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我十六歲，高中畢業。高中畢業的體驗是永遠無法重複的。
一群既可稱為少年也可稱為青年的人突然要為自己作出終身選擇了，選擇的範圍又毫無
限製。你說將來想做中學語文教師、圖書館管理員，或外科醫生、國際海員而去報考相應的
專業，周圍沒有人會笑你。人的一生就這麽短短的個把月時間的無限製狀態，今後到死也不
會再有了。照理父母和老師應該來限製一下，但他們那時也正在驚喜自己培養的成果怎麽轉
眼之間擁有了那麽多可能，高興得暈顛顛的，一般也拿不定主意。於是，在那個絶對不應該
享有那麽大决定權的年歲，作出了不知輕重的决定。那個夏天那麽煩熱又那麽令人興奮，
有樹上的知了在幸災樂禍地叫着，使很多人成年後不願再回憶這種叫聲。
與很多男孩子一樣，我照例也有兩個小夥伴，一個姓丁，一個姓張，成績都很好，相信
衹要自己願意，任何一所大學都考得上。一天在操場邊上商議，現在報考的大學分三類，一
類為理工科，二類為醫科，三類為文科，我們三人如果各報一類，二十年後一起周遊世界，
走到哪裏都沒有不懂的事情了，那該多痛快！這個想法很吸引人，立即通過，而且决定，一
定要選每一類裏最好(也就是最難考)的學校。那麽，三類怎麽分工呢？用三張小紙寫上號
碼，折成小球往上一拋，抓鬮。丁抓到了第一類，很快打聽明白，最好的是清華大學；張抓
到了第二類，經過衡量也作出了决定，當時最難考的醫科是第二軍醫大學；我抓到了第三
類，可恨的文科，該選哪個大學呢?三個人都苦惱開了。
肯定不能考名牌大學的中文係。為什麽三個人如此快速地一起作出這種判斷，現在回想
起來還不大能夠理解。大概是覺得中文係裏鬧不出一個極有意思的工作，或者是覺得我們在
中學早已把《離騷》、《論語》和幾十篇古文背得滾瓜爛熟，難道大學裏再去做這種令人厭
煩的事？張同學說：“我剛讀過郭沫若的自傳，連他也沒有上過中文係!”丁同學說：“巴
金也沒有。”那天的初步意嚮，我應該報考外文係，至於哪個大學的外文係最好，還要分頭
打聽。
但第二天發生了一件事情。班主任孫老師把我找去了，他身邊站着一位我不認識的瘦瘦
的老師，自我介紹是上海戲劇學院來的。“我們學院要以最高的要求招收戲劇文學係的一個
班，現在已有幾千人報名，衹招三十名，但我們還怕遺漏了最好的，聽說你在全市作文比賽
中得了大奬……”沒等他說完我就急着問：“那你們是不是今年全國文科大學中最難考
的?”“還沒有作這種排列。”老師說，“你知道郭沫若先生吧?”“知道。”我回答，心想
昨天張同學纔提起過他。“郭沫若以中國科學院院長的身份兼任了中國科技大學校長，他在
這個大學高年級裏發現了一個能寫劇本的高材生，立即决定中止他的學業，轉到我們學院來
讀書。”“你是說，連中國科學院院長也認為，科學技術沒有戲劇文學重要?”我的班主任
孫老師驚訝地問。
“我可沒有這麽說，”上海戲劇學院的老師含蓄地笑了一下，“但是科技大學的這位高
年級學生衹能進入我們的一年級，還必須經過嚴格的考試。如果你來報考，”他把臉轉嚮
我，“他是你的競爭對象。”我的腦子開始有點發呆，他又丟過來一句：“你的競爭對象還
有巴金的女兒。”果然還有巴金！昨天我們剛剛說郭沫若和巴金沒讀過中文係，沒想到他們
兩位不約而同地把學生和子女托付給了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係。怎麽能懷疑這兩位長者的
判斷?我當即下了報考的决心。
戲劇學院是提前考試，一共考了九場，真把人纍死。還沒有等到發榜，全國高校統考開
始了，我當然還應該參加。統考的第一志願填了軍事外語學院，因為聽說這個學校畢業後能
做外交武官、情報人員，這對一個男孩子來說太刺激了。
不久傳來消息，兩校都錄取了我，戲劇學院搶先一步，拿走了我的檔案。軍事學院一位
姓劉的軍官坐在我傢裏不走了，反復給我父母說，我的英語成績在今年考生中是第一名，學
校决定非要我不可，現在唯一的辦法是讓我和傢長到市招生委員會吵，把檔案搶回來。
我父母本來就對戲劇學院沒有興趣，但又平生不會爭吵，衹得不斷寫信給招生委員會。
姓劉的軍官又來了，說寫信沒有用，得當面去說。父親對我說：“這種事由傢長去說沒有說
服力，你自己到招生委員會去一趟吧。”上海市招生委員會設在同濟大學，換了三輛車纔找
到。那天奇熱，進校門前先在馬路對面的小銀行門口站了好久，怯生生地端詳着大門，猜想
會見到什麽樣的人，盤算該講什麽樣的話。進了校門後又故意在一幢幢因暑假而闃寂無人的
樓房間胡亂穿行，直到培養足了對軍事外語學院的熱愛，對上海戲劇學院的憎恨，纔推開招
生委員會的大門。
我纔與一位工作人員說了幾句，他就笑了，說你爸爸每天寄來一封信，現在都在姚主任
那裏，就讓姚主任與你談吧。就這樣，我輕易地見到了大名鼎鼎的上海市招生委員會主任姚
力先生。
姚力先生一臉慈祥，笑眯眯地聽我把準備好的那一套講完，就把笑容收住了，用一種宣
判式的語調對我說：“我們國傢打仗的時間太長，軍事人員過剩而藝術人員缺乏，你應該讀
藝術。”他的語氣完全不容辯駁，好一位威嚴的長者，我看着他發了一陣傻，他也看着我，
卻不再講話。結果是我點了點頭，起身告別。
如果說郭沫若、巴金還比較遙遠，那麽，姚力卻實實在在地以長者的力量把我推進了戲
劇學院。
班級裏三十個人，我被分在第一小組。坐在我後面的同學叫麯信先，他就是郭沫若推薦
來的那一位；我的鄰座叫李小林，巴金的女兒。
一群既可稱為少年也可稱為青年的人突然要為自己作出終身選擇了，選擇的範圍又毫無
限製。你說將來想做中學語文教師、圖書館管理員，或外科醫生、國際海員而去報考相應的
專業，周圍沒有人會笑你。人的一生就這麽短短的個把月時間的無限製狀態，今後到死也不
會再有了。照理父母和老師應該來限製一下，但他們那時也正在驚喜自己培養的成果怎麽轉
眼之間擁有了那麽多可能，高興得暈顛顛的，一般也拿不定主意。於是，在那個絶對不應該
享有那麽大决定權的年歲，作出了不知輕重的决定。那個夏天那麽煩熱又那麽令人興奮，
有樹上的知了在幸災樂禍地叫着，使很多人成年後不願再回憶這種叫聲。
與很多男孩子一樣，我照例也有兩個小夥伴，一個姓丁，一個姓張，成績都很好，相信
衹要自己願意，任何一所大學都考得上。一天在操場邊上商議，現在報考的大學分三類，一
類為理工科，二類為醫科，三類為文科，我們三人如果各報一類，二十年後一起周遊世界，
走到哪裏都沒有不懂的事情了，那該多痛快！這個想法很吸引人，立即通過，而且决定，一
定要選每一類裏最好(也就是最難考)的學校。那麽，三類怎麽分工呢？用三張小紙寫上號
碼，折成小球往上一拋，抓鬮。丁抓到了第一類，很快打聽明白，最好的是清華大學；張抓
到了第二類，經過衡量也作出了决定，當時最難考的醫科是第二軍醫大學；我抓到了第三
類，可恨的文科，該選哪個大學呢?三個人都苦惱開了。
肯定不能考名牌大學的中文係。為什麽三個人如此快速地一起作出這種判斷，現在回想
起來還不大能夠理解。大概是覺得中文係裏鬧不出一個極有意思的工作，或者是覺得我們在
中學早已把《離騷》、《論語》和幾十篇古文背得滾瓜爛熟，難道大學裏再去做這種令人厭
煩的事？張同學說：“我剛讀過郭沫若的自傳，連他也沒有上過中文係!”丁同學說：“巴
金也沒有。”那天的初步意嚮，我應該報考外文係，至於哪個大學的外文係最好，還要分頭
打聽。
但第二天發生了一件事情。班主任孫老師把我找去了，他身邊站着一位我不認識的瘦瘦
的老師，自我介紹是上海戲劇學院來的。“我們學院要以最高的要求招收戲劇文學係的一個
班，現在已有幾千人報名，衹招三十名，但我們還怕遺漏了最好的，聽說你在全市作文比賽
中得了大奬……”沒等他說完我就急着問：“那你們是不是今年全國文科大學中最難考
的?”“還沒有作這種排列。”老師說，“你知道郭沫若先生吧?”“知道。”我回答，心想
昨天張同學纔提起過他。“郭沫若以中國科學院院長的身份兼任了中國科技大學校長，他在
這個大學高年級裏發現了一個能寫劇本的高材生，立即决定中止他的學業，轉到我們學院來
讀書。”“你是說，連中國科學院院長也認為，科學技術沒有戲劇文學重要?”我的班主任
孫老師驚訝地問。
“我可沒有這麽說，”上海戲劇學院的老師含蓄地笑了一下，“但是科技大學的這位高
年級學生衹能進入我們的一年級，還必須經過嚴格的考試。如果你來報考，”他把臉轉嚮
我，“他是你的競爭對象。”我的腦子開始有點發呆，他又丟過來一句：“你的競爭對象還
有巴金的女兒。”果然還有巴金！昨天我們剛剛說郭沫若和巴金沒讀過中文係，沒想到他們
兩位不約而同地把學生和子女托付給了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係。怎麽能懷疑這兩位長者的
判斷?我當即下了報考的决心。
戲劇學院是提前考試，一共考了九場，真把人纍死。還沒有等到發榜，全國高校統考開
始了，我當然還應該參加。統考的第一志願填了軍事外語學院，因為聽說這個學校畢業後能
做外交武官、情報人員，這對一個男孩子來說太刺激了。
不久傳來消息，兩校都錄取了我，戲劇學院搶先一步，拿走了我的檔案。軍事學院一位
姓劉的軍官坐在我傢裏不走了，反復給我父母說，我的英語成績在今年考生中是第一名，學
校决定非要我不可，現在唯一的辦法是讓我和傢長到市招生委員會吵，把檔案搶回來。
我父母本來就對戲劇學院沒有興趣，但又平生不會爭吵，衹得不斷寫信給招生委員會。
姓劉的軍官又來了，說寫信沒有用，得當面去說。父親對我說：“這種事由傢長去說沒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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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房間胡亂穿行，直到培養足了對軍事外語學院的熱愛，對上海戲劇學院的憎恨，纔推開招
生委員會的大門。
我纔與一位工作人員說了幾句，他就笑了，說你爸爸每天寄來一封信，現在都在姚主任
那裏，就讓姚主任與你談吧。就這樣，我輕易地見到了大名鼎鼎的上海市招生委員會主任姚
力先生。
姚力先生一臉慈祥，笑眯眯地聽我把準備好的那一套講完，就把笑容收住了，用一種宣
判式的語調對我說：“我們國傢打仗的時間太長，軍事人員過剩而藝術人員缺乏，你應該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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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不再講話。結果是我點了點頭，起身告別。
如果說郭沫若、巴金還比較遙遠，那麽，姚力卻實實在在地以長者的力量把我推進了戲
劇學院。
班級裏三十個人，我被分在第一小組。坐在我後面的同學叫麯信先，他就是郭沫若推薦
來的那一位；我的鄰座叫李小林，巴金的女兒。
不知是該怪學校還是該怪時代，我們入學後遇到的課程實在太差了，差到我根本不敢寫
信告訴在清華大學和第二軍醫大學的那兩位小夥伴。
專業主課叫“劇本份析”，分析的第一個劇本是朝鮮的《紅色宣傳員》，然後是中國的
《奪印》和《英雄工兵》，更讓人驚異的是所謂分析衹講解思想內容，猛一聽全部都是政治
課。這些社會上人人都能講的話，難道就是大學課程？我當時不知道更大的背景，衹認為上
海戲劇學院以一種“最難考”的假象把我們騙進去了，於是整天憂鬱。一位有革命經歷的幹
部要我們抄寫他新創作的劇本，說是給我們一個學習的機會，記得劇本是歌頌一個勞動模範
的，一抄之下便大驚失色，對學習的前景更加擔心起來。
終於有一位稍有名氣的陳汝衡先生來講古典文學，他用標準的蘇北口音教了幾個月的平
仄和格律之後要我們學寫古詩，待我們把作業交上去之後他着實有點吃驚，連連問：“這是
你們自己寫的？”同學們不禁暗暗一笑，你們忘了是以什麽樣的標準把我們招來的。
寫了幾首古詩，古典文學課也就結束了，而那個寫勞動模範的劇本還是一稿一稿改，每
一稿都由我們抄，抄完後再送到打字間打印，我想這些勞動加在一起，一定遠遠超過那位勞
動模範本身的辛勞了。那天我又一次奉命把劇本送到打字間，在等候的時間裏聽到了一段有
趣的交談。幾個打字員都是年輕小姐，她們手指不停嘴也不停，在爭論全校風度最好的是哪
一位教師。他們的爭論對象，漸漸從表演係轉到別的係，從青年轉到老年又轉到中年，從男
老師轉到女老師，最後停留在一個人的名字上不動了，這個人的名字叫張可。
從她們的七嘴八舌中聽得出來，張可老師是個傳奇性的人物。出身富貴之傢，容貌美
麗，嫻熟英語，莎士比亞研究專傢，而居然早在三十年代十幾歲時就參加了共産黨，從事地
下工作，等到一九四九年共産黨奪取政權，她卻功成身退，離開組織成了一名普通教師。但
是，衹要學校有重要外賓來訪，總少不了她。高雅的儀容和漂亮的英語每次都讓來訪者感到
有些意外。打字員們說，那時她們總會暫停手下的工作衝出去看，不是看外國人而是看張可
老師，看她的舉手投足、言談風度。
旁聽這番議論後不久我們要下鄉了，說是不能讓我們在高樓深院裏成為書呆子，必須到
農村參加當時正在開展的“四清運動”。全班同學正好都厭煩了聽那些課，覺得再聽下去未
必成為書呆子卻一定成為呆子，於是便歡天喜地地打點行裝，衹有郭沫若推薦來的麯信先同
學得了肝炎，不僅不能去，還要由醫務室隔離，眼淚汪汪地十分悲傷。
我們去的地方是江蘇太倉瀏河，每個村去一個教師、一個同學，再搭配一個從附近縣鄉
抽調過來的農村幹部。在一堵公佈名單的墻上看到，與我一起到一個叫郟傢宅的村子裏去的
農村幹部叫李惠民，而教師，則是張可。
信告訴在清華大學和第二軍醫大學的那兩位小夥伴。
專業主課叫“劇本份析”，分析的第一個劇本是朝鮮的《紅色宣傳員》，然後是中國的
《奪印》和《英雄工兵》，更讓人驚異的是所謂分析衹講解思想內容，猛一聽全部都是政治
課。這些社會上人人都能講的話，難道就是大學課程？我當時不知道更大的背景，衹認為上
海戲劇學院以一種“最難考”的假象把我們騙進去了，於是整天憂鬱。一位有革命經歷的幹
部要我們抄寫他新創作的劇本，說是給我們一個學習的機會，記得劇本是歌頌一個勞動模範
的，一抄之下便大驚失色，對學習的前景更加擔心起來。
終於有一位稍有名氣的陳汝衡先生來講古典文學，他用標準的蘇北口音教了幾個月的平
仄和格律之後要我們學寫古詩，待我們把作業交上去之後他着實有點吃驚，連連問：“這是
你們自己寫的？”同學們不禁暗暗一笑，你們忘了是以什麽樣的標準把我們招來的。
寫了幾首古詩，古典文學課也就結束了，而那個寫勞動模範的劇本還是一稿一稿改，每
一稿都由我們抄，抄完後再送到打字間打印，我想這些勞動加在一起，一定遠遠超過那位勞
動模範本身的辛勞了。那天我又一次奉命把劇本送到打字間，在等候的時間裏聽到了一段有
趣的交談。幾個打字員都是年輕小姐，她們手指不停嘴也不停，在爭論全校風度最好的是哪
一位教師。他們的爭論對象，漸漸從表演係轉到別的係，從青年轉到老年又轉到中年，從男
老師轉到女老師，最後停留在一個人的名字上不動了，這個人的名字叫張可。
從她們的七嘴八舌中聽得出來，張可老師是個傳奇性的人物。出身富貴之傢，容貌美
麗，嫻熟英語，莎士比亞研究專傢，而居然早在三十年代十幾歲時就參加了共産黨，從事地
下工作，等到一九四九年共産黨奪取政權，她卻功成身退，離開組織成了一名普通教師。但
是，衹要學校有重要外賓來訪，總少不了她。高雅的儀容和漂亮的英語每次都讓來訪者感到
有些意外。打字員們說，那時她們總會暫停手下的工作衝出去看，不是看外國人而是看張可
老師，看她的舉手投足、言談風度。
旁聽這番議論後不久我們要下鄉了，說是不能讓我們在高樓深院裏成為書呆子，必須到
農村參加當時正在開展的“四清運動”。全班同學正好都厭煩了聽那些課，覺得再聽下去未
必成為書呆子卻一定成為呆子，於是便歡天喜地地打點行裝，衹有郭沫若推薦來的麯信先同
學得了肝炎，不僅不能去，還要由醫務室隔離，眼淚汪汪地十分悲傷。
我們去的地方是江蘇太倉瀏河，每個村去一個教師、一個同學，再搭配一個從附近縣鄉
抽調過來的農村幹部。在一堵公佈名單的墻上看到，與我一起到一個叫郟傢宅的村子裏去的
農村幹部叫李惠民，而教師，則是張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