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並不想提出有關經濟增長的新概念，而是試圖為研究經濟增長提供一個有關的
基礎。研究經濟增長新概念的論文可在專業刊物上發表，作者寫過這方面的文章並已列
舉在本書的書目提要部分。像本書這類著作看來頗有必要，因為經濟增長的理論已再次
引起全世界的關註，而且全面論述這個主題的著作幾乎已有整整一個世紀未見問世。最
後一本涉及範圍如此廣泛的巨著是約翰·斯圖爾特·穆勒所寫的《政治經濟學原理》，
於1848年出版。此後，經濟學家變得聰明了，他們極為明智地不再試圖在一部著作裏論
述範圍如此廣泛的主題，甚至由於他們力不胜任完全放棄了這個主題的某些方面。作者
之所以敢於探討這個廣泛的領域，部分是由於壓抑不住好奇心理，部分是考慮到當今政
策製訂者的實際需要；但作者認為，儘管本人對多數的課題免不了論述得十分膚淺，但
主要是自己鼓足了勇氣敢於嚮持有挑剔眼光的公衆提供這部主題浩瀚的著作。
本書書名易被誤解為經濟增長具有一個單一的理論。但决定經濟增長的因素繁多，
而每個因素又各有一整套理論。研究土地使用權的理論，與研究新思想傳播、貿易周期、
人口增長、或是政府預算等理論並無多少共同點。作為本書書名也許用經濟增長的“
種理論”更為恰當些，可是也同樣易被誤解為本書的目的在於評述經濟增長的文獻。我
不是要製定一種理論，而是勾劃出一幅藍圖。研究經濟增長有關的因素頭緒萬千，除非
對這個主題有一個總的觀念，否則容易迷失方向。這也算是我請求讀者原諒本書膚淺的
一個表白。由於目的不同，繪製地圖所使用的比例尺各不相同。若是專業刊物上登載的
文章，它的比例尺相當於1英寸等於1英裏，那麽本書的比例尺更近乎1英寸等於100英裏。
這一點對讀者瞭解本書也是有用的。
促使作者編寫本書是好奇心理和實際需要的結合，它决定了本書的格局。好奇心理
要求對人類歷史的進程進行哲理上的探討，而實際需要則又要求寫成為指導行動的一本
手册。
由於作者對兩者感到同等的興趣，所以本書的內容既不會適合衹註重哲理的人，也
不適合要求明確下一步怎樣行動的人。
看來，一部著作必然會反映作者的個性及其多種多樣特徵。
一部著作還必須反映作者的寫作手法。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註重概括，而人類學家
和歷史學家則重視具體的事例。我為了充實本書，很想寫入兩三個有關經濟增長或經濟
停滯的實例研究材料。懷着這樣的心願，我饒有興趣地閱讀了古埃及、希臘、羅馬和伊
斯蘭國傢的資料，更不用說中國、日本和中世紀末起的資料。可是實不相瞞，在閱讀了
這批資料以後，尤其是在閱讀公元1500年以前時期的資料以後，我從中得到的樂趣超過
了知識的增長，部分原因是對早期經濟史的確切瞭解太少了。要把一個涉及本書全部內
容的實例寫得充分就需要進行大量的調查研究然後寫成一篇單獨的論文。我與曼徹斯特
大學研究部成員吉錫拉·艾斯納爾夫人密切合作，她正在寫一部有關1830年至1930年牙
買加的經濟發展狀況的著作。那部著作到1956年出版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將是一部與
本書實例調查相配合的論著。
我受到了許多朋友和熟人的慷慨大方的協助。在東南亞、非洲、加勒比海，這些朋
友抽暇陪同我觀看了他們所做的工作，並交換了意見和殷勤地款待我。由於他們人數衆
多無法在此一一列舉他們的名字。我還要感謝許多國傢的學術界的朋友與我進行了無數
的談話，以及寄來了源源不斷的刊物上的文章。彼得·鮑爾先生、馬剋斯·格拉剋曼教
授、J．M．洛先生、J．馬爾斯博士、K．馬丁博士、R．H．普雷斯頓牧師、P．羅森斯坦
－羅丹博士和M．N．斯裏尼萬斯教授等誠摯地閱讀了本書初稿並提出了詳盡的批評意見。
他們的評論使我得益匪淺，但同時，在某些章節方面我依然頑固地堅持自己的寫法，
管他們認為是錯誤的或容易引起誤解的。我的秘書多拉·沃剋登小姐付出了大量勞動，
耐心細緻地為書稿打字。我深切地感謝她的耐心。
我的夫人和孩子們為了我寫作此書需要寧靜環境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他們的深情
使我感激不盡。
阿瑟·劉易斯
1954年7月於曼徹斯特
基礎。研究經濟增長新概念的論文可在專業刊物上發表，作者寫過這方面的文章並已列
舉在本書的書目提要部分。像本書這類著作看來頗有必要，因為經濟增長的理論已再次
引起全世界的關註，而且全面論述這個主題的著作幾乎已有整整一個世紀未見問世。最
後一本涉及範圍如此廣泛的巨著是約翰·斯圖爾特·穆勒所寫的《政治經濟學原理》，
於1848年出版。此後，經濟學家變得聰明了，他們極為明智地不再試圖在一部著作裏論
述範圍如此廣泛的主題，甚至由於他們力不胜任完全放棄了這個主題的某些方面。作者
之所以敢於探討這個廣泛的領域，部分是由於壓抑不住好奇心理，部分是考慮到當今政
策製訂者的實際需要；但作者認為，儘管本人對多數的課題免不了論述得十分膚淺，但
主要是自己鼓足了勇氣敢於嚮持有挑剔眼光的公衆提供這部主題浩瀚的著作。
本書書名易被誤解為經濟增長具有一個單一的理論。但决定經濟增長的因素繁多，
而每個因素又各有一整套理論。研究土地使用權的理論，與研究新思想傳播、貿易周期、
人口增長、或是政府預算等理論並無多少共同點。作為本書書名也許用經濟增長的“
種理論”更為恰當些，可是也同樣易被誤解為本書的目的在於評述經濟增長的文獻。我
不是要製定一種理論，而是勾劃出一幅藍圖。研究經濟增長有關的因素頭緒萬千，除非
對這個主題有一個總的觀念，否則容易迷失方向。這也算是我請求讀者原諒本書膚淺的
一個表白。由於目的不同，繪製地圖所使用的比例尺各不相同。若是專業刊物上登載的
文章，它的比例尺相當於1英寸等於1英裏，那麽本書的比例尺更近乎1英寸等於100英裏。
這一點對讀者瞭解本書也是有用的。
促使作者編寫本書是好奇心理和實際需要的結合，它决定了本書的格局。好奇心理
要求對人類歷史的進程進行哲理上的探討，而實際需要則又要求寫成為指導行動的一本
手册。
由於作者對兩者感到同等的興趣，所以本書的內容既不會適合衹註重哲理的人，也
不適合要求明確下一步怎樣行動的人。
看來，一部著作必然會反映作者的個性及其多種多樣特徵。
一部著作還必須反映作者的寫作手法。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註重概括，而人類學家
和歷史學家則重視具體的事例。我為了充實本書，很想寫入兩三個有關經濟增長或經濟
停滯的實例研究材料。懷着這樣的心願，我饒有興趣地閱讀了古埃及、希臘、羅馬和伊
斯蘭國傢的資料，更不用說中國、日本和中世紀末起的資料。可是實不相瞞，在閱讀了
這批資料以後，尤其是在閱讀公元1500年以前時期的資料以後，我從中得到的樂趣超過
了知識的增長，部分原因是對早期經濟史的確切瞭解太少了。要把一個涉及本書全部內
容的實例寫得充分就需要進行大量的調查研究然後寫成一篇單獨的論文。我與曼徹斯特
大學研究部成員吉錫拉·艾斯納爾夫人密切合作，她正在寫一部有關1830年至1930年牙
買加的經濟發展狀況的著作。那部著作到1956年出版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將是一部與
本書實例調查相配合的論著。
我受到了許多朋友和熟人的慷慨大方的協助。在東南亞、非洲、加勒比海，這些朋
友抽暇陪同我觀看了他們所做的工作，並交換了意見和殷勤地款待我。由於他們人數衆
多無法在此一一列舉他們的名字。我還要感謝許多國傢的學術界的朋友與我進行了無數
的談話，以及寄來了源源不斷的刊物上的文章。彼得·鮑爾先生、馬剋斯·格拉剋曼教
授、J．M．洛先生、J．馬爾斯博士、K．馬丁博士、R．H．普雷斯頓牧師、P．羅森斯坦
－羅丹博士和M．N．斯裏尼萬斯教授等誠摯地閱讀了本書初稿並提出了詳盡的批評意見。
他們的評論使我得益匪淺，但同時，在某些章節方面我依然頑固地堅持自己的寫法，
管他們認為是錯誤的或容易引起誤解的。我的秘書多拉·沃剋登小姐付出了大量勞動，
耐心細緻地為書稿打字。我深切地感謝她的耐心。
我的夫人和孩子們為了我寫作此書需要寧靜環境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他們的深情
使我感激不盡。
阿瑟·劉易斯
1954年7月於曼徹斯特
本書的主題為一國人均産出的增長。書中所述並非全是對專門名詞下確切的定義；
不過對它們的意義加以評議可能是有益的。
首先，應當註意的是，我們的主題是增長，而不是分配。
有可能産出也許增長了，而人民群衆卻反而比以前更為貧睏。
我們必須考慮産出的增長與産出的分配之間的關係，但我們主要關心的是分析增長，
而不是分配。
其次，我們關心的主要不是消費，而是産出。有時産出也許增長了，而消費卻在下
降。原因或許由於儲蓄增長，或是由於政府為其本身的用途而消耗了産出。我們必須考
慮産出、消費、儲蓄和政府活動之間的關係，但我們是從産出增長的角度，而不是從消
費增長的角度來進行探討的。
關於産出的定義，我們留給國民收入理論傢去探討。但仍有不少難題：即在對比一
個年度與另一個年度的産出時的指數問題；又如何决定什麽算是産出，什麽算是産出的
成本；
還有零售分銷、廣告或運輸等費用的增加應算作為産出的增加，還是僅僅算作為提
高專業化的成本？此外，若是消費者過去為其自身需要所付出的勞務（如縫製衣服）現
在轉移到工廠去，這算不算産出的增加？我們提出這些問題是為了應付學究式的評論傢，
不至於說我們不關心這些問題。但是，我們沒有必要去解答它們。因為我們關心的不是
測算産出，而是産出的增長。在本書中，任何關於商品和勞務的産出的定義衹要前後一
緻，均可應用。
但是，産出的定義必須與商品和勞務相連，即與按老框框所下的“經濟”定義的
“經濟”産出相連，而不是與福利、滿足和幸福等一些概念相連。一個人很可能在獲得
大量自由使用的商品和勞務的過程中反而不如以往幸福。對有些人來說，常常會發生上
述這樣的情況，對某些群體也可能如此。不過，本書不是一本研討人們是否應有或需要
有更多的商品和勞務的論著，本書關心的僅僅是如何能獲取更多的商品和勞務的各種方
法。作者認為擁有更多的商品和勞務是件好事，可是本書的分析不完全建立在這個信念
上。為了着重指出本書論述的是産出的增長而不是産出是否可取這個事實，特將有關産
出是否可取的觀點放在本書結尾的附錄中加以論述。
其次，我們應劃分産出與人均産出兩者之間的區別。人口與總産出之間的關係毋庸
說是我們主題的一部分。但我們將不僅僅關註人均産出，而且關心每小時勞動的産出。
每小時勞動的産出可能不同於人均産出，因為人們勞動的小時有長有短。或者人口中勞
動的人數有多有少。我們將探討所有這些問題。
探討問題的單位是集團。最通常的是國傢集團，即從特殊的統計概念上說的集團，
關於它的活動應有公諸於衆的單獨的對外貿易統計數字，或是獨立的人口普查資料。對
國傢集團所下的這個定義衹是為了便於能使集團這個詞近乎說明隸屬於一個政府下的人
民，而不觸及區分它是殖民地政府、聯邦政府抑或是其他類型的“一個”政府的難題。
在探討許多問題時，上述定義有時也適用於其他集團，例如少數民族集團、地區集團等。
最後，應當指出，我們還經常使用簡略詞。本書中一再提到“總人口人均産出的增
長”。這個詞過於冗長。我們在不少場合將使用“增長”或是“産出”，甚至間或為了
有所變化而使用“進展”或“發展”。不論使用哪個短語都應當瞭解為指的是“總人口
的人均”産出的增長，除非上下文中明確地說明或指明是談的總産出。
不過對它們的意義加以評議可能是有益的。
首先，應當註意的是，我們的主題是增長，而不是分配。
有可能産出也許增長了，而人民群衆卻反而比以前更為貧睏。
我們必須考慮産出的增長與産出的分配之間的關係，但我們主要關心的是分析增長，
而不是分配。
其次，我們關心的主要不是消費，而是産出。有時産出也許增長了，而消費卻在下
降。原因或許由於儲蓄增長，或是由於政府為其本身的用途而消耗了産出。我們必須考
慮産出、消費、儲蓄和政府活動之間的關係，但我們是從産出增長的角度，而不是從消
費增長的角度來進行探討的。
關於産出的定義，我們留給國民收入理論傢去探討。但仍有不少難題：即在對比一
個年度與另一個年度的産出時的指數問題；又如何决定什麽算是産出，什麽算是産出的
成本；
還有零售分銷、廣告或運輸等費用的增加應算作為産出的增加，還是僅僅算作為提
高專業化的成本？此外，若是消費者過去為其自身需要所付出的勞務（如縫製衣服）現
在轉移到工廠去，這算不算産出的增加？我們提出這些問題是為了應付學究式的評論傢，
不至於說我們不關心這些問題。但是，我們沒有必要去解答它們。因為我們關心的不是
測算産出，而是産出的增長。在本書中，任何關於商品和勞務的産出的定義衹要前後一
緻，均可應用。
但是，産出的定義必須與商品和勞務相連，即與按老框框所下的“經濟”定義的
“經濟”産出相連，而不是與福利、滿足和幸福等一些概念相連。一個人很可能在獲得
大量自由使用的商品和勞務的過程中反而不如以往幸福。對有些人來說，常常會發生上
述這樣的情況，對某些群體也可能如此。不過，本書不是一本研討人們是否應有或需要
有更多的商品和勞務的論著，本書關心的僅僅是如何能獲取更多的商品和勞務的各種方
法。作者認為擁有更多的商品和勞務是件好事，可是本書的分析不完全建立在這個信念
上。為了着重指出本書論述的是産出的增長而不是産出是否可取這個事實，特將有關産
出是否可取的觀點放在本書結尾的附錄中加以論述。
其次，我們應劃分産出與人均産出兩者之間的區別。人口與總産出之間的關係毋庸
說是我們主題的一部分。但我們將不僅僅關註人均産出，而且關心每小時勞動的産出。
每小時勞動的産出可能不同於人均産出，因為人們勞動的小時有長有短。或者人口中勞
動的人數有多有少。我們將探討所有這些問題。
探討問題的單位是集團。最通常的是國傢集團，即從特殊的統計概念上說的集團，
關於它的活動應有公諸於衆的單獨的對外貿易統計數字，或是獨立的人口普查資料。對
國傢集團所下的這個定義衹是為了便於能使集團這個詞近乎說明隸屬於一個政府下的人
民，而不觸及區分它是殖民地政府、聯邦政府抑或是其他類型的“一個”政府的難題。
在探討許多問題時，上述定義有時也適用於其他集團，例如少數民族集團、地區集團等。
最後，應當指出，我們還經常使用簡略詞。本書中一再提到“總人口人均産出的增
長”。這個詞過於冗長。我們在不少場合將使用“增長”或是“産出”，甚至間或為了
有所變化而使用“進展”或“發展”。不論使用哪個短語都應當瞭解為指的是“總人口
的人均”産出的增長，除非上下文中明確地說明或指明是談的總産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