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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马路宽
“长治马路宽，女人的裤脚宽……一共有三宽，第三宽记不清了，”还没望见长治的城墙，一位同行者就对我们说了。
第三宽究竟是什么，我到城里就问过几次，说者不一，按下不表。女人的裤脚在冬天都扎上了带子，看不出宽得怎样了不得。马路倒确乎宽。从西门一进城，一见面前展出去的三株两株大树，三所两所商店的楼房峙立在两旁，由大车道夹着的大街，同伴中就有人说：“到了北平的西直门大街了。”
长治城也确乎不小，周围二十里，其大，在华北目前在我们这里的城市怕算得上第一了。城内并立在一起的钟鼓楼，上面钉着“风驰”、“云动”两块匾额，传说楼顶与伏在东边的太行山顶—样高。门里是地方法院，从前是府衙门。府衙门背后有“唐玄宗为潞州别驾时所建的德风亭故址。”今年春天日本一零八师团长下元在这里住过一个时期，最近八路军朱总司令也就在同一个房间里住了三天。
府衙门前面的石板底下传说还埋着一位将军的盔甲。这位将军在金兵破城的时候，自刎而死，尸立不倒。一直等金兀术来拜了三拜。传说的故事是发生在四五百年前。在四五百年后，在1938年2月27日，长治城里又自杀了一位民族英雄，一位四十七军的旅长李克沅。从东阳关进来的敌军大部队已经到了城下，旅长带了一营兵在城里死守。北城的门楼被大炮打穿了，城破了，完了吗？不，还有巷战。兵士在被解决以前，把枪枝毁了，或投到井里。一场壮烈的战斗，博得了长治一带老百姓简单而可贵的一声：“四川军打得好。”长治老百姓异口同声的说出这一句话也算得不容易吧。要知道长治第一次失陷中老百姓被敌兵杀死了多少──三千！这三千人本来也有脚可走，就因为川军誓与城偕亡，封了城门，才没有出去。敌兵进来了以后，手指按着枪上的机关，“看见狗不顺眼就打狗，看见人不顺眼就打人，”一个理发匠对我说。城里老百姓当然还不止三千。
其余的都在耶稣堂和天主堂里得了两个月的庇护。提起这件事情来，大家都不说一句怨言，却说了“四川军打得好”。宋朝那位守城将军的儿子就是被金兀术养大了却起来抗金的《说岳传》的英雄陆文龙。现在那些四川将士的儿子是远在我们总后方的四川，当然还不会给敌人带去训练，可是也当然熟悉《说岳传》里的故事，多数正预备随一股向外的潮流而涌到前方来，也许一部分已经涌到前方来了，以后当然还要源源不绝的涌到前方来呢。
至于这里长治的老百姓呢，他们干脆把城墙拆了。
这里的房子倒没有什么大损毁，虽然老百姓在敌军退走以后，回到家里看见可以拿走的东西都拿光了。“连我们这里榻上铺的毡子都给拿走了，”一个澡堂的伙计还在埋怨着。澡堂外边一间房子里也许本来就没有煤气灯，他也把没有的原因归之于敌人的破坏。到底对不对我不知道，可是无论如何，这一切当然得由敌人负责，老百姓反正已经把暴乱的侵略者认定是坏蛋了。敌兵退走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件照例做的工作却没有做：没有烧房子。这里也有他们的苦衷。他们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被粉碎了。八路军和决死队已经兵临城下。烧房子得冒烟冒火焰，他们就暴露了退却的征象，会招致被追击的危险。下元师团长也并没有把地方法院的沙发搬走，反而把新加在窗口的细铁丝网留下来了。他溜走的时候听说是坐了飞机。
长治马路宽。街道上走来了许多穿灰色和黄绿色军装的年轻人。在北平，在上海分手的又在这里街上拉了手，带了意外的欢欣，相互看看身上穿的军衣。原先不认识的也总有他们共同认识的朋友。“你们从前不认识吗？”“哎……”被问者迟疑了。“他跟某某人很熟。”噢，我们好象见过面。”这么宽的大路展开在他们面前，等着他们走。对于他们只要感觉兴趣，就无路不可以走，只要走下去就无路不容易通。你没有走过吧，一边走一边学习下去就行了。在这里我遇见了杭州梁氏三妹弟。他们中姐姐在决死三纵队的军政干部学校当指导员，正预备当县长；妹妹也在深山里熬炼过，现在是一个记者；弟弟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里出来了，正要到河北打游击。
长治的三宝在街头重新露面了：潞酒、驴肉、小火烧。在华北广大的非敌区号称第一的长春园饭馆里又响出了铲刀敲锅子的声音。如今正是冬天，价廉的皮货站岗到大街两旁的铺门前。五毛钱一双的羊皮手套游动在街头预备温暖多少出门人的手指。南门外经常聚着许多挑担子的小贩，陈列了许多从铁路线的城市里运来的日本货。可是大多是我们需要的物品，煤油、洋烛、火柴、电池、油印机……
大街的中心搭起了戏台，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出来看本地戏。中国人容易抱太平观念，实在也是因为我们太爱和平的缘故。可是火星剧团也在这个台上演了抗战戏。戏台正中的上方横挂着一幅白布，上面是广告，简简单单的写着“请看战斗日报。”
观众背后的一条巷口也确乎有人看贴在街上的当天的《战斗日报》。
巷内转弯处就是战斗日报社。工人分四班不分昼夜的在那里操纵着六架石印机。
全社最初只有半块石头，以前则没有石头，因为报用油印，由现任社长的秦春风担任收电、撰稿、编辑，由另一人担任蜡纸，印刷，发行。那是已经在敌人退出去以后了。在敌人来以前，全城更只有一种由商人把无线电广播的新闻抄在纸上卖钱的东西。再以前，在战前，则类似这一套的玩意儿都没有了。
现在全社工作的有五十人。报已扩充到八开式的四版，有社论，有战讯，有国外要闻，有地方通讯，有副刊。管理部的墙壁上挂了五张统计表，统计改用石印后，七月起至十一月止五个月内每日的开支。中间一张总表，两边四张统计印刷费、邮寄费、杂费、生活费，每一张表上耸立着以六十度斜势，一支高过一支的五支黑柱。报的销路已有三千，每份报的读者当然还不止三十个。地域当然限于晋东南。发行部的墙上贴了少数定阅单位的读者的地址与姓名。屯留一县中我看到了有这样不同的读者：
李高村转×宋村革命室
崔留村孙轼
郭村杨德堂
路村转栗村段权中
军电局赵慎斋
丰仪镇村箱柜交冯作新
新民村基督临时安息会鹿慧生
走到报社的民族革命室，你就仿佛进了缩小的晋东南，十几张的县图底下挂着三十多种报。这里现在已经办到每县至少有一种报了。它们中有油印的，有石印的，有一种用铅印的，就是《中国人报》，间日刊，已经发行了几个月，每期销一万五千份。
用石印翻版的《论持久战》，《抗战游击战的一般问题》，《人类的故事》，也到处被抢着看。成立不久的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的社长走在街时常被青年拉住了问他们又出了什么新书。出版社也就不息的翻印着，编印着种种小册子。他们编了一部小学战时读本，预备印八万册。他们知道抗战建国的大工程不能搁在空洞的基础上。
所以牺牲救国同盟会上党中心区办事处的王兴让同志，在和我们用左手（因为他断了右臂）握了手，和我们讲了多少年轻人都做了县长了，多少村子已经有了民选村长了，多少剧团已经到处演出了，多少自卫队甚至连回民义勇队已经组织起来了，多少救国会已经成立了以后，也要严肃的加上一句说：“现在这里什么都有了个框子，就等待充实。”
山西第五行政区戎胜伍专员的结论则是：“别处怕民众起来，我们这里就怕民众不起来。”
戎专员也不必怕，1938年12月l1日，就有陵川民众代表五十余到他面前来请愿撤换他们的贪污县长师人风。民众的沉痛呼声把老实的戎专员感动得红了眼睛。“你们的痛苦我都知道，”他说，一边伸出了手，“看，我的也是农民的手呀。”
请愿的代表大多是农民。留在长治静候消息的三个代表（其中一个已经长了白胡子）就住在第五行政区农民救国会里。农民救国会里经常住五个常务委员。他们是从五个县的乡下来的道地庄稼人。武装部主任，从潞城来的，穿着黄铜葡萄式扣子斜襟的黑布棉袄而照军装规矩的束了一根皮带。他只在襄垣受过一星期的训练。到这里就什么都办得有条理了。另一个农民，担任秘书的，在12月20日第五行政区工人救国会成立会上，虽然是怯生生的，毕竟上台致词了。
参加这个成立会的各县工人救国会代表一共到了二百多人，其中十分之一光着头。十分之二用毛巾包头，十分之五戴瓜皮小帽，十分之一戴皮帽，十分之一戴军帽。可是一听说唱歌，老老少少，毫不忸怩，“工农商学兵……”大家合上来唱了。长治县妇女救国会办事处的桌子上搁着黑布和针线，因为他们正在发动会员给青年救国会做二百双鞋子。
同一院子的长治儿童救国会的房间里则挂着几支电棒，一看就令人想起那些小英雄的光芒与威棱，两个十五岁的乡下孩子，一胖一瘦，都是委员了。胖的指瘦的对我们说：“他管组织部。”他自己呢？“锄奸部，”他回答。听到说“锄奸”，我们就立刻想起当地报纸上每隔若干日总可以读到的各地儿童团抓住汉奸的新闻。提起这些事来，锄奸部主任淡淡的解释了：“都是些小汉奸”。“都是和你一样小吗？”我们打趣说。“并不是人小呀，”他只微微的一笑。他们大多是下毒药的，贩白面金丹的。儿童团查路条最认真。为不给看路条，长子县儿童团扣过县长，陵川县儿童团扣过洋教士，平顺龙镇的儿童团中把自己的舅父都扣了。从他们充满了幼稚的字迹的“工作报告簿”上，我们可以随便翻出几条来看看他们办起事来那副认真的面孔：四区报告，韩村村副不负责。须村儿童放哨不确实，教员不负责，自卫队黑夜不放哨，一个人借了一个通行证。南和没有学生放哨。
二区报告，苏店宣传队成立，每星期一下；侦察队成立，每星期上早操。晋寺宣传队成立，每半月宣传一回；募捐队已经成立，没有笔墨。
长治马路宽。长治城大，空地多，于是大家也就感到一点“不满”──不是“不满意”，而是“不满足”。精神上和实际上的空间老是填不满，而时间永远是那么短，尤其在目前，在冬天，一做工作，天就黑了。于是煤油灯，麻油灯，洋蜡都起来尽它们所能尽的绵力。民族革命中学的大礼堂里，经常有校外人来用五十张或八十张课桌，十二支或二十支洋蜡把两三个或五六个从别处到长治来的客人包围在核心，向他们发出一个问题又一个问题由他们回答──这叫做“座谈会”。座谈会很容易一下子就开到第一批洋蜡点完了，第二批洋蜡眼看又只剩一个头。
1938年12月13日，在民族革命中学的民族革命室里又开了一个特别长，意味也特别长的座谈会：士绅座谈会。
八路军朱总司令是座谈会中被包围的中心人物。他还是第—次到长治，在三天的滞留中，马不停蹄的到处走，带了今春府城战斗中亲自带一连人上第一线作战的作风，亲自出马干民众运动的工作，到处演讲，谈话。
座谈会的士绅中首先站起来说话的是一个穿黑马褂的前山西高等法院院长。他一边说一边微伛着上身，用右手在洋蜡上空绕了又绕。他是讲的战略：要保卫山西，得在河北打击敌人。不错。总司令只是和蔼的笑笑，点点头。还有一个穿皮大衣的胖绅士提出了“我们究竟要何年何月才可以打退日本兵？”很可笑。总司令又只是和蔼的笑笑，可是当然不点头。问题多得很，可是写在小纸条上了。总司令预备一块解答。
“今晚这个座谈会实在是一个恳亲会，”这是总司令站起来说的第一句话。不错，这个会到后半多少有点像恳亲会了。老老少少，一团和气不时发出来一阵阵笑声。总司令首先分析了国际局势，就不啻给听众看了一幅生动的漫画：看，法西斯实在还够不上做强盗，而是扒手。扒手还是怕挨打的。这几个法西斯穷国只有一把刀，就把刀拿出来东戳一戳，西晃一晃，吓一吓，弄一点便宜。“意大利有几只潜水艇，就用几只潜水艇去撞人家的船只兵船也好，商船也好，在地中海冒起来了又缩下去了。”像美国这种有钱绅士，在这种场合就对法西斯蒂说：”你还不起钱就不要还得了，别那么凶奄。”苏联呢，明知道法西斯蒂是空头，在打扑克里只是吓唬人，所以随时都预备说；“来吧，我看！”总司令用“就是这个道理”结束了许多话题的明白解释，叫大家听完了一想也觉得确乎就是这个道理。
总司令戴起眼镜来了，又摘下来了：一张纸条上的看完了。他抬起头来说了几句，在讲话的中间或者末尾不时的引起一片笑声。问题本身也颇有些怪好玩的。主要是共产问题，总司令说：“在实现三民主义这一点上，共产党很乐意和国民党竞赛一下。”
听众笑了。有人问；牺盟会和共产党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总司令把眼镜又摘下来了，接下去就是一个简单的答复：“到底怎么样？到底还是朋友关系奄。”听众又笑了。“合理负担是不是共产？”总司令回答说：“合理负担是阎司令长官提出来的，也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办法。阎司令长官在山西算得最有钱了吧，他还要共人家的产吗？”听众又笑了。不要笑得太多了，还是深省一下刚才总司令对于“抗战胜利以后中国会不会实行共产？”这一个问题的答复吧：“什么都打得稀烂了，还有什么产可共，第一得先造产呵。”
长治马路宽。长治城垣拆了两次，已经快平了。快成了一条宽阔的环城大马路的基础了。
长治，12月22日
（1938）
第三宽究竟是什么，我到城里就问过几次，说者不一，按下不表。女人的裤脚在冬天都扎上了带子，看不出宽得怎样了不得。马路倒确乎宽。从西门一进城，一见面前展出去的三株两株大树，三所两所商店的楼房峙立在两旁，由大车道夹着的大街，同伴中就有人说：“到了北平的西直门大街了。”
长治城也确乎不小，周围二十里，其大，在华北目前在我们这里的城市怕算得上第一了。城内并立在一起的钟鼓楼，上面钉着“风驰”、“云动”两块匾额，传说楼顶与伏在东边的太行山顶—样高。门里是地方法院，从前是府衙门。府衙门背后有“唐玄宗为潞州别驾时所建的德风亭故址。”今年春天日本一零八师团长下元在这里住过一个时期，最近八路军朱总司令也就在同一个房间里住了三天。
府衙门前面的石板底下传说还埋着一位将军的盔甲。这位将军在金兵破城的时候，自刎而死，尸立不倒。一直等金兀术来拜了三拜。传说的故事是发生在四五百年前。在四五百年后，在1938年2月27日，长治城里又自杀了一位民族英雄，一位四十七军的旅长李克沅。从东阳关进来的敌军大部队已经到了城下，旅长带了一营兵在城里死守。北城的门楼被大炮打穿了，城破了，完了吗？不，还有巷战。兵士在被解决以前，把枪枝毁了，或投到井里。一场壮烈的战斗，博得了长治一带老百姓简单而可贵的一声：“四川军打得好。”长治老百姓异口同声的说出这一句话也算得不容易吧。要知道长治第一次失陷中老百姓被敌兵杀死了多少──三千！这三千人本来也有脚可走，就因为川军誓与城偕亡，封了城门，才没有出去。敌兵进来了以后，手指按着枪上的机关，“看见狗不顺眼就打狗，看见人不顺眼就打人，”一个理发匠对我说。城里老百姓当然还不止三千。
其余的都在耶稣堂和天主堂里得了两个月的庇护。提起这件事情来，大家都不说一句怨言，却说了“四川军打得好”。宋朝那位守城将军的儿子就是被金兀术养大了却起来抗金的《说岳传》的英雄陆文龙。现在那些四川将士的儿子是远在我们总后方的四川，当然还不会给敌人带去训练，可是也当然熟悉《说岳传》里的故事，多数正预备随一股向外的潮流而涌到前方来，也许一部分已经涌到前方来了，以后当然还要源源不绝的涌到前方来呢。
至于这里长治的老百姓呢，他们干脆把城墙拆了。
这里的房子倒没有什么大损毁，虽然老百姓在敌军退走以后，回到家里看见可以拿走的东西都拿光了。“连我们这里榻上铺的毡子都给拿走了，”一个澡堂的伙计还在埋怨着。澡堂外边一间房子里也许本来就没有煤气灯，他也把没有的原因归之于敌人的破坏。到底对不对我不知道，可是无论如何，这一切当然得由敌人负责，老百姓反正已经把暴乱的侵略者认定是坏蛋了。敌兵退走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件照例做的工作却没有做：没有烧房子。这里也有他们的苦衷。他们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被粉碎了。八路军和决死队已经兵临城下。烧房子得冒烟冒火焰，他们就暴露了退却的征象，会招致被追击的危险。下元师团长也并没有把地方法院的沙发搬走，反而把新加在窗口的细铁丝网留下来了。他溜走的时候听说是坐了飞机。
长治马路宽。街道上走来了许多穿灰色和黄绿色军装的年轻人。在北平，在上海分手的又在这里街上拉了手，带了意外的欢欣，相互看看身上穿的军衣。原先不认识的也总有他们共同认识的朋友。“你们从前不认识吗？”“哎……”被问者迟疑了。“他跟某某人很熟。”噢，我们好象见过面。”这么宽的大路展开在他们面前，等着他们走。对于他们只要感觉兴趣，就无路不可以走，只要走下去就无路不容易通。你没有走过吧，一边走一边学习下去就行了。在这里我遇见了杭州梁氏三妹弟。他们中姐姐在决死三纵队的军政干部学校当指导员，正预备当县长；妹妹也在深山里熬炼过，现在是一个记者；弟弟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里出来了，正要到河北打游击。
长治的三宝在街头重新露面了：潞酒、驴肉、小火烧。在华北广大的非敌区号称第一的长春园饭馆里又响出了铲刀敲锅子的声音。如今正是冬天，价廉的皮货站岗到大街两旁的铺门前。五毛钱一双的羊皮手套游动在街头预备温暖多少出门人的手指。南门外经常聚着许多挑担子的小贩，陈列了许多从铁路线的城市里运来的日本货。可是大多是我们需要的物品，煤油、洋烛、火柴、电池、油印机……
大街的中心搭起了戏台，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出来看本地戏。中国人容易抱太平观念，实在也是因为我们太爱和平的缘故。可是火星剧团也在这个台上演了抗战戏。戏台正中的上方横挂着一幅白布，上面是广告，简简单单的写着“请看战斗日报。”
观众背后的一条巷口也确乎有人看贴在街上的当天的《战斗日报》。
巷内转弯处就是战斗日报社。工人分四班不分昼夜的在那里操纵着六架石印机。
全社最初只有半块石头，以前则没有石头，因为报用油印，由现任社长的秦春风担任收电、撰稿、编辑，由另一人担任蜡纸，印刷，发行。那是已经在敌人退出去以后了。在敌人来以前，全城更只有一种由商人把无线电广播的新闻抄在纸上卖钱的东西。再以前，在战前，则类似这一套的玩意儿都没有了。
现在全社工作的有五十人。报已扩充到八开式的四版，有社论，有战讯，有国外要闻，有地方通讯，有副刊。管理部的墙壁上挂了五张统计表，统计改用石印后，七月起至十一月止五个月内每日的开支。中间一张总表，两边四张统计印刷费、邮寄费、杂费、生活费，每一张表上耸立着以六十度斜势，一支高过一支的五支黑柱。报的销路已有三千，每份报的读者当然还不止三十个。地域当然限于晋东南。发行部的墙上贴了少数定阅单位的读者的地址与姓名。屯留一县中我看到了有这样不同的读者：
李高村转×宋村革命室
崔留村孙轼
郭村杨德堂
路村转栗村段权中
军电局赵慎斋
丰仪镇村箱柜交冯作新
新民村基督临时安息会鹿慧生
走到报社的民族革命室，你就仿佛进了缩小的晋东南，十几张的县图底下挂着三十多种报。这里现在已经办到每县至少有一种报了。它们中有油印的，有石印的，有一种用铅印的，就是《中国人报》，间日刊，已经发行了几个月，每期销一万五千份。
用石印翻版的《论持久战》，《抗战游击战的一般问题》，《人类的故事》，也到处被抢着看。成立不久的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的社长走在街时常被青年拉住了问他们又出了什么新书。出版社也就不息的翻印着，编印着种种小册子。他们编了一部小学战时读本，预备印八万册。他们知道抗战建国的大工程不能搁在空洞的基础上。
所以牺牲救国同盟会上党中心区办事处的王兴让同志，在和我们用左手（因为他断了右臂）握了手，和我们讲了多少年轻人都做了县长了，多少村子已经有了民选村长了，多少剧团已经到处演出了，多少自卫队甚至连回民义勇队已经组织起来了，多少救国会已经成立了以后，也要严肃的加上一句说：“现在这里什么都有了个框子，就等待充实。”
山西第五行政区戎胜伍专员的结论则是：“别处怕民众起来，我们这里就怕民众不起来。”
戎专员也不必怕，1938年12月l1日，就有陵川民众代表五十余到他面前来请愿撤换他们的贪污县长师人风。民众的沉痛呼声把老实的戎专员感动得红了眼睛。“你们的痛苦我都知道，”他说，一边伸出了手，“看，我的也是农民的手呀。”
请愿的代表大多是农民。留在长治静候消息的三个代表（其中一个已经长了白胡子）就住在第五行政区农民救国会里。农民救国会里经常住五个常务委员。他们是从五个县的乡下来的道地庄稼人。武装部主任，从潞城来的，穿着黄铜葡萄式扣子斜襟的黑布棉袄而照军装规矩的束了一根皮带。他只在襄垣受过一星期的训练。到这里就什么都办得有条理了。另一个农民，担任秘书的，在12月20日第五行政区工人救国会成立会上，虽然是怯生生的，毕竟上台致词了。
参加这个成立会的各县工人救国会代表一共到了二百多人，其中十分之一光着头。十分之二用毛巾包头，十分之五戴瓜皮小帽，十分之一戴皮帽，十分之一戴军帽。可是一听说唱歌，老老少少，毫不忸怩，“工农商学兵……”大家合上来唱了。长治县妇女救国会办事处的桌子上搁着黑布和针线，因为他们正在发动会员给青年救国会做二百双鞋子。
同一院子的长治儿童救国会的房间里则挂着几支电棒，一看就令人想起那些小英雄的光芒与威棱，两个十五岁的乡下孩子，一胖一瘦，都是委员了。胖的指瘦的对我们说：“他管组织部。”他自己呢？“锄奸部，”他回答。听到说“锄奸”，我们就立刻想起当地报纸上每隔若干日总可以读到的各地儿童团抓住汉奸的新闻。提起这些事来，锄奸部主任淡淡的解释了：“都是些小汉奸”。“都是和你一样小吗？”我们打趣说。“并不是人小呀，”他只微微的一笑。他们大多是下毒药的，贩白面金丹的。儿童团查路条最认真。为不给看路条，长子县儿童团扣过县长，陵川县儿童团扣过洋教士，平顺龙镇的儿童团中把自己的舅父都扣了。从他们充满了幼稚的字迹的“工作报告簿”上，我们可以随便翻出几条来看看他们办起事来那副认真的面孔：四区报告，韩村村副不负责。须村儿童放哨不确实，教员不负责，自卫队黑夜不放哨，一个人借了一个通行证。南和没有学生放哨。
二区报告，苏店宣传队成立，每星期一下；侦察队成立，每星期上早操。晋寺宣传队成立，每半月宣传一回；募捐队已经成立，没有笔墨。
长治马路宽。长治城大，空地多，于是大家也就感到一点“不满”──不是“不满意”，而是“不满足”。精神上和实际上的空间老是填不满，而时间永远是那么短，尤其在目前，在冬天，一做工作，天就黑了。于是煤油灯，麻油灯，洋蜡都起来尽它们所能尽的绵力。民族革命中学的大礼堂里，经常有校外人来用五十张或八十张课桌，十二支或二十支洋蜡把两三个或五六个从别处到长治来的客人包围在核心，向他们发出一个问题又一个问题由他们回答──这叫做“座谈会”。座谈会很容易一下子就开到第一批洋蜡点完了，第二批洋蜡眼看又只剩一个头。
1938年12月13日，在民族革命中学的民族革命室里又开了一个特别长，意味也特别长的座谈会：士绅座谈会。
八路军朱总司令是座谈会中被包围的中心人物。他还是第—次到长治，在三天的滞留中，马不停蹄的到处走，带了今春府城战斗中亲自带一连人上第一线作战的作风，亲自出马干民众运动的工作，到处演讲，谈话。
座谈会的士绅中首先站起来说话的是一个穿黑马褂的前山西高等法院院长。他一边说一边微伛着上身，用右手在洋蜡上空绕了又绕。他是讲的战略：要保卫山西，得在河北打击敌人。不错。总司令只是和蔼的笑笑，点点头。还有一个穿皮大衣的胖绅士提出了“我们究竟要何年何月才可以打退日本兵？”很可笑。总司令又只是和蔼的笑笑，可是当然不点头。问题多得很，可是写在小纸条上了。总司令预备一块解答。
“今晚这个座谈会实在是一个恳亲会，”这是总司令站起来说的第一句话。不错，这个会到后半多少有点像恳亲会了。老老少少，一团和气不时发出来一阵阵笑声。总司令首先分析了国际局势，就不啻给听众看了一幅生动的漫画：看，法西斯实在还够不上做强盗，而是扒手。扒手还是怕挨打的。这几个法西斯穷国只有一把刀，就把刀拿出来东戳一戳，西晃一晃，吓一吓，弄一点便宜。“意大利有几只潜水艇，就用几只潜水艇去撞人家的船只兵船也好，商船也好，在地中海冒起来了又缩下去了。”像美国这种有钱绅士，在这种场合就对法西斯蒂说：”你还不起钱就不要还得了，别那么凶奄。”苏联呢，明知道法西斯蒂是空头，在打扑克里只是吓唬人，所以随时都预备说；“来吧，我看！”总司令用“就是这个道理”结束了许多话题的明白解释，叫大家听完了一想也觉得确乎就是这个道理。
总司令戴起眼镜来了，又摘下来了：一张纸条上的看完了。他抬起头来说了几句，在讲话的中间或者末尾不时的引起一片笑声。问题本身也颇有些怪好玩的。主要是共产问题，总司令说：“在实现三民主义这一点上，共产党很乐意和国民党竞赛一下。”
听众笑了。有人问；牺盟会和共产党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总司令把眼镜又摘下来了，接下去就是一个简单的答复：“到底怎么样？到底还是朋友关系奄。”听众又笑了。“合理负担是不是共产？”总司令回答说：“合理负担是阎司令长官提出来的，也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办法。阎司令长官在山西算得最有钱了吧，他还要共人家的产吗？”听众又笑了。不要笑得太多了，还是深省一下刚才总司令对于“抗战胜利以后中国会不会实行共产？”这一个问题的答复吧：“什么都打得稀烂了，还有什么产可共，第一得先造产呵。”
长治马路宽。长治城垣拆了两次，已经快平了。快成了一条宽阔的环城大马路的基础了。
长治，12月22日
（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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