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初记》以滹沱河两岸的子午镇和五龙堂为背景，以高、吴、田、蒋四姓五家的关系为线索，描写抗日战争初期冀中平原上各个阶级的生活和思想，展示出冀中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抗日武装，组织抗日政权的伟大斗争精神和爱国思想。
1937年春夏两季，冀中平原遭遇旱灾，日本侵略我国华北的消息传到子午镇和五龙堂，激起人民的抗日热情。子午镇吴家有两个女儿，大的叫秋分，小的叫春儿。秋分嫁给五龙堂的高庆山，他是10年前这里所发生的一次农民暴动的领袖，暴动失败后，他音信皆无，不知去向。庆山的父亲高四海和秋分都参加了那次暴动，庆山走后，他们十分想念这位亲人。子午镇的地主、村长田大瞎子的一只眼，就是在那次暴动中被打瞎的。眼下他正为从北平某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回家的儿子田耀武谋得区上的好差使。他知道要组织民团就需要枪，因而派他家的小长工芒种去山里打听枪弹的行情。芒种在山里遇上了抗日的红军战士，并得知高庆山即将回乡的消息。他回到镇上，立刻把这消息告诉了秋分，秋分、高四海和春儿都非常高兴。这时，子午镇有个大贼高疤，趁国民党中央军南逃的当儿，自己拉来一些人当了团长，并娶了蒋家的俗儿为妻。
一天，他看到街上贴出一张布告，号召百姓们团结起来，组织武装，抗击日寇，出布告的是人民自卫军司令部。他很不高兴，就派人到高阳去探听消息，这才知道共产党的吕正操司令员正在改编各地的杂牌军。他怕被改编后不得自由，显得惶恐不安。放荡的俗儿让他找秋分一起去高阳寻高庆山想法解决。结果，他们没找到庆山，却找到了当年暴动时庆山的伙伴、学生出身的共产党员高翔和田瞎子的儿媳李佩钟。
第二天，他们一同回到了子午镇，这时高庆山也不约而同地回到了久别10年的家乡。高翔、高庆山等按党的指示，担起在滹沱河两岸组织抗日武装和抗日政权的重担。他们首先改编了骚扰民众的杂牌军，改编了高疤率领的队伍，成立了人民自卫军第七支队，高庆山为支队长，高翔为政委，宣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持敌后游击战争。这时，春儿支持与她相爱的芒种参加人民自卫军，并从自家炕洞里拿出枪，让芒种背上去投高庆山。
整编结束后，第七支队队部设在县公安局大院。高翔不久离开七支队回高阳去了，这里的抗日武装实际上就由高庆山指挥，由李佩钟加以协助。李佩钟念过师范，被封建家庭所迫，嫁给了田耀武，她内心极痛苦，于是就投身革命，眼下主要抓抗日动员会工作。革命积极性很高的春儿，协助李佩钟组织了妇女救国会，并在子午镇召集全村妇女，由李佩钟号召妇女们赶做军鞋、军袜，支援前线。她让春儿说话，春儿红着脸不肯说，“脸皮厚”的俗儿却站出来表态，并被选为妇救会主任。
有一天，俗儿与春儿到田大瞎子家派做军鞋，他却坚决拒绝，并放出恶狗咬人，吓得俗儿不敢再去，可是春儿却勇敢地闯进田家大门，但却被田大瞎于推倒在地。长工老温欲救春儿，竟然被田大瞎子踢伤。春儿理直气壮地向县政府控告田大瞎子，已经升为县政府指导员的李佩钟不顾私情，根据事实，惩罚了有恃无恐的公公，罚他加倍做鞋，并向春儿和老温赔礼，承担一切医疗费及营养品的费用。她的决定深得民心，自己也感到高兴。就在这当儿，高庆山又让李佩钟去动员百姓破路和准备拆城墙，以便阻挡日军的坦克与汽车。李佩钟亲自画图并领导百姓把道路挖成深沟。这时子午镇成立了由春儿领队的妇女自卫队，她们手持刀枪要打击日寇，保卫家乡和自己，春儿真正成了抗日的先锋战士。由于打了胜仗，人民自卫军总部移到了子午镇，春儿竟看到了吕正操司令员并和他说了话，她很高兴。
春节过后，各村都准备起拆城墙的工作，但是李佩钟的父亲李菊人却代表城关的绅商要求县长收回拆墙令，遭到县长李佩钟的拒绝。李佩钟还根据破坏拆墙工作的罪行，逮捕惩处了李菊人等，使拆墙工作顺利完成。这时田耀武领着部分国民党中央军也来到子午镇，同人民自卫军的代表高翔和高庆山谈判。高翔和高庆山要求田耀武不要搞内战和摩擦，而要共同抗日。可是田耀武却暗中跑到俗儿家，游说高疤拉队伍脱离人民自卫军，破坏抗日，李佩钟同他离了婚。不久，和日军打起仗来，春儿、高四海、芒种等人都积极参加战斗，并很快结束了战斗，但北边高疤领导的一团人因为不按命令打仗，所以损失很大，高庆山赶忙派兵切断敌人的炮火封锁。已成为共产党员的芒种在战斗中负了伤，被送到春儿家养伤。战斗结束后，高疤受到高庆山的批评，一气之下投向中央军，叛变了人民自卫军。田大瞎子也在日寇猖獗进攻之时，放肆地破坏抗日活动，指使俗儿把一个私生子偷放到春儿家的柴堆里，妄图造谣，败坏春儿的名声。春儿机智地辟了谣，打击了敌人的阴谋，教育了广大妇女。
一天晚上，田耀武在高疤的帮助下，冒充八路军包围了村庄，扬言要攻下抗日县政府。李佩钟得到春儿和芒种的报告后，未及转移就被田耀武击伤，后来光荣牺牲。日军也在当天下午占领了县城。春儿响应党的号召，组织民兵成功地保卫了村民的麦收。由于她对党忠诚，出色地完成各项工作，因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与芒种还分别到民运学院和军事院校学习，毕业后，芒种回部队当了指导员，春儿因成绩好被留校担任下一期学生的小队长。武汉失守后，冀中敌情严重，学院转移。春儿受命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滹沱河沿岸慰问由贺龙率领的一二０师。她和芒种未及多谈就分手了，芒种上了前线，春儿又回后方收公粮。田大瞎子因为赖租，被区政府逮捕，又因罪恶累累，被从严法办。俗儿潜回家乡干了坏事，被区政府处决了。冀中军民克服种种困难，按时交纳公粮。子午镇和五龙堂的运粮车队，在春儿和高四海的领导下，向着边区的大山里前进着，并将投入更艰巨的斗争。
1937年春夏两季，冀中平原遭遇旱灾，日本侵略我国华北的消息传到子午镇和五龙堂，激起人民的抗日热情。子午镇吴家有两个女儿，大的叫秋分，小的叫春儿。秋分嫁给五龙堂的高庆山，他是10年前这里所发生的一次农民暴动的领袖，暴动失败后，他音信皆无，不知去向。庆山的父亲高四海和秋分都参加了那次暴动，庆山走后，他们十分想念这位亲人。子午镇的地主、村长田大瞎子的一只眼，就是在那次暴动中被打瞎的。眼下他正为从北平某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回家的儿子田耀武谋得区上的好差使。他知道要组织民团就需要枪，因而派他家的小长工芒种去山里打听枪弹的行情。芒种在山里遇上了抗日的红军战士，并得知高庆山即将回乡的消息。他回到镇上，立刻把这消息告诉了秋分，秋分、高四海和春儿都非常高兴。这时，子午镇有个大贼高疤，趁国民党中央军南逃的当儿，自己拉来一些人当了团长，并娶了蒋家的俗儿为妻。
一天，他看到街上贴出一张布告，号召百姓们团结起来，组织武装，抗击日寇，出布告的是人民自卫军司令部。他很不高兴，就派人到高阳去探听消息，这才知道共产党的吕正操司令员正在改编各地的杂牌军。他怕被改编后不得自由，显得惶恐不安。放荡的俗儿让他找秋分一起去高阳寻高庆山想法解决。结果，他们没找到庆山，却找到了当年暴动时庆山的伙伴、学生出身的共产党员高翔和田瞎子的儿媳李佩钟。
第二天，他们一同回到了子午镇，这时高庆山也不约而同地回到了久别10年的家乡。高翔、高庆山等按党的指示，担起在滹沱河两岸组织抗日武装和抗日政权的重担。他们首先改编了骚扰民众的杂牌军，改编了高疤率领的队伍，成立了人民自卫军第七支队，高庆山为支队长，高翔为政委，宣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持敌后游击战争。这时，春儿支持与她相爱的芒种参加人民自卫军，并从自家炕洞里拿出枪，让芒种背上去投高庆山。
整编结束后，第七支队队部设在县公安局大院。高翔不久离开七支队回高阳去了，这里的抗日武装实际上就由高庆山指挥，由李佩钟加以协助。李佩钟念过师范，被封建家庭所迫，嫁给了田耀武，她内心极痛苦，于是就投身革命，眼下主要抓抗日动员会工作。革命积极性很高的春儿，协助李佩钟组织了妇女救国会，并在子午镇召集全村妇女，由李佩钟号召妇女们赶做军鞋、军袜，支援前线。她让春儿说话，春儿红着脸不肯说，“脸皮厚”的俗儿却站出来表态，并被选为妇救会主任。
有一天，俗儿与春儿到田大瞎子家派做军鞋，他却坚决拒绝，并放出恶狗咬人，吓得俗儿不敢再去，可是春儿却勇敢地闯进田家大门，但却被田大瞎于推倒在地。长工老温欲救春儿，竟然被田大瞎子踢伤。春儿理直气壮地向县政府控告田大瞎子，已经升为县政府指导员的李佩钟不顾私情，根据事实，惩罚了有恃无恐的公公，罚他加倍做鞋，并向春儿和老温赔礼，承担一切医疗费及营养品的费用。她的决定深得民心，自己也感到高兴。就在这当儿，高庆山又让李佩钟去动员百姓破路和准备拆城墙，以便阻挡日军的坦克与汽车。李佩钟亲自画图并领导百姓把道路挖成深沟。这时子午镇成立了由春儿领队的妇女自卫队，她们手持刀枪要打击日寇，保卫家乡和自己，春儿真正成了抗日的先锋战士。由于打了胜仗，人民自卫军总部移到了子午镇，春儿竟看到了吕正操司令员并和他说了话，她很高兴。
春节过后，各村都准备起拆城墙的工作，但是李佩钟的父亲李菊人却代表城关的绅商要求县长收回拆墙令，遭到县长李佩钟的拒绝。李佩钟还根据破坏拆墙工作的罪行，逮捕惩处了李菊人等，使拆墙工作顺利完成。这时田耀武领着部分国民党中央军也来到子午镇，同人民自卫军的代表高翔和高庆山谈判。高翔和高庆山要求田耀武不要搞内战和摩擦，而要共同抗日。可是田耀武却暗中跑到俗儿家，游说高疤拉队伍脱离人民自卫军，破坏抗日，李佩钟同他离了婚。不久，和日军打起仗来，春儿、高四海、芒种等人都积极参加战斗，并很快结束了战斗，但北边高疤领导的一团人因为不按命令打仗，所以损失很大，高庆山赶忙派兵切断敌人的炮火封锁。已成为共产党员的芒种在战斗中负了伤，被送到春儿家养伤。战斗结束后，高疤受到高庆山的批评，一气之下投向中央军，叛变了人民自卫军。田大瞎子也在日寇猖獗进攻之时，放肆地破坏抗日活动，指使俗儿把一个私生子偷放到春儿家的柴堆里，妄图造谣，败坏春儿的名声。春儿机智地辟了谣，打击了敌人的阴谋，教育了广大妇女。
一天晚上，田耀武在高疤的帮助下，冒充八路军包围了村庄，扬言要攻下抗日县政府。李佩钟得到春儿和芒种的报告后，未及转移就被田耀武击伤，后来光荣牺牲。日军也在当天下午占领了县城。春儿响应党的号召，组织民兵成功地保卫了村民的麦收。由于她对党忠诚，出色地完成各项工作，因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与芒种还分别到民运学院和军事院校学习，毕业后，芒种回部队当了指导员，春儿因成绩好被留校担任下一期学生的小队长。武汉失守后，冀中敌情严重，学院转移。春儿受命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滹沱河沿岸慰问由贺龙率领的一二０师。她和芒种未及多谈就分手了，芒种上了前线，春儿又回后方收公粮。田大瞎子因为赖租，被区政府逮捕，又因罪恶累累，被从严法办。俗儿潜回家乡干了坏事，被区政府处决了。冀中军民克服种种困难，按时交纳公粮。子午镇和五龙堂的运粮车队，在春儿和高四海的领导下，向着边区的大山里前进着，并将投入更艰巨的斗争。
一九三七年春夏两季，翼中平原大旱。五月，滹沱河底晒干了，热风卷着黄沙，吹干河滩上蔓延生长的红色的水柳。三稜草和别的杂色的小花，在夜间开放，白天就枯焦。农民们说：不要看眼下这么旱，定然是个水涝之年。可是一直到六月初，还没落下透雨，从北平、保定一带回家歇伏的买卖人，把日本侵略华北的消息带到乡村。
河北子午镇的农民，中午躺在村北大堤埝的树荫凉里歇晌。在堤埝拐角一棵大榆树下面，有两个年轻的妇女，对着怀纺线。从她们的长相和穿着上看，全好像姐妹俩，小的十六七岁，大的也不过二十七八。姐姐脸儿有些黄瘦，眉眼带些愁苦；可是，过多的希望，过早的热情，已经在妹妹的神情举动里，充分的流露出来。
她们头顶的树叶纹丝不动，知了叫的焦躁刺耳，沙沙的粘虫屎，掉到地面上来。
远处有一辆小轿车，在高的矮的、黄的绿的庄稼中间，红色的托泥和车脚一闪一闪。两个乌头大骡子，在中午燥热的太阳光里，甩着尾巴跑着。
两个妇女仄着身子看，姐姐说：
“又有人回家了！”
“我看是不是俺姐夫？”妹妹站起身来。
“你就不想念咱爹？”姐姐说。
“我谁也想，可是想不回来！”妹妹提着脚跟，仔细看了一会，赶紧坐下拧起纺车来，嘟念着说：
“真败兴！那是大班的车，到保府去接少当家的死着回来了。咱的人，一个也不回来，今年不知道能回来一个也不？”
轿车跑到村边，从她们眼前赶进了寨门。大把式老常从前辕跳下来，摇着带红缨的长苗鞭，笑着打了个招呼。少当家的露着一只穿着黑色丝袜子的脚，也从车里探出头来望了她们一眼。她们低着头。
这姐妹两个姓吴，大的叫秋分，小的叫春儿。大的已经出嫁，婆家是五龙堂。
五龙堂是紧靠滹沱河南岸的一个小村庄，河从西南上滚滚流来，到了这个地方，突然曲敛一下，转了一个死弯。五龙堂的居民，在河流转角的地方，打起高堤，钉上桩木，这是滹沱河有名的一段险堤。
大水好多次冲平了这小小的村庄：或是卷走它所有的一切，旋成一个深坑；或是一滚黄沙，淤平村里最高的房顶。小村庄并没叫大水征服，每逢堤埝出险，一声锣响，全村的男女老少，立时全站到堤埝上来。他们用一切力量和物料堵塞险口，他们摘下门窗，拆下梁木砖瓦，女人们抬来箱柜桌椅，抱来被褥炕席。传说：有一年，一切力量用尽了，一切东西用光了，口子还是堵不住，有五个青年人跳进大流里去，平身躺下，招呼着人们在他们的身上填压泥土，堵塞住水流。
他们救了这一带村庄的生命财产，人民替他们修了一座大庙，就叫五龙堂。年代久了，就成了村庄的名字。
这小村庄站立在平原上，实际是生活在风险的海里。人民的生活很苦，多少年来，人口和住户增加的很少。
每年大水冲了房，不等水撤完，他们就互助着打甓烧砖，刨树拉锯，盖起新房来。房基打的更坚实、墙垒的更厚，房盖的比冲毁的更高。他们的房没有院墙和陪衬，都是孤伶伶的一座北屋，远处看去，就像一座一座的小塔。台阶非常高，从院子走到屋里，好像上楼一样。
秋分的公爹叫高四海，现在有六十年纪了。这一带村庄喜好乐器，老头儿从光着屁股就学吹大管，不久成了一把好手。他吹起大管，十里以外的行人，就能听到，在滹沱河夜晚航行的船夫们，听着他的大管，会忘记旅程的艰难。他的大管能夺过一台大戏的观众，能使一棚僧道对坛的音乐，像战败的画眉一样，搭翅低头，不敢吱声。
这老人不只是一个音乐家，还是有名的热情人，村庄活动的组织家。
在十年以前，这里曾有一次农民的暴动，暴动从高阳、蠡县开始，各个村庄都打出了红旗，集在田野里开会。红旗是第一次在平原上出现，热情又鲜明。
高四海和他的十八岁的儿子庆山，十七岁刚过门的儿媳秋分全参加了，因为勇敢，庆山成了一个领袖。
可是只有几天的工夫，暴动很快的失败了。一个炎热的日子，暴动的农民退到河堤上来，把红旗插在五龙堂的庙顶。农民作了最后的抵抗，庆山胸部受了伤。到了夜晚，高四海拜托了一个知己，把他和本村一个叫高翔的中学生装在一只小船的底舱，逃了出去。
在那样兵荒马乱的时候，送庆山出走的只有两个人。年老的父亲，扳着船舱的小窗户说：
“走吧！出去了哪里也是活路！叫他们等着吧！”
用力帮着推开小船，就回去了。他还要帮着那些农民，那些一起斗争过、现在失败了的同志们，葬埋战死在田野里的难友。
另外送行的是十七岁的女孩子秋分，当父亲和庆山说话的时候，她站在远远的堤坡上，从西山上来的黑云，遮盖住半个天的星星，谁也看不见她。当小船快要开到河心了，她才跑下去，把怀里的一个小包裹，像投梭一样，扔进了小船的窗口。躺在船舱里的庆山，摸到了这个小包包，探身在窗口叫了一声。
秋分没有说话，她只是傍着小船在河边上走，雨过来了，紧密的铜钱大的雨点，打得河水拍拍的响。西北风吹送着小船，一个亮闪，接着一声暴雷。亮闪照的清清楚楚，她卷起裤脚，把带来的一条破口袋，折成一个三角风帽，披在头上，一直遮到大腿，跟着小船跑了十里路。
风雨锤炼着革命的种子，把它深深埋藏在地下，嘱咐它等待来年春天，风云再起的时候……
庆山出去，十年没有音讯，死活不知。和他一块逃出的那个学生，在上海工厂里被捕，去年解到北平来坐狱，才捎来一个口讯，说庆山到江西去了。
高四海只有四亩地，全躺在河滩上，每年闹好了，收点小黑豆。他在堤埝上垒了一座小屋，前面搭了一架凉棚，开茶馆卖大碗面。这里是一个小小的渡口。
秋分擀面，公公拉风箱。老人从村里远远挑来甜水，卖给客人，又求过往的帆船，从正定带些便宜的大砟，这样赚出两口人的吃喝。
秋分在小屋的周围，都种上菜，小屋有个向南开的小窗，晚上把灯放在窗台上，就是船家的指引。她在小窗前面栽了一架丝瓜，长大的丝瓜从浓密的叶子里垂下来，打到地面。又在小屋的西南角栽上一排望日莲，叫它们站在河流的旁边，辗转思念着远方的行人……
每年春夏两季，河底干了，摆渡闲了，秋分就告诉公公不要忘记给望日莲和丝瓜浇水，回到子午镇，来帮着妹妹纺线织布。
河北子午镇的农民，中午躺在村北大堤埝的树荫凉里歇晌。在堤埝拐角一棵大榆树下面，有两个年轻的妇女，对着怀纺线。从她们的长相和穿着上看，全好像姐妹俩，小的十六七岁，大的也不过二十七八。姐姐脸儿有些黄瘦，眉眼带些愁苦；可是，过多的希望，过早的热情，已经在妹妹的神情举动里，充分的流露出来。
她们头顶的树叶纹丝不动，知了叫的焦躁刺耳，沙沙的粘虫屎，掉到地面上来。
远处有一辆小轿车，在高的矮的、黄的绿的庄稼中间，红色的托泥和车脚一闪一闪。两个乌头大骡子，在中午燥热的太阳光里，甩着尾巴跑着。
两个妇女仄着身子看，姐姐说：
“又有人回家了！”
“我看是不是俺姐夫？”妹妹站起身来。
“你就不想念咱爹？”姐姐说。
“我谁也想，可是想不回来！”妹妹提着脚跟，仔细看了一会，赶紧坐下拧起纺车来，嘟念着说：
“真败兴！那是大班的车，到保府去接少当家的死着回来了。咱的人，一个也不回来，今年不知道能回来一个也不？”
轿车跑到村边，从她们眼前赶进了寨门。大把式老常从前辕跳下来，摇着带红缨的长苗鞭，笑着打了个招呼。少当家的露着一只穿着黑色丝袜子的脚，也从车里探出头来望了她们一眼。她们低着头。
这姐妹两个姓吴，大的叫秋分，小的叫春儿。大的已经出嫁，婆家是五龙堂。
五龙堂是紧靠滹沱河南岸的一个小村庄，河从西南上滚滚流来，到了这个地方，突然曲敛一下，转了一个死弯。五龙堂的居民，在河流转角的地方，打起高堤，钉上桩木，这是滹沱河有名的一段险堤。
大水好多次冲平了这小小的村庄：或是卷走它所有的一切，旋成一个深坑；或是一滚黄沙，淤平村里最高的房顶。小村庄并没叫大水征服，每逢堤埝出险，一声锣响，全村的男女老少，立时全站到堤埝上来。他们用一切力量和物料堵塞险口，他们摘下门窗，拆下梁木砖瓦，女人们抬来箱柜桌椅，抱来被褥炕席。传说：有一年，一切力量用尽了，一切东西用光了，口子还是堵不住，有五个青年人跳进大流里去，平身躺下，招呼着人们在他们的身上填压泥土，堵塞住水流。
他们救了这一带村庄的生命财产，人民替他们修了一座大庙，就叫五龙堂。年代久了，就成了村庄的名字。
这小村庄站立在平原上，实际是生活在风险的海里。人民的生活很苦，多少年来，人口和住户增加的很少。
每年大水冲了房，不等水撤完，他们就互助着打甓烧砖，刨树拉锯，盖起新房来。房基打的更坚实、墙垒的更厚，房盖的比冲毁的更高。他们的房没有院墙和陪衬，都是孤伶伶的一座北屋，远处看去，就像一座一座的小塔。台阶非常高，从院子走到屋里，好像上楼一样。
秋分的公爹叫高四海，现在有六十年纪了。这一带村庄喜好乐器，老头儿从光着屁股就学吹大管，不久成了一把好手。他吹起大管，十里以外的行人，就能听到，在滹沱河夜晚航行的船夫们，听着他的大管，会忘记旅程的艰难。他的大管能夺过一台大戏的观众，能使一棚僧道对坛的音乐，像战败的画眉一样，搭翅低头，不敢吱声。
这老人不只是一个音乐家，还是有名的热情人，村庄活动的组织家。
在十年以前，这里曾有一次农民的暴动，暴动从高阳、蠡县开始，各个村庄都打出了红旗，集在田野里开会。红旗是第一次在平原上出现，热情又鲜明。
高四海和他的十八岁的儿子庆山，十七岁刚过门的儿媳秋分全参加了，因为勇敢，庆山成了一个领袖。
可是只有几天的工夫，暴动很快的失败了。一个炎热的日子，暴动的农民退到河堤上来，把红旗插在五龙堂的庙顶。农民作了最后的抵抗，庆山胸部受了伤。到了夜晚，高四海拜托了一个知己，把他和本村一个叫高翔的中学生装在一只小船的底舱，逃了出去。
在那样兵荒马乱的时候，送庆山出走的只有两个人。年老的父亲，扳着船舱的小窗户说：
“走吧！出去了哪里也是活路！叫他们等着吧！”
用力帮着推开小船，就回去了。他还要帮着那些农民，那些一起斗争过、现在失败了的同志们，葬埋战死在田野里的难友。
另外送行的是十七岁的女孩子秋分，当父亲和庆山说话的时候，她站在远远的堤坡上，从西山上来的黑云，遮盖住半个天的星星，谁也看不见她。当小船快要开到河心了，她才跑下去，把怀里的一个小包裹，像投梭一样，扔进了小船的窗口。躺在船舱里的庆山，摸到了这个小包包，探身在窗口叫了一声。
秋分没有说话，她只是傍着小船在河边上走，雨过来了，紧密的铜钱大的雨点，打得河水拍拍的响。西北风吹送着小船，一个亮闪，接着一声暴雷。亮闪照的清清楚楚，她卷起裤脚，把带来的一条破口袋，折成一个三角风帽，披在头上，一直遮到大腿，跟着小船跑了十里路。
风雨锤炼着革命的种子，把它深深埋藏在地下，嘱咐它等待来年春天，风云再起的时候……
庆山出去，十年没有音讯，死活不知。和他一块逃出的那个学生，在上海工厂里被捕，去年解到北平来坐狱，才捎来一个口讯，说庆山到江西去了。
高四海只有四亩地，全躺在河滩上，每年闹好了，收点小黑豆。他在堤埝上垒了一座小屋，前面搭了一架凉棚，开茶馆卖大碗面。这里是一个小小的渡口。
秋分擀面，公公拉风箱。老人从村里远远挑来甜水，卖给客人，又求过往的帆船，从正定带些便宜的大砟，这样赚出两口人的吃喝。
秋分在小屋的周围，都种上菜，小屋有个向南开的小窗，晚上把灯放在窗台上，就是船家的指引。她在小窗前面栽了一架丝瓜，长大的丝瓜从浓密的叶子里垂下来，打到地面。又在小屋的西南角栽上一排望日莲，叫它们站在河流的旁边，辗转思念着远方的行人……
每年春夏两季，河底干了，摆渡闲了，秋分就告诉公公不要忘记给望日莲和丝瓜浇水，回到子午镇，来帮着妹妹纺线织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