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離華赴美之際，直想把我們這代人昔日做過的夢通通拋卻腦後。這些我們從父輩那兒稟來的夢，當年曾使我心血翻涌，熱淚長流，而今卻已化作一堆惡魘。踏上美國的土地，我發誓要翻開生活的新篇章，讓舊日的恐懼、憤怒和錐心的悔恨隨風飄去，化解人我之間的防範與隔閡，在麻省這座美利堅的文化大熔爐中再造一個新我。但不久我就發現：這願望不過是另一場美夢。
往事殊難忘懷；就像我在凌晨3點會不由自主地醒來，那是我70年代初在東北養成的習慣。夢回時，我渾不知身係何鄉。空氣中的寒意使我想起了北大荒。慢慢地，慘淡的夜色滲人簾攏，涌上心頭的是陣陣憂慮。
我離開中國時被迫無奈改換了J－1簽證，因此我畢業之後必須回國工作兩年。這規定使我根本無法和世界各國來的留學生平等競爭，在美國謀個好職業。
我還聽說不久前中央情報局曾派人來麻州大學調查我，當時我們係主任是位浪漫的左派詩人，他不但拒絶回答特工人員的問題，而且指着對方鼻子讓他們從大學滾出去。聽了這話，我不勝懊惱，又不便對人言說我其實私心希望這位教授能為我美言幾句，好讓我從此免受中情局的青睞。
在社交和文化上我覺得自己簡直是格格不入，在此後的歲月裏，任我多麽努力，也永遠難以融入美國的主流社會，衹能做一個孤獨的邊緣人。
一嚮心高氣做的我有時簡直對自己全然失去了信心，甚至懷疑我的頭腦是否天生不如別人。
連綿不斷的憂思明白無誤告訴我此時此刻身在異國他鄉。再造一個新我談何容易！前途既如此渺茫，過往的回憶，儘管時時使我愧悔，倒又顯得實在。
於是我任思緒回返故國，回到北大荒我打夜班的養豬場。對一個在伯爾尼、日內瓦和北京嬌生慣養長大的17歲的女孩來說，打夜班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頭天我先得跟其他人一樣幹足10小時的活兒，把豬群趕到草甸子上去放牧，回來再喂它們飼料，清掃豬圈。天擦黑，同伴都放工回村吃飯休息了，等最後一個人一走，我就衹能孤零零與幾百頭豬為伍。我的任務是保護它們在夜間的生命安全，外加把它們打起來三次——午夜一次，凌晨3點一次，天亮又一次——逼它們在圈外“方便”，免得這幫傢夥把自己的“臥室”弄髒。
在這樣的夜晚，我手中的馬燈織出一個昏黃的光環，閃爍晃動在北大荒無邊無際的黑暗裏，四面都是大片的沼澤。天風呼嘯，月色慘白，有如一個鬼魂在漫遊。豬號周圍的草到夏天長得有一人高，覬覦獵崽的餓狼常常躲在草叢裏伺機進犯。窗外，我的狗在夜半會象狼一樣地厲聲嚎叫，引得村裏其它狗和它們遙相呼應；又或者呼應的根本就是馳過荒原的狼群，我着實分不清究竟是狗群還是狼群在這磐石般的黑夜裏引頸長嗥。
鼕日來臨，長夜漫漫了無盡頭。下午4點我就得點起馬燈，直到次日9點。戶外的平原積雪茫茫，總有二尺多深。第一場大煙泡颳過之後，豬場茅屋的南邊就會形成一面堅硬的雪坡，坡頂幾齊屋檐高，整個鼕天都不會完全融化。午夜後的氣溫往往降到零下40度，衹要一出屋門，朔風撲面，媽媽給的那件厚實的羊皮大衣立刻變得像一張薄紙。
有時暴風雪籠罩着整個地區，我就會想起老鄉們講的故事：有些人在風雪裏轉了嚮，恐懼使得他沒命地狂奔，跑着跑着終因體力耗盡倒在雪地上，長眠不起，他們的屍體被冰雪封存，顔色如生。來年4月，如果狼群未曾光顧，人們還能在荒原上再度見到這些失蹤者的遺容。
還有更倒黴的。有時遇難者距傢門僅數步之遙，但因漫天狂風暴雪打得人睜不開雙眼，辨不清東西，這些人明明覺得在往前走，其實卻在一個地方打轉，當地人稱之為“鬼打墻”。此時，若無他人及時援手，迷途者難免死路一條。
我獨自打夜班的時候，腦子裏閃過的盡是這些怪異的傳說，耳邊豬群的鼾聲氣勢恢宏，此起彼伏。我右手持鞭，左手提馬燈，在豬圈間巡行。貼身的衣兜裏還藏了把鋒利的剪刀，這是用來防身的最後一着。
當時我雖衹有門歲，也還沒天真到居然相信一旦被襲擊，剪刀就能救我一命或保我清白。但除此之外又有什麽別的法子呢？我曾經想過放鞭炮，這倒是個高招，但如何保證既不讓鞭炮受潮，又能在情急之下點着它，我實在想不出個好辦法。
豬號茅屋的墻上不知誰留下一面鑼。我衝着這面鑼開心了一陣，琢磨它能派上什麽用場。村子裏離豬號最近的房子起碼也有一裏多，由於天氣寒冷，這兒的人即使在大夏天睡覺也關着門窗。嚴鼕時節更是把木屑填在兩層玻璃窗中間保暖，也就是說鼕天的屋子幾乎處於全封閉狀態。要是夜裏豬號真出什麽事，敲鑼打鼓放鞭炮都無濟於事。所以我最好面對現實，別抱什麽幻想。
其實我若一開始不主動請纓，誰也不會讓我來豬號打夜班，我也就用不着傷這份腦筋了。在我來豬場以前，這兒從沒人想到女人還能在豬號打夜班。到了1969年，不知怎麽一來二去男勞力不夠了，我便嚮豬號的陳頭兒自告奮勇說我也可以參加打夜班。這話開始他聽了也沒當真，後來他弄明白我不是在鬧着玩，便上下打量我，好像他以前不認識我一樣。
說起來這也不是我第一次自告奮勇了。1968年夏我就自願不留北京而來到了北疆。當時我之所以决定這麽做，是覺得城鄉差別對千千萬萬的人太不公平，為什麽我和我的同學們生來就享受中國所能提供的一切上佳待遇，包括在大城市生活，進重點學校，用一流圖書館，逛各類書店，參觀博物館，以及假日去公園遊園和觀看各種歌舞戲劇演出，而另一批年輕人衹能在窮鄉僻壤自生自滅，永遠得不到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新中國理應人人平等。我們若真立志改造社會，便須先從自己做起，放棄我們已有的特權，把進城上大學的機會讓給貧下中農的子女。至於我們自己，則應到農村去艱苦磨煉，一如革命戰爭曾經磨煉了我們的父母。最終我們定能消滅中國的城鄉差別。我就是抱着這樣的信念來到烏蘇裏江邊一個叫做涼水泉的小屯。
來涼水泉不到3個月，我又自告奮勇了一回，要求去最髒的豬號工作。這回我是打算嚮自己溺戰，因為從小我就習慣住整潔的房子，用幹淨的盥洗設備。我所做的惡夢中最讓我恐懼的莫過於被劾稠腥臭的糞便所圍困。一腳踩下去，熱烘烘的大糞滲透鞋幫，蒸騰的臭氣令我幾欲暈去。驚醒時，周身都是雞皮疙瘩。
在我看來，這種折磨比革命先烈所受的嚴刑拷打還要可怕一百倍。我知道這種思想是錯誤的，屬於剝削階級無疑。中國的農民歷來以大糞為肥料，喜歡它還來不及。所以我認為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去豬號工作是最好的辦法。
打夜班是我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自告奮勇。此後我發現了一個令人不快的規律：不論在哪個單位，當你第一次站出來自告奮勇時，領導會驚訝地表揚你，但隨即，自願便成了義務。他們覺得這是你分內之事。更糟的是領導會利用你的榜樣，對別人施加壓力，讓人人都成為“自願者”。幾個月後，豬號裏所有女職工都“自願”參加打夜班了，可我知道她們中好些人是出於無奈。我開始後悔，覺得我這麽做實在有點對不起大夥兒。
事實上我真正悔不當初是在1971年夏，老眯子打夜班出了事的時候。老眯子是當地老鄉給豬號的一名哈爾濱女知青取的外號，意思是說她的腦子頗有些迷糊。像多數北方姑娘一樣，老眯子長得高大豐滿，18歲已發育得很好。一天晚上她在豬號打夜班，事後誰也不知道那天夜裏究竟發生了什麽，衹知道第二天老眯子對村裏的人說老陳把她給強姦了。
出事時正趕上我第一次回傢探親。等我從北京回村時，老眯子已經調走，調到一個極遠的農場去了。當時領導常采取這種做法，說起來還是為她好。不過因此我一直都沒機會聽她本人講起這件事的本末。
我聽到的都是些不胚而走的流言。豬號的其他女知青告訴我，老眯子那幾天哭得很傷心，一邊哭一邊反復叨叨：“這我可怎麽辦呀？我沒臉見人了。我把我爸我媽的面子都丟光了，以後還怎麽做人呢？我不想活了！”
村裏的老鄉們則說這事不可能是強姦，老眯子準是當時半推半就而事後又反悔了。理由呢？老陳的又不是陌生人。他是豬號的頭兒，平日裏手把手教她幹活哩。晚上大夥兒也常見她去老陳傢吃個飯，用縫紉機補個衣服什麽的。
這固然不假，不過豬號的女知青誰沒跟老陳一起幹過活，嚮他學過手藝？晚上我們也都去他傢串過門兒，吃過飯，這在當時叫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正是領導大力提倡的。老陳出身貧農，又當過志願軍，堪稱我們“結合”的首選人物。
後來，村裏又傳開另一種說法，說老眯子忒傻。頭一件，她不該跟老陳發生關係，老陳有妻有子，歲數恐怕比她爹還大；再說了，就是有了這事，也犯不着逢人就說老陳把她給強姦了。看看結果好了，領導把她調哪兒也無濟於事，這種事一傳十，十傳百，早晚會傳到她的新單位。將來誰還要娶她？她將來名聲掃地，沒臉見人，也怪不了誰，衹能怪她自己不聰明。
事發之後，老陳也曾讓村裏的第一把手趙指導員盤問了一番，後來他就被調到基建隊蓋房子去了。有人見此便評說趙指導員襢護老陳，因他倆都是揚州人，是老鄉。又有人不以為然，說你還能把老陳怎麽着？在中國，一個臭農民你能怎麽懲罰他？開除黨籍？可他又不是黨員；降級撤職？他本來就是平頭百姓一個；吊銷城市戶籍？也不可能；幹脆開除國籍，哪個國傢又會要他呢？正應了一句俗話：死豬不怕開水燙。
於是老眯子事件就這麽不瞭瞭之。最後人們把她的閑話說膩了，她也就漸漸被遺忘了。也許這正是她所希望的吧。她離開後再沒回來過，也不給任何人寫信，完全從我們的生活中匿跡銷聲了。但她淹留在我的記憶深處，幾年之內，時時出現在我的夢裏：紅撲撲的臉蛋，粗手大腳，一個初長成人的妙齡姑娘。她飛紅了臉在笑，開開心心的，我確實從來沒見她哭過。
除了這場風波，另一件事也讓我對打夜班頗為懊喪。此事起因極小：豬號沒有鬧鐘。這對別人似無大礙，但對我來說，半夜3點讓我醒來真比登天還難。
有時一睜眼發現已是紅日當窗，這種睡過了頭的惶恐我至今記憶猶新。結果所有豬圈都一塌糊塗，其他人得在低矮的棚頂下忍受着蚊子的襲擊和臭氣的熏蒸，數小時才能把豬圈都清幹淨。唉，這紅着臉嚮同伴連連道歉的滋味真不好受。即使大傢嘴上不說什麽，他們的眼神卻讓我無地自容。這種場合，解釋是於事無補的。
可是鬧鐘哪裏是說買就能買得起的？當時，我一個月32元的工資得應付所有的日用開支：伙食12元，剩下的需要拿來買衣服、鞋子、勞動手套、郵票、牙膏牙刷、肥皂洗衣粉、手紙衛生紙、蠟燭電池，再加幾聽令人絶難抗拒的水果罐頭。這還不算，兩年內我還得攢下至少30元作為回傢探親的路費。我掐指算算，10塊錢一隻的鬧鐘還是買不起。看來我得像別人一樣不用鬧鐘自己醒。
日復一日，有志者事竟成，我終於把自己訓練得能在半夜3點準時醒來，就像有誰在我腦袋裏裝了一隻看不見的魔鐘。開始我對這一成就興奮不已，但很快我就倍嘗苦果：不管我打不打夜班，這衹魔鐘準在半夜3點把我鬧醒。3年後我離開豬場下大田幹活，可我不知怎樣才能將此消息通知這永不停擺的魔鐘。
又過了兩年，我離開北大荒回父母身邊讀書，仍舊甩不掉這個該死的習慣；80年代，我發現即使遠渡重洋，到了地球另一邊，這習慣仍像一個幽靈跟定了我。無奈，我衹好接受北大荒送給我的這件推辭不掉的紀念。
多少次半夜醒來再也回不到渴望的“黑甜鄉”，惱得我掉眼淚。1973年我開始自學英文，這之前有整整7年時間我沒摸過課本，當時我已經22歲了，重整學業對我殊非易事。我實在不願夜裏失眠，缺了覺我第二天準保頭重腳輕，腦袋成了一桶漿糊。這種時候，我真想和上帝也好魔鬼也好達成一筆交易：寧願少活10年，衹要有誰讓我不再受此煎熬。
如今我重溫舊事，儘管有着酸澀的無奈，卻也覺得半夜3點醒來並非一無是處，至少夢回之時我還清楚地記得那醒來前的夢境。回想它以及我平生做過的許多白日夢，我開始思考，我不會再遺忘。
在農場，白天幹活幹得暈頭轉嚮，幾乎無暇回味夢境。晚上，我們的宿舍是十人一屋，南北兩張大通鋪，各睡五人，中間隔條四五尺寬的走道。在這樣的房間裏要想點自己的心思，衹能是半夜三更夢醒時。
此刻周圍沒有警惕的眼睛和竪起的耳朵，我盡可以在夜色保護下們心自問：我到底是什麽人？是奶奶那樣頑固不化的舊貴族，還是新中國培養出來的有文化的新農民？是共産主義的可靠接班人，還是骨子裏極端反動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否衹有為人民服務，做革命的蠃絲釘，人生纔有意義？生活的目的究竟在哪兒？為了理想，我情願作出哪些犧牲？又有什麽是我幾經反復纔明白，即使為了父輩和我們的理想，我也决然不能放棄的？為使夢想成真，我們做了多少蠢事？作了多少孽？如果是為了想解救天下受苦人而鑄成大錯，上天是否會寬恕我們？縱能逃過報應，一個人又如何面對自己良心法庭的審判呢？
(tianyabook.com)
往事殊難忘懷；就像我在凌晨3點會不由自主地醒來，那是我70年代初在東北養成的習慣。夢回時，我渾不知身係何鄉。空氣中的寒意使我想起了北大荒。慢慢地，慘淡的夜色滲人簾攏，涌上心頭的是陣陣憂慮。
我離開中國時被迫無奈改換了J－1簽證，因此我畢業之後必須回國工作兩年。這規定使我根本無法和世界各國來的留學生平等競爭，在美國謀個好職業。
我還聽說不久前中央情報局曾派人來麻州大學調查我，當時我們係主任是位浪漫的左派詩人，他不但拒絶回答特工人員的問題，而且指着對方鼻子讓他們從大學滾出去。聽了這話，我不勝懊惱，又不便對人言說我其實私心希望這位教授能為我美言幾句，好讓我從此免受中情局的青睞。
在社交和文化上我覺得自己簡直是格格不入，在此後的歲月裏，任我多麽努力，也永遠難以融入美國的主流社會，衹能做一個孤獨的邊緣人。
一嚮心高氣做的我有時簡直對自己全然失去了信心，甚至懷疑我的頭腦是否天生不如別人。
連綿不斷的憂思明白無誤告訴我此時此刻身在異國他鄉。再造一個新我談何容易！前途既如此渺茫，過往的回憶，儘管時時使我愧悔，倒又顯得實在。
於是我任思緒回返故國，回到北大荒我打夜班的養豬場。對一個在伯爾尼、日內瓦和北京嬌生慣養長大的17歲的女孩來說，打夜班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頭天我先得跟其他人一樣幹足10小時的活兒，把豬群趕到草甸子上去放牧，回來再喂它們飼料，清掃豬圈。天擦黑，同伴都放工回村吃飯休息了，等最後一個人一走，我就衹能孤零零與幾百頭豬為伍。我的任務是保護它們在夜間的生命安全，外加把它們打起來三次——午夜一次，凌晨3點一次，天亮又一次——逼它們在圈外“方便”，免得這幫傢夥把自己的“臥室”弄髒。
在這樣的夜晚，我手中的馬燈織出一個昏黃的光環，閃爍晃動在北大荒無邊無際的黑暗裏，四面都是大片的沼澤。天風呼嘯，月色慘白，有如一個鬼魂在漫遊。豬號周圍的草到夏天長得有一人高，覬覦獵崽的餓狼常常躲在草叢裏伺機進犯。窗外，我的狗在夜半會象狼一樣地厲聲嚎叫，引得村裏其它狗和它們遙相呼應；又或者呼應的根本就是馳過荒原的狼群，我着實分不清究竟是狗群還是狼群在這磐石般的黑夜裏引頸長嗥。
鼕日來臨，長夜漫漫了無盡頭。下午4點我就得點起馬燈，直到次日9點。戶外的平原積雪茫茫，總有二尺多深。第一場大煙泡颳過之後，豬場茅屋的南邊就會形成一面堅硬的雪坡，坡頂幾齊屋檐高，整個鼕天都不會完全融化。午夜後的氣溫往往降到零下40度，衹要一出屋門，朔風撲面，媽媽給的那件厚實的羊皮大衣立刻變得像一張薄紙。
有時暴風雪籠罩着整個地區，我就會想起老鄉們講的故事：有些人在風雪裏轉了嚮，恐懼使得他沒命地狂奔，跑着跑着終因體力耗盡倒在雪地上，長眠不起，他們的屍體被冰雪封存，顔色如生。來年4月，如果狼群未曾光顧，人們還能在荒原上再度見到這些失蹤者的遺容。
還有更倒黴的。有時遇難者距傢門僅數步之遙，但因漫天狂風暴雪打得人睜不開雙眼，辨不清東西，這些人明明覺得在往前走，其實卻在一個地方打轉，當地人稱之為“鬼打墻”。此時，若無他人及時援手，迷途者難免死路一條。
我獨自打夜班的時候，腦子裏閃過的盡是這些怪異的傳說，耳邊豬群的鼾聲氣勢恢宏，此起彼伏。我右手持鞭，左手提馬燈，在豬圈間巡行。貼身的衣兜裏還藏了把鋒利的剪刀，這是用來防身的最後一着。
當時我雖衹有門歲，也還沒天真到居然相信一旦被襲擊，剪刀就能救我一命或保我清白。但除此之外又有什麽別的法子呢？我曾經想過放鞭炮，這倒是個高招，但如何保證既不讓鞭炮受潮，又能在情急之下點着它，我實在想不出個好辦法。
豬號茅屋的墻上不知誰留下一面鑼。我衝着這面鑼開心了一陣，琢磨它能派上什麽用場。村子裏離豬號最近的房子起碼也有一裏多，由於天氣寒冷，這兒的人即使在大夏天睡覺也關着門窗。嚴鼕時節更是把木屑填在兩層玻璃窗中間保暖，也就是說鼕天的屋子幾乎處於全封閉狀態。要是夜裏豬號真出什麽事，敲鑼打鼓放鞭炮都無濟於事。所以我最好面對現實，別抱什麽幻想。
其實我若一開始不主動請纓，誰也不會讓我來豬號打夜班，我也就用不着傷這份腦筋了。在我來豬場以前，這兒從沒人想到女人還能在豬號打夜班。到了1969年，不知怎麽一來二去男勞力不夠了，我便嚮豬號的陳頭兒自告奮勇說我也可以參加打夜班。這話開始他聽了也沒當真，後來他弄明白我不是在鬧着玩，便上下打量我，好像他以前不認識我一樣。
說起來這也不是我第一次自告奮勇了。1968年夏我就自願不留北京而來到了北疆。當時我之所以决定這麽做，是覺得城鄉差別對千千萬萬的人太不公平，為什麽我和我的同學們生來就享受中國所能提供的一切上佳待遇，包括在大城市生活，進重點學校，用一流圖書館，逛各類書店，參觀博物館，以及假日去公園遊園和觀看各種歌舞戲劇演出，而另一批年輕人衹能在窮鄉僻壤自生自滅，永遠得不到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新中國理應人人平等。我們若真立志改造社會，便須先從自己做起，放棄我們已有的特權，把進城上大學的機會讓給貧下中農的子女。至於我們自己，則應到農村去艱苦磨煉，一如革命戰爭曾經磨煉了我們的父母。最終我們定能消滅中國的城鄉差別。我就是抱着這樣的信念來到烏蘇裏江邊一個叫做涼水泉的小屯。
來涼水泉不到3個月，我又自告奮勇了一回，要求去最髒的豬號工作。這回我是打算嚮自己溺戰，因為從小我就習慣住整潔的房子，用幹淨的盥洗設備。我所做的惡夢中最讓我恐懼的莫過於被劾稠腥臭的糞便所圍困。一腳踩下去，熱烘烘的大糞滲透鞋幫，蒸騰的臭氣令我幾欲暈去。驚醒時，周身都是雞皮疙瘩。
在我看來，這種折磨比革命先烈所受的嚴刑拷打還要可怕一百倍。我知道這種思想是錯誤的，屬於剝削階級無疑。中國的農民歷來以大糞為肥料，喜歡它還來不及。所以我認為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去豬號工作是最好的辦法。
打夜班是我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自告奮勇。此後我發現了一個令人不快的規律：不論在哪個單位，當你第一次站出來自告奮勇時，領導會驚訝地表揚你，但隨即，自願便成了義務。他們覺得這是你分內之事。更糟的是領導會利用你的榜樣，對別人施加壓力，讓人人都成為“自願者”。幾個月後，豬號裏所有女職工都“自願”參加打夜班了，可我知道她們中好些人是出於無奈。我開始後悔，覺得我這麽做實在有點對不起大夥兒。
事實上我真正悔不當初是在1971年夏，老眯子打夜班出了事的時候。老眯子是當地老鄉給豬號的一名哈爾濱女知青取的外號，意思是說她的腦子頗有些迷糊。像多數北方姑娘一樣，老眯子長得高大豐滿，18歲已發育得很好。一天晚上她在豬號打夜班，事後誰也不知道那天夜裏究竟發生了什麽，衹知道第二天老眯子對村裏的人說老陳把她給強姦了。
出事時正趕上我第一次回傢探親。等我從北京回村時，老眯子已經調走，調到一個極遠的農場去了。當時領導常采取這種做法，說起來還是為她好。不過因此我一直都沒機會聽她本人講起這件事的本末。
我聽到的都是些不胚而走的流言。豬號的其他女知青告訴我，老眯子那幾天哭得很傷心，一邊哭一邊反復叨叨：“這我可怎麽辦呀？我沒臉見人了。我把我爸我媽的面子都丟光了，以後還怎麽做人呢？我不想活了！”
村裏的老鄉們則說這事不可能是強姦，老眯子準是當時半推半就而事後又反悔了。理由呢？老陳的又不是陌生人。他是豬號的頭兒，平日裏手把手教她幹活哩。晚上大夥兒也常見她去老陳傢吃個飯，用縫紉機補個衣服什麽的。
這固然不假，不過豬號的女知青誰沒跟老陳一起幹過活，嚮他學過手藝？晚上我們也都去他傢串過門兒，吃過飯，這在當時叫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正是領導大力提倡的。老陳出身貧農，又當過志願軍，堪稱我們“結合”的首選人物。
後來，村裏又傳開另一種說法，說老眯子忒傻。頭一件，她不該跟老陳發生關係，老陳有妻有子，歲數恐怕比她爹還大；再說了，就是有了這事，也犯不着逢人就說老陳把她給強姦了。看看結果好了，領導把她調哪兒也無濟於事，這種事一傳十，十傳百，早晚會傳到她的新單位。將來誰還要娶她？她將來名聲掃地，沒臉見人，也怪不了誰，衹能怪她自己不聰明。
事發之後，老陳也曾讓村裏的第一把手趙指導員盤問了一番，後來他就被調到基建隊蓋房子去了。有人見此便評說趙指導員襢護老陳，因他倆都是揚州人，是老鄉。又有人不以為然，說你還能把老陳怎麽着？在中國，一個臭農民你能怎麽懲罰他？開除黨籍？可他又不是黨員；降級撤職？他本來就是平頭百姓一個；吊銷城市戶籍？也不可能；幹脆開除國籍，哪個國傢又會要他呢？正應了一句俗話：死豬不怕開水燙。
於是老眯子事件就這麽不瞭瞭之。最後人們把她的閑話說膩了，她也就漸漸被遺忘了。也許這正是她所希望的吧。她離開後再沒回來過，也不給任何人寫信，完全從我們的生活中匿跡銷聲了。但她淹留在我的記憶深處，幾年之內，時時出現在我的夢裏：紅撲撲的臉蛋，粗手大腳，一個初長成人的妙齡姑娘。她飛紅了臉在笑，開開心心的，我確實從來沒見她哭過。
除了這場風波，另一件事也讓我對打夜班頗為懊喪。此事起因極小：豬號沒有鬧鐘。這對別人似無大礙，但對我來說，半夜3點讓我醒來真比登天還難。
有時一睜眼發現已是紅日當窗，這種睡過了頭的惶恐我至今記憶猶新。結果所有豬圈都一塌糊塗，其他人得在低矮的棚頂下忍受着蚊子的襲擊和臭氣的熏蒸，數小時才能把豬圈都清幹淨。唉，這紅着臉嚮同伴連連道歉的滋味真不好受。即使大傢嘴上不說什麽，他們的眼神卻讓我無地自容。這種場合，解釋是於事無補的。
可是鬧鐘哪裏是說買就能買得起的？當時，我一個月32元的工資得應付所有的日用開支：伙食12元，剩下的需要拿來買衣服、鞋子、勞動手套、郵票、牙膏牙刷、肥皂洗衣粉、手紙衛生紙、蠟燭電池，再加幾聽令人絶難抗拒的水果罐頭。這還不算，兩年內我還得攢下至少30元作為回傢探親的路費。我掐指算算，10塊錢一隻的鬧鐘還是買不起。看來我得像別人一樣不用鬧鐘自己醒。
日復一日，有志者事竟成，我終於把自己訓練得能在半夜3點準時醒來，就像有誰在我腦袋裏裝了一隻看不見的魔鐘。開始我對這一成就興奮不已，但很快我就倍嘗苦果：不管我打不打夜班，這衹魔鐘準在半夜3點把我鬧醒。3年後我離開豬場下大田幹活，可我不知怎樣才能將此消息通知這永不停擺的魔鐘。
又過了兩年，我離開北大荒回父母身邊讀書，仍舊甩不掉這個該死的習慣；80年代，我發現即使遠渡重洋，到了地球另一邊，這習慣仍像一個幽靈跟定了我。無奈，我衹好接受北大荒送給我的這件推辭不掉的紀念。
多少次半夜醒來再也回不到渴望的“黑甜鄉”，惱得我掉眼淚。1973年我開始自學英文，這之前有整整7年時間我沒摸過課本，當時我已經22歲了，重整學業對我殊非易事。我實在不願夜裏失眠，缺了覺我第二天準保頭重腳輕，腦袋成了一桶漿糊。這種時候，我真想和上帝也好魔鬼也好達成一筆交易：寧願少活10年，衹要有誰讓我不再受此煎熬。
如今我重溫舊事，儘管有着酸澀的無奈，卻也覺得半夜3點醒來並非一無是處，至少夢回之時我還清楚地記得那醒來前的夢境。回想它以及我平生做過的許多白日夢，我開始思考，我不會再遺忘。
在農場，白天幹活幹得暈頭轉嚮，幾乎無暇回味夢境。晚上，我們的宿舍是十人一屋，南北兩張大通鋪，各睡五人，中間隔條四五尺寬的走道。在這樣的房間裏要想點自己的心思，衹能是半夜三更夢醒時。
此刻周圍沒有警惕的眼睛和竪起的耳朵，我盡可以在夜色保護下們心自問：我到底是什麽人？是奶奶那樣頑固不化的舊貴族，還是新中國培養出來的有文化的新農民？是共産主義的可靠接班人，還是骨子裏極端反動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否衹有為人民服務，做革命的蠃絲釘，人生纔有意義？生活的目的究竟在哪兒？為了理想，我情願作出哪些犧牲？又有什麽是我幾經反復纔明白，即使為了父輩和我們的理想，我也决然不能放棄的？為使夢想成真，我們做了多少蠢事？作了多少孽？如果是為了想解救天下受苦人而鑄成大錯，上天是否會寬恕我們？縱能逃過報應，一個人又如何面對自己良心法庭的審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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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夢，誰能不想起那夢蝶的莊周？彩蝶翩然，舞蹈春風，遊戲花叢，飲漿吸露，憩息於緑葉之下，其樂也融融。俄然醒來，依舊是莊生，身着青衫，頭戴方巾，冥坐書齋，神遊北海，玄想天地萬物之本性，自問“不知周之夢為鬍蝶與，鬍蝶之夢為周與？”
我回頭打量自己走過的人生路，亦不免時時陷入迷茫。記憶中的景象歷歷如新，卻是連貫不起。昨日的我，何者為真，何者是幻？
50年代，日內瓦湖畔有個黑眼睛黑頭髮的中國女孩。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忠心耿耿的保姆寸步不離跟隨其後。一襲粉紅色的紗裙，白色皮鞋，漂亮的發夾，矜持而又不乏友善，令遊客嘖嘖贊嘆，一個個將她攝人鏡頭。
1966年她是一名叱咤風雲的紅衛兵，跳上火車，南下千裏去廣州傳播文化革命的火種。她曾當面批評省委第一書記是資本主義的保護傘，眼見豆大的汗珠從這位高級幹部的腦門上滲出、滾落，心中暗自好笑。她和戰友們一紙通令，如颶風席捲，全市幾千傢私營小店頓時關門。
70年代初她又變作養豬姑娘，面色黝黑，筋骨強壯，頭髮焦黃像晚秋的幹草，十指粗糙有如挫刀。她孔武有力，一肩能扛二百斤的麻袋。說話高聲大嗓，最愛就是和着生蒜吃狗肉，連於數杯烈酒而面不改色。雖然衣服和鞋子又髒又臭，她幹的活兒卻幹淨利索，而她也弓似為榮。
到了90年代，她在美國一所大學任教，並取得了終身職位。她的愛好是聽古典音樂，寫作和到世界各地旅行。在美國人眼裏，她是地道的中國人；而在中國朋友看來，她又西化得可以。有人甚至懷疑她是個女權主義者，蓋因她過分獨立。離婚之後，她並不急於再嫁，而是自己撫養兒子，廣交朋友，生活一樣過得有滋有味，許多人覺得實在難以置信。
以上這幾張肖像畫的可能是同一個人麽？這個人難道是我麽？這些圖畫中，哪些是本真的我，哪些是粉墨登場的我呢？有時我簡直懷疑自己的記憶。然而我清楚記得，早在少年時代就分明感到，我這個人天生矛盾重重，將來肯定不會一帆風順。
我於1950年12月1日在北京出生。父親40年代就離開輔仁大學跑到晉察冀去參加革命；母親在4D年代末畢業於燕京大學，那時她對毛澤東領導的革命也是滿腔熱情。像很多知識分子一樣，她相信衹有共産黨才能救中國，實現男女平等，讓勞動人民當傢作主，發展經濟，控製通貨膨脹，解决知識分子的失業問題。因為這個黨的幹部都那麽廉潔奉公，朝氣蓬勃，跟腐敗、專製的國民黨真有天淵之別。
我小的時候，大人總愛說我們這一代最幸運，因為我們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到了我身上，情形卻有些不同。我的確生在新中國，但剛一歲，父母就把我帶去了瑞士。我也是長在紅旗下，卻不是革命的五星紅旗，而是紅底白十字的瑞士國旗。這也許是我日後顛顛倒倒，命運多舛的濫觴。
在瑞士我們住過伯爾尼和日內瓦，均為恬靜舒適之地。那時傢裏有4口人：父親、母親、二姨和我。星期一到星期六我很少見到父母，他們都在中國領館忙於工作。一清早他們就匆匆離開，到了晚上，未完的工作、會議、宴請使他們一樣難以脫身。等他們到傢，我早睡熟了。星期天，母親會睡到中午，而父親更要睡到下午兩點左右。那些年，衹有親愛的老二姨從早到晚陪伴着我。
後來我纔知道二姨並不是我傢親戚，而是我的保姆。我出生前不久奶奶把她請了來。從我出生的第5天，也就是我從醫院回傢的當日，母親就把我交給她了。此後日日夜夜，都是二姨給我喂奶、洗澡，把我抱在懷裏輕搖，我在她呢喃的麯調中入睡。我兒時的記憶充滿二姨的音容笑貌。母親生下我不到一個月即飛回瑞士繼續工作了。至於父親，等到他回國述職第一次見到我時，我已快滿一歲了。後來父親給我在北京過了周歲生日，就把我和二姨都帶去了瑞士。
甫至新傢，父親便說：“現在新中國人人平等，今後咱們在一塊兒生活，就是一傢人，讓我們的小瑞叫您二姨吧。”
就這樣，我學會了叫二姨。對我說來，二姨兩個字真比父母加起來還親。而二姨也把我當成她自己的女兒，5年、10年過去了，漸漸地我居然真的取代了她自己親生女兒在她心目中的地位。不知道我的父母什麽時候纔發覺我和二姨之間竟變得如此難捨難分；也不知道他們發覺後作何感想：他們獻身革命，多年來勤於職守，到頭來卻讓一位保姆贏得了他們唯一愛女的心。
當然也不能說我不愛父母；我愛他們。不過這種愛是理性的愛，跟我和二姨血脈相連、魂魄相依的關係完全不同。我和二姨之間有一種神秘的感應，假如一人在千裏萬裏之外橫遭不測，另一個人立刻會覺察一種不祥之兆，變得心神不定，惡夢纏身。這種預感難以言表，但在1978年果然應驗。而我母親1976年猝死，我卻並無預感，直到第二天父親拍電報來，纔得知這一噩耗。
1957年，我回到北京上小學，纔發現我對二姨的依戀不是個別現象。我就讀的西苑小學中有不少高幹子弟也都跟我差不多，他們對保姆、阿姨，對奶奶。姥姥的感情遠勝過父母。有時做父母的受不了，就把保姆趕出傢門。也有些為了孩子把老太太留下。這些人後來不少得益匪淺：“文革”中父母受牽連的，孩子卻讓好心的保姆帶回傢中當自己的親生兒女一樣撫養長大。
二姨對我的寵愛使她盲目，對我的一切缺點視而不見，總覺得天底下誰傢的孩子，也比不上她的小瑞。我弟弟小煉當然也挺棒，但說來說去，最聰明最漂亮心腸最好的是我，永遠是我。我的一切所為，無一不使二姨容光煥發地為我驕傲。據她說，我記事特早。可這些早年的記憶都是一幕幕孤立的情景，懸浮在我的腦海中，像散落的島嶼，其間聯繫被忘泉之水淹沒，待我提及，便有二姨和父母為我補充並解釋事情的來竜去脈。
在涼水泉，最常在我眼前閃現的是我們在伯爾尼的公寓。晨光透過大扇的玻璃門窗長驅直入，我一睜眼就感到暖洋洋的溫馨。見我醒來，二姨臉上綻開溫和的微笑，眼角漾出層層細密的魚尾紋。我知道她一會兒就會去附近的法國面包房買我愛吃的“小老鼠面包”了。
她出門那短短幾分鐘是我一天中最興奮的時刻，我想方設法找地方藏起來，藏在衣櫃裏、陽臺上或哪扇門後，等着二姨回傢把我找出來。剩下的時間就沒有什麽好玩的了，我雖有整整一屋子的玩具：洋娃娃、布猴子、八音盒、小房子、大皮球、繞着房間跑的小火車……，但問題是沒人跟我一起玩。
有5年時間我是傢中唯一的孩子。倒是有鄰居，但我父母從不和他們來往。是外事紀律不允許，還是當地居民害怕赤化，不得而知，總之我童年幾乎沒有朋友。於是，孤獨的種子早早在我心裏生了根，日後那幼苗破土而出，長勢兇猛，任我怎樣奮力鋤砍仍枝繁葉茂，終成參天大樹。多少年，我曾為此煩惱、自責。直至不惑之年，方知此樹為我命中所有，不可去除。我不妨在此緑蔭下逍遙自得，修身養性，遠離塵世的去來紛爭，忘卻那錯綜復雜的人情恩怨。
其實撇開孤獨不論，我的童年不可謂不快樂。父母和二姨都愛我，我也愛他們，特別是二姨。那時二姨已年近半百，鬢邊有幾縷銀絲夾雜在滿頭黑發之中。每天早晨我都在一邊瞧她梳頭、抹頭油，她的頭油帶着一股淡淡的甜香。抹完頭油她便開始盤頭，發髻用卡子固定住，再套上一個細細的小網，看着真是又典雅，又古樸。二姨說，自打她出嫁，她就梳這樣的發式，已經梳了快30年了。
二姨的穿着也很傳統。在我記憶中，似乎總是一襲棉布旗袍，有時銀灰色有時深藍色，因她親手剪裁，極其合體。在瑞士5年，她對歐洲的時裝無動於衷，唯一的洋服是件短裘皮大衣，這也還是我父母送給她的禮物。
像大多數舊式女子一樣，二姨沒上過一天學。她來我傢時，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可是她卻有一肚子故事，講也講不完。有些故事是她聽戲劇聽來的，也有些是她奶奶、姥姥那一代傳下來的。我從二姨的這些故事中得知遠隔重洋的中國是我們祖輩居住的地方：那兒農民和他們的老牛親如一傢；書生們要進京趕考，考中了狀元可以招駙馬；皇帝出行要用黃土鋪路；一般人傢逢年過節都要祭拜祖宗；孝子賢孫有蒼天保佑，做了壞事要遭報應。
我百聽不厭的是老猴子精的故事，至今我仍記得真切，二姨怎樣繪聲繪色講這個故事：
“從前呀，大山裏住着一隻老猴子精，山下的村子裏住着娘兒倆：一個漂亮的小姑娘和她的媽媽。有一天，老猴子精在村裏見了這個小姑娘，看上了她。這老猴子精呼啦啦起了一陣狂風，一時間颳得到處飛沙走石，天昏地暗。村裏人眼睛都睜不開，這會兒功夫，老猴子精捲起小姑娘，騰雲駕霧，回到大山它那又黑又深的猴窩。
“老猴子精想要小姑娘嫁給它，小姑娘不答應，說那可不成。老猴子精生氣了，他把小姑娘關在山洞裏，不讓她出來。
“一天早上，老猴子精出去采野果了。小姑娘的媽媽找到了山洞裏頭，她是跟着老猴子精的黑風一路追了來的。娘兒倆見面，抱頭痛哭一場。做娘的然後教女兒等老猴子精回來後如此這般，教完她就躲了起來。
“不一會兒老猴子精駕着雲回來了。它一走進洞來，就四下聞了又聞，說：‘怎地有生人味兒？可別讓我逮着，不然我非扒皮吃了他！
“小姑娘開口道：‘別鬍說，今兒是我媽來看咱們來了。你不是眼睛紅紅的老愛流淚嗎？我媽她可是有個秘方，專治你的爛眼呢！
“老猴子精一聽，心裏這個高興！它的兩衹眼睛多少年了，一直又紅又爛，總也治不好。於是它急忙間小姑娘：‘你媽呢？她在哪兒？快叫她出來？我不吃她，我讓她給我看病！
“聽到這兒，小姑娘的媽媽就走出來了。她一路來時采了不少樹膠，現在放進一口大鑊裏熬得黏黏稠稠的，然後把膠塗在長長的裹腳布上。她叫老猴子精坐好，兩衹眼睛都閉牢，上藥時可不能睜眼。好啦，她用布把老猴子精的眼睛一圈一圈纏個嚴嚴實實。
“‘你得就這麽閉着眼，三天三夜一動也不許動，要是你不聽話，你的眼睛就別指望治好啦！’說完後，娘兒倆手拉手趕緊逃出了山洞，平平安安回到村裏。三天後，老猴子精想睜眼了，它哪裏還睜得開？樹膠早幹透了，跟布呀毛呀粘在一起，粘得緊緊的！老猴子精用手撕，怎麽也撕不開，它的眼睛徹底沒治了。從此，小姑娘和她媽媽在一起高高興興生活了很久很久。”
我喜歡聽這個故事。每次聽起來，二姨的聲音總讓我感到危險降臨，嚇得大氣不敢出。我覺得自己就是那個小姑娘，被老猴子精一陣狂風活活攫了去。但我知道我沒事兒，二姨在身邊呢！她用兩衹手臂把我摟住，我相信二姨愛我一如小姑娘的媽媽愛自己的女兒，二姨也是智勇雙全的人物，比小姑娘的媽媽毫不遜色。將來不論遇到什麽神通廣大的妖魔鬼怪，二姨也能把我給救出來。
兒時歲月留痕的另一景是伯爾尼郊外的人行道。春雨綿綿時節，路面上蚯蚓爬出爬進，我不敢伸腳往下踩。遇到這種情況，父親就讓我坐在他的肩膀上，我真喜歡這種感覺！父親當年三十纔出頭，高高瘦瘦，衣着考究，我很為他自豪。他大步流星，輕快地走在人行道上，三下兩下便超過其他行人，還不時地將我左右晃動，我挺怕，死命摟住他的脖子。
我怕的東西，除了蚯蚓，還有很多。大人們在傢衝厠所都得事先發出警報免我受驚，二姨更是得看清楚我不在廚房纔敢將菜下到熱油中炒。小公園裏的滑梯我是無論如何不敢上到頂的，對鞦韆也退避三捨；翹翹板還能嘗試，但也衹能很慢很慢地升起，且决不能讓我的腳離地太遠。唯一令我感到安全的地方要算房前草坪上的沙坑了，我每天做的沙糕比對面馬路法國面包房出爐的還要多。
雪霽的鼕日，母親有時會帶我去屋後一個小斜坡玩雪撬。我穿一件小巧的白色毛皮短襖，母親則穿墨緑色的羊絨長大衣，新下的雪鬆鬆軟軟，地上留下母親和我一大一小兩行腳印。我們經過一棵樹，紅透了的蘋果還挂在枝頭，樹葉卻落光了。玲瓏的小鳥啄着這些果實在玩兒，母親嚮鳥兒打一唿哨，鳥兒競也喳喳作答。我們這就走到了斜坡，雪橇開始滑動，涼風撲面，我緊閉雙唇，斂住呼吸。害怕的眼淚不由自主淌了一臉。
二姨說我4歲那年我們真的有過一次大難臨頭。“5月的一天，”二姨說，“你爸你媽帶了我們去山上的湖裏划船，那天天氣真沒得說，有太陽，又暖和，你爸打起了瞌睡，小船就自個兒飄呀飄的。突然你爸看到一塊警告牌，寫着下遊是瀑布。他這下醒了，猛地坐起使勁往回劃。但這時已經很難了，湖面已經變窄，像條大河，水流得很急。你媽也起來幫着劃。太陽慢慢下了山，周圍看不到一條船，我們都怕極了。
“我緊緊抱着你，心想要是我們真掉下那瀑布，我就跟你死一塊兒了。那一刻，我真後悔離開家乡北京跑到這麽遠的外國來，要是咱們死在這兒，可成了回不了家乡的孤魂野鬼了！
“那會兒，你媽也沉不住氣了，她不停地駡你爸，你爸後來也不耐煩，兩人吵了起來，而且越吵越兇。但他們嘴上吵架，手上還是同心協力拼命加勁把船往回劃。”
“後來怎麽樣了？我們掉下去了嗎？”我問。
“當然沒有，你這傻丫頭！一艘汽艇來把我們的船拖了回去。”
“二姨！我那個時候很害怕麽？”
“你倒沒有，”二姨說，“你那時呼呼大睡呢，我沒把你弄醒。”
原來在我們的生命到了真正危急的關頭，我是唯一一個不感到害怕的。我倒樂意聽到這個結果。後來我父母帶我去的地方漸漸多起來：公園，餐館，戲院等等。這些地方我都愛去，倒不見得是我長大了，有了品味，而是我感到外出時別人喜歡我。多年後我們談起往事，母親也認為當時的我人見人愛。
“大傢喜歡你是因為你那時候特別乖，”她說起來不由得生了氣，“想不到回國以後你簡直變了一個人，變得連我都不認識了。究竟為什麽你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我無言以對。到了7歲，我的脾氣的確開始變壞。不知為什麽，我就是不想再做乖孩子了。
我是5歲那年隨父母回國的。我們一傢包了火車的一個軟臥包廂，爸爸。媽媽、二姨和我各睡一個臥鋪，我的弟弟小煉還不滿一歲，睡在二姨鋪下的搖籃裏。白天，我整天貼着車窗看風景，歐洲繁華的大城市一個個離我而去，衝上前來迎接我的是西伯利亞和滿洲裏一望無際的荒原。荒原上有黃色的花，藍色的湖，六月飄雪，莽莽林草延至天的盡頭。旅途用了整整半個月，火車最後在北京的永定門火車站嘎然停下。
我們回到了王府井的奶奶傢住下。爺爺早一年已死於肺癌，現在奶奶成了一傢之主。其實即使爺爺在世時，奶奶也早已是這個大家庭實際上的當傢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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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頭打量自己走過的人生路，亦不免時時陷入迷茫。記憶中的景象歷歷如新，卻是連貫不起。昨日的我，何者為真，何者是幻？
50年代，日內瓦湖畔有個黑眼睛黑頭髮的中國女孩。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忠心耿耿的保姆寸步不離跟隨其後。一襲粉紅色的紗裙，白色皮鞋，漂亮的發夾，矜持而又不乏友善，令遊客嘖嘖贊嘆，一個個將她攝人鏡頭。
1966年她是一名叱咤風雲的紅衛兵，跳上火車，南下千裏去廣州傳播文化革命的火種。她曾當面批評省委第一書記是資本主義的保護傘，眼見豆大的汗珠從這位高級幹部的腦門上滲出、滾落，心中暗自好笑。她和戰友們一紙通令，如颶風席捲，全市幾千傢私營小店頓時關門。
70年代初她又變作養豬姑娘，面色黝黑，筋骨強壯，頭髮焦黃像晚秋的幹草，十指粗糙有如挫刀。她孔武有力，一肩能扛二百斤的麻袋。說話高聲大嗓，最愛就是和着生蒜吃狗肉，連於數杯烈酒而面不改色。雖然衣服和鞋子又髒又臭，她幹的活兒卻幹淨利索，而她也弓似為榮。
到了90年代，她在美國一所大學任教，並取得了終身職位。她的愛好是聽古典音樂，寫作和到世界各地旅行。在美國人眼裏，她是地道的中國人；而在中國朋友看來，她又西化得可以。有人甚至懷疑她是個女權主義者，蓋因她過分獨立。離婚之後，她並不急於再嫁，而是自己撫養兒子，廣交朋友，生活一樣過得有滋有味，許多人覺得實在難以置信。
以上這幾張肖像畫的可能是同一個人麽？這個人難道是我麽？這些圖畫中，哪些是本真的我，哪些是粉墨登場的我呢？有時我簡直懷疑自己的記憶。然而我清楚記得，早在少年時代就分明感到，我這個人天生矛盾重重，將來肯定不會一帆風順。
我於1950年12月1日在北京出生。父親40年代就離開輔仁大學跑到晉察冀去參加革命；母親在4D年代末畢業於燕京大學，那時她對毛澤東領導的革命也是滿腔熱情。像很多知識分子一樣，她相信衹有共産黨才能救中國，實現男女平等，讓勞動人民當傢作主，發展經濟，控製通貨膨脹，解决知識分子的失業問題。因為這個黨的幹部都那麽廉潔奉公，朝氣蓬勃，跟腐敗、專製的國民黨真有天淵之別。
我小的時候，大人總愛說我們這一代最幸運，因為我們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到了我身上，情形卻有些不同。我的確生在新中國，但剛一歲，父母就把我帶去了瑞士。我也是長在紅旗下，卻不是革命的五星紅旗，而是紅底白十字的瑞士國旗。這也許是我日後顛顛倒倒，命運多舛的濫觴。
在瑞士我們住過伯爾尼和日內瓦，均為恬靜舒適之地。那時傢裏有4口人：父親、母親、二姨和我。星期一到星期六我很少見到父母，他們都在中國領館忙於工作。一清早他們就匆匆離開，到了晚上，未完的工作、會議、宴請使他們一樣難以脫身。等他們到傢，我早睡熟了。星期天，母親會睡到中午，而父親更要睡到下午兩點左右。那些年，衹有親愛的老二姨從早到晚陪伴着我。
後來我纔知道二姨並不是我傢親戚，而是我的保姆。我出生前不久奶奶把她請了來。從我出生的第5天，也就是我從醫院回傢的當日，母親就把我交給她了。此後日日夜夜，都是二姨給我喂奶、洗澡，把我抱在懷裏輕搖，我在她呢喃的麯調中入睡。我兒時的記憶充滿二姨的音容笑貌。母親生下我不到一個月即飛回瑞士繼續工作了。至於父親，等到他回國述職第一次見到我時，我已快滿一歲了。後來父親給我在北京過了周歲生日，就把我和二姨都帶去了瑞士。
甫至新傢，父親便說：“現在新中國人人平等，今後咱們在一塊兒生活，就是一傢人，讓我們的小瑞叫您二姨吧。”
就這樣，我學會了叫二姨。對我說來，二姨兩個字真比父母加起來還親。而二姨也把我當成她自己的女兒，5年、10年過去了，漸漸地我居然真的取代了她自己親生女兒在她心目中的地位。不知道我的父母什麽時候纔發覺我和二姨之間竟變得如此難捨難分；也不知道他們發覺後作何感想：他們獻身革命，多年來勤於職守，到頭來卻讓一位保姆贏得了他們唯一愛女的心。
當然也不能說我不愛父母；我愛他們。不過這種愛是理性的愛，跟我和二姨血脈相連、魂魄相依的關係完全不同。我和二姨之間有一種神秘的感應，假如一人在千裏萬裏之外橫遭不測，另一個人立刻會覺察一種不祥之兆，變得心神不定，惡夢纏身。這種預感難以言表，但在1978年果然應驗。而我母親1976年猝死，我卻並無預感，直到第二天父親拍電報來，纔得知這一噩耗。
1957年，我回到北京上小學，纔發現我對二姨的依戀不是個別現象。我就讀的西苑小學中有不少高幹子弟也都跟我差不多，他們對保姆、阿姨，對奶奶。姥姥的感情遠勝過父母。有時做父母的受不了，就把保姆趕出傢門。也有些為了孩子把老太太留下。這些人後來不少得益匪淺：“文革”中父母受牽連的，孩子卻讓好心的保姆帶回傢中當自己的親生兒女一樣撫養長大。
二姨對我的寵愛使她盲目，對我的一切缺點視而不見，總覺得天底下誰傢的孩子，也比不上她的小瑞。我弟弟小煉當然也挺棒，但說來說去，最聰明最漂亮心腸最好的是我，永遠是我。我的一切所為，無一不使二姨容光煥發地為我驕傲。據她說，我記事特早。可這些早年的記憶都是一幕幕孤立的情景，懸浮在我的腦海中，像散落的島嶼，其間聯繫被忘泉之水淹沒，待我提及，便有二姨和父母為我補充並解釋事情的來竜去脈。
在涼水泉，最常在我眼前閃現的是我們在伯爾尼的公寓。晨光透過大扇的玻璃門窗長驅直入，我一睜眼就感到暖洋洋的溫馨。見我醒來，二姨臉上綻開溫和的微笑，眼角漾出層層細密的魚尾紋。我知道她一會兒就會去附近的法國面包房買我愛吃的“小老鼠面包”了。
她出門那短短幾分鐘是我一天中最興奮的時刻，我想方設法找地方藏起來，藏在衣櫃裏、陽臺上或哪扇門後，等着二姨回傢把我找出來。剩下的時間就沒有什麽好玩的了，我雖有整整一屋子的玩具：洋娃娃、布猴子、八音盒、小房子、大皮球、繞着房間跑的小火車……，但問題是沒人跟我一起玩。
有5年時間我是傢中唯一的孩子。倒是有鄰居，但我父母從不和他們來往。是外事紀律不允許，還是當地居民害怕赤化，不得而知，總之我童年幾乎沒有朋友。於是，孤獨的種子早早在我心裏生了根，日後那幼苗破土而出，長勢兇猛，任我怎樣奮力鋤砍仍枝繁葉茂，終成參天大樹。多少年，我曾為此煩惱、自責。直至不惑之年，方知此樹為我命中所有，不可去除。我不妨在此緑蔭下逍遙自得，修身養性，遠離塵世的去來紛爭，忘卻那錯綜復雜的人情恩怨。
其實撇開孤獨不論，我的童年不可謂不快樂。父母和二姨都愛我，我也愛他們，特別是二姨。那時二姨已年近半百，鬢邊有幾縷銀絲夾雜在滿頭黑發之中。每天早晨我都在一邊瞧她梳頭、抹頭油，她的頭油帶着一股淡淡的甜香。抹完頭油她便開始盤頭，發髻用卡子固定住，再套上一個細細的小網，看着真是又典雅，又古樸。二姨說，自打她出嫁，她就梳這樣的發式，已經梳了快30年了。
二姨的穿着也很傳統。在我記憶中，似乎總是一襲棉布旗袍，有時銀灰色有時深藍色，因她親手剪裁，極其合體。在瑞士5年，她對歐洲的時裝無動於衷，唯一的洋服是件短裘皮大衣，這也還是我父母送給她的禮物。
像大多數舊式女子一樣，二姨沒上過一天學。她來我傢時，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可是她卻有一肚子故事，講也講不完。有些故事是她聽戲劇聽來的，也有些是她奶奶、姥姥那一代傳下來的。我從二姨的這些故事中得知遠隔重洋的中國是我們祖輩居住的地方：那兒農民和他們的老牛親如一傢；書生們要進京趕考，考中了狀元可以招駙馬；皇帝出行要用黃土鋪路；一般人傢逢年過節都要祭拜祖宗；孝子賢孫有蒼天保佑，做了壞事要遭報應。
我百聽不厭的是老猴子精的故事，至今我仍記得真切，二姨怎樣繪聲繪色講這個故事：
“從前呀，大山裏住着一隻老猴子精，山下的村子裏住着娘兒倆：一個漂亮的小姑娘和她的媽媽。有一天，老猴子精在村裏見了這個小姑娘，看上了她。這老猴子精呼啦啦起了一陣狂風，一時間颳得到處飛沙走石，天昏地暗。村裏人眼睛都睜不開，這會兒功夫，老猴子精捲起小姑娘，騰雲駕霧，回到大山它那又黑又深的猴窩。
“老猴子精想要小姑娘嫁給它，小姑娘不答應，說那可不成。老猴子精生氣了，他把小姑娘關在山洞裏，不讓她出來。
“一天早上，老猴子精出去采野果了。小姑娘的媽媽找到了山洞裏頭，她是跟着老猴子精的黑風一路追了來的。娘兒倆見面，抱頭痛哭一場。做娘的然後教女兒等老猴子精回來後如此這般，教完她就躲了起來。
“不一會兒老猴子精駕着雲回來了。它一走進洞來，就四下聞了又聞，說：‘怎地有生人味兒？可別讓我逮着，不然我非扒皮吃了他！
“小姑娘開口道：‘別鬍說，今兒是我媽來看咱們來了。你不是眼睛紅紅的老愛流淚嗎？我媽她可是有個秘方，專治你的爛眼呢！
“老猴子精一聽，心裏這個高興！它的兩衹眼睛多少年了，一直又紅又爛，總也治不好。於是它急忙間小姑娘：‘你媽呢？她在哪兒？快叫她出來？我不吃她，我讓她給我看病！
“聽到這兒，小姑娘的媽媽就走出來了。她一路來時采了不少樹膠，現在放進一口大鑊裏熬得黏黏稠稠的，然後把膠塗在長長的裹腳布上。她叫老猴子精坐好，兩衹眼睛都閉牢，上藥時可不能睜眼。好啦，她用布把老猴子精的眼睛一圈一圈纏個嚴嚴實實。
“‘你得就這麽閉着眼，三天三夜一動也不許動，要是你不聽話，你的眼睛就別指望治好啦！’說完後，娘兒倆手拉手趕緊逃出了山洞，平平安安回到村裏。三天後，老猴子精想睜眼了，它哪裏還睜得開？樹膠早幹透了，跟布呀毛呀粘在一起，粘得緊緊的！老猴子精用手撕，怎麽也撕不開，它的眼睛徹底沒治了。從此，小姑娘和她媽媽在一起高高興興生活了很久很久。”
我喜歡聽這個故事。每次聽起來，二姨的聲音總讓我感到危險降臨，嚇得大氣不敢出。我覺得自己就是那個小姑娘，被老猴子精一陣狂風活活攫了去。但我知道我沒事兒，二姨在身邊呢！她用兩衹手臂把我摟住，我相信二姨愛我一如小姑娘的媽媽愛自己的女兒，二姨也是智勇雙全的人物，比小姑娘的媽媽毫不遜色。將來不論遇到什麽神通廣大的妖魔鬼怪，二姨也能把我給救出來。
兒時歲月留痕的另一景是伯爾尼郊外的人行道。春雨綿綿時節，路面上蚯蚓爬出爬進，我不敢伸腳往下踩。遇到這種情況，父親就讓我坐在他的肩膀上，我真喜歡這種感覺！父親當年三十纔出頭，高高瘦瘦，衣着考究，我很為他自豪。他大步流星，輕快地走在人行道上，三下兩下便超過其他行人，還不時地將我左右晃動，我挺怕，死命摟住他的脖子。
我怕的東西，除了蚯蚓，還有很多。大人們在傢衝厠所都得事先發出警報免我受驚，二姨更是得看清楚我不在廚房纔敢將菜下到熱油中炒。小公園裏的滑梯我是無論如何不敢上到頂的，對鞦韆也退避三捨；翹翹板還能嘗試，但也衹能很慢很慢地升起，且决不能讓我的腳離地太遠。唯一令我感到安全的地方要算房前草坪上的沙坑了，我每天做的沙糕比對面馬路法國面包房出爐的還要多。
雪霽的鼕日，母親有時會帶我去屋後一個小斜坡玩雪撬。我穿一件小巧的白色毛皮短襖，母親則穿墨緑色的羊絨長大衣，新下的雪鬆鬆軟軟，地上留下母親和我一大一小兩行腳印。我們經過一棵樹，紅透了的蘋果還挂在枝頭，樹葉卻落光了。玲瓏的小鳥啄着這些果實在玩兒，母親嚮鳥兒打一唿哨，鳥兒競也喳喳作答。我們這就走到了斜坡，雪橇開始滑動，涼風撲面，我緊閉雙唇，斂住呼吸。害怕的眼淚不由自主淌了一臉。
二姨說我4歲那年我們真的有過一次大難臨頭。“5月的一天，”二姨說，“你爸你媽帶了我們去山上的湖裏划船，那天天氣真沒得說，有太陽，又暖和，你爸打起了瞌睡，小船就自個兒飄呀飄的。突然你爸看到一塊警告牌，寫着下遊是瀑布。他這下醒了，猛地坐起使勁往回劃。但這時已經很難了，湖面已經變窄，像條大河，水流得很急。你媽也起來幫着劃。太陽慢慢下了山，周圍看不到一條船，我們都怕極了。
“我緊緊抱着你，心想要是我們真掉下那瀑布，我就跟你死一塊兒了。那一刻，我真後悔離開家乡北京跑到這麽遠的外國來，要是咱們死在這兒，可成了回不了家乡的孤魂野鬼了！
“那會兒，你媽也沉不住氣了，她不停地駡你爸，你爸後來也不耐煩，兩人吵了起來，而且越吵越兇。但他們嘴上吵架，手上還是同心協力拼命加勁把船往回劃。”
“後來怎麽樣了？我們掉下去了嗎？”我問。
“當然沒有，你這傻丫頭！一艘汽艇來把我們的船拖了回去。”
“二姨！我那個時候很害怕麽？”
“你倒沒有，”二姨說，“你那時呼呼大睡呢，我沒把你弄醒。”
原來在我們的生命到了真正危急的關頭，我是唯一一個不感到害怕的。我倒樂意聽到這個結果。後來我父母帶我去的地方漸漸多起來：公園，餐館，戲院等等。這些地方我都愛去，倒不見得是我長大了，有了品味，而是我感到外出時別人喜歡我。多年後我們談起往事，母親也認為當時的我人見人愛。
“大傢喜歡你是因為你那時候特別乖，”她說起來不由得生了氣，“想不到回國以後你簡直變了一個人，變得連我都不認識了。究竟為什麽你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我無言以對。到了7歲，我的脾氣的確開始變壞。不知為什麽，我就是不想再做乖孩子了。
我是5歲那年隨父母回國的。我們一傢包了火車的一個軟臥包廂，爸爸。媽媽、二姨和我各睡一個臥鋪，我的弟弟小煉還不滿一歲，睡在二姨鋪下的搖籃裏。白天，我整天貼着車窗看風景，歐洲繁華的大城市一個個離我而去，衝上前來迎接我的是西伯利亞和滿洲裏一望無際的荒原。荒原上有黃色的花，藍色的湖，六月飄雪，莽莽林草延至天的盡頭。旅途用了整整半個月，火車最後在北京的永定門火車站嘎然停下。
我們回到了王府井的奶奶傢住下。爺爺早一年已死於肺癌，現在奶奶成了一傢之主。其實即使爺爺在世時，奶奶也早已是這個大家庭實際上的當傢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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