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曉榮
對於瑞士，我們似乎並不十分瞭解。一提起瑞士，我們腦海中出現的往往是美麗的日內瓦湖，阿爾卑斯山，各種各樣的鐘錶，古色古香的小城，還有她那些聞名世界的銀行。瑞士人給我們的印象是整潔、勤勞、規規矩矩。除此以外，好像就說不出什麽來了，遠不如我們對美國社會瞭解得那麽多。《瑞士帳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瞭解現代瑞士的機會。看着書中那些描寫，有時覺得和想像中恬靜、平和的瑞士風情相去甚遠，但細細想來，卻又合情合理：可也是，二十世紀的發達國傢，不是這樣，會是個什麽樣呢？一眼望去，我們看到的衹是熠熠生輝的銀行大廈，衹是電子顯示屏上滾動的數字，而沉入社會，我們看到的就是活生生的人：馬吉特、艾裏希，這一個和那一個。這也正是文學的魅力所在，讓你自己去看那千姿百態的社會衆生相，就好像透過一面巨大的玻璃墻，看裏面來來往往的張三李四，看他們的姨笑怒駡、生死恩怨，而不是面對着掩蓋了大廈內部一切活動的廣告牌。寫的是金融戰，讀者看到的卻是人。於是，遙遠的望族變成了迪耶特、馬吉特，勤謹的銀行變成了奧托卡·魯赫。於是，瑞士在我們眼底心中活了起來。
說這本書寫的是“戰”，並不誇張。故事的主綫就是由一場在兩條戰綫上展開的爭奪構成的：其一是傢族內部的繼承權之爭，其二是美國金融與瑞士金融的地盤之爭，或者說是滲透與反滲透之爭。作為大背景，書中還處處可見現代商業觀念和生活方式對祖輩沿襲的傳統帶來的衝擊，其中不乏掙脫束縛的輕鬆，但字裏行間流露更多的還是一種“失樂園”的無奈。還有一種爭奪，不是主綫，卻也引人關註，而且結局衹有暗示，呈開放狀態，似人生AB劇，這就是青梅竹馬的“壞孩子”和躊躇滿志的老同學，哪一位在馬吉特心中的分量更重，能以此生相托，或者在她看來，這本來就是兩回事？東方人的思維在這裏有一點卡殼。在這個故事裏，就商戰而言，是美國勝了，就連現代瑞士商業與金融的結合也是美國人出的主意；在傢族繼承權的爭奪戰中，女孩子勝了，這也具有反傳統的意味，儘管勝的方式頗為正統：烙守遊戲規則，不搞陰謀詭計。唯獨在愛情上，不經意的長相知略占上風，為現代化的進程保留了些許溫馨。
和許多類似題材的小說一樣，從鈎心鬥角之中，我們又一次看到商品社會裏傢族內部人際關係的虛偽，這種關係的實質已經蛻變為對金錢的繼承權和統治權。不管是誰，在這一點上所面臨的危險越大，真情就越少。書中這場爭奪，儘管不像許多其他故事裏那樣槍戰拳腳打得昏天黑地，卻也是同樣無情無義，有背叛、陰謀、中傷，有竊聽器，甚至還有蒙汗藥，直至爆炸和暗殺，最“溫和”的是典型的傢族式手段——控製婚姻。而所有這一切，起因都是為一個“錢”字。愛與死是永恆的文學主題，然而二者之間卻並沒有必然的聯繫，使人們彼此爭鬥乃至殺戮而死的原因很多與愛無關。從原始時代起，這種爭鬥的目的就主要是為了爭奪繁衍後代的權利或條件，進化至今，精神方面成了為愛（狹義的或廣義的）而不懼犧牲，物質方面卻演化成了為財而不惜捨命，說到底不過是“鳥為食亡”的高級版而已。誠如書中焦點人物馬吉特·施蒂利所言：“煩惱來自於‘錢’：不是因為缺錢，而是因為誰掌握錢。”於是就有了叔侄表親之間你死我活的爭奪戰，讓人看了嘆氣。
其實，“錢”這個東西為此而遭人訴病是挺冤枉的，它不過是人造出來的一種替代物而已，人為了它可以做壞事，同樣也可以做好事。覬覦“施蒂利王國”寶座的沃爾特在開發微型計算器上動足了腦子，布裏斯代表的UBCO為了打進瑞士市場在服務上一再改進，直至産生“全方位服務的美國銀行加上瑞士的保密”，這些都讓人想到，商品社會追逐利潤的精明本來也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一種動力，看一看現代文明的輝煌成果，有多少不是在積極競爭、提高生産力這個動機下創造出來的？刻意淡泊人生，視“銀子”如無物，用於平衡把人降至爭食之鳥的某種極端還是很有效的，但如果本身也走嚮極端，二十世紀也就和不講世紀的時候沒什麽差別了。
看這本書，很多地方都能感到作者在有意識地進行對照，比如陳舊古老的銀行建築和現代化的銀行設施，傳統的社交圈子和“城市裏的生面孔多起來了”，人物塑造上馬吉特的潑辣實際與迪耶特的老練狡猾等等。有些對照效果是在一方“隱含”的情況下産生的，比如瑞士警察處理現場的方式是悄無聲息的，讓人想到相應場合下美國人那種煞有介事的喧嘩。對一些比較抽象的事物之間的關係，作者以小說傢的方式要麽“擺出來看”，要麽藉書中人物之口討論一番，前者如構成故事主綫的那幾對衝突，後者如政府與銀行的關係，良知與利潤的關係，金融與人性的關係等等。作為讀者，在關心事件發展的同時，無形中也為這些對照和探討所吸引，有些問題還真的讓人不能不想上那麽兩三分鐘。比如馬吉特說，她父親曾明確地告訴她“銀行是文明的脊梁，有責任資助一切，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這讓我們馬上就想到瑞士銀行獨特的“洗錢”功能，所“洗”之錢歷史上有納粹從猶太人那裏掠奪來的黃金，當代有黑道集團的各種非法收入。對瑞士銀行的這種“一視同仁”，各國輿論一嚮是責問聲不絶的，而被責問方也總是在這些問題上吞吞吐吐。其實，除了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或許有些無可奈何以外，為利益所驅也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如魯迅所說提着自己的頭髮離開地面的“中立”的確是沒有的，或者不如說，“中立”不是個有無的問題，而是個程度問題。然而，不管是出於什麽原因，挺直腰板大聲宣揚這種並非兩袖清風的閉着眼睛的“公正”，總讓人覺得有點底氣不足。當然，作者畢竟不是在此充當國際裁判，而且這些探討雖然嚴肅但卻並不煩人，這就是小說與教科書的區別了。
本書故事情節的發展安排得張弛有度，頗為引人入勝，然而在不失緊張感的同時，讀起來又相當平和，這是因為，首先，激烈的場面就很少，其次，情節上很少出現跳躍，作者的敘述基本上是從容不迫，有條不紊的，似有一種古典式的沉着。有些場面還很有話劇味，如馬吉特和艾裏希雙雙被人出賣後再次相聚一場，有戲劇性衝突的鋪墊，有情感張力，那種悲憤，那種共鳴，不由你不受感染，那些緊湊華麗的“臺詞”，讓人想起《哈姆雷特》裏一些半瘋的對白，和《日出》裏的一些場面也有異麯同工之妙。
對話機巧有趣也是本書的一個特點，與此可作一參照的是我們那些過於不講究對話藝術的粗製濫造的影視劇，和劇裏那些白開水加怪味的所謂對白。讀着眼前這本書裏的對話，你絶沒有被人當傻瓜的感覺。其實不止是對話，在作者那似乎是不動聲色的敘述裏，也時時透出一種生動機智的幽默，形成貫穿全書的一種重要的語言特色。譯者很好地把握了這種幽默，譯文讀來有時真讓人忍俊不禁，如關於迪耶特那張隨時可以調整放光強度的圓臉，關於那三個一本正經的日本人，還有許多形象有趣的比喻，比如說美國中西部口音“a音平得像餡餅盤”，說從叛徒口中掏情報“要像榨一個葡萄似的，除了皮，什麽也不要給他們剩下”，還有“一個像馬一樣的老女人”，等等等等。這些說法，譯者並沒有把它們都“歸化”為漢語形式，而是盡力保留了一定的異國情調，同時也沒有造成什麽理解上的障礙，讀起來很有味道。看得出譯者對原文的細膩之處非常註意，說話方式、口氣等等都盡量如實譯出，行文也不失流暢。
文學翻譯中對原作語言特色的處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弄得不好要麽生澀難懂，要麽索然無味，要麽海明威變成了福剋納，要麽林妹妹變成了史湘雲，在這個問題上，譯者表現出來的首先是語言修養：能不能感受，能不能駕馭；其次就是對有關翻譯原則的把握，以及對現代漢語的認識：怎樣譯才能既保持原作的語言風格，又不至於把漢語糟蹋得不像樣子，還要使譯文“以陌生又令人怦然心動的衝擊力紮痛着讀者”，具有一種“把漢語逼出火花”的力量（見《讀書》1998年第5期黃燦然《譯詩中的現代敏感》一文）。現代漢語的發展，翻譯是功不可沒的，當然，譯作語言還應是流暢的漢語，這就是所謂“走鋼絲”的功夫了。本書譯者這個“鋼絲”走得還是不錯的，譯文語言因此生色不少，相信讀者會與我有同樣的感覺。
1998，夏，南京
對於瑞士，我們似乎並不十分瞭解。一提起瑞士，我們腦海中出現的往往是美麗的日內瓦湖，阿爾卑斯山，各種各樣的鐘錶，古色古香的小城，還有她那些聞名世界的銀行。瑞士人給我們的印象是整潔、勤勞、規規矩矩。除此以外，好像就說不出什麽來了，遠不如我們對美國社會瞭解得那麽多。《瑞士帳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瞭解現代瑞士的機會。看着書中那些描寫，有時覺得和想像中恬靜、平和的瑞士風情相去甚遠，但細細想來，卻又合情合理：可也是，二十世紀的發達國傢，不是這樣，會是個什麽樣呢？一眼望去，我們看到的衹是熠熠生輝的銀行大廈，衹是電子顯示屏上滾動的數字，而沉入社會，我們看到的就是活生生的人：馬吉特、艾裏希，這一個和那一個。這也正是文學的魅力所在，讓你自己去看那千姿百態的社會衆生相，就好像透過一面巨大的玻璃墻，看裏面來來往往的張三李四，看他們的姨笑怒駡、生死恩怨，而不是面對着掩蓋了大廈內部一切活動的廣告牌。寫的是金融戰，讀者看到的卻是人。於是，遙遠的望族變成了迪耶特、馬吉特，勤謹的銀行變成了奧托卡·魯赫。於是，瑞士在我們眼底心中活了起來。
說這本書寫的是“戰”，並不誇張。故事的主綫就是由一場在兩條戰綫上展開的爭奪構成的：其一是傢族內部的繼承權之爭，其二是美國金融與瑞士金融的地盤之爭，或者說是滲透與反滲透之爭。作為大背景，書中還處處可見現代商業觀念和生活方式對祖輩沿襲的傳統帶來的衝擊，其中不乏掙脫束縛的輕鬆，但字裏行間流露更多的還是一種“失樂園”的無奈。還有一種爭奪，不是主綫，卻也引人關註，而且結局衹有暗示，呈開放狀態，似人生AB劇，這就是青梅竹馬的“壞孩子”和躊躇滿志的老同學，哪一位在馬吉特心中的分量更重，能以此生相托，或者在她看來，這本來就是兩回事？東方人的思維在這裏有一點卡殼。在這個故事裏，就商戰而言，是美國勝了，就連現代瑞士商業與金融的結合也是美國人出的主意；在傢族繼承權的爭奪戰中，女孩子勝了，這也具有反傳統的意味，儘管勝的方式頗為正統：烙守遊戲規則，不搞陰謀詭計。唯獨在愛情上，不經意的長相知略占上風，為現代化的進程保留了些許溫馨。
和許多類似題材的小說一樣，從鈎心鬥角之中，我們又一次看到商品社會裏傢族內部人際關係的虛偽，這種關係的實質已經蛻變為對金錢的繼承權和統治權。不管是誰，在這一點上所面臨的危險越大，真情就越少。書中這場爭奪，儘管不像許多其他故事裏那樣槍戰拳腳打得昏天黑地，卻也是同樣無情無義，有背叛、陰謀、中傷，有竊聽器，甚至還有蒙汗藥，直至爆炸和暗殺，最“溫和”的是典型的傢族式手段——控製婚姻。而所有這一切，起因都是為一個“錢”字。愛與死是永恆的文學主題，然而二者之間卻並沒有必然的聯繫，使人們彼此爭鬥乃至殺戮而死的原因很多與愛無關。從原始時代起，這種爭鬥的目的就主要是為了爭奪繁衍後代的權利或條件，進化至今，精神方面成了為愛（狹義的或廣義的）而不懼犧牲，物質方面卻演化成了為財而不惜捨命，說到底不過是“鳥為食亡”的高級版而已。誠如書中焦點人物馬吉特·施蒂利所言：“煩惱來自於‘錢’：不是因為缺錢，而是因為誰掌握錢。”於是就有了叔侄表親之間你死我活的爭奪戰，讓人看了嘆氣。
其實，“錢”這個東西為此而遭人訴病是挺冤枉的，它不過是人造出來的一種替代物而已，人為了它可以做壞事，同樣也可以做好事。覬覦“施蒂利王國”寶座的沃爾特在開發微型計算器上動足了腦子，布裏斯代表的UBCO為了打進瑞士市場在服務上一再改進，直至産生“全方位服務的美國銀行加上瑞士的保密”，這些都讓人想到，商品社會追逐利潤的精明本來也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一種動力，看一看現代文明的輝煌成果，有多少不是在積極競爭、提高生産力這個動機下創造出來的？刻意淡泊人生，視“銀子”如無物，用於平衡把人降至爭食之鳥的某種極端還是很有效的，但如果本身也走嚮極端，二十世紀也就和不講世紀的時候沒什麽差別了。
看這本書，很多地方都能感到作者在有意識地進行對照，比如陳舊古老的銀行建築和現代化的銀行設施，傳統的社交圈子和“城市裏的生面孔多起來了”，人物塑造上馬吉特的潑辣實際與迪耶特的老練狡猾等等。有些對照效果是在一方“隱含”的情況下産生的，比如瑞士警察處理現場的方式是悄無聲息的，讓人想到相應場合下美國人那種煞有介事的喧嘩。對一些比較抽象的事物之間的關係，作者以小說傢的方式要麽“擺出來看”，要麽藉書中人物之口討論一番，前者如構成故事主綫的那幾對衝突，後者如政府與銀行的關係，良知與利潤的關係，金融與人性的關係等等。作為讀者，在關心事件發展的同時，無形中也為這些對照和探討所吸引，有些問題還真的讓人不能不想上那麽兩三分鐘。比如馬吉特說，她父親曾明確地告訴她“銀行是文明的脊梁，有責任資助一切，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這讓我們馬上就想到瑞士銀行獨特的“洗錢”功能，所“洗”之錢歷史上有納粹從猶太人那裏掠奪來的黃金，當代有黑道集團的各種非法收入。對瑞士銀行的這種“一視同仁”，各國輿論一嚮是責問聲不絶的，而被責問方也總是在這些問題上吞吞吐吐。其實，除了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或許有些無可奈何以外，為利益所驅也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如魯迅所說提着自己的頭髮離開地面的“中立”的確是沒有的，或者不如說，“中立”不是個有無的問題，而是個程度問題。然而，不管是出於什麽原因，挺直腰板大聲宣揚這種並非兩袖清風的閉着眼睛的“公正”，總讓人覺得有點底氣不足。當然，作者畢竟不是在此充當國際裁判，而且這些探討雖然嚴肅但卻並不煩人，這就是小說與教科書的區別了。
本書故事情節的發展安排得張弛有度，頗為引人入勝，然而在不失緊張感的同時，讀起來又相當平和，這是因為，首先，激烈的場面就很少，其次，情節上很少出現跳躍，作者的敘述基本上是從容不迫，有條不紊的，似有一種古典式的沉着。有些場面還很有話劇味，如馬吉特和艾裏希雙雙被人出賣後再次相聚一場，有戲劇性衝突的鋪墊，有情感張力，那種悲憤，那種共鳴，不由你不受感染，那些緊湊華麗的“臺詞”，讓人想起《哈姆雷特》裏一些半瘋的對白，和《日出》裏的一些場面也有異麯同工之妙。
對話機巧有趣也是本書的一個特點，與此可作一參照的是我們那些過於不講究對話藝術的粗製濫造的影視劇，和劇裏那些白開水加怪味的所謂對白。讀着眼前這本書裏的對話，你絶沒有被人當傻瓜的感覺。其實不止是對話，在作者那似乎是不動聲色的敘述裏，也時時透出一種生動機智的幽默，形成貫穿全書的一種重要的語言特色。譯者很好地把握了這種幽默，譯文讀來有時真讓人忍俊不禁，如關於迪耶特那張隨時可以調整放光強度的圓臉，關於那三個一本正經的日本人，還有許多形象有趣的比喻，比如說美國中西部口音“a音平得像餡餅盤”，說從叛徒口中掏情報“要像榨一個葡萄似的，除了皮，什麽也不要給他們剩下”，還有“一個像馬一樣的老女人”，等等等等。這些說法，譯者並沒有把它們都“歸化”為漢語形式，而是盡力保留了一定的異國情調，同時也沒有造成什麽理解上的障礙，讀起來很有味道。看得出譯者對原文的細膩之處非常註意，說話方式、口氣等等都盡量如實譯出，行文也不失流暢。
文學翻譯中對原作語言特色的處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弄得不好要麽生澀難懂，要麽索然無味，要麽海明威變成了福剋納，要麽林妹妹變成了史湘雲，在這個問題上，譯者表現出來的首先是語言修養：能不能感受，能不能駕馭；其次就是對有關翻譯原則的把握，以及對現代漢語的認識：怎樣譯才能既保持原作的語言風格，又不至於把漢語糟蹋得不像樣子，還要使譯文“以陌生又令人怦然心動的衝擊力紮痛着讀者”，具有一種“把漢語逼出火花”的力量（見《讀書》1998年第5期黃燦然《譯詩中的現代敏感》一文）。現代漢語的發展，翻譯是功不可沒的，當然，譯作語言還應是流暢的漢語，這就是所謂“走鋼絲”的功夫了。本書譯者這個“鋼絲”走得還是不錯的，譯文語言因此生色不少，相信讀者會與我有同樣的感覺。
1998，夏，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