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總是不能夠忘記一座城，我們縣裏的小小的城。
不知道什麽時候起，它就已經存在。它站在那兒，永遠在老地方。墻的顔色褪
落得不可辨認，磚塊和磚塊之間爆開比拇指大的裂縫，莠草從裂縫裏透出來，證明
它經過了很長的年代，它很古老。
但它還是站在那兒，它代表一個權力，它從來不肯倒下。
人們衹要一看見那斑駁的城墻，就想起監獄、官、錢糧、差吏、堆滿了墳頭的
刑場……
─年，兩年，十年，一百年……這城都沒有什麽變化。官換過了，但不必知道
他們的名字，無論哪一個人做着官，城的一切依然—樣，鄉下人的一切也依然一樣，
壓迫着人們的─—是那城。
後來有人把一塊一塊的磚頭拆下來，原來立着墻的地方成了平地，成了馬路。
但那座城依然存在，千幾百年鑄造下來的許多規條，比磚頭更要硬，人們衹要從那
地方走過，甚至不必從那地方走過，就知道那兒是一座厚厚的漆黑的城！
它代表一個權力，它永遠是吃人的地方。舊的城墻滿粘着人的肉，人的血，人
的眼淚；而沒有城墻的城，這無數的血肉眼淚就堆疊起來，凝集起來，使人們一看
就知道那兒是城！
它代表一個權力，所以總不肯倒下來，它變了沒有城墻的城，但它還站在那兒
……城的壽命比人長，長得多，他的父親，祖父、祖父的祖父，都見到過這城，害
怕過這城，仇恨過這城……
總有一年，它要决定地倒下來，它倒下來了，就永遠不再存在。它倒下來了，
人們就要造起美麗的城來，而且也永遠不再記得，在那兒有過一座十分醜陋的城。
我知道這一年已經來近，我甚至看見它來了。
1949年1 月1 日
不知道什麽時候起，它就已經存在。它站在那兒，永遠在老地方。墻的顔色褪
落得不可辨認，磚塊和磚塊之間爆開比拇指大的裂縫，莠草從裂縫裏透出來，證明
它經過了很長的年代，它很古老。
但它還是站在那兒，它代表一個權力，它從來不肯倒下。
人們衹要一看見那斑駁的城墻，就想起監獄、官、錢糧、差吏、堆滿了墳頭的
刑場……
─年，兩年，十年，一百年……這城都沒有什麽變化。官換過了，但不必知道
他們的名字，無論哪一個人做着官，城的一切依然—樣，鄉下人的一切也依然一樣，
壓迫着人們的─—是那城。
後來有人把一塊一塊的磚頭拆下來，原來立着墻的地方成了平地，成了馬路。
但那座城依然存在，千幾百年鑄造下來的許多規條，比磚頭更要硬，人們衹要從那
地方走過，甚至不必從那地方走過，就知道那兒是一座厚厚的漆黑的城！
它代表一個權力，它永遠是吃人的地方。舊的城墻滿粘着人的肉，人的血，人
的眼淚；而沒有城墻的城，這無數的血肉眼淚就堆疊起來，凝集起來，使人們一看
就知道那兒是城！
它代表一個權力，所以總不肯倒下來，它變了沒有城墻的城，但它還站在那兒
……城的壽命比人長，長得多，他的父親，祖父、祖父的祖父，都見到過這城，害
怕過這城，仇恨過這城……
總有一年，它要决定地倒下來，它倒下來了，就永遠不再存在。它倒下來了，
人們就要造起美麗的城來，而且也永遠不再記得，在那兒有過一座十分醜陋的城。
我知道這一年已經來近，我甚至看見它來了。
1949年1 月1 日
魯迅先生在《立此存照》（三）裏，記述派拉蒙公司導演馮·史丹堡（J ．-
vonSternberg ）來華及其“辱華事件”的始末，作這樣—段結語道：
其實，中國人是並非“沒有自知”之明的，缺點衹在有些人安於“自欺”，由
此並想“欺人”。譬如病人，患着浮腫，而諱疾忌醫，但願別人鬍塗，誤認他為肥
胖。妄想既久，時而自己也覺得好像肥胖，並非浮腫；即使還是浮腫，也是一種特
別的好浮腫，與衆不同。如果有人，當面指明：這非肥胖，而是浮腫，且並不“好”，
病而已矣。那麽，他就失望，含羞，駡指明者，以為昏妄。然而還想嚇他，騙他，
又希望他畏懼主
人的憤怒和駡詈，惴惴的再看一遍，細尋佳處，改口說這的確是肥胖。於是他
得到安慰，高高興興，放心的浮腫着了。
這篇文章寫於一九三六年，距今已忽忽五年了。幾年以來，我們自然不斷地變
革，掙紮，然而還是革不掉，掙不開，豈特沒有革掉，如果我們不自欺，魯迅先生
的文章一直到現在，還不折不扣地可以拿來查照的。
單以美國作傢來說，從中國回去的。說遠一些，有賽珍珠，說近一些，有史沫
特萊和斯諾。賽珍珠所得的中國印象，一言以蔽之曰：好。地方好，景色好，人事
好，甚到“民族性”也好。怎樣好法呢？“優美而寧靜”，知禮而樂天。這是說誰
也不帶浮腫相，大傢真的高高興興了。來了一個史沫特萊，可就有問題。她對中國
絶望嗎？並不，有另外的罪名，曰“麯解”。癥結所在，是她沒有賽珍珠的“一視
同仁”的宏度，她有抉擇，她有愛也有憎，有希望也有絶望。譬如說好吧，她指明
什麽是好，為什麽好，為什麽又不能更好。抉擇起來，可就有些人要被看出，或自
己照見的確有些像浮腫了，即使自以為也並無大害，但到底有人在揭發，就無異於
拆“面子”。於是乎不歡迎，說是“胡亂的報導一通”，“捏造事實”，“偏激”。
我們常有水災，兵災，“友邦”中特別是美國人士，一逢到這樣的際遇，總必
替我們賣花、唱戲、籌賑款。這固然大多出於豪富的“仁憫”，但也必然有些平民
百姓，的確出自至誠，量力為助，一片熱心的。對於水火之中苦而無告的黎民，難
道不可以同情一下麽？然而要是遇着像林語堂先生一般高雅的人，可也要碰釘子。
有人就記載過史沫特萊和林語堂氏在上海一處茶會上的談話，史沫特萊講起她在蘇
州河上見到的一些棚戶不堪忍受的痛苦。
“但是你怎麽會知道他們是痛苦的呢？”那時也在座的哲學家林語堂問。
“也許他們並不關心污濁和懶散的。”
“是無疑的，自然，他們不快活呢。”她憤恨地答。
“我不懂”，林語堂玩笑地說。“這完全是心境的問題。”
“噢，那末縱使他們不覺得不快活，他們也應該知道不快活的。”她結束了這
場爭辯。
好一個“完全是心境的問題”！它把一切貧窮、痛苦、壓迫，都抹得幹幹淨淨
了！這算是“俗人應避雅人”的一點小註解。
但也有誤認半俗的人為雅，因此鬧出煞風景的事情來的。今年四月間，以《非
洲山青》、《戰地春夢》、《有與無》等著作名震一時的海明威（ErnestHemingway），
偕夫人來觀光抗戰中國。他是四月四日從香港轉飛重慶的，大公報社頭兩天便約好
了《戰地春夢》譯者林疑今先生作文章介紹。除了照例贊譽一通之外，就是希望他
回國後比賽珍珠更多講些好話。因為他“看過了我們抗戰的中國”
六日到重慶，看了好幾天，十日又轉成都看了兩天，十二日回到重慶，十四日
嘉陵賓館開歡迎大會，問他的觀感。然而怪了，竟不如所料。他頻頻說了一句說，
“Wonderful ！Sowonderful ！”─—“太奇妙了！太奇妙了！”紹酒“是喝的，
也聽了古琴獨奏的《陽關三疊》和琵琶獨奏《蜀道行》，然而不演講。
於是乎猜測來了，有人說“中國國民性是不容易明白的”，不講就足見慎重，
不至於歪麯；有人以為他原不過要搜集小說材料，把中國的好處寫給美國人看，
要將來寫了，“奇妙”安知不是極高的手筆；有一說則見於陳秉彝先生《海明威夫
婦歡迎記》，因為蜀道難行，嘉賓已經體味到了，但中國政府竟從明媚的江南搬到
難行的四川，建立了抗戰建國的司令臺。海明威先生在欣賞這純中國音樂之餘，當
然也會想到這問題的，要不是，他怎會連說：“‘China is wonderful’呢！”
要明真相，還是看看那幾天《中央日報》上的時事新聞：
四月四日
海明威夫婦抵桂。
四月六日
匪犯白樹臣、蔣國清、蔣泰雲、左和林、白金海等十餘人，經衛戍總司令部證
明槍劫屬實，分別判處死刑，除左和林、白金海在押病死外，其餘一幹人等已於五
日驗明正身執行槍决。
四月六日
民族掃墓節，各界因環境關係，不剋赴烈士墓及無名英雄墓祭禮，中午各就本
位靜默，以志哀思。
四月六日
海明威夫婦飛渝。
四月七日
為劉湛恩在滬遇害三周年紀念，嘉陵新村劉莊舉行祈禱會，並發《泣告國人書》。
四月八日
金石傢滁縣王王孫由蓉來渝，將其《正氣歌》刻石，假中國文藝社公開展覽。
四月八日
菊社票房為勸募戰時公債，特邀集在渝名票楊畹儂等，公演評劇三日。
四月九日
黑水蘆花夷胞獻金代表團抵渝，奉獻土物。
如果海明威現在還衹在寫觀賞西班牙鬥牛，自己去非洲打獵，則他是不會感到
什麽的；不幸他卻看過了西班牙的人鬥，沾了俗塵，可能就感到一些什麽了。
然而中國果真衹有奇妙的一面麽？土地在呻吟，同胞在流血，舊的和新的枷鎖
重重迫壓着，敵人的兇焰變本加厲地伸張，但無論如何，占大多數的人民正在忍饑，
鬥寒，不屈不撓地開拓着生路！他們敢於看慘淡的局面，敢於腳踏實地去鬥爭，而
且他們無論如何占大多數，代表着中國的優秀和優越。沒有看到這些，就沒有看見
中國。
然而這倒正是海明威的大幸。既認辨不出新生的胚胎，當然也難於指明浮腫的
實際，衹好含糊稱之為“奇妙”了。自以為“肥胖”的人們，也就不必費什麽唇舌，
衹要自己玩味藥方，“細尋佳處”，看見祛痰湯，說是消化藥，於是也得到安慰，
高高興興了。
我們希望“不容易明白的中國民族性”，不要一到外國就被誤傳為“都是人口
拐子”或“禮讓而樂天”。這卻不是專靠多請別人講好話所能辦到的，如果“友邦
人士”不因此鬍塗，那正因為有些像史沫特萊和斯諾一樣的俗人看過地底下，回去
說了的緣故。
一九四一年六月八日
vonSternberg ）來華及其“辱華事件”的始末，作這樣—段結語道：
其實，中國人是並非“沒有自知”之明的，缺點衹在有些人安於“自欺”，由
此並想“欺人”。譬如病人，患着浮腫，而諱疾忌醫，但願別人鬍塗，誤認他為肥
胖。妄想既久，時而自己也覺得好像肥胖，並非浮腫；即使還是浮腫，也是一種特
別的好浮腫，與衆不同。如果有人，當面指明：這非肥胖，而是浮腫，且並不“好”，
病而已矣。那麽，他就失望，含羞，駡指明者，以為昏妄。然而還想嚇他，騙他，
又希望他畏懼主
人的憤怒和駡詈，惴惴的再看一遍，細尋佳處，改口說這的確是肥胖。於是他
得到安慰，高高興興，放心的浮腫着了。
這篇文章寫於一九三六年，距今已忽忽五年了。幾年以來，我們自然不斷地變
革，掙紮，然而還是革不掉，掙不開，豈特沒有革掉，如果我們不自欺，魯迅先生
的文章一直到現在，還不折不扣地可以拿來查照的。
單以美國作傢來說，從中國回去的。說遠一些，有賽珍珠，說近一些，有史沫
特萊和斯諾。賽珍珠所得的中國印象，一言以蔽之曰：好。地方好，景色好，人事
好，甚到“民族性”也好。怎樣好法呢？“優美而寧靜”，知禮而樂天。這是說誰
也不帶浮腫相，大傢真的高高興興了。來了一個史沫特萊，可就有問題。她對中國
絶望嗎？並不，有另外的罪名，曰“麯解”。癥結所在，是她沒有賽珍珠的“一視
同仁”的宏度，她有抉擇，她有愛也有憎，有希望也有絶望。譬如說好吧，她指明
什麽是好，為什麽好，為什麽又不能更好。抉擇起來，可就有些人要被看出，或自
己照見的確有些像浮腫了，即使自以為也並無大害，但到底有人在揭發，就無異於
拆“面子”。於是乎不歡迎，說是“胡亂的報導一通”，“捏造事實”，“偏激”。
我們常有水災，兵災，“友邦”中特別是美國人士，一逢到這樣的際遇，總必
替我們賣花、唱戲、籌賑款。這固然大多出於豪富的“仁憫”，但也必然有些平民
百姓，的確出自至誠，量力為助，一片熱心的。對於水火之中苦而無告的黎民，難
道不可以同情一下麽？然而要是遇着像林語堂先生一般高雅的人，可也要碰釘子。
有人就記載過史沫特萊和林語堂氏在上海一處茶會上的談話，史沫特萊講起她在蘇
州河上見到的一些棚戶不堪忍受的痛苦。
“但是你怎麽會知道他們是痛苦的呢？”那時也在座的哲學家林語堂問。
“也許他們並不關心污濁和懶散的。”
“是無疑的，自然，他們不快活呢。”她憤恨地答。
“我不懂”，林語堂玩笑地說。“這完全是心境的問題。”
“噢，那末縱使他們不覺得不快活，他們也應該知道不快活的。”她結束了這
場爭辯。
好一個“完全是心境的問題”！它把一切貧窮、痛苦、壓迫，都抹得幹幹淨淨
了！這算是“俗人應避雅人”的一點小註解。
但也有誤認半俗的人為雅，因此鬧出煞風景的事情來的。今年四月間，以《非
洲山青》、《戰地春夢》、《有與無》等著作名震一時的海明威（ErnestHemingway），
偕夫人來觀光抗戰中國。他是四月四日從香港轉飛重慶的，大公報社頭兩天便約好
了《戰地春夢》譯者林疑今先生作文章介紹。除了照例贊譽一通之外，就是希望他
回國後比賽珍珠更多講些好話。因為他“看過了我們抗戰的中國”
六日到重慶，看了好幾天，十日又轉成都看了兩天，十二日回到重慶，十四日
嘉陵賓館開歡迎大會，問他的觀感。然而怪了，竟不如所料。他頻頻說了一句說，
“Wonderful ！Sowonderful ！”─—“太奇妙了！太奇妙了！”紹酒“是喝的，
也聽了古琴獨奏的《陽關三疊》和琵琶獨奏《蜀道行》，然而不演講。
於是乎猜測來了，有人說“中國國民性是不容易明白的”，不講就足見慎重，
不至於歪麯；有人以為他原不過要搜集小說材料，把中國的好處寫給美國人看，
要將來寫了，“奇妙”安知不是極高的手筆；有一說則見於陳秉彝先生《海明威夫
婦歡迎記》，因為蜀道難行，嘉賓已經體味到了，但中國政府竟從明媚的江南搬到
難行的四川，建立了抗戰建國的司令臺。海明威先生在欣賞這純中國音樂之餘，當
然也會想到這問題的，要不是，他怎會連說：“‘China is wonderful’呢！”
要明真相，還是看看那幾天《中央日報》上的時事新聞：
四月四日
海明威夫婦抵桂。
四月六日
匪犯白樹臣、蔣國清、蔣泰雲、左和林、白金海等十餘人，經衛戍總司令部證
明槍劫屬實，分別判處死刑，除左和林、白金海在押病死外，其餘一幹人等已於五
日驗明正身執行槍决。
四月六日
民族掃墓節，各界因環境關係，不剋赴烈士墓及無名英雄墓祭禮，中午各就本
位靜默，以志哀思。
四月六日
海明威夫婦飛渝。
四月七日
為劉湛恩在滬遇害三周年紀念，嘉陵新村劉莊舉行祈禱會，並發《泣告國人書》。
四月八日
金石傢滁縣王王孫由蓉來渝，將其《正氣歌》刻石，假中國文藝社公開展覽。
四月八日
菊社票房為勸募戰時公債，特邀集在渝名票楊畹儂等，公演評劇三日。
四月九日
黑水蘆花夷胞獻金代表團抵渝，奉獻土物。
如果海明威現在還衹在寫觀賞西班牙鬥牛，自己去非洲打獵，則他是不會感到
什麽的；不幸他卻看過了西班牙的人鬥，沾了俗塵，可能就感到一些什麽了。
然而中國果真衹有奇妙的一面麽？土地在呻吟，同胞在流血，舊的和新的枷鎖
重重迫壓着，敵人的兇焰變本加厲地伸張，但無論如何，占大多數的人民正在忍饑，
鬥寒，不屈不撓地開拓着生路！他們敢於看慘淡的局面，敢於腳踏實地去鬥爭，而
且他們無論如何占大多數，代表着中國的優秀和優越。沒有看到這些，就沒有看見
中國。
然而這倒正是海明威的大幸。既認辨不出新生的胚胎，當然也難於指明浮腫的
實際，衹好含糊稱之為“奇妙”了。自以為“肥胖”的人們，也就不必費什麽唇舌，
衹要自己玩味藥方，“細尋佳處”，看見祛痰湯，說是消化藥，於是也得到安慰，
高高興興了。
我們希望“不容易明白的中國民族性”，不要一到外國就被誤傳為“都是人口
拐子”或“禮讓而樂天”。這卻不是專靠多請別人講好話所能辦到的，如果“友邦
人士”不因此鬍塗，那正因為有些像史沫特萊和斯諾一樣的俗人看過地底下，回去
說了的緣故。
一九四一年六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