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懷着感謝同時有極大的喜悅的感情，原因就是我從中國共産黨受了教育。在解放以前我萬萬想不到在文學方面我還有這麽多的工作可做，我以為我已經走進死鬍同裏面去了的。關鍵在於思想改造。１９５２年以後，我感到我的業務範圍擴大了，同時仿佛水平也提高了，我躍躍欲試！一方面知道個人的能力有限，一方面確是前途大有可為。所以我於感謝共産黨之外，又喜於自己有補過的勇氣和信心。
　　
　　我過去對中國古代的一些傑作，杜詩、《水滸》、《紅樓夢》，甚至對現代魯迅的著作，都不懂得，想起來真是可怕的事！我說不懂得，不是不懂得它的語言，語言我倒是很懂得，就是不懂得它的意義。１９５２年１０月以後，我開始想到孔夫子一句話，“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那意思大約是說重讀舊日讀的書，而瞭解大不同了，能夠有新的瞭解。我首先重讀魯迅的著作。我讀到《華蓋集》裏面的一篇《並非閑話》（二），真是掩捲深思，我懂得什麽叫做立場問題了，過去我就不能懂得這個，魯迅先生的偉大就因為他的立場總站在人民方面。那是１９２５年北京的事，兩個美國兵打了中國的車夫和巡警，中國人民聚了百餘人要打這兩個美國兵，美國兵逃進東交民巷（半殖民地中國的外國使館區域，駐有外國兵！）裏面去了，中國人民當然就不能進去打，進去打就要惹出禍事來。中國的反動知識分子乃用“閑話”做題目譏笑中國人民：“打！打！宣戰！宣戰！這樣的中國人，呸！”魯迅先生的《並非閑話》（二）就是痛駡反動知識分子，我註意到裏面這兩句話：“他們為什麽不打的呢，雖然打了也許又有人說是‘拳匪’”。魯迅先生這時還沒有接受馬剋思列寧主義，對義和團反帝國主義的性質還認識不清楚，在自己的文章裏敘到義和團的事情還總是用“拳匪事件”字樣，而一參加實際鬥爭，就站在義和團——人民的立場上來了！我讀到這裏，仿佛魯迅先生今天教育了我，要懂得什麽叫做立場，——其實是中國共産黨教育了我！
　　
　　重讀杜詩，處處有新的問題，好比嚮來有名的《贈衛八
　　
　　處士》，我想，這首詩明明是同三“吏”、三“別”在同一年春天詩人在同一旅途當中寫的，在《新安吏》裏，“縣小更無侗，”“次選中男行，”“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何以處士”家庭男女成行迎接來客很像“桃花源記”裏面的世界呢？
　　
　　這卻是真實的歷史，是地主階級，“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徵伐”的歷史。
　　
　　我過去讀《水滸》很不佩服武鬆，現在絲毫也不是假裝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戰，思想感情自然地變了，我真愛武鬆這個人物，《水滸傳》寫了武鬆報仇雪恨火一般的憤怒之後，特地來一場十字坡同孫二娘打架的描寫，莊嚴詼諧，頂天立地，好一個英雄本色。不懂得這種文章之美者，無目者也。我過去就是“無目”，所以然還是立場的關係，感情不能站在武鬆這一面，就很容易受外國的資産階級文學觀點的毒。我現在想把《水滸》好好地分析一番，把它的好處告訴青年讀者。
　　
　　當我最初讀到批評俞平伯先生《紅樓夢簡論》的文章
　　
　　，受的啓發真不小，那時我正在害眼病，禁不住托人買了《紅樓夢》重新讀了一遍。我笑我過去真是渺小。我記得我從前在北京大學做學生時不很看重《紅樓夢》，原因是以為曹雪芹不懂得李商隱的詩，《紅樓夢》裏面說李商隱的詩衹有“留得枯荷聽雨聲”一句好。這表現我的興趣多麽狹隘，那麽佩服李商隱。我至少也寫了十年的小說，正因為對於《紅樓夢》的現實主義的精神望塵莫及，所以自己一事無成。
　　
　　我還沒有來得及係統地作文藝理論的研究，但個人的科學水平從幾年來看報跟着大傢一路提高了，我覺得我們現在一般的文藝愛好者比五四初期北京大學執教鞭的人要高一
　　
　　層。我自己現在說話能夠不玄妙（過去就是玄妙，玄妙就是唯心！），能夠說得具體，說得明白，仔細一想原來就不外“語言”，“形象”，“典型”幾個範疇在那裏發生作用，解决問題，多麽真實，多麽有趣啊！周揚同志在《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的報告裏提出建設我國的馬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的任務，我很想做一名志願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