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父亲，我走到了油麻地中学的大门下。
他看了一眼门里一条铺着煤渣的白杨夹道，将我的身子扳动了一下，以使我的后背对着他。在我感觉到本来抓在他手里的铺盖卷已转移到我的背上时，我听到了他的声音――“自己走进去吧。”
那条道很宽，很长，两行白杨拔地而起，青森森地直指天空，让人觉得有一条深不见底的隧道，要通向另一个陌生而不可把握的世界。
我木着不动。
“王儒安倒是个不错的人，可是人家现在已经不是校长了。
现在的校长是人家汪奇涵……我就不送你进去了。“父亲是个小学教员。
我开始朝大门里挪动。额上已经有了虚汗。
“你一定要改掉害臊的毛病。不要把你读小学时的诨名再带到这里来。”
我明白，父亲是指小学校的老师与学生们给我起的外号“公丫头”。
他不将我一直送进去，还提这个诨名，这使我很恼羞，便放快了步子往前走。
然而走了一大段路，终于还是觉得胆怯，连忙回头去寻父亲，却早已不见他的踪影了。我站在大路上一阵彷惶，见实在我不着依靠，才只好独自往前走。
我家离学校十五里地，路远，必须在学校住宿。
照高年级一个学生的指引，报到之后，我背着铺盖卷，走过稻地间百十米长的一条窄窄的砖路，到了后面的宿舍。门都敞着，我朝其中一间探了探头，走了进去。屋里还未进人，我尽可以自由选择床铺。我牢记着母亲的一句重复了若干次的叮嘱――“莫睡在靠门口的地方，门口有夜风，能把嘴吹歪；也莫睡上铺，上铺太高，摔下来能把脑浆子摔出来。”我选择了中间一个下铺。
当我把铺盖卷放到这张床上去之后不久，接二连三地又来了三个同学。我们互不认识，但未等各自把铺盖卷好好铺开，就已熟悉了。他们的名字分别是：马水清、谢百三、刘汉林。最后我满脸通红地向他说了我的名字：林冰。
身体壮实如牛，皮肤黑如乌鱼皮的谢百三，似乎很勤快，找来一把发霉的秃笤帚和一块破抹布，一会儿工夫，就把我们的宿舍收拾得清清爽爽。但他却干得汗淋淋的，脖子上，就像积满尘埃的窗玻璃遭了一阵小雨，有一线一线的黑污垢条在往下流淌（后来的日子里，我几乎时刻都能看到他这副汗淋淋的如同在梅雨季节里走的形象）。
小屋子让人觉得很舒服。
马水清双腿交叉着传在门口，从裤兜里掏出一枚小圆镜子，转动着脸照了照，说：“我们出去走走吧。”
三人都赞成马水清的提议一一我们都还未来得及好好观看学校。
方圆几十里，就这么一所设有高中部的中学。它坐落在油麻地小镇后面的一片田野上。原先，这里是一片荒地。十多年前，就是父亲提起过的那个王儒安，赤手空拳，一无所有，令人吃惊地创办起了这所中学。当初只有初中班。那年，盖了三幢红瓦房。六七年前，他跑上跑下，最后终于得到上头与地方政府的支持，办起了高中班。于是，这片田野上又出现了三幢黑瓦房。红瓦房为初中部，黑瓦房为高中部，这些年来一直如此。这地方上的人总是对还在茅屋里读小学的孩子说：“好好念书，先进红瓦房，再进黑瓦房。”在他们看来，进红瓦房是一个理想，进黑瓦房则仅一个更大的理想。红瓦房、黑瓦房是两个台阶一一人生的两个台阶，象征意味十足。有许多小孩没有能够进红瓦房，也有许多小孩只在红瓦房待了三年，却未能进黑瓦房。当然，也有一些既进了红瓦房，又进了黑瓦房的。
这三种人，后来的前途确实有些不太一样。因此，这地方上的人，都用一种看殿堂庙宇的目光，站在大门外，远远地看红瓦房与黑瓦房。如果自己的孩子还尚未进入红瓦房，此时，目光里便有着幻想与期望；如果自己的孩子已经进人了红瓦房，目光里便有了一种满足与荣耀。
油麻地中学四周都是河，是个孤岛。
从宿舍到北面那大河，大约百十米，这之间是竹林与灌木丛。从宿舍向南到教室，又是百十米，这之间是荷塘、稻地和一条从西边大河引来的方便学生洗漱和洗衣服的小河。从教室向南，至校门，也是百十米，这之间是操场和学校的菜地。出校门不远，又是―条河，河上有座大桥，桥那边就是油麻地。
我们在校园里随意地走，看了红瓦房，又看黑瓦房，然后跑到了操场上，看高中生打篮球。那时候的高中生，岁数都不小，念到高三，二十出头的，并不在少数。其实，刚考进来的初中生，就有一些显得很是成人样子了。造成这种状况，原因不一：或是大人手头不够宽裕，拿不出钱来供孩子读书，就―日一日地延宕着，看看孩子真是大了，才不得不勒紧裤带，挤出几个钱来叫孩子上学去；或是仅仅因为每年有一两头猪拴着，需要孩子打猪草，眼看孩子再不读书就太晚了，才打发孩子去上学；或是地广人稀，学校离家远，那孩子上学，三日打鱼两日晒网，课程―天一天地耽误了下来，总是留级，等念完小学，已是十六七岁了……
我记得很清楚，入学后不久的一天，河东有个耕地的农民坐在河边抽烟，见我们班一个大个子同学，问：“你多大了？”
同学答道：“十七。”“知道想女人了吧？”大个子同学低头不语。那农民说：“臊什么？我有你这么大的时候，都给我老婆弄出两个小人了。”到了初一下半年，我就能感受到，校园里总有一股不安和焦躁的气氛。在篮球场上打篮球的，又都是高三的学生，高高大大的，真是已经很成熟了。他们让人无缘故地想到了种牛场上那些莫名其妙地烦恼着的种牛。
林荫首上，三三两两地走着几个已很有几分样子的女同学。
多日不雨，操场焦干，打篮球的穿得很少，在尘埃中跑动，并嗷嗷乱叫。
我们在边上看，看的心头直打颤颤。
篮球滚到了我脚下，我一头扑过去，抱起就跑，然后将它扔给刘汉林。刘汉林又扔给了马水清。人家追过来了，马水清抱起球就跑。人家在后面叫：“小孩，把球扔过来！”马水清却把球又扔给了我。高中生们先是觉得我们几个好玩，看着我们乐，但见我们竟有不想将球扔回去的意思，便骂着“新来的小杂种！”
一起追将过来。我赶紧扔掉球，与马水清、刘汉林、谢百三―起逃到了大路上。
我们去了小镇。
马水清似乎很有钱，用得也很大方，见到烀藕的，就给我们每人买一大段藕，见到卖菱角的，又买了好几斤菱角。谢百三用一张大荷叶托着菱角，我们一边吃，一边逛，一边将菱角壳扔到油麻地小镇的街上。最后，马水清竟然领我们进了一家小酒馆，要了一大盘猪头肉（我印象很深，堆得尖尖的），直吃得嘴油光光的。
出了小酒馆，我看看他们三人，觉得他们的的眼睛似乎也都浸了油，比先前亮了许多。
我们便成了好朋友。这之后的许多年里，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
玩了很长时间，重新回到宿舍后，我发现我的铺盖卷从我的铺上被挪到上铺去了，下铺换了另一副铺盖卷。
从小河边走进来一个男孩（其实很难再称他为“男孩”，他显得很老成，岁数要比我们中间任何―个人都大，似乎都有了淡淡的胡须了）。
马水清问：“你叫什么名字？”
“乔桉。”
“这涨铺上您好，这张铺上的铺盖卷是你的吗？”马水清问。
“是的。”乔桉回答，斜眼看了一眼马水清。
马水清一指我说：“那张铺已经是他的了。”
乔桉侧过脸来看看我。从此，那一双眼睛便永远长在了我的记忆里。那是―双又短又窄、眼角还微微下垂的眼睛，闪现在上散落下来的显得过长的头发里。
那目光里含着―种十分陌生的东西，在对你的面孔一照的一刹那间，使你觉得飘过两丝深秋的凉风来，心禁不住为之微微―颤。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那道目光里的东西叫‘怨毒“。
我年记本来就比他们几个小一点，长得更显小。我仿佛从乔桉嘴角轻微的一收之中，听出了他心里的―句话――“―个小屁孩子！”
乔桉根本就不理会马水清他们，转过身，收拾铺去了。
刘汉林和谢百三交叉着双腿，倚在双人床的床架上，冷冷地看着乔桉的后背。
马水清倚在后窗口，掏出小镜子来照着，并对着镜子不住地用下牙去磨上嘴唇，牙齿白生生地闪光。
我倚在门框上，在―片沉默里不知所措地望着他们三个，也不时愤怒地去望望那个明目张胆地侵占我床铺的乔桉。
乔桉藐视一切，他爬到铺上，很舒服地倚在床头上，伸开双腿，抓起一本破破烂烂的《烈火金刚》来看，仿佛这个世界里化有他一个人还是一个喘息着的生命。
马水清把小镜子放回口袋里，走过来，突然猛力一扯乔桉的褥子，将乔桉连人带褥子统统扯到了地上。
这大概太出乎乔桉所料了，他跌落到地上之后，愣了很长时间。当他从地上爬起来要去跟马水清纠缠时，我、刘汉林、谢百三，―起跑过来，站在了他的面前。出乎意料，下面的事情变得极为简单：乔桉对我们没有做任何动作，甚至连一句骂人的话都未留下，不声不响地收拾好他的铺盖卷，到另一间宿舍去了，只是临出门时侧过脸来，用了那双“乔桉的眼睛”朝我们“轮”了一眼。
乔桉走后，我就一直觉得他仿佛还在我们的屋子里。
他看了一眼门里一条铺着煤渣的白杨夹道，将我的身子扳动了一下，以使我的后背对着他。在我感觉到本来抓在他手里的铺盖卷已转移到我的背上时，我听到了他的声音――“自己走进去吧。”
那条道很宽，很长，两行白杨拔地而起，青森森地直指天空，让人觉得有一条深不见底的隧道，要通向另一个陌生而不可把握的世界。
我木着不动。
“王儒安倒是个不错的人，可是人家现在已经不是校长了。
现在的校长是人家汪奇涵……我就不送你进去了。“父亲是个小学教员。
我开始朝大门里挪动。额上已经有了虚汗。
“你一定要改掉害臊的毛病。不要把你读小学时的诨名再带到这里来。”
我明白，父亲是指小学校的老师与学生们给我起的外号“公丫头”。
他不将我一直送进去，还提这个诨名，这使我很恼羞，便放快了步子往前走。
然而走了一大段路，终于还是觉得胆怯，连忙回头去寻父亲，却早已不见他的踪影了。我站在大路上一阵彷惶，见实在我不着依靠，才只好独自往前走。
我家离学校十五里地，路远，必须在学校住宿。
照高年级一个学生的指引，报到之后，我背着铺盖卷，走过稻地间百十米长的一条窄窄的砖路，到了后面的宿舍。门都敞着，我朝其中一间探了探头，走了进去。屋里还未进人，我尽可以自由选择床铺。我牢记着母亲的一句重复了若干次的叮嘱――“莫睡在靠门口的地方，门口有夜风，能把嘴吹歪；也莫睡上铺，上铺太高，摔下来能把脑浆子摔出来。”我选择了中间一个下铺。
当我把铺盖卷放到这张床上去之后不久，接二连三地又来了三个同学。我们互不认识，但未等各自把铺盖卷好好铺开，就已熟悉了。他们的名字分别是：马水清、谢百三、刘汉林。最后我满脸通红地向他说了我的名字：林冰。
身体壮实如牛，皮肤黑如乌鱼皮的谢百三，似乎很勤快，找来一把发霉的秃笤帚和一块破抹布，一会儿工夫，就把我们的宿舍收拾得清清爽爽。但他却干得汗淋淋的，脖子上，就像积满尘埃的窗玻璃遭了一阵小雨，有一线一线的黑污垢条在往下流淌（后来的日子里，我几乎时刻都能看到他这副汗淋淋的如同在梅雨季节里走的形象）。
小屋子让人觉得很舒服。
马水清双腿交叉着传在门口，从裤兜里掏出一枚小圆镜子，转动着脸照了照，说：“我们出去走走吧。”
三人都赞成马水清的提议一一我们都还未来得及好好观看学校。
方圆几十里，就这么一所设有高中部的中学。它坐落在油麻地小镇后面的一片田野上。原先，这里是一片荒地。十多年前，就是父亲提起过的那个王儒安，赤手空拳，一无所有，令人吃惊地创办起了这所中学。当初只有初中班。那年，盖了三幢红瓦房。六七年前，他跑上跑下，最后终于得到上头与地方政府的支持，办起了高中班。于是，这片田野上又出现了三幢黑瓦房。红瓦房为初中部，黑瓦房为高中部，这些年来一直如此。这地方上的人总是对还在茅屋里读小学的孩子说：“好好念书，先进红瓦房，再进黑瓦房。”在他们看来，进红瓦房是一个理想，进黑瓦房则仅一个更大的理想。红瓦房、黑瓦房是两个台阶一一人生的两个台阶，象征意味十足。有许多小孩没有能够进红瓦房，也有许多小孩只在红瓦房待了三年，却未能进黑瓦房。当然，也有一些既进了红瓦房，又进了黑瓦房的。
这三种人，后来的前途确实有些不太一样。因此，这地方上的人，都用一种看殿堂庙宇的目光，站在大门外，远远地看红瓦房与黑瓦房。如果自己的孩子还尚未进入红瓦房，此时，目光里便有着幻想与期望；如果自己的孩子已经进人了红瓦房，目光里便有了一种满足与荣耀。
油麻地中学四周都是河，是个孤岛。
从宿舍到北面那大河，大约百十米，这之间是竹林与灌木丛。从宿舍向南到教室，又是百十米，这之间是荷塘、稻地和一条从西边大河引来的方便学生洗漱和洗衣服的小河。从教室向南，至校门，也是百十米，这之间是操场和学校的菜地。出校门不远，又是―条河，河上有座大桥，桥那边就是油麻地。
我们在校园里随意地走，看了红瓦房，又看黑瓦房，然后跑到了操场上，看高中生打篮球。那时候的高中生，岁数都不小，念到高三，二十出头的，并不在少数。其实，刚考进来的初中生，就有一些显得很是成人样子了。造成这种状况，原因不一：或是大人手头不够宽裕，拿不出钱来供孩子读书，就―日一日地延宕着，看看孩子真是大了，才不得不勒紧裤带，挤出几个钱来叫孩子上学去；或是仅仅因为每年有一两头猪拴着，需要孩子打猪草，眼看孩子再不读书就太晚了，才打发孩子去上学；或是地广人稀，学校离家远，那孩子上学，三日打鱼两日晒网，课程―天一天地耽误了下来，总是留级，等念完小学，已是十六七岁了……
我记得很清楚，入学后不久的一天，河东有个耕地的农民坐在河边抽烟，见我们班一个大个子同学，问：“你多大了？”
同学答道：“十七。”“知道想女人了吧？”大个子同学低头不语。那农民说：“臊什么？我有你这么大的时候，都给我老婆弄出两个小人了。”到了初一下半年，我就能感受到，校园里总有一股不安和焦躁的气氛。在篮球场上打篮球的，又都是高三的学生，高高大大的，真是已经很成熟了。他们让人无缘故地想到了种牛场上那些莫名其妙地烦恼着的种牛。
林荫首上，三三两两地走着几个已很有几分样子的女同学。
多日不雨，操场焦干，打篮球的穿得很少，在尘埃中跑动，并嗷嗷乱叫。
我们在边上看，看的心头直打颤颤。
篮球滚到了我脚下，我一头扑过去，抱起就跑，然后将它扔给刘汉林。刘汉林又扔给了马水清。人家追过来了，马水清抱起球就跑。人家在后面叫：“小孩，把球扔过来！”马水清却把球又扔给了我。高中生们先是觉得我们几个好玩，看着我们乐，但见我们竟有不想将球扔回去的意思，便骂着“新来的小杂种！”
一起追将过来。我赶紧扔掉球，与马水清、刘汉林、谢百三―起逃到了大路上。
我们去了小镇。
马水清似乎很有钱，用得也很大方，见到烀藕的，就给我们每人买一大段藕，见到卖菱角的，又买了好几斤菱角。谢百三用一张大荷叶托着菱角，我们一边吃，一边逛，一边将菱角壳扔到油麻地小镇的街上。最后，马水清竟然领我们进了一家小酒馆，要了一大盘猪头肉（我印象很深，堆得尖尖的），直吃得嘴油光光的。
出了小酒馆，我看看他们三人，觉得他们的的眼睛似乎也都浸了油，比先前亮了许多。
我们便成了好朋友。这之后的许多年里，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
玩了很长时间，重新回到宿舍后，我发现我的铺盖卷从我的铺上被挪到上铺去了，下铺换了另一副铺盖卷。
从小河边走进来一个男孩（其实很难再称他为“男孩”，他显得很老成，岁数要比我们中间任何―个人都大，似乎都有了淡淡的胡须了）。
马水清问：“你叫什么名字？”
“乔桉。”
“这涨铺上您好，这张铺上的铺盖卷是你的吗？”马水清问。
“是的。”乔桉回答，斜眼看了一眼马水清。
马水清一指我说：“那张铺已经是他的了。”
乔桉侧过脸来看看我。从此，那一双眼睛便永远长在了我的记忆里。那是―双又短又窄、眼角还微微下垂的眼睛，闪现在上散落下来的显得过长的头发里。
那目光里含着―种十分陌生的东西，在对你的面孔一照的一刹那间，使你觉得飘过两丝深秋的凉风来，心禁不住为之微微―颤。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那道目光里的东西叫‘怨毒“。
我年记本来就比他们几个小一点，长得更显小。我仿佛从乔桉嘴角轻微的一收之中，听出了他心里的―句话――“―个小屁孩子！”
乔桉根本就不理会马水清他们，转过身，收拾铺去了。
刘汉林和谢百三交叉着双腿，倚在双人床的床架上，冷冷地看着乔桉的后背。
马水清倚在后窗口，掏出小镜子来照着，并对着镜子不住地用下牙去磨上嘴唇，牙齿白生生地闪光。
我倚在门框上，在―片沉默里不知所措地望着他们三个，也不时愤怒地去望望那个明目张胆地侵占我床铺的乔桉。
乔桉藐视一切，他爬到铺上，很舒服地倚在床头上，伸开双腿，抓起一本破破烂烂的《烈火金刚》来看，仿佛这个世界里化有他一个人还是一个喘息着的生命。
马水清把小镜子放回口袋里，走过来，突然猛力一扯乔桉的褥子，将乔桉连人带褥子统统扯到了地上。
这大概太出乎乔桉所料了，他跌落到地上之后，愣了很长时间。当他从地上爬起来要去跟马水清纠缠时，我、刘汉林、谢百三，―起跑过来，站在了他的面前。出乎意料，下面的事情变得极为简单：乔桉对我们没有做任何动作，甚至连一句骂人的话都未留下，不声不响地收拾好他的铺盖卷，到另一间宿舍去了，只是临出门时侧过脸来，用了那双“乔桉的眼睛”朝我们“轮”了一眼。
乔桉走后，我就一直觉得他仿佛还在我们的屋子里。
小时候，我就很讨厌那种喜欢支使人的人。可是偏偏就有那么―些人，天生就有这种支使人的欲望与能力。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他们总能迅捷地站到支使人的位置上，然后充当指手画脚的头领角色。他们掌握和运用这种操纵权，总是得心应手，轻而易举。有些人不愿意被支使，可因为天性怯弱，或缺少足够的对抗智慧，心里很不是味道，可还是听命了，顺从了，虽说边做边恼火，做完了更恼火，而这恼火也只是在心中思路很不清晰地生闷气，却无其他办法。还有―些人，天生就是被人支使的料，在被支便时竟绝无不愉快一说，自然也毫无自尊心的损伤感。
马水清属于第―种人。刘汉林和谢百司则属于第三种人。我属于第二种人。但我对马水清倒并无反感。因为马水清可以支使天下人，却惟独不支使我。不公不支使我，还让我分享他的支使他人的那种天赋权利。我这人从小就有好人缘，后来的岁月告诉我：天下人不能做我朋友的，实在太少。
让我生气、窝火、心中愤愤难忍的是乔桉。他使我，使马水清，使我们都感到了一种拂之不去的压抑。
从开学的第一天起，他就开始支使我们大家。他与班主任邵其平保持着一种最密切的关系，并自然地、顺利地扮演了邵其平的使者、代言人，甚至就是邵其平本人的角色。他给我们造成―个强烈得无法抗拒的印象：他是被邵其平指定了、核准了的本班负责人。是他抱来了新作业本，然后又支使我和刘汉林或其他人将作业本分发给大家。是他去找管后勤的白麻子，联系好借出一些笤帚、水桶之类的工具，并在支使班上几位同学将这些工具取来后，又支使我们打扫整理教室。是他从办公室抱来篮球和排球，说：“今天下午后两节课自由活动。”
支使是―种不由自主的欲望，一种荡彻身心的快感。乔桉不加掩饰地表现着自己。我和马水清在被他支使时，心里充满压抑，可是在不被他支使时，心里除了压抑外还有一种孤立。因为我们清楚地感觉到，在乔桉当了我们的面支使其他同学去做什么事情时，他是在有意忽略和冷落我们。最使我们感到压抑的是，我们竟毫无理由来对乔桉的支使加以反抗。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得到邵其平的默许、认可的，并且又都是―些为了大家的公众的利益而做的好事。我们除了有―种被支使的压抑感以外，还有―种智力上、精神上皆被他比下去的压迫感。
乔桉似乎感觉到了这―点，偶尔突然用“乔桉的眼睛”看我们一下。
我看得出，在差不多两周的时间里，马水清―边在忍气吞声地承受着这种压抑，―边在暗暗地准备与乔桉做―种心理、智力和凶狠程度上的较量。他总是掏出那枚镜子来照自己，转动着脑袋，在脸上寻找着胡子或某些凸出物。
刘汉林对乔桉没有强烈的感晴反应。他―有时间就往篮球场跑。不管人家是不是在比赛，逮到球就到处乱跑。当许多人追来时，他就突然一弯腰，把球死死抱住，紧紧压在腹下，活像―只受了惊动而突然蜷起身子的虫子。他的躯体一旦形成这种姿态，即便是高中部的学生，也不可能将球夺去。直到在场的人答应让他往篮筐里投―球，他才会慢慢舒张开身体，抱了球去投篮。如果中途又有人偷袭，他会又一次突然一弯腰，将球压到腹下去。
他投球的样子很难看：双手端着球，然后往上抛。我们管这种姿势叫“端大便桶”。刘汉林“端大便桶”极有本领，百发百中。
鉴于他这两种本领，每次比赛时，我、马水清都要他与我们一拨儿。
谢百三就道干活，干得汗淋淋的。
又过了一周，马水清将乔桉的所作所为凝为一个明确的短句：“乔桉想当班长！”
马水清在同学们中间不动声色地重复着这个短句，仿佛在重复一句咒语，或打出去―梭子弹。有时，我和刘汉林、谢百三，也很兴奋地把这个短句在同学间传播着。于是这个短句像朦胧中一道耀眼的闪电，刷地照亮了乔桉，也照亮了大家的眼睛。人讨厌野心的心理大概与生俱来。大家再看乔桉时，仿佛不再是看一个人，而是在看一颗野心。
乔桉从在大家的目光里看出了异样。但乔桉永远是乔桉。他用他的神情在他的脸上写着：我就是要做班长！他把这张脸挑战性地在马水清的目光里停―停，又在我的目光里停―停。他之所以敢如此放肆，是因为他已从邵其平口里得到暗示：好好干，就是你当班长。他以他出色的工作，已经赢得了邵其平的信任。邵其平之所以迟迟不落实班干部―事，就是想通过―段时间的考验，找到―个可以分担他工作的人。显然，他对乔桉是欣赏的。他开始慢慢地给全班同学进行―种感觉上的渗透：不必要经过大家选举了，乔桉将自然过渡为正式班长。
于是，不少同学做出了被动认可的姿态。当乔桉再支使他们时，他们就摆出一副顺民的嘴脸，笑嘻嘻地去做了。有人还显出了巴结乔桉的俗样，如爱把玩一管笛子的姚三船。乔桉也喜欢吹一吹笛子，姚三船便去河边的芦苇丛，撅了十几根粗硬的芦苇，然后用脚将它们踩破，小心翼翼地将里面的薄膜采下，在阳光下照一照，夹在书页里压好，然后送给乔桉。这―举动，被我亲眼所见，因此，后面的好几年时间里，我总是对姚三船喜欢不起来。
记得是―个上午，马水清领着―伙人来到了办公室。他回头看到自己身后有不少人站在台阶下，便很气粗地走到邵其平跟前，说：“我们要求早点选举班干部！”
马水清的声音大了―点，惊动了坐在另一张办公桌前的校长汪奇涵。他掉过头来朝这边看。可能学校曾经有过“班干部必须经过选举”的规定，邵其平咱让汪奇涵知道他有不打算选举的念头，便出乎我们意料地说：“着急什么！已经安排啦，本周内就选举。你们都回班上去，过―会儿我就要去班上说这件事。！
公开选举，这是肯定无疑了。但邵其平把“我看乔桉就很适合当班长”的倾向性态度也暗暗地表示出来。其选举结果很可能还是乔桉当班长。这比不选举就使他变成班长还要糟糕――大家自己选的，就没有丝毫理由不去接受乔桉的支使。
所谓酝酿，也正在盲目地往―寸方向而去：就选乔桉当班长吧.我和马水清等几个感到了一种无可奈何，―种虚弱。我甚至觉得，局面也就这样了，已根本不可逆转了。当我看到乔桉在忙忙碌碌做着选举班委会的―些准备工作时，觉得这个班长非他莫属。我甚到认为：也只有他合适做这个班长。
马水清不时照他的小镜子。
此时此刻，他又是在哪―种情境与哪一种意义上照他的小镜子呢？
选举前，马水清悄悄把我叫到厕所后面，小声问我：“你知道吗，乔桉没有父亲？”
“我不知道。”
马水清擤了―下鼻涕，告诉我―个让人顿生龌龊感和下贱感的故事（他说他是从高―班―个学生那儿听到的）：乔桉的父亲就是他的外公。他十岁时，放火烧了那老东西的房子，和他母亲一起走了三百里路，逃到了现在的邹庄。
我和马水清抑制不住激动地从厕所后面走出来，在路上正巧遇到了乔桉。我突然觉得比我高出―头的乔桉的样子，确实很猥琐：那双小眼睛，让我觉得是―对令人不快的动物的小眼睛；他头上那些稀黄的头发，让我想到了冬天臭水沟边上的衰草。我似乎明白了一点，他为什么总是用那种目光来面对世界了。
我希望这个故事只有我和马水清两人守着。然而，我终于没有去阻止这个故事的流传。那些天，我觉得全班同学都在用轻蔑的目光瞟着乔桉，仿佛要在他的脸上、身上看出某种让人不齿的痕迹来。我看到乔桉像―堆雪地上的火，慢慢地很丑陋地熄灭掉了。但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种更可怕的东西在黑暗里生长着。
就在全班同学深陷疑惑之际，马水清说：“我们为什么不选谢百三当班长？”
众人都掉过头来看他，随即，又掉过头去看谢百三。
“谢百三整天都是汗淋淋的！”马水清一指谢百三，“汗淋淋的！”
于是“汗淋淋的”这―印象立即在大家的感觉里变得异常清晰，又异常深刻起来：汗淋淋的，汗淋淋的……
选举的结果是马水清所期望的：汗淋淋的谢百三当了班长。
后来，从初中到高中，谢百三当了五年多班长（高三上学期，他辍学离校），就是靠那副―年四季都“汗淋淋的”形象。
选举那天，乔桉说他生病了，独自一人躺在宿舍里，没有到教室来。
在选举过程中以及选举结束后，我始终没有太激动的情绪。
马水清似乎也很淡漠。只有谢百三显得有点激动，越发地汗淋淋的。
马水清属于第―种人。刘汉林和谢百司则属于第三种人。我属于第二种人。但我对马水清倒并无反感。因为马水清可以支使天下人，却惟独不支使我。不公不支使我，还让我分享他的支使他人的那种天赋权利。我这人从小就有好人缘，后来的岁月告诉我：天下人不能做我朋友的，实在太少。
让我生气、窝火、心中愤愤难忍的是乔桉。他使我，使马水清，使我们都感到了一种拂之不去的压抑。
从开学的第一天起，他就开始支使我们大家。他与班主任邵其平保持着一种最密切的关系，并自然地、顺利地扮演了邵其平的使者、代言人，甚至就是邵其平本人的角色。他给我们造成―个强烈得无法抗拒的印象：他是被邵其平指定了、核准了的本班负责人。是他抱来了新作业本，然后又支使我和刘汉林或其他人将作业本分发给大家。是他去找管后勤的白麻子，联系好借出一些笤帚、水桶之类的工具，并在支使班上几位同学将这些工具取来后，又支使我们打扫整理教室。是他从办公室抱来篮球和排球，说：“今天下午后两节课自由活动。”
支使是―种不由自主的欲望，一种荡彻身心的快感。乔桉不加掩饰地表现着自己。我和马水清在被他支使时，心里充满压抑，可是在不被他支使时，心里除了压抑外还有一种孤立。因为我们清楚地感觉到，在乔桉当了我们的面支使其他同学去做什么事情时，他是在有意忽略和冷落我们。最使我们感到压抑的是，我们竟毫无理由来对乔桉的支使加以反抗。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得到邵其平的默许、认可的，并且又都是―些为了大家的公众的利益而做的好事。我们除了有―种被支使的压抑感以外，还有―种智力上、精神上皆被他比下去的压迫感。
乔桉似乎感觉到了这―点，偶尔突然用“乔桉的眼睛”看我们一下。
我看得出，在差不多两周的时间里，马水清―边在忍气吞声地承受着这种压抑，―边在暗暗地准备与乔桉做―种心理、智力和凶狠程度上的较量。他总是掏出那枚镜子来照自己，转动着脑袋，在脸上寻找着胡子或某些凸出物。
刘汉林对乔桉没有强烈的感晴反应。他―有时间就往篮球场跑。不管人家是不是在比赛，逮到球就到处乱跑。当许多人追来时，他就突然一弯腰，把球死死抱住，紧紧压在腹下，活像―只受了惊动而突然蜷起身子的虫子。他的躯体一旦形成这种姿态，即便是高中部的学生，也不可能将球夺去。直到在场的人答应让他往篮筐里投―球，他才会慢慢舒张开身体，抱了球去投篮。如果中途又有人偷袭，他会又一次突然一弯腰，将球压到腹下去。
他投球的样子很难看：双手端着球，然后往上抛。我们管这种姿势叫“端大便桶”。刘汉林“端大便桶”极有本领，百发百中。
鉴于他这两种本领，每次比赛时，我、马水清都要他与我们一拨儿。
谢百三就道干活，干得汗淋淋的。
又过了一周，马水清将乔桉的所作所为凝为一个明确的短句：“乔桉想当班长！”
马水清在同学们中间不动声色地重复着这个短句，仿佛在重复一句咒语，或打出去―梭子弹。有时，我和刘汉林、谢百三，也很兴奋地把这个短句在同学间传播着。于是这个短句像朦胧中一道耀眼的闪电，刷地照亮了乔桉，也照亮了大家的眼睛。人讨厌野心的心理大概与生俱来。大家再看乔桉时，仿佛不再是看一个人，而是在看一颗野心。
乔桉从在大家的目光里看出了异样。但乔桉永远是乔桉。他用他的神情在他的脸上写着：我就是要做班长！他把这张脸挑战性地在马水清的目光里停―停，又在我的目光里停―停。他之所以敢如此放肆，是因为他已从邵其平口里得到暗示：好好干，就是你当班长。他以他出色的工作，已经赢得了邵其平的信任。邵其平之所以迟迟不落实班干部―事，就是想通过―段时间的考验，找到―个可以分担他工作的人。显然，他对乔桉是欣赏的。他开始慢慢地给全班同学进行―种感觉上的渗透：不必要经过大家选举了，乔桉将自然过渡为正式班长。
于是，不少同学做出了被动认可的姿态。当乔桉再支使他们时，他们就摆出一副顺民的嘴脸，笑嘻嘻地去做了。有人还显出了巴结乔桉的俗样，如爱把玩一管笛子的姚三船。乔桉也喜欢吹一吹笛子，姚三船便去河边的芦苇丛，撅了十几根粗硬的芦苇，然后用脚将它们踩破，小心翼翼地将里面的薄膜采下，在阳光下照一照，夹在书页里压好，然后送给乔桉。这―举动，被我亲眼所见，因此，后面的好几年时间里，我总是对姚三船喜欢不起来。
记得是―个上午，马水清领着―伙人来到了办公室。他回头看到自己身后有不少人站在台阶下，便很气粗地走到邵其平跟前，说：“我们要求早点选举班干部！”
马水清的声音大了―点，惊动了坐在另一张办公桌前的校长汪奇涵。他掉过头来朝这边看。可能学校曾经有过“班干部必须经过选举”的规定，邵其平咱让汪奇涵知道他有不打算选举的念头，便出乎我们意料地说：“着急什么！已经安排啦，本周内就选举。你们都回班上去，过―会儿我就要去班上说这件事。！
公开选举，这是肯定无疑了。但邵其平把“我看乔桉就很适合当班长”的倾向性态度也暗暗地表示出来。其选举结果很可能还是乔桉当班长。这比不选举就使他变成班长还要糟糕――大家自己选的，就没有丝毫理由不去接受乔桉的支使。
所谓酝酿，也正在盲目地往―寸方向而去：就选乔桉当班长吧.我和马水清等几个感到了一种无可奈何，―种虚弱。我甚至觉得，局面也就这样了，已根本不可逆转了。当我看到乔桉在忙忙碌碌做着选举班委会的―些准备工作时，觉得这个班长非他莫属。我甚到认为：也只有他合适做这个班长。
马水清不时照他的小镜子。
此时此刻，他又是在哪―种情境与哪一种意义上照他的小镜子呢？
选举前，马水清悄悄把我叫到厕所后面，小声问我：“你知道吗，乔桉没有父亲？”
“我不知道。”
马水清擤了―下鼻涕，告诉我―个让人顿生龌龊感和下贱感的故事（他说他是从高―班―个学生那儿听到的）：乔桉的父亲就是他的外公。他十岁时，放火烧了那老东西的房子，和他母亲一起走了三百里路，逃到了现在的邹庄。
我和马水清抑制不住激动地从厕所后面走出来，在路上正巧遇到了乔桉。我突然觉得比我高出―头的乔桉的样子，确实很猥琐：那双小眼睛，让我觉得是―对令人不快的动物的小眼睛；他头上那些稀黄的头发，让我想到了冬天臭水沟边上的衰草。我似乎明白了一点，他为什么总是用那种目光来面对世界了。
我希望这个故事只有我和马水清两人守着。然而，我终于没有去阻止这个故事的流传。那些天，我觉得全班同学都在用轻蔑的目光瞟着乔桉，仿佛要在他的脸上、身上看出某种让人不齿的痕迹来。我看到乔桉像―堆雪地上的火，慢慢地很丑陋地熄灭掉了。但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种更可怕的东西在黑暗里生长着。
就在全班同学深陷疑惑之际，马水清说：“我们为什么不选谢百三当班长？”
众人都掉过头来看他，随即，又掉过头去看谢百三。
“谢百三整天都是汗淋淋的！”马水清一指谢百三，“汗淋淋的！”
于是“汗淋淋的”这―印象立即在大家的感觉里变得异常清晰，又异常深刻起来：汗淋淋的，汗淋淋的……
选举的结果是马水清所期望的：汗淋淋的谢百三当了班长。
后来，从初中到高中，谢百三当了五年多班长（高三上学期，他辍学离校），就是靠那副―年四季都“汗淋淋的”形象。
选举那天，乔桉说他生病了，独自一人躺在宿舍里，没有到教室来。
在选举过程中以及选举结束后，我始终没有太激动的情绪。
马水清似乎也很淡漠。只有谢百三显得有点激动，越发地汗淋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