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斌
初识王跃文，已是八年前的事了。那是深秋一个萧索的日子，在《湖南文学》简陋、
灰暗的编辑部。在这之前，我已经发了他两个小说，但我俩从未谋面。只知道王跃文是
溆浦县人，在县政府工作，好像头上还有顶官帽子。我不太懂政府机构庞杂的设置，也
不知道什么样的职务意味着什么样的权力。倒是知道溆浦在湘西算是一方灵秀的水土，
那地方出产很好的柑桔和枣子，也出文人。听他们怀化地区文联主席谭士珍先生讲，王
跃文得知自己的小说《无头无尾的故事》发表了，兴奋得跳离了地面三次，并伴之以狂
呼。这事至今忘了考证，似乎属小说家言，怕是虚构，至少有些夸张吧。因为后来我熟
识了王跃文，发现他不是个容易大喜或大悲的人，他属宁静淡远的那一类。那天见了面，
我俩握着手，用带着各自地方特色的普通话寒暄，相互打量。此君脸方额阔，眼睛内敛
有神。单看脸相，可说得上是气宇轩昂。但他身上那套僵硬的西装，却是典型的县级特
色，怎么也般配不了这脸。没说上几句话，我便走了。我早约了朋友打球。那时我还年
轻，文学事业于我似乎并不太重要，我不能容忍把自己的青春埋没在无休止的看稿、退
稿的琐碎里。
没多久，他便调到了怀化行署办公室，在仕途上好像很有长进。等到两年后我到怀
化出差时，又已给他发了三个小说。这时候，他在写作上的良好感觉和创作势头慢慢表
现出来了，我已经很注意他了。他这时期的小说，多是写机关里的小职员，写凡人琐事，
写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上不能上，下不能下的尴尬，写他们不甘流俗，却又无力冲破现
实樊篱的无奈。在对这些小人物的描绘中，王跃文似乎更关注他们的生命状态，他们的
精神实质。在手法上惯于调侃与反讽，那不动声色背后的冷峻与严肃却够你沉重一购的。
我觉得奇怪，这时候的王跃文在仕途上看起来春风得意，而他流诸笔端的却是另一种况
味。难道他内心深处别有一番风景？
在怀化，朋友们很热情，呼朋延友十余人，喝酒！王跃文自然在场，这时候我俩还
是相互客气着的。席间，杯来盏往，意气飞扬。湘西汉子喝酒是恣肆的，那次我记下了
王跃文关于喝酒的三个“不论”：酒杯不论大小，度数不论高低，颜色不论深浅。我从
来内向，木讷于言，话少，但酒倒喝得爽快，也同朋友们一杯一杯对着干。酒酣耳热了，
朋友们提出跳舞。于是十几条汉子东倒西歪，脚不分深浅，话不识轻重，闹哄哄地奔舞
厅而去。
往舞厅里一坐，方知这湘西一隅果真也藏龙卧虎。间会儿，朋友引来一位长发披肩
的画家，或者一位清丽可人的歌手，一一向我介绍。王跃文不太跳舞，多是坐在包厢的
沙发上，一声不响地喝啤酒。才喝足了烈酒，这会儿的啤酒只算是茶了。记得那包厢的
设计很有特色，像湘西的吊脚楼，凭窗可以望见舞池里轻歌曼舞的男女。看得出，王跃
文是喜欢安静的，却愿意随朋友去任何热闹的场合。他是从来不扫别人兴致的人。那晚，
王跃文同我说了许多，说他的身世，说他的工作，说他的感情生活，说算命先生给他算
的命。他说自己几乎是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的，因为在他尚未出生，父亲就因言获罪，
被遣回乡下老家。所以，自小母亲给他的家训就是：紧闭口，慢开言。大学毕业后，从
踏进县政府大院第一天起，他就显得少年老成，但心里却很不是味道。他说在那样的环
境里，人们成天说的话，内容也罢，形式也罢，都是早已程式化了的，你说的同别人说
的没有区别，说了同没说也没有区别。有时便莫名地感到惶恐和无聊。于是，他便开始
写小说。小说成了他另一种说话方式。王跃文的眸子在灯火明天中一会儿亮晶晶的，一
会儿又暗淡了。我想，凭他的聪慧、冷静和敏锐，只怕会成大器的。
我俩真正的交往，是他调到长沙以后，大概是1994年吧。我常跑到他家去喝酒，他
的爆炒仔鸭、擂钵辣椒拌黄瓜、酸姜酸萝卜让人称道不已。喝着啤酒，听他讲些耸人听
闻的故事，听他谈文学的见解，听他谈读到的好书，其乐融融，也获益匪浅。他关于文
学的见解常让我这个专职文学编辑汗颜，而他谈到顾准时的无限感慨又使我对他的社会
良知非常敬佩。
他创作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他的中篇小说《秋风庭院》揭开了
他官场小说的序幕。小说将一位离休地委书记的失落、孤寂描绘得淋漓尽致，营造出一
幅凝重的黄昏图景，初次显露了他对官场游戏规则和官场百态的精微体察、传神勾画的
本领。小说获得了'95《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雷达先生评论它是“极力要从对
革命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吟味中汲取养分，来抵挡这个欲望横流的世界”。这部中篇在95
—96年度鲁迅文学奖评选中，尽管初选时票数居前，但在最后还是未能获奖，让我痛心
了好一阵子。
此后，他的《今夕何夕》、《夜郎西》、《夏秋冬》等便陆续面世，几部小说浑然
一体，活脱脱一部当代《官场现形记》。说他的小说是官场现形记，这是最简便、最直
观的说法，好比精练的广告词，便于口碑传诵。其实这是对王跃文的误读。因为他的官
场小说系列在表现官场生存状态和游戏规则时，更写出一种超越道德标准的官场文化，
而不是简单地从道义上批判“厚黑”，谁是谁非。毕竟，《官场现形记》暗示的已不是
单纯题材上的意义，而是一种文学态度和取向，而这些恰恰是王跃文不愿认同的。
在广泛的评论中，他的官场小说获得较高的评价，甚至被说成了里程碑式的人物。
王跃文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的小说备受关注，只能说明如今人们太注意官场了，而
这绝不是一件太正常的事。因为日出月落，星转斗移，顺乎天道，人们并不会太在意头
顶的天空。而当出现了厄尔尼诺现象，气候失调，水旱交浸，人们就会把关注的目光投
向茫茫天宇。人们普遍认为王跃文是位专写官场的作家，他自己却并不认账。他说自己
从来只是把活生生的人当作描写的对象，官场只是他为表现人物而设计的空间罢了。他
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国画》，洋洋五十万字，对一批生存于权力中心和边缘人物的世
相百态的精微描写，呈现了一代人的精神漫画。小说在两个多月之内重印五次，这在当
代文学出版史上恐怕是一个纪录了。
《国画》我读了两次，先是读初稿，成书之后又读了一次。初读此书，我凭着编辑
的职业感觉，暗自认定这部小说一定会畅销，因为它太抓人了，叫人欲罢不能。重读时，
我的感觉从容多了，而这时冲击我心扉的是全书深深的忧患意识和高贵的精神力量。王
跃文再一次以他一贯的社会责任感和良知感动了我。而生活中的他并不是时刻都是一副
苦大仇深的样子，他同朋友们在一块儿嘻嘻哈哈，随意而放纵。他机警幽默，是个很会
写小说却不会讲笑话的人。他讲的笑话其实都有很好的脚本，只是不善于表演，往往是
自己忍不住先笑了，让听者笑得都有些莫名——笑谁呢？
初识王跃文，已是八年前的事了。那是深秋一个萧索的日子，在《湖南文学》简陋、
灰暗的编辑部。在这之前，我已经发了他两个小说，但我俩从未谋面。只知道王跃文是
溆浦县人，在县政府工作，好像头上还有顶官帽子。我不太懂政府机构庞杂的设置，也
不知道什么样的职务意味着什么样的权力。倒是知道溆浦在湘西算是一方灵秀的水土，
那地方出产很好的柑桔和枣子，也出文人。听他们怀化地区文联主席谭士珍先生讲，王
跃文得知自己的小说《无头无尾的故事》发表了，兴奋得跳离了地面三次，并伴之以狂
呼。这事至今忘了考证，似乎属小说家言，怕是虚构，至少有些夸张吧。因为后来我熟
识了王跃文，发现他不是个容易大喜或大悲的人，他属宁静淡远的那一类。那天见了面，
我俩握着手，用带着各自地方特色的普通话寒暄，相互打量。此君脸方额阔，眼睛内敛
有神。单看脸相，可说得上是气宇轩昂。但他身上那套僵硬的西装，却是典型的县级特
色，怎么也般配不了这脸。没说上几句话，我便走了。我早约了朋友打球。那时我还年
轻，文学事业于我似乎并不太重要，我不能容忍把自己的青春埋没在无休止的看稿、退
稿的琐碎里。
没多久，他便调到了怀化行署办公室，在仕途上好像很有长进。等到两年后我到怀
化出差时，又已给他发了三个小说。这时候，他在写作上的良好感觉和创作势头慢慢表
现出来了，我已经很注意他了。他这时期的小说，多是写机关里的小职员，写凡人琐事，
写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上不能上，下不能下的尴尬，写他们不甘流俗，却又无力冲破现
实樊篱的无奈。在对这些小人物的描绘中，王跃文似乎更关注他们的生命状态，他们的
精神实质。在手法上惯于调侃与反讽，那不动声色背后的冷峻与严肃却够你沉重一购的。
我觉得奇怪，这时候的王跃文在仕途上看起来春风得意，而他流诸笔端的却是另一种况
味。难道他内心深处别有一番风景？
在怀化，朋友们很热情，呼朋延友十余人，喝酒！王跃文自然在场，这时候我俩还
是相互客气着的。席间，杯来盏往，意气飞扬。湘西汉子喝酒是恣肆的，那次我记下了
王跃文关于喝酒的三个“不论”：酒杯不论大小，度数不论高低，颜色不论深浅。我从
来内向，木讷于言，话少，但酒倒喝得爽快，也同朋友们一杯一杯对着干。酒酣耳热了，
朋友们提出跳舞。于是十几条汉子东倒西歪，脚不分深浅，话不识轻重，闹哄哄地奔舞
厅而去。
往舞厅里一坐，方知这湘西一隅果真也藏龙卧虎。间会儿，朋友引来一位长发披肩
的画家，或者一位清丽可人的歌手，一一向我介绍。王跃文不太跳舞，多是坐在包厢的
沙发上，一声不响地喝啤酒。才喝足了烈酒，这会儿的啤酒只算是茶了。记得那包厢的
设计很有特色，像湘西的吊脚楼，凭窗可以望见舞池里轻歌曼舞的男女。看得出，王跃
文是喜欢安静的，却愿意随朋友去任何热闹的场合。他是从来不扫别人兴致的人。那晚，
王跃文同我说了许多，说他的身世，说他的工作，说他的感情生活，说算命先生给他算
的命。他说自己几乎是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的，因为在他尚未出生，父亲就因言获罪，
被遣回乡下老家。所以，自小母亲给他的家训就是：紧闭口，慢开言。大学毕业后，从
踏进县政府大院第一天起，他就显得少年老成，但心里却很不是味道。他说在那样的环
境里，人们成天说的话，内容也罢，形式也罢，都是早已程式化了的，你说的同别人说
的没有区别，说了同没说也没有区别。有时便莫名地感到惶恐和无聊。于是，他便开始
写小说。小说成了他另一种说话方式。王跃文的眸子在灯火明天中一会儿亮晶晶的，一
会儿又暗淡了。我想，凭他的聪慧、冷静和敏锐，只怕会成大器的。
我俩真正的交往，是他调到长沙以后，大概是1994年吧。我常跑到他家去喝酒，他
的爆炒仔鸭、擂钵辣椒拌黄瓜、酸姜酸萝卜让人称道不已。喝着啤酒，听他讲些耸人听
闻的故事，听他谈文学的见解，听他谈读到的好书，其乐融融，也获益匪浅。他关于文
学的见解常让我这个专职文学编辑汗颜，而他谈到顾准时的无限感慨又使我对他的社会
良知非常敬佩。
他创作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他的中篇小说《秋风庭院》揭开了
他官场小说的序幕。小说将一位离休地委书记的失落、孤寂描绘得淋漓尽致，营造出一
幅凝重的黄昏图景，初次显露了他对官场游戏规则和官场百态的精微体察、传神勾画的
本领。小说获得了'95《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雷达先生评论它是“极力要从对
革命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吟味中汲取养分，来抵挡这个欲望横流的世界”。这部中篇在95
—96年度鲁迅文学奖评选中，尽管初选时票数居前，但在最后还是未能获奖，让我痛心
了好一阵子。
此后，他的《今夕何夕》、《夜郎西》、《夏秋冬》等便陆续面世，几部小说浑然
一体，活脱脱一部当代《官场现形记》。说他的小说是官场现形记，这是最简便、最直
观的说法，好比精练的广告词，便于口碑传诵。其实这是对王跃文的误读。因为他的官
场小说系列在表现官场生存状态和游戏规则时，更写出一种超越道德标准的官场文化，
而不是简单地从道义上批判“厚黑”，谁是谁非。毕竟，《官场现形记》暗示的已不是
单纯题材上的意义，而是一种文学态度和取向，而这些恰恰是王跃文不愿认同的。
在广泛的评论中，他的官场小说获得较高的评价，甚至被说成了里程碑式的人物。
王跃文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的小说备受关注，只能说明如今人们太注意官场了，而
这绝不是一件太正常的事。因为日出月落，星转斗移，顺乎天道，人们并不会太在意头
顶的天空。而当出现了厄尔尼诺现象，气候失调，水旱交浸，人们就会把关注的目光投
向茫茫天宇。人们普遍认为王跃文是位专写官场的作家，他自己却并不认账。他说自己
从来只是把活生生的人当作描写的对象，官场只是他为表现人物而设计的空间罢了。他
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国画》，洋洋五十万字，对一批生存于权力中心和边缘人物的世
相百态的精微描写，呈现了一代人的精神漫画。小说在两个多月之内重印五次，这在当
代文学出版史上恐怕是一个纪录了。
《国画》我读了两次，先是读初稿，成书之后又读了一次。初读此书，我凭着编辑
的职业感觉，暗自认定这部小说一定会畅销，因为它太抓人了，叫人欲罢不能。重读时，
我的感觉从容多了，而这时冲击我心扉的是全书深深的忧患意识和高贵的精神力量。王
跃文再一次以他一贯的社会责任感和良知感动了我。而生活中的他并不是时刻都是一副
苦大仇深的样子，他同朋友们在一块儿嘻嘻哈哈，随意而放纵。他机警幽默，是个很会
写小说却不会讲笑话的人。他讲的笑话其实都有很好的脚本，只是不善于表演，往往是
自己忍不住先笑了，让听者笑得都有些莫名——笑谁呢？
王跃文
文坛中人说我是官人，官场中人说我是作家，用时髦话说，我是边缘人。其实，我
什么都不算，只是个尴尬人。
尴尬人偏遇尴尬事。一个天雪的冬天，我整天呆在南方一座城市的宾馆里，总在电
梯里上上下下。那个冬天，我的心情很灰，可别人不知道。从小，关于男人的教条告诉
我：男人应该刚强。所以面对百般无奈，我就这么强撑着。有时电梯里只剩我一个人了，
望着锃亮而冰冷的铝合金四壁，我禁忍不住，厉声叫喊。突然，电梯门打开了，宾馆大
厅里满是衣冠楚楚的男人和浓妆艳抹的女人。我立即挺直了腰，表情安详地融入这体面
的人群。可我心里清楚，自己不属于这里。人最可悲的是活得不明不白，最可怕的却又
是活得过于明白。后来，我把自己这种体验写进了长篇小说《国画》里。这其实是我许
多年以来苟存于世的心境，我就是在这种尴尬的心境中写作了一些中短篇和长篇小说。
也许，最尴尬的莫过于一个人到三十多岁了，才知道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原来并不是
那么回事。
我早就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因为听惯了太多的谎言。我曾试着相信自己的眼睛，
结果往往看到虚伪和欺骗。现在我只好相信自己的良心了。但会不会有一天自己也欺骗
了自己呢？果真到了那一天，我就不写小说了。
文坛中人说我是官人，官场中人说我是作家，用时髦话说，我是边缘人。其实，我
什么都不算，只是个尴尬人。
尴尬人偏遇尴尬事。一个天雪的冬天，我整天呆在南方一座城市的宾馆里，总在电
梯里上上下下。那个冬天，我的心情很灰，可别人不知道。从小，关于男人的教条告诉
我：男人应该刚强。所以面对百般无奈，我就这么强撑着。有时电梯里只剩我一个人了，
望着锃亮而冰冷的铝合金四壁，我禁忍不住，厉声叫喊。突然，电梯门打开了，宾馆大
厅里满是衣冠楚楚的男人和浓妆艳抹的女人。我立即挺直了腰，表情安详地融入这体面
的人群。可我心里清楚，自己不属于这里。人最可悲的是活得不明不白，最可怕的却又
是活得过于明白。后来，我把自己这种体验写进了长篇小说《国画》里。这其实是我许
多年以来苟存于世的心境，我就是在这种尴尬的心境中写作了一些中短篇和长篇小说。
也许，最尴尬的莫过于一个人到三十多岁了，才知道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原来并不是
那么回事。
我早就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因为听惯了太多的谎言。我曾试着相信自己的眼睛，
结果往往看到虚伪和欺骗。现在我只好相信自己的良心了。但会不会有一天自己也欺骗
了自己呢？果真到了那一天，我就不写小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