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请谈谈这部小说的结构。
阿来： 我考虑到小说的结构。刚开始我接触这个题材的时候是两三年以前，觉得要写这样一部题材，现在在传统小说里，所谓的村落式，中国的《暴风骤雨》，还有《创业史》，包括《艳阳天》，这种小说后来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卷式很浩瀚，试图购进中国的当代乡村历史，用写历史的方式写小说，其实沿用西方传统的所谓长河小说或者西方的家族小说，用一个主要线索以一贯之，一个大的事件以一贯之。后来我从我自己的乡村生活经验来看，我觉得这里有比较虚假的东西。我所了解的乡村，第一，乡村不再是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乡村的命运是被另外的，或者抽象的叫国家也好，政治也好，具象的是以城镇为中心的政权辐射乡村，所以乡村已经没有自然发展，很多事件不是连续的，事件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是因为这件事情之后必然导致另外一件事情。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是线性的发展，按某一个线索发展下去。现在的乡村生活，经常被城市的或者政权来打断，今天它这样发展一段时间，做一个事件，但很快本身有自然发展，还可以继续发展，但是不行，来自城市的另外一种东西，来自政权的另外一种东西，强行地使这件事情终止，乡村组织结构也好，经济重心也好，包括涉及到它的人际关系也好，不断被中断。所以看中国当代乡村没有以一贯之的事件。
第二，乡村都是小人物。如果要写好当代的乡村史，一定是多中心的，多线索的。乡村这些人物都是小人物，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事件当中扮演这个事件的中心。
乡村生活更多的是零碎的拼图，不是以一贯之的国家政治、经济的脉络，一个人的命运的脉络。所以要写出真实的乡村，恐怕在传统的写乡村的线性的一个线索、两个线索以一贯之的结构，恐怕就要打破。这部小说的结构，更多的是拼图。一个阶段这样的事件当中，这样几个人物在扮演中心人物，乡村里主要上演的是这个事件。过一段时间又被另外一个事件更替，当被另外一个事件更替的时候，在这个事件当中扮演中心人物的会是另外一些人。当时我的想法是用五到六年，不同的事件，好像是几个花瓣，我觉得这个比喻过于美好，但基本上结构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表达出来了，他们在向一个中心汇聚。我觉得之所以采用这样的结构，并不单纯是为了想在小说结构上，小说文体上有一个什么线索，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而是这个故事需要这样的结构，或者为了讲好这个故事，为了讲好乡村的故事，给它找了一个恰当的表达方式。就像盖一个房子，不会先想出外在的形式，不管里面装什么，而我肯定考虑里头装什么，它的功能是什么，然后选择外在的建筑样式。
问：记得 你说的“花瓣”，最终想写六个花瓣，现在在大花瓣之间还想再找出一些小花瓣，对成一个非常漂亮的花。六个大花瓣，再加上十几个小花瓣，构成一部完整的小说。 新作是现实的，在我们的印象里，《尘埃落定》是世外桃源式的，非常唯美、传奇。在新作中怎样加强现实感？是不是在创作开始的时候就有意识的强化现实感？而且既然是拼图式的花瓣式的结构，能不能非常淋漓尽致的表现出现现实的接近？
阿来： 我考虑到小说的结构。刚开始我接触这个题材的时候是两三年以前，觉得要写这样一部题材，现在在传统小说里，所谓的村落式，中国的《暴风骤雨》，还有《创业史》，包括《艳阳天》，这种小说后来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卷式很浩瀚，试图购进中国的当代乡村历史，用写历史的方式写小说，其实沿用西方传统的所谓长河小说或者西方的家族小说，用一个主要线索以一贯之，一个大的事件以一贯之。后来我从我自己的乡村生活经验来看，我觉得这里有比较虚假的东西。我所了解的乡村，第一，乡村不再是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乡村的命运是被另外的，或者抽象的叫国家也好，政治也好，具象的是以城镇为中心的政权辐射乡村，所以乡村已经没有自然发展，很多事件不是连续的，事件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是因为这件事情之后必然导致另外一件事情。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是线性的发展，按某一个线索发展下去。现在的乡村生活，经常被城市的或者政权来打断，今天它这样发展一段时间，做一个事件，但很快本身有自然发展，还可以继续发展，但是不行，来自城市的另外一种东西，来自政权的另外一种东西，强行地使这件事情终止，乡村组织结构也好，经济重心也好，包括涉及到它的人际关系也好，不断被中断。所以看中国当代乡村没有以一贯之的事件。
第二，乡村都是小人物。如果要写好当代的乡村史，一定是多中心的，多线索的。乡村这些人物都是小人物，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事件当中扮演这个事件的中心。
乡村生活更多的是零碎的拼图，不是以一贯之的国家政治、经济的脉络，一个人的命运的脉络。所以要写出真实的乡村，恐怕在传统的写乡村的线性的一个线索、两个线索以一贯之的结构，恐怕就要打破。这部小说的结构，更多的是拼图。一个阶段这样的事件当中，这样几个人物在扮演中心人物，乡村里主要上演的是这个事件。过一段时间又被另外一个事件更替，当被另外一个事件更替的时候，在这个事件当中扮演中心人物的会是另外一些人。当时我的想法是用五到六年，不同的事件，好像是几个花瓣，我觉得这个比喻过于美好，但基本上结构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表达出来了，他们在向一个中心汇聚。我觉得之所以采用这样的结构，并不单纯是为了想在小说结构上，小说文体上有一个什么线索，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而是这个故事需要这样的结构，或者为了讲好这个故事，为了讲好乡村的故事，给它找了一个恰当的表达方式。就像盖一个房子，不会先想出外在的形式，不管里面装什么，而我肯定考虑里头装什么，它的功能是什么，然后选择外在的建筑样式。
问：记得 你说的“花瓣”，最终想写六个花瓣，现在在大花瓣之间还想再找出一些小花瓣，对成一个非常漂亮的花。六个大花瓣，再加上十几个小花瓣，构成一部完整的小说。 新作是现实的，在我们的印象里，《尘埃落定》是世外桃源式的，非常唯美、传奇。在新作中怎样加强现实感？是不是在创作开始的时候就有意识的强化现实感？而且既然是拼图式的花瓣式的结构，能不能非常淋漓尽致的表现出现现实的接近？
阿来：我想它会最大限度的接近。非常困扰中国作家的命题就是所谓的现实。如果让我写小说，我肯定要有现实感。有没有现实感，不是要刻苦地追求，而是你所表达的对象包不包含这些东西。《尘埃落定》那样的表达对象，故事本身作为表现对象，其实是决定了作家准备在里边开掘什么，他也是多向的，《尘埃落定》也可以写成宫廷政治，影射当下，它会非常现实。但你面临这样的东西，本身一个东西含的含义是很多的，是你要取哪个含义。对我现在来写这个东西，现实要加强，在我看来这里至少包含一个追求，它跟《尘埃落定》多多少少会有些关系，《尘埃落定》是讲西藏或者藏区某一种崩溃的环境，其实是政权的崩溃，或者社会制度的崩溃，但是制度崩溃的时候你会发现文化还在。解放以后，在新的社会现实之下，对一个民族来讲，真正的传统文化如何存在，大家不要敏感是不是藏区才是这样，不是，这是整个中国乡村，不管是哪个民族都面临的问题。人类学、历史学告诉我们一个旧的东西瓦解之后，会成长起来一个新的东西。但现在中国乡村的问题，藏区也不例外，面临的问题就是当中国的乡村在文化瓦解以后，不会像过去那样，乡村自身再成长起来新的文化，这是我的看法。因为现在的乡村已经没有自主演进的能力。中国乡村的命运是由城市决定的，现在大家讨论“三农”，中国农业的出路，中国农民的出路不是他自己把握的，他是被工业、被政治、被城市所决定的。中国农村也不再是自觉的经济，它也要加入到市场流通领域，一旦加入进来文化观念就不可能是完全自恰的。我一直强调《尘埃落定》，我不希望大家仅仅把它看成西藏的。其实从人本身来讲，文化的差异，比起人类所有的共同性来讲，文化的差异，生活的差异是小的，人类在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情感状态当中，共同的最基本的问题，在生存命题面前共同性大于差异性。在我的文学观念里，文学不是寻找差异性的，而是在差异当中寻找全人类的共同性，文化价值。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个，因为很可能被人误读为少数民族题材就变成简单的，狭义的，抗议的、不满的东西。其实我的东西更多的是个人的生活。整个中国农村都在面临这样的问题。甚至到了国外，到日本、欧洲专门去农村看，发现日本的农村、欧洲的农村，仅仅比我们的农民更有钱一点，生活稍微安适一点，更有安全感，但是他们农村面临的问题跟我们一样，不再有农村了，乡下无非是房子好一点，但总体来讲还是凄凉的，不会再有新的文化。乡村还是老人在家里，年轻人都在城里，当然他们打工的条件比我们打工的条件好，但是乡村文化的冲击在全球是一样的，当然在中国当下的情况当中更厉害，汉族地区一样。但是少数民族地区更面临着双重的，既有本民族文化的瓦解，因为中国所有的少数民族文化没有城市文化，就是乡村文化，就是农民的文化，牧民的文化，不存在城市文化。所以它的文化被瓦解的悲哀是双重的。
问： 除了您刚才提到的文化崩溃，现在也面临道德的崩溃，在这样的环境下，在文革的环境下，道德崩溃表现的也很强烈，为了守道，机村也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 一般来说解放前的时候，一般的人都会自由一些，写到当下的时候，尤其是西藏，有没有觉得自由度被束缚？
问： 除了您刚才提到的文化崩溃，现在也面临道德的崩溃，在这样的环境下，在文革的环境下，道德崩溃表现的也很强烈，为了守道，机村也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 一般来说解放前的时候，一般的人都会自由一些，写到当下的时候，尤其是西藏，有没有觉得自由度被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