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的鼕春之交，南昌他們騎着自行車,來到了這個市區中學的操場上。
你很難想像經過了一九六六年的狂飆之後，這城市還會有這樣清爽的面容。可真是這樣的，而且，革命洗去了鉛華，還它一些質樸，似乎更單純了。街道和商店的名字換新了，新名字有股幼稚勁，比如“反修”，比如“紅太陽”，比如“戰鬥”，直白至此，倒有幾分胸襟。行人的裝束顯見得是寒素了，這倒無大礙，寒素就寒素，問題是胸襟上的一枚像章，很有點滑稽。這城市的人多少都有點都會氣，談不上有什麽信仰，如此虔敬地佩戴着這枚像章，難免流露出嘲諷的意味，其實他們是嚴肅的。大約也因為此，這城市的革命弄不好，就弄成了鬧劇。運動開初時“破四舊”，滿街疾走着褲腳被剪開、手提尖頭皮鞋的赤足人，往日的摩登男女，如今披頭跣足，神色凄惶。接踵而來的抄傢、遊鬥，甚至，從沿街的高樓墜下來的自盡者，就帶有血腥氣了。不知從哪一天開始，有一些門扉上貼出了蓋有紅印的告示，告之某人因受錯誤路綫迫害去世，現給予平反昭雪。這告示似乎對這城市觸動不大，並沒有喚起對公正的信任，相反，它使得世事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更沒準頭了。大串聯的人流退潮了，革命暫時間塵埃落定，小學積壓了一年多的畢業生按居住地段分進了中學，中學積壓的畢業生還沒有去嚮，所以就依然留在學校。這種積壓使得學校、街道，以至於整個社會突然間壅塞了少年人。
南昌他們幾個，都是在這城市邊緣或者郊區的寄宿中學就讀。那大多是高等院校的附屬中學，全市範圍內排名前列，高分才能錄取。同時呢，緣於某種政策，也適度收錄了這城市裏所謂高級幹部的子女，南昌他們就屬於這類學生。一九六六年夏天，這場革命起來，突然間，他們成了主角，齊刷刷地穿上了軍裝，顯見得是父親的舊軍裝，領口有軍銜領章的印記，洗白的布面，肥大的腰身和褲管，攔腰係一根皴了皺的牛皮帶，臂膀上套着紅袖章，上書“紅衛兵”三個大字。平時不打眼的黃巴巴的小臉，驟然間容光煥發，個頭都長了，也正巧是發育的年齡，精神受了鼓動，長勢就蓬勃。他們一個個變得能說會道，而且言語風趣，連表情也生動起來。很快，他們就將運動推廣到各學校之間。這些人，彼此好像是親戚，又好像同屬教派中的一門，一旦見面，衹需言語幾個回合，就對上口令，認識了。於是，這支軍緑色的隊伍很快匯合起來，到八月十八日那天，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這裏的紅衛兵也從大街小巷往人民廣場奔騰，真的是滾滾的“鐵流”。
然而，這輝煌的一刻轉瞬間成了歷史，乾坤顛倒，他們的父母成了革命的對象。於是，熱情變為憤怒，但依舊保持着同樣的激越。他們加入進大串聯的人流，卻是這盲動的人流中清醒的警眼。兩三個月之後，他們中的幾個就被公安機關拘捕了。這段日子，被他們機密地稱作“紅色恐怖”。這個危險時期沒有讓他們消沉，反而將前階段的失意心情一驅而散，甚至，從某種方面來說，他們更滿意眼下的處境，這樣的處境更合乎革命的特質。他們騎着自行車，默默地行駛在人流中。他們的父母在受衝擊，他們的同志在拘押中，革命應該嚮何處去？前途迷茫。前後左右的人群，就如盲目的蟻群，忙碌於生存之計，他們則替衆人警醒着危險，思考着前途。現在，形勢似乎好了些，但就個人來說，似乎又灰暗下來。就是這時候，南昌他們去往市區這所區級重點中學。
他們來到這裏是應小兔子的邀請。像小兔子這樣的幹部子弟，在這學校裏也有，卻是呈分散狀態的。還有，怎麽說呢，他們似乎已經被“小市民”同化了。這所中學在區裏排名第一，事實上，卻收取有相當數量市級重點分數綫上的學生，他們多出身於不純成分的家庭，因此，這所學校就有了一種中産階級的氣息。學生穿着整齊，甚至摩登，膚色白皙，態度矜持，表明着生活的安穩優渥，同時也表明他們所在階層的保守。當小兔子引來的這一幫人物，鳩占鵲巢似的占據了操場中心，他們的舊軍服、軍靴、自行車，黑黢黢的臉，大笑，露出雪白的牙齒，這一切都煥發出昂揚的風範，包含有開放、青春、時代感，還有權力。衹有小兔子，以一種奇怪的姿勢，坐在後車架上，腳伸嚮前去夠住踏腳，緩緩蹬着，在他們中間穿行。他處在發育期，纖細的身軀，拉得更長而且柔軟。他長了一張清秀的鵝蛋臉，甚至有些甜美，他溫馴地微笑着，就真的像一隻小兔子。
你很難想像經過了一九六六年的狂飆之後，這城市還會有這樣清爽的面容。可真是這樣的，而且，革命洗去了鉛華，還它一些質樸，似乎更單純了。街道和商店的名字換新了，新名字有股幼稚勁，比如“反修”，比如“紅太陽”，比如“戰鬥”，直白至此，倒有幾分胸襟。行人的裝束顯見得是寒素了，這倒無大礙，寒素就寒素，問題是胸襟上的一枚像章，很有點滑稽。這城市的人多少都有點都會氣，談不上有什麽信仰，如此虔敬地佩戴着這枚像章，難免流露出嘲諷的意味，其實他們是嚴肅的。大約也因為此，這城市的革命弄不好，就弄成了鬧劇。運動開初時“破四舊”，滿街疾走着褲腳被剪開、手提尖頭皮鞋的赤足人，往日的摩登男女，如今披頭跣足，神色凄惶。接踵而來的抄傢、遊鬥，甚至，從沿街的高樓墜下來的自盡者，就帶有血腥氣了。不知從哪一天開始，有一些門扉上貼出了蓋有紅印的告示，告之某人因受錯誤路綫迫害去世，現給予平反昭雪。這告示似乎對這城市觸動不大，並沒有喚起對公正的信任，相反，它使得世事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更沒準頭了。大串聯的人流退潮了，革命暫時間塵埃落定，小學積壓了一年多的畢業生按居住地段分進了中學，中學積壓的畢業生還沒有去嚮，所以就依然留在學校。這種積壓使得學校、街道，以至於整個社會突然間壅塞了少年人。
南昌他們幾個，都是在這城市邊緣或者郊區的寄宿中學就讀。那大多是高等院校的附屬中學，全市範圍內排名前列，高分才能錄取。同時呢，緣於某種政策，也適度收錄了這城市裏所謂高級幹部的子女，南昌他們就屬於這類學生。一九六六年夏天，這場革命起來，突然間，他們成了主角，齊刷刷地穿上了軍裝，顯見得是父親的舊軍裝，領口有軍銜領章的印記，洗白的布面，肥大的腰身和褲管，攔腰係一根皴了皺的牛皮帶，臂膀上套着紅袖章，上書“紅衛兵”三個大字。平時不打眼的黃巴巴的小臉，驟然間容光煥發，個頭都長了，也正巧是發育的年齡，精神受了鼓動，長勢就蓬勃。他們一個個變得能說會道，而且言語風趣，連表情也生動起來。很快，他們就將運動推廣到各學校之間。這些人，彼此好像是親戚，又好像同屬教派中的一門，一旦見面，衹需言語幾個回合，就對上口令，認識了。於是，這支軍緑色的隊伍很快匯合起來，到八月十八日那天，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這裏的紅衛兵也從大街小巷往人民廣場奔騰，真的是滾滾的“鐵流”。
然而，這輝煌的一刻轉瞬間成了歷史，乾坤顛倒，他們的父母成了革命的對象。於是，熱情變為憤怒，但依舊保持着同樣的激越。他們加入進大串聯的人流，卻是這盲動的人流中清醒的警眼。兩三個月之後，他們中的幾個就被公安機關拘捕了。這段日子，被他們機密地稱作“紅色恐怖”。這個危險時期沒有讓他們消沉，反而將前階段的失意心情一驅而散，甚至，從某種方面來說，他們更滿意眼下的處境，這樣的處境更合乎革命的特質。他們騎着自行車，默默地行駛在人流中。他們的父母在受衝擊，他們的同志在拘押中，革命應該嚮何處去？前途迷茫。前後左右的人群，就如盲目的蟻群，忙碌於生存之計，他們則替衆人警醒着危險，思考着前途。現在，形勢似乎好了些，但就個人來說，似乎又灰暗下來。就是這時候，南昌他們去往市區這所區級重點中學。
他們來到這裏是應小兔子的邀請。像小兔子這樣的幹部子弟，在這學校裏也有，卻是呈分散狀態的。還有，怎麽說呢，他們似乎已經被“小市民”同化了。這所中學在區裏排名第一，事實上，卻收取有相當數量市級重點分數綫上的學生，他們多出身於不純成分的家庭，因此，這所學校就有了一種中産階級的氣息。學生穿着整齊，甚至摩登，膚色白皙，態度矜持，表明着生活的安穩優渥，同時也表明他們所在階層的保守。當小兔子引來的這一幫人物，鳩占鵲巢似的占據了操場中心，他們的舊軍服、軍靴、自行車，黑黢黢的臉，大笑，露出雪白的牙齒，這一切都煥發出昂揚的風範，包含有開放、青春、時代感，還有權力。衹有小兔子，以一種奇怪的姿勢，坐在後車架上，腳伸嚮前去夠住踏腳，緩緩蹬着，在他們中間穿行。他處在發育期，纖細的身軀，拉得更長而且柔軟。他長了一張清秀的鵝蛋臉，甚至有些甜美，他溫馴地微笑着，就真的像一隻小兔子。
南昌的父親原是華東局幹部，任一名高級領導的秘書，曾跟隨去中央工作。不久，這位領導卻因涉入一起分裂事件，清除出黨，他便也調回上海。此時，華東局已撤銷，他的組織人事關係落在市屬機關，保留了原先的級別，但是個虛職，事實上，已是賦閑。其時，他方纔三十六七歲，正值當年，政治和事業上卻均無前途可言，心情是消沉的。他傢住在虹口一幢公寓樓房內，是日本占領時期為本國僑民造的住宅，開間比較逼仄，樓層也較低矮，光綫就暗了。
因為人口多，所以這套三四個房間的公寓並不顯得寬敞，每個房間橫七竪八架着沒有床架的床板。衹有父親的書房例外，這是公寓中最大的一間，幾乎是正中央放了一張書桌，一把藤椅，依墻一具書櫃。貼了房門後邊，是一架行軍床——父親很早就和母親分床了——於是，又過於空曠了。父親養了一隻鷯哥，鳥籠挂在書櫃的一角，白晝裏安靜着，到了夜晚，鷯哥開始發聲。它不說話，用哨子般的聲音哼歌，僅五個音符，卻是一句完整的旋律，不知什麽麯調的一個起句。它頗為從容地唱完一句，人們期待着下一句，可它依然是這一句，接下去，還是這一句，永遠是這一句，結束在不穩定傾嚮的音符上，又單調又令人不安。
無論是文化大革命的開初，還是接下來的第二階段，南昌的父親都沒有受到激烈的衝擊。這意味着受到某種保護，同時也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早就告以結束。但不管怎麽說，非常時期裏的安全終究是可喜的。有一陣子，父親甚至開始教鷯哥第二句旋律。聽父親用口哨吹出完整的一麯，南昌纔瞭解鷯哥那一句旋律的出處，是一首質樸的山歌。是父親家乡的民謠嗎？這段時間並不長，很快地，父親放棄了對鷯哥的教授，重又陰鬱下來。
這段日子，倒是他們傢人聚首最多的日子。學校裏停課，孩子們大多回了傢，父母呢，不像過去那麽工作忙，都可以按時下班。晚飯時圍一桌人，似乎這纔發現，兒女們都長大了。大人們幾乎是帶着些驚異地聽孩子們談論時局國政。少年人的言論總是浮誇的，可也很有趣。父親臉上會露出一些難得的微笑，帶着譏誚的喜愛。是想起了自己的年輕時代？但是，即便是這樣的時刻，他們看上去也不像一傢人，而是像一個學習小組。那長者衹是旁聽，並不發言，吃完自己的一碗飯，便起身離席，不會為任何一個話題留下更多的時間。當他們離開，飯桌上的討論還在繼續，甚至更熱烈，但實際上，卻空洞下來，因為最重要的聽衆缺席了。他們都是在說給父親聽，競相表現，以期受到註意。父親在孩子心目中，無疑是一位資深革命傢。在熱烈的飯桌上，南昌是緘默的一個，在他內心深處，不相信父親會拿他們的觀點當真。這樣，他與父親的默契，其實就是一種巨大的障礙。倒是因為這矛盾的心理，纔使他和父親之間，比較其他子女，還略有些像一對父子。
在這一對父子身上，都有着一種類似無政府主義者的抑鬱性格。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狂飆滌蕩了少年一代的身心，它煥發了青春的激動，南昌的視野一下子明亮起來。他比正常時期更少回傢了。學生宿舍已被改造成戰地指揮所的樣子，撤去一些雙層床，從教室搬來一些課桌椅，在房間中央拼起來，鋪上一面紅衛兵戰旗，門上貼了“紅衛兵司令部”的字樣。他們就在裏邊開會、部署，還有起居。
在初鼕第一場寒流來臨，暴冷的天氣裏，南昌從學校回傢取鼕衣。這是一個上班日的下午，他沒料想父親會在傢中，而其他的兄弟姐妹又都不在，於是，可說是前所未有，父子倆進行了一場談話。父親問他在做什麽。他對“做什麽”的說法感到不舒服，覺出其中的輕視，出於反抗的心理，他不免態度倨傲，回答說：運動正在關鍵時刻。言語中也有一種輕視，輕視父親置身於時代洪流的岸邊。父親接着問：什麽關鍵時刻？他的回答是四個字：生死存亡。父親又問：誰的生死存亡？黨和人民！他回答，心裏不由生起惱怒。他說起形勢的危急，不僅在中國，而且是在全世界社會主義的陣營內部和外圍，無産階級的人類理想如何迷失方向。父親專註地聽着，陡地插一句道：無産階級的人類理想是什麽？他極快地接口說：解放全人類。然後又補充一句：無産階級首先要解放自己！怎麽解放？父親又問。他又一次生出惱怒的心情，但就好像被什麽推着走似的，他滔滔不絶地開始講述剩餘價值理論。他漸漸被自己的雄辯陶醉了，沉浸其中。突然間，書櫃角上鳥籠內的鷯哥尖銳地唱出那句旋律，他戛然而止，鷯哥就像嚇了一跳，也止住了。
因為人口多，所以這套三四個房間的公寓並不顯得寬敞，每個房間橫七竪八架着沒有床架的床板。衹有父親的書房例外，這是公寓中最大的一間，幾乎是正中央放了一張書桌，一把藤椅，依墻一具書櫃。貼了房門後邊，是一架行軍床——父親很早就和母親分床了——於是，又過於空曠了。父親養了一隻鷯哥，鳥籠挂在書櫃的一角，白晝裏安靜着，到了夜晚，鷯哥開始發聲。它不說話，用哨子般的聲音哼歌，僅五個音符，卻是一句完整的旋律，不知什麽麯調的一個起句。它頗為從容地唱完一句，人們期待着下一句，可它依然是這一句，接下去，還是這一句，永遠是這一句，結束在不穩定傾嚮的音符上，又單調又令人不安。
無論是文化大革命的開初，還是接下來的第二階段，南昌的父親都沒有受到激烈的衝擊。這意味着受到某種保護，同時也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早就告以結束。但不管怎麽說，非常時期裏的安全終究是可喜的。有一陣子，父親甚至開始教鷯哥第二句旋律。聽父親用口哨吹出完整的一麯，南昌纔瞭解鷯哥那一句旋律的出處，是一首質樸的山歌。是父親家乡的民謠嗎？這段時間並不長，很快地，父親放棄了對鷯哥的教授，重又陰鬱下來。
這段日子，倒是他們傢人聚首最多的日子。學校裏停課，孩子們大多回了傢，父母呢，不像過去那麽工作忙，都可以按時下班。晚飯時圍一桌人，似乎這纔發現，兒女們都長大了。大人們幾乎是帶着些驚異地聽孩子們談論時局國政。少年人的言論總是浮誇的，可也很有趣。父親臉上會露出一些難得的微笑，帶着譏誚的喜愛。是想起了自己的年輕時代？但是，即便是這樣的時刻，他們看上去也不像一傢人，而是像一個學習小組。那長者衹是旁聽，並不發言，吃完自己的一碗飯，便起身離席，不會為任何一個話題留下更多的時間。當他們離開，飯桌上的討論還在繼續，甚至更熱烈，但實際上，卻空洞下來，因為最重要的聽衆缺席了。他們都是在說給父親聽，競相表現，以期受到註意。父親在孩子心目中，無疑是一位資深革命傢。在熱烈的飯桌上，南昌是緘默的一個，在他內心深處，不相信父親會拿他們的觀點當真。這樣，他與父親的默契，其實就是一種巨大的障礙。倒是因為這矛盾的心理，纔使他和父親之間，比較其他子女，還略有些像一對父子。
在這一對父子身上，都有着一種類似無政府主義者的抑鬱性格。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狂飆滌蕩了少年一代的身心，它煥發了青春的激動，南昌的視野一下子明亮起來。他比正常時期更少回傢了。學生宿舍已被改造成戰地指揮所的樣子，撤去一些雙層床，從教室搬來一些課桌椅，在房間中央拼起來，鋪上一面紅衛兵戰旗，門上貼了“紅衛兵司令部”的字樣。他們就在裏邊開會、部署，還有起居。
在初鼕第一場寒流來臨，暴冷的天氣裏，南昌從學校回傢取鼕衣。這是一個上班日的下午，他沒料想父親會在傢中，而其他的兄弟姐妹又都不在，於是，可說是前所未有，父子倆進行了一場談話。父親問他在做什麽。他對“做什麽”的說法感到不舒服，覺出其中的輕視，出於反抗的心理，他不免態度倨傲，回答說：運動正在關鍵時刻。言語中也有一種輕視，輕視父親置身於時代洪流的岸邊。父親接着問：什麽關鍵時刻？他的回答是四個字：生死存亡。父親又問：誰的生死存亡？黨和人民！他回答，心裏不由生起惱怒。他說起形勢的危急，不僅在中國，而且是在全世界社會主義的陣營內部和外圍，無産階級的人類理想如何迷失方向。父親專註地聽着，陡地插一句道：無産階級的人類理想是什麽？他極快地接口說：解放全人類。然後又補充一句：無産階級首先要解放自己！怎麽解放？父親又問。他又一次生出惱怒的心情，但就好像被什麽推着走似的，他滔滔不絶地開始講述剩餘價值理論。他漸漸被自己的雄辯陶醉了，沉浸其中。突然間，書櫃角上鳥籠內的鷯哥尖銳地唱出那句旋律，他戛然而止，鷯哥就像嚇了一跳，也止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