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一本打開的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讀法。
　　我喜歡讀城。
　　由於種種原因，我多少到過國內的一些城市。每到一個城市，我都要打探一下它的歷史沿革、建築文物、風土人情，品嚐一下那裏的吃食，在街面上逛逛，學幾句方言民諺歇後語之類，然後回來嚮別人學舌。每到這時，便總是不乏熱心的聽衆。而且，他們也往往都不滿足於衹當聽衆，也要參與討論，發表他們對那些城市的看法，並同自己居住的城市作比較。於是我就發現，讀城，其實對許多人來說，可能都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的確，說起城市，差不多每個人都有一肚子的話要講。
　　中國歷來就有關於城市的各種民謠，比如“生在杭州，死在柳州”就是。與之配套的則還有“穿在蘇州，吃在廣州”兩句。後來，這個段子又被改成了“吃在廣州，穿在上海，說在北京”。這是因為上海的服裝早已超過了蘇州。而北京在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諸方面都乏善可陳，可以誇耀的衹有一張嘴，正所謂“京油子，衛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這也是關於城市的老段子，衹不過已經由城說到人 其實讀城也就是讀人。所以關於城市人性格的說法也很不少，比如武漢人是“九頭鳥”而南京人是“大蘿蔔”等。這些民謠和說法，都無妨看作是民間版本的《讀城記》。它們實際上說明了這一點：中國的城市，實在是極其可讀的。
　　中國的城市極其可讀，中國可讀的城市又是何其之多！光是我們平時經常挂在嘴邊的，就有不少。比如偉大首都北京，國際化大都市上海；古都西安，舊邑洛陽，特區深圳，聖地延安；石城南京，泉城濟南，花城廣州，春城昆明；“白雲黃鶴”的武漢，“竜興之地”太原，“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裏船”的成都，“暖風熏得遊人醉”的杭州，“惟楚有纔，於斯為盛”的長沙，“天下三分明月夜”占了兩分的揚州，“滿街都是聖人”的泉州等等。這些城市，都風姿各異，個性鮮明，極具“可讀性”。就連一些小城，如城池完好古色古香的興城、平遙，山青水秀民風淳樸的麗江、鳳凰，徽商的根據地黔縣、歙縣，晉商的大本營祁縣、太𠔌，還有“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的贛州，“萬川畢匯，萬商畢集”的萬縣，也都是可讀的。如果你有條件，不妨通讀天下城市：春天到洛陽看牡丹，秋天到北京看紅葉，鼕季到哈爾濱曬太陽，而“夏季到臺北來看雨”。既然有孟庭葦的盛情邀請，何不瀟灑走一回？當然，如果你和我一樣，並沒有這個條件，那麽，你還可以讀書。比方說，讀我這本《讀城記》。
　　 一　中國的城市
　　城市為什麽可讀 當然是因為它有個性，有魅力。
　　城市的個性和魅力是我們讀城的嚮導。
　　的確，城市和人一樣，也是有個性的。有的粗獷，有的秀美，有的豪雄，有的溫情。因此，就像喜歡品評人物一樣，人們也喜歡議論城市。否則，就不會有那麽多的“城市民謠” 但是，也正如有的人個性鮮明，有的人不太出衆，並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會受到關註。中國的城市畢竟太多，其中大同小異的不在少數。顯然，衹有那些個性特別鮮明的纔會受到關註，因為個性鮮明纔會有魅力。
　　中國有個性有魅力的城市很多。
　　1998年，廣州的《新周刊》出版了一期專輯，叫《中國城市魅力排行榜》，列舉了他們認為最具魅力的17個城市：北京、上海、大連、杭州、南京、蘇州、武漢、成都、重慶、拉薩、廣州、深圳、珠海、西安、廈門、香港、臺北。另外，還列舉了8座“前途遠大”的城市和10座“最值得去”的小城。它們分別是綿陽、張傢港、北海、三亞、九江、萬縣、惠州、綏芬河和麗江、平遙、延安、鳳凰、西昌、吐魯番、憑祥、澤當、瑪多、興城。我們知道，到1997年5月，我國共有城市666座。《新周刊》從666座城市中拈出35座來評說，挂一漏萬是在所難免的 比方說，一些風情萬種獨具魅力的城市，如昆明、哈爾濱、烏魯木齊等等，就沒能列人；而同為邊疆小城，喀什和伊寧也許比吐魯番更“值得去”。吐魯番當然也是很值得一去的。不過，吐魯番最值得一看的卻不在城內，而在城外，比如葡萄溝、千佛洞、高昌和交河古城等，而喀什和伊寧卻有著作為城市的自身魅力。這其實不能怪《新周刊》。中國有魅力可閱讀的城市實在是太多 無論誰來做這個課題，都不可能說全。
　　1982年，國務院公佈了首批24個歷史文化名城。它們是：北京、承德、大同、南京、蘇州、揚州、杭州、紹興、泉州、景德鎮、麯阜、洛陽、開封、江陵、長沙、廣州。桂林、成都、遵義、昆明、大理、拉薩、西安、延安。1986年，又公佈了第二批名單，即上海、天津、瀋陽、武漢、重慶、南昌、保定、平遙、呼和浩特、鎮江、常熟、徐州、淮安、寧波、歙縣、壽縣、毫州、福州、漳州、濟南、安陽、南陽、商丘、襄樊、潮州、閬中、宜賓、自貢、鎮遠、麗江、日喀則、韓城、榆林、武威、張掖、敦煌、銀川、喀什，共38個。第三批公佈的名單則是：正定、邯鄲、新降、代縣、祁縣、哈爾濱、吉林、集安、衢州、臨海、長汀、贛州、青島、聊城、鄒城、臨淄、鄭州、瀎縣、隨州、鐘祥、嶽陽、肇慶、佛山、梅州、雷州、柳州、瓊山、樂山、都江堰、滬州、建水、巍山、江孜、鹹陽、漢中、天水、同仁，共37座。這樣一來，我國666座城市中，就有99座歷史文化名城，是“六六大順”又加“九九重陽”
　　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這些城市無疑都是極具魅力的。它們的歷史是那樣的悠久，它們的文化是那樣的古老，該有多少故事可以嚮我們訴說 即便“年輕”一點的，如上海，又是那樣的內容豐富不同凡響。然而有魅力的城市卻遠遠不止這些。一些古老的城市，如太原，就不在名單之中。太原的前身晉陽，建於三千年前，曾經做過趙國的國都，也是唐高祖李淵和五代李存勖、石敬塘、劉知遠起兵發傢的“竜興之地”，後來被宋太宗趙光義火燒水淹，毀得一幹二淨片瓦無存。現在的太原城，是在晉陽廢墟北面重建的，也有一千年的歷史，而且有晉詞等名勝古跡，應該說也還是古韻猶存的。另一些新興的城市，如香港、臺北、深圳、珠海，如蘭州、長春、大慶、石河子，則又有着另一種氣質和風采。何況還有美麗的濱城大連、廈門，神秘的邊城和田、景洪，幽靜的山城吉首、都勻，崛起的新城張傢港、惠州，等等，等等。有誰能讀遍天下城市，閱盡人間春色 中國的城市，是讀不完的。
　　那麽，先匆匆忙忙地說個大概，如何？
　　中國最有魅力的城市大體上可以粗略地分為八種類型，即古都、名邑、聖地、邊關、濱城、重鎮、商埠、特區。當然，這種分類衹有相對的意義。比如大同，就既是雄踞雁門關外的“塞北重鎮”，又是著名的“煤都”，還是名勝薈萃古跡繁多的歷史文化名城，也是蒙漢兩個兄弟民族和平共處的北部邊關，中原與草原的交通孔道。這樣“身兼數任”的城市實在很多。我們的分類，也衹是為瞭解讀的方便，鑽不得牛角尖的。
　　這些城市中，最引人註目的是西安、洛陽、開封、南京、杭州、北京六大古都。
　　古都的魅力當然毋庸置疑。作為千年帝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它們往往也是我們民族文化的精華所在。儘管這些精華的聚集是皇傢特權所致，但聚集本身卻是不爭的事實。這些精華因歷史的積澱而愈加厚重，因歲月的磨洗而愈見輝光。即便它們散落在斷壁殘垣尋常巷陌，流落於街頭，蒙塵於市井，也不會沉淪了它們的價值。因此，這些城市中往往有太多的陳跡可供尋覓，有太多的故事可供傳說，有太多的遺址可供憑吊，也有太多的綫索可供遐想。就連那裏的民風民俗，也會有一種古老而悠長的韻味。
　　名邑同樣有着這樣的文化內涵。所謂“名邑”，無妨看作是資格稍微差了一點的古都。比如江陵，原本就是楚的郢都；大同，曾經是北魏的京城；成都，其實也是當過帝都的。衹不過那些政權或非“正統”（如公孫述的“大成”），或非“一統”（如劉備的“蜀漢”），又沒成什麽大氣候，就擠不進“古都”的係列，衹好屈尊為“名邑”。從字面上講，所謂“名邑”，也就是“有名的城市”。一個城市，衹要出了一點名揚四海的事情、人物或東西，就有了名氣，卻不一定是“名邑”。比方說，“蘇三離了洪洞縣”，上饒出了集中營，都挺有名的，卻不大好算是“名邑”。這裏說的“名邑”，主要是指那些“歷史文化名城”（包括六大古都在內）。它們都有着極其燦爛的文化和極其悠久的歷史，比如揚州3000年，江陵2600年，蘇州2500年，景德鎮1700年。其中最絶的是紹興。從公元前490年在今紹興城內竜山南麓建城起，2400年間就沒挪過一次窩，實在算得上是城市發展史上的奇跡
　　一座城市之所以成為“名邑”，顯然不僅因為它資格老、歷史長，還因為它有着獨特的風采，有着一些傢喻戶曉名滿天下的東西，比如長沙的水，昆明的湖，景德鎮的瓷器，蘇州的園林，揚州的炒飯，紹興的花雕，泉州的洛陽橋，大理的蝴蝶泉，大同的雲崗石窟，承德的避暑山莊，當然還有桂林那“甲天下”的山水。這些東西也許並不一定就能代表這些城市，這些城市也並不衹有這些東西，衹不過它們最為膾炙人口罷 事實上，這些城市的名聲和風采幾乎是人人皆知的。有誰不知道“纔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或“朝辭白帝彩雲間，千裏江陵一日還” 衹要吟誦着“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蘇州）、“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杭州）、“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蕭”（揚州）、“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成都）、“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長沙）等等名句，這些名城的風采，就浮現在眼前
　　聖地其實也是名邑。在國務院首批公佈的二十四個歷史文化名城中，稱得上是“聖地”的有四個，即遵義、延安、麯阜和拉薩。“輓救了革命輓救了黨”的遵義和孕育了新中國的延安是革命聖地，麯阜是影響了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兩千多年的儒學發祥地，而拉薩則是藏民族“聖者的樂園”。在藏語裏，“拉”是神，“薩”是地，所以“拉薩”就是神地或聖地。這些聖地當然也是風采各異的。遵義的雄奇，延安的質樸，麯阜的古雅，拉薩的神秘，構成了它們獨特的魅力。有趣的是，除麯阜外，它們也都是邊關和重鎮。比方說，“北依婁山，南近烏江，近控五城，遠瞰巴巫”的遵義，就歷來是黔北重鎮。一麯“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不僅唱出了遵義的豪情，也唱出了中國人的豪情。
　　的確，邊關有着獨特的風情。
　　所謂“邊關”，並不一定就是像山海關、嘉峪關、婁山關那樣的“關”。這裏指的，其實是那些遠離中央政權和正統中心的邊地城市，即邊城。這是一些“天高皇帝遠”的地方，再強有力的政權和文化，往往也鞭長莫及。由於它們在地緣上是那樣的遙遠，主流文化的影響便總是要打折扣的。中原地區的城市季風，不管是什麽風嚮，颳到這裏也都會變成強弩之末。何況這裏的自然地理山水風光也不一樣。雪山、莽原、瀚海、冰川、峻嶺、雄關、叢林、險灘，無不與中原大相異趣。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人築一方城。邊地城市風貌的千姿百態，原本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更何況，它們又往往是少數民族的聚落，或漢民族與少數民族文明共建的地方。這就為原本異彩紛呈的邊地城市，平添了萬種風情。
　　甚至就連它們的名稱，也有着明顯的異國情調。想想這些地名吧！烏魯木齊、呼和浩特、額爾古納、齊齊哈爾、霍林郭勒、察布查爾、阿爾泰、阿剋蘇、阿圖什、庫爾勒、牙剋石、海拉爾、佳木斯、紮蘭屯、日喀則、德令哈、格爾木，你難道不會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不過，雖然異樣，卻也親切，而且會産生很想去看看的衝動。事實上，許多邊地城市我們雖然沒有去過，但它們的大名卻早已如雷貫耳，至少也有所風聞。請問，誰不知道“萬方樂奏有於闐（和田） 誰不知道“瑞麗三月好風光”（瑞麗） 誰又不知道吐魯番的葡萄哈密的瓜、英吉莎的小刀和田的玉 即便我們方位感不強，地理學得也不好，但好歹總歸聽說過漠河、伊春、圖們、丹東、憑祥、阿壩、景洪，喝過通化葡萄酒或普洱茶，唱過“康定情歌”吧！至於“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或“秦皇島外打漁船，一片汪洋都不見”，就更是人人皆知
　　邊關往往也是重鎮，比如昆明、蘭州、銀川、西寧、南寧，比如張傢口、錦州、武威、張掖、酒泉。當然，重鎮不一定都是邊關。重鎮有三類。第一種是區域性政治文化中心。這主要指那些省會城市，如哈爾濱、長春、瀋陽、濟南、太原、福州、南昌等。它們獨當一面，舉足輕重，當然是重鎮 至於拱衛京畿的天津和雄踞天險的重慶，自然更不在話下。
　　政治重鎮中的某些城市，還兼另一類或另兩類重鎮的功能而有之，比如武漢就是。這另兩類重鎮，一類是軍事要塞，比方說大同、遵義、襄樊、徐州，當然還有武漢。由於那裏地勢險要，地形獨特，或依天塹，或踞雄關，或扼咽喉，或處要衝，或“鐘山竜幡，石城虎踞一（南京），或一風聲鶴唉，草木皆兵”（淮南），歷來就是所謂“兵傢必爭之地”。不知有多少血性男兒在那裏橫刀立馬，揮戈上陣，與守城之軍或來犯之敵一决雌雄。所以這類城市往往有一種豪雄之氣或強悍之風，甚至可能會像徐州那樣，背上“窮山惡水，潑婦刁民”的黑鍋。其實徐州人是很熱情豪爽的。《太康地記》說他們“其氣寬舒，秉性安徐”，並不刁蠻。衹不過那地方仗打多了，便難免多了點粗獷，少了些文雅。戰爭，畢竟是一件“玩命”的事情，無論如何也雅緻不起來。“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徵戰幾人回。”一讀到這樣的詩章，我們就不免熱血沸騰豪氣衝天，甚至“恨不遺封嚮酒泉”
　　另一類重鎮是工業基地，如煤都撫順，錫都個舊，鋼鐵城鞍山、包頭，汽車城長春、十堰，石油城大慶、玉門、剋拉瑪依，當然也還有武漢。這裏又是另一番風貌，是另一些男子漢的“用武之地”。新中國的建設者們，在這裏創造了一個個讓全世界另眼相看、中國人吐氣揚眉的英雄業績。林立的鑽井，齊整的廠房，喧鬧的工地，繁忙的運輸，構成了一道迥異於巍峨城闕、燈火樓臺、百年老店、十裏洋場的風景綫。在這裏，我們看到的是現代化工業文明。儘管由於國企改革步履維艱，這些城市的日子都有些睏難。但一個現代化國傢，是不能沒有自己的民族工業的。所以它們也必將重整旗鼓，再造輝煌。
　　所謂“濱城”，顧名思義，也就是“水邊的城市”。濱城又有兩種。一種是濱江之城，如萬縣、宜昌、嶽陽、黃石、九江、安慶、蕪湖、南通，當然也包括重慶、武漢、南京、上海。另一種是濱海之城，如大連、煙臺、青島、連雲港、寧波、溫州、廈門、汕頭、湛江、北海、三亞。這些城市，不是港灣、口岸，就是門戶、要塞，或二者都是。這就使得這些城市差不多都兼有吞吐攻守之功能。戰時是前綫，平時是前沿，總是“得風氣之先”。所以，一旦實行改革開放的國策，首先活躍起來的，也往往是它們。它們是中國城市中得天獨厚的寵兒。
　　水邊的城市也多半美麗。俗雲：“嬌不嬌，看吊橋；美不美，看秀水。”近水之人，往往更有愛美之心；濱水之城，也往往更加風姿綽約。“氣蒸雲夢澤，波撼嶽陽城”，是一種氣象；“鷺江唱歌唱亮了漁火，南海唱歌唱落了繁星”，是另一種風韻。美麗總是令人嚮往的，這些城市也就因此而名揚天下。尤其是那幾座最為美麗的濱海城市——大連、煙臺、青島、廈門、三亞，從來就是中國城市選美競賽中難决高低的最佳選手。事實上它們也都是旅遊勝地，是度假和休閑的好去處。在這裏，我們能得到最開闊的視野，呼吸最潔淨的空氣，享受最美好的時刻，體驗最放鬆的心情。因為這裏沒有什麽遮攔，也沒有什麽污染，而衹有陽光、沙灘、海浪、仙人掌，衹有永遠蔚藍的大海和永遠蔚藍的天空。
　　這當然要感謝江海。海，有容乃大；江，奔流不息。所以濱城往往也是商埠。商埠也有兩種。一種是老牌的，如廣州、寧波、揚州，早在唐代就是對外開埠的三大口岸；泉州則是曾與埃及亞歷山大港齊名的世界貿易大港。此外，如“夜市賣菱藕，春船載綺羅”的蘇州，曾與湖北漢口鎮、江西景德鎮、河南朱仙鎮並稱為“四大名鎮”的佛山，也都是。這些城市，往往是南北樞紐所在，水陸輻輳之地，自然車馬紛至，舟揖絡繹，販夫奔走，商賈雲集。另一種則是近代以來開埠的都市，如上海、香港。它們純粹是出於一種商業的需要而建設發展起來的。所以剛一“上市”，就迅速地壓倒和蓋過了那些“老字號”（也許衹有廣州還勉強可以與之抗衡），成為中國城市中的佼佼者。
　　如果說，古都更是“城”，那麽，商埠就更是“市”。沒有哪個城市比廣州、上海和香港更像一個大市場 這些城市，差不多都主要是由金融機構、商務中心、星級飯店、摩天大樓，由寫字樓、事務所、交易廳、拍賣行，由時裝店、精品屋、咖啡館、海鮮城，由霓虹燈、立交橋、名品街、連鎖店，由一傢傢銀行、公司、商場、超市，由數不清的契約、合同、債務、談判，由做不完的生意和講不完的價錢來構成的。不難想象，如果有一天，突然沒有了夜市、股票、廣告、招牌，沒有了開張關門和討價還價，這些城市還會剩下什麽？
　　因此，走進這些城市，撲面而來的是濃濃的商業氣息。事實上，人們走進這些城市，也多半不是來旅遊，而是來購物。這些城市好玩的地方不多，卻有着永遠逛不完的街和買不完的東西。衹要你有錢，在這裏幾乎什麽都能買到，包括最新潮的商品和最周到的服務。如果錢不多，也不要緊。因為它們也提供廉價的商品和服務。作為標準的商埠，這裏的商品和服務從來就是多層次和全方位的。每個人都能在這裏心甘情願地掏空自己的腰包，然後滿載而歸。
　　這差不多也是特區的特點。作為經濟特區，深圳等城市相當自覺地把市場經濟當作了自己的經濟模式。這也是我們把特區和商埠看作兩類城市的原因：傳統的商埠是歷史的遺産，而新興的特區則是改革開放的産物。尤其是，當上海一度變成計劃經濟的排頭兵，在改革開放後又“慢了半拍”時，這種分野就更為明顯。總之，特區（我這裏主要是指深圳）是一種迥異於古都名邑、也不同於重鎮商埠的全新的城市。這些全新的城市還包括某些無特區之名而有特區之實的“明星城市”，如順德、中山、江門、東莞、惠州，以及同時是歷史文化名城的佛山。它們的共同特點是經濟發展水平高，城市公共設施好，展示着中國城市現代化的美好前景。
　　看來，人文薈萃的古都名邑和生機勃勃的商埠特區，可能是中國城市中風格泅異但又同時最具魅力的一族。在這兩極之間，其他類型的城市都表現出不同的風姿而異彩紛呈。
　　 二　城市的魅力
　　在進行了這樣一番走馬觀花的匆匆掠影後，我們不難發現，城市的魅力其實無關乎它們的大小和行政級別。（圖一）99座歷史文化名城中，就有不少是小城。事實上也是如此。比方說大連較之瀋陽，青島較之濟南，廈門較之福州，開封、洛陽較之鄭州，喀什、伊寧較之烏魯木齊，就更具魅力。顯然，這樣一個觀點無疑是正確的：“有着自己特殊文化品格和精神氣質的城市肯定是最讓人喜歡的城市，也是最讓人難忘的城市。”但，準確地把握這些城市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氣質，說出它們的魅力所在，卻並不容易。
　　在《新周刊》編輯《中國城市魅力排行榜》專輯時，本書的初版已經面世，我也和他們交換過意見。他們對某些城市魅力的定位，我是贊同的，比如北京是“最大氣的城市”，蘇州是“最精緻的城市”，拉薩是“最神秘的城市”，西安是“最古樸的城市”，廈門是“最溫馨的城市”，成都是“最悠閑的城市”等。但有些定位則可以商榷。比如，說上海是“最奢華的城市”，南京是“最傷感的城市”，大連是“最男性化的城市”，武漢是“最市民化的城市”，廣州是“最說不清的城市”，深圳是“最有欲望的城市”，香港是“最辛苦的城市”，臺北是“最陌生的城市”等等，就未必準確。比方說，對於我們這些無緣“跨過海峽去看一看”的大多數“大陸同胞”來講，臺北無疑是“陌生的”。但，一旦兩岸結束敵對狀態，海峽變成了通途，去臺北和去上海一樣便當時，臺北便有可能不再陌生。那麽，到時候，不再陌生的臺北，是不是就會因失去了“陌生感”而同時失去其魅力
　　事實上，陌生並不是臺北的特徵，不是臺北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氣質”。臺北也並不曾着意營造陌生的氛圍，或打算使自己成為一個他人眼裏陌生的城市。我們對臺北的陌生感，其實是兩岸的隔閡造成的。所以，即便是去過臺北的人，也可能很難用一兩句話說清臺北。其實，用於廣州的那個“頭銜”——“最說不清的城市”，用在臺北身上沒準更合適。可不是 “這個城市，充滿了混雜的風景。”“走在街上，你不僅會産生東西南北各種文化空間交織的幻象，而且有古今中外混淆的文化時間錯雜感。”“臺北是溫柔的也是暴力的。”“在臺北，你分不清楚人們是貧是富”，“也說不清楚是科學或是迷信，草根抑或前衛”。這是一個“處處有活力，處處有怪招，處處有機會與失足，有發財夢與邪惡”的“陷阱”。“什麽都繞着你轉，卻什麽都抓不住”（徐學《最陌生的城市：臺北》）。是不是有點“說不清”
　　其實，即便把臺北稱之為“最說不清的城市”，也是不妥的。因為它的“說不清”，實際上還是“說得清”，衹不過很難用一個兩個詞來概括罷 如果一定要概括，也許衹能用“多樣”兩個字，稱之為“最多樣的城市”。我們知道，這個先前叫做“艋(舟用)”的小鎮，成為名叫“臺北”的大都會，是相當晚近的事情，而這個城市的文化，其實是由移民創造的。中國移民程度最高的城市，有北京、上海、深圳和臺北，但移民成分卻各不相同。臺北的移民，主要有40年代東渡的政治移民，他們來自山東、湖南、四川、東北；有50年代和60年代進城的鄉下移民，他們來自臺南、花蓮、宜蘭、屏東；有70年代的國際移民，他們來自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拉丁美洲；還有90年代來自中國大陸的經濟移民，還有從日本和歐美學成回國的留學生以及他們帶回的海外配偶。說得早一點、則還有明清時代的閩粵移民，也許還有日本統治時期留下的某些移民，不折不扣的一支“多國部隊”。這些人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觀念，他們身上的“文化無意識”也都是根深蒂固的。但他們又都要在臺北討生活謀生存，他們也要通婚並生下第二代第三代。因此這些不同的文化便衹能飛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既對立又交融，既衝突又整合，結果便呈現出新老並存、土洋結合、中西合壁的局面。比方說平劇、舞臺劇、現代舞共聚一堂，歌仔戲、脫口秀、搖滾樂同臺獻藝，或者“早上坐飛機，中午冷氣機，下午電算機，晚上找童乩（扶乩算命）”什麽的。這種風格，我們不妨稱之為“多樣”或“駁雜”。當然，如果你願意，也可以稱之為“光怪陸離”或“面目模糊”。
　　如果說，把臺北稱之為“最陌生的城市”尚有可取之處，那麽，把香港稱之為“最辛苦的城市”便未免匪夷所思。陌生也許是一種魅力，辛苦怎麽也是魅力 誰又會把辛苦看作魅力 的確，香港是忙碌的。“東方之珠，整夜未眠，守着滄海桑田變幻的諾言。”然而，在香港忙碌的背後，我們不但看到了辛苦，更看到了活力。
　　其實，與其把香港稱之為“最辛苦的城市”，不如稱作“最有活力的城市”。80年代，香港政府曾開展過“活力運動”，而“活力”，則恰恰是香港的魅力所在。誰都知道，香港最讓世界矚目的，就是創造了長期繁榮的經濟奇跡。香港的經濟自由度名列世界第一，人均外匯儲備名列世界第二，貿易量僅次於歐盟、美國、日本，名列世界第四，人均年收入更早已跨過2萬美元的全球富裕綫，而香港不過是面積一千多平方公裏、人口不到六百萬的“彈丸之地”。如果沒有自身的活力，怎麽創造得出這樣的奇跡？
　　香港的活力也確實是相當驚人。香港現在當然是財大氣粗，然而它的發展卻並非一帆風順。先前有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占領，時下則有東南亞金融危機的風波所及，其他時候麻煩也不少。1973年，香港股市大瀉，金融業房地産一片淡風，有人便預言香港將面臨沉船之虞滅頂之災。但是香港全都頂過來 除因為有祖國大陸作堅強後盾外，也因為香港這個城市充滿了活力。顯然，正因為有了這活力，東方之珠的風采，纔會“浪漫依然”。
　　事實上香港也是一個生竜活虎的城市。每天都有幾十萬人走進香港，也有幾十萬人走出香港。香港把來自東西南北、四面八方，黃白黑棕膚色不同，貴賤賢愚身份不等的人吞進又吐出，留下成功的，送走失敗的。但無論成功失敗與否，他們都給香港註入了活力。於是小竜騰飛明珠璀璨，於是百業興旺萬象更新。
　　香港如此地充滿活力，如此地吸引着四海移民八方來客，當然因為這裏有太多的誘惑。這不僅是指那些美輪美免的建築，琳琅滿目的商品，應有盡有的設施，無微不至的服務，以及那些吃不完的美食和穿不盡的時裝，更指那時時在你面前閃現、看起來人人均等的機會。這裏每天都在製造着百萬富翁甚至億萬富翁。而且，從身無長物一文不名到腰纏萬貫富甲一方，有時也許竟衹要一夜工夫。比方說，每次賽馬，便至少都要産生一名百萬富翁。這種機會，從理論上講，是人人有份的。於是香港便告訴我們，如果你有好運氣，或者你很賣力，當然最好是兼而有之，那麽，你就有可能在這個自由的港口跳了竜門。這可真是“擋不住的誘惑”。
　　正是因了這誘惑，也為了應付那沒完沒了的賬單、信用卡、透支戶口、供樓貸款，為了不至於在激烈的競爭中淪為“籮底橙”（墊腳石），一句話，為了生存也為了成功，香港人從小到大都在拼搏。總是在努力爭取“搏出位”，而且不惜“搏到殘”。在香港，一個人兼兩份差是傢常便飯，有的還會同時註册一傢公司。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雖然纍，卻感到充實。相反，一旦哪天不忙了，反倒心裏發虛，惶惶然不可終日，不知道是自己在老闆眼裏已無油水，要收到“大信封”（辭退信）了，還是自己服務的公司快垮臺 的確，一個充滿活力的城市必然是高節奏的。它容不得拖泥帶水，更容不得無所事事。一旦出現空閑，也就意味着“出局”。忙，纔有安全感，也纔證明你還活蹦亂跳。
　　所以，東奔西走忙忙碌碌的香港人，為了不至於纍得吐血或搏得無神而學會了“貓睡”（隨時隨地都能打盹）的香港人，就既活得辛苦，也活得充實。正是這成千上萬努力拼搏的香港人，構成了生機勃勃而且能起死回生的“活力香港”。無疑，香港的活力是被逼出來的，就像被浪追趕的鹿不能不拼命飛跑一樣。但，如果沒了狼，鹿們豈不也要退化？與其退化，不如奔跑。
　　因此，“如果在香港成功了，在世界各地都能成功一（程乃珊《最辛苦的城市：香港》）。但不是因為太辛苦，而是因為有活力。
　　我也不能同意把上海說成是“最奢華的城市”。上海怎麽是“最奢華的城市” 或者說，上海的城市魅力，怎麽能說就是“奢華” 不要說舊上海在紙醉金迷之外尚有着“流浪的三毛”，便是現如今，北京、廣州、香港、臺北等城市奢華起來，衹怕也不讓上海。衹不過，上海的奢華，與北京、廣州、香港等等不那麽一樣罷 北京的奢華更多地是“擺譜”，派頭十足，牛氣十足。這也不奇怪。北京，畢竟是“最大氣的城市”嘛！一旦奢華，也一定是“大手筆”。廣州和香港的奢華，則總讓人覺得有點“暴發戶”的味道，文化底藴不足，怎麽看怎麽像“大金牙”。當然，這麽說，也許多少帶點偏見。不如說，北京的奢華是居高臨下的，廣州的奢華是生猛鮮活的，而上海的奢華則是不動聲色的。因為上海是“最具紳士風度的城市”，而所謂“紳士風度”，講究的就是不動聲色。如果張牙舞爪，就不是紳士，也不是上海 事實上，在上海，越是高層次的人（他們往往也最有條件奢華），就越是紳士風度，也越是不動聲色。衹有小市民纔咋咋呼呼。即便他們，在上海也是不敢咋呼的。他們衹有到了外地，在不明底細的外地人面前，纔咋呼個沒完。
　　其實，即便“很久以來上海人一直在一些頂尖的享受上花費着他們的開銷”，他們追求的也並不就是“奢華”。在上海，並非“貴的就是好的”。不要說節衣縮食講實惠的上海小市民不這麽看，一擲千金“摜派頭”的“大市民”也不這麽看。正如《最奢華的城市：上海》一文的作者自己所說，一件東西或一種享受要讓上海人滿意，並不是衹要價錢昂貴、能顯示身份炫耀財富就行的。它們還“必須好看、精美，有象徵的價值，而且是在最小的日常生活細節上”。下面這句話也是對的：“這需要修養與品味，而這正是上海讓其他城市難以望其項背之處。”
　　顯然，這樣一種追求，與其說是“奢華”，不如說是“雅緻”，而上海，實在應該稱之為“最雅緻的城市”。關於上海和上海人的“雅緻”，寫得最淋漓盡致的，大約就是陳丹燕的《上海的風花雪月》一書。衹要翻開第一頁，讀一讀《時代咖啡館》，就立即能感受到上海人那經過長期熏陶和修養形成的極有品味的“最優雅精緻的生活方式”。柔柔的外國輕音樂，有一點異國情調，但不先鋒；暖暖的進口咖啡香，也有一點異國情調，但不刺激。領臺小姐謙恭而不媚俗，男女客人體面而不驕人。點菜的時候，男人稍微派頭一下，女人稍微矜持一下，配合得恰到好處，也都不過分。“這就是上海的氣息”，而這個氣息就叫做“雅緻”。
　　不要以為這份雅緻衹屬於“資産階級”。它也是那些住在弄堂裏、睡在亭子間幹幹淨淨小木床上的女孩子們的作派。有着“女性養成”傳統的上海母親，總是能把她們的女兒調教得那麽可人心意，既不鄉氣，又不張揚，穿着打扮舉止言談都那麽得體。這就是雅緻。實際上，雅緻是上海的情調。它就像空氣一樣，彌漫在大上海的上空，無孔不人。而這種雅緻，尤其是上海小市民的“雅緻”，則又是上海人的精明造就的。正是這種精明，使他們能夠亦步亦趨地跟上上流社會的雅緻，而不會或至少不會在外地人面前露出破綻。可以說，上海，是一個雅緻的城市；上海人，則是精明的一族。
　　當然，上海人的生活是“兩面”的。有雅緻的一面，也有不那麽雅緻甚至俗氣的一面。就像他們弄堂裏的生活，既有鄰里間互相關照守望相助的溫馨和睦，也不乏“七十二傢房客”寸土必爭的“兩伊戰爭”。但是，儘管前幾年大多數上海人住得還很擁擠，日子過得也還很緊巴，然而一走到淮海路上，便一個個都很體面。精明的上海人，是能夠把他們的俗氣和窘迫深藏在雅緻背後的。而且，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他們也仍然能保持和營造整個城市的雅緻氛圍；即便是走遍海角天涯，他們也能把那份雅緻帶到那些邊遠地方，不動聲色地體現在自己每一個生活細節中。比方說，在那個流行黃軍裝和工作服的年代，上海姑娘在領頭、袖口和褲腳上做的那些小手腳就是。
　　上海的雅緻其實是很明顯的。
　　上海無疑是中國最大的城市。然而，上海雖然大，卻不粗。在上海，無論你是站在摩天大樓下，還是走在逼仄裏弄中，都不會有“粗”的感覺。因為上海是按照工業文明最雅緻時代的理想模式打造出來的。（圖二）如果你能比較細心地在外灘走一走，就一定能感受到上海那種雅緻風格的氣派。那些風格各異的西洋建築，無論古典式的（如上海總會）也好，哥特式的（如通商銀行）也好，巴洛剋式的（如東方匯理銀行）也好，文藝復興式的（如字林西報館）也好，都氣派而雅緻。尤其是如果你能到當年的匯豐銀行、現在的浦東開發銀行的大堂裏去體會一下，則對於所謂“上海風格”，對於上海式的“雅緻的氣派”，便會有一個鮮明而深刻的感受。
　　這種風格是不同於北京的。北京也是最有氣派的城市。但北京的風格不是雅緻，而是莊嚴、雄渾、雍容、華貴、典雅、厚實。這些風格在經歷了時光的磨洗和歷史的積澱後，就變成了醇和。北京最讓人心儀的就是它那醇和的氣派。這種醇和的氣派裏有“王者風範”，也有“平民風情”，而且是中國風格的，因此讓人感到親切。而上海那種雅緻的氣派，卻讓人覺得你是在面對一位衣冠楚楚的英國紳士，必須彬彬有禮地和他保持距離。
　　上海當然也有平易近人的雅緻，那就是市民生活的雅緻。一般地說，上海市民的生活相對其他城市而言是比較雅緻的。他們並不富有，但也不顯得寒酸。當然，也衹是不“顯得”而已。比方說，居傢，總有一兩件像樣的傢具；出門，總有一兩套像樣的衣服；吃飯，總有一兩道像樣的小菜。數量不多，但很精到。這就是雅緻 或者說，是對雅緻的追求 北京沒有這份雅緻，因此北京的風格是大雅大俗的，北京的市場也是兩極分化的。在北京，除非你很有錢，能夠窮奢極欲，否則便多半衹能享用粗製濫造，甚至假冒偽劣。大體上說，北京衹有排場和馬虎，沒有雅緻。好在北京有一種醇和的氣派，所以北京人也不在乎。
　　上海卻有一個廣大豐厚的中間消費層，這就是上海的普通市民。他們無緣奢華，也不願馬虎。即便是傢常小菜，也要精緻一點；即便是路邊小店，也得幹淨一點；即便是吃一碗陽春面，也要吃得文雅一點；即便是穿一件兩用衫，也要穿得體面一點。這就是雅緻 有人說這是因為上海人要面子，寧願吃泡飯也要穿西裝。其實，它更多地還是體現了上海人對生活質量和生活方式的追求。何況上海人並不衹吃泡飯，他們也吃生煎包子。更何況上海人的泡飯也不馬虎。不是極好的朋友，他們還不會請你吃。
　　最能體現所謂“雅緻風格”的也許還是上海人的服飾。這也往往是最能提供“奢華”證據的一個領域。上海人，尤其是上海女人，在穿着方面是捨得下本錢的。他們的全部體面，往往就在那一身衣着上，因此有“不怕天火燒，就怕摔一跤”的說法。但，所謂“穿在上海”，卻並不在奢華，而在雅緻。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奢華，也不是任何時候都能奢華。50年代後，奢華因為與“資産階級生活方式”有直接聯繫而幾乎在上海銷聲匿跡，雅緻卻因為事關大衆而薪盡火傳。雖然孫夫人也不得不脫下旗袍換上列寧裝，一些穿慣了西裝的人也不得不換上中山裝，但一些北方南下而又比較敏感的人都發現，即便是列寧裝和中山裝，上海生産製作的也有一種“上海味”。結果，同樣的面料同樣的式樣，在上海人身上穿出了體面，在自己身上卻顯出了寒酸。秘密就在於上海的服裝總是比北方的多了一份雅緻，一種體現在裁剪、做工等方面不經意流露出的、其實是十分考究的雅緻。
　　其實，從“三反五反”到“十年動亂”，一直在接受着“改造”的上海和上海人，小心翼翼而又堅忍頑強地守護着的，正是這一份雅緻。它默默地雌伏在弄堂裏，悄悄地彌漫在街道上，讓人覺得不太對勁卻又無可指責地體現在領頭、袖口、褲腳、紐扣等細微末節上，或者體現在用小碟子盛菜、買兩根針也要用紙包一下之類的雞毛蒜皮上，不動聲色卻又堅韌不拔地維係着這個城市文化的根係和命脈。
　　上海的另一種風格是開闊，正如北京的風格是大氣。北京大氣，上海開闊，這正是兩地各有所長之處。北京的大氣無疑來自它那獨一無二的至尊地位，以及由此而生成的雄視天下、包容四海的氣度。上海的開闊則因於它是一個建在長江入海口灘塗地帶的“不設防城市”。上海這個城市似乎是沒有什麽邊界的。它好像一直對五湖四海敞開着門戶，也一直在壯大着自己。歐風美麗吹拂着它，華夏文化也滋潤着它。它是高雅文化的中心，也是通俗文化的淵藪。事實上上海文化和北京文化一樣，也是兼容並包的，但又不完全一樣：北京兼容並包是因為它大氣：堂堂京都，什麽包不下？上海兼容並包則是因為它開闊：坦坦灘塗，什麽進不來？同樣，上海和北京都是最能吸納精英人才的城市。但人們嚮往北京，是因為欣賞它的大氣；看好上海，則是因為喜歡它的開闊。儘管上海有許多眼界和心胸都很狹窄的小市民，但這些人的小市民氣並不能遮蓋上海的開闊。上海的開闊是毋庸置疑的。在國內衆多的城市中，惟有上海，能慷慨地接受無法統計其數量之多的移民，能隨和地包容無法形容其內容之雜的文化，甚至不怕泥沙俱下，魚竜混雜。這恰恰因於其開闊的品格。而且，正是因為上海在本質上有着開闊的品格，它纔會在短短一百年間崛起為遠東最大的城市。
　　開闊是上海的品質，雅緻是上海的情調，精明則是上海人的特徵。上海人的精明可以說是全國公認的，上海人自己也不諱言。正是上海人的精明，使上海這個無比開闊的城市有了雅緻的情調。開闊、雅緻、精明，這大約就是上海和上海人 北京的品質則是大氣，而它的情調則是醇和。因此我們可以說，上海的風格是“開闊雅緻”，北京的風格是“大氣醇和”。北京是“最大氣的城市”，上海是“最雅緻的城市”。
　　廣州的風格則是“生猛鮮活”，而廣州之所以有這樣的風格，則又因為廣州這個城市整個地就是一個大市場。因此廣州可以說是“最市場化的城市”。同時它也是“最忙碌的城市”（雖然可能還忙不過香港）。這個城市是二十四小時不睡覺的，既忙於“搵食”和“炒更”，也忙於吃飯和飲茶。所以廣州的街上總是被大大小小的車輛塞得滿滿的，廣州的酒樓也總是被熙熙攘攘的食客擠得滿滿的。不過，廣州人忙則忙矣，卻仍能忙裏偷閑，飲茶茶肆，賞花花城。然而廣州人再悠閑，也比不過成都人。成都纔是“最悠閑的城市”。成都悠閑，不僅因為它是物産極為豐富、用不着太忙碌就能吃穿不愁的“天府”，還因為成都人有一種灑脫的性格。一個成都人，如果身上的一千塊錢花了九百，也不會着急，而會高興地告訴你他還有一百。這就是灑脫 因為灑脫，不把功名利祿看得太重，這纔有了那份閑心。有閑，有趣，又有幾個小錢，成都的茶館裏纔會坐滿了人。
　　比較一下成都、蘇州和揚州，也許是十分有趣的。《元和郡縣志》稱：“揚州與成都，號為天下繁侈。”唐振常先生則謂蘇州和成都，都是“中國地主文化的極至”（李天綱《上海和蘇州》）。但在我看來，說蘇州是“地主文化”，大致不差，成都卻衹好算作“富裕中農一。蘇州文化主要是地主士大夫和退隱的官僚們營造的，成都文化的營造者卻主要是介於小土地出租者和小生意人之間的小市民，再加文人才子。因此蘇州文化除儒雅外還有些富貴氣，成都文化則除儒雅外還有些村野氣。蘇州多的是園林，成都多的是茶館。蘇州園林的風格是“精緻雅麗”，成都茶館的風格則是“悠閑灑脫”。這也是這兩個城市的風格。衹要分別聽聽蘇州姑娘和成都妹子說話，就不難看出兩地文化的“文野之分”（蘇州文，成都野）和“小大之別”（蘇州小，成都大）。
　　揚州文化則主要是????商們營造的。????商壟斷行業，富甲一方，不必勞力如農工，也不必勞心如仕宦，其生活方式，自然有一種世俗的精細。揚州的烹飪、剪紙、裝裱、雕刻、繪畫、琴麯、盆景、園林、評話，無不工巧而精細，淺近而世俗。不過，揚州文化細則細矣，卻細而不弱；淺則淺矣，卻淺而不薄。比如揚州學派，便素以篤實宏通著稱。因為揚州畢竟在江北。北方的雄風總是會吹進揚州。因此揚州文化除精細之外，還有厚重樸實的特點。厚實，就不會像蘇州那樣雅麗；精細，就不會像成都那樣灑脫。此為揚州與蘇州、成都之別，也是揚州文化的魅力所在。可以說，揚州的風格，就是“精細厚實”。
　　當然，我們還可以對其他城市一一進行這樣的定位和描述。城市的魅力總是一個說不完的話題，還是別一口氣都說完了吧！
　　　 三　男性的和女性的
　　不過，這“茶”喝到這會兒，衹怕也該喝出點味兒來
　　這個“味兒”，就是城市性格。
　　事實上，城市和人一樣，也是有“人格”或“性格”甚至“性別”的。有的人類學家還極為生動具體地描述了不少城市的人格形象和性別特徵。一個比較一致的看法是：中國北方的城市大抵是“男性”的，比如北京是威嚴而慈祥的父親，西安、蘭州、太原、濟南、洛陽、開封，不是“漢子”，便是“大哥”。的確，中國最男性化的城市衹可能在華北、西北和東北，而且衹會在那裏的平原、高原、草原和林海雪原。那是大蒜生紫皮，辣椒挂燈籠，高粱紅了一地，苞𠔌黃了滿山的地方；是朔風勁吹，紅日高懸，城頭旌旗獵獵，大道塵土飛揚的地方；是慷慨悲歌，壯士遠行，哥哥走西口，好漢上梁山的地方；是強人落草，響馬劫縹，梟雄逐鹿問鼎，豪俠比武論劍的地方；也是架起燒鍋大塊吃肉，粗瓷海碗大碗喝酒，不以成敗論英雄，卻以酒量論英雄的地方。這樣的地方，當然是男性的；這些地方的城市，當然也多半是男性的。
　　南方的城市則多半是“女性”的。有人還言之鑿鑿，說得活靈活現，說什麽杭州是大傢閨秀，蘇州是小傢碧玉，南京是侯門誥命，上海是洋場少婦（當然是舊上海）；或成都是寶欽初嫁，重慶是徐娘半老，廣州是文君賣酒，武漢是木蘭從軍，而廈門則是純情少女，並且似乎還情竇未開等等。總之，南北之分决定了男女之別，北方的粗獷和南方的靈秀，造就了兩地城市不同的風貌。
　　當然也有例外。比如貴陽雖然也在南方，卻怎麽看怎麽不像是女性的。顯然，這裏還有另一條“原則”：水邊的城市多少會有些“女人味”，而山裏或平原上的則多半是“漢子”。其實這與前一條“原則”並不矛盾：北方原本多山多平原，而南方則多半是水鄉。當你騎着駿馬或開着快車在豫西冀中魯南蘇北大平原上馳騁，或站在八達嶺上雄視天下時，你的感受與駕着小船在江南小鎮裏穿行絶對兩樣。“古道西風瘦馬”，山野和平原總是有着陽剛之氣；“小橋流水人傢”，河流和湖泊則總是有着陰柔之美。所以，夾在成都和昆明之間的貴陽，就衹能是“男性的”。“貴州的老子云南的媽，四川的耗子駝????巴”，多山的貴州，總是不乏男兒的豪雄。想想也是，那“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的地方，怎麽會有“女兒的嫵媚”？有的，也衹能是“貴州小老虎”的彪彪虎氣，或者既有幾分“虎氣”又有幾分“猴氣”吧！
　　照這樣說來，某些北方的水邊城市，就似乎應該被看作“北地胭脂” 比如，有着舉世聞名的服裝節，而且又幹淨洋派美麗可人的大連，便不妨看作是一位豪爽而不失嫵媚的北國姑娘。然而不少人說“不”。他們堅持認為，大連是具有陽剛之氣和男性魅力的。衹要比較一下大連和廈門的海岸綫，就不難看出冷峻與溫馨之別。北方大海畢竟不同於江南水鄉，赫赫有名的大連海員俱樂部更讓人聯想到擊風搏浪的男兒豪情，何況大連人又是那麽地酷愛足球。大連的英雄氣質，使這座城市更被看作英俊帥氣的北方小夥。
　　大連、青島和煙臺的魅力也許正在於這種“剛柔相濟”。正如“南人北相”或“北人南相”被看作是“貴相”（成功之相）一樣，這些北方的水邊城市總是那麽令人神往。老實說，連那裏的人都很漂亮。北方人本來就比較高大，常常下海遊泳，又使他們的身材勻稱，結果自然是姑娘健美小夥帥氣。青島的年輕人，甚至是可以坦然地穿着泳衣穿過街市走嚮海灘的。那是一種美的展示，也是一種美的享受，而他們的城市，也像他們一樣，健康美麗，落落大方。
　　相比較而言，貴陽的情況就不那麽樂觀。不管怎麽努力，貴陽似乎都很難進入中國城市魅力的排行榜，儘管它也應該說是“南人北相”的。然而貴陽似乎運氣不佳。這個建在大西南高山壩子上的城市，好像哪一頭都沾不上：作為高原，它沒有拉薩神秘；作為盆地，它沒有成都富庶；作為民族地區，它又沒有昆明那麽多的風情。這使它很委屈地成為西南甚至整個西部地區的“灰姑娘”。但，作為一座典型的高原山城，貴陽其實有着它自己的風采和特色。聳立的山巒，不大的規模，使它頗有些南方精壯漢子的味道；靈秀的黔靈山，綺麗的花溪，又使它很有些山地俊俏姑娘的風情。
　　貴陽還是值得一去的，雖然它並不是最男性化的城市。
　　中國最男性化的城市衹能在北方。
　　北方是男子漢們建功立業逐鹿問鼎的地方，也是中國最早建立城市的地方。伏羲的事情不好說。說涿鹿是黃帝建立的都邑，則多半有些可能。至少，夏商周三代的京都和主要都邑是建在北方的。這無疑是中國最古老的城市 事實上，北方的城市，大多有着悠久得令人咋舌的歷史，而且不是帝王之都，就是聖人之鄉。就連一些現在看來毫不起眼的縣城和縣級市，當年也是諸侯國，是威風八面的地方。如果不是“六王畢，四海一”，秦始皇統一了中國，咱們現在要到那些地方去，沒準還得簽證呢！
　　這些城市中，“男爺兒們”想必不少，而西安似乎算得上一個。
　　有句話說：“米脂的婆姨綏德的漢。”西安，是“米脂的婆姨”還是“綏德的漢” 恐怕還是漢子吧？的確，西安這座城市，是很難被看作婆姨的。秦涌、碑林、大雁塔，鐘樓、鼓樓、大差市，都和女人沒什麽關係。有關係的是驪山腳下的華清池，它記錄了一個女人最風流浪漫的故事，可惜這些故事又發生在這座城市的輝煌歷史快要謝幕的時候，所以她的名聲也就遠不如杭州的白娘子那麽好。當然，西安還有那位讓日月都為之一空的則天皇帝。但她統治的，卻又是一個男人的世界，她自己也因此有些男人作派。而且，到最後，她還不得不把政權嚮男人拱手相讓。何況她並不喜歡西安，她喜歡的是洛陽。看來，西安衹能是男性的。
　　把西安看作“最男性化的城市”之一，除了它曾經是男權政治的象徵外，在民間這邊，也還可以有三條理由：喝西鳳，吃泡饃，吼秦腔。這是賈平凹總結出的“關中人的形象”，當然也是西安的風尚和習俗。西鳳性烈，泡饃味重，最能表現男子漢的“吃風”。別的不說，光是盛泡饃的那衹粗瓷大海碗，就能讓南方人看得目瞪口呆，驚嘆如果沒有一隻足夠強大健壯的胃，怎麽能容納和消化那麽多又那麽硬朗的東西。
　　如果說，能吃能喝，乃是北方人的共性，那麽，吼唱秦腔，便是西安人和關中人的特徵 很少有什麽地方，會對自己的地方戲像關中人對秦腔那樣癡迷，也許衹有河南人對豫劇的酷愛才能與之媲美。想想看吧！“八百裏秦川黃土飛揚，三千萬人民吼唱秦腔”，那是一種怎樣恢弘的氣勢和場面，一點也不比世界杯足球賽遜色的。秦腔，就是關中人和西安人的足球。
　　事實上，秦腔和足球一樣，是很雄性的。裏裏外外，都透着一股子陽剛之氣。它實在是中國最男性化的劇種，就像越劇是最女性化的劇種一樣。豫劇雖然也很硬朗（聽聽常香玉唱的“劉大哥說話理太偏”就知道），但好歹是“唱”出來的。秦腔卻是“吼”出來的。民諺有雲：“麵條像腰帶，泡饃大碗賣，辣子也是一道菜，唱戲打鼓吼起來。”這最後一句，說的便是秦腔。作傢高亞平說得好：“秦腔的境界在於吼。”無論是誰唱秦腔，也無論是唱什麽段子，以及在什麽地方唱，“都要用生命的底音”。這聲音經過陽光打磨、冷風揉搓，發自肺腑，磨爛喉嚨，便有了一種“悲壯的肅殺的氣勢”（《秦腔》）。
　　這種肅殺之氣也是屬於西安的。依照中國傳統的五行學說，西方屬金，本多肅殺之氣，何況又是一座有着青磚高墻的“廢都”！的確，提起西安，我們已不大會想到新蒲細柳，麯江麗人，而多半會想到夕陽殘照，漢傢陵闕。往日的繁華早已了無陳跡，在我們這些外地人心目中，似乎衹有“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纔是西安的正宗形象。西安和北京一樣，都是屬於秋天的。但，眼望香山紅葉，我們想到的是秋陽；撫摸古城青磚，我們想到的是秋風。歷史上的西安，當然有過嘹亮的號角，有過慷慨激越的塞上麯、涼州詞、燕歌行，也有過輕歌曼舞，霓裳羽衣，如今，聽着那喇叭聲咽，我們感到了世事的蒼涼。
　　然而，站在西安保存完好的城墻下，看着那洞開的城門，巍峨的角樓，齊整的垛口，你仍會感到一股豪雄之氣從歲月的𠔌底升起，霎時間便沸騰了你的熱血。是啊，面對西安，你會覺得是在和一位老英雄對話，並深深感到那是我們民族的魂魄所係。
　　西安是很男性的，衹是老了點。
　　中國北方的城市都有點老，很需要冒出個棒小夥子來，才能重振雄風。
　　中國最女性化的城市當然是在江南水鄉。其中最典型的似乎又是杭州。
　　提起杭州，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女人，西施啦，白娘子啦，蘇小小啦，馮小青啦。即便想到男人，這男人也是女人氣的“小男人”，比如許仙。“湖山此地曾埋玉”，杭州這“天堂”似乎是由女人，而且是由“名女人”和“好女人”構築的。
　　同樣，提起杭州的景物，我們也會聯想到女人：平湖秋月是女人的含情脈脈，蘇堤春曉是女人的嫵媚動人，麯院風荷是女人的風姿綽約，柳浪聞鶯是女人的嬌聲嗲氣。“雲山已作蛾眉淺，山下碧流清似眼”，這難道不是女人的形象？的確，杭州的花情柳意、山容水貌，無不透出女人味兒。難怪晚明才子袁中郎要說見到西湖，就像曹植在夢中見到洛神 此外還有越劇，那個曾經衹由女人來演的劇種，也不折不扣是女性化的。杭州，從風景到風俗，從風物到人物，都呈現出一種“東方女性美”。（圖三）
　　於是我們明白了，許仙和白娘子的故事為什麽衹會發生在杭州，而那個會讓別的地方的男人覺得丟臉的“小男人”，為什麽不會讓杭州人反感，反倒津津樂道。的確，杭州是女人的天下女人的世界。女人在這裏幹出轟轟烈烈的事業來，原本就天經地義，用不着大驚小怪。相反，誰要是出來擋橫，或者出來橫挑鼻子竪挑眼，那他就會像法海那樣，受到人們普遍的仇恨和詛咒。當然，男人相對“窩囊”一點，也就可以“理解”而無需“同情”。誰讓他生在杭州城裏 再說，有這樣好的女人愛着護着，還有什麽可抱怨的
　　所以，這樣的故事衹可能在杭州，在那西施般美麗的西湖上演。不要說把它搬到燕趙平原、秦晉高原、哈薩剋草原或閩粵碼頭根本就不可能，便是放在與杭州齊名的蘇州，也不合適。蘇州當然也有水，也有橋，然而卻沒有西湖，也沒有那“斷橋”。蘇州是水墨畫，杭州纔是仕女圖。蘇州那地方，不大可能有敢愛能愛為了愛不惜犧牲生命的白素貞，也不大可能有愛憎分明俠氣衝天的小青蛇，頂多衹會有“私定終身後花園”或“唐伯虎點秋香”。這大概因為雖然同為女性，也有大小不同。“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杭州西湖，蘇州山塘。”杭州西湖雖然沒有武昌東湖那麽大，好歹也要比蘇州山塘和園林大氣。所以蘇州的女人有好心腸，杭州的女人卻有好身手。一出“水漫金山”，讓多少女性揚眉吐氣！在一個男尊女卑的國度裏，有這樣一座尊崇女人的杭州城，是應該拍案叫絶的。難怪魯迅先生要對雷峰塔的倒掉大喊“活該”
　　杭州讓女人大出風頭，南京卻讓女人背上惡名。這當然多半因為那條秦淮河。“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傢。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這下子，南京和南京的女人，可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 事實上，由於南方的城市往往被看作是“女性的”，所以，六大古都中，南京和杭州的命運和名聲，都遠遠不如在北方的西安、洛陽、開封、北京6北方的四大古都也有亡國的記錄，然而卻不會被看作是城市本身的罪孽，或被看作是女人帶來的“晦氣”所致。南京和杭州就不行 它們必須承擔王朝覆滅和政權短命的責任，至少在民間是有這種說法的。就像我們慣常把亡國的責任推到女人身上一樣，這些偏安王朝和短命政權的背時倒黴不走運，也被說成是不該在這兩個女人氣的城市建都。
　　衹要比較一下南京、杭州和開封，就知道輿論有時是何等地不公；南京固然有“千尋鐵鏈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杭州也固然有“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但，開封難道就沒有“靖康之難”麽？“靖康恥，猶未雪，巨子恨，何時滅”，可惜，這筆賬，最後還是算到杭州頭上去了，沒開封什麽事。好像徽欽二宗的被虜，不是在開封倒是在杭州；也好像問題的嚴重不是那兩個昏君丟失了江山，而是他們的膽小鬼子弟躲在杭州不思進取不想報仇雪恨。杭州無端地替開封承擔着罪責，而提起開封，人們津津樂道的是鐵面無私的包大人，和倒拔垂楊柳的魯智深。有這兩位黑臉漢子在那裏坐鎮，開封是掉不了價的。衹要凜然一聲“包竜圖打座在開封府”，開封便豪氣衝天了，誰還敢說三道四？
　　南京和杭州可就得由着人數落，就像長得漂亮的女人總會有人來品頭論足一樣。其實，南京不是女人氣太重，而是文人氣太重。與杭州不同，南京從來就不是一個有脂粉氣的城市。我們衹能說“六朝金粉，秦淮風月”，而不能說“六朝脂粉，秦淮風月”。說“六朝脂粉”，不但南京人無法接受，我們自己說着聽着也彆扭。金粉其實也就是脂粉。但用一個“金”字，便多了些陽剛氣，少了點女人味。這就像“巾幗”，原指女人的頭巾和發飾，與“粉黛”一樣，也是用服飾指代女人，但“巾幗”就比“粉黛”要硬朗一些。
　　南京並無多少女人氣，卻多文人氣。自古江南出才子，而才子又多半喜歡南京，即便這些才子不是南京人。這大約與所謂“六朝人物”和“魏晉風度”有關。對於文人來說，自由散漫，吊兒郎當，不愁吃喝也不必負責，又能講些高深玄遠的道理，發些嫉世憤俗的牢騷，比什麽都過癮。南京便最能滿足他們這種心理需求，所以文人都喜歡南京。南京，其實是最有希望成為一座儒雅的城市的。
　　文氣一重，就沒多少“王氣” 秀纔造反，三年不成。別說是逐鹿中原，便是守住那半壁江山，也不容易。中國的事情很有趣。同樣是戰爭，往哪個方向打，說法便不一樣：南下、北伐、東進、西徵。南方攻打北方總那麽艱難，北方拿下南方，卻像喝小米稀飯似的，呼呼啦啦就下去 於是南京和杭州，便總是處在一種挨打的地位。實際上，南京建立的第一個政權東吳，就差點在它的創始人手上丟掉。“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深宮鎖二喬”，可不玄乎？然而，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孫皓最後還是自個兒在石頭城上搖起了小白旗。“降孫皓三分歸一統”，一部原本可以讓南方人問鼎中原的《三國》，便這樣灰溜溜地收場，衹留下一段“生子當如孫仲謀”的佳話。可惜，在南京建立政權的，似乎沒有幾個像孫權。於是以後的南京，便是接二連三地為中國史貢獻亡國之君，而且其中不少是才子。“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官娥。”不是才子，哪裏寫得出如此絶唱？
　　事實上南京也是一個屢遭刀兵的城市，而且南京保衛戰也似乎從來就不曾成為軍事史上的成功範例，倒是那些斷壁殘垣新亭舊地，一再成為文人墨客憑吊的對象。在南京懷古是最合適的，而最值得去的地方恰恰是那些陵園：南唐二陵、明孝陵、中山陵、盤𠔌寺、雨花臺。有時你會覺得中國最好的陵園都集中在南京 這使得我們走進南京會有一種肅穆之感，也會有一種悲壯之感。（圖四）南京當然也有過輝煌時代和英雄業績，但人們卻往往記不住。“吳楚地，東南訴；英雄事，曹劉敵。被西風吹盡，了無陳跡。”留下的衹是歌舞弦管，文章詞賦，是烏衣巷的傳說和桃花扇的故事，以及“為愛文章又戀花”的風流儒雅。略帶女人味的文人氣掩蓋了英雄氣，使得南京有點“英雄氣短，兒女情長”，有時還有點傷感。
　　重慶的性格同樣復雜。作為南方城市又在水邊，重慶似乎應該是“女性的”。何況，還有重慶是一徐娘半老”的說法。但是，作為西南山城，它又和貴陽一樣，有着男性的特徵。尤其是和成都相比，這個特徵就更為明顯。“重慶崽兒坨子（拳頭）硬，成都妹娃嘴巴狡。”代表着成都的是伶牙俐齒的妹娃，代表着重慶的則是尚武好鬥的崽兒，男女之別已很分明。事實上兩地人的性格也不相同。成都民性柔順而重慶民風爽直。成都人覺得重慶人太粗野，重慶人則看不慣成都人的節奏緩慢和講究虛禮。
　　把重慶看作“辣妹子”，也許是合適的。事實上，重慶這個城市的特點是“火辣”或“火熱”而非“火爆”。有名的“麻辣火鍋”就是重慶人的發明，後來纔風行四川風靡全國的。在國內任何城市，衹要一看到“山城火鍋”的招牌，我們馬上就會想到重慶。重慶也正像這火鍋：剛一接觸，火辣辣的叫人受不 然而，慢慢地，就會覺得“味道好極了”，而且會感到一種柔情。這樣的城市，你說是男性的還是女性的
　　　四　我們到底要讀什麽
　　其實，把城市區分成“男性的”和“女性的”，衹不過是一種帶有文學性的說法罷了，甚至衹是一種朦朧的感覺，不是也不可能是科學的結論。比方說，杭州就不但有小青墓，也有嶽王墳；不但出過美豔絶倫的蘇小小，也出過一身正氣、寧願粉身碎骨，也要“衹留清白在人間”的於謙。杭州人素有“杭鐵頭”之稱，則其硬朗也就可想而知。何況還有錢塘潮。“弄潮兒在船頭立，手把紅旗旗不濕”，豈非男兒氣概？同樣，人們耳熟能詳的“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不也是西安女性的柔情麽？
　　顯然，“男性的城市”或“女性的城市”雲雲，不過“姑妄言之”又“姑妄聽之”的事情，當不得真，而且很容易被證偽。所以，這些說法準確與否，我們可以姑且不論，也不妨各執己見。但城市像人，則應該不成問題。我甚至還認為，城市就像人一樣，也是有“體味”的。這個體味，就是城市的“文化味兒”。敏感的人，衹要走進某座城市，一下子就聞到
　　所以，讀城，也就是讀人。城市並不僅僅是房屋和街道、店鋪和城墻。如果沒有人，再好的城市，也不過一座“死城”，又有什麽好讀的。
　　那麽，城市裏的人又有什麽可讀的
　　可讀的是他們的“活法”。
　　城市是人的生存空間。這個生存空間，是由每一個城市的地理位置、周邊環境、街道建築、歷史傳統和人文氛圍構成的。因此，不同城市中的人，就有不同的活法，即生活方式；也有不同的個性，即文化性格。比如北京人大氣，上海人精明，杭州人閑適，成都人灑脫，武漢人直爽，廈門人溫情等等。這，便正是我們這些讀城者特別關註的。
　　生活方式和文化性格，是互為因果的兩個東西。比方說，北京人大氣，所以北京人活得瀟灑而又馬虎。在先前，臭豆腐就貼餅子，再加一鍋蝦米皮熬白菜，就是好飯。如果那臭豆腐是王緻和的，上面又滴了香油，就簡直能招待姑奶奶。現在，則一包方便麵，兩根火腿腸，便可打發一餐。如果一時半會找不着開水來泡面，幹啃方便麵就涼水，也能對付。但，即便是這種簡單的生活，也不乏樂趣。北京人是很會“找樂子”的。“壇墻根兒”和“槐樹小院”都是“樂土”，“喊一嗓子”和丁一嗓子”都是“樂子”，而且越是衆人喝彩，越是神情散淡（不是裝的）。即便不過是小醬蘿蔔就窩窩頭，或者素炸醬面拌黃瓜絲兒，也能吃得有滋有味。沒有水果麽？“心裏美”蘿蔔就很好。寒鼕臘月裏，在大白蘿蔔根兒上挖個小眼兒，塞一粒菜籽兒進去，再澆上點兒水，等那嫩芽發出來，緑盈盈地挂在傢裏，粗糙簡陋的日子便情趣盎然
　　上海人的活法又不一樣。上海人精明，所以上海人活得精緻而小巧。他們的住房多半面積不大，功能卻很齊全。不少傢具都是多功能的，而且擺放得恰到好處，既未占地方，又錯落有緻，顯然是經過了精心的設計。衣服也是不多不少的。既不會多得穿不了，壓箱底，或開春時沒法晾曬，也不會捉襟見肘，弄得沒有出門的行頭。反正一年四季，都能有體面的一身。這些衣服也不一定要買。不少家庭主婦或“主男”，都是能工巧匠。別人做兩條褲子的面料，他能裁出三條來，那款式和做工，也都是專業水平。吃飯當然也不會馬虎。即便尋常人傢過小日子，每頓飯也得“燒幾個小菜吃吃”，而且有葷有素，營養齊全。隔三岔五的，還會上街去，找一傢偏僻（因此價格也較便宜）的冷熱飲店喝一小杯咖啡或吃一客刨冰；或是在一傢幹淨而又實惠的小店裏點幾樣小菜，喝一杯啤酒；或是在逛街的時候，買一小塊奶油蛋糕或一隻蘋果邊走邊吃。花錢不多，卻照樣享受了都市生活，既快樂又實惠，謂之“小樂惠”。
　　顯然，上海人的這種活法，北京人是看不上的。什麽“小樂惠”？簡直就是“過傢傢”。同樣，北京人的活法，上海人也不以為然。“找樂於”？“窮開心”吧！
　　這就是城市和城市之間的差異 這種差異，說到底，也就是文化的差異。什麽是文化？文化就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方式。說得白一點，就是“活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法，不同的城市也有不同的活法。這些活法，就構成了文化。讀城，也就是讀人，讀文化。
　　就拿“小樂惠一來說，原本是江浙一帶的地方方言，本義係指普通老百姓的日常飲食之樂。日常飲食嘛，何況又是平民百姓的，當然不會是大吃大喝，無非蝦油鹵雞、蔥烤鯽魚、蒿菜豆腐幹、毛豆雪菜煸筍之類，甚或衹不過茵香豆、花生米，再加一杯老酒，而且决不會是茅臺或XO，故謂之曰“小”。然而小則小矣，其樂也無窮，其趣也盎然。更何況惠而不費，所以叫“小樂惠”。老作傢汪曾棋寫作“小樂胃”。江浙一帶地方人說話，惠胃不分，而寫作“小樂胃”，大約是因其主要表現於飲食方面吧？即便如此，我以為也不能叫“小樂胃”，而應該叫一小樂味”。因為它追求的，不是“腹之飽”，而是“口之樂”，快活的是嘴巴而不是肚子，是一小口一小口品茶品菜品酒時的那種自得其樂和有滋有味，怎麽好叫做“小樂胃”
　　江浙一帶早已有之的“小樂胃”或“小樂味”，到了上海人那裏，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小樂惠”。江浙人的“小樂味”，多半還是農業社會的田園之樂；上海人的“小樂惠”，則是現代社會的都市生活。當然，並不是所有對都市生活的享受都好叫做“小樂惠”。比方說，到“百樂門”去揮金如土，就不是；在小攤點上將就着吃一碗陽春面打發一餐，當然也不算。不算的道理也很簡單，前者太“大”，而後者又並無多少“樂”可言。顯然，所謂“小樂惠”，必須是“小”而“樂”者。一般地說，它要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小，是“小弄弄”、“小來來”二是精緻，喝大碗茶就不算；三是必須屬於物質享受，“喊一嗓子”也不算；四則必須是精心計算安排策劃的結果，是以盡可能少的代價獲得的盡可能多或盡可能好的享受，比方說，質量既高樣式又多價錢還便宜等等。所以，不假思索地買一隻燒雞大嚼一頓不算“小樂惠”，用同樣多（甚至更少）的錢，不但吃了一小碟白斬雞，還吃了有葷有素好幾盤菜外加一小杯可樂或啤酒，便是地道的“小樂惠”。在這裏，第四條原則最重要。如果吃得（或玩得、穿得）雖然好，錢卻花了許多，被“斬了一記”，當了“冤大頭”，心裏“氣煞”，哪裏樂得起來？
　　第四條原則最重要，還因為它是上海人的“小樂惠”不同於杭州人或其他江浙人“小樂惠”的緊要之處。杭州有民諺雲：“工人叔叔，蠃螄吮吮（音“縮”）；農民伯伯，雞腳掰掰”，正是典型的杭州“小樂惠”。吮蠃螄，掰雞腳，是很費時間的，然而樂趣也就正在這裏 就那麽一點東西，衹要你慢慢地啜，細細地品，品到精細處，就不難砸出鮮味來。這滋味既是小菜老酒的，更是人生的。人生在世，有如匆匆過客，難得的是那份自在和悠閑。蠃螄吮吮，雞腳掰掰，便正是對悠然人生的自我陶醉。也就在這悠然自得中，什麽塵世的喧囂，世道的滄桑，便都忘得幹幹淨淨 正所謂“老酒天天醉，毛主席萬萬歲”，杭州人也天天都活得有滋味，所以還是叫“小樂味”好。杭州“小樂味”既然以自得其樂和與世無爭為旨歸，就顯然與上海“小樂惠”的精心策划算計安排大相異趣。
　　這就頗有些類似於北京人的“找樂子” 北京人的“找樂子”，也是對人生的一種享受，也是一種自得其樂和與世無爭。會鳥、票戲、下棋、擺弄花草，不在乎東西好壞，也不在乎勝敗輸贏，圖的是那份隨意、自在、可心、舒坦，看重的是做這些事時的悠然自得和清淡雅緻，是那份心境和情趣。（圖五）在北京人看來，“樂子”到處都是，就看你會不會“找”。顯然，這和杭州人那種“一飲一酌，一醉一醒，一丘一壑也風流”的人生態度是正相一致的。這也不奇怪。北京和杭州，畢竟都是鄉土中國的田園都市，而且是有着上千年歷史的文化古城。這樣的城市，總是會有些散淡和儒雅的。這裏的人們，也總是容易把歷史和人生看穿看淡，從而變得心氣平和、滿不在乎和隨遇而安。衹不過，由於歷史和地理的原因，北京的平民更多“京都氣派”和“燕趙俠骨”，而杭州平民則不免多少會有點“吳越餘韻”和“魏晉風度”罷
　　上海就不一樣 上海不是“田園都市”，因此沒有那份“散淡”；上海也不是“文化古城”，因此難得那份“儒雅”。上海是一個擁擠的、嘈雜的、五光十色而又貧富懸殊的現代化商業性城市，上海人大多是生活在這樣一個城市中、為奢華享樂所誘惑而又為貧窮窘迫所睏惑的小市民。他們的生存環境比北京人差得多，他們的生活要求又比北京人高得多，因為他們受到的物質誘惑也比北京人大得多。這就使他們更加註重實實在在的生活內容和生活質量，也會逼得他們精打細算，盡可能地找竅門、鑽空子、走捷徑、撿便宜，變得“門檻精來兮”。可以說，占上海人口半數以上的小市民，差不多都是這種活法，而上海的市政管理和商業服務也樂意於為這種活法提供方便，比如印發半兩一張的糧票，小吃可以搭配着買，雪花膏可以“零拷”等等。這些做法就保證了收入低微的小市民們也能過上方便、實惠、舒適而又不失體面的生活，而且還能和他們的城市一樣雅緻。
　　當然，要過上這樣的生活，也有一個條件，那就是必須一精明”。事實上，每個上海人都明白，衹有依靠個人的聰明才智和精明能幹，纔可能在這個社會裏求得盡可能好的生活，也纔可能在這個社會裏活得如魚得水。所謂“小樂惠”，就是對這種如魚得水狀態的自我欣賞。順便說一句，這種活法在上海，甚至還能受到別人的尊敬。我的一個上海朋友告訴我，上海最有名的西餐館“紅房子”裏有一位常客，每次點的菜點花錢都不多，地地道道的“小樂惠”。然而那裏的侍應生對他卻極為敬重，服務也極為周到。上海人不是很“勢利” 怎麽會尊重一個沒有錢或捨不得花錢的人？不錯，上海人也許很在乎你有沒有錢，但他們更看重“精明”，更尊重“在行一。事實上，一個大手大腳胡亂花錢的外地人，在上海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尊重的。他衹會被看作是“戇大”而被上海人在背地裏嘲笑。
　　顯然，北京人的“找樂子”也好，上海人的“小樂惠”也好，或者杭州人的“小樂味”也好，都是那些收入不多、傢境不寬、手頭不富裕而又想活得好一點的普通人的活法，是對單調貧睏生活的一種補充和調劑。要之，它們都是“享受人生”，也都是對自己“活法”的一種欣賞。所不同者，在於北京人欣賞的是自己的“大氣”，上海人欣賞的是自己的“精明”，而杭州人欣賞的是自己的“閑適”。北京人，生活在天子腳下，皇城根兒，萬歲爺這一畝三分地上住着，什麽世面沒見過？哪在乎生活的粗細，又哪兒不能找到樂子？上海人是國際化大都市裏的小市民，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傢裏的日子很無奈，不算計也得算計，不精明也得精明。何況機會又比較均等，競爭又相對公平，再蠢的人，久而久之，也就磨練出來 至於杭州人嘛，沒的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還有誰能比他們更貼近自然，更會享受人生？又還有誰能比他們更慵散，更悠閑？不一樣，就是不一樣嗅！
　　甚至就連這三種活法背後透出的無奈，也不一樣。說白了，北京的平民是皇宮王府見多了，又進不去，衹好到壇墻根下去“找樂於”；上海的市民則是燈紅酒緑看多了，又得不到，衹好給自己來點“小樂惠”。至於杭州老百姓，生活在“人間天堂”，日子卻未必真那麽好過，便衹好“蠃螄殼裏做道場、小酒杯中當神仙”。無妨說，北京人的“找樂子”是苦中取樂，杭州人的“小樂味”是忙裏偷閑，上海人的“小樂惠”則是實實在在地調劑和充實自己的生活。相比較而言，上海人更“務實”，而北京人和杭州人更“審美一；上海人更“現代”，而北京人和杭州人更“傳統”。
　　這是人與人的差異，也是城市與城市的差異。
　　因此，讀城，就像讀人一樣。你要想認識一個人，就得把他當作和自己一樣的人來看待，將心比心地和他交朋友。認識一個城市也如此。我寫（讀城記》這本書1目的也在這裏：我想通過這本書，像認識我的朋友一樣來認識我所到過的這些城市。當然，也想和生活在這些城市裏的人，成為朋友。
　　那麽，讓我們走進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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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是城。
　　北京城很大很大。
　　北京城大得你不知從何讀起。
　　不必一一列舉有關部門的統計數字，比如轄地面積多少啦，市區已建成面積多少啦，常住和流動人口又有多少啦，等等。在經濟建設飛速發展的今天，這些數字年年都在變，未必比我們的感覺更可靠；而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幾乎所有人對北京的共同感覺都是“大”。差不多每個到過北京的外省人都有這種體會：初到北京，蒙頭轉嚮，簡直“找不着北”。一天跑下來，腰酸背疼，腿肚子發脹眼發直，能辦成一兩件事，就算效率不錯 因為北京實在太大太大。一個立交橋繞下來，你打的的士肯定跳表，不折不扣的“看山跑死馬”。北京人自己就說得更絶：除非在傢貓着，衹要出門，就會有一種“永遠在路上”的感覺。
　　其實，北京的大，還不僅僅大在地盤。作為新中國的首都，北京是一個集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科技、文化、教育、體育、信息等各種中心於一身的全能型城市。這裏有最大的黨政軍機關，最大的金融商業機構，最大的科研單位，最大的大專院校，最大的信息網絡，最大的體育場、出版社、報社、電臺、電視臺和最大的國際機場。世界各國的大使館都在這裏，世界各國的精英人物和重要信息也都在這裏出出進進。別的地方有的，北京都有；別的地方沒有的，北京也有；別的地方出不去進不來的，在北京就出得去進得來。光是這容量和吞吐量，北京就大得讓別的城市沒法比。
　　更何況，北京不僅是新中國的首都，它也是遼燕京、金中都、元大都和明清的京都。不難想見，在這塊土地上，書寫的是什麽樣的歷史，上演的是什麽樣的活劇，集聚的是什麽樣的人物，積澱的又是什麽樣的文化 這裏的每一個街區、每一條鬍同、每一座舊宅，甚至每一棵古樹，差不多都有一個甚至幾個值得細細品味慢慢咀嚼的故事。那些毫不起眼的破舊平房，可能是當年的名流住宅；那些雜亂不堪的荒園大院，也可能是昔日的王府侯門。更遑論聞名遐邇的故宮、景山、天壇、雍和宮、頤和園、圓明園 即便是那些民間的東西，比如老北京的五行八作、時令習俗、工藝製作、風味小吃、兒歌童謠，也都是一本本讀不完的書。
　　這就是北京：古老而又鮮活，博大而又精深，高遠而又親切，迷人而又難解。它是單純的，單純得你一眼就能認出那是北京。它又是多彩的，豐富得你永遠無法一言以蔽之。而無論久遠深厚的歷史也好，生機勃發的現實也好，豪雄浩蕩的王氣也好，醇厚平和的民風也好，當你一進北京，它們都會嚮你撲面而來，讓你目不暇接，不知從何讀起。你可能會驚異於現代都會的日新月異（有人說，三個月不到北京，就會不認得它了），也可能會留連於千年古城的雄厚深沉（有人說，即便在北京住上一輩子，也讀不完它的歷史遺跡），可能會沉醉於文化名邑的清雅蕭遠（有人說，衹要在北京的高等學府各住上一個月，就等於上了一次大學），也可能會迷戀於民俗舞臺的色彩斑斕（有人說，北京整個的就是一個民俗博物館）。所有這些，都會對每一個初進北京的人産生神奇的魅力，使之心旌搖蕩，神志癡迷，不知所以。可以這麽說，任何試圖讀懂北京的人，一開始，都會有一種不得其門而人的感覺。
　　我們必須找到進入北京的門。
　　也許，北京的那些氣勢非凡的門，就是我們應該翻開的第一頁。（圖六）
　　　一　北京的門
　　北京有很多的門。
　　打開北京地圖，你的第一印象，也許就是北京的門多。儘管這些門大多“徒有虛名”（門被拆掉了），然而那“虛名”卻也“永垂不朽”。有幾個老北京人不記得這些門 即便是外地人，從未見過它們的，也會知道它們的名字，甚至有些模糊的感覺。因為北京中心區域的主幹道，幾乎大多都是以這些門（加上東西南北的方位）來命名的。比方說，前門大街、前門西大街、前門東大街，復興門外大街、內大街、南大街、北大街，建國門外大街、內大街、南大街、北大街，阜成門外大街、內大街，南大街、北大街，朝陽門外大街、內大街、南大街、北大街，西直門外大街，內大街、南大街、北大街，東直門外大街、內大街、南大街、北大街，德勝門外大街、內大街、東大街、西大街，安定門外大街、內大街、東大街、西大街，此外，還有崇文門東大街、宣武門西大街、廣安門內外大街、廣渠門內外大街等等。所以有人說，到了北京，要找地方，先要找門。如果你知道自己在哪座門周圍，要找的地方又在哪座門附近，那麽，你就怎麽也不會迷路。而且，你在北京問路，北京人也常常會說在某某門附近或奔某某門去。因此，雖然我們現在在北京已看不見多少門，卻對北京的門並不“陌生”，反倒有幾分親切。
　　事實上，不少的中國人，都首先是通過北京的門，尤其是通過兩座特別有名的門認識北京的。這兩座門，就是天安門和大前門。“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升”，是幾乎每個新中國人都耳熟能詳的歌麯；而那些從未到過北京的人，也至少在香煙盒上見識過大前門。記得小時候，大前門還是一種名貴的香煙。能抽大前門香煙的，大都有錢，或很有些身份。能夠收集到大前門香煙盒，也是一件有面子的事。當然，能夠到北京去，親眼看看天安門和大前門，在它們前面照一張像，那就更是夢寐以求
　　如果說，天安門是新中國的象徵，那麽，大前門便是老北京的門面。1984年，侯仁之教授在為一本重要的瑞典學者著作的中譯本所作的序中，還這樣激動地回憶起半個世紀前他第一次見到大前門（正陽門）時的心情：“當我在暮色蒼茫中隨着人群走出車站時，巍峨的正陽門城樓和渾厚的城墻驀然出現在我眼前。一瞬之間，我好像忽然感受到一種歷史的真實。從這時起，一粒飽含生機的種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之中。”
　　這是極為真實而又極為深刻的感受。衹有那些對於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特別敏感的人，纔會有這樣的感受，也纔會深刻地意識到，北京的城門對於北京這座城市和它所代表的文化，有着什麽樣的意義。難怪侯仁之教授為之作序的那本重要著作——（北京的城墻和城門》一書的作者、瑞典學者喜仁竜，要說他之所以寫這本書，是因為北京的城門 在喜仁竜看來，北京的歷史和文化，是和它的城門還有城墻連在一起、不可分割的。這些城門和城墻“布滿着已逝歲月的痕跡和記錄”，隨時都會嚮我們講述那些古老而神奇的故事。
　　喜仁竜是一個外國人。然而他的感受，卻和我們如此相通。我確信，儘管喜仁竜是一位嚴謹的學者，也儘管他做了大量的調查和考證工作，但如果沒有這種感受，他的書就不可能寫得那麽生動，那麽感人，也不可能寫得那麽深刻。
　　我們必須有這種感受。有了這種感受，你才能進入北京，也才能讀懂北京。
　　因為北京是城，而且是真正的城。
　　北京作為城的歷史，說起來是很久遠的
　　北京城起先叫做“薊”或“薊城”。現在我們至少可以肯定它曾是燕國的國都，其址位於現在北京的西北一隅，公元前221年被秦始皇的軍隊所毀。公元70年左右，東漢王朝在今北京西南角，又建了一座新城，叫“燕”，三國時又改名“幽州”。公元938年，遼太宗耶律德光將幽州升格為“南京”，又叫“燕京”，作為他的四大陪都之一。金貞元年（公元1153年），擊敗了遼國的金人，將燕京定為他們占領的北部中國的政治中心，是為金中都。又過了一百多年，即公元1272年，統一了中國的元世祖忽必烈，决定將此地作為他龐大帝國的中樞所在，這就是元大都。至此，中國的首都終於由“面東背西”一變而為“坐北朝南”。在此後數百年的漫長歲月裏，除短暫的變動外，這個格局基本上沒有被打破。
　　薊城、幽州、遼燕京、金中都和元大都，這些輝煌一時的巍峨城闕，早就已經“被西風吹盡，了無陳跡” 現在人們能夠記起說起的，實際上是明清時代的北京城；而明清時代的北京城，則是由裏外三層的“城”構成的“城之城”。這個“城之城”的裏圈，是通常稱為“紫禁城”的“宮城”，城墻周長6裏，開有四門，即午門、神武門、東華門、西華門。中間一圈是“皇城”，城墻周長18裏，也開有四門，即天安門、地安門、東安門、西安門。它的外圍是“京城”，分內外兩城。內城城墻周長46裏，開有九門。正中即正陽門，最為高大雄偉。在過去的年代，它是僅供皇帝出入的“正門”。正陽門的東西兩面，是崇文門和宣武門，又叫“哈達門”和“順治門”，也叫“景門”（光明昌盛之門）和“死門一（枯竭不祥之門）。景門人人可過，死門則多半走送葬的隊伍。北面二門是德勝門和安定門，又叫“修門”（高尚之門）和“生門”（豐裕之門）。皇帝每年一次從生門出城，到地壇祈禱豐年，也祈禱王朝政權穩定、國泰民安，所以叫“安定門”。而凱旋的軍隊則要從修門班師回城，以宣示皇帝的聖德終於戰勝了敵人，所以叫“德勝門”。東邊二門是東直門和朝陽門（齊化門），又叫“商門（交易之門）和“杜門”（休憩之門）。那裏曾經河水漣漪，岸柳成行，無疑是運輸和休閑的好去處。西邊二門是西直門和阜成門（平則門），又叫“開門）和“驚門”，前者意味着“曉喻之門”，後者的得名據說是因為附近居民常被皇帝詔令驚擾之故。總之，這些城門，多少都有些特殊的含義和象徵。所以，老北京人說起它們來，總還是津津樂道。（圖七）
　　正陽、崇文、宣武、德勝、安定、東直、西直、朝陽、阜成這九門，就是嚴格意義上的京師之門。所以清代的“首都衛戍司令”，便叫“九門提督”；而九門當中最南端的正陽門，便是京城內城的正門、前門。它是北京最重要的城門。它的北面，是壁壘森嚴的皇城和宮城，是金碧輝煌的王府和皇宮，是老百姓可望不可及的地方。它的南面，是北京城的門戶地帶，擁有最大的交通中心和商業中心。那裏的婆娑楊柳、絢麗牌樓、繁忙店鋪、喧鬧街市，曾是“北京最美妙、最誘人的街景之一”。那裏也是帝王禁苑與平民市井之間巨大的中間環節，因此老百姓把正陽門叫做“大前門”。
　　其實，真正的“前門”，說起來應該是永定門。它是京城外城的正門。1553年修建的外城，原來是要環繞內城的，後因經費不足，衹修了南城一方，結果整個京城就變成了一個“凸”字形。京城外城周長28裏，開有七門。南端正中為永定門，左右兩邊為左安門、右安門，東西兩邊則是廣渠門、廣安門，東北和西北角與內城相接處，又開有兩門，即東便門和西便門。“外七內九皇城四”，如果再加上圍繞外城的護城河和城外嶺上的長城，北京城真可謂“門開八面，固若金湯”。除此以外，在天安門外長安街上原有左右長安門（又稱青竜門、白虎門）。民國時期，又新闢了和平門（始稱興華門）、建國門（始稱啓明門）、復興門（始稱長安門）。這些都是大門。至於那些不大上得了“臺盤”的中門、小門，就數不勝數。
　　這就是北京，這也就是北京城。要言之，所謂“北京城”，實際上就是由這些一重一重的“墻”和一道一道的“門”構成的。其中，“門”顯然又比“墻”更重要。沒有墻，固然城而不城，但如果沒有門，則城也就是死城。門之於城，不但是出入之口，而且是方位所在，功能所在，意義所在。可以說，把握了北京的“丫，也就差不多把握了北京。
　　北京請門之中，最重要的當然是天安門。
　　天安門是北京的象徵。
　　衹要一提起北京，我們中國人，尤其是新中日人，首先想到的便是天安門。每個初到北京的人，第一個要去看的地方，也差不多都是天安門。的確，在中國，又有哪座門，能像天安門那樣和北京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並且在中國人民的歷史畫捲和政治生活中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起着無可替代的作用 舉世矚目、揭開了中國新文化第一頁的“五四運動”，就是在天安門廣場上爆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也是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的。本世紀許多重大政治事件，也都在天安門前的廣場上演出。天安門在每一個熱愛祖國、尊重歷史的中國人心目中，不可能不地位尊崇。
　　天安門的地理位置，也很特別。明清時代北京城市規劃和城市營造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由一條18裏長的南北中軸綫貫穿全城。它的南端起點，是永定門；北邊終點，則是地安門外的鐘鼓樓。從南到北，依次有永定門、正陽門（前門）、中華門、天安門、端門、午門、神武門、地安門等等，天安門恰恰正在這條中軸綫的正中。它是京、皇、宮三城中間那個城即“皇城”的正門。門外，南北大道是“禦道”，東西大街是“天街”，其地位之重要、特別，已毋庸置疑。如果說，北京的門是我們解讀北京的“入門之門”，那麽，天安門便是“門中之門”。
　　其實，即便在封建時代，天安門的地位也非同一般。
　　天安門原名承天門，清人人關後改為天安門。但不論“奉天承運”也好，“敬天安民”也好，作為皇城的正門，它都是國脈所係、國威所在、國傢權力的象徵。事實上，天安門歷來就是封建王朝舉行國傢大典的地方。那時，皇帝如果要頒布詔書，就在太和殿登極用寶。用寶後的詔書，要置於“雲盤”中，用彩亭奉送天安門城樓，交直詔官宣讀，文武百官則在金水橋南排班聆聽。宣詔完畢，詔書用木雕的金鳳銜着由城樓上放下，交禮部謄寫，詔告天下，謂之“金鳳頒詔”。可以說，從那時起，天安門就以其不同尋常的特殊地位而為衆望所歸。
　　不過那時的廣場，可比現在小得多，衹有11公頃，比作為現在天安門廣場配套建築的人民大會堂（占地15公頃）還小。這也沒有什麽可奇怪的。因為那時國傢並不屬於人民，有資格恭逢如此盛典，能夠到天安門城樓下跪班聽詔的，人數極其有限。有11公頃的地方，已經完全夠用，而且也足以讓地方衙署和小國邊邑相形見細 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成了共和國的主人，如此“彈丸之地”，顯然已不敷使用。1949年，為舉行開國大典，新中國的奠基者們曾對廣場進行了拓展修整。1959年，為慶祝建國十周年，又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造：三面紅墻全部予以拆除，東西兩翼拓為通衢大道，革命歷史博物館和人民大會堂分立廣場東西兩側（取“左祖右社”之意），人民英雄紀念碑屹立中央，並嚮人民群衆開放。過去專屬帝王使用、嚴禁庶民涉足的皇傢禁區，真正成了“人民的廣場”。
　　於是天安門廣場便成了世界上最大、最無與倫比的大廣場。它占地面積54公頃，可供50萬人進行集體活動。每一個到過那裏的人，都無不驚異於她的莊嚴、肅穆、雄偉、博大。和她相比，西方許多城市的所謂廣場，便衹好叫做“路口”。北京的“大”，在天安門和天安門廣場得到了最好的體現。
　　天安門的南北，分別是正陽門、中華門和午門。
　　午門是宮城的正門，正陽門是京城的前門，中華門卻不是城門。這是一座單檐歇山頂的磚石結構建築，與明十三陵和清東西陵的大紅門相同，雖然看起來不如內城九門那些“城門樓子”壯觀，卻最能體現“城頭變換大王旗”的意味。因為中華門縣真正的“國門”。咱們的國名叫什麽，（圖八）它就叫什麽。明朝的時候，它
　　叫“大明門”；清朝的時候，它叫“大清門”；到了民國時期，就叫“中華門”。換名的辦法也很簡單：把刻有門名的石匾翻個個兒，重新刻上字，一大明門”就變成了“大清門”。可惜，當民國的人也想用這種省工省料的好辦法來更換門匾時，卻發現努爾哈赤的子孫早就用過了這個高招，便衹好放棄了“顛倒歷史”的念頭，重新刻了一塊木匾，挂在了檐下。（圖九）
　　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為了表達對革命先烈的感激和崇敬，在天安門廣場建立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紀念碑就建在中華門內天安門前。正如薑舜源在《滄桑天安門》一文中所說，這可正好應了陳毅元帥的一句詩：“此頭應嚮國門懸” 二十多年後的1976年，在中華門舊址上，又興建了“毛主席紀念堂”。至此，整個天安門廣場，已是“舊貌換新顔”。國門拆除了，午門退隱了，前門告老了，人民的廣場取代皇傢的宮城成了北京的中心，而由東西長安街及其延長綫構成的新的中軸綫橫貫東西，則似乎象徵着北京的開放與騰飛。
　　中華門（或大明門、大清門）的故事，再清楚不過地告訴我們，門對於一座城尤其是一座京城有着一種什麽樣的意義。它不僅是出入的孔道和防衛的關口，也是一種象徵，——國傢的和政權的象徵。所以，在清代，除正陽門外，其餘八門便由八旗分掌：德勝門正黃旗，安定門鑲黃旗，東直門正白旗，朝陽門鑲白旗，西直門正紅旗，阜成門鑲紅旗，崇文門正藍旗，宣武門鑲藍旗。八旗分掌八門，既有共享天下之意，也未嘗沒有相互牽製的用心在內。
　　的確，“山河千裏國，城闕九重門一，沒有城墻和城門，是不好叫做京城的。唐代長安和北京一樣，也有京、皇、宮三城，不同者在於宮城不在皇城裏面，而在皇城北面。這三座城，京城十二門，東西南北各三門；皇城七門，南三東二西二，北面無門；宮城南面五門，正中為承天門（明代北京宮城正門也叫承天門，想必即承唐製），北面二門，正門為玄武門，是唐太宗李世民發動政變的地方。漢代洛陽京城內，有南北兩座差不多一樣的宮城，都開有四門，而且門的名字也都一樣，即南朱雀北玄武東蒼竜西白虎，京城則開有十二門。宋都開封也有城三重，外京城叫羅城，也叫國城，因其土築又叫土城，開有十三座城門，七個水門，共二十座門；內京城又叫舊城或闕城，四周共開十門，正南門是朱雀門；宮城亦即大內，又叫皇城，開有六門，正中為乾元門。開封城一共三十六座門，差不多是門最多的一座古都。南宋的都城臨安（杭州）衹有內外兩城，內城又叫子城，開有四門，乃大內所在；外城又叫羅城，開有十三座城門，並不呈對稱狀。杭州城門的特點，是它們的名字，多不似北方古都的典雅莊重，而更多山川靈秀。“候潮聽得清波響，涌金錢塘定太平”，這兩句詩中，就包括了杭州五座城門的名稱。明初首都南京，規模極為宏大，裏裏外外共有四城。外郭城周長180裏，開有十六座城門；應天府城周長67裏，是當時國內第一大城（次為北京），也是世界第一大城（次為巴黎），共有十三座城門；此外皇城六門，宮城十二門，加起來比開封還多。
　　顯然，這些城市，也都是由“墻”和“門”構成的。
　　這是中國極具典型意義的一類城市。
　　它們的秘密，是中國文化的秘密。
　　當然，也是中國城市的秘密。
　　　 二　城與市
　　城墻和城門把我們帶進中國的城市。
　　事實上，在漫長的古代社會，幾乎所有的中國城市都是由那一重重的一墻一和一道道的“門”來構成的。在中國古代，人們無法設想沒有城墻和城門的城市，就像無法設想沒有屋頂和門窗的房子一樣。任何一座真正的城市都必須有城墻和城門，而且這些城墻和城門越是高大越是多，則這座城市的地位和規格也就越高，人們也就越承認它是“城”。因此，像上海這樣沒有什麽像樣城墻城門的城市，就不能叫做“城”，而也許衹能叫做“市”。
　　在中國，“城”和“市”不但意義不同，而且地位、大小也不同。
　　什麽是“城”或“城市”？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看，所謂“城”或“城市”，無非是人類社會三種主要的社區類型之一。這三種主要的社區類型是國傢、城市和鄉村。這三種社區，都可以叫做“邑”。上古所謂“國”，範圍不大，數量很多。在諸侯林立的時代，不少的所謂“國”，也就一“邑”而已。“邑”這個字，上面是一個“口”，下面是變體的“人”字。有“人”有“口”，當然是社區。也有人說上面那個“口”是圍墻、圈子、範圍的意思：“有土有人，斯成一邑。”不管怎麽說，這個既有一定範圍，又有一定人口的“邑”，就是“社區”。
　　中國古代的社區（邑）有許多種，也有許多名稱，比如邦、都、鄉，以及郊、鄙等。其中“邦”相當於國傢（故又稱“邦國”），“都”相當於城市（故又稱“都市”）。“鄉”當然就是村落（故又稱“鄉村”）。此外，“郊”就是附庸於城市的社區（郊區），“鄙”就是遠離於中心的社區（邊鄙），而社區與社區之間就叫“鄰一（鄰里）。所有這些字，都從“邑”（鄉字繁體從邑，寫作“榔”；村字別體也從邑，寫作“邨”），可見“邑”就是社區。不過，一般地說，“邑”主要指城市，比如“都邑”一詞，就是大小城市的總稱（大曰都，小曰邑；或“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由此又可見，城市乃是最重要的社區。
　　然而城市卻不是最古老的社區。最古老的社區是鄉村。鄉村是從原始氏族的集聚地轉化而來的。“(鄉郎)”這個字，無論金文甲骨文，都是像“兩人相嚮對坐共食一簋”之形。也就是說，“(鄉郎)”的字形，就是兩個人面對面坐着，當中放一個飯桶。所以楊寬先生在《古史新探》中說，鄉這個字，“是用來指自己那些共同飲食的氏族聚落的”。
　　後來，階級分化了，氏族變成了國傢，尊貴的老爺天子、諸侯、大夫們也不再和自己的“子民”們共一個飯桶吃飯。他們（當然要帶上自己的奴僕）另擇“風水寶地”而居，或在原居住地劃出一個圈子，形成一個新的社區，並用高高大大的墻把這個新的社區和舊社區鄉村隔離開來。這個用墻劃出的社區，就叫做“城”，也叫“都”或一邑”，而那墻就叫城墻。要之，就起源而言，所謂“城”，就是古代的王朝國都、諸侯封地、大夫采邑。或者準確一點說，是它們的中心區域。城墻之外的地方，就叫“郊”，就叫“野”，更遠的地方則叫“鄙”，是鄉村社區的所在地。一墻之隔，尊卑判然；大門內外，貴賤不一。這就是傳統意義上的城市。或者準確一點說，就是傳統意義上的“城”。它一開始就是和門和墻共生的。沒有城墻和城門，也就沒有所謂“城”。恰如喜仁竜所說：“正是那一道道、一重重的墻垣，組成了每一座中國城市的骨架或結構。”因此，當我們突然發現一座圮敗的廢城時，能夠看到的往往衹有城墻，比如吐魯番郊外的高昌和交河古城就是。
　　當一座座城邑或城堡被高高的墻和大大的門圈圍起來時，城與鄉，就成了中國古代兩種最主要的社區。介乎其中的則是“市”。所謂“市”，就是集中進行買賣交易的場所。因為老爺大人們雖然高貴，也要吃飯，而且要吃好的、新鮮的，光靠進貢，似乎不夠；鄉民小人們雖然卑賤，也要零花錢，也想買點城裏的好東西。城裏的精品要出去，鄉裏的時鮮要進來，這就要“城鄉互市”，也就要有“互市”的地方。這個專門用來做交易買賣的地方，就叫“市一。
　　毫無疑問，這種交易買賣，是必須一方遷就於另一方的。老爺大人們當然不會屈尊下鄉去採購，他們的僕人也沾光不會屈尊，自然衹能由鄉裏人進城來交易。鄉裏人原本“卑賤”，擺不起譜；鄉裏人又很“好奇”，願意進城。何況，鄉村廣阔分散，也不便於集中貿易。所以，“市”便主要設在城的周邊，成為城的附庸和派生物，以及溝通城鄉的中介。它的地位，當然十分卑微。可見，城與市的高低貴賤之別，幾乎可以說是“從娘胎裏帶來的一。
　　開始的時候，作為“城”之附庸和派生物的“市”，並不是什麽社區，而是一種臨時性的場所。上古的商業，並非經常性的行為，或三日一市，或五日一市。這時，四方鄉民紛紛趕來交易。交易的場所，就成為“市一。交易一結束，這個地方也就什麽都不是。直到現在，我國許多鄉鎮還保留着這種習俗，叫做“趕集”。但後來，貿易成了經常性的行為，也有了專門從事貿易的商人，臨時性的“集”就變成了常規性的“市”，不但供交易所用，也供商人居住，而且也和“城”一樣，有了自己的“土圍子”。於是，“市”便成了社區。
　　不過，這個社區，是不敢望“城”之項背的。圍“城”的是“墻”，圍“市”的則是“垣”。垣也就是矮墻，叫：“卑曰垣，高日墻。”城墻高大魁偉，裏面居住着王公貴族、高官名士；市垣低矮簡陋，裏面充斥着工匠商賈、販夫走卒。這樣的兩個社區，當然也就不可同日而語。甚至“市區”的位置，在中國古代城市規劃中也有一定之規：或在城南，或在城北，總之是不能進人中心地段，衹能卑賤地匍伏在“城”的腳下，仰“城”之鼻息而生存。但，卑賤的“市”好歹總算進了“城”。這樣，“城”與“市”就終於合為一體，變成了“城市”。
　　然而進城之“市”卻仍然保留着它的個性。這使我們一眼就能把“城”與“市”區分開來：城區的建築是封閉型的，不是院落，就是高墻，要不然就是一張張緊閉的門。在這些院落、高墻和大門之間，留出的是僅供通行的道路。這些道路除了行走別無用處，因此衹能叫“通道”，不能叫“街道”。市區中的街道卻不同。它不但供人行走，更供人瀏覽。街道兩旁的店鋪，也都一律開放着自己的門戶，敞開着自己的門面，以確保裏面陳列的商品一覽無餘。衹有在收市打烊以後，纔會關上活動的門板，有的（如藥鋪）還隨時可以叫開。當然，這些店鋪也絶無封閉的圍墻。相反，有的店鋪門口還會搭起遮陽避雨的屋檐，或竹架葦席的涼棚，更加具有開放性。這就是“城”與“市”的區別，也是“街”與“路”的區別。所以，我們衹能說“逛街”、“上街”、“趕街”（趕集）或“街市”，不能說“逛路”、“上路”、“趕路”、“路市”。“上路”、“趕路”是到別的地方去，“上街”、“趕街”纔是去買東西。
　　事實上，城中之路不但是通道，也是界限。它們和院墻一起，把一個一個的圈子劃分隔離開來。可以說，城區是由路和路旁的院墻構成的，市區則是由街和街邊的鋪面構成的。因為“市”乃因商業的需要而建立，所以市的名稱總是表現出商業性，比如米市、菜市、肉市、煤市、花市、鳥市、騾馬市等。它們也能用來做地名，比如北京就有菜市口、燈市口、東西花市大街和花市東斜街等。建“城”的需要卻多半是政治性或軍事性的。所以我們說起城來，便總是說京城、省城、縣城，或冠之以地理、歷史、文化的特徵，如山城、江城、古城、新城、石城、竜城等等。城與市，不一樣，就是不一樣嗅！
　　其實，不但“市”與“城”不可相提並論，而且“城”與“城”也並非就可以等量齊觀。
　　前已說過，上古的城，主要是王朝國都、諸侯封地、大夫采邑的中心區域。顯然，它們的地位，也不可能一樣。《左傳》稱：“天子之城方九裏，諸侯禮為降殺，則知公七裏，侯伯五裏，子男三裏。”不但面積規模有大小之別，而且名詞稱謂也有尊卑之分。也就是說，儘管王朝國都、諸侯封地、大夫采邑都可以稱為“都邑”，但一般地說，衹有諸侯的封地纔可以叫“都”（國都），大夫的封地則衹好叫“邑”（采邑）。“都”之中，又衹有天子之城纔可以稱為“京”。所謂“京”，也就是“人工築起的高丘”。（《說文》：“京，人所為絶高丘也。”）天子之城曰“京”，無非取其“絶高”之意，當然其地基和城墻也會特別地高。這樣的大城，普天之下當然衹能有一個。所以，當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即沿明初成例，改“北京”為“北平”，便是表示“京”必須“獨一無二”的意思。
　　“京”衹能有一個，“都”則可以多一點。所謂“都”，也就是通常說的“大城市”，叫“邑之大者曰都”。它們往往也是舊的京城，或王朝祖廟所在地，叫“有先君之舊宗廟口都”。當然，也有自然而然形成的，叫“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不過，“都”再大，也不能大過“京”，若依周製，最多也就衹能相當於“京”的三分之一那麽大。因為“京”是“首都”，也就是“第一都邑”，當然得如北京人所說是“蓋了帽”，或如上海人所說是“一隻鼎一
　　北京是“城”，又是“京城”，而且有差不多連續八百年的“京城首都史”，所以北京不大也得大。當然，作為中國最大的城，它也必須有最高的墻和最大的門。事實上，北京的門不但多，而且大。北京內城九門和外城七門，都是由箭樓和門樓構成的雙重城樓的巍峨建築。箭樓有如城堡居高臨下，門樓卻大多是雙層三檐的巨大樓閣或殿堂（惟東西便門例外）。兩樓之間，則是一個由城墻圍成的巨大甕城。甕城面積很大，不少甕城裏面建有寺廟或寺院，也多半有街面、店鋪和樹木。這可真是城外有門，門內有城，實在堪稱建築史上之奇觀。
　　可惜，這種奇觀現在我們是再也看不到 幾乎所有城門連同它們的那些甕城都已先後被拆掉，衹剩下正陽門城樓和德勝門箭樓在一片車水馬竜中形影相吊。但即便是這樣“殘缺”和“孤立”的門樓，也足以讓我們嘆為觀止，更何況它們當年是在一片式樣相同的低矮建築之上拔地而起？七十多年前，喜仁竜曾這樣描述永定門的壯觀和美麗：“寬闊的護城河旁，蘆葦挺立，垂柳婆娑。城樓和甕城的輪廓綫一直延續到門樓，在雄厚的城墻和城臺之上，門樓那如翼的寬大飛檐，似乎使它秀插雲霄，凌空欲飛。這些建築在水中的倒影也像實物一樣清晰。但當清風從柔軟的柳枝中梳過時，城樓的飛檐就開始顫動，垛墻就開始晃動並破碎。”我相信，無論是誰讀到這段文字，都不會無動於衷吧！
　　難怪喜仁竜對北京的城門和城墻充滿了敬意。他在寫到西直門時曾這樣說：“乘着飛馳的汽車經由此門前往頤和園和西山參觀的遊人，到了這裏會不由自主地降低車速，慢慢駛過這個脆弱易逝的古老門面。因為，這些場面比起頤和園和臥佛寺來，畢竟能夠提供關於古老中國日常生活更為真切的印象。”他甚至還認為，北京的城門和城墻，是最雄偉壯觀和最動人心魄的古跡。因為它們“幅員遼闊，沉穩雄勁，有一種高屋建瓴、睥睨四鄰的氣派一。
　　喜仁竜實在太敏銳 他在這些城墻和城門那裏看到的，便正是北京的氣派。
　　北京的城門樓子是拆得掉的，北京的氣派是拆不掉的。
　　　三　有容乃大
　　北京的氣派，一言以蔽之曰“大一。
　　北京並不是中國惟一的大城市。除北京外，中國的大城市還有天津、成都、武漢、瀋陽等。但這些大城市，不管是論人口，還是論地盤，都比不上北京。惟一可以和北京“較勁”的是上海。上海的人口就比北京多。而且，隨着浦東的開發和建設，地盤也不見得比北京小。更何況，上海的“大”，還遠遠不止於此。比方說，它是（或至少曾經是）中國最大的外貿口岸、金融中心、工業基地、商貿市場、利稅大戶，甚至全國最大的文化城和人才庫。建國前上海的報刊和出版社之多，建國後上海嚮外地輸送技術力量之多，可都是全國第一。正因為上海如此之“大”，所以纔被稱為“大上海”。在中國，有幾個城市的市名前曾被或能被冠以一大”字 也就是上海吧！
　　然而，上海再大，也“大”不過北京。上海還得在自己的市名前冠一個“大”字，纔成為“大上海”，北京卻大得根本不必自稱什麽“大北京”。你什麽時候聽說過“大北京”這種說法的？沒有。北京人不這麽說，外地人也不這麽說。可見在全中國人的心目中，北京之大，已不言而喻，實在不必添此“蛇足”。這可真是一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大城不“大”。北京，大概是中國惟一一座“不必言大而自大”的城市。
　　難怪“大上海”在“不大”的北京面前，也不敢“裝大”。一般地說，上海人都不大看得起外地人，卻惟獨不敢“小”看北京人。上海作傢王安憶就說得更絶。她說就連北京上海兩地的風，都有大小之別。“颳風的日子，風在北京的天空浩浩蕩蕩地行軍，它們看上去就像是沒有似的，不動聲色的。然而透明的空氣卻變成顆粒狀的，有些沙沙的，還有，天地間充滿着一股嗚聲，無所不在的。上海的風則要瑣細得多，它們在狹窄的街道與弄堂索索地穿行，在巴掌大的空地上盤旋，將紙屑和落葉吹得溜溜轉，行道樹的枝葉也在亂搖。當它們從兩幢樓之間擠身而過時，便使勁地衝擊了一下，帶了點撩撥的意思。”（《兩個大都市》）
　　的確，北京不管怎麽看，都讓人感覺比上海大。
　　首先是“容量大”。初到北京的人，幾乎無不驚異於它的容量。那麽大的廣場，那麽寬的街道，那麽多的空地方，該可以裝多少人哪！上海雖然也大，但卻太擠。不要說擁擠狹窄的街道裏弄，便是人民廣場，也顯得擠巴巴的，好像人都要溢出來了，哪裏還能裝下什麽東西？所以有人說，到了上海，除了看見看不完的上海人以外，什麽也看不到。
　　北京就不會給你這種感覺。北京雖大卻不擠。北京的交通雖然也堵得厲害，但最擁擠的地方也仍能給你開闊之感，因為那地方本來就很大。其實，這也正是北京城市規劃和城市建設的一個特點：寬鬆、疏闊、大處着墨、縱橫揮灑，充分表現出帝都京師獨有的那種“大氣”。不要說9平方公裏偌大一個宮城纔住了皇帝“一傢人”（所以金庸小說《鹿鼎記》裏那個妓院長大的韋小寶一進皇宮便驚嘆：“這麽大的院子，能裝多少姑娘”），便是最不起眼的“四合院”（當然不是現在看到的），也疏落有緻、頗多空間。老捨先生說：“北平的好處不在處處設備得完全，而在它處處有空兒，可以使人自由地喘氣；不在有”好些美麗的建築，而在建築的周圍都有空閑的地方，使它們成為美景。”這是說得十分地道又十分在理的。北京和上海（浦西）城市建設最大的區別，就在於寸金之地的上海，首先考慮的是盡可能地利用地皮節約成本，而滿不在乎的北京，則“透氣孔”特別多。景山、北海、什剎海，天壇、地壇、日月壇，陶然亭、紫竹院、竜潭湖、玉淵潭，哪個城市能有這麽多公園哪！甚至你根本也用不着上什麽公園。過去自傢的小院，現在小區的街心，就足夠你遛彎兒、會鳥兒、練功夫、找樂子的 住在這樣的城市裏，不管怎麽着，也不會覺得“憋氣”。
　　但，更重要的，還在於北京固有的“兼容性”。
　　這一特點同樣體現於建築。北京，可能是中國城市中建築樣式最多的一座。城池宮殿、壇社苑林、部院衙署、廟宇觀寺、府邸宅園、市井民居，次第排列，縱橫展開，錯落有緻，就像一支和諧的樂麯。以皇宮為中心、縱貫南北的中軸綫當然是“主旋律”，但文人墨客、市井小民也並非沒有自己的樂土和傢園。甚至那些在別處多半會躲入深山老林的名寺古剎，在北京也進了城。北京是那樣地疏闊、大氣，任何存在都不會在這裏找不到自己的空間。所以，不但人力車和凱迪拉剋街上跑沒人感到怪異，便是騾馬大車進了城，也不稀罕。（圖十）
　　北京的容量不僅在於建築空間，更在於文化空間。北京從來就是漢鬍雜糅、五方雜處的地方。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漢滿蒙回藏、儒道釋景（基督教）回（伊斯蘭教），各路人馬都在這裏出入、匯集、發展，各種文化都在這裏交流、碰撞、融合。北京對此，都居高臨下地一視同仁，决無文化偏見，也沒有種族偏見，甚至沒有其他地方通常都會有的那種執拗頑固“不可入”的“區域文化性”。相反，江南的絲雨北國的風，西域的新月東海的波，都在這裏交匯、集結、消融，共同構成北京博大雄渾的非凡氣象。北京當然是等級森嚴的，但因為空間大、距離遠，彼此之間，也就不會覺得有什麽“擠兌”。王侯勳貴、鼎輔重臣、學子文士、販夫走卒，各有各的活法，而且在各自的“圈子”裏，也都活得既自在，又滋潤。直到現在北京也仍是這樣：一個外地人，衹要他不是“太差勁”，那麽，他到了北京，也就不會感到彆扭，感到“格格不人”。如果他很隨和，還會說幾句普通話（不必太標準），那麽，用不了幾天，他幾乎就會覺得自己也是北京人
　　北京，幾乎是可以容得下全中國人甚至全世界人的。
　　其實，這也是“城文化”的特點。《說文》曰：“城以盛民也”，正是突出了它容量上的特徵。作為可以“盛民”的人工生存環境，城市與鄉村最大的區別，就在於它的“兼容性”。鄉村雖然地域遼闊、沒有城墻，似乎是一個“開放”的體係，但其實，鄉村的開放度和兼容性都很差。異質文化很難在這裏得到傳播，外來人口也很難在這裏落腳謀生。鄉村幾乎衹相信“土生土長”和“本鄉本土”的東西，對於“外來戶”和“外鄉人”總是持懷疑態度。頑固地保留鄉音土話，便是證明。
　　城市就不一樣 城市是這樣的一種社區，它的職能和功能從來就不是單一的。而且，城市的職能越多，功能越齊全，它的“城市化水平”就越高，城市也就越“大”。上海之所以“大”不過北京，就因為它的職能沒有北京那麽多，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全國政治文化的中心。同理，城市的職能越是多樣，功能就必須越齊全；功能越齊全，城市就必須越能兼容。其結果，便正如天津人所說，“嘛大的林子，嘛鳥都有”，連“市”也最終搬進“城”裏，並與“城”合二而一，成為“城市”。
　　所以，城市從來就是開放和兼容的，儘管城市與城市之間，開放程度和兼容程度並不一樣。但再封閉的城市，也比鄉村開放；再保守的城市，也比鄉村兼容。中國古代的城，雖然無一例外的都有城墻，但是這些城墻卻並不妨礙城市的開放，而且似乎更有利於它的兼容。這就好比盤子裝不了什麽東西，兩碗卻更能“容納”一樣。一個完全沒有空間間隔的地方是無所謂容不容的。城墻的建立，恰恰正好為人類提供了一個具有“可容性”的空間。從這個意義上講，所謂“城以盛民也”，便說得十分到位，儘管它僅僅衹說到了“盛民”。但文化是人創造的。城市既然能夠容納人民，當然也就能夠容納人民創造的文化。
　　城市之所以必須開放和兼容，還因為城市的主要文化功能是“交往”。
　　的確，沒有哪個社區能像城市這樣充分地滿足人們交往的需求 因為城鄉這兩個社區的重要區別之一，就在於其居民的異質性程度。鄉村居民基本上是同質的，端的稱得上是“同祖同宗，同種同文（方言）”。而且，鄉村居民還特別看重這種“同質性”，看重“鄉裏鄉親”、“土生土長”，或者“吃一口井的水長大的”等等。城市居民則大多沒有這種心態。他們既不可能衹吃“同一口井的水”，也不可能衹買“同一傢店的布”，當然也不會“幹同一樣的活”。他們籍貫不同，出身不同，來歷不同，職聳不同，活法也不同，卻共生共存於城市。於是，城市便為不同的人共同地提供了表演的舞臺和交往的機會。
　　也許，正是這種交往的機會，誘使一批又一批的人“離鄉背井”，來到城市；也正是這種交往的機會，使城市的文化水平和文化氛圍遠遠優於鄉村。
　　有機會，還要有條件。這個條件，就是作為交往重要工具之一的語言，必須具有開放性和兼容性，這纔有可能成為人際交往的“硬通貨”。“城裏話”比“鄉裏話”好懂，原因就在這裏。除北京外，我國各大城市都有自己的“方言”。但細心的人不難發現，省會的方言總是相對地、縣的方言好懂，而地、縣的方言又總是相對鄉村的方言好懂。也就是說，由於城市的開放性和兼容性，連社區的語言也相對開放和兼容，這纔讓外地人覺得相對比較“好懂”。
　　北京是全中國人表演交往的舞臺和場所，或者藉用日本學者鈴木榮太郎的概念，是全中國人“社會交往的結節機關”，當然是可以而且應該兼容全國的。所以，一來二去，北京話便幾幾乎成了咱們的“國語”（普通話）。
　　同樣，開放也是城市的天性。從古到今，城市從來就是作為“中心社區”而存在的。它們或者是全國的中心（首都），或者是區域性的中心（省會、州府、縣城等）。既然是中心，就必須嚮它的周邊區域開放，既吸收又輻射，既統領又兼容。所以，北京不但“包容量”大，而且“吞吐量”也大。有一個數字頗能說明問題：現在的北京人，有四分之三是建國以後纔進人北京的外地人及其子女。也就是說，不到半個世紀，所謂“北京人”這支隊伍，就換了四分之三的“血”。至於北京嚮外地“輸”了多少“血”，似乎不好統計，但相信也不在少數。
　　然而，北京的這種開放和兼容，似乎還不是或不完全是現代意義上那種城市與城市、人與人之間自由平等的交往與交流。它似乎還更多地是以一種“天朝帝都”的雍容氣度或“政治中心”的文化特權，居高臨下地吸收和兼容着外來文化和外來人口。較之上海和廣州，它更像一個開明的君主或寬和的老人，以一種無所不包和見慣不怪的從容、淡泊、寬舒和自信，集天下之大成而蔚為壯觀，但當其絢爛之極時卻又歸於平淡。我們在後面還會看到，“大氣”與“平和”，正是北京文化的一個顯著的特徵，它甚至幾乎遍及於每個北京人，成為北京人的一種“文化性格”。
　　但不管怎麽說，北京畢竟是文化生態環境最好的城市。它很像一個自然形成、得天獨厚的大森林，喬木、灌木、奇花、野草，共生於其間，層次分明而又相得益彰，錯落有緻而又渾然一體。它是帝王之都，也是文人之鄉和民衆之樂土。如果說，雍容華貴的皇傢氣派，勇敢自尊的學人風範，敦厚樸實的民俗風情，曾經共同形成了老北京那種既“典麗堂皇”又“幽閑清妙”的文化品格；那麽，高瞻遠矚的改革開放，居高臨下的兼收並容，獨一無二的文化優勢，便構成了新北京的非凡氣象。
　　北京的一大氣”，就大在這裏。
　　 四　霸氣與和氣
　　北京的“大”，幾乎使每個到北京的人，都會覺得自己“小”。
　　有句話說：“到了北京纔知道自己的官小，到了廣州纔知道自己的錢少，到了深圳纔知道自己的人老。”其實，到了北京，又豈止是覺得自己官小，簡直是連人都很小。那麽大的北京，一個兩個人走了進去，就像水珠融進了大海，看都看不見，影兒都沒有一個。這其實也是北京容量太大所使然。’一個空間，如果容量太大，納入其中的事物就顯不出“體積”來。不要說人了，就連摩天大樓立交橋那些龐然大物，在北京也顯不出有多大。
　　更何況，北京，又是怎樣一個藏竜臥虎的地方 那個衣着樸素、神態安詳、滿不起眼的遛鳥老頭，沒準是大清王朝皇族後裔，大小是個“貝勒爺”；而那個坐在小攤上喝豆汁、吃火燒或者炒肝兒，吃完喝完一抹嘴就騎上自行車去上班的中年人，也很可能是一位什麽重要部門的什麽長，大筆一揮就能批個十萬八萬甚至上百萬。這些人，在北京都很普通，就像他們說的話都是“普通話”一樣。北京，畢竟太大太大，再大的人物，在北京也不大容易“大”得起來，久而久之，自然也就會變得普普通通。
　　北京的官們大多“不大”（真正的“大官”你見不到），北京的市民卻多半“不小”。有人說上海是“大城市，小市民”，北京卻絶對沒有“小市民”。北京的市民都是“大市民”：派頭大，口氣大，架子（或者禮性）也大。“大氣”，可以說是北京人的一種普遍特徵。他們的生活方式，幾乎無不帶有“大”的味道：幹大事，說大話，講大道理，討論大問題。就連聊天，也叫“侃大山”（先前則叫“神吹海哨”，也有“大”的意思）。就連喝茶，也鐘愛“大碗茶”。他們對於小打小鬧不感興趣，對於小模小樣看不上眼，嚮往的是成為“大腕”、“大款”，當然最好是“大官”。就連找媳婦，也不大喜歡“小傢碧玉”式的。至於喝啤酒，當然更得論“紮”。如果一小杯一小杯地來，一小口一小口地抿，那還叫喝酒
　　北京人的大氣，與燕趙遺風，或者說，與北中國的豪雄之氣不無關係。這種豪雄之氣以山東、東北兩地為最多，而在全國，最喜歡北京人、最容易和北京人認同的，也恰恰是山東人和東北人。山東出響馬，東北出鬍子（土匪），“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豪爽是少不了的，“為朋友兩肋插刀”的義氣也是少不了的。這些北京也都有，衹不過大碗喝酒僅限於喝啤酒，大塊吃肉一般是涮羊肉，兩肋插刀則多半是豪言壯語。但不管怎麽說，北京人畢竟是崇尚豪雄和講義氣的。他們推崇的是“不吝”、“豁得出去”，古道熱腸和使肝義膽在北京也總是受到好評。“不吝”並不簡單地衹是“不吝嗇”。依照楊東平的解釋，它至少還有滿不在乎、敢做敢為、超拔灑脫、大大咧咧甚至不修邊幅等意思在內。在各地方言中，大概衹有武漢人的“不囗”與之相似。不過武漢人的“不(口者)”重在“直”，北京人的“不吝”則重在“爽”。所以武漢人極其憎惡“鬼做”，而北京人的“不吝”則很可能具有表演性，變成一種“作派”。
　　這種作派常常被稱作“狂”或“匪”。這是一種由服飾、舉止、口氣、派頭等綜合因素構成的氣勢。它既以“狂匪”名之，就不能有“奶氣”，因此不但不能精巧雅緻，反倒要“粗”一點纔好。事實上豪爽往往是和馬虎難解難分的，精緻則難免因過分註意細節而顯得“小傢子氣”。“小心翼翼”則不“豪”，“精雕細琢”則不“爽”，簡單粗疏反倒自然灑脫。北方人（尤其北方農村）的生活原本就比較粗放，這種粗放經過北京文化的洗禮，就變成了“大氣”。而“大氣”一旦成為北京人的標志性品格，粗放就會變成一種刻意的追求。所以，諸如摳門、鬆貨、軟蛋、面瓜之類統統都是貶義詞，不拘小節馬馬虎虎則不會受到惡評。於是，為了追求大氣豪爽的效果，就要裝得大大咧咧、隨隨便便、滿不在乎，甚至不修邊幅，比方說，衣衫襤褸鬍子拉喳，身上貼着假胸毛，胳肢窩火臭等。
　　顯然，北京人不是不講究，而是特講究。他們講究的不是我們通常所謂“生活質量”，而是“份兒”和“派兒”。怎樣做“有派”，能夠“拔份”，他們就怎樣做。比方說，在滿街“藍螞蟻”的年代，穿一身將校呢的舊軍裝，是“派兒”；當滿街都是西裝革履新潮名牌時，着圓領汗衫翻毛皮鞋反倒“拔份兒一。這種服飾符號背後的潛臺詞是：我就敢不隨時尚，就敢對着來，怎麽着？因此是“特狂”、“特匪”、“特不吝”。
　　這恰恰是一種京都意識。“京都人”與“地方上”的，如果說有什麽不同，那就是“京都人”是超群脫俗、高人一等、與衆不同的。這種“卓異”或“特異”，表現於老北京，是恬談平和、見慣不怪；表現於知識界，是俯視天下、語驚四座；表現於小青年，則可能是狂痞匪氣、街頭拔份。無論何種表現，其背景都一樣，即北京人特有的大氣。因為他們是這個全國最大的城市中之一員，他們不大也得大。
　　的確，北京市民的“大”，是以北京的“大”為依托和背景的。
　　不管在明面兒上是否表現出來，幾乎每個北京市民都無不以自己是一個“北京人”而自豪。最老派的北京人會以一種“華夏”看“夷狄”的眼光看外地：除了北京，“天津、漢口、上海，連巴黎、倫敦，都算在內，通通是鄉下”。即便不把北京看作惟一的都市，自豪感也不會因此而稍減，因為衹有北京人，纔“能說全國遵為國語的話，能拿皇帝建造的禦苑壇社作為公園，能看到珍本的書籍，能聽到最有見解的言論”（均為老捨作品中人物的觀點）。在他們看來，就連北京的熬大白菜，也比別處的好吃。為什麽？五味神在北京嘛！五味神是何方神聖？沒人知道。但萬歲爺既然在北京，那麽，不管他是誰，也得到駕前伺候。（圖十一）
　　這種自豪感因為北京成為新中國的首都，又在新一代北京人身上得到了加強。他們都是“中央的人”，相對“地方上的”，優越感也就自不待言。這裏說的新北京人，也包括那些出生在外地工作在北京的年輕人。他們之所以能夠在北京工作，多半是大學畢業後因“品學兼優”留京或分配來京。優秀的大學畢業生原本就是“天之驕子”，而他們所在的單位，又多半是大專院校和國傢機關，比起老北京人中那些“引車賣漿者流”來，還更為貼近“中央”，消息的來路也更可靠。所以這些人聚在一起，沒有一個不“牛皮哄哄”。
　　其實“板兒爺”們又何嘗含糊！他們聚在一起，高談闊論的同樣是國傢大事，消息也同樣是國務院部委辦傳出來的。好歹都在中央這地面上住着，怎麽也聽得到一點風吹草動吧？不妨這麽說：上海人是人人都很體面。也許他晚上要在亭子間架床，早上要早早起來倒馬桶，但衹要走在街上，就一定是衣冠楚楚人模狗樣。北京人是個個都很牛皮，也許他根本就沒有什麽正式工作，一日三餐不過棒子面窩窩頭，但衹要一開口，就一定是國傢大事世界風雲，而且話裏面决沒有窩窩頭味兒。
　　對政治的空前熱情，正是北京人“大氣”的一個重要表現。外地人對北京的一個相當一致的看法是：“北京人人都是政治傢。”對於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從海灣戰爭到王府井的改造，從剋林頓訪華到科索沃衝突，差不多每個北京人都有自己一整套看法，而且說得口若懸河頭頭是道，讓人覺得他們不是的土司機、店員、鞋匠或買西瓜大碗茶的，而是中央政治局的顧問或智囊。北京的政治民謠和政治笑話也特別多，你往往能一下子聽到好幾種版本，讓你忍俊不禁。但如果要說“正格的”，他們也能慷慨陳詞，說理充分，使用政治話語或引用名人名言也嫻熟自如，讓你不能不佩服他們的政治抱負、政治理想、政治敏感和政治才能。這實在是北京人“大氣”的最好註腳。是 天底下，難道還有比政治，比天下興亡、民族盛衰更“大”的事 可以說，正是對政治的空前熱情，使北京人成為“大市民”。
　　北京人既然都是“大市民”，那派頭當然也小不
　　與之相對應的一個讓全國各地人都極感憤怒的事實是：北京各服務行業的服務態度和質量都極差（據說現在已有改觀，但時至1999年2月，《中國質量萬裏行》仍發表了消費者的批評文章，訴說他們在北京某老字號所受的窩囊氣），以至於差不多每次人大政協會上都有代表委員提出意見，甚至有人尖銳地批評說，北京是“氣象平凡，諸多不便”。“氣象平凡”並不準確，“諸多不便”卻是事實。1997年我在北京，住的是“標準問”，卻常常因錯過規定的時間而洗不上澡。本應提供的信息服務，在服務員那裏也是一問三不知。至於飯菜質量，就不好說 前面說過，北京人的生活原本是比較馬虎的。你當然不能要求一個自己天天吃熬白菜或臭豆腐鹹菜就貼餅子的人，為你做出精緻的小菜來。
　　讓人受不了的還是那愛理不理或頤指氣使的態度。“過來過來，你給我過來！”“一邊排隊去！”這些都是我們在北京的服務窗口常常可以聽見的聲音，而且多半是女高音。北京的服務員好像不是“大哥大”，就是“大姐大”，在顧客面前有着擺不完的譜。你嚮他問價，他讓你自己看。自己看就自己看吧，他還要損你：“長倆眼睛幹嘛的，出氣呀！”請他快一點，就更不得了：“嚷嚷什麽！沒看見我忙着啦！”難怪竜應臺一進北京就要吵架了，能不吵架
　　在某些人看來，這似乎也很“正常”。北京嘛，什麽人沒有？那個賣針頭綫腦、鹹菜醬瓜的女售貨員，說不定是個“格格”呢（其實當然多半不是）！即使她不是什麽“格格”吧，又什麽樣的人沒見過（其實當然未必見過）？老捨先生來買醬瓜，還客客氣氣呢（其實當然未必買過）！那麽，請問你算老幾？老話說：“客大欺店，店大欺客”，對不起，咱北京就是欺客的地兒！不滿意？別來呀！愛來不來的，誰請你啦？
　　顯然，這就不是“大氣”，而是“霸氣” 這决不是北京應該有的氣象，這也决非“正宗”的北京做派。正宗的北京人，老派的北京人，尤其是又老派又正宗的北京生意人，是不作興這樣對待顧客的。在老捨、鬱達夫、林語堂等人的筆下，老北京人是無論身份高低貴賤，都一樣節一技之長，無僧人之貌”。至於生意人的“一團和氣”，簡直就像是天生的，豈有慢待顧客、愛理不理，甚或拿顧客“撒氣”的道理？
　　上海就不會這樣。上海的服務行業，即便在“十年動亂”時期，生意做得也十分規矩。那時，哪怕衹是拿三分錢買兩根針，店員也會用一小張紙包好了遞給你。在餐館裏點菜吃飯，也不會被服務員吆喝着自己去端盤子。當然，上海的店員也常常被批評為“歧視外地人”，但他們至少不歧視上海人。衹有北京的售貨員，纔公然不管你是外地人、北京人、中國人、外國人，哪怕皇親國戚、天王老子，一律采取“本大爺”或“老姑奶奶一恕不伺候的態度。
　　這似乎有些不好理解。
　　其實，衹要比較一下，就不難發現，即便兩地最好的店員，也“好”得頗不相同。要之，北京店員好在“和氣”，上海店員則好在“周到”。老北京的店員或小販，在找零錢時，如果又是鈔票又是銅板（或“鋼蹦兒”），便會臉上堆滿了笑，說：“兩攙兒，花着方便。”這話聽着讓人覺得舒坦、熨帖。至於是不是真方便，那就衹有天知道 上海店員的周到卻是真能給你提供方便甚至實惠。比方說，告訴你這條褲料其實可以省下一寸，或者買另一種牌子的其實更合算。必須提供的一應商業服務，比如包裝、熨燙等，當然都會達標到位，不會“缺斤短兩”。但他們决不會為“找頭”的零碎而表示歉意，因為這屬於買賣中的正常現象，而且與是否實惠也沒有什麽關係。大體上似乎可以這麽說：北京的態度是“務虛”的，它講究的是“禮儀之邦”不可或缺的“禮數”和“人情”；上海的態度則是“務實”的，它似乎是基於這樣一種純粹“上海式”的思維方式：顧客來買的是實實在在的商品和服務，而不是什麽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當錢使的“客氣”和“禮貌”。
　　兩地風格的孰優孰劣，在這裏很難評說。但有一點則似乎是共同的，那就是北京的“和氣”也好，上海的“周到”或“實惠”也好，其實都遠遠超出了商業行為本身，而具有一種文化上的意義。上海的“周到服務”表現出來的其實是上海人的“精明”。這種“精明”是需要認同的。也就是說，當上海的店員為顧客精打細算或精心服務時，他們往往會在潛意識中要求對方是一個有資格享受這種服務的人。這裏說的“資格”，主要就是精明與否，包括對“精明”是否敏銳和能否欣賞。在他們看來，顧客的計算能力和速度即便不能超過自己，至少也要和自己等值或相同。所以，上海的店員一旦碰到了被他們認為是“不懂經”、“拎不清”、“反應慢”的外地人，便會一肚子的不屑，一臉的不耐煩，甚至懶得搭理。
　　北京的“和氣生財”卻來自北京文化的“大氣”。也就是說，老北京生意人的“和氣”，根本就不是什麽“服務態度”，而是一種“文化教養”。它是天朝大國的雍容氣度，是世紀老人的閑適安詳，是“大人不記小人過”的仁和謙讓，是一個正宗北京人應有的教養或者說“禮數”。一個有教養的人是不該生氣的。即便對方無禮，有教養的北京人也不該失禮，反倒應該更加和氣。自己越是和氣，就越是顯得對方沒有教養。這不是“丟份兒”，而是“拔份兒”；是寬以待人，也是自尊自重。不管是做生意，還是做別的什麽，都這樣。有人說，北京的各行各業“鹹近士風”，便正是看到了這種“和氣”不但普遍，而且與“知書達禮一相關，有一種儒雅的底藴，甚或是一種一書捲氣一。所以，一旦這種“禮數”、“教養”或“書捲氣”沒了，事情也就會變成完全不同的另一個樣子。
　　北京人的這種禮數、教養、儒雅風範和雍容氣度，可以從他們對待外地人的態度上看出。
　　一般地說，北京人，尤其是老派正宗的北京人，是不會歧視和欺侮外地人的。比方說，你在北京，如果嚮老北京人問路，得到的幾乎必定是極為清楚、詳盡、和氣而又有人情味的回答。那神情、那口氣、那份熨帖，就像對待一個迷路的孩子。然而這種“和氣”的內涵，恰恰是惟獨北京人才會有的“京都意識”：咱北京是“天子腳下，首善之區”，北京人在“禮數”上，當然應該是全體國民的表率。北京人最值得自豪的，不就是比別人更懂禮麽？如果咱們禮貌不周，那就是在全國人民面前一丟份兒一啦！再說了，咱北京是全國的首都，外地人不過是分傢出去單過的小兄弟罷 現在他們回傢來，不認路了，咱當大哥的，不幫他一把，行麽？
　　所以，在北京，如果不和服務行業打交道，我們不大容易明顯地感受到對外地人的歧視和不屑一顧，而這種感覺我們在上海、廣州等地卻時有體會。北京人其實是自我感覺太好了，好得不必擺出一副惟我獨尊的派頭，就像不必在北京二字前冠以一大一字一樣。
　　顯然，北京人的自豪感，毋寧說是一種民族自豪感，而非地域或社區自豪感。北京人，可能是中國人中最少“地域文化心理狹隘性”的一群。因為他們不是某個地方或某一區域的人，而是“中央的人”。中央衹不過高於地方，卻並不與地方對立，更不排斥。所以北京人並不“排外”。既不排斥外地人，也不排斥外國人，甚至也不（像上海人那樣）鄙夷鄉下人。他們不大在乎別人說自己“土氣”、“鄉氣”（儘管北京也有“土老冒”之類的詞兒）。相反，他們對於鄉村還天然地有一種親切感（比如把“心裏美”蘿蔔當水果吃）。足以讓他們感到自豪的是，富麗堂皇、雍容華貴的北京城內，也不乏鄉情野趣之地。那裏野曠人稀、風物長靜，可以體味到人與自然的親近。這當然是一個農業大國的京都人才會有的情感，决非那些在擁擠狹窄的水泥弄堂裏長大的上海人所能理解。
　　 五　平民與市民
　　的確，北京城在本質上是屬於“鄉土中國”的。
　　和中國其他古都一樣，北京城也十分樂意地保持着它與廣大農村的密切聯繫，而不是像上海灘那樣，把自己和農村對立起來。儘管北京有着高大的城門和城墻，但它們與其說是城鄉之間的界限，不如說是城鄉之間的紐帶。在北京城城墻大體完好、城樓巍然高聳的年代，古樸的城門把莊嚴的首都和恬靜的鄉村渾然一體地聯繫起來。巍峨的城墻下，是“我們的田野一，是河流和湖泊，是羊衹和鴨群們的天地。那裏濃蔭密佈，岸柳低垂，蘆葦叢生，荷花盛開，充滿了田園詩般的情調，而這種情調“在北京各城門附近是屢見不鮮的”。登上箭樓遠眺田疇，一馬平川的華北大平原盡收眼底，古老帝國的悠長韻味便在你胸中回腸蕩氣 難怪喜仁竜要感慨萬千。是啊，“世界上有幾個古都可以提供如此開闊的無建築地面，可以在其城區內看到如此純粹的田園生活”
　　這種田園風光我們現在是不大容易看到 儘管我們在北京的某些街區還能看到進城的農民，看到他們拉來的新鮮蔬菜和瓜果，看到拉這些蔬菜瓜果的木頭車子和拉車的騾馬（不知還能不能看到駱駝），但總的來說，我們已衹能從一些老街老巷的名稱那裏尋覓當年“田園都市”的蛛絲馬跡。北京的地名是很有風味的：三裏屯、四眼井、竹竿巷、釣魚臺、櫻桃斜街、煙袋斜街、香餌鬍同、石雀鬍同。不管這些地名是怎麽起的，都有濃濃的鄉土氣息和人情味兒。事實上北京的地名大多非常生活化，比如柴棒鬍同、米市鬍同、油坊鬍同、????店鬍同、醬坊鬍同、醋章鬍同、茶兒鬍同，連起來就是柴米油????醬醋茶。又比方說，拐彎多的街巷，就叫它八道灣九道灣，或者駱駝脖兒鬍同、轆轤把兒鬍同；圓圈形的，叫羅圈鬍同、磨盤院鬍同；口小肚兒大的，叫門葫蘆罐兒、驢蹄鬍同、茄子鬍同；扁長條的，叫扁擔鬍同；細長條的，叫筆管鬍同、箭桿鬍同、豆芽菜鬍同、狗尾巴鬍同；彎麯狀的，叫月牙兒鬍同、藕芽兒鬍同；一頭細長一頭寬的，叫耳挖勺鬍同、小喇叭鬍同；如果鬍同較短，就幹脆叫一溜兒鬍同或一尺大街。
　　讀着這些地名，我們不難體驗到一種親切感。《北京的鬍同》一書作者翁立認為，鬍同名兒之所以如此通俗化和世俗化，一是因為“北京人直爽實在”，所以起名也實實在在，直截了當；二是因為一個地名衹有通俗、上口、好記，讓人一聽就明白，纔叫得響、傳得開。這當然並不錯。但我同時也認為，它們恰好證明了北京是一個“田園都市”。否則，就不會有扁擔鬍同、椿樹鬍同、轆轤把鬍同、磨盤院鬍同 這些帶有濃濃的鄉土氣息的鬍同名，被認為是上口好記叫得響的，豈非恰好說明北京人的內心深處，有一種“鄉土情結一？
　　北京人的這種心理和這份情感，更像是“平民的”，而非“市民的”。平民和市民是兩個概念。市民是“工商城市”的小民，平民則是“田園都市”的小民。所以，平民更接近農民。老北京的平民，是相當“農民化”的。他們愛吃的是硬面餑餑蕎麥餅，是冰糖葫蘆豌豆黃，而不是奶油蛋糕冰淇淋；愛喝的是二鍋頭和大碗茶，而不是威士忌和咖啡；愛過的是清明端午重陽節，正月十五挂紅燈，而不是聖誕節和情人節；愛玩的是養魚養鳥養蛐蛐兒，是逮蜻蜓、黏知了、放風箏，是那些讓人親近自然親近土地的娛樂活動。甚至他們愛聽的也是那些帶有泥土味的吆喝聲：“慄子味兒的白薯”，“蘿蔔——賽梨”。
　　北京人生活中的這些平民味兒現在是日漸稀薄 但是，幾乎所有人都認為，衹有這種平民味兒，纔是正宗的北京味兒。它也是北京最讓人懷念和難以忘懷的東西。沒有太多的人在乎北京的皇帝、官僚和學者（個別特別有名的例外），也沒有多少人記得滿漢全席（也許根本就沒吃過），但記得天橋的把式、廠甸的廟會、隆福寺那些可心又便宜的東西，記得八月十五的免兒爺，記得豆汁兒、灌腸、艾窩窩和炒肝兒。北京，在某種意義上其實是屬於平民的。
　　平民的北京之所以風味醇厚讓人懷念，不僅因為其中保留着大量城裏人久違的鄉土氣息和田園情調，而且因為其中有厚重的文化積澱，有着其他城市沒有的貴族氣派和貴族精神。
　　平民，是王朝時代的概念，係相對“貴族”而言者。北京是貴族集中的地方，當然也是平民最多的地方。所以北京的貴族派頭最足，平民趣味也最多。作為明清兩代的京都和當時中國最大的城市，北京給這兩大階級都設計和安排了足夠的空間。貴族們固然能在這裏養尊處優作威作福，平民們在這裏也如魚得水活得滋潤。現在，貴族階級和平民階級作為歷史雖因革命而消失，但貴族精神和平民趣味作為一種文化，卻並不因此而消亡。反倒是，“舊時王樹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傢”。革命以後，大批的貴族帶着他們的文化修養和文物收藏流落民間，大大拉近了這兩個階層的距離，在使自己平民化的同時，也增加了平民文化的貴族氣和書捲氣。
　　其實，北京的平民，原本就非同一般。帝輦之下，皇都之中，萬歲爺這一畝三分地上住着，沒吃過豬肉，也見過豬哼哼。耳濡目染，潛移默化，自然就會有幾分華貴，幾分儒雅。這差不多也是西安、南京這些古都的共同特點。不過西安因歷史故，較之北京更為古樸厚重；南京則因地理故，較之北京便多了幾分雋秀水靈。北京的民風是“大氣”：粗獷、豪爽、質樸、落落大方、小處見大而又禮數周全。老北京人就尤其如此。他們的生活大多十分簡樸，甚至可以說是粗陋，但卻决不會因為盆窮而失了身份，丟了體面。即便不過一碗老豆腐，二兩燒刀子，也會慢慢地喝，細細地品，一點一滴都咂了下去。那神情，那氣度，那派頭，有如面對一桌滿漢全席。就是這樣簡陋的酒菜，如果來了朋友、熟人，也要禮讓，然後坐下，慢慢品嚐，一面悠然而又不失文雅地“海聊”。要之，他們更看重的不是那酒那菜那茶水本身，而是飲酒喝茶時的悠然自得和清淡典雅，是那份心境和情趣。（圖十二）
　　無疑，這是一種文人情趣和貴族派頭。事實上，中國的“貴族精神”中從來就不乏“平民趣味”。孔子無疑是貴族（儘管也許是“破落的”）。但孔子激賞的審美境界，卻是暮春三月，與三五友人、六七童子，沐浴於沂水，在舞零臺上吹幹了頭髮，唱着歌兒回來。賈府無疑也是貴族（而且是“皇親國戚”）。但為迎接貴妃娘娘而修建的“大觀園”裏，也不忘設一“稻香村”（倘無此村，則枉曰“大觀”）。儘管賈府的做法未免“矯情”，但即便這“矯情”，卻也是文化所使然。因為傳統的中國是“鄉上的中國”，而中國文化的美學原則是“白賁無咎”、“反樸歸真”。所以，北京城裏最可人之處，不是巍峨富麗的城闕宮殿（儘管它們關乎朝廷體製，不可或缺），而是不經意地流露出野趣的城西北角和什剎三海，甚至四城之外的那些廢宇頽基、荒國古廟、老樹小橋。同樣，鐘鳴鼎食、海味山珍、輕車暖裘也不是真正的排場，“粗茶淡飯布衣裳，這等福老夫享了；齊傢治國平天下，那些事兒輩承當”，纔是最大的排場。
　　這樣一來，最尋常處往往也就是最不尋常處，而要在最尋常處看出不尋常來，是要有文化教養的。這種文化教養當然並非衹是北京人才有，但似乎衹有北京人（當然是老北京人），纔會表現得那麽大方和自然。如前所述，北京人是很會“找樂子”的。對於北京人來說，“壇墻根兒”和“槐樹小院”都是“樂土”，“喊一嗓子”和“聽一嗓子”都是“樂子”，而且越是衆人喝彩，越是神情散淡。有誰能像老北京人這樣深得中國文化和中國美學之神韻 我們實在很難說這種心境和情趣究竟是貴族的還是平民的，毋寧說是一種“貴族氣的平民趣味”或“平民化的貴族精神”吧！
　　於是，在老北京人這裏，我們看到的是平靜安詳、寬和禮讓、恬淡閑散、詼諧幽默。他們在茶館裏聽戲，在園子裏會鳥，在皇城根兒溜彎，在大槐樹下納涼，全都有一種不緊不慢的節奏。比方說，納涼，講究的就是“沏一壺不濃不淡的茶，聚幾個不衫不履的人，說些子無拘無束的話”。再比方說，溜彎兒，講究的也是從容不迫。北京人的“溜達溜達”，與上海人的“逛街”、“壓馬路”是大相異趣的。“逛街”和“壓馬路”不是為了享受都市生活，就是沒地方可去，衹好在街上走，溜彎兒卻是為了享受那份怡然自得，純粹是散步和散心。
　　這顯然是一種講究，而且是一種“窮講究”。大城市裏的人，多少都有些講究。沒有這些講究，也就和“鄉下人”差不多 事實上，農民進城，最不習慣的也正是這些講究，比如進門要換鞋，飯前要洗手，吃飯要用公筷，睡覺前要洗腳，不可隨地吐痰等等。這些講究，即便最普通的平民和市民，也有。而且，窮歸窮，講究歸講究，所以叫“窮講究”。但，各地的講究，也不大一樣。比方說，北京和上海就不一樣。北京更講究“禮”，上海則更講究“貌”。上海人是“不怕天火燒，就怕摔一跤”，最怕“衣冠不整”，被人看不起。北京人的講究則是“倒驢不倒架”，最怕睏“丟份”而被人“小瞧”。所以，“四十來歲的下崗女工去菜市場買菜，跟相熟的攤主還是不好意思太斤斤計‘較。不過，主張和氣生財的攤主也會給一點小小的優惠。這些北京近郊的農民很快就知道了應當怎麽同北京人做生意，就是‘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靜言《最大氣的城市：北京》）。
　　所謂“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就是禮。或者說，禮數。我在《閑話中國人》一書中說過，禮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人情及其回報，即所謂“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這種往來，不僅是指物質上的，比如你送我醬黃瓜我還你腌蘿蔔之類鬍同四合院裏常有的人情禮數，更是精神上的，即對對方人格的尊重。這就是禮。如果“失禮”，不但別人不“待見”，自己也“跌份兒”。可見要得到別人的尊重，首先要尊重別人；而要尊重別人，又首先得學會尊重自己。如果自己先不先丟了“份兒”，也就沒有資格敬重別人
　　自重，正是北京平民的貴族精神，包括不自輕自賤，不妄自菲薄，不見風使舵，不見錢眼開等等。生活在一個飯要錢買的社會裏，儘管誰都知道“一文錢難死好漢”，但既然要堅持貴族精神，就得堅持“人窮志不短一，不能因那麽一點蠅頭小利而讓人小瞧了去。這正是前述下崗女工儘管生活窘迫，卻仍不肯顯得太“摳門”的心理原因所在。這裏面固然有“貧賤不能移一的品格，也未嘗沒有一點“打腫臉充胖子一的矯飾，當然亦不乏北京人固有的大氣和大度。不過，直接的原因，還是“磨不開臉一。臉面，對於北京人來說，實在是太重要
　　什麽叫“磨不開臉”？也就是落不下架子放不下身份。北京的平民又有什麽身份架子 也就是那麽一點精神吧！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正是這種精神，使人高貴，並提升着北京平民的人生境界。說實在的，上海人缺的，正是這“境界”二字。上海人的不足，是有風度無境界，有教養無底藴，正如北京人的毛病是過於看重身份面子和過分強調精神作用，因而喜歡擺譜、講排場、充胖子和誇誇其談一樣，都無關乎他們的個人品質，而是他們城市的性質所使然。的確，過分地強調精神難免變成空談，過分地講究禮數也可能變成繁文縟節，變成“臭規矩”和“矯情一。但，大氣的北京畢竟不是夜郎。它能賦予北京的平民以一顆平常心，也能教給他們以種種人生哲學和處世方法。這些教導往往都是實實在在和可操作的。因此，如果你運用自如，得心應手，技巧和教養就會變成趣味。我們通常說的北京味兒，便多半是指這種趣味。
　　能有這樣的“趣味”固然需要培養，能有這樣的“活法”則更要有條件。這條件有二，一是環境，二是氛圍。就環境而言，必須是“田園都市”；就氛圍而言，必須是“文化古城”。上海沒有這些條件，上海人也就不是這種“活法”。
　　上海人的活法更是“市民的”。
　　上海是一個工商業城市，商品和商業是上海的命脈所係。所以，上海人是地地道道的市民，上海則是地地道道的市民社會。市民社會的特點是：作為市民，是沒有高低貴賤之分的；而商業社會的特點，則是認錢不認人，市場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沒有天生的高貴，任何人的價值也都要隨行就市。流氓做大了也是爺，貴族沒有錢，就什麽也不是。當年，上海灘上，許多赫赫有名的大亨都出身貧寒，而那些白俄貴族小姐們，卻衹好去做舞女。不管是什麽人，如果沒有足夠的實力（它往往貨幣化為金錢），那他就別想在上海灘上擺什麽譜。
　　這就和北京不一樣。老北京的那些破落貴族，雖然也會感到“落毛的鳳凰不如雞”，但仍不難通過別的東西，比如自己的氣質、風度、本事，贏得他人的尊重。哪怕這本事衹不過是會看點兒風水，批個八字兒，唱幾段京劇或單弦牌子麯，懂得養鴿子養鳥養金魚的章法，也能讓他不失體面地活人，在吃棒子面窩窩頭就鹹菜喝粥時不覺得“跌份”。正如趙園所說，老北京就像“一個久歷世故的人，或者不如說像破落的舊傢，即使破敝也仍能維持其氣度的雍容高貴”，而少有暴發戶的虛驕和勢利（《北京：城與人》）。然而這種活法在上海就行不通。如果說，老北京人講究的是“倒驢不倒架”，那麽，舊上海的信條則是“笑貧不笑娼”。正如魯迅先生所言，在舊上海，如果你穿戴不齊整，衣服不光鮮，那麽，一公共電車的車掌會不照你的話停車，公園看守會格外認真地檢查入門券，大宅子或大公寓的門了會不許你走正門。”（《上海的少女》）這時，聲稱自己姓羅曼諾夫或愛新覺羅是沒有用的，那衹會引起哄堂大笑。
　　所以，上海人不會像北京人那樣“恥於言利”，也不會像北京人那樣從骨子裏看不起暴發戶，在內心深處憎惡買辦氣和市儈氣，或裝作對掙錢不以為然，對鈔票滿不在乎。上海人並不諱言錢是個好東西，也不認為通過正當途徑為自己多掙點錢有什麽不好。當政策允許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先富起來”，“第二職業”也為社會認可時，上海人立即就動作了起來，並像廣州人發明了“炒更”一詞一樣，發明了“扒分”這個詞。然而，北京人雖然也油嘴滑舌地說什麽“金錢不是萬能的，沒有錢就萬萬不能”，卻仍有不少人寧肯把這種認識停留在嘴皮子上而自居“還有一億在觀望”中之一員。大約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在新詞彙的發明創造方面一貫領先的北京人，至今沒有發明出“炒更”和“扒分”的北京版。
　　但，如果你認為上海是一個“金錢至上”的社會，可就大錯特錯 一個“金錢至上”的社會肯定是庸俗不堪的，上海卻並非如此。上海人“不恥言利”，也不“惟利是圖”。作為整個城市的社會風尚，上海人真正崇尚的，毋寧說是精明。這也正是一個真正市民社會的特徵。在一個真正的市民社會裏，財大氣粗和一夜暴富者總是極少數，絶大多數則是被我們稱作“小市民”的人。他們“小”，所以他們“牛”不起來；他們又是“市民”，因此知道什麽是“都市生活”。總之，他們是一些既不十分富有，又不至於一文不名，而且還想過好日子的普通人。他們的惟一本錢，就是精明。因為，在這個市民社會和商品社會裏，所有的物質産品和精神産品、物質享受和精神享受固然都要用錢買，但那價格卻隨行就市，而且能討價還價，至少也能貨比三傢。也就是說，同樣多（或同樣少）的錢，可能會買來不同值的商品或享受。這樣，一個人過得好不好，就不但取决於他“有沒有錢”，更取决於他“會不會過”，而後者對大多數小市民來說顯然更現實。在計劃經濟的年代，當所有人的工資收入都相差不遠時，就更是如此。所以，如果說上海也有什麽“拜物教”的話，那就决不是“金錢拜物教”，衹會是“精明拜物教”。
　　因此，與北京“大市民”的好高騖遠和誇誇其談相反，上海小市民的活法是精明實惠和穩紮穩打的。他們對不會帶來任何實際利益的政治活動不感興趣，也不會輕易地被某種政治激情所煽動，或盲從某種政治觀點，而寧肯對政治采取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即便要參加政治運動，也會同時考慮經濟利益，或把政治要求變成經濟要求。比如“文革”中，對“走資派”的批判就往往“落實”為奬金的發放問題。那時，北京人關心的是“誰上誰下”，上海人關心的則是“給多給少”。誰能給上海人帶來實惠，上海人就會從內心裏擁護誰。
　　實惠，是上海的一個重要概念，也是一個使用頻率極高的詞。它包括兩個方面，即“實在”與“優惠”。“實在”就是貨真價實，“優惠”就是價廉物美，總之是“低投入，高産出；低成本，高效益”。這是一種典型的工商業城市的價值觀念和價值係統，也是上海人居傢過日子的基本原則。雖然它往往被視為斤斤計較、鼠目寸光、小傢子氣，被許多人（尤其是北方人）看不起，卻能給上海人的生活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使上海人的生活有較高的質量。
　　較之北京人，上海人的生活質量的確是比較高的。因為上海人的所謂實惠，不僅包括貨真和價廉，還包括物美；而所謂物美，又不僅是東西實在，還包括品種多、服務好。去年我在上海還吃過不到10元一份的蓋交飯，那一葷一素兩個菜，竟是現炒的。3元一客的小餛飩，則是用小砂鍋煮的，湯裏還有紫菜和蝦皮。這就不僅是實惠，也是精緻 這樣的事，在北京就匪夷所思。北京沒有實惠和精緻，衹有排場和馬虎。不是貴得嚇人，就是差得要命；不是價不廉，就是物不美，甚至物不美價也不廉。
　　就拿小吃來說。上海的小吃和點心少說恐怕也有上百個品種，小吃店和點心店也遍地開花到處都有，而且沒有衹賣早點一說。不少小店到了中午和晚間，是既賣炒菜米飯，又賣小吃點心的。店面、器皿和食品多半清爽利落，經營也很靈活。比如面上的澆頭是可以加份的。你可以要一碗雪菜面再加荷包蛋，或者大排面加筍絲，不像別的許多城市，吃牛肉面就衹能吃到牛肉，吃雞絲面就衹能吃到雞絲，而且那牛肉和雞絲還未必可口。這些都是實惠，也是方便。北京就沒有這麽方便。這些年，北京“吃飯難”的問題總算是得到了緩解，花幾塊錢填飽肚子也不太睏難，可遍布全城的“京味小吃”卻多半是外地民工的“傑作”，自産的點心也不敢恭維。北京最經典的“段子”是；一塊月餅掉在馬路上，被汽車碾進路面拿不出來。圍觀者七嘴八舌獻計獻策，說衹好再買一根麻花把它撬出來
　　這當然是笑話，也是小事，不過小中可以見大。事實上，一個城市的小吃，最能體現這個城市中市民的活法。可以說，正如有什麽樣的臣民就有什麽樣的政府，有什麽樣的市民也就有什麽樣的小吃。北京的小吃正體現了北京人的活法：馬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馬大哈。上海卻沒有“馬大哈”，衹有“馬大嫂”。“馬大嫂”是上海話買（採購）、汰（洗滌）和燒（烹調）的諧音。在上海人看來，居傢過日子是很實在的事，也離不開買、汰、燒。這事女人可以做，男人也沒有什麽做不得。相反，一個男人傢，在外面也許要擺擺架子，在傢裏擺譜當爺們，就沒有意義，還不如買買菜、洗洗衣、燒燒飯來得實惠。因此有人說，北京是爺們（馬大哈）的活法，上海是娘們（馬大嫂）的活法。北京浪漫，上海實際。
　　　六　兩種世故
　　因此，上海和北京就有兩種不同的世故。
　　世故，是中國人的生存之道。生活在現實中的中國人，是不能一點世故也沒有的。不過同為世故，也不盡相同。大體上說，北京人的世故是悟出來的，上海人的世故則是算出來的。在北京，沒有人教你世故，全看你有沒有悟性，會不會悟。會悟的人，渾身都是機關都是消息幾。眼皮子微微一擡，眼角不動聲色地那麽一掃，周圍人的尊卑貴賤、遠近親疏、善惡好壞，就能猜個八九不離十。然後，該熱乎的熱乎，該冷淡的冷淡，該應付的應付，總不會吃了虧去。這正是一個禮教社會的世故，也是一個官僚社會的世故。官場上那些老謀深算或老姦巨猾的不倒翁們，都有這種察言觀色的本事。即便是再愚鈍的人，如果久歷官場，也多半會磨練出來。北京人雖然並非都是官，但官場既為“場”，就有“場效應”。北京既然是一個大官場，則場效應也就小不 北京人生活在這樣一個官氣彌漫的世俗社會裏，耳濡目染是免不了的。衹要在皇城根下轉個圈，聽聽那些街談巷議飛短流長，那世故也就幾乎用不着學
　　在這樣一種氛圍裏啓蒙開悟的北京人，首先學會的是如何處理人際關係。一個人，在官場裏混得好不好，靠的是什麽？是人緣。衹有上司賞識、同僚捧場，纔混得下去，並獲得升遷和提拔。其實，不但官場，其他地方也一樣。所以，學會世故，首先要學會“處人”，而處人之道，又無非面子人情。北京人最懂這一套。比方說，溜彎兒時見了熟人，都要請安問好。“老沒見您哪！多謝您哪！回見您哪！多穿件衣服別着了涼您哪！”這就叫禮數，也叫和氣，因此不會有人嫌囉嗦。這種禮數也是鬍同四合院裏訓練熏陶出來的。老北京人都講究“處街坊”。街坊裏道的，誰傢有個紅白喜事、婚喪嫁娶，都要隨個“份子”，道個喜或道個惱。自傢有個什麽新鮮好吃的，也願意街坊鄰里嘗一口，“是個心意，也是個禮數”。雖然有時不免有些程式化，但仍透出濃濃的人情味來。
　　這禮數是人情，也是世故。人情世故，在老北京人這裏原本是俱為一體的。“您來點什麽？”“您猜怎麽着？”“您在這兒聽是不？”“您又棒錘了不是？”都說北京人說話委婉，其實這委婉正是北京人的人情世故所使然。因為衹有這麽說，纔顯得對對方尊重，而且尊重裏還透着關切，透着親熱，這就是人情。同樣，也衹有這麽說，聽的人才不覺得突兀，也纔聽得進去。即便說的是不同意見，也不會惱怒，說的人也就不會得罪了對方，這就是世故。畢竟，“拳頭不打笑臉”，“禮多人不怪”，多點兒禮數，沒什麽不好沒什麽錯。
　　所以，老北京人是不作興像上海人那樣直呼其名，也不作興像上海人那樣直統統地問人傢“儂幾歲”的。衹有對懷裏抱着的小娃娃，纔可以這麽問。即便問這樣的小娃娃，語氣也不會是直統統的，而多半會笑眯眯地問：“小朋友，告訴爺爺，幾歲啦？”如果是問上中學的孩子，就得問“十幾啦”？問中年人，得問“貴庚”；問老年人，得問“高壽”。這裏面講究大 這講究，也是世故。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尊老的社會，最怕的，是把人傢說“小”了，同西方人生怕被說老了正好相反。“幾歲”，是“十歲以下”的意思。這麽問，豈非把人傢當成了“毛頭小曠？長輩對晚輩尚且不可有此一問，如果晚輩這樣問長輩，那就真是沒大沒小
　　沒大沒小，也就是不懂禮數，而不懂禮數，也就是不會做人。正宗的北京人，是不能不懂禮數的。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歸禮數管着，包括說話，也包括別的什麽。所以，即便發生衝突，也不能駡人，衹能“損”。比方說，騎車撞了人，在外地，就會駡起來：“瞎眼啦！”或者說：“不會騎車就別騎！”北京人就不會這麽說，而會說：“喲，別在這兒練車呀！”都說北京人說話“損”，或說話“藝術”，卻不知這藝術是禮數造就的。因為禮數規定了不能駡人，可不駡心裏又憋得慌，於是“駡”便變成了“損”。或者說，變成了駡人的藝術。
　　的確，禮數這玩意，是多少有些藝術性的。比方說，懂禮數的人，都有“眼色”。所謂一有眼色”，也就是懂得什麽事可做什麽事不可做，什麽話可講什麽話不可講，以及什麽事該什麽時候做，什麽話該什麽時候講等等。掌握其中的分寸，是一門大學問，也是一門藝術。北京話的特點，就是分寸感特強。蕭乾先生在《北京城雜憶》中就曾談到這一點。比方說，“三十來歲”和“三十幾歲”就不是一碼事，和“三十好幾”就更不一樣。它們分別是二十七八、三十出頭和三十五六的意思。同樣，勞駕、費心、藉光、破費，雖然都是“文明用語”，都用於嚮人道謝或道乏，用處和用法也都不一樣。這種細微的區別，就是分寸感。
　　實際上，人情世故，都要適度，纔合於禮。過度的客氣顯得生分，過度的關切則難免諂媚，而恰如其分則是一門生活的藝術。這就要費心思、勤琢磨，還要有教養。不過，最重要的，還是要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知道自己有多少斤兩，然後可着尺寸做人過日子。
　　顯然，北京人的這種生活藝術，是有他們的人生哲學來打底子的。這種活法講究的是心眼兒活泛，心裏面透亮。活泛就不死心眼兒，透亮就不缺心眼兒。當然，也不認死理。老北京人相信，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沒有一個人吃得完的飯，也沒有過不去的橋。無論好事壞事，還能一個人包了圓啦？所以，露了臉，用不着揚鈴打鼓；背了時，也不必蔫裏巴嘰。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老黃河還興改道兒呢，人世間的事，哪有個準數？風水輪流轉，沒準明幾個轉到哪，瞎折騰什麽 消停些吧！就是瞪着兩眼數星星，也比折騰那沒譜的事兒強。
　　別折騰，也別較真。較真，就是死心眼兒。天底下，哪有“真事兒”？不過“湯兒事”罷 所以，不管幹什麽，也就是個“對付勁兒”。北京人有句口頭禪，叫“混”；還有個常用的詞，叫“不賴”。在他們看來，人生在世，也就是個“混”字。比方說，混日子、混事兒、混口飯吃等等。所有的人都是混，所有的事也都是混。要說有區別，也就是“一個人混”還是“哥幾個一起混”，混得好還是混不好。混得好的，能混個一官半職；混得差點，也能混個肚兒圓。但不論好歹，能混下去，就不賴。難怪北京人吃喝不講究，活得那麽馬虎了，對付嘛！
　　顯然，這種世故，是古都的智慧，也是農民的智慧。農業生産周期長，要能等；京城官場變故多，要能忍；而面對風雲變幻、世事滄桑，要能對付。京都之中，帝輦之下，人們看得最多的是“城頭變幻大王旗”，看得最透的是仕途險惡、天威難測、官運無常。今兒個，新科狀元金榜題名，“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明兒個，菜市口人頭落地，大觀園底兒朝天，“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樓塌了”。這就不能不讓北京人世故起來。北京人的世故是他們久歷滄桑的結果。這種久歷滄桑使他們“身居臺風眼處而能保有幾分超然”，使他們在靜觀中養成了“多看兩步棋”的世故和通達，也使他們學會了忍耐。專製體製畢竟太強大，這種體製下的小民也畢竟太微不足道。強大的皇權要消滅他們，比碾死衹螞蟻還便當。他們不能不學會忍耐。忍耐，正是老北京式的世故的要害和精義。“窮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有這份世故和耐力，就沒有過不去的坎兒，也沒有活不了的人。（圖十三）
　　正是這忍耐造就了平和，而平和的背後是信命和認命。老北京人的信條是：“命裏衹有八尺，就別攀着一丈。人，還能大過天去 一既然“命裏有的躲不掉，命裏沒的求不來”，那麽，就沒有必要去爭、去搶，也沒有必要因為別人怎麽怎麽了而自己沒能怎麽怎麽，就渾身不自在，一肚子的彆扭。這就是自個兒和自個兒過不去 要知道，“一個人能吃幾碗幹飯自己清楚，別人也清楚”，而“和年頭兒叫勁，簡直是和自己找彆扭”。再說，就算怎麽怎麽了，又怎麽樣 也不怎麽樣。“做得人上人，滋味又如何？”當老闆，來錢多，事兒還多哪！還是混吧。顯然，正如趙園所說，正派北京人的世故裏，有着“閱事太多見事太明的悲憤沉痛。看透了，又無可奈何”。於是，無可奈何到了極點，反倒變成了平和。
　　平和也造就了幽默。
　　詼諧幽默，幾乎是北京人的標志性品格。誰都知道，北京人說話特“逗”。普普通通的事情普普通通的話，到了他們嘴裏，就可笑、可樂。比如臉上有雀斑叫“灑了把茶葉末”，就又形象又生動，怎麽想怎麽可樂。難怪有人說聽北京人說話就像聽相聲 要論說話俏皮，北京人可真是沒得比的。
　　北京人為什麽特別會說話 這就說來話長 我想，除了北京是個古都，歷史悠久積澱深厚，宮廷語言和市井語言雅俗兼備外，長期保持着和周邊農村以及少數民族的聯繫，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我們知道，農村語言、民間語言和少數民族語言，往往比官方語言和文人語言更生動鮮活，而這也正是北京話的特點。比如，說“窩心”就比說“難受”好；說“蒙席蓋井”，就比說“隱瞞”生動得多；說一個人不愛回傢是“沒腳後跟”，就不但生動，而且俏皮 事實上，北京話當中那些最形象生動、鮮活來勁的詞彙和說法，比如擦黑（黃昏）、攛掇（慫恿）、保不齊（無法預料）、牌兒亮（臉蛋漂亮）等等，便不是來自農村，就是來自少數民族。比方說，打發、巴不得、悄沒聲兒，就是滿語；而找茬兒（挑毛病、找麻煩）、護犢子（襢護自傢孩子）、車軲轆話（來回訴說），則無疑來自農村。蕭乾先生曾激賞“瞧您這閨女模樣兒出落得多水靈啊”這句話，認為“出落”帶有“發展中”的含義，“水靈”則除了靜態的美外，還有雅、嬌、甜、嫩等素質。但，不難看出，出落也好，水靈也好，都是農民的語言。尤其是“水靈”，馬上讓人聯想到帶着露珠的鮮嫩瓜菜。也許正是因為善於嚮人民群衆和少數民族學習，所以，儘管北京是中國最大的官場，可北京人說起話來，卻並沒有官氣。
　　如果說生動鮮活是嚮農民和少數民族學習的結果，那麽，詼諧幽默則源自北京人的世故與平和。幽默是要以平和為前提的，浮躁的人就幽默不起來。因為幽默是不緊不慢的。它需要鋪墊、打底子，“包袱”纔抖得開。會說笑話的人都知道，說笑話時，不能緊張，必須他急你不急，他笑你不笑。如果別人還沒笑，你自己先笑起來，那就叫犯傻。如果心急火燎，打機關槍式地把話一口氣說出來，別人聽不清楚，反應不過來，又怎麽會笑？
　　更重要的是，幽默是一種心態。這種心態，就是平和。衹有心平氣和，坦然面對人生，纔會産生幽默，也纔幽默得起來。我們無法想象一個整天愁眉苦臉的人會幽默，無法想象一個事事斤斤計較的人會幽默，也無法想象一個時時處於提防狀態的人會幽默。說到底，幽默也是一種“大氣”。衹有大氣的人，才能微笑着看待一切，包括苦惱和不幸。同樣，也衹有大氣的人，才能含笑嚮自己的過去告別。總之，衹有大氣纔會幽默。北京人大氣，所以北京人幽默。
　　其實，北京式幽默中的大氣是不難體會到的。它往往表現為大大咧咧、嘻嘻哈哈、滿不在乎甚至沒大沒小。比方說，稱鄧小平為老鄧，稱戈爾巴喬夫為老戈，就像稱呼自己單位上同級平輩的同事；稱倒騰商品的小販為“倒爺”，稱騎平板車拉客者為“板兒爺”（其車則被稱為“板的”），就像稱呼“王爺”、“萬歲爺”。這可真是“掉了個兒”。如果說，前者和天安門廣場上打出“小平你好”的標語一樣，多少表現出一種“民主意識”和“平民意識”，那麽，後者就多半是一種調侃 但，不管怎麽說，這種不合禮數的“倒錯”，都衹能是北京式的。它表現的正是北京人什麽都無所謂、什麽都敢說的“氣度”，而所謂“什麽話都敢說”，則是不但包括“說什麽”，也包括“怎麽說”的。事實上，正是在這種調侃中，北京人消解了神聖。禮數不是最神聖的 如果禮數可以消解，那還有什麽該在乎？
　　但，似乎很少有人想到這裏面還有苦澀、無奈和世故。
　　北京人的幽默，大體上可以歸結為三種類型，或三種手法，即調侃挖苦、裝傻充愣、玩世不恭。前面說過，北京人是很會“損人”、“擠兌人”的，比如“別以為全中國三分之二的男性都憋着娶你，多晚你走在大街上也不會出事”等等。然而問題在於，他們不但損別人、擠兌別人，也糟踐自己。比如葛優就曾說自己“脫了衣服跟一條反動標語似的”。最典型的還是楊東平講過的一則笑話：一個小夥子因為犯規，被警察扣住不放，情急無奈之中，竟冒出這麽一句話：“您就把我當個屁給放了吧！”結果，圍觀者哄堂大笑，警察也衹好放人（《城市季風》）。另一個有異麯同工之妙的故事是：一個平時怕老婆的人，偶然和老婆頂了起來。老婆大怒：“反了你小子？”該人馬上賠不是：“哪敢呀！這兩天，也就是有了兩個臭錢，就像耗子腰裏別了桿槍，起了打貓的心思。”老婆也衹好一笑了之。顯然，在這裏，兩個當事人都表現出一種裝傻充愣自我作踐的態度。這種態度，用王朔的話說，就是“千萬別把我當人”。
　　這就是世故 事實上，衹有世故的人，才能裝傻充愣。因為裝傻充愣的背後，實際上是玩世不恭：人生在世，也就那麽回事。誰也別太當回事，誰也別叫真。所以，誰也別太把自己當人。何況，我不是人，你也不會是人。當我不把自己當人時，我其實也沒把別的什麽人當人。想想看吧，一個連自己都不看作是人的人，還會把別人當人看 就拿前面那個笑話來說，便推敲不得。表面上看，那個小青年是在作踐自己，仔細一琢磨，卻又不知道是在作踐誰。因為“我”固然是個“屁”，然而這個“屁”卻是警察“放”的。說了歸齊，還是“警察放屁”。結果，誰都挨了駡，也就誰都不吃虧。因此，當一個北京人（尤其是王朔式的北京人）在你面前“裝孫子”時，你可千萬別上當，以為你真是“大爺”。
　　當然，這個小青年當時也許並沒有想那麽多。他的話，不過脫口而出。但，他的脫口而出，又顯然有北京人世故的耳濡目染和長期熏陶作背景。而且，這種世故也完全是平民的。咱一介平民，沒權沒勢的，誰也糟踐不了，那麽，自個兒作踐自個兒，還不行
　　於是我們就品出苦澀來 北京平民的幽默中，是不乏苦澀的。就拿把雀斑說成是“茶葉末”來說，便透着苦澀。因為衹有貧窮的小民，纔喝這種末等茶葉。其實，就連北京平民的幽默本身，也是“苦惱人的笑”。平民嘛，一無所有，要啥沒啥，既沒什麽可樂和的，也沒什麽可得意的，就剩下一張嘴，再不讓它快活快活，那日子還能過 再說，耍貧嘴又不要錢，也就不說白不說。即便不能損別人，拿自己開涮總是可以的。衹要嘴巴閑不下，就不賴。
　　顯然，正如“長歌當哭，要在痛定之後”，苦澀也衹有經過平和的過濾才能變成幽默，而平和的背後則是世故。也就是說，衹有一切都看穿看透，纔會滿不在乎。於是，無奈到了極點，反倒心氣平和。因為一切都無所謂 比方說，不就是找不到單位找不到工作 那就“練攤”唄！順便說一句：“練攤”這兩字，也表現出一種世故和人生哲學：哥們不過是操練操練，玩一把罷了，較什麽真呀！
　　正因為不必較真，所以，在北京武（尤其是王朔式）的幽默裏，越是正兒八經的東西，就越要弄得荒唐可笑；而越是不當回事，則越要一本正經。比如，在王朔的一部小說中，一個名叫馬青的人就這樣“語重心長”地對他的“哥兒們”說：“你就別一個人混了，咱們還是一起混吧！人多力量大，敢教日月換新天。人心齊泰山移，螞炸還有四兩肉，一個蘿蔔一個坑，咱們怎麽就不能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由弱變強 ”（王朔《一點正經沒有》）這種把豪言壯語和俚詞俗語揉在一起混說，而且說得不動聲色的說法，最得調侃之神韻。而且，這段話，還非得葛優來說，才能說得風味純正，說出王朔式的“語重心長”來。
　　總之，北京人的幽默，表面是風趣，內裏是世故，這纔有了如張辛欣所說的那種“經蹬又經拽，經洗又經曬”的韌勁兒。
　　這種幽默上海是沒有的，也是不會有的。
　　如果說，北京人的世故表現為穩健平和、苦樂隨緣、安貧樂道，外加一點幽默詼諧作調劑，那麽，上海人的世故就表現為精打細算、討巧賣乖、明哲保身，外加一點可能範圍內的積極進取。上海人的確一門檻精來兮”。他們深知“老虎鬍須摸不得，刺毛毛蟲惹不得，沒幹的生漆碰不得，過時的皇歷翻不得，六月的扇子藉不得”等道理，並牢記“病從口入，禍從口出”的古訓，因此决不亂吃，也决不多言，不惹是生非，不沒事找事，當然也就既不會油嘴滑舌挖苦別人，也不會裝傻充愣調侃自己。挖苦別人會得罪人，自己也沒什麽實際的好處；而裝傻充愣則無異於醜化自己給別人當笑料，那纔叫“戇”吶！精明的上海人，哪有當“戇大”的道理？於人不利，於己無補，這種“不合算”的事，上海人才不會去做。
　　的確，合算不合算，是上海人决定自己行為的價值取嚮。上海人的行動是經過精密計算的，他們的世故也是經過精密計算的。凡是不合算的事，即便有趣，他們也不幹；凡是沒有用的東西，即便好看，他們也不買。當然，他們買東西，並不衹考慮有用，也要好看。因為一件東西既然可以又好看又有用，如果衹買了有用的部分，同樣是不合算的。那麽，裝飾品之類“沒用”的東西，就不買麽？買的。因為它們也有用，或被看作有用。比方說，可以提高檔次、表現品味、附庸風雅、顯示氣派等等。總之，上海人的思維方式是數學的，行為準則是實在的。
　　所以，上海市民和北京平民一樣，都不作啡份之想”（這也是中國人的共性），但理解不同。北京人理解的“非份之想”是“命裏沒有”，上海人理解的“非份之想”是“不可操作”。衹要做得到，而且有實惠，他們就會去做。做的時候，也有個尺度，就是不能惹麻煩。他們的目的很明確：現有的生活秩序能不破壞就不破壞，現有的生活水平能提高多少就提高多少。但是，這種提高有個前提，就是不能失去已有的好處。因此不能革命，衹能改良，不能“大破大立”，衹能“小打小鬧”。這便是上海式的世故。出於這種世故，上海人和北京人一樣，也能忍（這同樣是中國人的共性），但忍而不受。如果說北京人的人生哲學是“窮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那麽，上海人的態度則是一窮不忍，富不耐，睡不着就想發財”，發不了財就到鄉下人那裏找平衡。這話也許說過分了一點，但至少，在忍耐中，他們會積極地想辦法，以便在絶境中找出路，在夾縫中求生存。比方說，開不了源，就節流；小腳褲和喇叭褲都不準穿，就發明直筒褲。這便正是上海式的乖巧。顯然，同為忍耐，也不相同。北京是忍，上海是磨。北京人越忍越懶（甚至“懶得離婚”），上海人越磨越精。上海的世故比北京的積極。
　　上海的世故也比北京的可取。因為它為人的欲望開了個小口子，使之能在不危害社會的前提下得到適當的滿足。有此滿足，上海人心理也就平衡 北京人沒有這個口子，就衹能強忍；而一旦忍不住，禮數什麽的，就不再談得上。結果，不愛錢的北京人一旦伸出手去，便黑得厲害。所以，小貪官全國都有，大貪官卻衹會出在北京，不會出在上海。上海人沒有那麽大的“膽”，也沒有那麽“壞”。上海人的做法，總體上是“利己不損人”；即便壞，也“小姦無大惡”。他們是在上海的空氣中熏陶出來的，而上海的世故教給他們的，則是這樣一條原則：在為自己謀利益的時候，應以盡可能不犯規、不損害社會和他人利益為前提，因為那衹會最終導致自己利益的喪失殆盡。這當然並不合算。
　　其實，上海的這種世故不能叫世故，衹能叫精明。同樣，上海的幽默也不能叫幽默，衹能叫滑稽。滑稽和幽默不是一回事。幽默是一種人生狀態和境界，它需要一玩深沉”；滑稽則是一種膚淺的、一次性的搞笑，不必費太多的事（成本較低），就能立竿見影地快活一下，還能反襯自己的精明。因此，它最對上海人的胃口，也最讓北京人看不起。
　　　 七　北京人與上海人
　　不可否認，這裏確有境界之別。
　　如果說，前述上海人感覺到的，主要是生活的窘迫（上海人的典型說法是“拆了棉花當大褂穿”），那麽，前述北京人體驗到的，便多少可以說是人生的苦澀（北京人的典型說法是“有牙的時候，沒有花生仁，好容易有了花生仁，又都沒了牙”）。感覺和體驗，是層次不同的兩種心理；而生活和人生，更是大小不同的兩個課題。感覺總歸是暫時的，可以改變的，何況我們的生活正在一天天變得好起來。隨着生活的蒸蒸日上，相信務實的上海人，自我感覺也會一天比一天好。總之，他們的問題，似乎相對比較好解决。北京人的問題就麻煩多 對人生苦澀的體驗及其超越，似乎是屬於所謂“終極關懷”一類的問題。當然並非所有的北京人都是哲學家，但北京作為世紀老人，卻似乎總是和哲學脫不了幹係。那種歷史的滄桑感和人生的變幻感，總是無法躲避地會伴隨着北京人；而關懷文化的演進和國傢的命運，也無可避免地會是北京這類城市的宿命。
　　因此，北京人的活法是哲學的，也是詩意的。因為中國哲學是一種人生哲學。它並不來自邏輯推理，而來自人生體驗。體驗衹能用詩來表達，生活也衹有詩化以後纔有藝術性。北京人的生活之所以充滿藝術性，就因為他們總在做詩。或者說，總在做夢。做詩和做夢，有時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如果說有區別，也就是夢有惡夢，而詩則多半是美好的。北京人便多半是生活在美夢和史詩之中。這使他們雖然難免不切實際，但也確乎大氣磅礴；雖然難免自以為是，但也確乎圓潤渾成。北京人是有點油，但不淺薄。他們也不避俗，但俗中有雅，而且是典雅和高雅。即便是最俗的俏皮話，也有歷史典故打底子；即便是最底層的市井小民，也顯得（當然也衹是顯得）相當有智慧有學問。甚至就連他們的世故，也因為是哲學詩，以至於最世故處反倒顯不出世故來。豈止是顯不出世故？沒準還有幾分天真可愛。北京人畢竟是古老文明最正宗的承傳者。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他們怎麽也掉不了價。
　　上海人就兩樣 他們的生活是世俗的、實在的、精打細算和穩紮穩打的，是埋頭做生計和精心過日子的，是“蠃螄殼裏做道場”的。他們生活在一個職員和市民的社會裏，一切都是裸露直白和謹小慎微的。他們直統統地問人傢“儂幾歲”，也赤裸裸地用“合算不合算”來表示他們的選擇。當他們斥責別人是“外地人”或“鄉下人”時，絲毫也不掩飾自己對貧窮和鄉氣的蔑視。他們把交朋友叫做“軋朋友”，把不負責叫做“拆爛污”，把看重外貌叫做“吃賣相一，把假冒偽劣叫做“開大興”，世俗氣十足，一點也不高雅。他們駡起人來也不好聽，不像北京人損人那麽藝術，讓人忍俊不禁。他們的娛樂也充滿了市民氣，而偌大一個上海簡直就沒有什麽好玩的地方，衹有密密麻麻的樓房，密密麻麻的街道，許許多多的上海人，和許許多多手裏拎着大包小包不得要領地竄來竄去的外地人。
　　總之，上海是一點詩意也沒有的。上海從來就和詩“不搭界”，上海的詩人也從來就成不了什麽氣候。上海現在颳起了一股濃濃的懷舊風。老房子、老公寓、老門牌，裏弄門口AD1930的字樣，有着牽牛花般大喇叭的老式留聲機，黑色的密紋唱片，美人頭月份牌，裝生發油的玻璃瓶，老上海????汽水，沙利文小圓餅幹，這些東西都牽動着上海人的情絲。甚至就連上海有綫音樂頻道的廣告，都做成了三十年代的風格，中間是周璇的着色相片，下面寫着“全天播放摩登流行，全面展示都會時尚”，衹不過是簡體字。上海人和北京人一樣開始做夢了，而且是“鴛夢重溫”。但我並看不出這裏面有什麽詩意，不像北京一懷舊就詩意盎然。上海有多少舊好懷 能懷的又是什麽舊 甚至就連他們的紳士風度淑女風範，也是在短短一百多年中速成的。這就顯得底氣不足眼界不高。所以我說上海是有風度無境界，有教養無底藴。上海畢竟衹有百多年的歷史，哪比得上北京的悠悠歲月！
　　但，我卻並不認為北京人就有理由看不起上海人。
　　北京人和上海人的關係有點微妙。上海人是自我感覺良好的。他們幾乎看不起所有的外地人，但惟獨不敢小看北京人。北京人則是比較寬厚的。他們並不特別看不起外地人，卻偏偏看不起上海人，以至於一個上海人在北京得到的最高評價，竟是“你不像個上海人”。（圖十四）
　　北京人的這種態度很沒有道理。
　　不錯，上海人是有毛病。但，北京人就沒有麽？北京人是很大氣，但這大氣常常變成霸氣；北京人是很平和，但這平和可能變成平庸；北京人是很達觀，但這達觀往往成為不思進取的托詞；北京人是很幽默，但這幽默弄不好就變成了油嘴滑舌。北京人，也不是完美無缺的。比方說，你在北京問路，如果不先叫一聲“大爺”，得到的回答使很可能是：“自個兒找去吧，您哪！”沒什麽無私奉獻熱情好客的事。
　　甚至北京人最引以為自豪的禮數和豪爽，也可能變成虛套和假模假式。一個朋友這樣嚮我描述他對北京人的感受：北京人不是很熱情很豪爽麽？見面三分鐘，如果你們很投緣，他立馬就會和你拍肩打背，成了“哥們”。如果你到他傢裏去，神吹海哨聊得起勁，他會堅持留你吃飯。如果你要走，他會生氣說：“哥們別走！我鍋都給你刷了！”可你要真留下來吃飯，那就麻煩 “喲！哥們，您可把我坑啦！”“你不是連鍋都刷了 ”“鍋是刷了，可面還沒買哪！”
　　上海人就不會這樣。上海人確實不會輕易和別人成為朋友。他們在和陌生人接觸時，甚至會很冷淡，至少是“敬鬼事神而遠之”。彬彬有禮客客氣氣的後面，是可以感覺到的警惕和疏遠。所以，同上海人成為朋友並不容易。但一旦成為朋友，就相當可靠，甚至終身可靠。我在上海有不少朋友。平時我們“相忘於江湖”，然而但凡有托，都十分到位。他們答應的事情，很少有失信的。我在上海的一個朋友（準確地說是朋友的朋友），為了幫我一個忙，三次和我約會，每次都準時到達。這種守時守信的作風，也是大多數上海行業和不少上海人都有的。我想，這與商業社會重信譽守合同的傳統不無關係。
　　上海人甚至還有一般外地人想象不到的正氣。一般地說，上海人是比較膽小怕事，但並不等於說他們就沒有正義感。事實上，由於上海人精明過人，他們對是非往往比一般人看得更清楚，衹不過多半不願意說罷 然而他們會通過其他方式來表示。文革中，我因為同林彪死黨了盛一夥的走狗唱對臺戲而遭批鬥。每次批鬥會回來，都有一個人立即打來一盆熱水給我洗臉。這是一位上海知青，名叫許繼助。平時，我們來往不多。而且，據他後來說，他先前對我是很有些不以為然的。然而，在許多人對我都避之惟恐不及的時候，他卻用一盆盆的熱水為我洗刷冤屈，而他又歷來是謹言慎行不問政治的。二十多年後，他對我說：“你當年其實是替我們全體知青在受難。一也就是說，他對我的幫助，並非出於個人恩怨，而是出於正義感。另一位上海知青王衍中的做法則是：趁“革命群衆”看電影受教育（牛鬼蛇神無此資格）時，偷偷溜進我房裏通報一些秘密情報，包括中央文件和小道消息。
　　誰說上海人不會“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方式不同罷
　　實際上，上海人有很多優點是和北京人一樣的。比方說，素質好、品味高、有文化、有教養等等。上海和北京畢竟是中國最大的兩個城市，而且是精英人物集中的地方，不可能不高人一籌。何況，上海人還有許多北京人沒有的優點，比方說，節儉、勤快、守信、守時、講效率，有敬業精神、契約觀念和職業道德等。再說，上海人雖然有“看不起外地人”的惡名，但至少不會看不起北京人。所以，北京人看不起上海人，並沒有道理。
　　比較一下北京人和上海人的優缺點，將是一個有趣的話題。
　　北京人最可貴的，是他們的貴族精神。什麽是“貴族精神”？依照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的說法，“有獨立心而勇敢者日貴族道德”。顯然，所謂“貴族精神”，指的是一種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貴的精神氣質和高雅的審美情趣。其中，人格又最為重要。所以，貴族精神其實無關乎門第和血統，也無關乎身份和地位。比如在危難關頭挺身而出的曹判，雖無官銜爵位，卻有貴族精神；而那個在俘虜營裏“樂不思蜀”的劉禪，雖然是鳳子竜孫，卻與貴族精神無緣。
　　然而，貴族精神既名之曰“貴族”，也就並非輕易可以養成。它多半是在優勢的文化教育環境中熏陶出來的。所以，它不大可能産生在鄉村，而基本上衹會是城市文化、上層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對應物。北京是中國最大最高貴的城市，北京當然會有貴族精神。
　　事實上，正如雅緻是上海的空氣，貴族精神也可以說是北京的靈魂。正是由於這種精神，北京纔成為中國最大氣的城市。北京從來就是一個敢於獨立思考同時也敢於發表這些思考的城市。惟其如此，它纔會成為五四運動和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纔會有那麽多熱血青年在天安門廣場為真理而獻身。就連所謂“北京人什麽話都敢說”，也有這種精神在內。它甚至使北京人的貧嘴不那麽讓人討厭，反倒有時會有幾分可愛。
　　同樣，正是這種精神，使北京雖有粗俗粗鄙卻不致沉淪。北京是不乏粗俗粗鄙的（比如”“（挺”“傻礦之類的“市駡”）。它往往表現為北京特有的一種痞氣，我在下面還要講到。而且，正如北京的科學技術、文學藝術是第一流的，北京的痞氣也是第一流的。如果要和北京人比一比看誰更痞，相信沒有人比得過。但，北京卻不會因此而變成一個“痞子城市”。因為貴族精神是北京的靈魂。所以北京人即便痞，也痞得帥、痞得派、痞得俏皮，痞得有藝術性，甚至幹脆就痞成藝術品。
　　無疑，貴族精神不是一朝一夕所能産生。它需要長時間的培養、積纍與熏陶。尤其趣味的培養和生成，更非一日之功。它也需要堅實的文化基礎和雄厚的精神資本，否則就衹會産生“偽貴族”，就像上海那些“貧血”的紳士一樣。北京恰恰有這樣的條件。這也正是北京人自以為有資格看不起上海人的地方。北京人看上海，確有英國人看美國的味道，也有世傢子看暴發戶的味道（現在的上海人則以同樣的態度和眼光看深圳）。畢竟，上海雖然不是“文化沙漠”，但要論歷史悠久積澱深厚，總不敢望北京之項背。
　　不過，貴族精神可取，貴族派頭則不可取，尤其是在今天。包括北京學人身上的某些士大夫氣，也不完全可取。可取的是其人格精神，不可取的是其現實態度。一方面，這種士大夫氣總是不免半農村文化和遺老遺少的味道。北京某學人刊物就有很重的這種味道。傳統當然是寶貴的，田園詩也很美，但不要忘記它們和“封建社會”總是有着不解之緣。另一方面，正如下面將要講到的，北京現在也少有田園詩般的情調，北京的學術界現在也相當浮躁。由某些特別浮躁的人來提倡士大夫氣，便不免讓人懷疑其中有什麽“貓膩”。至少，正如北京的某些建築給人以穿西裝戴瓜皮帽的感覺，北京某些人的貴族派頭和士大夫氣，也讓人覺得是孔乙己不肯脫下長衫。如果那長衫竟是為了把“尾巴”①遮住，就更加不敢恭維
　　①尾巴，典出曹聚仁先生《續談“海派”》一文：“知道不能掩飾了，索性把尾巴拖出來，這是‘海派’；扭扭捏捏，還想把外衣加長，把尾巴蓋住，這是‘京派’。”
　　這也未必就是杞憂。事實上，“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沒有永遠的貴族，也沒有什麽永恆不變的東西。從莊子到阿Q，有時也衹有一步之遙。事實上，不少北京人就不乏阿Q精神。比如“打腫臉充胖子”，就是他們的拿手好戲。前面已多次講過，北京人的毛病，就是虛，喜歡擺譜、講排場、充胖子和誇誇其談。就連他們最看重的禮數，也透着一股子虛氣。所謂“倒驢不倒架”，便很可能驢沒了，衹剩下架子；貴族精神沒了，衹剩下派頭，而且還是塑料紙包裝的。無疑，矛盾對立的雙方，總是會轉化的。崇高會變成滑稽，勇敢會變成粗魯，巧智會變成油滑，大度會變成馬虎，貴族精神也會變成痞子作風，此之為北京人所需警惕者。
　　與北京相反，上海人最可貴的，不是紳士風度，而是理性精神。儘管上海人很看重他們的紳士風度，但這種風度多少有點來歷不明。即便不是假冒偽劣，至少也是速成的，因此有點飄忽，遠不如他們的理性精神來得實在。
　　理性精神在上海也是無所不在的。就拿乘坐公共汽車來說。北京的做法是一哄而上，然後由售票員在車上大聲嚷嚷：“哪位乘客給這位大爺讓個座兒！同志們，一個人做點兒好事並不難，衹要站起來就行 ”有沒有用 全靠自覺 上海的做法則是在起點站設“坐隊”和“站隊”，請退休工人當糾察隊員，誰坐誰站，全憑先來後到，一視同仁，人人平等，個別需要重點照顧的殘疾人老年人則安排到“坐隊”的前面。顯然，北京的做法靠道德，上海的做法靠科學。前者基於人情禮數，後者基於理性精神。
　　又比方說，自行車帶人，這本來是違反交通規則的。可如果上下班時不讓帶孩子，則孩子和自己都得遲到，因此又不能不通融通融。北京的做法是睜衹眼閉衹眼，成都的做法則是鑽政策的空子。交通規則衹規定“不許帶人”，沒說“不許背人”是不是？那我們就背着。成都人本來就有背孩子的習慣，現在則讓孩子站在自行車後座上，再拿根帶子綁在自己身上。你說是帶人，我說是背。上海的做法顯然明智得多：幹脆規定在某些時候某些路段可以帶學齡前兒童。這就既保證了交通安全，又解决了實際問題，無疑是理智的。
　　理性精神使上海人在管理公共事務時井然有序，並能盡可能地做到公平合理。比方說，衹要有排隊的事，上海人或者就會有上海人主動出來維持秩序，按照先來後到的次序給每個人發號，隔三差五還要點名核實，以保證每個先來而又認真排隊的人享有本應享有的優先權，不管是買股票，還是辦簽證，都如此。這實在是比憑力氣往前擠和靠關係走後門合理多
　　上海人的這種理性無疑是一種“實用理性”。它是基於實用價值並為實用服務的。這就使上海人能獲得更多的實惠。但，如果把所有的事務和關係都泛實用化，則理性也就會變成算計。這也正是上海人頗遭物議之處。上海人給人的感覺，是什麽事都講實用、講實惠、講合算不合算，包括接人待物。比方說交朋友。北京人多半看感覺。如果感覺好，對脾氣，那麽，不管你是什麽人，也能成為“哥們”。上海人則多半會要講實惠，即要看交你這個朋友有沒有用。如果有用，則交，甚至不惜鞍前馬後。如果沒用，則多半會客客氣氣把你打發
　　不過北京人也犯不着因此就特別看不起上海人。就算上海人自私、小氣、市儈、算計、不仗義、不可交（其實並不盡然）吧，又礙你什麽事 上海人又沒有一定要同你交朋友。
　　其實，北京人對上海人的這種態度，在我看來，似乎主要是基於一種陳腐的傳統觀念。依照這種概念，人與人是有差等的。這個差等，就是“士農工商”。北京是土農的城，上海是工商的市，這本身就有高下之別。士當中，地位最高的是官；商當中，地位最低的是販。北京冠蓋如雲而上海小販成堆，北京當然看不起上海。你想吧，哪有官員“待見”職員的道理？而且，如果上海像廣州（一個更是市場的“市”）那樣，悄沒聲地躲在天荒地遠自說自話，倒也罷 可上海偏偏又成了“大上海”，處處都和北京較勁，這就不能不讓北京人心裏有點那個。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也就大致能弄清北京人霸氣的來歷
　　 八　官氣與痞氣
　　北京人的霸氣，說穿了就是官氣。
　　讀者如有興趣，不妨讀讀竜應臺的《吵架》一文。這篇文章原載1993年10月31日《文匯報》的“筆會”版，同年12月10日《北京晚報》轉載，現在收在《啊，上海男人》（學林出版社1998年版）一書中。這本書一共四輯，即上海、北京、星洲、思路。《啊，上海男人》是“上海”那一輯的核心，《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是“星洲”那一輯的核心，而北京這一輯的核心竟是《吵架》。
　　尤應臺的確沒法不吵架。
　　按照竜應臺自己的說法，她這個因“生氣”而出名的中國人，動身之前就一再告誡自己“到了北京不要生氣”，因為至少有三條理由告訴她不能生氣不該生氣而且不必生氣。可惜，“樹欲靜而風不止”。一到北京，北京人就給了她一個下馬威，使她不得不起而應戰。“你！”一個凌厲的聲音高亢地說，“就是你！”這時人潮正擠過檢疫口，坐在關口的公務人員，一個穿着製服的中年婦女，手指穿過人群直指竜應臺：“過來過來，你給我過來！”牽着孩子的手，尤應臺乖乖地擠過去，衹覺得那個女人說話的聲調、氣勢，就像一條抽得出血的鞭子。“纔踏上北京的土地就來了”，竜應臺想。“證件！”女人不多浪費一個字。尤應臺遞上證件，那女人立即像泄了氣的球，鬆了下來。可是，竜應臺的孩子，七歲多的安安，臉都白
　　這一架好歹沒吵起來，但後來，尤應臺終於忍無可忍。
　　問題是，檢疫口的那個女人，為什麽偏偏要和竜應臺過不去？也不為什麽，就因為她是中國人，而她乘坐的是德航班機。於是，那女人便輕而易舉地把她從一群白人中挑出來
　　是中國人就可以兇，這就是那個女人的邏輯。
　　那麽，後來為什麽又像泄了氣的球 因為竜應臺雖然是中國人，卻又是“臺灣同胞”。要對“臺灣同胞”也頤指氣使兇神惡煞，得到兩岸和平統一之後。現在，諒她還不敢！
　　不難設想，如果竜應臺“有幸一是一位“大陸同胞一，後面還將受到什麽樣的“禮遇”。這種“禮遇一我們在北京可是受得多了，以至於一位讀者寫信給《北京晚報》說，竜應臺這“氣”生得實在不值當。因為這些事情咱們早就司空見慣，想氣都氣不起來。這位讀者還說，其實顧客並沒有那麽大的野心想當什麽“上帝”。“要求低的也就想當個街坊鄰居，要求高些的也就想當個熟人朋友。”但照我看來，這位讀者真是“癡心妄想”。當街坊鄰居？當熟人朋友？沒門兒！
　　為什麽沒門兒？因為她是“官”呀！而且是“檢查官”。要想“官兒”同你當街坊鄰居熟人朋友，除非你也是官。或許有人會說，那個女人其實也不算什麽官。是不算什麽官，可她有權是不是？有權就行 她既然有權决定你通過還是通不過，走過去還是停下來，那她就有資格在你面前耍態度抖威風。沒聽說過“不怕官，就怕管” 管，有時候比“官”還厲害。所以，即便是真的官（比如地方官）來了，她也會這樣。除非官大得可以坐專機，或者可以走特別通道，否則，就算你有個縣團級、司局級的職務官銜，也得聽她喝斥：“你！就是你！你給我過來！”衹有對“臺灣同胞”她沒辦法。因為她這個“官”，暫時還管不到“臺灣同胞”的頭上。那女人倒黴就倒黴在她“不幸”碰到了一位“臺灣同胞”，不但立馬威風不起來，而且那同胞還有權把自己的遭遇公之於衆。這一回，她可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或許還會有人問：好吧，就算她是官、她有權吧，也用不着那麽兇呀？這你就不懂 像她那樣的“弼馬溫”，不兇，怎麽顯出是個人物來？要不，怎麽叫“拿着雞毛當令箭”
　　那麽，北京的售貨員、服務員 也是官麽？當然不是。可他們是“北京的”售貨員、服務員。不但是“官商”，而且那“官”還是“京官”。有句話說：“廣東人看外地人，都是北方人；上海人看外地人，都是鄉下人；北京人看外地人，都是下級，都是小地方人。”這就叫“長安的和尚潼關的將”。北京人在外地人面前都是官，而且“見官高三級”。（圖十五）
　　官氣流落到市井，就變成了痞氣。
　　什麽是官氣？說到底，官氣就是驕虎之氣。驕，因為是官，高人一等；虛，則多因底氣不足。為什麽底氣不足 因為官們自己也知道，官也好，民也好，都是人，都要吃飯穿衣拉屎放屁。如果不是頭上這頂烏紗帽，他和平民百姓也沒有什麽兩樣。所以，為了表示自己高人一等，就必須擺譜。比方說，出門時鳴鑼開道，打出“嚴肅回避”的牌子等等。
　　痞氣亦然，也是驕虛之氣，衹不過驕不足而虛有餘。因為痞子比官員更沒有資格驕人。但為面子故，又不能不驕。結果，擺譜就變成了耍賴。
　　事實上，正如座山雕的時代“兵匪一傢”，王朝時代的北京城也“官痞不分”。朝廷裏固然有“韋小寶”，市井中也不乏“高行內”。“高衙內”仗勢欺人，靠的是官威，擺的是官譜；“韋小寶”官運亨通，則無非因為油嘴滑舌外加死皮賴臉。封建社會的官場作為最骯髒齷齪的地方，從來就不乏病氣，衹不過多有遮掩而已。一旦淪為平民，不必遮掩，那痞氣便暴露無遺
　　所以，北京“官商”中態度惡劣者“霸”，“私商”中態度惡劣者“痞”。比如竜應臺在“官商”地盤裏（首都機場）體驗到的便是霸氣，在“私商”地面上（日壇市場）體驗到的則是痞氣。不過表現雖不同，性質卻一樣，即都是蠻橫無理。而且，這種蠻橫無理心理內容也是一樣的，即都是因處於權力中心而産生的對他人（尤其是外地人）的蔑視：你算老幾？你有什麽了不起？我就不把你放在眼裏，你又能怎麽着？如果你不能怎麽着，這種蔑視就直接表現為霸道；如果你還真能怎麽着，這種蔑視就會轉化為賴皮。不要以為耍賴就是服輸。它的深層心理仍是不把你放在眼裏：我連自己都不放在眼裏了，你又算什麽東西？
　　這其實又是封建社會的官場病毒。封建社會的官場鬥爭，從來就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賴”的。表面上的認輸服軟，是為了東山再起、捲土重來、報仇雪恨。而長期的“奴化教育”，則養成了不以作踐自己（比如自稱奴才自打耳光）為恥的變態心理。因此，北京城內不但有着精忠報國的凜然正氣，慷慨赴難的燕趙俠骨，憂國憂民的志士情懷，雍容華貴的大傢風範，平和恬談的貴族氣度，溫柔敦厚的京都民風，也有驕虛的官氣和鄙俗的痞氣。事實上，衹有那些遠離城市的地方纔會有純樸的道德，但卻又不會有雍容氣度和開闊眼界。
　　當然，痞氣更多的是一種市井氣。因為市井小民無權無勢，沒什麽本錢與人抗爭，也沒有多少能力保護自己。為了求得老小平安，也為了找個心理平衡，他們不能不學會世故和圓滑，甚至學會損人和耍賴。北京的平民比誰都清楚“硬抗不如軟磨”的道理，也深知嬉皮笑臉有時比義正詞嚴更管用。久而久之，無奈就變成了無賴，圓滑就變成了油滑。同時，粗獷和粗糙也變成了粗魯和粗俗。再加上北京人的能說會道，就構成了痞氣。
　　痞氣本是一種病態：一牌之積名曰痞氣。一旦在北京，它又是一種生存之道。所以北京人甚至不忌諱痞。北京的孩子在自傢陽臺上看見街上自行車帶人，會高聲唱道：“自己車，自己騎，不許公驢帶母驢。”遇到這種情況，上海的傢長會把孩子叫回來，訓道：“關儂啥事體！”北京的傢長則會不無欣賞地笑駡一句：“丫挺的！”
　　因此，北京人的痞氣甚至能“上升”為藝術，比如紅極一時的“痞子文學一就是。這種文學的産生，除這裏不能細說的時代原因外，與北京城的城市特徵也不無關係。即：一，北京本來就是一個大雅大俗的城市，再俗的東西，在這裏也有容身之地；二，北京的大氣和厚重，使任何東西都能在這裏得到升華；三，北京人本來就多少有點欣賞痞氣，如果痞得有味道還有內涵，那就更能大行其道。楊憲益先生詩云：“痞兒走運稱王朔，浪子回頭笑範曾。”不管我們對這兩個人作何評價（本書無意褒貶），都可以肯定他們衹會出在北京。
　　如果說，官氣在朝痞氣在野，那麽，又有官氣又有痞氣的，就在朝野之間。
　　這個介乎朝野之間的所在，就是學術界。
　　北京的學術界無疑是全中國最優秀的。北京有國傢科學院和社會科學院，有全國最好的高等學府，那裏精英輩出，泰鬥雲集；有國傢圖書館和博物館，那裏館藏豐富，積纍深厚；有國傢出版社、國傢電視臺和最權威的學術刊物，能為學術成果的發表提供最好的園地；何況北京位居中央，居高臨下，四通八達，消息靈通，發言權威，總能得風氣之先，居全國之首。北京的學術界，不能不優秀。事實上，中國最權威的學術成果出在北京，中國最傑出的學術人才出在北京，“五四”以來一直被全國視為楷模的學術傳統也出在北京。
　　然而，北京的學術界並不是世外桃源。它同樣未能免俗地有着官氣和痞氣。
　　魯迅先生說過：“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也賴以糊口。”（《“京派”與“海派”》）所以，北京學術界歷來就有“近官”甚至“進官”的傳統，而於今尤甚。如果說，過去北京學術界尚有“高士”，那麽，時下則頗多一官迷”。表現之一，便是特別熱衷於操作各類學會協會。為學術交流故，成立學會，展開討論，從來就是必要的。可惜，不少人的心思，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的做法，也“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沛公”者何？學會協會中會長理事之類“一官半職”是也。先師吳林伯教授曾總結概括各類學術討論會的四項任務，曰“封官、辦刊、會餐、爬山”，於是它便往往變成一種為少數人蟾宮折桂提供舞臺，為多數人公費旅遊提供機會的活動。所以，每到學會換屆之時，你便總能聽到一些喊喊喳喳的聲音，看見一些上竄下跳的影子，而這些聲音和影子，又多有京味。當然，說有此念頭的衹是北京學人，是冤枉的；說北京學人衹有這種念頭，也是冤枉的。他們的標的，可能並非區區理事，而是“學界的領袖地位或人民大會堂的紅地毯”（凌宇（從“京派”與“海派”之爭說起））。
　　我十分贊成學者科學家參政議政，甚至並不反對“學而優則仕”。官總要有人做。做官並不丟人，就像做工、種田、教書、做買賣並不丟人一樣。但，“在商言商。在官言官”，在學就該言學，不能吃着碗裏想着鍋裏，更不能做着學者卻想着擺官譜過官癮。然而北京學術界卻真有這樣的人，我就曾親眼目睹。1997年，我在北京海澱區某民營書店裏偶遇一場民間舉辦的作品討論會。民間活動，又在民營書店舉行，應該頗多“民氣”吧？然而不，官氣十足。巴掌大的一塊地方，竟安排了主席、列席、與會、旁聽四個區位。主席臺上，依官方會議例，擺了寫着姓名的牌子，幾個文壇領袖、學界泰鬥、社會名流仿佛登壇作法似的，嚴格按照左昭右穆的序列對號入座，一個秘書長之類的人物則煞有介事地宣讀官腔十足的賀信賀詞。說實在的，我當時真有哭笑不得的感覺。也許，會議組織者的本意是好的，是為了表示討論會的鄭重其事和對那幾位頭面人物的尊重，但實際效果卻適得其反：嚇！他們竟然下作到跑到民營書店過官癮來了，這同在街頭撿煙屁股過煙癮有什麽兩
　　當然還有更下作的。比如賣論求官、落井下石、拉幫結派、自吹自擂等等。總之是登竜有術，治學無心，因此投機取巧。見風使舵，東食西宿，朝秦暮楚。“前數日尚在追趕時髦，鼓吹西方當代文學思潮，數日後即搖身一變，大張批判旗幟，儼乎東方真理之鬥士”（凌宇《從“京派”與“海派”之爭說起》）；或者東拼西湊抄抄剪剪炮製“巨著”，被人發現硬傷又厚着臉皮死不認賬，還要倒打一耙。這就不是官氣，而是痞氣 這些毛病，自然並非北京學術界的“專利”，但，似以北京為尤甚。
　　北京學術界的這種毛病，說到底，就是浮躁之氣。
　　許多人都發現，現在的北京人，已經少了許多儒雅，多了幾分粗俗；少了許多平和，多了幾分浮躁。就拿和竜應臺“吵架”的那個“着汗衫的年輕胖子”來說，人傢不過是用帶上海腔的普通話叫了一聲“同志”，就大為光火，挑釁地問：“稱呼誰呀？誰是同志呀！”犯得着
　　如果說粗俗多見於市井，那麽，浮躁便多見於學界。早就有人指出：浮躁，或者說，表面化、輕浮、躁動，是八九十年代京師文化的特徵。浮躁之風改變了北京學術界風氣。一些人急於成名，大部頭的一專著一頻頻問世，但衹要輕輕一擰，那水分就會像打開了自來水竜頭一樣嘩嘩往外流。一些人熱衷於當“主編”，實際上不過是邀集些”槍手”，或招集些學生，“編輯”（實為拼湊）有“賣點”的“叢書”。另一些人則被各種飛揚浮躁的東西衝昏了頭腦，“項目、資金、論著量、引用量等形式化指標滿天飛，取代了對真正學術目標的追求，真正關心人類命運、宇宙本質和學術真理的頭腦為浮躁的學風壓倒”（鄭剛《嶺南文化的風格》）。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多少人信守“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準則，衹知道北京的學術舞臺上隔三差五就有鬧劇開場，隔三差五就有新星升起。新名詞、新概念、新口號、新主張、新提法被頻繁地製造出來，然後迅速推嚮全國，而外省那些做夢也想“跑步進京”的風派學人們，則趨之惟恐不及。但如果我們對這些年北京學術界張揚的種種新名詞、新概念、新口號、新主張、新提法一一推敲一遍，便不難發現其中固然有思想解放觀念更新，同時也不乏嘩衆取寵標新立異。一些新名詞、新概念、新口號、新主張、新提法，其實不提也罷，並不妨礙學術研究的深入進行。甚至可以說，某些新名詞、新概念、新口號、新主張、新提法，根本就沒有多少新內容，衹不過把趙麗蓉變成了“麻辣雞絲”，或者像北京某學人那樣把孟子（Mencius）譯成了“門修斯”。相反，倒是一些老名詞、老概念、老口號、老主張、老提法，很需要有人進行一番認真的清理，因為它們幾乎從來沒有真正弄清過。但沒有人來做這種工作。因為做這種工作出不了風頭出不了名，與“學界的領袖地位或人民大會堂的紅地毯”也沒什麽關係。
　　看來，北京學術界由平和而浮躁，並非完全因為這座城市變化太多太大太快所致，而是這座城市原本就有的官氣和痞氣在作祟。就拿前面提到的由一追趕時髦，鼓吹西方當代文學思潮”一變而為“大張批判旗幟，儼乎東方真理之鬥士”來說，就决非膽小怕事或見風使舵，而是認準了一條道兒：“要做官，殺人放火受招安。”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不難理解“新京派”為什麽有點像“老海派” “海派文化與京派文化的反置”，確乎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現象，而且也已經引起了學術界的註意，比如顧曉鳴在《上海文化》1995年第1期上發表的文章便是以此為題的。所謂“反置”，表現在學界，大約也就是北京學人變得浮躁，有些嘩衆取寵；上海學人則相對沉穩，顯得治學嚴謹。不過，在我看來，那其實不過是一塊硬幣掉了個面而已。骨子裏透出的，還是這兩座城市固有的文化性格。正如楊東平所說，上海學人在研討會上發言講話極有分寸，就“不僅是為了政治保險，有時也是怕自己的觀點被別人剽竊”《城市季風》）。這顯然是上海人特有的那種謹慎，即商業社會中人不想在政治上惹是生非和不願泄露商業機密的習慣所致。北京的學人則相反。他們當慣了中心當慣了老大，習慣了“登高一呼，應者雲集”，“號令一出，天下披靡”。因此一旦“群雄割據，諸侯林立”，風光不再，衆望不歸，便不免失落。而一些新進人物又功利心切，急於“嶄露頭角”，巴不得“立竿見影”。失落感加功利心，就使得他們不甘寂寞，急於重建中心地位和正統地位。這就要製造熱點，製造話題，製造明星人物，製造轟動效應，甚至不惜為此動用當年的“海派手法”。所謂“新京派像老海派”，原因便在於此。但，在京者近官意在名，沒海者近商意在利，“新京派”並變不成“老海派”。更何況，老海派除“商業競賣”之外，畢竟還有“名士才情”，是“名士才情一再加“商業競賣”，新京派卻是犯商業競賣”再加“政治投機”，一點才情和趣味都沒有的。
　　　九　我愛北京
　　說了不少北京人的“壞話”，好像挺不喜歡北京。其實，我愛北京。
　　我愛北京，這是許多中國人都會說的話。中國人對北京和上海這兩座城市的態度也是微妙的。我們會說“我愛北京”，卻不大會說“我愛上海”，衹會說“我喜歡上海”。說“我愛上海”，說的人彆扭，聽的人也彆扭。說“我愛北京”，說的人順口，聽的人也順耳。
　　這當然首先因為北京是新中國的首都，同時也因為北京是中國人的根，是中國和中國文化的象徵。愛北京，也就是愛中國，愛中國文化。
　　北京也許是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的城市 西安太老，洛陽、開封、麯阜、江陵太小，南京和杭州總讓人聯想到偏安江左、紙醉金迷，況且屢遭兵火，也元氣大傷。衹有北京，曾經是元明清時代帝國京都和民國時期文化首府的北京，纔集中了中國文化的精華，最能代表中國。
　　因此，任何中國人，尤其是上了點年紀的人到了北京，都會有回傢的感覺，不像在上海那樣感到陌生，在廣州那樣感到怪異，在深圳那樣感到不屬於自己。這種感覺會使你忍受甚至寬容北京各窗口行業明顯劣於上海、廣州、深圳的服務態度（也許這也是這些行業屢教不改的原因之一）。同樣，那些在北京學習工作過的人，儘管總在抱怨北京風沙大，氣候乾燥，空氣污染嚴重，服務態度惡劣，街上找不着電話，不管上哪兒都遠，出門衹敢打一“小面”還老打不着（以後就更打不着了，因為據說北京的“面的”都要換成“中華子彈頭”）；或者總在抱怨北京變得越來越不像北京，茶館、鬍同、四合院以及院裏的金魚缸石榴樹肥狗胖丫頭一個個都不見了，CHINA變成了“拆哪”，而門臉兒都“恢復”了舊時模樣的前門大柵欄又怎麽逛怎麽覺着彆扭，名滿天下的“京味小吃”也都是“民工味兒”；但他們一旦離開北京，就會想念北京，有時那思念竟會超過鄉愁。
　　說來也是，有哪個城市能比得上北京 西安是歷史悠久的，卻少了點兒生氣；深圳是生機勃勃的，又少了點積澱；成都是積纍豐富的，卻少了點兒氣度；武漢是氣吞雲夢的，又少了點兒風味；廣州是風味獨異的，卻少了點兒情調；蘇州什麽的倒有情調，可又不成氣候。何況它們都沒有北京“大”。上海倒是國際化大都市，卻又沒多少歷史，很難代表中國文化。衹有在北京，你纔會真正感受到中國文化的不同凡響和氣勢磅礴，悠遠凝重和博大寬宏，並找到一種既在世界又在中國、既能與先賢交往又能與未來對話的感覺。如果說，在本世紀前半葉，沒有哪個城市能比北平“更能慰藉處在社會和文化劇變中的知識分子那種迷惘失落的情懷”（楊東平《城市季風》），那麽，在今天，也沒有哪座城市比北京更能讓人感受到新中國跳動的脈搏和前進的步伐。難怪有那麽多文化人都希望到北京去發展自己 衹有在北京，他們才能確保自己很深葉茂。
　　的確，北京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傢園。正如在所有的城市中，北京最像首都，北京的大學也最像大學。以清華北大為代表，這些建在王府舊址或廢園的京師“大學堂”（如中國大學鄭王府，民國大學醇王府，華北大學禮王府，協和醫大豫王府，燕京大學睿王園，清華園則是淳王的“小五爺園”），有着最純正的學風、最高雅的品味和最自由的空氣。左邊紅帽子（陳獨秀），右邊黃馬褂（辜鴻銘），國子監、翰林院的傳統和牛津劍橋、哈佛耶魯式的教育奇妙地結合在一起，使北京的大學一度成為精英文化的大本營、思想學術的製高點和社會發展的思想庫，也使北京成為最有學術氛圍和人文精神的地方。儘管北京的大學已幾經變遷，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王國維、梁啓超、陳寅恪、趙元任）和衆多大師、名士的風采我們已無由瞻仰，但蔡（元培）校長時代的北大卻仍是中國知識分子心中精神偶像，發初倡導於北京的、以科學和民主為號召的新思想和新風氣也仍是他們的精神支柱。同樣，儘管近些年來，由於個別人（即所謂“新京派”）的原因，北京學術界已顯得有些浮躁，但北京仍有許多真正的讀書人。他們靠微薄的薪資維持貧寒的生活，居陋室，着布衣，粗茶淡飯，傢徒四壁，卻將學術研究作為生命之寄托，堅持着極為罕見、難得和可貴的書生意氣，守護着我們的精神傢園。顯然，有北京在，中國數千年的學術傳統就會薪盡火傳。
　　我不知道這種書捲氣是否也像鬍同四合院裏的大爺氣一樣在北京的空氣中日見稀薄，也不知道席珍流佈的木鐸之聲是否也會像“小小子兒，坐門墩兒”的歌謠一樣隨風飄逝。古老的文化如今秋陽般暖暖也懶懶地灑落在京城不起眼的各個角落裏，任憑有心人去撿拾那些碎寶流金。新生活和新文化正雨後春筍般帶着濕漉漉的春意拔地而起，早已不是“草色遙看近卻無”。但我卻更迷戀北京的秋天二我總以為，北京是屬於秋天的。北京是秋天的詩，是秋天綿長、醇厚、博大、雄渾的詩。鬱達夫先生曾用他美妙的文筆描繪過北京的四季：鼕季有戶外呼嘯的北風和室內堪戀的溫軟，春天有城廂內外“洪水似的新緑”，夏日有葡萄架下藤花陰處的冰茶雪藕、盲人鼓詞和柳上蟬鳴，而秋天則更是一部“百讀不厭的奇書”。尤其是京郊那草木搖落金風肅殺之感，真能讓人感動至極而涕零（《北京的四季》）。的確，北京最壯觀的是門，最耐看的是秋。衹有在秋天，你才能真正體味華北平原的遒勁雄風，燕山腳下的浩蕩王氣，文化古城的蕭散悠遠，田園都市的恬淡平和。同樣，也衹有在北京，你才能真正體味到秋天的成熟與豐滿、爽朗與澄明、靜謐與深沉、悠長與雋永、色彩斑斕與碩果纍纍，體驗到“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的意境。
　　“庾信文章老更成。”換了人間的北京，當會更加詩意盎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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