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不能够忘记一座城，我们县里的小小的城。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它就已经存在。它站在那儿，永远在老地方。墙的颜色褪
落得不可辨认，砖块和砖块之间爆开比拇指大的裂缝，莠草从裂缝里透出来，证明
它经过了很长的年代，它很古老。
但它还是站在那儿，它代表一个权力，它从来不肯倒下。
人们只要一看见那斑驳的城墙，就想起监狱、官、钱粮、差吏、堆满了坟头的
刑场……
─年，两年，十年，一百年……这城都没有什么变化。官换过了，但不必知道
他们的名字，无论哪一个人做着官，城的一切依然—样，乡下人的一切也依然一样，
压迫着人们的─—是那城。
后来有人把一块一块的砖头拆下来，原来立着墙的地方成了平地，成了马路。
但那座城依然存在，千几百年铸造下来的许多规条，比砖头更要硬，人们只要从那
地方走过，甚至不必从那地方走过，就知道那儿是一座厚厚的漆黑的城！
它代表一个权力，它永远是吃人的地方。旧的城墙满粘着人的肉，人的血，人
的眼泪；而没有城墙的城，这无数的血肉眼泪就堆叠起来，凝集起来，使人们一看
就知道那儿是城！
它代表一个权力，所以总不肯倒下来，它变了没有城墙的城，但它还站在那儿
……城的寿命比人长，长得多，他的父亲，祖父、祖父的祖父，都见到过这城，害
怕过这城，仇恨过这城……
总有一年，它要决定地倒下来，它倒下来了，就永远不再存在。它倒下来了，
人们就要造起美丽的城来，而且也永远不再记得，在那儿有过一座十分丑陋的城。
我知道这一年已经来近，我甚至看见它来了。
1949年1 月1 日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它就已经存在。它站在那儿，永远在老地方。墙的颜色褪
落得不可辨认，砖块和砖块之间爆开比拇指大的裂缝，莠草从裂缝里透出来，证明
它经过了很长的年代，它很古老。
但它还是站在那儿，它代表一个权力，它从来不肯倒下。
人们只要一看见那斑驳的城墙，就想起监狱、官、钱粮、差吏、堆满了坟头的
刑场……
─年，两年，十年，一百年……这城都没有什么变化。官换过了，但不必知道
他们的名字，无论哪一个人做着官，城的一切依然—样，乡下人的一切也依然一样，
压迫着人们的─—是那城。
后来有人把一块一块的砖头拆下来，原来立着墙的地方成了平地，成了马路。
但那座城依然存在，千几百年铸造下来的许多规条，比砖头更要硬，人们只要从那
地方走过，甚至不必从那地方走过，就知道那儿是一座厚厚的漆黑的城！
它代表一个权力，它永远是吃人的地方。旧的城墙满粘着人的肉，人的血，人
的眼泪；而没有城墙的城，这无数的血肉眼泪就堆叠起来，凝集起来，使人们一看
就知道那儿是城！
它代表一个权力，所以总不肯倒下来，它变了没有城墙的城，但它还站在那儿
……城的寿命比人长，长得多，他的父亲，祖父、祖父的祖父，都见到过这城，害
怕过这城，仇恨过这城……
总有一年，它要决定地倒下来，它倒下来了，就永远不再存在。它倒下来了，
人们就要造起美丽的城来，而且也永远不再记得，在那儿有过一座十分丑陋的城。
我知道这一年已经来近，我甚至看见它来了。
1949年1 月1 日
鲁迅先生在《立此存照》（三）里，记述派拉蒙公司导演冯·史丹堡（J ．-
vonSternberg ）来华及其“辱华事件”的始末，作这样—段结语道：
其实，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
此并想“欺人”。譬如病人，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胡涂，误认他为肥
胖。妄想既久，时而自己也觉得好像肥胖，并非浮肿；即使还是浮肿，也是一种特
别的好浮肿，与众不同。如果有人，当面指明：这非肥胖，而是浮肿，且并不“好”，
病而已矣。那么，他就失望，含羞，骂指明者，以为昏妄。然而还想吓他，骗他，
又希望他畏惧主
人的愤怒和骂詈，惴惴的再看一遍，细寻佳处，改口说这的确是肥胖。于是他
得到安慰，高高兴兴，放心的浮肿着了。
这篇文章写于一九三六年，距今已忽忽五年了。几年以来，我们自然不断地变
革，挣扎，然而还是革不掉，挣不开，岂特没有革掉，如果我们不自欺，鲁迅先生
的文章一直到现在，还不折不扣地可以拿来查照的。
单以美国作家来说，从中国回去的。说远一些，有赛珍珠，说近一些，有史沫
特莱和斯诺。赛珍珠所得的中国印象，一言以蔽之曰：好。地方好，景色好，人事
好，甚到“民族性”也好。怎样好法呢？“优美而宁静”，知礼而乐天。这是说谁
也不带浮肿相，大家真的高高兴兴了。来了一个史沫特莱，可就有问题。她对中国
绝望吗？并不，有另外的罪名，曰“曲解”。症结所在，是她没有赛珍珠的“一视
同仁”的宏度，她有抉择，她有爱也有憎，有希望也有绝望。譬如说好吧，她指明
什么是好，为什么好，为什么又不能更好。抉择起来，可就有些人要被看出，或自
己照见的确有些像浮肿了，即使自以为也并无大害，但到底有人在揭发，就无异于
拆“面子”。于是乎不欢迎，说是“胡乱的报导一通”，“捏造事实”，“偏激”。
我们常有水灾，兵灾，“友邦”中特别是美国人士，一逢到这样的际遇，总必
替我们卖花、唱戏、筹赈款。这固然大多出于豪富的“仁悯”，但也必然有些平民
百姓，的确出自至诚，量力为助，一片热心的。对于水火之中苦而无告的黎民，难
道不可以同情一下么？然而要是遇着像林语堂先生一般高雅的人，可也要碰钉子。
有人就记载过史沫特莱和林语堂氏在上海一处茶会上的谈话，史沫特莱讲起她在苏
州河上见到的一些棚户不堪忍受的痛苦。
“但是你怎么会知道他们是痛苦的呢？”那时也在座的哲学家林语堂问。
“也许他们并不关心污浊和懒散的。”
“是无疑的，自然，他们不快活呢。”她愤恨地答。
“我不懂”，林语堂玩笑地说。“这完全是心境的问题。”
“噢，那末纵使他们不觉得不快活，他们也应该知道不快活的。”她结束了这
场争辩。
好一个“完全是心境的问题”！它把一切贫穷、痛苦、压迫，都抹得干干净净
了！这算是“俗人应避雅人”的一点小注解。
但也有误认半俗的人为雅，因此闹出煞风景的事情来的。今年四月间，以《非
洲山青》、《战地春梦》、《有与无》等著作名震一时的海明威（ErnestHemingway），
偕夫人来观光抗战中国。他是四月四日从香港转飞重庆的，大公报社头两天便约好
了《战地春梦》译者林疑今先生作文章介绍。除了照例赞誉一通之外，就是希望他
回国后比赛珍珠更多讲些好话。因为他“看过了我们抗战的中国”
六日到重庆，看了好几天，十日又转成都看了两天，十二日回到重庆，十四日
嘉陵宾馆开欢迎大会，问他的观感。然而怪了，竟不如所料。他频频说了一句说，
“Wonderful ！Sowonderful ！”─—“太奇妙了！太奇妙了！”绍酒“是喝的，
也听了古琴独奏的《阳关三叠》和琵琶独奏《蜀道行》，然而不演讲。
于是乎猜测来了，有人说“中国国民性是不容易明白的”，不讲就足见慎重，
不至于歪曲；有人以为他原不过要搜集小说材料，把中国的好处写给美国人看，只
要将来写了，“奇妙”安知不是极高的手笔；有一说则见于陈秉彝先生《海明威夫
妇欢迎记》，因为蜀道难行，嘉宾已经体味到了，但中国政府竟从明媚的江南搬到
难行的四川，建立了抗战建国的司令台。海明威先生在欣赏这纯中国音乐之余，当
然也会想到这问题的，要不是，他怎会连说：“‘China is wonderful’呢！”
要明真相，还是看看那几天《中央日报》上的时事新闻：
四月四日
海明威夫妇抵桂。
四月六日
匪犯白树臣、蒋国清、蒋泰云、左和林、白金海等十余人，经卫戍总司令部证
明枪劫属实，分别判处死刑，除左和林、白金海在押病死外，其余一干人等已于五
日验明正身执行枪决。
四月六日
民族扫墓节，各界因环境关系，不克赴烈士墓及无名英雄墓祭礼，中午各就本
位静默，以志哀思。
四月六日
海明威夫妇飞渝。
四月七日
为刘湛恩在沪遇害三周年纪念，嘉陵新村刘庄举行祈祷会，并发《泣告国人书》。
四月八日
金石家滁县王王孙由蓉来渝，将其《正气歌》刻石，假中国文艺社公开展览。
四月八日
菊社票房为劝募战时公债，特邀集在渝名票杨畹侬等，公演评剧三日。
四月九日
黑水芦花夷胞献金代表团抵渝，奉献土物。
如果海明威现在还只在写观赏西班牙斗牛，自己去非洲打猎，则他是不会感到
什么的；不幸他却看过了西班牙的人斗，沾了俗尘，可能就感到一些什么了。
然而中国果真只有奇妙的一面么？土地在呻吟，同胞在流血，旧的和新的枷锁
重重迫压着，敌人的凶焰变本加厉地伸张，但无论如何，占大多数的人民正在忍饥，
斗寒，不屈不挠地开拓着生路！他们敢于看惨淡的局面，敢于脚踏实地去斗争，而
且他们无论如何占大多数，代表着中国的优秀和优越。没有看到这些，就没有看见
中国。
然而这倒正是海明威的大幸。既认辨不出新生的胚胎，当然也难于指明浮肿的
实际，只好含糊称之为“奇妙”了。自以为“肥胖”的人们，也就不必费什么唇舌，
只要自己玩味药方，“细寻佳处”，看见祛痰汤，说是消化药，于是也得到安慰，
高高兴兴了。
我们希望“不容易明白的中国民族性”，不要一到外国就被误传为“都是人口
拐子”或“礼让而乐天”。这却不是专靠多请别人讲好话所能办到的，如果“友邦
人士”不因此胡涂，那正因为有些像史沫特莱和斯诺一样的俗人看过地底下，回去
说了的缘故。
一九四一年六月八日
vonSternberg ）来华及其“辱华事件”的始末，作这样—段结语道：
其实，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
此并想“欺人”。譬如病人，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胡涂，误认他为肥
胖。妄想既久，时而自己也觉得好像肥胖，并非浮肿；即使还是浮肿，也是一种特
别的好浮肿，与众不同。如果有人，当面指明：这非肥胖，而是浮肿，且并不“好”，
病而已矣。那么，他就失望，含羞，骂指明者，以为昏妄。然而还想吓他，骗他，
又希望他畏惧主
人的愤怒和骂詈，惴惴的再看一遍，细寻佳处，改口说这的确是肥胖。于是他
得到安慰，高高兴兴，放心的浮肿着了。
这篇文章写于一九三六年，距今已忽忽五年了。几年以来，我们自然不断地变
革，挣扎，然而还是革不掉，挣不开，岂特没有革掉，如果我们不自欺，鲁迅先生
的文章一直到现在，还不折不扣地可以拿来查照的。
单以美国作家来说，从中国回去的。说远一些，有赛珍珠，说近一些，有史沫
特莱和斯诺。赛珍珠所得的中国印象，一言以蔽之曰：好。地方好，景色好，人事
好，甚到“民族性”也好。怎样好法呢？“优美而宁静”，知礼而乐天。这是说谁
也不带浮肿相，大家真的高高兴兴了。来了一个史沫特莱，可就有问题。她对中国
绝望吗？并不，有另外的罪名，曰“曲解”。症结所在，是她没有赛珍珠的“一视
同仁”的宏度，她有抉择，她有爱也有憎，有希望也有绝望。譬如说好吧，她指明
什么是好，为什么好，为什么又不能更好。抉择起来，可就有些人要被看出，或自
己照见的确有些像浮肿了，即使自以为也并无大害，但到底有人在揭发，就无异于
拆“面子”。于是乎不欢迎，说是“胡乱的报导一通”，“捏造事实”，“偏激”。
我们常有水灾，兵灾，“友邦”中特别是美国人士，一逢到这样的际遇，总必
替我们卖花、唱戏、筹赈款。这固然大多出于豪富的“仁悯”，但也必然有些平民
百姓，的确出自至诚，量力为助，一片热心的。对于水火之中苦而无告的黎民，难
道不可以同情一下么？然而要是遇着像林语堂先生一般高雅的人，可也要碰钉子。
有人就记载过史沫特莱和林语堂氏在上海一处茶会上的谈话，史沫特莱讲起她在苏
州河上见到的一些棚户不堪忍受的痛苦。
“但是你怎么会知道他们是痛苦的呢？”那时也在座的哲学家林语堂问。
“也许他们并不关心污浊和懒散的。”
“是无疑的，自然，他们不快活呢。”她愤恨地答。
“我不懂”，林语堂玩笑地说。“这完全是心境的问题。”
“噢，那末纵使他们不觉得不快活，他们也应该知道不快活的。”她结束了这
场争辩。
好一个“完全是心境的问题”！它把一切贫穷、痛苦、压迫，都抹得干干净净
了！这算是“俗人应避雅人”的一点小注解。
但也有误认半俗的人为雅，因此闹出煞风景的事情来的。今年四月间，以《非
洲山青》、《战地春梦》、《有与无》等著作名震一时的海明威（ErnestHemingway），
偕夫人来观光抗战中国。他是四月四日从香港转飞重庆的，大公报社头两天便约好
了《战地春梦》译者林疑今先生作文章介绍。除了照例赞誉一通之外，就是希望他
回国后比赛珍珠更多讲些好话。因为他“看过了我们抗战的中国”
六日到重庆，看了好几天，十日又转成都看了两天，十二日回到重庆，十四日
嘉陵宾馆开欢迎大会，问他的观感。然而怪了，竟不如所料。他频频说了一句说，
“Wonderful ！Sowonderful ！”─—“太奇妙了！太奇妙了！”绍酒“是喝的，
也听了古琴独奏的《阳关三叠》和琵琶独奏《蜀道行》，然而不演讲。
于是乎猜测来了，有人说“中国国民性是不容易明白的”，不讲就足见慎重，
不至于歪曲；有人以为他原不过要搜集小说材料，把中国的好处写给美国人看，只
要将来写了，“奇妙”安知不是极高的手笔；有一说则见于陈秉彝先生《海明威夫
妇欢迎记》，因为蜀道难行，嘉宾已经体味到了，但中国政府竟从明媚的江南搬到
难行的四川，建立了抗战建国的司令台。海明威先生在欣赏这纯中国音乐之余，当
然也会想到这问题的，要不是，他怎会连说：“‘China is wonderful’呢！”
要明真相，还是看看那几天《中央日报》上的时事新闻：
四月四日
海明威夫妇抵桂。
四月六日
匪犯白树臣、蒋国清、蒋泰云、左和林、白金海等十余人，经卫戍总司令部证
明枪劫属实，分别判处死刑，除左和林、白金海在押病死外，其余一干人等已于五
日验明正身执行枪决。
四月六日
民族扫墓节，各界因环境关系，不克赴烈士墓及无名英雄墓祭礼，中午各就本
位静默，以志哀思。
四月六日
海明威夫妇飞渝。
四月七日
为刘湛恩在沪遇害三周年纪念，嘉陵新村刘庄举行祈祷会，并发《泣告国人书》。
四月八日
金石家滁县王王孙由蓉来渝，将其《正气歌》刻石，假中国文艺社公开展览。
四月八日
菊社票房为劝募战时公债，特邀集在渝名票杨畹侬等，公演评剧三日。
四月九日
黑水芦花夷胞献金代表团抵渝，奉献土物。
如果海明威现在还只在写观赏西班牙斗牛，自己去非洲打猎，则他是不会感到
什么的；不幸他却看过了西班牙的人斗，沾了俗尘，可能就感到一些什么了。
然而中国果真只有奇妙的一面么？土地在呻吟，同胞在流血，旧的和新的枷锁
重重迫压着，敌人的凶焰变本加厉地伸张，但无论如何，占大多数的人民正在忍饥，
斗寒，不屈不挠地开拓着生路！他们敢于看惨淡的局面，敢于脚踏实地去斗争，而
且他们无论如何占大多数，代表着中国的优秀和优越。没有看到这些，就没有看见
中国。
然而这倒正是海明威的大幸。既认辨不出新生的胚胎，当然也难于指明浮肿的
实际，只好含糊称之为“奇妙”了。自以为“肥胖”的人们，也就不必费什么唇舌，
只要自己玩味药方，“细寻佳处”，看见祛痰汤，说是消化药，于是也得到安慰，
高高兴兴了。
我们希望“不容易明白的中国民族性”，不要一到外国就被误传为“都是人口
拐子”或“礼让而乐天”。这却不是专靠多请别人讲好话所能办到的，如果“友邦
人士”不因此胡涂，那正因为有些像史沫特莱和斯诺一样的俗人看过地底下，回去
说了的缘故。
一九四一年六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