿子，起名虎、豹、熊。姓曹的光棍穷得娶不上妻子，老索希望他的儿子能重新建立他失去的威名。
三儿子很早就得天花死去了，少了一个熊。大儿子到了二十岁，娶了一门童养媳，二儿子长大了，和嫂子不清不楚。
有一天，弟兄两个打起架来，哥哥拿着一根粗大杠，弟弟用一把小鱼刀，把哥哥刺死在街上。在乡下，一时传言，豹吃了虎。村里怕事，仓促出了殡，民不告，官不究，弟弟到关东去躲了二年，赶上抗日战争，才回到村来。他真正成了一条光棍。那时村里正在成立农会，声势很大，村两头闹派性，他站在西头一派，有一天，在大街之上，把新任的农会主任，撞倒在地。在当时，这一举动，完全可以说成是长地富的威风，但一查他的三代，都是贫农，就对他无可奈何。我们有很长时期，是以阶级斗争代替法律的。他和嫂嫂同居，一直到得病死去。他嫂子现在还活着，有一年我回家，清晨路过她家的小院，看见她开门出来，风姿虽不及当年，并不见有什么愁苦。
这也是一种门风，老索有一个堂房兄弟名叫五湖。我幼年时，他在街上开小面铺，兼卖开水。他用竹簪把头发盘在头顶上，就像道士一样。他养着一匹小毛驴，就像大个山羊那么高，但鞍镫铃铛齐全，打扮得很是漂亮。我到外地求学，曾多次向他借驴骑用。
面铺的后边屋子里，住着他的寡嫂。那是一位从来也不到屋子外面的女人，她的房间里，一点光线也没有。她信佛，挂着红布围裙的迎门桌上，长年香火不断。这可能是避人耳目，也可能是忏悔吧。
据老年人说，当年五湖也是因为这个女人把哥哥打死的，也是到关东躲了几年，小毛驴就是从那里骑回来的。五湖并不像是光棍，他一本正经，神态岸然，倒像经过修真养性的人。乡人尝谓：如果当时有人告状，五湖受到法律制裁，就不会再有虎豹间的悲剧。
1980年10月5日
梦中每迷还乡路，
愈知晚途念桑梓。
——书衣文录
度春荒
我的家乡，邻近一条大河，树木很少，经常旱涝不收。在我幼年时，每年春季，粮食很缺，普通人家都要吃野菜树叶。
春天，最早出土的，是一种名叫老鸹锦的野菜，孩子们带着一把小刀，提着小篮，成群结队到野外去，寻觅剜取像铜钱大小的这种野菜的幼苗。
这种野菜，回家用开水一泼，搀上糠面蒸食，很有韧性。
与此同时出土的是苣苣菜，就是那种有很白嫩的根，带一点苦味的野菜。但是这种菜，不能当粮食吃。
以后，田野里的生机多了，野菜的品种，也就多了。有黄须菜，有扫帚苗，都可以吃。春天的麦苗，也可以救急，这是要到人家地里去偷来。
到树叶发芽，孩子们就脱光了脚，在手心吐些唾沫，上到树上去。榆叶和榆钱，是最好的菜。柳芽也很好。在大荒之年，我吃过杨花。就是大叶杨春天抽出的那种穗子一样的花。这种东西，是不得已而吃之，并且很费事，要用水浸好几遍，再上锅蒸，味道是很难闻的。
在春天，田野里跑着无数的孩子们，是为饥饿驱使，也为新的生机驱使，他们漫天漫野地跑着，寻视着，欢笑并打闹，追赶和竞争。
春风吹来，大地苏醒，河水解冻，万物孳生，土地是松软的，把孩子们的脚埋进去，他们仍然欢乐地跑着，并不感到跋涉。
清晨，还有露水，还有霜雪，小手冻得通红，但不久，太阳出来，就感到很暖和，男孩子们都脱去了上衣。
为衣食奔波，而不大感到愁苦，只有童年。
我的童年，虽然也常有兵荒马乱，究竟还没有遇见大灾荒，像我后来从历史书上知道的那样。这一带地方，在历史上，特别是新旧五代史上记载，人民的遭遇是异常悲惨的。因为战争，因为异族的侵略，因为灾荒，一连很多年，在书本上写着：人相食；析骨而焚；易子而食。
战争是大灾荒、大瘟疫的根源。饥饿可以使人疯狂，可以使人死亡，可以使人恢复兽性。曾国藩的日记里，有一页记的是太平天国战争时，安徽一带的人肉价目表。我们的民族，经历了比噩梦还可怕的年月！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战养战，三光政策，是很野蛮很残酷的。但是因为共产党记取历史经验，重视农业生产，村里虽然有那么多青年人出去抗日，每年粮食的收成，还是能得到保证。党在这一时期，在农村实行合理负担的政策。地主富农，占有大部分土地，虽然对这种政策，心里有些不满，他们还是积极经营的。抗日期间，我曾住在一家地主家里，他家的大儿子对我说：“你们在前方努力抗日，我们在后方努力碾米。”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我们成功地避免了“大兵之后，必有凶年”的可怕遭遇，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1979年12月
村长
这个村庄本来很小，交通也不方便，离保定一百二十里，离县城十八里。它有一个村长，是一家富农。我不记得这村长是民选的，还是委派的。但他家的正房里，悬挂着本县县长一个奖状，说他对维持地方治安有成绩，用镜框装饰着。平日也看不见他有什么职务，他照样管理农事家务，赶集卖粮食。村里小学他是校董，县里督学来了，中午在他家吃饭。他手下另有一个“地方”，这个职务倒很明显，每逢征收钱粮，由他在街上敲锣呼喊。
这个村长个子很小，脸也很黑，还有些麻子。他的穿著，比较讲究，在冬天，他有一件羊皮袄，在街上走路的时候，他的右手总是提起皮袄右面的开襟地方，步子也迈得细碎些，这样，他以为势派。
他原来和“地方”的老婆姘靠着。“地方”出外很多年，回到家后，村长就给他一面铜锣，派他当了“地方”。
在村子的最东头，有一家人卖油炸馃子，有好几代历史了。这种行业，好像并不成全人，每天天不亮，就站在油锅旁。男人们都得了痨病，很早就死去了。但女人就没事，因此，这一家有好几个寡妇。村长又爱上了其中一个高个子的寡妇，就不大到“地方”家去了。
可是，这个寡妇，在村里还有别的相好，因为村长有钱有势，其他人就不能再登上她家的门边。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国民党政权南逃。这年秋季，地方大乱。一到夜晚，远近枪声如度岁。有绑票的，有自卫的。
一天晚上，村长又到东头寡妇家去，夜深了才出来，寡妇不放心，叫她的儿子送村长回家。走到东街土地庙那里，从庙里出来几个人，用撅枪把村长打死在地，把寡妇的儿子也打死了。寡妇就这一个儿子，还是她丈夫的遗腹子。把他打死，显然是怕他走漏风声。
村长头部中了数弹，但他并没有死，因为撅枪和土造的子弹，都没有准头和力量。第二天早上苏醒了过来。儿子把他送到县城医治枪伤，并指名告了村里和他家有宿怨的几个农民。当时的政权是维持会，土豪劣绅管事，当即把几个农民抓到县里，并带了镣。八路军到了，才释放出来。
村长回到村里，五官破坏，面目全非。深居简出，常常把一柄大铡刀放在门边，以防不测。一九三九年，日本人占据县城，地方又大乱。一个夜晚，村长终于被绑架到村南坟地，割去生殖器，大卸八块。村长之死，从政治上说，是打击封建恶霸势力。这是村庄开展阶级斗争的序幕。
那个寡妇，脸上虽有几点浅白麻子，长得却有几分人才，高高的个儿，可以说是亭亭玉立。后来，村妇救会成立，她是第一任的主任，现在还活着。死去的儿子，也有一个遗腹子，现在也长大成人了。
村长的孙子孙女，也先后参加了八路军，后来都是干部。
1979年12月
凤池叔
凤池叔就住我家的前邻。在我幼年时，他盖了三间新的砖房。他有一个叔父，名叫老亭。在本地有名的联庄会和英法联军交战时，他伤了一只眼，从前线退了下来，小队英国兵追了下来，使全村遭了一场浩劫，有一名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妇女，被鬼子轮奸致死。这位妇女，死后留下了不太好的名声，村中的妇女们说：她本来可以跑出去，可是她想发洋人的财，结果送了命。其实，并不一定是如此的。
老亭受了伤，也没有留下什么英雄的称号，只是从此名字上加了一个字，人们都叫他瞎老亭。
瞎老亭有一处宅院，和凤池叔紧挨着，还有三间土坯北房。他为人很是孤独，从来也不和人们来往。我们住得这样近，我也不记得在幼年时，到他院里玩耍过，更不用说到他的屋子里去了。我对他那三间住房，没有丝毫的印象。
但是，每逢从他那低矮颓破的土院墙旁边走过时，总能看到，他那不小的院子里，原是很吸引儿童们的注意的。他的院里，有几棵红枣树，种着几畦瓜菜，有几只鸡跑着，其中那只大红公鸡，特别雄壮而美丽，不住声趾高气扬地啼叫。
瞎老亭总是一个人坐在他的北屋门口。他呆呆地直直地坐着，坏了的一只眼睛紧紧闭着，面容愁惨，好像总在回忆着什么不愉快的事。这种形态，儿童们一见，总是有点害怕的，不敢去接近他。
我特别记得，他的身旁，有一盆夹竹桃，据说这是他最爱惜的东西。这是稀有植物，整个村庄，就他这院里有一棵，也正因为有这一棵，使我很早就认识了这种花树。
村里的人，也很少有人到他那里去。只有他前邻的一个寡妇，常到他那里，并且半公开的，在夜间和他作伴。
这位老年寡妇，毫不隐讳地对妇女们说：
“神仙还救苦救难哩，我就是这样，才和他好的。”
瞎老亭死了以后，凤池叔以亲侄子的资格，继承了他的财产。拆了那三间土坯北房，又添上些钱，在自己的房基上，盖了三间新的砖房。那时，他的母亲还活着。
凤池叔是独生子，他的父亲是怎样一个人，我完全不记得，可能死得很早。凤池叔长得身材高大，仪表非凡，他总是穿着整整齐齐的长袍，步履庄严地走着。我时常想，如果他的运气好，在军队上混事，一定可以带一旅人或一师人。如果是个演员，扮相一定不亚于武生泰斗杨小楼那样威武。
可是他的命运不济。他一直在外村当长工。行行出状元，他是远近知名的长工：不只力气大，农活精，赶车尤其拿手。
他赶几套的骡马，总是有条不紊，他从来也不像那些粗劣的驭手，随便鸣鞭、吆喝，以至虐待折磨牲畜。他总是若无其事地把鞭子抱在袖筒里，慢条斯理地抽着烟，不动声色，就完成了驾驭的任务。这一点，是很得地主们的赏识的。
但是，他在哪一家也呆不长久，最多二年。这并不是说他犯有那种毛病：一年勤，二年懒，三年就把当家的管。主要是他太傲慢，从不低声下气。另外，车马不讲究他不干，哪一个牲口不出色，不依他换掉，他也不干。另外，活当然干得出色，但也只是大秋大麦之时，其余时间，他好参与赌博，交结妇女。
因此，他常常失业家居。有一年冬天，他在家里闲着，年景又不好，村里的人都知道他没有吃的了，有些本院的长辈，出于怜悯，问他：
“凤池，你吃过饭了吗？”
“吃了！”他大声地回答。
“吃的什么？”
“吃的饺子！”
他从来也不向别人乞求一口饭，并绝对不露出挨饥受饿的样子，也从不偷盗，穿著也从不减退。
到过他的房间的人，知道他是家徒四壁，什么东西也卖光了的。
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女的，藏在他的屋里，最初谁也不知道。一天夜间，这个妇女的本夫带领一些乡人，找到这里，破门而入。凤池叔从炕上跃起，用顶门大棍，把那个本夫，打了个头破血流，一群人慑于威势，大败而归，沿途留下了不少血迹。那个妇女也呆不住，从此不知下落。
凤池叔不久就卖掉了他那三间北房。土改时，贫民团又把这房分给了他。在他死以前，他又把它卖掉了，才为自己出了一个体面的、虽属光棍但谁都乐于帮忙的殡，了此一生。
1979年12月
干巴
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干巴要算是最穷最苦的人了。他的老婆，前几年，因为产后没吃的死去了，留下了一个小孩。
最初，人们都说是个女孩，并说她命硬，一下生就把母亲克死了。过了两三年，干巴对人们说，他的孩子不是女孩，是个男孩，并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小变儿。
干巴好不容易按照男孩子把他养大，这孩子也渐渐能帮助父亲做些事情了。他长得矮弱瘦小，可也能背上一个小筐，到野地里去拾些柴禾和庄稼了。其实，他应该和女孩子们一块去玩耍、工作。他在各方面，都更像一个女孩子。但是，干巴一定叫他到男孩子群里去。男孩子是很淘气的，他们常常跟小变儿起哄，欺侮他：
“来，小变儿，叫我们看看，又变了没有？”
有时就把这孩子逗哭了。这样，他的性情、脾气，在很小的时候，就发生了变态：孤僻，易怒。他总是一个人去玩，到其他孩子不乐意去的地方拾柴、拣庄稼。
这个村庄，每年夏天，好发大水，水撤了，村边一些沟里、坑里，水还满满的。每天中午，孩子们好聚到那里凫水，那是非常高兴和热闹的场面。
每逢小变儿走近那些沟坑，在其中游泳的孩子们，就喊：
“小变儿，脱了裤子下水吧！来，你不敢脱裤子！”
小变儿就默默地离开了那里。但天气实在热，他也实在愿意到水里去洗洗玩玩。有一天，人们都回家吃午饭了，他走到很少有人去的村东窑坑那里，看看四处没有人，脱了衣服跳进去。这个坑的水很深，一下就灭了顶，他喊叫了两声，没有人听见，这个孩子就淹死了。
这样，干巴就剩下孤身一人，没有了儿子。
他现在什么也没有了，他没有田地，也可以说没有房屋，他那间小屋，是很难叫做房屋的。他怎样生活？他有什么职业呢？
冬天，他就卖豆腐，在农村，这几乎可以不要什么本钱。
秋天，他到地里拾些黑豆、黄豆，即使他在地头地脑偷一些，人们都知道他寒苦，也都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忍去说他。
他把这些豆子，做成豆腐，每天早晨挑到街上，敲着梆子，顾客都是拿豆子来换，很快就卖光了。自己吃些豆腐渣，这个冬天，也就过去了。
在村里，他还从事一种副业，也可以说是业余的工作。那时代，农村的小孩子，死亡率很高。有的人家，连生五、六个，一个也养不活。不用说那些大病症，比如说天花、麻疹、伤寒，可以死人；就是这些病症，比如抽风、盲肠炎、痢疾、百日咳，小孩子得上了，也难逃个活命。
母亲们看着孩子死去了，掉下两点眼泪，就去找干巴，叫他帮忙把孩子埋了去。干巴赶紧放下活计，背上铁铲，来到这家，用一片破炕席或一个破席锅盖，把孩子裹好，挟在腋下，安慰母亲一句：
“他婶子，不要难过。我把他埋得深深的，你放心吧！”
就走到村外去了。
其实，在那些年月，母亲们对死去一个不成年的孩子，也不很伤心，视若平常。因为她们在生活上遇到的苦难太多，孩子们累得她们也够受了。
事情完毕，她们就给干巴送些粮食或破烂衣服去，酬谢他的帮忙。
这种工作，一直到干巴离开人间，成了他的专利。
1979年12月
木匠的女儿
这个小村庄的主要街道，应该说是那条东西街，其实也不到半里长。街的两头，房舍比较整齐，人家过的比较富裕，接连几户都是大梢门。
进善家的梢门里，分为东西两户，原是兄弟分家，看来过去的日子，是相当势派的，现在却都有些没落了。进善的哥哥，幼年时念了几年书，学得文不成武不就，种庄稼不行，只是练就一笔好字，村里有什么文书上的事，都是求他。也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不过红事喜帖，白事丧榜之类。进善幼年就赶上日子走下坡路，因此学了木匠，在农村，这一行业也算是高等的，仅次于读书经商。
他是在束鹿旧城学的徒。那里的木匠铺，是远近几个县都知名的，专做嫁妆活。凡是地主家聘姑娘，都先派人丈量男家居室，陪送木器家具。只有内间的叫做半套；里外两间都有的，叫做全套。原料都是杨木，外加大漆。
学成以后，进善结了婚，就回家过日子来了。附近村庄人家有些零星木活，比如修整梁木，打做门窗，成全棺材，就请他去做，除去工钱，饭食都是好的，每顿有两盘菜，中午一顿还有酒喝。闲时还种几亩田地，不误农活。
可是，当他有了一儿一女以后，他的老婆因为过于劳累，得肺病死去了。当时两个孩子还小，请他家的大娘带着，过不了几年，这位大娘也得了肺病，死去了。进善就得自己带着两个孩子，这样一来，原来很是精神利索的进善，就一下变得愁眉不展，外出做活也不方便，日子也就越来越困难了。
女儿是头大的，名叫小杏。当她还不到十岁，就帮着父亲做事了，十四五岁的时候，已经出息得像个大人。长得很俊俏，眉眼特别秀丽，有时在梢门口大街上一站，身边不管有多少和她年岁相仿的女孩儿们，她的身条容色，都是特别引人注目的。
贫苦无依的生活，在旧社会，只能给女孩子带来不幸。越长的好，其不幸的可能就越多。她们那幼小的心灵，先是向命运之神应战，但多数终归屈服于它。在绝望之余，她从一面小破镜中，看到了自己的容色，她现在能够仰仗的只有自己的青春。
她希望能找到一门好些的婆家，但等她十七岁结了婚，不只丈夫不能叫她满意，那位刁钻古怪的婆婆，也实在不能令人忍受。她上过一次吊，被人救了下来，就长年住在父亲家里。
虽然这是一个不到一百户的小村庄，但它也是一个社会。
它有贫穷富贵，有尊荣耻辱，有士农工商，有兴亡成败。
进善常去给富裕人家做活，因此结识了那些人家的游手好闲的子弟。其中有一家在村北头开油坊的少掌柜，他常到进善家来，有时在夜晚带一瓶子酒和一只烧鸡，两个人喝着酒，他撕一些鸡肉叫小杏吃。不久，就和小杏好起来。赶集上庙，两个人约好在背静地方相会，少掌柜给她买个烧饼裹肉，或是买两双袜子送给她。虽说是少女的纯洁，虽说是廉价的爱情，这里面也有倾心相与，也有引诱抗拒，也有风花雪月，也有海誓山盟。
女人一旦得到依靠男人的体验，胆子就越来越大，羞耻就越来越少。就越想去依靠那钱多的，势力大的，这叫做一步步往上依靠，灵魂一步步往下堕落。
她家对门有一位在县里当教育局长的，她和他靠上了，局长回家，就住在她家里。
一九三七年，这一带的国民党政府逃往南方，局长也跟着走了。成立了抗日县政府，组织了抗日游击队。抗日县长常到这村里来，有时就在进善家吃饭住宿。日子长了，和这一家人都熟识了，小杏又和这位县长靠上，她的弟弟给县长当了通讯员，背上了盒子枪。
一九三八年冬天，日本人占据了县城。屯集在河南省的国民党军队张荫梧部，正在实行曲线救国，配合日军，企图消灭八路军。那位局长，跟随张荫梧多年了，有一天，又突然回到了村里。他回到村庄不多几天，县城的日军和伪军，“扫荡”了这个村庄，把全村的男女老少集合到大街上，在街头一棵槐树上，烧死了抗日村长。日本人在各家搜索时，在进善的女儿房中，搜出一件农村少有的雨衣，就吊打小杏，小杏说出是那位局长穿的，日本人就不再追究，回县城去了。日本人走时，是在黄昏，人们惶惶不安地刚吃过晚饭，就听见街上又响起枪来。随后，在村东野外的高沙岗上，传来了局长呼救的声音。好像他被绑了票，要乡亲们快凑钱搭救他。深夜，那声音非常凄厉。这时，街上有几个人影，打着灯笼，挨家挨户借钱，家家都早已插门闭户了。交了钱，并没得买下局长的命，他被枪毙在高岗之上。
有人说，日本这次“扫荡”，是他勾引来的，他的死刑是“老八”执行的。他一回村，游击组就向上级报告了。可是，如果他不是迷恋小杏，早走一天，可能就没事……
日本人四处安插据点，在离这个村庄三里地的子文镇，盖了一个炮楼，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我们的主力西撤了。汉奸活跃起来，抗日政权转入地下，抗日县长，只能在夜间转移。抗日干部被捕的很多，有的叛变了。有人在夜里到小杏家，找县长，并向他劝降。这位不到二十岁的县长，本来是个绔绔子弟，经不起考验，但他不愿明目张胆地投降日本，通过亲戚朋友，到敌占区北平躲身子去了。
小杏的弟弟，经过一些坏人的引诱怂恿，带着县长的两支枪，投降了附近的炮楼，当了一名伪军。他是个小孩子，每天在炮楼下站岗，附近三乡五里，都认识他，他却坏下去的很快，敲诈勒索，以至奸污妇女。他那好吃懒做的大伯，也仗着侄儿的势力，在村中不安分起来。在一九四三年以后，根据地形势稍有转机时，八路军夜晚把他掏了出来，枪毙示众。
小杏在二十几岁上，经历了这些生活感情上的走马灯似的动乱、打击，得了她母亲那样致命的疾病，不久就死了。她是这个小小村庄的一代风流人物。在烽烟炮火的激荡中，她几乎还没有来得及觉醒，她的花容月貌，就悄然消失，不会有人再想到她。
进善也很快就老了。但他是个乐天派，并没有倒下去。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县里要为死难的抗日军民，兴建一座纪念塔，在四乡搜罗能工巧匠。虽然他是汉奸家属，但本人并无罪行。村里推荐了他，他很高兴地接受了雕刻塔上飞檐门窗的任务。这些都是木工细活，附近各县，能有这种手艺的人，已经很稀少了。塔建成以后，前来游览的人，无不对他的工艺啧啧称赞。
工作之暇，他也去看了看石匠们，他们正在叮叮当当，在大石碑上，镌刻那些抗日烈士的不朽芳名。
回到家来，他孤独一人，不久就得了病，但人们还常见他拄着一根木棍出来，和人们说话。不久，村里进行土地改革，他过去相好那些人，都被划成地主或富农，他也不好再去找他们。又过了两年，才死去了。
1980年9月21日晨
老刁
老刁，河北深县人，他从小在外祖父家长大，外祖父家是安平县。他在保定育德中学读书时，就把安平人引为同乡，我比他低两年级，他对幼小同乡，尤其热情。他有一条腿不大得劲，长得又苍老，那时人们就都叫他老刁。
他在育德中学的师范班毕业以后，曾到安新冯村，教过一年书，后来到北平西郊的黑龙潭小学教书。那时我正在北平失业，曾抱着一本新出版的《死魂灵》，到他那里住了两天。
有一年暑假，我们为了找职业都住在保定母校的招待楼里，那是一座碉堡式的小楼。有一天，他同另一位同学出去，回来时，非常张惶，说是看见某某同学被人捕去了。那时捕去的学生，都是共产党。
过了几年，爆发了抗日战争。一九三九年春天，我同陈肇同志，要过路西去，在安平县西南地区，遇到了他。当听说他是安平县的“特委”时，我很惊异。我以为他还在北平西郊教书，他怎么一下子弄到这么显赫的头衔。那时我还不是党员，当然不便细问。因为过路就是山地，我同老陈把我们骑来的自行车交给他，他给了我们一人五元钱，可见他当时经济上的困难。
那一次，我只记得他说了一句：
“游击队正在审人打人，我在那里坐不住。”
敌人占了县城，我想可能审讯的是汉奸嫌疑犯吧。
一九四一年，我从山地回到冀中。第二年春季，我又要过路西去，在七地委的招待所，见到了他。当时他好像很不得意，在我的住处坐了一会儿就走了。这也使我很惊异，怎么他一下又变得这么消沉？
一九四六年夏天，抗日战争早已结束，我住在河间临街的一间大梢门洞里。有一天下午，我正在街上闲立着，从西面来了一辆大车，后面跟着一个人，脚一拐一拐的，一看正是老刁。我把他拦请到我的床位上，请他休息一下。记得他对我说，要找一个人，给他写个历史证明材料。他问我知道不知道安志诚先生的地址，安先生原是我们在中学时的图书馆管理员。我说，我也不知道他的住处，他就又赶路去了，我好像也忘记问他，是要到哪里去？看样子，他在一直受审查吗？
又一次我回家，他也从深县老家来看我，我正想要和他谈谈，正赶上我母亲那天叫磨扇压了手，一家不安，他匆匆吃过午饭就告辞了。我往南送他二三里路，他的情绪似乎比上两次好了一些。他说县里可能分配他工作。后来听说，他在县公安局三股工作，我不知道公安局的分工细则，后来也一直没有见过他。没过两年，就听说他去世了。也不过四十来岁吧。
我的老伴对我说过，抗日战争时期，我不在家，有一天老刁到村里来了，到我家看了看，并对村干部们说，应该对我的家庭，有些照顾。他带着一个年轻女秘书，老刁在炕上休息，头枕在女秘书的大腿上。老伴说完笑了笑。一九四八年，我到深县县委宣传部工作。县里开会时，我曾托区干部，对老刁的家庭，照看一下。我还曾路过他的村庄，到他家里去过一趟。院子里空荡荡的，好像并没有找到什么人。
事隔多年，我也行将就木，觉得老刁是个同学又是朋友，常常想起他来，但对他参加革命的前前后后，总是不大清楚，像一个谜一样。
1980年9月21日晚
菜虎
东头有一个老汉，个儿不高，膀乍腰圆，卖菜为生。人们都叫他菜虎，真名字倒被人忘记了。这个虎字，并没有什么恶意，不过是说他以菜为衣食之道罢了。他从小就干这一行，头一天推车到滹沱河北种菜园的村庄趸菜，第二天一早，又推上车子到南边的集市上去卖。因为南边都是旱地种大田，青菜很缺。
那时用的都是独木轮高脊手推车，车两旁捆上菜，青枝绿叶，远远望去，就像一个活的菜畦。
一车水菜分量很重，天暖季节他总是脱掉上衣，露着油黑的身子，把绊带套在肩上。遇见沙土道路或是上坡，他两条腿叉开，弓着身子，用全力往前推，立时就是一身汗水。但如果前面是硬整的平路，他推得就很轻松愉快了，空行的人没法赶过他去。也不知道他怎么弄的，那车子发出连续的有节奏的悠扬悦耳的声音，——吱扭——吱扭——吱扭扭——
吱扭扭。他的臀部也左右有节奏地摆动着。这种手推车的歌，在我幼年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田野里的音乐，是道路上的歌，是充满希望的歌。有时这种声音，从几里地以外就能听到。他的老伴，坐在家里，这种声音从离村很远的路上传来。有人说，菜虎一过河，离家还有八里路，他的老伴就能听见他推车的声音，下炕给他做饭，等他到家，饭也就熟了。在黄昏炊烟四起的时候，人们一听到这声音，就说：“菜虎回来了。”
有一年七月，滹沱河决口，这一带发了一场空前的洪水，庄稼全都完了，就是半生半熟的高粱，也都冲倒在地里，被泥水浸泡着。直到九、十月间，已经下过霜，地里的水还没有撤完，什么晚庄稼也种不上，种冬麦都有困难。这一年的秋天，颗粒不收，人们开始吃村边树上的残叶，剥下榆树的皮，到泥里水里捞泥高粱穗来充饥，有很多小孩到撤过水的地方去挖地梨，还挖一种泥块，叫做“胶泥沉儿”，是比胶泥硬，颜色较白的小东西，放在嘴里吃。这原是营养植物的，现在用来营养人。
人们很快就干黄干瘦了，年老有病的不断死亡，也买不到棺木，都用席子裹起来，找干地方暂时埋葬。
那年我七岁，刚上小学，小学也因为水灾放假了，我也整天和孩子们到野地里去捞小鱼小虾，捕捉蚂蚱、蝉和它的原虫，寻找野菜，寻找所有绿色的、可以吃的东西。常在一起的，就有菜虎家的一个小闺女，叫做盼儿的。因为她母亲有痨病，长年喘嗽，这个小姑娘长得很瘦小，可是她很能干活，手脚利索，眼快；在这种生活竞争的场所，她常常大显身手，得到较多较大的收获，这样就会有争夺，比如一个蚂蚱、一棵野菜，是谁先看见的。
孩子们不懂事，有时问她：
“你爹叫菜虎，你们家还没有菜吃？还挖野菜？”
她手脚不停地挖着土地，回答：
“你看这道儿，能走人吗？更不用说推车了，到哪里去趸菜呀？一家人都快饿死了！”
孩子们听了，一下子就感到确实饿极了，都一屁股坐在泥地上，不说话了。
忽然在远处高坡上，出现了几个外国人，有男有女，男的穿着中国式的长袍马褂，留着大胡子，女的穿着裙子，披着金黄色的长发。
“鬼子来了。”孩子们站起来。
作为庚子年这一带义和团抗击洋人失败的报偿，外国人在往南八里地的义里村，建立了一座教堂，但这个村庄没有一家在教。现在这些洋人是来视察水灾的。他们走了以后，不久在义里村就设立了一座粥厂。村里就有不少人到那里去喝粥了。
又过了不久，传说菜虎一家在了教。又有一天，母亲回到家来对我说：
“菜虎家把闺女送给了教堂，立时换上了洋布衣裳，也不愁饿死了。”
我当时听了很难过，问母亲：
“还能回来吗？”
“人家说，就要带到天津去呢，长大了也可以回家。”母亲回答。
可是直到我离开家乡，也没见这个小姑娘回来过。我也不知道外国人一共收了多少小姑娘，但我们这个村庄确实就只有她一个人。
菜虎和他多病的老伴早死了。
现在农村已经看不到菜虎用的那种小车，当然也就听不到它那种特有的悠扬悦耳的声音了。现在的手推车都换成了胶皮轱辘，推动起来，是没有多少声音的。
1980年9月29日晨
光棍
幼年时，就听说大城市多产青皮、混混儿，斗狠不怕死，在茫茫人海中成为谋取生活的一种道路。但进城后，因为革命声势，此辈已销声敛迹，不能见其在大庭广众之中，行施其伎俩。十年动乱之期，流氓行为普及里巷，然已经“发迹变态”，似乎与前所谓混混儿者，性质已有悬殊。
其实，就是在乡下，也有这种人物的。十里之乡，必有仁义，也必有歹徒。乡下的混混儿，名叫光棍。一般的，这类人幼小失去父母，家境贫寒，但长大了，有些聪明，不甘心受苦。他们先从赌博开始，从本村赌到外村，再赌到集市庙会。他们能在大戏台下，万人围聚之中，吆三喝四，从容不迫，旁若无人，有多大的输赢，也面不改色。当在赌场略略站住脚步，就能与官面上勾结，也可能当上一名巡警或是衙役。从此就可以包办赌局，或窝藏娼妓。这是顺利的一途。
其在赌场失败者，则可以下关东，走上海，甚至报名当兵，在外乡流落若干年，再回到乡下来。
我的一个远房堂兄，幼年随人到了上海，做织布徒工。失业后，没有饭吃，他趸了几个西瓜到街上去卖，和人争执起来，他手起刀落，把人家头皮砍破，被关押了一个月。出来后，在上海青红帮内，也就有了小小的名气。但他究竟是一个农民，家里还有一点点恒产，不到中年就回家种地，也娶妻生子，在村里很是安分。这是偶一尝试，又返回正道的一例，自然和他的祖祖辈辈的“门风”有关。
在大街当中，有一个光棍名叫老索，他中年时官至县城的巡警，不久废职家居，养了一笼画眉。这种鸟儿，在乡下常常和光棍作伴，可能它那种霸气劲儿，正是主人行动的陪衬。
老索并不鱼肉乡里，也没人去招惹他。光棍一般的并不在本村为非作歹，因为欺压乡邻，将被人瞧不起，已经够不上光棍的称号。但是，到外村去闯光棍，也不是那么容易。相隔一里地的小村庄，有一个姓曹的光棍，老索和他有些输赢账。有一天，老索喝醉了，拿了一把捅猪的长刀，找到姓曹的门上。声言：“你不还账，我就捅了你。”姓曹的听说，立时把上衣一脱，拍着肚脐说：“来，照这个地方。”老索往后退了一步，说：“要不然，你就捅了我。”姓曹的二话不说，夺过他的刀来就要下手。老索转身往自己村里跑，姓曹的一直追到他家门口。乡亲拦住，才算完事。从这一次，老索的光棍，就算“栽了”。
他雄心不死，他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他生了三个儿子，起名虎、豹、熊。姓曹的光棍穷得娶不上妻子，老索希望他的儿子能重新建立他失去的威名。
三儿子很早就得天花死去了，少了一个熊。大儿子到了二十岁，娶了一门童养媳，二儿子长大了，和嫂子不清不楚。
有一天，弟兄两个打起架来，哥哥拿着一根粗大杠，弟弟用一把小鱼刀，把哥哥刺死在街上。在乡下，一时传言，豹吃了虎。村里怕事，仓促出了殡，民不告，官不究，弟弟到关东去躲了二年，赶上抗日战争，才回到村来。他真正成了一条光棍。那时村里正在成立农会，声势很大，村两头闹派性，他站在西头一派，有一天，在大街之上，把新任的农会主任，撞倒在地。在当时，这一举动，完全可以说成是长地富的威风，但一查他的三代，都是贫农，就对他无可奈何。我们有很长时期，是以阶级斗争代替法律的。他和嫂嫂同居，一直到得病死去。他嫂子现在还活着，有一年我回家，清晨路过她家的小院，看见她开门出来，风姿虽不及当年，并不见有什么愁苦。
这也是一种门风，老索有一个堂房兄弟名叫五湖。我幼年时，他在街上开小面铺，兼卖开水。他用竹簪把头发盘在头顶上，就像道士一样。他养着一匹小毛驴，就像大个山羊那么高，但鞍镫铃铛齐全，打扮得很是漂亮。我到外地求学，曾多次向他借驴骑用。
面铺的后边屋子里，住着他的寡嫂。那是一位从来也不到屋子外面的女人，她的房间里，一点光线也没有。她信佛，挂着红布围裙的迎门桌上，长年香火不断。这可能是避人耳目，也可能是忏悔吧。
据老年人说，当年五湖也是因为这个女人把哥哥打死的，也是到关东躲了几年，小毛驴就是从那里骑回来的。五湖并不像是光棍，他一本正经，神态岸然，倒像经过修真养性的人。乡人尝谓：如果当时有人告状，五湖受到法律制裁，就不会再有虎豹间的悲剧。
1980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