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并不想提出有关经济增长的新概念，而是试图为研究经济增长提供一个有关的
基础。研究经济增长新概念的论文可在专业刊物上发表，作者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并已列
举在本书的书目提要部分。像本书这类著作看来颇有必要，因为经济增长的理论已再次
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而且全面论述这个主题的著作几乎已有整整一个世纪未见问世。最
后一本涉及范围如此广泛的巨著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所写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于1848年出版。此后，经济学家变得聪明了，他们极为明智地不再试图在一部著作里论
述范围如此广泛的主题，甚至由于他们力不胜任完全放弃了这个主题的某些方面。作者
之所以敢于探讨这个广泛的领域，部分是由于压抑不住好奇心理，部分是考虑到当今政
策制订者的实际需要；但作者认为，尽管本人对多数的课题免不了论述得十分肤浅，但
主要是自己鼓足了勇气敢于向持有挑剔眼光的公众提供这部主题浩瀚的著作。
本书书名易被误解为经济增长具有一个单一的理论。但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繁多，
而每个因素又各有一整套理论。研究土地使用权的理论，与研究新思想传播、贸易周期、
人口增长、或是政府预算等理论并无多少共同点。作为本书书名也许用经济增长的“种
种理论”更为恰当些，可是也同样易被误解为本书的目的在于评述经济增长的文献。我
不是要制定一种理论，而是勾划出一幅蓝图。研究经济增长有关的因素头绪万千，除非
对这个主题有一个总的观念，否则容易迷失方向。这也算是我请求读者原谅本书肤浅的
一个表白。由于目的不同，绘制地图所使用的比例尺各不相同。若是专业刊物上登载的
文章，它的比例尺相当于1英寸等于1英里，那么本书的比例尺更近乎1英寸等于100英里。
这一点对读者了解本书也是有用的。
促使作者编写本书是好奇心理和实际需要的结合，它决定了本书的格局。好奇心理
要求对人类历史的进程进行哲理上的探讨，而实际需要则又要求写成为指导行动的一本
手册。
由于作者对两者感到同等的兴趣，所以本书的内容既不会适合只注重哲理的人，也
不适合要求明确下一步怎样行动的人。
看来，一部著作必然会反映作者的个性及其多种多样特征。
一部著作还必须反映作者的写作手法。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注重概括，而人类学家
和历史学家则重视具体的事例。我为了充实本书，很想写入两三个有关经济增长或经济
停滞的实例研究材料。怀着这样的心愿，我饶有兴趣地阅读了古埃及、希腊、罗马和伊
斯兰国家的资料，更不用说中国、日本和中世纪末起的资料。可是实不相瞒，在阅读了
这批资料以后，尤其是在阅读公元1500年以前时期的资料以后，我从中得到的乐趣超过
了知识的增长，部分原因是对早期经济史的确切了解太少了。要把一个涉及本书全部内
容的实例写得充分就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然后写成一篇单独的论文。我与曼彻斯特
大学研究部成员吉锡拉·艾斯纳尔夫人密切合作，她正在写一部有关1830年至1930年牙
买加的经济发展状况的著作。那部著作到1956年出版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将是一部与
本书实例调查相配合的论著。
我受到了许多朋友和熟人的慷慨大方的协助。在东南亚、非洲、加勒比海，这些朋
友抽暇陪同我观看了他们所做的工作，并交换了意见和殷勤地款待我。由于他们人数众
多无法在此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我还要感谢许多国家的学术界的朋友与我进行了无数
的谈话，以及寄来了源源不断的刊物上的文章。彼得·鲍尔先生、马克斯·格拉克曼教
授、J．M．洛先生、J．马尔斯博士、K．马丁博士、R．H．普雷斯顿牧师、P．罗森斯坦
－罗丹博士和M．N．斯里尼万斯教授等诚挚地阅读了本书初稿并提出了详尽的批评意见。
他们的评论使我得益匪浅，但同时，在某些章节方面我依然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写法，尽
管他们认为是错误的或容易引起误解的。我的秘书多拉·沃克登小姐付出了大量劳动，
耐心细致地为书稿打字。我深切地感谢她的耐心。
我的夫人和孩子们为了我写作此书需要宁静环境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的深情
使我感激不尽。
阿瑟·刘易斯
1954年7月于曼彻斯特
基础。研究经济增长新概念的论文可在专业刊物上发表，作者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并已列
举在本书的书目提要部分。像本书这类著作看来颇有必要，因为经济增长的理论已再次
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而且全面论述这个主题的著作几乎已有整整一个世纪未见问世。最
后一本涉及范围如此广泛的巨著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所写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于1848年出版。此后，经济学家变得聪明了，他们极为明智地不再试图在一部著作里论
述范围如此广泛的主题，甚至由于他们力不胜任完全放弃了这个主题的某些方面。作者
之所以敢于探讨这个广泛的领域，部分是由于压抑不住好奇心理，部分是考虑到当今政
策制订者的实际需要；但作者认为，尽管本人对多数的课题免不了论述得十分肤浅，但
主要是自己鼓足了勇气敢于向持有挑剔眼光的公众提供这部主题浩瀚的著作。
本书书名易被误解为经济增长具有一个单一的理论。但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繁多，
而每个因素又各有一整套理论。研究土地使用权的理论，与研究新思想传播、贸易周期、
人口增长、或是政府预算等理论并无多少共同点。作为本书书名也许用经济增长的“种
种理论”更为恰当些，可是也同样易被误解为本书的目的在于评述经济增长的文献。我
不是要制定一种理论，而是勾划出一幅蓝图。研究经济增长有关的因素头绪万千，除非
对这个主题有一个总的观念，否则容易迷失方向。这也算是我请求读者原谅本书肤浅的
一个表白。由于目的不同，绘制地图所使用的比例尺各不相同。若是专业刊物上登载的
文章，它的比例尺相当于1英寸等于1英里，那么本书的比例尺更近乎1英寸等于100英里。
这一点对读者了解本书也是有用的。
促使作者编写本书是好奇心理和实际需要的结合，它决定了本书的格局。好奇心理
要求对人类历史的进程进行哲理上的探讨，而实际需要则又要求写成为指导行动的一本
手册。
由于作者对两者感到同等的兴趣，所以本书的内容既不会适合只注重哲理的人，也
不适合要求明确下一步怎样行动的人。
看来，一部著作必然会反映作者的个性及其多种多样特征。
一部著作还必须反映作者的写作手法。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注重概括，而人类学家
和历史学家则重视具体的事例。我为了充实本书，很想写入两三个有关经济增长或经济
停滞的实例研究材料。怀着这样的心愿，我饶有兴趣地阅读了古埃及、希腊、罗马和伊
斯兰国家的资料，更不用说中国、日本和中世纪末起的资料。可是实不相瞒，在阅读了
这批资料以后，尤其是在阅读公元1500年以前时期的资料以后，我从中得到的乐趣超过
了知识的增长，部分原因是对早期经济史的确切了解太少了。要把一个涉及本书全部内
容的实例写得充分就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然后写成一篇单独的论文。我与曼彻斯特
大学研究部成员吉锡拉·艾斯纳尔夫人密切合作，她正在写一部有关1830年至1930年牙
买加的经济发展状况的著作。那部著作到1956年出版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将是一部与
本书实例调查相配合的论著。
我受到了许多朋友和熟人的慷慨大方的协助。在东南亚、非洲、加勒比海，这些朋
友抽暇陪同我观看了他们所做的工作，并交换了意见和殷勤地款待我。由于他们人数众
多无法在此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我还要感谢许多国家的学术界的朋友与我进行了无数
的谈话，以及寄来了源源不断的刊物上的文章。彼得·鲍尔先生、马克斯·格拉克曼教
授、J．M．洛先生、J．马尔斯博士、K．马丁博士、R．H．普雷斯顿牧师、P．罗森斯坦
－罗丹博士和M．N．斯里尼万斯教授等诚挚地阅读了本书初稿并提出了详尽的批评意见。
他们的评论使我得益匪浅，但同时，在某些章节方面我依然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写法，尽
管他们认为是错误的或容易引起误解的。我的秘书多拉·沃克登小姐付出了大量劳动，
耐心细致地为书稿打字。我深切地感谢她的耐心。
我的夫人和孩子们为了我写作此书需要宁静环境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的深情
使我感激不尽。
阿瑟·刘易斯
1954年7月于曼彻斯特
本书的主题为一国人均产出的增长。书中所述并非全是对专门名词下确切的定义；
不过对它们的意义加以评议可能是有益的。
首先，应当注意的是，我们的主题是增长，而不是分配。
有可能产出也许增长了，而人民群众却反而比以前更为贫困。
我们必须考虑产出的增长与产出的分配之间的关系，但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分析增长，
而不是分配。
其次，我们关心的主要不是消费，而是产出。有时产出也许增长了，而消费却在下
降。原因或许由于储蓄增长，或是由于政府为其本身的用途而消耗了产出。我们必须考
虑产出、消费、储蓄和政府活动之间的关系，但我们是从产出增长的角度，而不是从消
费增长的角度来进行探讨的。
关于产出的定义，我们留给国民收入理论家去探讨。但仍有不少难题：即在对比一
个年度与另一个年度的产出时的指数问题；又如何决定什么算是产出，什么算是产出的
成本；
还有零售分销、广告或运输等费用的增加应算作为产出的增加，还是仅仅算作为提
高专业化的成本？此外，若是消费者过去为其自身需要所付出的劳务（如缝制衣服）现
在转移到工厂去，这算不算产出的增加？我们提出这些问题是为了应付学究式的评论家，
不至于说我们不关心这些问题。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去解答它们。因为我们关心的不是
测算产出，而是产出的增长。在本书中，任何关于商品和劳务的产出的定义只要前后一
致，均可应用。
但是，产出的定义必须与商品和劳务相连，即与按老框框所下的“经济”定义的
“经济”产出相连，而不是与福利、满足和幸福等一些概念相连。一个人很可能在获得
大量自由使用的商品和劳务的过程中反而不如以往幸福。对有些人来说，常常会发生上
述这样的情况，对某些群体也可能如此。不过，本书不是一本研讨人们是否应有或需要
有更多的商品和劳务的论著，本书关心的仅仅是如何能获取更多的商品和劳务的各种方
法。作者认为拥有更多的商品和劳务是件好事，可是本书的分析不完全建立在这个信念
上。为了着重指出本书论述的是产出的增长而不是产出是否可取这个事实，特将有关产
出是否可取的观点放在本书结尾的附录中加以论述。
其次，我们应划分产出与人均产出两者之间的区别。人口与总产出之间的关系毋庸
说是我们主题的一部分。但我们将不仅仅关注人均产出，而且关心每小时劳动的产出。
每小时劳动的产出可能不同于人均产出，因为人们劳动的小时有长有短。或者人口中劳
动的人数有多有少。我们将探讨所有这些问题。
探讨问题的单位是集团。最通常的是国家集团，即从特殊的统计概念上说的集团，
关于它的活动应有公诸于众的单独的对外贸易统计数字，或是独立的人口普查资料。对
国家集团所下的这个定义只是为了便于能使集团这个词近乎说明隶属于一个政府下的人
民，而不触及区分它是殖民地政府、联邦政府抑或是其他类型的“一个”政府的难题。
在探讨许多问题时，上述定义有时也适用于其他集团，例如少数民族集团、地区集团等。
最后，应当指出，我们还经常使用简略词。本书中一再提到“总人口人均产出的增
长”。这个词过于冗长。我们在不少场合将使用“增长”或是“产出”，甚至间或为了
有所变化而使用“进展”或“发展”。不论使用哪个短语都应当了解为指的是“总人口
的人均”产出的增长，除非上下文中明确地说明或指明是谈的总产出。
不过对它们的意义加以评议可能是有益的。
首先，应当注意的是，我们的主题是增长，而不是分配。
有可能产出也许增长了，而人民群众却反而比以前更为贫困。
我们必须考虑产出的增长与产出的分配之间的关系，但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分析增长，
而不是分配。
其次，我们关心的主要不是消费，而是产出。有时产出也许增长了，而消费却在下
降。原因或许由于储蓄增长，或是由于政府为其本身的用途而消耗了产出。我们必须考
虑产出、消费、储蓄和政府活动之间的关系，但我们是从产出增长的角度，而不是从消
费增长的角度来进行探讨的。
关于产出的定义，我们留给国民收入理论家去探讨。但仍有不少难题：即在对比一
个年度与另一个年度的产出时的指数问题；又如何决定什么算是产出，什么算是产出的
成本；
还有零售分销、广告或运输等费用的增加应算作为产出的增加，还是仅仅算作为提
高专业化的成本？此外，若是消费者过去为其自身需要所付出的劳务（如缝制衣服）现
在转移到工厂去，这算不算产出的增加？我们提出这些问题是为了应付学究式的评论家，
不至于说我们不关心这些问题。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去解答它们。因为我们关心的不是
测算产出，而是产出的增长。在本书中，任何关于商品和劳务的产出的定义只要前后一
致，均可应用。
但是，产出的定义必须与商品和劳务相连，即与按老框框所下的“经济”定义的
“经济”产出相连，而不是与福利、满足和幸福等一些概念相连。一个人很可能在获得
大量自由使用的商品和劳务的过程中反而不如以往幸福。对有些人来说，常常会发生上
述这样的情况，对某些群体也可能如此。不过，本书不是一本研讨人们是否应有或需要
有更多的商品和劳务的论著，本书关心的仅仅是如何能获取更多的商品和劳务的各种方
法。作者认为拥有更多的商品和劳务是件好事，可是本书的分析不完全建立在这个信念
上。为了着重指出本书论述的是产出的增长而不是产出是否可取这个事实，特将有关产
出是否可取的观点放在本书结尾的附录中加以论述。
其次，我们应划分产出与人均产出两者之间的区别。人口与总产出之间的关系毋庸
说是我们主题的一部分。但我们将不仅仅关注人均产出，而且关心每小时劳动的产出。
每小时劳动的产出可能不同于人均产出，因为人们劳动的小时有长有短。或者人口中劳
动的人数有多有少。我们将探讨所有这些问题。
探讨问题的单位是集团。最通常的是国家集团，即从特殊的统计概念上说的集团，
关于它的活动应有公诸于众的单独的对外贸易统计数字，或是独立的人口普查资料。对
国家集团所下的这个定义只是为了便于能使集团这个词近乎说明隶属于一个政府下的人
民，而不触及区分它是殖民地政府、联邦政府抑或是其他类型的“一个”政府的难题。
在探讨许多问题时，上述定义有时也适用于其他集团，例如少数民族集团、地区集团等。
最后，应当指出，我们还经常使用简略词。本书中一再提到“总人口人均产出的增
长”。这个词过于冗长。我们在不少场合将使用“增长”或是“产出”，甚至间或为了
有所变化而使用“进展”或“发展”。不论使用哪个短语都应当了解为指的是“总人口
的人均”产出的增长，除非上下文中明确地说明或指明是谈的总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