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学校毕业工作不满一年就被打成右派，然后被投入劳改，先后经过劳动教养和判刑劳改两个阶段。等到平反时已在监狱中渡过了二十一个春秋。恢复工作不久又患了重症哮喘，依赖激素维持生命，终于一生毫无成就。种种往事不堪回首。曾写了一篇短文以自娱，叙述在狱中吃狗肉的一件有趣却又辛酸的往事。我的一位朋友见了，建议我将过去之事全部写出来。我接受了这一建议，按照事件的先后写来。这并不是文学作品，而是一部人生的真实记录。我平平叙来，不加文字修饰，也很少发挥自己的感想。我希望用这篇文字来向亲朋好友诉说我的亲身遭遇，使他们了解当年思想狱以及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的情形。说到我的经历，当然免不了涉及我所遇见的人，他们各有各的故事。这些故事，只要是真实可靠、完整或比较完整的，我都记录在文中。可惜由于在狱中不可能记日记，有些记不清的，只好略去，记得的，也往往是个故事梗概，写来未免不够生动。然而，我宁可要真实而不去文学加工这些内容。因为有个故事梗概也足够了，让事实去说明问题不更胜于文学的创作吗？
一 学生时代
我是1953年考进复旦物理系的，当时正值院系调整后的第二年。院系调整将所有大学的院系拆散，再按苏联模式重新组合。复旦大学是所谓的综合性大学，即只有文、理科的大学，其物理系是由原来上海地区各大学以及浙江大学的物理系合并而成。学校的制度都以莫斯科大学为样板，例如上午连续上五节课而下午则为自修。这种课时安排只维持了两年，1954年就取消了。
物理系是一个大系，每届新生有120人左右，分为甲乙两班，我被分在乙班。一年级乙班的物理学是由系主任王福山先生授课的，王先生原是同济大学物理系主任，是一位忠厚长者。当时的教材也都照搬苏联的，物理学用的是福里斯和季莫列娃合著的《普通物理学》。书倒不失为一本好书，但是其民族狭隘性和政治宣传实在令人反感，不但世界上许多伟大的科学贡献都被说成是俄国的，还会有“列宁写道……”，“斯大林教导我们说……”这类莫名其妙的文字，实在令人讨厌。
一边倒学苏联的另一措施是废除英文，大学里全部从头学俄文。一年级时的俄文教师名叫郁去病，此人不但容貌猥琐而且素质极差。有一次教到каша这个字时说“这字是稀饭，但外国人的稀饭比我们的考究，是加有其它好东西的”。正好这同一课中又教到了чай这个字，他于是操无锡语大呼道”外国人不像我们，外国人吃茶要放糖的”。我听课至此实在忍无可忍，便对身旁的同学骂了声“放屁”。不料此话却被他听见了，便指着我问“你说什么？”我不动声色地就坐着回答说“我说你放屁”。他没料到我会如此回答，气得混身发抖，涨红了脖子，伸直了手臂指着门大声吼叫道“你，你，你给我出去！”我于是毫不在乎地离开了教室。下午，助教唐璞山先生来找我，要我检讨。我说我何错之有？他说“郁去病大闹，表示不肯来物理系上课了。王先生不得不为此向外文系道歉。这件事本应王先生自己找你谈，但他又不愿意。所以我来了”。这样，我只得写了检讨。过了几天，布告栏中贴出我被记大过的布告。这个大过只是装样子而已，它从未被撤消，但在我后来提前毕业时，也未被按规定写在文凭里。不过经此以后，我对俄文反感更深。郁去病这个人相貌奇丑加之一脸媚苏之态，被沐猴而冠地放在大学教师的位置上，上课时我感觉到的简直象是看讽刺剧。所以我从不听讲而最喜欢他举行临时测验，因为可以缴上白卷就走。到了学期终了，我花一个多星期苦功，在大礼堂全校一年级的俄文考试上仍然第一个交卷。我们班上有一位俄文成绩非常好的同学和我一前一后走出礼堂，她很不高兴，认为我缴白卷还要抢在她前面。而郁去病拿着我满分的考卷气得不得了，对同学说“他平时成绩不好，给六十分！”。
其实象郁去病这样素质的人当时大学里也并不少见，我们看到了趾高气扬的所谓苏联专家，他们年纪轻轻却在其上课的教室里要备上火炉。总有一伙人满脸谄笑地围着他们转。那时大学里有四门必修课，分别是：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辩证与历史唯物主义和联共党史。单看堂堂中国的大学，每人必得去读苏联的共产党历史就已经够令人气愤的了，更何况这四门强迫要上的课无一不是很荒诞的。中国革命史而不谈推翻满清的国民革命，却立论在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单凭列宁说过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一句空话而不问列宁身后事实如何，不问斯大林非但没有实行列宁的话，反而变本加厉利用美国要他们在德国投降后出兵打日本的机会逼迫中国接受外蒙独立和其他新的不平等条件的事实，就把苏联顶在头上，开口闭口肉麻地叫“老大哥”。我在读高中一年级时就对中国近代史有过兴趣，我从史料上读历史并不要人家把史观强加给我。在我看来历史是历史人物的奋斗史，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但在高二的时候历史课就变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人物都失去了个性，历史被简单化为：因为某人是某阶级的，所以如何如何。大学里的革命史课一点也不比中学里的多点内容。上课的教员也完全没有学者的样子，一看就是个政工干部，拿着讲稿念经而已。
我在读高中二年级时，对化学发生极大的兴趣。我买到了影印的LinusPauling的书，对他用量子化学方法分析分子的化学键感到十分信服。然而就在那时《科学通报》杂志却连篇累牍地用所谓的辩证唯物论对Pauling的共振论进行批判。我看透了这种批判的毫无道理。果然，不久批判销声匿迹了。事实上苏联也不得不接受了Pauling的学说。这件事使我认清了所谓辩证唯物论的实质。我查到了用斯大林名字发表的两本小册子《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大学里的这门课程却就是这点内容，一个下午便可读完的东西却烦琐化成两厚本书，适足以让低能儿读得昏天黑地而已。辩证唯物论的几条原理，都是空话。例如所谓“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这话并没有指出关联到了什么程度，就谈不上对具体事物有任何指导意义。只能用来做事后诸葛亮来骂人而已。二年级的政治课是政治经济学，同样也是很可笑的，马克思的一本剩余价值的小册子，也是两个小时可读完的书，被扩大为两厚册，加了一些最简单的算式就貌似科学被那教员翻来覆去地讲。那时还有所谓课堂讨论。我实在不愿意作违心之论，对“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之类的屁话进行了反驳。
一年级时的另一些事更使我成为所谓的“落后份子”，除了因政治课迟到上过布告栏被叫到教务处挨骂外，还有逃避文娱活动。那时规定下午三点半有种种活动，其中文娱活动非常无聊，例如坐个圆圈在背后抛手帕或做“我们要拣一个人”之类小孩子游戏。大学里强制要参与这种活动岂非笑话？我不得不常常逃到虹口公园去看书。
到了1955年反胡风运动时，我并没有看到胡风万言书(1)的内容。那时学校新建了学生食堂，也兼作夜自习之用，故沿壁有一些书橱。我特地在其中找到了两厚本胡风的作品，其中文艺理论文章文字别扭，且多马列主义词句，就一翻而过。在诗作中，我见到了一个长篇《时间开始了》，居然是对毛泽东极尽阿谀之能事的，足以和后来文革期间的个人崇拜媲美的作品。觉得简直是个绝大的讽刺，当然也因此不认为他的诗有什么高明。于是从公布的《材料》(2)得出他是和周扬等争权夺利，派系之争而已。但是仍对他的遭遇深感不平，认为不合法制精神。在背后说了三篇《材料》的按语为横蛮无理断章取义，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反革命的证据，并怀疑获得私人信件的手段为非法，以私人信件的片言只语来定罪是将思想等同于行动，毫无道理。不久见到报上声势浩大的批判文章，文章作者名声之大，其文章用词之凶恶蛮横等都使我感到气愤。后来，这些人几乎也都未能逃过反右派运动和文革的命运，而他们开创的谩骂文风也都轮到他们自己去享受。为此，我也不忍心在此一一提他们的大名了，反正对这些人历史自有公论，这是后话且不去说它。不料不久我就成了随之而来的肃反运动的对象！班级中负责肃反运动的同学竟然对与我最要好的同学说：李某人的大前提已经肯定，“他对你抓得很紧，你不要被他拖下水”等语。那时所谓“大前提肯定”一般都被理解为指某人是美蒋特务之类，我那同学经不起这样的恐吓，就揭发交代了我平时的一些言谈。批斗会的范围还只不过是在班级之内，其具体情况已记不详细了，但还记得居然派了一个同学连我上厕所也跟随着，好像怕我会寻短见似的，我也因而频繁如厕以作弄他。放暑假期间他们还有一次把我叫到一个同学家去，我故意用香烟将指甲熏黄了，做出深受打击苦于思考的样子，以满足他们的狂热。其实这些人何尝蠢到会相信我是特务！无非是拼命表现自己，梦想得到好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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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十多年后，我才知道胡早在三十年代就在日本加入了日共，回国后长期和左联的领导周扬意见相左，53年被党内文痞林默涵、何其芳批判为“反现实主义”有“反马克思主义倾向”。54年7月他上书言事内容主要为对林、何的答辩并说明自己的文艺主张：反对将文艺当作政治的附庸、把政治当作了黑格尔底绝对精神，以为一切都是从‘政治'出来的，反对文艺脱离历史真实、不同意以歌颂光明面为主、反对把作家、艺术家当作宣传政策的工具、传声筒、主张要通过写人去写出‘人生的真实’，以群众喜闻乐见作为审美标准。这些意见当然是对的。然而他的信得罪了毛泽东，55年5月当他得知毛要将他的信公布时，赶紧写出检讨声明，求周扬上达天听，但为时已晚。
(2)即《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共有三批，其评语为毛泽东所写.
由于我和其他系的同学交往不多，对肃反运动的全貌就不够了解。我总算还未被关起来失去全部自由。但只要设想一天二十四小时生活、学习在一个环境里的一个热情、外向的人却没有一个熟人敢对他露一丝笑容。无不莫名其妙地一脸漠视。这是一种何等样的迫害！
三年级的第一个学期里，因为这场运动，除两位同学外竟没有人敢和我说话！这两位同学，一位是吴咏章，他是个非常忠厚老实的人，与世无争，极少谈自己的看法，各方面无任何突出之处，似乎深得《老子》“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哲理，故能免祸。另一位同学是薛瑞相，他原比我高两班，因病休过学，才与我同班，他一边上学一边还负担着家庭，当他知道我也穷困时，便介绍我与他一起去一处补习班教书。这在当时是很担风险的，因为违犯了校规。追忆到我在读高一时，曾因申请减免学费未成而几乎失学，后来也是得到比我高一班的顾彪同学的帮助，在他开办的补习班教书。顾彪后来就读于华东化工学院，他同时还负担着母亲和弟弟的生活。也就是在这一年早些时候为此竟被开除(3)。由此可见薛瑞相同学是如何仗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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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年后，化工学院表示当时的处分重了一些，但为了学校的面子，他不能回化工而转到水产学院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四川省某地做小火轮驾驶员。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到了第二学期，政治空气松动了，负责肃反的同学对我说“你的问题经过审查，没事了。”就这样一句话，半年多的精神迫害一笔勾销。幸而我胆大，或许是麻木，对这迫害毫不在乎，没有任何精神创伤。但也正是没有因此而对共产党惧怕，存戒心，没有悟出在这个社会里，思想也必须时时和共产党保持一致，否则便算犯法．所以两年后才又惹了祸。这是后话，且不去说它。不久，有所谓向科学进军的口号，重视起学习来了。于是又要我在年级的会上介绍学习经验。我和同学们恢复了正常交往。
56年的暑假我被安排到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去生产实习，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一下火车，满耳朵只听见“劳驾”、“借光”。听惯了上海街头的粗话，真感到耳目一新。80年代我再去时便听不到了，由此也可见这些年来民风的变化。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那时还很简陋，我们去的实验室只有一位大学毕业的姓傅的工程师负责研究，两位助手中的一位就是他的妻子，另一位男的姓白，都是中专毕业生。他们都十分热情。研究的项目有三，我现在只记得一项是超声探伤，另一项是研制铁氧体材料。与国外相比，研究的水平是很低的。例如要制造一种用于三路载波电话零件的具有矩形磁滞回线的铁氧体材料，而当时苏联已用上了十二路载波电话，美国更是超过百路。然而院里的保密制度却非常严格，我们所做实验的记录在离开时都以帮我们核对为借口而被收回了。尤其可笑的是当我去他们图书馆借阅很普通的国外杂志时，竟以保密为由不能看杂志，只能借到杂志文章的照片，用放大镜阅读。更有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陪同我们北上的复旦讲师黄先生因为其人事材料未及时送到，竟然被拒之门外。她也乐得不必担任指导，只在休息时间来看看我们罢了。
二 毕业前后
实习结束回到上海后得知我们这一年级要分两个专业，我选的半导体专业要集中到北京大学去学。于是家里便为我准备了棉衣棉裤。因为火车票的关系，六十几个同学要分三批走。当第二批走的名单宣布后，住在我家附近的一位女同学跑来说：“我的外婆和妈妈舍不得我走，想多留我几天。能不能请你和我对调。“于是我们俩人一同去学校，对系主任王先生说了。王先生对她说：“你可以另外找同学调，但不能和他调。”我听了很纳闷。后来第三批名单宣布了，仍然没有我。直到开学后好几天，才有电话来叫我去学校。一路上我估量着大概因家庭出身或以前运动中的事去不成北京了。当我踏进系办公室时，一看已有五位同学等在那里，他们都是党、团员。大家相视一笑，就知必有什么好事在等着我们。不一会儿，系主任叫我们进去说：“你们几人已提前毕业，留任助教了。”系主任助理戴乐山先生补充说：“祝贺你们已成为年轻的物理学家了”大家不禁笑了起来。戴先生进一步解释说：“因为上一班同学中的优秀者都给科学院要去了，我们担心到你们毕业时留不下来，故报请教育部让你们提前毕业，批文还未到，但北京的电话已来了，马上通知你们。”接着便安排了工作，他们五人分配在普通物理教研室，我分在理论物理教研室。叫我马上去吴剑华先生处报到，担任理论力学助教。最后，王先生说：“你们可以先去财务处领薪水。”
当时正完成了工资改革，高等学校教师工资分12个等级，1到3级为正教授，4到6级副教授，再往下则各有3个级别的讲师和助教。我们头三个月领试用工资，然后是12级助教的65.5元工资。当时可说是对知识界较宽容的年代了，不久，运动迭起，次年毕业的人工资就只有48元了。
在二年级时，吴剑华先生曾教过我。我受命到他处去报到时，他正受命开数学系的理论力学课，数学系对此课程的要求很高，此时他借来一书架的参考书正在认真地写讲义，见到我去报到担当他的助教非常高兴。当时他薪金刚提高到133元，即讲师最高级别的工资，又适逢补发工资，便邀了正好来访的厉庚元先生和我同去海宁路凯福饭店吃饭，饭后还看了电影。席间，两位先生相互谈了一些系里教师间的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教师生活中不为学生所知的方面。
一年的助教生涯过得非常愉快，学生们都爱戴我，不但我负责的力学而且在其它功课中发生的问题也常有同学来找我。此外，三年级时指导过我做研究的王恒守教授也要我跟着他做研究。工作后经济也解了困，我负担起了家庭的开支。眼盼着生活会一天天好起来。
吴剑华先生是一位非常忠厚诚恳而又热情洋溢的人，他一个人住在复旦的淞庄宿舍里，生活很简朴，工作之余，天南地北地和我无话不谈。有一次谈起他的经历。他是抗战胜利前夕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的，胜利后曾先后在昆明、上海等地教书，1948年他在无锡的江南大学任教，那大学的学生虽说一般都是富家子弟，但在那年头也多半很左倾，他们对校方一个管总务的不满，认为他账目不清，吴先生知道了也好意地批评那总务说”你怎能如此呢。”于是就有了矛盾。国民党溃败前夕，学生们组织应变护校活动，矛盾日益加剧，他感到不安全，就回到了老家苏北海安。1949年2月，当地政府三次上门邀请他参加革命工作，他就去了。到苏南行政公署的教育处报到。穿起了军装，后来随军南下，所属单位简称为苏南文教处，他戴上有“军管”两字的臂章，参加接管江南大学等学校的工作。他说：“工作很简单，到了一校，校长表示拥护政府接管，于是组织校务委员会接管权力。”这样干了几年，他深感其中人际关系之复杂。于是，趁有所谓归队政策之机会，在52年大学院系调整时来到复旦。
接着他谈到了来复旦后的遭遇，当时复旦物理系才二十几位教师，不久来了个总支书记钱孝衡，此人有很复杂的历史背景，恰好系里有有两人知道他的过去，他便设法赶走了一位而又处处难为另一位。这另一位只不过是位教辅人员而已，名叫周长春，在肃反时竟被关了起来。吴先生为此打抱不平，就也从此受到钱的迫害。钱到物理系后发展了许多人入党，周世勋等都是他介绍入党的。他告诉我说周世勋48年去美国留学，50年还未读出学位就回国受聘于基督教的上海沪光大学为副教授，院系调整后到复旦。由于他的职称与学术水平不相称，就用上了各种手段，在政治运动中积极表现自己，打击别人，无所不用其极。经吴先生这么一说，我才明白了为何周平时总是那么装模作样，架子十足。有一次在习题课上，竟然板着脸回答一个同学的提问说：“这种问题也来问我！问助教去！”原来是为了掩盖他的不学无术。
吴先生使我明白了原来高等学府也并不是一片净土。
三 反右运动
1957年4月的一天，我到王恒守先生家去，他们正用着早餐，先生问我：“看过今天的文汇报吗？”我说没有，其实我醉心读书从不看报。先生说：“怎么可以不看！”边说边指着沙发上的报纸示意我看。王先生的夫人是生物系的秦素美教授，她对着先生微嗔道：“为什么人家非看你的文章不可呢。”但仍起身将报递了给我。那报上登载着先生一篇题为《我看高等教育工作》的文章，副标题是乱、偏、糟三个醒目的字。文章批评了在高校中，由校长还是由集体领导的制度都还没有划一规定，校长以下的编制也没有制定出来。在业务领导方面，生硬地学习苏联等。我说这意见当然是对的，并补充说例如谁不知道理科应该和工科结合并指导工科，而不是和文科结合呢；又何必非学苏联不可呢？
我们接着讨论了一些对教育的看法，先生告诉我说现在形势很好，共产党很能接受意见。他谈到参加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的情况。讲了一件事，原来先生曾作为政协委员参观过上海火车站，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从内蒙古运来的牛经设有养牛场的大场站不下车，却要转运至江湾站下车，理由是铁道部不允许，怕脏，然而从另一处运来的猪却是在大场站下的。怪不得我们经常在上学校的公共汽车上看到成群结队的黄牛被驱赶着沿邯郸路走向市区的屠宰场。先生就此事在宣传工作会议上提了意见。说经过长途跋涉牛已瘦了些，何必还要经此折磨呢？要说是脏，则牛、猪又有何区别呢？他在会上风趣地说，如果真的火星上有人，用望远镜看地球时，岂不要奇怪为什么上海的牛常常大游行？他很得意地说这一幽默引起了与会代表们的哄堂大笑。不久，反右运动开始后，这一句玩笑话不但被大肆宣扬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而且还存心造谣在报上登漫画，画王先生在火星上用显微镜看地球，辱骂道：堂堂物理学教授竟不知显微镜和望远镜的区别。这是后话。
从王先生家回来后，我心中很轻松，并对文汇报也有了兴趣。这正是短暂的一段大鸣大放时期。报上批评的文章很多，一派民主气息。校内也召开了许多鸣放会，出现了大字报。我除了听听宿舍中同事的议论外，并无暇去参与这些集会或看大字报。有一天晚上，原同班的马明敏同学等几个人到我宿舍来说她们班级正召开着座谈会，并邀我参加。那时我正看着书，便拒绝了。她奈何我不得，便玩笑地将拉线开关一拉，娇嗔道：“不让你看书！”她们一走，我就到门口去开灯，但转眼一想，同宿舍的人都跟着去了，何况我们本是同班同学，怎能毕业了便端架子呢？便又熄了灯，跟了上去。就这样，参加了物理系四年级的鸣放座谈会。
座谈会设在1200号教室大楼四楼西边的大教室里，中间用课桌围了个方块。同学们拥我坐到了桌边，四面一望济济一堂，原来除了物四同学外还来了许多人。发言此起彼伏十分踊跃。到会的还有人事科长王零，原来这是一个向人事科提意见的鸣放会。同学们举了许多事实来提意见，然而王零却不作一声。坐在我边上的一位同学促我发表意见，我拗不过他，便站起来说了几句，大意是：同学们提了许多，到底对不对呢？大家说人事科中每人有个人事袋，装着当事人无法知晓更谈不上分辩的告密条子，而这告密却严重影响着当事人的前程（4）。我看这很不合理，不合法，不像是真的。人事科长王零既然在座，何不表个态，省得大家无的放矢！要是真有这回事呢，就不是如何改良的问题了。人事科做这种黑暗，见不得人的勾当，太不应该了。更不去说有人提到的党的人事科这种说法了，党作为一个整体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怎能管到党外人头上来呢。反之，如果我家中保有党员的档案，你们如何看法呢。所以，如真有这种性质的人事袋，应该烧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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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80年代时我得知一件事。高中时的一位同学何福康，因被另一同学在肃反时无中生有地密告为加入过我的小集团，虽以优秀成绩在山东工学院毕业，却得不到重用，后来文革时与干部一起劳动，干部说“咦！你根本不像是档案中写的那种样人。”在他追问下，才得知实情。告密者是个党员，曾争取我入团，我则叫他也不必问政治，但我们私交不错。他就读于南京航空学院，通信甚密，肃反后失去联系。80年代见面时也牢骚满腹。不知他当时何以出此，更不知几人受害。1997年向明中学校庆，我们班级同学欢聚一堂，一位当时的党员同学黄绍元坦诚地告诉我，当时徐还是团员，是受黄之命来和我要好的。黄说：“你当时如能因此入团，徐就立大功了。那时，天主教徒吴宝昌同学是我们的打击对象，你是争取对象，因为要发展又红又专的党团员。”我不禁发笑，还只是个中学生哪谈得上“专”？黄在会上深深致歉，说他当时伤害了我们，这使吴和我都大为感动。当然对我是谈不上伤害两字的。黄后来在大学里也被打为右派。同学会上还见到一位从五爱中学转来仅在高中同学一年的党员，他说他大学四年就读了四个大学。显然是个职业学生了。
王零真不愧是个老奸巨滑。借这机会就站起来说：“今天的会开得很好，可是大家提的意见还不够尖锐。请下次开会再提。今天的会就到此结束。”
到了6月，报上的情形已经大变了。一派声讨右派的文章铺天盖地。几乎都是是非颠倒的漫骂。然而我还完全没有感到迫害将临。我们的宿舍里仍然随便地议论着报上的文字，例如葛佩琦说当年共产党进城“人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但“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则人民也会推翻共产党，甚至于要杀共产党。这话在要杀共产党前是有假定的前提的。为何要自认前提已经成立而说葛要杀共产党呢，莫非心中有鬼？
6月28日中午，和我同住一个房间又是同时提前毕业的王兆永同学对我说：“今天下午四点半请你开会，对党提意见。”王兆永原是在肃反时负责整我的同学，但在毕业后，住在一起，学业上亦相互有所交流，对彼此的为人都有了了解。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枕边放着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看呢。他说这毕竟更符合事实。又有一次我对他发牢骚说：“共产党不懂得尊重人。”我指的是某次宿舍门口贴出布告称；今天下午有重要会议，务必出席，云云。但结果会上说的不过是：如今人民生活好了，原来不吃油的农民现在也吃油了。于是，油的供应便有些困难。下个月起，要发油票来限量供应。我说，发个通知不就行了！何必故弄玄虚说什么重要会议呢？再说，建国时期要省下油来换外汇买钢铁，我们也理解，也愿意束紧裤带支援国家。但为何要说这种混话来骗我们呢？再说召集应对会议负有责任的人来开会是发通知，而对会议没有责任的人来说应该发请柬。你们动不动就以命令的口气出布告，又不写内容。岂非不尊重人吗？当时他对此不置可否。但这一回却真的拿出一张复写的请柬来。说：
“这次是我们党诚心诚意地请你提意见，你看，这不是请柬吗？”
果然，请柬上有邀请参加整风座谈会云云的字样。王接着又重提了我过去的牢骚，说现在党已经懂得尊重人了。听我再三回答说对此不感兴趣后，他又说：
“这次不但党请你提意见，而且我本人也很想听听意见。这样吧，作为交换条件，我先请你看电影。”
这样，我们去海宁路看了第一场电影。散场后，在回校的公共汽车站上，我推他挤上了车，却缩开了手让车门在他身后关闭了。车子起动的瞬间，他转过身来，苦笑着点点车窗，说：
“你呀！就是不肯开会。”
我被他说得不好意思起来，就等了第二辆车，到了学校。
鸣放会的会场设在普通物理教研室，与会的是全体物理系助教。谈了一会儿后，沈天增（5）发言说：
“我怀疑这次运动会不会是钓鱼？……，……”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郭有思便跳了起来，指着沈的鼻子骂他右派份子。沈天增并不雄辩，发言时右臂成直角垂在下面，一句一挥地书生气十足。听了郭有思以及跟着贾起民（6）等的臭骂，不禁呆了。
我这时忽然有一个念头，想当年肃反时，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却受不了惊吓。一年多不和我说话。现在泛泛之交（7）而已，再也没有过知心的交谈。我却要让你看看我是怎样对待朋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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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沈天增和下文将提到的郭有思，贾起民，薛履端等都和我同班，是第二批提前毕业的。那年共提前了12个同学毕业当助教。
（6）郭、贾二人当时最是穷凶极恶。文革中郭带头多次抄了王福山先生的家，忠厚如王先生对吴剑华先生说：恨不得杀了他！可见郭当时的面貌，后因和人姘居而一蹶不振。平反后我和一位当年在北京的同学说起贾，她问我为何如此厌恶他，我以当时情况相告。她却讲出令我吃惊的事来。原来贾是80年代才入党的，入党时说很后悔当年之事，说那时支书薛履端抛材料，他充了大炮。薛当年在会上一言不发，会后见到我时，左右一看若无人便向我露齿微笑，我一直还感激她呢。
（７）毕业后，经王兆永提出，沈天增，宗祥福和我每周日到王兆永家去相互作报告讨论物理问题。
这样我举手打断了接连着的批判发言，站起来辩道：
“我所听到的，沈天增并没有肯定地说共产党钓鱼；如果他肯定了，他就不可能说出来。否则不合逻辑。他的意思只可能是：希望共产党不要钓鱼。再说这话也不是他发明的，报上登了多次了。”
不料我的这句话不但阻止不了他们的无理吼叫，郭、贾二人反而马上指着我狂叫：
“你也是右派份子。不要想逃掉！”
这样，矛头便转到我的头上。这时候根本没有什么辩论可言，完全是毫无道理的攻击。这帮人你一言我一句，以责问的口气吼出各种各样的辱骂。行文至此，我所用的“责问”一辞其实是不确切的，他们并没有“问”的意思，而是要套出我更多的话来供他们攻击。所以我一答辩就引来更多的攻击和挑衅。我相信他们是预先密谋策划过的。这些人都是党团员，平时和你生活在一起，不动声色，甚至和你一同发议论，也对社会上的种种不公表示不满，但是在运动来前，他们便被召集起来进行阴谋策划。到时一拥而上完全丧失了人性。我如稍微关心点校内形势，就应知道许多单位已在批斗右派，不会中圈套前来开会。但即使不来开会，也逃不过这一劫；有一位讲师吴椿，平时很少说话，到了59年，他正在图书馆看书，钱孝衡去找他说：“你现在算是右派了。但是不要灰心，还是有前途的。”从此降职降薪成为贱民。后来知道，定他为右派的依据只是他对生产的火柴杆改短和买来的布缩水太多发了牢骚。不过从后面发生的事来看，党支部书记王兆永却并不知道我的事情会如此严重，大概仅是受命诱我开会而已。
他们责问我王恒守是不是右派，我断然否定。又问章伯均、罗隆基。我说他们是不是右派又何必要我来评定？在被逼不过时，我只好说就算他们是右派，但单凭报上的材料是不足为据的，必须另有依据。
因为沈的发言中曾有怀疑共产党的本质是否结党营私之语，便七嘴八舌地责问我：
“为什么你反对党的领导？”
我答道“何以见得我反对了党的领导？”
“宪法规定了党的领导，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如果规定了，你认为如何？”
“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又不是中华党员共和国的宪法。由谁领导应由人民按选举结果决定。”
“你为什么反对在宪法中规定党的领导。”
“如果定死了则万一将来党蜕化变质怎么办？”
此语一出，跳起了一个后来成为大人物的华中一（8），他居然随身携带着党章，从口袋中掏出来念道：
“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并自以为有理地据此反问“既是先锋队怎可能蜕化变质？”
我听了禁不住大笑，反唇相讥道：“党章规定的不过是你们奋斗的目标，那有一规定即成事实之理？正如物理学上有理想气体的假定，和实际气体是有区别的。难道说你认为被你们骂的国民党其党章就规定了党员皆地痞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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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华中一当时并不是助教，却来此开会。他交通大学毕业，虽为党员却不服从毕业分配，不肯去外地。后来趁周同庆教授负责研制X光管的机会，跟来复旦。他反右起家，摇身一变成了电真空专家。据负责文革期间主编工农兵物理教材的吴剑华先生后来告诉我，看了令他编的《直流电路》一节后，曾当面指责他“连抄书都不会！”后来他居然荣任复旦大学校长之职。他“指导”的研究生无不对其“学问”摇头。有一位和他争论后，正担心报复，不料却被送出国去也。
又有人提到我肃反时被检举的一句话，说我讲过若鞍钢被美国扔了炸弹，我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害毫不惋惜，若中国士兵被杀，我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也毫不同情。这完全是断章取义的挑拨之辞。事实上，我当时是指着报上的一段话而作的评论。报上将美国飞机在朝鲜炸我阵地说成是不人道。我批评其不会宣传，说这和人道无关，我军也要炸他们的阵地。如说其不人道，应举的是炸我妇女儿童。即使炸了鞍钢，杀了士兵也不干人道之事。可在恶意挑拨之下岂容分辨？马上大呼说我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云云。这样一直瞎吵到时间不早了。散会前令我表态，我说：
“我根本不关心整风，也无意提意见。今天来此开会全无准备。想不到有此结果。”
于是他们便令我于7月1日再开会。
7月1日的会规模已为全系教职工会。是针对我的批判会，先令我发言。我并未说任何新观点，不过是对他们的恶意攻击作些解释而已。然而我被迫而随便的发言后来却被他们说成是反党八大纲领。现根据复旦当年印行的一本《毒草集》抄录其中以“八点纲领性意见”为标题的一段如下：１，我要求大家抱着纯客观的态度来讨论问题，有人说这不可能，说不是这个立场，就是那个立场，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所谓只有两种立场的看法，是从马列主义来的，而客观真理不见得就是马列主义，我的本意对党并无敌意的，如果你们认为有，那是马列主义的偏见。２，从古到今都有爱国人士，如杜子美、陆放翁等，只要是爱国人士，都是为低层人民诉苦的，当然，所谓‘低层人民’就是劳动人民。他们要为低层人民诉苦不外是这三个理由：（１）他们是大多数，（２）他们受到的文化教育少，愚昧无知。（３）没有人做他们的代言人。爱国人士为无产阶级着想，不等于承认无产阶级领导。３，我没有认为资本主义优越；对社会发展问题，我没有研究，我不是学政治的，也不感兴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一种理想，可以不相信，唯物主义不反对说有的东西我们还未知吧？我说过人类道德不可能达到，这是不是校刊标题上说的‘反对社会主义路线’呢？我说不是。……但一定要说成引导大家走向共产主义的路，我不赞成。４，我觉得党有缺点，我接触到的党员就都有缺点，（这）说明（了）党的实质。我现在赞成共产党是因为其它党没有执政能力；现在因为只有共产党领导，不得不如此，（但）没有什么理由说一定要共产党领导。我说多党制有好处，是指几个政党互相监督。５，宪法是百年大计，希望一直用下去；但是否将来有别的政党更强大，现在还不知道。６，储安平、葛佩琦的话，本人乐于引用……，譬如‘杀共产党人’我认为是忠告，我不为他们辩护，因为指明他们是右派分子的，一定还有其它材料，我不知道其它材料是什么？所以不能肯定他们是右派分子。但就他们的发言本身来说，没有什么错。共产党不是傻瓜，他们也不是傻瓜。如果认为死人穿过的衣服不能穿，是一种迷信；那么，我们也就不能认为他们讲过的话，我们就不能讲。７，我觉得对青面獠牙，杀人放火的人进行肃反，是完全必要的。但问题在于是不是真正肃反。有一部分不是在肃反革命，譬如我在肃反时被斗，我就不是反革命，这样的事实全国都有，不是个别错误。我怎么是反革命呢？这是有点杀鸡给猢狲看的。又譬如我一到系内工作，就发现即使在系内教书的，就不如我在学生时代想的天真，常常在背后骂，这是为了政治问题（吗）？（是）由于党脱离群众，有人拍马屁，党爱马屁的缘故。８，物四会上有人讲到我系有教师领学生到北京去生产实习，因为人事材料未到，就不许进实验室，这是对知识分子信任吗？我还从很多小说上看到党‘只重口袋不重人’因此我建议烧掉人事袋。
这里，我举杜甫、陆游为例指出古往今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关心人民疾苦的，在共产党成立以前也并不是没有真理和正义。把一切都说成非共产党领导不可是不对的。问题不在于我反不反对共产党，而是根据民主制度的原则，任何政党包括共产党在内都不能自封为不可反对的(9)。共产主义社会只是一种理想，我不反对有人持这种理想。但以此理想为据认定了现在共产党正领导着大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因而决不可怀疑此一理想，我是不敢苟同的。我讲完以后，接着就又是连珠炮般的责难，虽说责问却又不许答辩。当有人问：“你曾说肃反是杀鸡儆猴，那末谁是鸡，谁是猴子？”时，因我已多次要求发言，名义上主持会议的系主任王先生说：“让他讲话！”我便起立说：
“大家是鸡也是猴子。被拿出来杀的就是鸡，暂时还没有被杀的便是活猴。鸡和活猴包括在座诸位。”
这帮仗势欺人，只管自己胡说八道骂人，不容反唇相讥的“好汉、英雄”们，这一下可不得了啦。简直是捅了马蜂窝，全场乱作一团，几十只手指着我乱嚷。会开至此也就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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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我当时心里想到而还未直说的是Republic这个词就是指的废除由某个个人或集团世袭的统治。岂能借消除阶级的空想理论为名而行恢复等级之实。
过了数日，批判会扩大到全校范围，在登辉堂(10)举行。戏台上坐了主席团，前排空出一段放着麦克风，我和沈天增被命令坐在第一排听训。当听到我敬重的黄烈德和周怀恒先生(11)发言时，我简直莫名其妙啦，周大声地用他的宜兴官话叫道：
“我想不到”他停了下来，作出痛心疾首的样子，过一会，接着说道：
“我最好的学生”又停了一停“竟成了右派份子！”
我忍不住对身旁的沈天增说；这难道是真的吗？我多次要求发言，都被”不许右派放毒(12)”的呼喊制止。有一次还是主席台上的王先生说了才让我说话。我走到麦克风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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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以已故李登辉校长命名的复旦大礼堂。
(11)两位先生都教我数学，黄先生教微积分，极好。运动后期被查出少年时曾加入过三青团而被劳改。80年代再见到他时，垂垂老矣。
(12)用放毒一词来描述不同于官方的意见也的确够妙的了，既然是毒，当然可以使人中毒，被如此威力无比的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又是最聪明的劳动人民居然如此容易，竟象中了毒品一样地去相信不同的意见，以至不得不动用专政手段来“禁止放毒”。真是妙不可言了。
“我听了半天，似乎你们在批判一个也叫李梧龄的人，可这是你们想象出来的人，不是我。他在哪儿？……”
等不得我说下去，便是一片疯狂喊叫。鬼使神差他们是没有闲情欣赏这点小小的幽默的。这就是他们的所谓的说理斗争。
这以后，校刊就登起骂我的“文章”了。这里我用引号是因为从文字水平而言，这种东西根本配不上叫文章！看到校刊后，我教的数学系四位同学来到宿舍向我致意。可他们很快便被团支部围攻，其中三人被迫认错。唯有一位女同学赵丽珠不畏强暴，反而敢于当众和我说话。后来她受到勒令退学的迫害(13)。她自己不低头却劝慰我不要辩论而要检讨，我答以：
“士可杀而不可辱。我做不到挨了板子还大呼臣罪当诛，皇恩浩大。吃了耳光还要大呼快乐不止。”
“如你已经功成名就，作出了一番事业。那当然应该硬骨头到底。但是你的事业还才开始，如因此夭折，岂非可惜！”她这样说。
大会以后，转入小会的阶段。十来个“积极分子”像开了发条会跳的玩具青蛙一样围着我闹。这种批判会如果留有记录将是十分有趣的。可惜因为完全是疯话而不可能完整地回忆出来。例如大呼小叫地令我“缴械投降”。这又不是打仗，又如何投降？开口闭口说我向他们“进攻”了。不按他们的意思臭骂自己就算的“进攻”了他们！整个的会议就象一群小孩子在玩假打仗，说的胡话大概只有《爱丽思漫游奇境地》里的御前会议可以比得上。
往往在会议开始时有人故作诚恳姿态地说；
“我们是在帮助你，你千万不要误会以为我们要打击你。”
“怎么会呢”我不无讽刺地答道“帮助和打击完全是两码事，谁也不会误会的。你们的意思我当然明白。”
于是我便受命检讨。这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我既未对任何一件事提过具体意见，更没有写过文章、贴过大字报。就无法对某件具体的事做检讨。所有的只是平时言谈，怎能记得？而经他们举出的又往往断章取义走了样。于是只好泛泛而谈，说从小读的书不对，认为政治是“狙公饲狙”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因此太不关心国家大事。受《民约论》之影响很大，认为政党也不过是一个法人团体，和每一个人民应该是平等的。根本没有学习过宪法，不知道有规定共产党领导之事，平时爱好科学喜好纯客观地看问题等等。
其实，我和他们谈书本，他们又何尝听得懂？如果他们真的能虚心听我的“检讨”则实际上我是在给他们上最基本的民主主义课。我总是说“过去我错误地认为┄”，其实这些认为当然并不是错误的。例如我从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到了Jefferson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中所论述的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但他们也根本不管我说的是什么！只等我说完就莫名其妙地、胡说八道地攻击。他们的目的根本不是你的检讨，而是要表现其自己，妄想得到好处。狼捕到了猎物就要撕裂它。求饶是根本没用的，但不检讨也不行。否则他们没法交代；“什么？你们这么多人竟制服不了他！“啊呀呀，这可不得了，这可误了大事，误了他们的前程。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当一个贼踏着垫脚石正爬墙到半空时，忽地垫脚石倒了的狼狈不堪样子。不！不仅是狼狈，他居然愤怒起来。一个惯窃没有偷到皮夹会比失去皮夹还要难过！
就这样，两、三天一斗地过了一个月。到了8月9日的一清早，我正在梳洗，电话铃响了。想不到我小学时的王校长(14)打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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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她此后当了多年的中学代课老师，平反后，读过两年大学的她得到毕业文凭。可见文凭是待遇而非学历。
(14)小学毕业后我就没有再去看望过王明玉校长，她是从电话簿中查到号码的，足见老师对学生爱护之深。平反后，我去看望王校长，他的丈夫周先生也在家。谈起往事才知道周先生原是地下共产党员，曾被捕，押解途中跳火车逃的命。但因此脱党。他说“幸亏如此，要不然的话为了这样的社会送了命，岂能暝目！”说罢掩面，不胜唏嘘。
“你怎么样了？你要当心点呀！今天的报纸……我查电话簿……”
我赶紧下楼，从厨房窗口取来解放日报，只见第二版上大标题《李梧龄百般咒骂共产党和新社会》。其实一个多月以来报纸已面目全非，文章可笑之至。例如有这样的大标题《驳斥“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谬论》之类。外行当然不能领导内行！这是普通的常识，怎么成了谬论呢？后来新闻日报的文章居然说我出身“军阀家庭”可见胡说八道到什么程度。不过当天我看到报虽然一笑置之，却也马上把报藏起，怕被父亲知道了会担心。后来终究瞒不住，老人家只是笑笑说：“我的儿子虽不明利害，是非却是知道的。还不算太糊涂。”毫无害怕之意。抗战时我家沦落在上海，他拒任伪职而失业。后来一贫如洗。但老人家言传身教的人品使我终生受益。虽处逆境而不悔。
又有一天，新民晚报登《高教界牛、鬼、蛇、神》15一文，我的名字正好排在第四。我哈哈大笑对一位朋友说”我可是神呢”。
我家的这位朋友名叫王湛贤笔名阿湛是新民晚报副刊编辑。常来我家看书。曾有一次读到《水经注》中一则秦始皇去见海龙王的故事，就译成白话，发表在副刊上。大意是：秦始皇知道海龙王有许多宝贝，很想见识见识。海龙王于是托梦说，可以来，但不准带画家随从。然而秦始皇还是带了一位画家混在随从中。果然，海龙王宫中琳琅满目，不胜其豪华。酒足饭饱后。秦始皇带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一路上海水分开，让路而回。海龙王此时才发现问题，知道自己被画了像！盛怒之下派出虾兵蟹将追赶而来，一路上波浪滔滔淹将过来。可怜秦始皇只身逃命，失去了全部随行人员。海龙王相貌其丑无比，不愿留下形象。是以后世无传。
鸣放期间，该报社长林放动员提意见。当时报界都在议论新闻自由、民办报纸之类话题。社长又拍胸保证言者无罪。不料，林放去北京回来，得了消息。自己马上转向不说，却仍然不动声色地继续动员鸣放！王阿湛也就放心地说了。就此上当，打成右派。前述文章就成大罪，说成是影射共产党丑陋，不让新闻自由云云。
阿湛后被送去青海劳改，下落不明。右派平反时新民晚报还未复刊，无人问津。阿湛没有家室，他的姐姐曾来找我写信，多方求助，都无消息。阿湛的舅夫是柯灵，对他也无援助。一位很有才华的文学家就此消失了。当年他送我的一本文集，也在文革中被抄去，未能留下来。
报纸也惊动了吴剑华先生，他在学期将结束时，向我交代了考试事宜说：“我回乡去了，有事写信，就写苏北海安吴剑华收好了”。看报以后，吴先生提前回到学校，并马上赶到我家中来规劝我小心为要。他因此参加了本可避开的会议，会上又仗义执言说：“我是了解李梧龄的”等等。于是被人攻击，加之他平时说了一副对联“这好、那好，牛皮最好；千错、万错，马屁不错”，批评医务室时说了“横眉冷对同学指；俯首甘为病魔牛”。在钱孝衡等的策划下，58年他也被打成右派。后来还了解到他被人捕风捉影地检举说他曾任美军翻译官。事实上，他只是在读大学最后一年时，全班参加英语培训而已。还没来得及为抗战服务就已胜利了。吴先生后来也被送去下放劳改，但为时不多，放回后领很低的工资，教了许多课。平反后，他坚持要那检举人道歉；但那人却抵赖不认帐。86年他退休时，又不按规定剥夺了他离休(16)的权利。经他多次上告市委组织部，于1992年才争得此待遇，但在工资级别等方面仍被压底。
事实上80年代的平反冤案，对于造成冤案的那帮鹰犬是从没一个受惩罚的。他们仍然往往居于高位，极尽压制之能事。
这一年的暑假，我们年级留在上海的约40余人中，却有15人被打成右派。王兆永在党支部的会上说了对我的了解，反对对待我的方法。说那样不符合毛主席“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指示精神，倒反化消极因素为更消极因素了。他因此也被打成右派。幸而是党员，未被劳改。他很快被脱去右派帽子。78年右派问题总解决后，钱孝衡对他说：“因为你是党员，所以打你右派。因为也要有一定比例的党员右派啊。”
物理系的同学是被打成右派最多的。这和学科学时的思维方法有关。我同班同学们主要是在讨论等额选举是不是民主选举？胡风是不是反革命的问题上被打成右派的。这些讨论会是在党委的策划下召开的，讨论题也是受其启发的。可见用心之险恶。这两个问题，特别是选举，即使从字面来看也是从若干个中选择之意。居然发明所谓等额选举之说，还标榜说是最民主的，岂非笑话！学校中动员了一批学马列主义的研究生来做打手，真不知道这帮研究生是用什么逻辑思维来做研究的。不过，也可以说他们的确是当代的一批“社会科学精英”，因为他们年纪轻轻，在那时就已懂得了“上级说的就是真理”和“谁的官大就听谁的”这样的社会主义哲学，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学到老了还是学不会。当时物理系三年级的杨福家也是跨年级的打手之一。当有人责问他“你看来是有背景的”时，他公然得意洋洋地说“我就是有背景的，是党指示我来和你们斗的。”果然他反右以后被送往丹麦留学，成了特别培养的对象。
未毕业同学中最令我敬佩的是王海容同学。她是王造时的女儿，当然在劫难逃。班上逼她发言检举自己的父亲。她被逼不过，同意发言。临上场却说：
“我的父亲，他，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他是很伟大的。”
于是全场哗然。在以后的批斗会上她从不屈服。还带了本英文小说去看，“你们的话我爱听就听，听不进就不听”。指责她时，她转身就走。主持会议的人指使一个头脑比较简单的同学去拉她回来，她怒斥他“你想干什么！”那小子慌忙倒退不已。她的男朋友已毕业，在同济大学工作，曾在他家帮其父誊写过演讲稿。此事被她的一个好朋友在也被打为右派后说了出来。于是又多了一个右派。
王海容同学英年早逝，未能等到平反。她的父亲亦于文革的监狱中去世。我写回忆至此，忍不住停笔唏嘘。回想起在复旦吃最后一顿饭时，正碰上她，同桌用餐，相互勉励的情形，犹如昨日却已恍如隔世。逼迫女儿反对父亲，不成，则迫害之。天下有是理乎！海容同学将永远活在我心中，永垂不朽。
开学后，我没有被安排工作，逍遥自在得很。继续跟着王恒守先生做研究。故仍常去他家。讨论之余，天南地北，论古说今，相聚甚欢。王恒守先生这时早已成了报上连篇累牍咒骂的对象。他风趣地说起春节联欢晚会上，王中出了一个灯迷“寡人经常右倾”打现代人名一位。大家一看哈哈大笑，说是王恒守。
王中是新闻系教授，很有歪才。曾有一次坐在登辉堂主席台上，闲不住写了个条子“阳夕光西无常明，监囚亡灵呼曲冤”，递给主席诸君。这些主席正是：杨西光，吴常明，邹剑秋，王零和胡曲园。他们一个个看了好不容易才忍住了笑。王中也被打成右派，其主要罪状之一是说了“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语近幽默，却也很有道理；怎能和以新闻为教育人民的观点相容呢，虽说人民是主人，据说又最聪明，何必佣人去教育？
王恒守先生主要是说了大学应该教授治校。老先生为人耿直、爽朗，经常出语幽默。他这时也经常被叫到九三支部去批斗，对我说：
“开会必须剃了光头去，才不怕揪辫子。”
我答道：“那也没用，他们会捻你汗毛当辫子。”
说罢两人大笑。但他还是做了极详细的检讨，洋洋数十页，其中提到我的部分甚至将我得过学生科研奖，他在奖品簿子中题了一首诗“声光电热探真诠，莫让前人先著鞭；数理文章通一变，乾坤扭转几重天”也算罪孽写了进去。造的理由是使我骄傲了才会变右派。这既反映了老先生的谨慎，也可说明在运动中人们的心态。在没有法制约束的一批恶棍的围攻下，很有一些人顶不住时，不但把一切所知的都抖(17)了出来，而且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事推卸到别人头上。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好象推说自己思想受某人影响也可救他的命似的。先生都有所防备也。
记得8月8日那天，我在工会楼楼上，被斗罢以后走下来。看见大厅里正在斗孙大雨。便走进去观摩。只见孙站在前面答复责问。也早成右派的图书馆馆长潘某、生物系教授张某分别登场责问，因为孙忘记了他们的一次谈话内容。他们指责说那是在某月某日，竟然还会说：
“那天谈得很晚，你舍不得请我们吃饭，是到宝大(18)去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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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单从这标题将牛鬼、蛇神两个词拆成四个就可见其水平了。
(16)按规定凡1949年10月前参加革命的，其退休称为离休，待遇远高于一般退休人员
(17)这里我选“抖”字而不用“说”字，因为前者更说明问题。抖衣服时不但口袋里的东西，而且连灰尘也都抖出来了。
(18)上海淮海中路的一家西菜店。
那时候报上正经常以孙大雨吝啬来对他人身攻击。此语一出，举座喧哗，纷纷嘲笑，辱骂他。孙则举着一卷纸往头顶上敲击，愤怒地说；
“我不记得了嘛！”
此情此景除了说岂有此理外还能说什么呢，这些至少曾是他的朋友的人即使对他的吝啬有看法，也怎能在这种场合用这话去侮辱他呢。这不就是落井下石吗？
孙大雨先生成为右派的情况和我所知其他人都不同。他解放前原是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主席，解放后权位大大地不如前了，未免牢骚。以老革命自居，骂人成性。恐不免是为地位之争吧。
然而他的批斗会也确实令人寒心。回忆那位张教授也曾在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上以“千士之诺诺不若一士之谔谔”开头慷慨陈辞提了不少意见。很有士大夫的气慨。然而一旦受到攻击，他和朋友之间非但做不到“泉涸，鱼相处于陆，相嘘以湿，相濡以沫。”反而相互攻讦。我想起清人周容的文章《芋老人传》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老人邻有西塾，闻其师为弟子说前代事，有将相，有卿尹，有刺史守令，或绾黄纡紫，或揽褰裳帷，一旦事变中起，衅孽外乘，辄屈膝扣首，款惟恐或后……”说的是一位塾师平日里和弟子们熟读圣贤书说的都是忠君爱国之道，但一旦城陷，纷纷争先卖国唯恐落后。我对张、潘的批评也许是只看到了表面，然而当时整个知识界的情形却真是可悲。你只要想想百万知识分子被无端的打为右派，纷纷落马时却又相互攻讦的惨状；特别是那些头面人物，争相自我辱骂。无怪事隔多年后有人批评说中国知识界之所以被毛打得落花流水，其自身之没有脊梁骨也是原因。这不正应了一句古话“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吗？
散会时已是中午，我到食堂一看十分拥挤，便走进来喜饭店。这是一家很小的饭店，只有不多几个火车座，除了一个外，也都已满座，但人们还是往已坐了四、五个人的座位中挤。背朝里的那位没人敢惊动的大人物正是孙大雨先生！我毫不迟疑地走过去，转身向外坐下，微笑着轻轻地说了声”你好”。他不敢答理我，甚至微笑也不敢。但我相信他是得到安慰的。说时迟那时快，唰地一下，全体目光向我投来。我心里想“你们又能拿我怎样？”这件事发生在我被上报纸批判的前一天，所以连日期都记得清清楚楚。
舒服的日子没几天，就来了通知。蔡怀新安排说“请你到系图书馆去指导编目。”蔡是53年毕业的，此时已是讲师，是一个党员干部，说起话来是很客气温和的。我于是到图书馆去上班。系图书馆的规模很小，只有两间房间，书籍主要都在外间，有一张桌子和一些椅子供阅览。里面是个小间，放即期期刊，有沙发。我搬了桌椅进去放上打字机办公。系图书馆并不每天有新书来，工作太轻松了，明摆着是硬添出来为了不让我闲着而设的工作。
我既然做了这份工作，就也兴致勃勃地去大图书馆借来了许多图书馆学的书看。发现了图书馆目录的许多不足之处。至少就系图书馆而言，其图书分类竟还用的是几十年前的王云五分类法。于是我按当代的物理学拟定了一张新的分类表，请示系主任同意后，开始将书籍全部重新编目。
我这时在学校宿舍里无人说话，便搬回家里去住。每天上班路上要一小时，约九点钟到校。不久他们传话说我应按时上班。我回话说；我是教师，本没有上班制度，何况你们安排的是“指导编目”。我不但每本新书都亲自编好目，打好卡片，还主动提出重编全部目录。这点工作根本用不着多少时间。如要我按上下班制度上班，请先降我为职员。他们也就没有再坚持。
转眼秋去冬来，已到了11月份。我的父母亲为我选12月1日结婚。照农历算法，这也正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我和金美梅相爱五年了，双方家长也有往来，这是顺理成章的婚事。我父亲按着古礼还亲自去求亲，约定了婚期。只是因为我的事见报以来，金的同事们都劝她和我分手，所以就没有事先与她们说过。这一天，她去见工会主席魏芹请结婚假期。魏吃惊地说：
“什么？你怎能和他结婚？”
“为什么不能？”
“他是右派！”
“右派也是人，又不是鬼，为什么就不能结婚？”
“那好，后果你自己考虑！”
魏芹的口气不无威胁，但我们也没有当它一回事。事实上，我们早已办好了结婚登记。有趣的是，当我们拿到结婚证书时，其上赫然签名证婚的卢湾区区长关百胜却也是一位右派！
我妻工作的单位是岳阳路小学。教导主任吴家琦是和她同一天去报到任职的。吴的男朋友是复旦历史系的学生。她俩关系本不错，每当她们学校开舞会时，她总希望我去参加。当我提前毕业任助教后，她不无嫉妒之意。这也许是她以后如此穷凶极恶的缘故吧。
小学的整风运动起步晚，一开场就反右了，这时刚“揪”了几个右派，所以她们认为金美梅简直是胆大妄为极了。不久她也当然成了右派。其实她根本没有鸣放过任何话，于是连平时说过美国货好也算是罪名了。这时放了寒假，我说不要理睬她们，不必去开会。
于是有一天一大早来了两个人，在门外大声敲门叫“金美梅”，目的当然是叫她去挨斗。她问我“怎么办？”我说“不要去！”她说“那就推说生病吧。”说着就躺到床上去了。我快步下楼走到院子里开了铁门的一条缝问；
“什么人？”
“我们是岳阳路小学的。”
“有什么事？”
“我们找金美梅。”
“找她有什么事？”
“叫她去开会。”
“她不能去。”
‘为什么？我们要见她。？
“不行，她不见客。”
“什么？”
她们显然惊呆了，生长在我们这社会里的人对于一个人有权不见客是完全陌生的。“凭什么一定得见你们。”说着我用铁门把她们推挤了出去。她们在门外踢门大骂，我就回骂她们“匪徒！”，她们却也奈何我不得。据后来得知，她们马上去了复旦大学告状。
岳阳路小学当时还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学校，教职工只有17人。却打了7名右派。校长是位老先生，后来死在狱中。工友林凤美还不满二十岁，也在当时被打成右派。后来报上去时，根据其文化程度实在说不过去了，却也不放过她，无端按上个坏份子名目。58年要赶她回乡下去，她舍不得这个饭碗，苦苦哀求，不成。下乡不久，发了精神病，至今未愈。
我妻子后来降职降薪，拿35元工资，实际上在干校工的工作。据说是最光荣的劳动却慷慨地让她干了多年。我出事后，她胃溃疡病发作，58-62年间十余次住院。来农场探望我后又感染了肾盂肾炎，一病多年，有高血压、腹水、肝硬化等症，文革时幸而病重才因祸得福，因为碰到了个好医生。当这帮人去医院“揪斗”她时。彭龙舞医生(19)说“可以，但你们不要再送来了，出了人命我不负责！”这样一来才吓退了这些恶狠狠的人。后来又碰到位好校长邵华斌，在临被送下乡劳动时因病留了下来，才保住了这条命。
贱民的生活并非仅是扣工资和干体力劳动，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凌辱。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次我妻正在门房间劳动，忽然电话铃响了，一听，是找一个叫陈溶溶教师的，于是我妻便高声喊她来听电话。她们原是很熟悉、要好的同事，可是你猜发生了什么？那位“高贵”的陈老师居然脸一板，大声申斥道“你是什么身份！胆敢直呼我的名字！”不但如此，接着还为此开会，批斗一场。从这一小事就可见到人欺人到了何等的程度。然而这也并非可归结为小学教师水平底、素质不够。在大学里也照样如此。我的同学张静甫被打为右派后分配在工人师傅蔡祖泉手下的电光源实验室劳动，有一次老蔡令他去物理系的200号楼送东西，张奉令而去。不料才走到200号门口，就见到楼梯上下来一人，此人非他，原来比张低一级的杨福家是也。杨这时候反右起家不可一世，竟对张申斥道：
“这是什么地方，也是你可以随便来的吗？”
啊呀呀，这是什么地方？还不就是我们一进复旦就上课、做实验的一座普普通通的楼吗？近来荣任复旦大学校长的人物，当时的嘴脸就是如此。与其说这是个水平问题，还不如说是人的恶劣品质被当政者鼓舞起来了为确当。
再说我妻在学校里做苦力活，一个姓周的门房便成了她的顶头上司，我妻每天得买些小点心孝敬她。只要那一天忘了，此人就马上变脸，处处找麻烦。可见受这种小人得志的人管有多难受。
与之相比，我在监狱21年，虽然受尽折磨，但毕竟基本上是生活在所谓“脚碰脚”即胼手胝脚的难友之间。其中固然不乏相互残害，但伥物只能是伥物而并不能自封为老虎。这是和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由公民”不同的。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唆使下，把人性中的所有恶劣品质都煽动了起来，造成了多少人间仇恨，对民族的心理素质有多大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
1958年2月的一天，我正坐在打字机前工作，系图书馆唯一的一位管理员项老先生悄悄然走到我身边对我说：“请你帮个忙”我就跟着他走到外间去。他指着一个书架说”我够不到，可否请帮忙替我把上面的书搬下来”。我就踩在凳上帮他搬书。可是还没有搬完一排书，他又说“不要搬了”。我被弄得莫名其妙，很不乐意地问道：
“什么意思，难道我搬得不对？？
“不，不，不是这意思。”
“那又为什么？”
“我不能告诉你。”在我一再追问下他又说：
“除非你到我家去吃饭，我才能讲。我家住在嘉陵村（20）某号。？
“饭我就不去吃了，我吃完后一定到府上造访。”
就这样我饭后一肚子狐疑地到他家去。他小心翼翼地关上了门，才低声对我说：
“蔡先生来了，我才叫你搬书；他走了就不必搬了。”
原来蔡怀新吩咐他叫我劳动，他未应命。见蔡走过，叫我装装样子。我听了气愤地说“他们竟然这样！”于是他忽然说“一碗饭吃的人多了，吃的就少了。”我先不明白，他又解释说他们嫉妒我，才要排挤我。当然这是他个人对运动中我的遭遇的看法。然后他拉着我的袖子讲了他的身世。
他在复旦读书时曾和一位有钱的小姐相爱，而对方家长反对。俩人便相约到兆丰公园21殉情自杀。吞服了安眠药。他哭别女友回家时已很晚，母亲逼他吃了一个大西瓜。也许是这西瓜起作用救了他一命，他仅昏睡了几天。醒来时和尚道士一房间在喊魂呢。而女友则香消玉殒。他从此心灰意懒，书也读不进了，便恳求校长李登辉帮助，退学在图书馆工作。一晃几十年，项先生老了，天天坐在图书馆门口管签到，读着永远读不完的《东周列国志》。他说”老人老矣，所见实多”，对人际关系有他的看法。
分别时我说：“谢谢你的指点，我一定不会难为你的。”然而我却打定主意不去上班了。我不上班，也没人找我，但第二个月起工资七折，算我病假了。到了四月初的一天。我被电话召唤到学校去，等着我的又是蔡怀新。他出示几页纸，说：
“你签名。”原来纸上写了一百四十多条所谓我的言论。我说：
“我不能签名，这不符合事实。”
“拣你同意的签好了。”
“我全都不同意。”
“那你就签不同意。”
“这全部都是断章取义，似是而非。不是简单的同意不同意所能表明的。”于是我就逐条批驳，写完签上字给了他。
4月15日上午，又电召我去校，这次是系主任王福山先生找我谈，在座的还有一个年轻的助理，此人也姓王。王助理新来不久，只见他衣冠楚楚，扣子钮到衣领22，一脸正经的样子。坐定后，王先生对我说；
“领导决定对你的处份为劳动教养，但考虑你的前途，让你去封溪乡劳动。明天报到。”问我“有何意见？”
我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我不去！”王助理掩盖不住他的惊讶，皱起了眉头，说：
“为什么？！”我就转脸对他说：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既然问我，当然就有两种回答。如我回答了另一种，你就不奇怪吗？，如只许有一种回答就不必问。”
他说“那好”便转身外出了。我趁这机会问王先生：
“他们会强迫我去吗？”先生指着一份文件说；
“按规定，你还可以不接受处罚，离职自谋出路。”我说：
“那很好，我也早研究过这文件了。”这时王助理回了进来，拿着一张纸对我说“那你就办离校手续。”那是一张油印的盖巡回章的纸，上面有六个盖章的框框。我很爽快地缴出了校徽和工作证，办好了系里的第一个章，转身就走。我于是去王恒守先生家告诉了情况，他俩听了直摇头，说这样不行，要惹祸的。便商量叫我写一个说明理由的报告。第二天一早我带了报告去给他们看。报告中力陈我家父老母病，要我在家照顾。我不能一走了之，不得不拒绝下乡，自谋生活出路云云。他们看了都说写得很动情。
到系里缴了报告，我就去图书馆还书、盖章。巡回章的最后一个是校长办公室的一位女职员说：“校长还不知道这件事呢，这样吧，你先回去，有事以后通知你。”这样我就回了家，心中考虑着如何找工作的事。
4月19日星期六，一早就来电话叫我去。我将妻子送到她学校的门口，随即乘车去复旦，心中还想着是不是他们改主意不要我下乡了。校门口的警卫忽地拦住我，说要填会客单。这是个很反常的现象，从没有这样重视过查校徽，何况这么多年面孔都是熟的？我冷笑着填了单子，就去了校长办公室。那时的校长办公室在1100号房楼上。还是那位女职员说：“你这么早就来啦，校长还没来呢，你先请坐。”但我刚一坐下，她又说：“喔，刚才保卫科有个人找你，你先去一下再来好吗？”我就下楼出了1100号房，向屋后的保卫科走去，保卫科就在旁边几步路原工会俱乐部后面。我还没进门，一辆我未注意到的尾随我缓缓开着的吉普车中忽地跳下两个人，一把将我推了进去。其中一人马上转身对着我，掏出一张纸念道：
“……现经批准你校李梧龄送劳动教养……此致复旦大学……”云云。并马上要动手动脚拉我。我厉声责斥道：
“这文件是此致复旦大学的，念给我听干什么！交给复旦大学去！”说罢夺门欲走，却被人拦住了。我随即大喊：“我要找校长。”
这时候另一人装模作样地拿起电话，说了几句，转身对我说：“杨校长正在登辉堂做报告，你找不到他。”我仍不屈服说：“那不关你事，你尽管把这文书送交学校好了。”于是他们来软的了。一个人说：“你不要为难我们，就跟我们走一趟，办个小手续，我们保证送你回来见校长。”
这样，软硬兼施我被押上了吉普。谁在当时能想到，就此身陷囹圄二十一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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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淮海路徐汇区中心医院医生，也是右派。
（20）复旦大学第四宿舍。
（21）即今中山公园。
（22）当年很少人穿人民装如此正经。后来我在狱中见到个和他同时从青岛一个中学参加南下工作团的刑事犯（妙在该犯也自称右派），才知王助理高升到大学里，不得不装出个有知识的干部样子。
我是1953年考进复旦物理系的，当时正值院系调整后的第二年。院系调整将所有大学的院系拆散，再按苏联模式重新组合。复旦大学是所谓的综合性大学，即只有文、理科的大学，其物理系是由原来上海地区各大学以及浙江大学的物理系合并而成。学校的制度都以莫斯科大学为样板，例如上午连续上五节课而下午则为自修。这种课时安排只维持了两年，1954年就取消了。
物理系是一个大系，每届新生有120人左右，分为甲乙两班，我被分在乙班。一年级乙班的物理学是由系主任王福山先生授课的，王先生原是同济大学物理系主任，是一位忠厚长者。当时的教材也都照搬苏联的，物理学用的是福里斯和季莫列娃合著的《普通物理学》。书倒不失为一本好书，但是其民族狭隘性和政治宣传实在令人反感，不但世界上许多伟大的科学贡献都被说成是俄国的，还会有“列宁写道……”，“斯大林教导我们说……”这类莫名其妙的文字，实在令人讨厌。
一边倒学苏联的另一措施是废除英文，大学里全部从头学俄文。一年级时的俄文教师名叫郁去病，此人不但容貌猥琐而且素质极差。有一次教到каша这个字时说“这字是稀饭，但外国人的稀饭比我们的考究，是加有其它好东西的”。正好这同一课中又教到了чай这个字，他于是操无锡语大呼道”外国人不像我们，外国人吃茶要放糖的”。我听课至此实在忍无可忍，便对身旁的同学骂了声“放屁”。不料此话却被他听见了，便指着我问“你说什么？”我不动声色地就坐着回答说“我说你放屁”。他没料到我会如此回答，气得混身发抖，涨红了脖子，伸直了手臂指着门大声吼叫道“你，你，你给我出去！”我于是毫不在乎地离开了教室。下午，助教唐璞山先生来找我，要我检讨。我说我何错之有？他说“郁去病大闹，表示不肯来物理系上课了。王先生不得不为此向外文系道歉。这件事本应王先生自己找你谈，但他又不愿意。所以我来了”。这样，我只得写了检讨。过了几天，布告栏中贴出我被记大过的布告。这个大过只是装样子而已，它从未被撤消，但在我后来提前毕业时，也未被按规定写在文凭里。不过经此以后，我对俄文反感更深。郁去病这个人相貌奇丑加之一脸媚苏之态，被沐猴而冠地放在大学教师的位置上，上课时我感觉到的简直象是看讽刺剧。所以我从不听讲而最喜欢他举行临时测验，因为可以缴上白卷就走。到了学期终了，我花一个多星期苦功，在大礼堂全校一年级的俄文考试上仍然第一个交卷。我们班上有一位俄文成绩非常好的同学和我一前一后走出礼堂，她很不高兴，认为我缴白卷还要抢在她前面。而郁去病拿着我满分的考卷气得不得了，对同学说“他平时成绩不好，给六十分！”。
其实象郁去病这样素质的人当时大学里也并不少见，我们看到了趾高气扬的所谓苏联专家，他们年纪轻轻却在其上课的教室里要备上火炉。总有一伙人满脸谄笑地围着他们转。那时大学里有四门必修课，分别是：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辩证与历史唯物主义和联共党史。单看堂堂中国的大学，每人必得去读苏联的共产党历史就已经够令人气愤的了，更何况这四门强迫要上的课无一不是很荒诞的。中国革命史而不谈推翻满清的国民革命，却立论在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单凭列宁说过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一句空话而不问列宁身后事实如何，不问斯大林非但没有实行列宁的话，反而变本加厉利用美国要他们在德国投降后出兵打日本的机会逼迫中国接受外蒙独立和其他新的不平等条件的事实，就把苏联顶在头上，开口闭口肉麻地叫“老大哥”。我在读高中一年级时就对中国近代史有过兴趣，我从史料上读历史并不要人家把史观强加给我。在我看来历史是历史人物的奋斗史，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但在高二的时候历史课就变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人物都失去了个性，历史被简单化为：因为某人是某阶级的，所以如何如何。大学里的革命史课一点也不比中学里的多点内容。上课的教员也完全没有学者的样子，一看就是个政工干部，拿着讲稿念经而已。
我在读高中二年级时，对化学发生极大的兴趣。我买到了影印的LinusPauling的书，对他用量子化学方法分析分子的化学键感到十分信服。然而就在那时《科学通报》杂志却连篇累牍地用所谓的辩证唯物论对Pauling的共振论进行批判。我看透了这种批判的毫无道理。果然，不久批判销声匿迹了。事实上苏联也不得不接受了Pauling的学说。这件事使我认清了所谓辩证唯物论的实质。我查到了用斯大林名字发表的两本小册子《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大学里的这门课程却就是这点内容，一个下午便可读完的东西却烦琐化成两厚本书，适足以让低能儿读得昏天黑地而已。辩证唯物论的几条原理，都是空话。例如所谓“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这话并没有指出关联到了什么程度，就谈不上对具体事物有任何指导意义。只能用来做事后诸葛亮来骂人而已。二年级的政治课是政治经济学，同样也是很可笑的，马克思的一本剩余价值的小册子，也是两个小时可读完的书，被扩大为两厚册，加了一些最简单的算式就貌似科学被那教员翻来覆去地讲。那时还有所谓课堂讨论。我实在不愿意作违心之论，对“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之类的屁话进行了反驳。
一年级时的另一些事更使我成为所谓的“落后份子”，除了因政治课迟到上过布告栏被叫到教务处挨骂外，还有逃避文娱活动。那时规定下午三点半有种种活动，其中文娱活动非常无聊，例如坐个圆圈在背后抛手帕或做“我们要拣一个人”之类小孩子游戏。大学里强制要参与这种活动岂非笑话？我不得不常常逃到虹口公园去看书。
到了1955年反胡风运动时，我并没有看到胡风万言书(1)的内容。那时学校新建了学生食堂，也兼作夜自习之用，故沿壁有一些书橱。我特地在其中找到了两厚本胡风的作品，其中文艺理论文章文字别扭，且多马列主义词句，就一翻而过。在诗作中，我见到了一个长篇《时间开始了》，居然是对毛泽东极尽阿谀之能事的，足以和后来文革期间的个人崇拜媲美的作品。觉得简直是个绝大的讽刺，当然也因此不认为他的诗有什么高明。于是从公布的《材料》(2)得出他是和周扬等争权夺利，派系之争而已。但是仍对他的遭遇深感不平，认为不合法制精神。在背后说了三篇《材料》的按语为横蛮无理断章取义，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反革命的证据，并怀疑获得私人信件的手段为非法，以私人信件的片言只语来定罪是将思想等同于行动，毫无道理。不久见到报上声势浩大的批判文章，文章作者名声之大，其文章用词之凶恶蛮横等都使我感到气愤。后来，这些人几乎也都未能逃过反右派运动和文革的命运，而他们开创的谩骂文风也都轮到他们自己去享受。为此，我也不忍心在此一一提他们的大名了，反正对这些人历史自有公论，这是后话且不去说它。不料不久我就成了随之而来的肃反运动的对象！班级中负责肃反运动的同学竟然对与我最要好的同学说：李某人的大前提已经肯定，“他对你抓得很紧，你不要被他拖下水”等语。那时所谓“大前提肯定”一般都被理解为指某人是美蒋特务之类，我那同学经不起这样的恐吓，就揭发交代了我平时的一些言谈。批斗会的范围还只不过是在班级之内，其具体情况已记不详细了，但还记得居然派了一个同学连我上厕所也跟随着，好像怕我会寻短见似的，我也因而频繁如厕以作弄他。放暑假期间他们还有一次把我叫到一个同学家去，我故意用香烟将指甲熏黄了，做出深受打击苦于思考的样子，以满足他们的狂热。其实这些人何尝蠢到会相信我是特务！无非是拼命表现自己，梦想得到好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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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十多年后，我才知道胡早在三十年代就在日本加入了日共，回国后长期和左联的领导周扬意见相左，53年被党内文痞林默涵、何其芳批判为“反现实主义”有“反马克思主义倾向”。54年7月他上书言事内容主要为对林、何的答辩并说明自己的文艺主张：反对将文艺当作政治的附庸、把政治当作了黑格尔底绝对精神，以为一切都是从‘政治'出来的，反对文艺脱离历史真实、不同意以歌颂光明面为主、反对把作家、艺术家当作宣传政策的工具、传声筒、主张要通过写人去写出‘人生的真实’，以群众喜闻乐见作为审美标准。这些意见当然是对的。然而他的信得罪了毛泽东，55年5月当他得知毛要将他的信公布时，赶紧写出检讨声明，求周扬上达天听，但为时已晚。
(2)即《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共有三批，其评语为毛泽东所写.
由于我和其他系的同学交往不多，对肃反运动的全貌就不够了解。我总算还未被关起来失去全部自由。但只要设想一天二十四小时生活、学习在一个环境里的一个热情、外向的人却没有一个熟人敢对他露一丝笑容。无不莫名其妙地一脸漠视。这是一种何等样的迫害！
三年级的第一个学期里，因为这场运动，除两位同学外竟没有人敢和我说话！这两位同学，一位是吴咏章，他是个非常忠厚老实的人，与世无争，极少谈自己的看法，各方面无任何突出之处，似乎深得《老子》“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哲理，故能免祸。另一位同学是薛瑞相，他原比我高两班，因病休过学，才与我同班，他一边上学一边还负担着家庭，当他知道我也穷困时，便介绍我与他一起去一处补习班教书。这在当时是很担风险的，因为违犯了校规。追忆到我在读高一时，曾因申请减免学费未成而几乎失学，后来也是得到比我高一班的顾彪同学的帮助，在他开办的补习班教书。顾彪后来就读于华东化工学院，他同时还负担着母亲和弟弟的生活。也就是在这一年早些时候为此竟被开除(3)。由此可见薛瑞相同学是如何仗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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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年后，化工学院表示当时的处分重了一些，但为了学校的面子，他不能回化工而转到水产学院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四川省某地做小火轮驾驶员。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到了第二学期，政治空气松动了，负责肃反的同学对我说“你的问题经过审查，没事了。”就这样一句话，半年多的精神迫害一笔勾销。幸而我胆大，或许是麻木，对这迫害毫不在乎，没有任何精神创伤。但也正是没有因此而对共产党惧怕，存戒心，没有悟出在这个社会里，思想也必须时时和共产党保持一致，否则便算犯法．所以两年后才又惹了祸。这是后话，且不去说它。不久，有所谓向科学进军的口号，重视起学习来了。于是又要我在年级的会上介绍学习经验。我和同学们恢复了正常交往。
56年的暑假我被安排到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去生产实习，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一下火车，满耳朵只听见“劳驾”、“借光”。听惯了上海街头的粗话，真感到耳目一新。80年代我再去时便听不到了，由此也可见这些年来民风的变化。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那时还很简陋，我们去的实验室只有一位大学毕业的姓傅的工程师负责研究，两位助手中的一位就是他的妻子，另一位男的姓白，都是中专毕业生。他们都十分热情。研究的项目有三，我现在只记得一项是超声探伤，另一项是研制铁氧体材料。与国外相比，研究的水平是很低的。例如要制造一种用于三路载波电话零件的具有矩形磁滞回线的铁氧体材料，而当时苏联已用上了十二路载波电话，美国更是超过百路。然而院里的保密制度却非常严格，我们所做实验的记录在离开时都以帮我们核对为借口而被收回了。尤其可笑的是当我去他们图书馆借阅很普通的国外杂志时，竟以保密为由不能看杂志，只能借到杂志文章的照片，用放大镜阅读。更有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陪同我们北上的复旦讲师黄先生因为其人事材料未及时送到，竟然被拒之门外。她也乐得不必担任指导，只在休息时间来看看我们罢了。
二 毕业前后
实习结束回到上海后得知我们这一年级要分两个专业，我选的半导体专业要集中到北京大学去学。于是家里便为我准备了棉衣棉裤。因为火车票的关系，六十几个同学要分三批走。当第二批走的名单宣布后，住在我家附近的一位女同学跑来说：“我的外婆和妈妈舍不得我走，想多留我几天。能不能请你和我对调。“于是我们俩人一同去学校，对系主任王先生说了。王先生对她说：“你可以另外找同学调，但不能和他调。”我听了很纳闷。后来第三批名单宣布了，仍然没有我。直到开学后好几天，才有电话来叫我去学校。一路上我估量着大概因家庭出身或以前运动中的事去不成北京了。当我踏进系办公室时，一看已有五位同学等在那里，他们都是党、团员。大家相视一笑，就知必有什么好事在等着我们。不一会儿，系主任叫我们进去说：“你们几人已提前毕业，留任助教了。”系主任助理戴乐山先生补充说：“祝贺你们已成为年轻的物理学家了”大家不禁笑了起来。戴先生进一步解释说：“因为上一班同学中的优秀者都给科学院要去了，我们担心到你们毕业时留不下来，故报请教育部让你们提前毕业，批文还未到，但北京的电话已来了，马上通知你们。”接着便安排了工作，他们五人分配在普通物理教研室，我分在理论物理教研室。叫我马上去吴剑华先生处报到，担任理论力学助教。最后，王先生说：“你们可以先去财务处领薪水。”
当时正完成了工资改革，高等学校教师工资分12个等级，1到3级为正教授，4到6级副教授，再往下则各有3个级别的讲师和助教。我们头三个月领试用工资，然后是12级助教的65.5元工资。当时可说是对知识界较宽容的年代了，不久，运动迭起，次年毕业的人工资就只有48元了。
在二年级时，吴剑华先生曾教过我。我受命到他处去报到时，他正受命开数学系的理论力学课，数学系对此课程的要求很高，此时他借来一书架的参考书正在认真地写讲义，见到我去报到担当他的助教非常高兴。当时他薪金刚提高到133元，即讲师最高级别的工资，又适逢补发工资，便邀了正好来访的厉庚元先生和我同去海宁路凯福饭店吃饭，饭后还看了电影。席间，两位先生相互谈了一些系里教师间的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教师生活中不为学生所知的方面。
一年的助教生涯过得非常愉快，学生们都爱戴我，不但我负责的力学而且在其它功课中发生的问题也常有同学来找我。此外，三年级时指导过我做研究的王恒守教授也要我跟着他做研究。工作后经济也解了困，我负担起了家庭的开支。眼盼着生活会一天天好起来。
吴剑华先生是一位非常忠厚诚恳而又热情洋溢的人，他一个人住在复旦的淞庄宿舍里，生活很简朴，工作之余，天南地北地和我无话不谈。有一次谈起他的经历。他是抗战胜利前夕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的，胜利后曾先后在昆明、上海等地教书，1948年他在无锡的江南大学任教，那大学的学生虽说一般都是富家子弟，但在那年头也多半很左倾，他们对校方一个管总务的不满，认为他账目不清，吴先生知道了也好意地批评那总务说”你怎能如此呢。”于是就有了矛盾。国民党溃败前夕，学生们组织应变护校活动，矛盾日益加剧，他感到不安全，就回到了老家苏北海安。1949年2月，当地政府三次上门邀请他参加革命工作，他就去了。到苏南行政公署的教育处报到。穿起了军装，后来随军南下，所属单位简称为苏南文教处，他戴上有“军管”两字的臂章，参加接管江南大学等学校的工作。他说：“工作很简单，到了一校，校长表示拥护政府接管，于是组织校务委员会接管权力。”这样干了几年，他深感其中人际关系之复杂。于是，趁有所谓归队政策之机会，在52年大学院系调整时来到复旦。
接着他谈到了来复旦后的遭遇，当时复旦物理系才二十几位教师，不久来了个总支书记钱孝衡，此人有很复杂的历史背景，恰好系里有有两人知道他的过去，他便设法赶走了一位而又处处难为另一位。这另一位只不过是位教辅人员而已，名叫周长春，在肃反时竟被关了起来。吴先生为此打抱不平，就也从此受到钱的迫害。钱到物理系后发展了许多人入党，周世勋等都是他介绍入党的。他告诉我说周世勋48年去美国留学，50年还未读出学位就回国受聘于基督教的上海沪光大学为副教授，院系调整后到复旦。由于他的职称与学术水平不相称，就用上了各种手段，在政治运动中积极表现自己，打击别人，无所不用其极。经吴先生这么一说，我才明白了为何周平时总是那么装模作样，架子十足。有一次在习题课上，竟然板着脸回答一个同学的提问说：“这种问题也来问我！问助教去！”原来是为了掩盖他的不学无术。
吴先生使我明白了原来高等学府也并不是一片净土。
三 反右运动
1957年4月的一天，我到王恒守先生家去，他们正用着早餐，先生问我：“看过今天的文汇报吗？”我说没有，其实我醉心读书从不看报。先生说：“怎么可以不看！”边说边指着沙发上的报纸示意我看。王先生的夫人是生物系的秦素美教授，她对着先生微嗔道：“为什么人家非看你的文章不可呢。”但仍起身将报递了给我。那报上登载着先生一篇题为《我看高等教育工作》的文章，副标题是乱、偏、糟三个醒目的字。文章批评了在高校中，由校长还是由集体领导的制度都还没有划一规定，校长以下的编制也没有制定出来。在业务领导方面，生硬地学习苏联等。我说这意见当然是对的，并补充说例如谁不知道理科应该和工科结合并指导工科，而不是和文科结合呢；又何必非学苏联不可呢？
我们接着讨论了一些对教育的看法，先生告诉我说现在形势很好，共产党很能接受意见。他谈到参加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的情况。讲了一件事，原来先生曾作为政协委员参观过上海火车站，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从内蒙古运来的牛经设有养牛场的大场站不下车，却要转运至江湾站下车，理由是铁道部不允许，怕脏，然而从另一处运来的猪却是在大场站下的。怪不得我们经常在上学校的公共汽车上看到成群结队的黄牛被驱赶着沿邯郸路走向市区的屠宰场。先生就此事在宣传工作会议上提了意见。说经过长途跋涉牛已瘦了些，何必还要经此折磨呢？要说是脏，则牛、猪又有何区别呢？他在会上风趣地说，如果真的火星上有人，用望远镜看地球时，岂不要奇怪为什么上海的牛常常大游行？他很得意地说这一幽默引起了与会代表们的哄堂大笑。不久，反右运动开始后，这一句玩笑话不但被大肆宣扬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而且还存心造谣在报上登漫画，画王先生在火星上用显微镜看地球，辱骂道：堂堂物理学教授竟不知显微镜和望远镜的区别。这是后话。
从王先生家回来后，我心中很轻松，并对文汇报也有了兴趣。这正是短暂的一段大鸣大放时期。报上批评的文章很多，一派民主气息。校内也召开了许多鸣放会，出现了大字报。我除了听听宿舍中同事的议论外，并无暇去参与这些集会或看大字报。有一天晚上，原同班的马明敏同学等几个人到我宿舍来说她们班级正召开着座谈会，并邀我参加。那时我正看着书，便拒绝了。她奈何我不得，便玩笑地将拉线开关一拉，娇嗔道：“不让你看书！”她们一走，我就到门口去开灯，但转眼一想，同宿舍的人都跟着去了，何况我们本是同班同学，怎能毕业了便端架子呢？便又熄了灯，跟了上去。就这样，参加了物理系四年级的鸣放座谈会。
座谈会设在1200号教室大楼四楼西边的大教室里，中间用课桌围了个方块。同学们拥我坐到了桌边，四面一望济济一堂，原来除了物四同学外还来了许多人。发言此起彼伏十分踊跃。到会的还有人事科长王零，原来这是一个向人事科提意见的鸣放会。同学们举了许多事实来提意见，然而王零却不作一声。坐在我边上的一位同学促我发表意见，我拗不过他，便站起来说了几句，大意是：同学们提了许多，到底对不对呢？大家说人事科中每人有个人事袋，装着当事人无法知晓更谈不上分辩的告密条子，而这告密却严重影响着当事人的前程（4）。我看这很不合理，不合法，不像是真的。人事科长王零既然在座，何不表个态，省得大家无的放矢！要是真有这回事呢，就不是如何改良的问题了。人事科做这种黑暗，见不得人的勾当，太不应该了。更不去说有人提到的党的人事科这种说法了，党作为一个整体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怎能管到党外人头上来呢。反之，如果我家中保有党员的档案，你们如何看法呢。所以，如真有这种性质的人事袋，应该烧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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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80年代时我得知一件事。高中时的一位同学何福康，因被另一同学在肃反时无中生有地密告为加入过我的小集团，虽以优秀成绩在山东工学院毕业，却得不到重用，后来文革时与干部一起劳动，干部说“咦！你根本不像是档案中写的那种样人。”在他追问下，才得知实情。告密者是个党员，曾争取我入团，我则叫他也不必问政治，但我们私交不错。他就读于南京航空学院，通信甚密，肃反后失去联系。80年代见面时也牢骚满腹。不知他当时何以出此，更不知几人受害。1997年向明中学校庆，我们班级同学欢聚一堂，一位当时的党员同学黄绍元坦诚地告诉我，当时徐还是团员，是受黄之命来和我要好的。黄说：“你当时如能因此入团，徐就立大功了。那时，天主教徒吴宝昌同学是我们的打击对象，你是争取对象，因为要发展又红又专的党团员。”我不禁发笑，还只是个中学生哪谈得上“专”？黄在会上深深致歉，说他当时伤害了我们，这使吴和我都大为感动。当然对我是谈不上伤害两字的。黄后来在大学里也被打为右派。同学会上还见到一位从五爱中学转来仅在高中同学一年的党员，他说他大学四年就读了四个大学。显然是个职业学生了。
王零真不愧是个老奸巨滑。借这机会就站起来说：“今天的会开得很好，可是大家提的意见还不够尖锐。请下次开会再提。今天的会就到此结束。”
到了6月，报上的情形已经大变了。一派声讨右派的文章铺天盖地。几乎都是是非颠倒的漫骂。然而我还完全没有感到迫害将临。我们的宿舍里仍然随便地议论着报上的文字，例如葛佩琦说当年共产党进城“人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但“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则人民也会推翻共产党，甚至于要杀共产党。这话在要杀共产党前是有假定的前提的。为何要自认前提已经成立而说葛要杀共产党呢，莫非心中有鬼？
6月28日中午，和我同住一个房间又是同时提前毕业的王兆永同学对我说：“今天下午四点半请你开会，对党提意见。”王兆永原是在肃反时负责整我的同学，但在毕业后，住在一起，学业上亦相互有所交流，对彼此的为人都有了了解。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枕边放着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看呢。他说这毕竟更符合事实。又有一次我对他发牢骚说：“共产党不懂得尊重人。”我指的是某次宿舍门口贴出布告称；今天下午有重要会议，务必出席，云云。但结果会上说的不过是：如今人民生活好了，原来不吃油的农民现在也吃油了。于是，油的供应便有些困难。下个月起，要发油票来限量供应。我说，发个通知不就行了！何必故弄玄虚说什么重要会议呢？再说，建国时期要省下油来换外汇买钢铁，我们也理解，也愿意束紧裤带支援国家。但为何要说这种混话来骗我们呢？再说召集应对会议负有责任的人来开会是发通知，而对会议没有责任的人来说应该发请柬。你们动不动就以命令的口气出布告，又不写内容。岂非不尊重人吗？当时他对此不置可否。但这一回却真的拿出一张复写的请柬来。说：
“这次是我们党诚心诚意地请你提意见，你看，这不是请柬吗？”
果然，请柬上有邀请参加整风座谈会云云的字样。王接着又重提了我过去的牢骚，说现在党已经懂得尊重人了。听我再三回答说对此不感兴趣后，他又说：
“这次不但党请你提意见，而且我本人也很想听听意见。这样吧，作为交换条件，我先请你看电影。”
这样，我们去海宁路看了第一场电影。散场后，在回校的公共汽车站上，我推他挤上了车，却缩开了手让车门在他身后关闭了。车子起动的瞬间，他转过身来，苦笑着点点车窗，说：
“你呀！就是不肯开会。”
我被他说得不好意思起来，就等了第二辆车，到了学校。
鸣放会的会场设在普通物理教研室，与会的是全体物理系助教。谈了一会儿后，沈天增（5）发言说：
“我怀疑这次运动会不会是钓鱼？……，……”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郭有思便跳了起来，指着沈的鼻子骂他右派份子。沈天增并不雄辩，发言时右臂成直角垂在下面，一句一挥地书生气十足。听了郭有思以及跟着贾起民（6）等的臭骂，不禁呆了。
我这时忽然有一个念头，想当年肃反时，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却受不了惊吓。一年多不和我说话。现在泛泛之交（7）而已，再也没有过知心的交谈。我却要让你看看我是怎样对待朋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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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沈天增和下文将提到的郭有思，贾起民，薛履端等都和我同班，是第二批提前毕业的。那年共提前了12个同学毕业当助教。
（6）郭、贾二人当时最是穷凶极恶。文革中郭带头多次抄了王福山先生的家，忠厚如王先生对吴剑华先生说：恨不得杀了他！可见郭当时的面貌，后因和人姘居而一蹶不振。平反后我和一位当年在北京的同学说起贾，她问我为何如此厌恶他，我以当时情况相告。她却讲出令我吃惊的事来。原来贾是80年代才入党的，入党时说很后悔当年之事，说那时支书薛履端抛材料，他充了大炮。薛当年在会上一言不发，会后见到我时，左右一看若无人便向我露齿微笑，我一直还感激她呢。
（７）毕业后，经王兆永提出，沈天增，宗祥福和我每周日到王兆永家去相互作报告讨论物理问题。
这样我举手打断了接连着的批判发言，站起来辩道：
“我所听到的，沈天增并没有肯定地说共产党钓鱼；如果他肯定了，他就不可能说出来。否则不合逻辑。他的意思只可能是：希望共产党不要钓鱼。再说这话也不是他发明的，报上登了多次了。”
不料我的这句话不但阻止不了他们的无理吼叫，郭、贾二人反而马上指着我狂叫：
“你也是右派份子。不要想逃掉！”
这样，矛头便转到我的头上。这时候根本没有什么辩论可言，完全是毫无道理的攻击。这帮人你一言我一句，以责问的口气吼出各种各样的辱骂。行文至此，我所用的“责问”一辞其实是不确切的，他们并没有“问”的意思，而是要套出我更多的话来供他们攻击。所以我一答辩就引来更多的攻击和挑衅。我相信他们是预先密谋策划过的。这些人都是党团员，平时和你生活在一起，不动声色，甚至和你一同发议论，也对社会上的种种不公表示不满，但是在运动来前，他们便被召集起来进行阴谋策划。到时一拥而上完全丧失了人性。我如稍微关心点校内形势，就应知道许多单位已在批斗右派，不会中圈套前来开会。但即使不来开会，也逃不过这一劫；有一位讲师吴椿，平时很少说话，到了59年，他正在图书馆看书，钱孝衡去找他说：“你现在算是右派了。但是不要灰心，还是有前途的。”从此降职降薪成为贱民。后来知道，定他为右派的依据只是他对生产的火柴杆改短和买来的布缩水太多发了牢骚。不过从后面发生的事来看，党支部书记王兆永却并不知道我的事情会如此严重，大概仅是受命诱我开会而已。
他们责问我王恒守是不是右派，我断然否定。又问章伯均、罗隆基。我说他们是不是右派又何必要我来评定？在被逼不过时，我只好说就算他们是右派，但单凭报上的材料是不足为据的，必须另有依据。
因为沈的发言中曾有怀疑共产党的本质是否结党营私之语，便七嘴八舌地责问我：
“为什么你反对党的领导？”
我答道“何以见得我反对了党的领导？”
“宪法规定了党的领导，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如果规定了，你认为如何？”
“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又不是中华党员共和国的宪法。由谁领导应由人民按选举结果决定。”
“你为什么反对在宪法中规定党的领导。”
“如果定死了则万一将来党蜕化变质怎么办？”
此语一出，跳起了一个后来成为大人物的华中一（8），他居然随身携带着党章，从口袋中掏出来念道：
“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并自以为有理地据此反问“既是先锋队怎可能蜕化变质？”
我听了禁不住大笑，反唇相讥道：“党章规定的不过是你们奋斗的目标，那有一规定即成事实之理？正如物理学上有理想气体的假定，和实际气体是有区别的。难道说你认为被你们骂的国民党其党章就规定了党员皆地痞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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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华中一当时并不是助教，却来此开会。他交通大学毕业，虽为党员却不服从毕业分配，不肯去外地。后来趁周同庆教授负责研制X光管的机会，跟来复旦。他反右起家，摇身一变成了电真空专家。据负责文革期间主编工农兵物理教材的吴剑华先生后来告诉我，看了令他编的《直流电路》一节后，曾当面指责他“连抄书都不会！”后来他居然荣任复旦大学校长之职。他“指导”的研究生无不对其“学问”摇头。有一位和他争论后，正担心报复，不料却被送出国去也。
又有人提到我肃反时被检举的一句话，说我讲过若鞍钢被美国扔了炸弹，我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害毫不惋惜，若中国士兵被杀，我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也毫不同情。这完全是断章取义的挑拨之辞。事实上，我当时是指着报上的一段话而作的评论。报上将美国飞机在朝鲜炸我阵地说成是不人道。我批评其不会宣传，说这和人道无关，我军也要炸他们的阵地。如说其不人道，应举的是炸我妇女儿童。即使炸了鞍钢，杀了士兵也不干人道之事。可在恶意挑拨之下岂容分辨？马上大呼说我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云云。这样一直瞎吵到时间不早了。散会前令我表态，我说：
“我根本不关心整风，也无意提意见。今天来此开会全无准备。想不到有此结果。”
于是他们便令我于7月1日再开会。
7月1日的会规模已为全系教职工会。是针对我的批判会，先令我发言。我并未说任何新观点，不过是对他们的恶意攻击作些解释而已。然而我被迫而随便的发言后来却被他们说成是反党八大纲领。现根据复旦当年印行的一本《毒草集》抄录其中以“八点纲领性意见”为标题的一段如下：１，我要求大家抱着纯客观的态度来讨论问题，有人说这不可能，说不是这个立场，就是那个立场，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所谓只有两种立场的看法，是从马列主义来的，而客观真理不见得就是马列主义，我的本意对党并无敌意的，如果你们认为有，那是马列主义的偏见。２，从古到今都有爱国人士，如杜子美、陆放翁等，只要是爱国人士，都是为低层人民诉苦的，当然，所谓‘低层人民’就是劳动人民。他们要为低层人民诉苦不外是这三个理由：（１）他们是大多数，（２）他们受到的文化教育少，愚昧无知。（３）没有人做他们的代言人。爱国人士为无产阶级着想，不等于承认无产阶级领导。３，我没有认为资本主义优越；对社会发展问题，我没有研究，我不是学政治的，也不感兴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一种理想，可以不相信，唯物主义不反对说有的东西我们还未知吧？我说过人类道德不可能达到，这是不是校刊标题上说的‘反对社会主义路线’呢？我说不是。……但一定要说成引导大家走向共产主义的路，我不赞成。４，我觉得党有缺点，我接触到的党员就都有缺点，（这）说明（了）党的实质。我现在赞成共产党是因为其它党没有执政能力；现在因为只有共产党领导，不得不如此，（但）没有什么理由说一定要共产党领导。我说多党制有好处，是指几个政党互相监督。５，宪法是百年大计，希望一直用下去；但是否将来有别的政党更强大，现在还不知道。６，储安平、葛佩琦的话，本人乐于引用……，譬如‘杀共产党人’我认为是忠告，我不为他们辩护，因为指明他们是右派分子的，一定还有其它材料，我不知道其它材料是什么？所以不能肯定他们是右派分子。但就他们的发言本身来说，没有什么错。共产党不是傻瓜，他们也不是傻瓜。如果认为死人穿过的衣服不能穿，是一种迷信；那么，我们也就不能认为他们讲过的话，我们就不能讲。７，我觉得对青面獠牙，杀人放火的人进行肃反，是完全必要的。但问题在于是不是真正肃反。有一部分不是在肃反革命，譬如我在肃反时被斗，我就不是反革命，这样的事实全国都有，不是个别错误。我怎么是反革命呢？这是有点杀鸡给猢狲看的。又譬如我一到系内工作，就发现即使在系内教书的，就不如我在学生时代想的天真，常常在背后骂，这是为了政治问题（吗）？（是）由于党脱离群众，有人拍马屁，党爱马屁的缘故。８，物四会上有人讲到我系有教师领学生到北京去生产实习，因为人事材料未到，就不许进实验室，这是对知识分子信任吗？我还从很多小说上看到党‘只重口袋不重人’因此我建议烧掉人事袋。
这里，我举杜甫、陆游为例指出古往今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关心人民疾苦的，在共产党成立以前也并不是没有真理和正义。把一切都说成非共产党领导不可是不对的。问题不在于我反不反对共产党，而是根据民主制度的原则，任何政党包括共产党在内都不能自封为不可反对的(9)。共产主义社会只是一种理想，我不反对有人持这种理想。但以此理想为据认定了现在共产党正领导着大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因而决不可怀疑此一理想，我是不敢苟同的。我讲完以后，接着就又是连珠炮般的责难，虽说责问却又不许答辩。当有人问：“你曾说肃反是杀鸡儆猴，那末谁是鸡，谁是猴子？”时，因我已多次要求发言，名义上主持会议的系主任王先生说：“让他讲话！”我便起立说：
“大家是鸡也是猴子。被拿出来杀的就是鸡，暂时还没有被杀的便是活猴。鸡和活猴包括在座诸位。”
这帮仗势欺人，只管自己胡说八道骂人，不容反唇相讥的“好汉、英雄”们，这一下可不得了啦。简直是捅了马蜂窝，全场乱作一团，几十只手指着我乱嚷。会开至此也就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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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我当时心里想到而还未直说的是Republic这个词就是指的废除由某个个人或集团世袭的统治。岂能借消除阶级的空想理论为名而行恢复等级之实。
过了数日，批判会扩大到全校范围，在登辉堂(10)举行。戏台上坐了主席团，前排空出一段放着麦克风，我和沈天增被命令坐在第一排听训。当听到我敬重的黄烈德和周怀恒先生(11)发言时，我简直莫名其妙啦，周大声地用他的宜兴官话叫道：
“我想不到”他停了下来，作出痛心疾首的样子，过一会，接着说道：
“我最好的学生”又停了一停“竟成了右派份子！”
我忍不住对身旁的沈天增说；这难道是真的吗？我多次要求发言，都被”不许右派放毒(12)”的呼喊制止。有一次还是主席台上的王先生说了才让我说话。我走到麦克风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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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以已故李登辉校长命名的复旦大礼堂。
(11)两位先生都教我数学，黄先生教微积分，极好。运动后期被查出少年时曾加入过三青团而被劳改。80年代再见到他时，垂垂老矣。
(12)用放毒一词来描述不同于官方的意见也的确够妙的了，既然是毒，当然可以使人中毒，被如此威力无比的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又是最聪明的劳动人民居然如此容易，竟象中了毒品一样地去相信不同的意见，以至不得不动用专政手段来“禁止放毒”。真是妙不可言了。
“我听了半天，似乎你们在批判一个也叫李梧龄的人，可这是你们想象出来的人，不是我。他在哪儿？……”
等不得我说下去，便是一片疯狂喊叫。鬼使神差他们是没有闲情欣赏这点小小的幽默的。这就是他们的所谓的说理斗争。
这以后，校刊就登起骂我的“文章”了。这里我用引号是因为从文字水平而言，这种东西根本配不上叫文章！看到校刊后，我教的数学系四位同学来到宿舍向我致意。可他们很快便被团支部围攻，其中三人被迫认错。唯有一位女同学赵丽珠不畏强暴，反而敢于当众和我说话。后来她受到勒令退学的迫害(13)。她自己不低头却劝慰我不要辩论而要检讨，我答以：
“士可杀而不可辱。我做不到挨了板子还大呼臣罪当诛，皇恩浩大。吃了耳光还要大呼快乐不止。”
“如你已经功成名就，作出了一番事业。那当然应该硬骨头到底。但是你的事业还才开始，如因此夭折，岂非可惜！”她这样说。
大会以后，转入小会的阶段。十来个“积极分子”像开了发条会跳的玩具青蛙一样围着我闹。这种批判会如果留有记录将是十分有趣的。可惜因为完全是疯话而不可能完整地回忆出来。例如大呼小叫地令我“缴械投降”。这又不是打仗，又如何投降？开口闭口说我向他们“进攻”了。不按他们的意思臭骂自己就算的“进攻”了他们！整个的会议就象一群小孩子在玩假打仗，说的胡话大概只有《爱丽思漫游奇境地》里的御前会议可以比得上。
往往在会议开始时有人故作诚恳姿态地说；
“我们是在帮助你，你千万不要误会以为我们要打击你。”
“怎么会呢”我不无讽刺地答道“帮助和打击完全是两码事，谁也不会误会的。你们的意思我当然明白。”
于是我便受命检讨。这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我既未对任何一件事提过具体意见，更没有写过文章、贴过大字报。就无法对某件具体的事做检讨。所有的只是平时言谈，怎能记得？而经他们举出的又往往断章取义走了样。于是只好泛泛而谈，说从小读的书不对，认为政治是“狙公饲狙”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因此太不关心国家大事。受《民约论》之影响很大，认为政党也不过是一个法人团体，和每一个人民应该是平等的。根本没有学习过宪法，不知道有规定共产党领导之事，平时爱好科学喜好纯客观地看问题等等。
其实，我和他们谈书本，他们又何尝听得懂？如果他们真的能虚心听我的“检讨”则实际上我是在给他们上最基本的民主主义课。我总是说“过去我错误地认为┄”，其实这些认为当然并不是错误的。例如我从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到了Jefferson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中所论述的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但他们也根本不管我说的是什么！只等我说完就莫名其妙地、胡说八道地攻击。他们的目的根本不是你的检讨，而是要表现其自己，妄想得到好处。狼捕到了猎物就要撕裂它。求饶是根本没用的，但不检讨也不行。否则他们没法交代；“什么？你们这么多人竟制服不了他！“啊呀呀，这可不得了，这可误了大事，误了他们的前程。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当一个贼踏着垫脚石正爬墙到半空时，忽地垫脚石倒了的狼狈不堪样子。不！不仅是狼狈，他居然愤怒起来。一个惯窃没有偷到皮夹会比失去皮夹还要难过！
就这样，两、三天一斗地过了一个月。到了8月9日的一清早，我正在梳洗，电话铃响了。想不到我小学时的王校长(14)打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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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她此后当了多年的中学代课老师，平反后，读过两年大学的她得到毕业文凭。可见文凭是待遇而非学历。
(14)小学毕业后我就没有再去看望过王明玉校长，她是从电话簿中查到号码的，足见老师对学生爱护之深。平反后，我去看望王校长，他的丈夫周先生也在家。谈起往事才知道周先生原是地下共产党员，曾被捕，押解途中跳火车逃的命。但因此脱党。他说“幸亏如此，要不然的话为了这样的社会送了命，岂能暝目！”说罢掩面，不胜唏嘘。
“你怎么样了？你要当心点呀！今天的报纸……我查电话簿……”
我赶紧下楼，从厨房窗口取来解放日报，只见第二版上大标题《李梧龄百般咒骂共产党和新社会》。其实一个多月以来报纸已面目全非，文章可笑之至。例如有这样的大标题《驳斥“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谬论》之类。外行当然不能领导内行！这是普通的常识，怎么成了谬论呢？后来新闻日报的文章居然说我出身“军阀家庭”可见胡说八道到什么程度。不过当天我看到报虽然一笑置之，却也马上把报藏起，怕被父亲知道了会担心。后来终究瞒不住，老人家只是笑笑说：“我的儿子虽不明利害，是非却是知道的。还不算太糊涂。”毫无害怕之意。抗战时我家沦落在上海，他拒任伪职而失业。后来一贫如洗。但老人家言传身教的人品使我终生受益。虽处逆境而不悔。
又有一天，新民晚报登《高教界牛、鬼、蛇、神》15一文，我的名字正好排在第四。我哈哈大笑对一位朋友说”我可是神呢”。
我家的这位朋友名叫王湛贤笔名阿湛是新民晚报副刊编辑。常来我家看书。曾有一次读到《水经注》中一则秦始皇去见海龙王的故事，就译成白话，发表在副刊上。大意是：秦始皇知道海龙王有许多宝贝，很想见识见识。海龙王于是托梦说，可以来，但不准带画家随从。然而秦始皇还是带了一位画家混在随从中。果然，海龙王宫中琳琅满目，不胜其豪华。酒足饭饱后。秦始皇带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一路上海水分开，让路而回。海龙王此时才发现问题，知道自己被画了像！盛怒之下派出虾兵蟹将追赶而来，一路上波浪滔滔淹将过来。可怜秦始皇只身逃命，失去了全部随行人员。海龙王相貌其丑无比，不愿留下形象。是以后世无传。
鸣放期间，该报社长林放动员提意见。当时报界都在议论新闻自由、民办报纸之类话题。社长又拍胸保证言者无罪。不料，林放去北京回来，得了消息。自己马上转向不说，却仍然不动声色地继续动员鸣放！王阿湛也就放心地说了。就此上当，打成右派。前述文章就成大罪，说成是影射共产党丑陋，不让新闻自由云云。
阿湛后被送去青海劳改，下落不明。右派平反时新民晚报还未复刊，无人问津。阿湛没有家室，他的姐姐曾来找我写信，多方求助，都无消息。阿湛的舅夫是柯灵，对他也无援助。一位很有才华的文学家就此消失了。当年他送我的一本文集，也在文革中被抄去，未能留下来。
报纸也惊动了吴剑华先生，他在学期将结束时，向我交代了考试事宜说：“我回乡去了，有事写信，就写苏北海安吴剑华收好了”。看报以后，吴先生提前回到学校，并马上赶到我家中来规劝我小心为要。他因此参加了本可避开的会议，会上又仗义执言说：“我是了解李梧龄的”等等。于是被人攻击，加之他平时说了一副对联“这好、那好，牛皮最好；千错、万错，马屁不错”，批评医务室时说了“横眉冷对同学指；俯首甘为病魔牛”。在钱孝衡等的策划下，58年他也被打成右派。后来还了解到他被人捕风捉影地检举说他曾任美军翻译官。事实上，他只是在读大学最后一年时，全班参加英语培训而已。还没来得及为抗战服务就已胜利了。吴先生后来也被送去下放劳改，但为时不多，放回后领很低的工资，教了许多课。平反后，他坚持要那检举人道歉；但那人却抵赖不认帐。86年他退休时，又不按规定剥夺了他离休(16)的权利。经他多次上告市委组织部，于1992年才争得此待遇，但在工资级别等方面仍被压底。
事实上80年代的平反冤案，对于造成冤案的那帮鹰犬是从没一个受惩罚的。他们仍然往往居于高位，极尽压制之能事。
这一年的暑假，我们年级留在上海的约40余人中，却有15人被打成右派。王兆永在党支部的会上说了对我的了解，反对对待我的方法。说那样不符合毛主席“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指示精神，倒反化消极因素为更消极因素了。他因此也被打成右派。幸而是党员，未被劳改。他很快被脱去右派帽子。78年右派问题总解决后，钱孝衡对他说：“因为你是党员，所以打你右派。因为也要有一定比例的党员右派啊。”
物理系的同学是被打成右派最多的。这和学科学时的思维方法有关。我同班同学们主要是在讨论等额选举是不是民主选举？胡风是不是反革命的问题上被打成右派的。这些讨论会是在党委的策划下召开的，讨论题也是受其启发的。可见用心之险恶。这两个问题，特别是选举，即使从字面来看也是从若干个中选择之意。居然发明所谓等额选举之说，还标榜说是最民主的，岂非笑话！学校中动员了一批学马列主义的研究生来做打手，真不知道这帮研究生是用什么逻辑思维来做研究的。不过，也可以说他们的确是当代的一批“社会科学精英”，因为他们年纪轻轻，在那时就已懂得了“上级说的就是真理”和“谁的官大就听谁的”这样的社会主义哲学，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学到老了还是学不会。当时物理系三年级的杨福家也是跨年级的打手之一。当有人责问他“你看来是有背景的”时，他公然得意洋洋地说“我就是有背景的，是党指示我来和你们斗的。”果然他反右以后被送往丹麦留学，成了特别培养的对象。
未毕业同学中最令我敬佩的是王海容同学。她是王造时的女儿，当然在劫难逃。班上逼她发言检举自己的父亲。她被逼不过，同意发言。临上场却说：
“我的父亲，他，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他是很伟大的。”
于是全场哗然。在以后的批斗会上她从不屈服。还带了本英文小说去看，“你们的话我爱听就听，听不进就不听”。指责她时，她转身就走。主持会议的人指使一个头脑比较简单的同学去拉她回来，她怒斥他“你想干什么！”那小子慌忙倒退不已。她的男朋友已毕业，在同济大学工作，曾在他家帮其父誊写过演讲稿。此事被她的一个好朋友在也被打为右派后说了出来。于是又多了一个右派。
王海容同学英年早逝，未能等到平反。她的父亲亦于文革的监狱中去世。我写回忆至此，忍不住停笔唏嘘。回想起在复旦吃最后一顿饭时，正碰上她，同桌用餐，相互勉励的情形，犹如昨日却已恍如隔世。逼迫女儿反对父亲，不成，则迫害之。天下有是理乎！海容同学将永远活在我心中，永垂不朽。
开学后，我没有被安排工作，逍遥自在得很。继续跟着王恒守先生做研究。故仍常去他家。讨论之余，天南地北，论古说今，相聚甚欢。王恒守先生这时早已成了报上连篇累牍咒骂的对象。他风趣地说起春节联欢晚会上，王中出了一个灯迷“寡人经常右倾”打现代人名一位。大家一看哈哈大笑，说是王恒守。
王中是新闻系教授，很有歪才。曾有一次坐在登辉堂主席台上，闲不住写了个条子“阳夕光西无常明，监囚亡灵呼曲冤”，递给主席诸君。这些主席正是：杨西光，吴常明，邹剑秋，王零和胡曲园。他们一个个看了好不容易才忍住了笑。王中也被打成右派，其主要罪状之一是说了“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语近幽默，却也很有道理；怎能和以新闻为教育人民的观点相容呢，虽说人民是主人，据说又最聪明，何必佣人去教育？
王恒守先生主要是说了大学应该教授治校。老先生为人耿直、爽朗，经常出语幽默。他这时也经常被叫到九三支部去批斗，对我说：
“开会必须剃了光头去，才不怕揪辫子。”
我答道：“那也没用，他们会捻你汗毛当辫子。”
说罢两人大笑。但他还是做了极详细的检讨，洋洋数十页，其中提到我的部分甚至将我得过学生科研奖，他在奖品簿子中题了一首诗“声光电热探真诠，莫让前人先著鞭；数理文章通一变，乾坤扭转几重天”也算罪孽写了进去。造的理由是使我骄傲了才会变右派。这既反映了老先生的谨慎，也可说明在运动中人们的心态。在没有法制约束的一批恶棍的围攻下，很有一些人顶不住时，不但把一切所知的都抖(17)了出来，而且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事推卸到别人头上。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好象推说自己思想受某人影响也可救他的命似的。先生都有所防备也。
记得8月8日那天，我在工会楼楼上，被斗罢以后走下来。看见大厅里正在斗孙大雨。便走进去观摩。只见孙站在前面答复责问。也早成右派的图书馆馆长潘某、生物系教授张某分别登场责问，因为孙忘记了他们的一次谈话内容。他们指责说那是在某月某日，竟然还会说：
“那天谈得很晚，你舍不得请我们吃饭，是到宝大(18)去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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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单从这标题将牛鬼、蛇神两个词拆成四个就可见其水平了。
(16)按规定凡1949年10月前参加革命的，其退休称为离休，待遇远高于一般退休人员
(17)这里我选“抖”字而不用“说”字，因为前者更说明问题。抖衣服时不但口袋里的东西，而且连灰尘也都抖出来了。
(18)上海淮海中路的一家西菜店。
那时候报上正经常以孙大雨吝啬来对他人身攻击。此语一出，举座喧哗，纷纷嘲笑，辱骂他。孙则举着一卷纸往头顶上敲击，愤怒地说；
“我不记得了嘛！”
此情此景除了说岂有此理外还能说什么呢，这些至少曾是他的朋友的人即使对他的吝啬有看法，也怎能在这种场合用这话去侮辱他呢。这不就是落井下石吗？
孙大雨先生成为右派的情况和我所知其他人都不同。他解放前原是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主席，解放后权位大大地不如前了，未免牢骚。以老革命自居，骂人成性。恐不免是为地位之争吧。
然而他的批斗会也确实令人寒心。回忆那位张教授也曾在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上以“千士之诺诺不若一士之谔谔”开头慷慨陈辞提了不少意见。很有士大夫的气慨。然而一旦受到攻击，他和朋友之间非但做不到“泉涸，鱼相处于陆，相嘘以湿，相濡以沫。”反而相互攻讦。我想起清人周容的文章《芋老人传》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老人邻有西塾，闻其师为弟子说前代事，有将相，有卿尹，有刺史守令，或绾黄纡紫，或揽褰裳帷，一旦事变中起，衅孽外乘，辄屈膝扣首，款惟恐或后……”说的是一位塾师平日里和弟子们熟读圣贤书说的都是忠君爱国之道，但一旦城陷，纷纷争先卖国唯恐落后。我对张、潘的批评也许是只看到了表面，然而当时整个知识界的情形却真是可悲。你只要想想百万知识分子被无端的打为右派，纷纷落马时却又相互攻讦的惨状；特别是那些头面人物，争相自我辱骂。无怪事隔多年后有人批评说中国知识界之所以被毛打得落花流水，其自身之没有脊梁骨也是原因。这不正应了一句古话“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吗？
散会时已是中午，我到食堂一看十分拥挤，便走进来喜饭店。这是一家很小的饭店，只有不多几个火车座，除了一个外，也都已满座，但人们还是往已坐了四、五个人的座位中挤。背朝里的那位没人敢惊动的大人物正是孙大雨先生！我毫不迟疑地走过去，转身向外坐下，微笑着轻轻地说了声”你好”。他不敢答理我，甚至微笑也不敢。但我相信他是得到安慰的。说时迟那时快，唰地一下，全体目光向我投来。我心里想“你们又能拿我怎样？”这件事发生在我被上报纸批判的前一天，所以连日期都记得清清楚楚。
舒服的日子没几天，就来了通知。蔡怀新安排说“请你到系图书馆去指导编目。”蔡是53年毕业的，此时已是讲师，是一个党员干部，说起话来是很客气温和的。我于是到图书馆去上班。系图书馆的规模很小，只有两间房间，书籍主要都在外间，有一张桌子和一些椅子供阅览。里面是个小间，放即期期刊，有沙发。我搬了桌椅进去放上打字机办公。系图书馆并不每天有新书来，工作太轻松了，明摆着是硬添出来为了不让我闲着而设的工作。
我既然做了这份工作，就也兴致勃勃地去大图书馆借来了许多图书馆学的书看。发现了图书馆目录的许多不足之处。至少就系图书馆而言，其图书分类竟还用的是几十年前的王云五分类法。于是我按当代的物理学拟定了一张新的分类表，请示系主任同意后，开始将书籍全部重新编目。
我这时在学校宿舍里无人说话，便搬回家里去住。每天上班路上要一小时，约九点钟到校。不久他们传话说我应按时上班。我回话说；我是教师，本没有上班制度，何况你们安排的是“指导编目”。我不但每本新书都亲自编好目，打好卡片，还主动提出重编全部目录。这点工作根本用不着多少时间。如要我按上下班制度上班，请先降我为职员。他们也就没有再坚持。
转眼秋去冬来，已到了11月份。我的父母亲为我选12月1日结婚。照农历算法，这也正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我和金美梅相爱五年了，双方家长也有往来，这是顺理成章的婚事。我父亲按着古礼还亲自去求亲，约定了婚期。只是因为我的事见报以来，金的同事们都劝她和我分手，所以就没有事先与她们说过。这一天，她去见工会主席魏芹请结婚假期。魏吃惊地说：
“什么？你怎能和他结婚？”
“为什么不能？”
“他是右派！”
“右派也是人，又不是鬼，为什么就不能结婚？”
“那好，后果你自己考虑！”
魏芹的口气不无威胁，但我们也没有当它一回事。事实上，我们早已办好了结婚登记。有趣的是，当我们拿到结婚证书时，其上赫然签名证婚的卢湾区区长关百胜却也是一位右派！
我妻工作的单位是岳阳路小学。教导主任吴家琦是和她同一天去报到任职的。吴的男朋友是复旦历史系的学生。她俩关系本不错，每当她们学校开舞会时，她总希望我去参加。当我提前毕业任助教后，她不无嫉妒之意。这也许是她以后如此穷凶极恶的缘故吧。
小学的整风运动起步晚，一开场就反右了，这时刚“揪”了几个右派，所以她们认为金美梅简直是胆大妄为极了。不久她也当然成了右派。其实她根本没有鸣放过任何话，于是连平时说过美国货好也算是罪名了。这时放了寒假，我说不要理睬她们，不必去开会。
于是有一天一大早来了两个人，在门外大声敲门叫“金美梅”，目的当然是叫她去挨斗。她问我“怎么办？”我说“不要去！”她说“那就推说生病吧。”说着就躺到床上去了。我快步下楼走到院子里开了铁门的一条缝问；
“什么人？”
“我们是岳阳路小学的。”
“有什么事？”
“我们找金美梅。”
“找她有什么事？”
“叫她去开会。”
“她不能去。”
‘为什么？我们要见她。？
“不行，她不见客。”
“什么？”
她们显然惊呆了，生长在我们这社会里的人对于一个人有权不见客是完全陌生的。“凭什么一定得见你们。”说着我用铁门把她们推挤了出去。她们在门外踢门大骂，我就回骂她们“匪徒！”，她们却也奈何我不得。据后来得知，她们马上去了复旦大学告状。
岳阳路小学当时还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学校，教职工只有17人。却打了7名右派。校长是位老先生，后来死在狱中。工友林凤美还不满二十岁，也在当时被打成右派。后来报上去时，根据其文化程度实在说不过去了，却也不放过她，无端按上个坏份子名目。58年要赶她回乡下去，她舍不得这个饭碗，苦苦哀求，不成。下乡不久，发了精神病，至今未愈。
我妻子后来降职降薪，拿35元工资，实际上在干校工的工作。据说是最光荣的劳动却慷慨地让她干了多年。我出事后，她胃溃疡病发作，58-62年间十余次住院。来农场探望我后又感染了肾盂肾炎，一病多年，有高血压、腹水、肝硬化等症，文革时幸而病重才因祸得福，因为碰到了个好医生。当这帮人去医院“揪斗”她时。彭龙舞医生(19)说“可以，但你们不要再送来了，出了人命我不负责！”这样一来才吓退了这些恶狠狠的人。后来又碰到位好校长邵华斌，在临被送下乡劳动时因病留了下来，才保住了这条命。
贱民的生活并非仅是扣工资和干体力劳动，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凌辱。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次我妻正在门房间劳动，忽然电话铃响了，一听，是找一个叫陈溶溶教师的，于是我妻便高声喊她来听电话。她们原是很熟悉、要好的同事，可是你猜发生了什么？那位“高贵”的陈老师居然脸一板，大声申斥道“你是什么身份！胆敢直呼我的名字！”不但如此，接着还为此开会，批斗一场。从这一小事就可见到人欺人到了何等的程度。然而这也并非可归结为小学教师水平底、素质不够。在大学里也照样如此。我的同学张静甫被打为右派后分配在工人师傅蔡祖泉手下的电光源实验室劳动，有一次老蔡令他去物理系的200号楼送东西，张奉令而去。不料才走到200号门口，就见到楼梯上下来一人，此人非他，原来比张低一级的杨福家是也。杨这时候反右起家不可一世，竟对张申斥道：
“这是什么地方，也是你可以随便来的吗？”
啊呀呀，这是什么地方？还不就是我们一进复旦就上课、做实验的一座普普通通的楼吗？近来荣任复旦大学校长的人物，当时的嘴脸就是如此。与其说这是个水平问题，还不如说是人的恶劣品质被当政者鼓舞起来了为确当。
再说我妻在学校里做苦力活，一个姓周的门房便成了她的顶头上司，我妻每天得买些小点心孝敬她。只要那一天忘了，此人就马上变脸，处处找麻烦。可见受这种小人得志的人管有多难受。
与之相比，我在监狱21年，虽然受尽折磨，但毕竟基本上是生活在所谓“脚碰脚”即胼手胝脚的难友之间。其中固然不乏相互残害，但伥物只能是伥物而并不能自封为老虎。这是和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由公民”不同的。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唆使下，把人性中的所有恶劣品质都煽动了起来，造成了多少人间仇恨，对民族的心理素质有多大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
1958年2月的一天，我正坐在打字机前工作，系图书馆唯一的一位管理员项老先生悄悄然走到我身边对我说：“请你帮个忙”我就跟着他走到外间去。他指着一个书架说”我够不到，可否请帮忙替我把上面的书搬下来”。我就踩在凳上帮他搬书。可是还没有搬完一排书，他又说“不要搬了”。我被弄得莫名其妙，很不乐意地问道：
“什么意思，难道我搬得不对？？
“不，不，不是这意思。”
“那又为什么？”
“我不能告诉你。”在我一再追问下他又说：
“除非你到我家去吃饭，我才能讲。我家住在嘉陵村（20）某号。？
“饭我就不去吃了，我吃完后一定到府上造访。”
就这样我饭后一肚子狐疑地到他家去。他小心翼翼地关上了门，才低声对我说：
“蔡先生来了，我才叫你搬书；他走了就不必搬了。”
原来蔡怀新吩咐他叫我劳动，他未应命。见蔡走过，叫我装装样子。我听了气愤地说“他们竟然这样！”于是他忽然说“一碗饭吃的人多了，吃的就少了。”我先不明白，他又解释说他们嫉妒我，才要排挤我。当然这是他个人对运动中我的遭遇的看法。然后他拉着我的袖子讲了他的身世。
他在复旦读书时曾和一位有钱的小姐相爱，而对方家长反对。俩人便相约到兆丰公园21殉情自杀。吞服了安眠药。他哭别女友回家时已很晚，母亲逼他吃了一个大西瓜。也许是这西瓜起作用救了他一命，他仅昏睡了几天。醒来时和尚道士一房间在喊魂呢。而女友则香消玉殒。他从此心灰意懒，书也读不进了，便恳求校长李登辉帮助，退学在图书馆工作。一晃几十年，项先生老了，天天坐在图书馆门口管签到，读着永远读不完的《东周列国志》。他说”老人老矣，所见实多”，对人际关系有他的看法。
分别时我说：“谢谢你的指点，我一定不会难为你的。”然而我却打定主意不去上班了。我不上班，也没人找我，但第二个月起工资七折，算我病假了。到了四月初的一天。我被电话召唤到学校去，等着我的又是蔡怀新。他出示几页纸，说：
“你签名。”原来纸上写了一百四十多条所谓我的言论。我说：
“我不能签名，这不符合事实。”
“拣你同意的签好了。”
“我全都不同意。”
“那你就签不同意。”
“这全部都是断章取义，似是而非。不是简单的同意不同意所能表明的。”于是我就逐条批驳，写完签上字给了他。
4月15日上午，又电召我去校，这次是系主任王福山先生找我谈，在座的还有一个年轻的助理，此人也姓王。王助理新来不久，只见他衣冠楚楚，扣子钮到衣领22，一脸正经的样子。坐定后，王先生对我说；
“领导决定对你的处份为劳动教养，但考虑你的前途，让你去封溪乡劳动。明天报到。”问我“有何意见？”
我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我不去！”王助理掩盖不住他的惊讶，皱起了眉头，说：
“为什么？！”我就转脸对他说：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既然问我，当然就有两种回答。如我回答了另一种，你就不奇怪吗？，如只许有一种回答就不必问。”
他说“那好”便转身外出了。我趁这机会问王先生：
“他们会强迫我去吗？”先生指着一份文件说；
“按规定，你还可以不接受处罚，离职自谋出路。”我说：
“那很好，我也早研究过这文件了。”这时王助理回了进来，拿着一张纸对我说“那你就办离校手续。”那是一张油印的盖巡回章的纸，上面有六个盖章的框框。我很爽快地缴出了校徽和工作证，办好了系里的第一个章，转身就走。我于是去王恒守先生家告诉了情况，他俩听了直摇头，说这样不行，要惹祸的。便商量叫我写一个说明理由的报告。第二天一早我带了报告去给他们看。报告中力陈我家父老母病，要我在家照顾。我不能一走了之，不得不拒绝下乡，自谋生活出路云云。他们看了都说写得很动情。
到系里缴了报告，我就去图书馆还书、盖章。巡回章的最后一个是校长办公室的一位女职员说：“校长还不知道这件事呢，这样吧，你先回去，有事以后通知你。”这样我就回了家，心中考虑着如何找工作的事。
4月19日星期六，一早就来电话叫我去。我将妻子送到她学校的门口，随即乘车去复旦，心中还想着是不是他们改主意不要我下乡了。校门口的警卫忽地拦住我，说要填会客单。这是个很反常的现象，从没有这样重视过查校徽，何况这么多年面孔都是熟的？我冷笑着填了单子，就去了校长办公室。那时的校长办公室在1100号房楼上。还是那位女职员说：“你这么早就来啦，校长还没来呢，你先请坐。”但我刚一坐下，她又说：“喔，刚才保卫科有个人找你，你先去一下再来好吗？”我就下楼出了1100号房，向屋后的保卫科走去，保卫科就在旁边几步路原工会俱乐部后面。我还没进门，一辆我未注意到的尾随我缓缓开着的吉普车中忽地跳下两个人，一把将我推了进去。其中一人马上转身对着我，掏出一张纸念道：
“……现经批准你校李梧龄送劳动教养……此致复旦大学……”云云。并马上要动手动脚拉我。我厉声责斥道：
“这文件是此致复旦大学的，念给我听干什么！交给复旦大学去！”说罢夺门欲走，却被人拦住了。我随即大喊：“我要找校长。”
这时候另一人装模作样地拿起电话，说了几句，转身对我说：“杨校长正在登辉堂做报告，你找不到他。”我仍不屈服说：“那不关你事，你尽管把这文书送交学校好了。”于是他们来软的了。一个人说：“你不要为难我们，就跟我们走一趟，办个小手续，我们保证送你回来见校长。”
这样，软硬兼施我被押上了吉普。谁在当时能想到，就此身陷囹圄二十一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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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淮海路徐汇区中心医院医生，也是右派。
（20）复旦大学第四宿舍。
（21）即今中山公园。
（22）当年很少人穿人民装如此正经。后来我在狱中见到个和他同时从青岛一个中学参加南下工作团的刑事犯（妙在该犯也自称右派），才知王助理高升到大学里，不得不装出个有知识的干部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