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著名作傢屠格涅夫（一八一八——一八八四）是位卓越的、才氣橫溢的藝術大師。他描繪了無比廣阔的社會生活畫面，塑造了種種生動的藝術形象，揭示了人民的美好心靈。他以自己的藝術珍品發展了現實主義文學。
屠格涅夫生於奧廖爾省的斯巴斯科耶——魯托維諾夫村的地主莊園，並在那裏度過了童年。一八二七——二九年就讀於莫斯科的一個私立寄宿學校。一八三三年入莫斯科大學，翌年轉入彼得堡大學文史係。一八三八——四二年在德國柏林大學攻讀哲學和古典文學。一八四二年回鄉，但後又曾長期出國。
屠格涅夫從《巴拉莎》（一八四三），《地主》（一八四六）等詩篇開始文學生涯。他的《獵人筆記》（一八四七——五二）的發表曾當作文學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這一篇篇特寫，以中部地區的自然景色為襯托，廣泛地描繪了莊園地主和農民的生活，深刻揭露了地主表面上文明仁慈、實際上醜惡殘暴的本性，全書充滿對含垢受辱、備受欺凌的勞動人民的同情。當時的進步思想界稱它是對農奴製的“一陣猛烈炮火”，是一部“點燃火種的書”。一八五二年屠格涅夫因撰文悼念果戈理逝世，實質上則因其《獵人筆記》的社會思想傾嚮而被捕，送往斯巴斯科耶——魯托維諾夫村軟禁。軟禁期間他寫了中篇《木木》，以滿腔仇恨對農奴製進行控訴。五十至六十年代是他創作最旺盛的時期，適逢社會運動逐步高漲，他及時地反映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長篇《羅亭》（一八五六），《貴族之傢》（一八五九），中篇《阿霞》（一八五八），《多餘人的日記》（一八五○）展示了貴族知識分子言語脫離行動，理論脫離實踐的一些典型特徵。長篇《前夜》（一八六○）則反映農奴製垮臺前夕在出現的進步社會思潮。在屠格涅夫創作中占有中心地位的長篇《父與子》（一八六二）刻畫了兩種社會勢力——主義者和自由派貴族間的思想衝突。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作傢本人在兩派思想衝突中轉嚮了自由主義者一方，與他常為之撰稿的主義者刊物《現代人》决裂。他轉變後的思想流露在一八六七年寫的長篇《煙》裏，他以同等的否定態度描寫了反動貴族和運動參加者。最後一部長篇《處女地》（一八七七）是有關七十年代民粹主義運動的。晚期作品《散文詩》（一八八二）的內容和傾嚮呈現出多面性，既有悲觀情調也有樂觀情調，既有抒情也有諷刺。屠格涅夫還寫有劇本《食客》（一八五七）和《鄉村一月》（一八五五）等。
屠格涅夫文筆婉麗，結構巧妙，語言清新簡潔，深得讀者喜愛。其作品很早就有人譯介，譯介者有老一代知名作傢，也有我的同時代人。屠格涅夫創作《父與子》的那些年月，農奴主已不再可能
一成不變地維護自身的統治，農民貧睏日益加深從而使他們有了獨立自主地走嚮歷史前沿的可能性。然而此種形勢轉化為尚缺主觀條件，數百年來受農奴主奴役的人民還沒有能力站起來為爭取自身利益作廣泛的、公開的、有意識的鬥爭。
屠格涅夫作為當時啓蒙思想的代表，對的農奴製及其經濟、法律、制度深懷不滿；他主張普及教育，實行自治，全盤歐化，他主張捍衛人民群衆的利益，最主要是農民的利益。
如上所述，屠格涅夫屬社會運動中的自由主義一翼。按他自己的解釋，“在我們年輕的時候……‘自由主義者’是指反對一切黑暗和壓製，尊重科學和教育，熱愛詩歌和藝術，首先則是熱愛人民的人……”他贊賞志士的高尚情操，他們為事業善作奉獻的平民精神。然而他與社會運動的另一翼——派不同，他衹主張“漸進”，他認為另一派衹是唐·吉訶德悲劇式的、缺乏現實生活感的人，他喜歡溫和的君主立憲而不喜歡杜勃留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主義者的“莊稼漢”。所有這些不能不反映在他的藝術創作裏。
但屠格涅夫是個深沉的現實主義作傢，他必然把歷史的重大客觀事件置於視界之內，把再現生活作為無可推卸的責職，去塑造符合時代的典型。《父與子》中的巴紮羅夫可說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民
主啓蒙時期否定精神的一個很有特性的表達者：“我們認為有利，我們便據此行動……現時最有用的是否定，因此我們也去否定。”作者認為社會在變革時期總會伴隨某種偏嚮，否定精神在社會變革初期往往是片面的，無情的，具有破壞性的，但到後來，在社會經過變革以後，便會褪去破壞性的色澤。否定的結果將是肯定，因為新事物通過對舊事物的否定而得到自身的發展。
毫無疑問，巴紮羅夫反映了進步的知識分子的想法。屠格涅夫在給他的朋友、詩人斯魯切夫斯基的信中說道：“他被稱之為虛無主義者，其實應該讀成志士。”巴紮羅夫與帕維爾·基爾薩諾夫——貴族中的自由主義者爭論時，態度凜然地要求對方“那怕舉出一件當代生活中的，無論是家庭生活或社會生活中的例子不招致全面的、無情的否定”。
屠格涅夫肯定巴紮羅夫，他理解到，為使新生事物取得勝利，否定是種有效的武器，它具有歷史意義。作者善於捕捉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生活中主要的、先進思想萌動，他看到了否定派即虛無主義者“對人民的需要更為敏感”（作者語），他們的心麯與人民有互通之處。巴紮羅夫反駁帕維爾·基爾薩諾夫：“您不贊成我的選擇，但誰對您說我選擇的道路是一時心血來潮，而不是您一再鼓吹的人民精神所感召的呢？”“我祖父種過地，您去問你們的任何一個農民，看他首先認作同胞的是您還是我。”書中形容巴紮羅夫“僕人對他幾乎都有好感，儘管有時要挨他的取笑，他們覺得這人不是老爺，而是自己人”；“他有一種使下人信賴的特殊本領，雖則從不遷就他們，說話的口氣也是懶懶的”。所有這些素質，都為作者所肯定，所珍視。
但作者筆下的巴紮羅夫缺乏完整的社會思想體係，他“否定一切”，但在建設方面，據巴紮羅夫的話說，“不是我們的事。首先要把地面打掃幹淨。”他無疑帶有左傾無政府主義極端性。在作者筆下，虛無主義者有着對一切進行無情地破壞的自發性，他們想法片面，老是怒氣衝衝，臉色陰沉。屠格涅夫描寫巴紮羅夫這個人物的嚴峻外貌是：說話粗魯，語氣傲慢，避開“浪漫主義”的即一切詩情畫意的屬於心靈感受的東西。一八六二年作者緻函赫爾岑說：“主要的我不是把他作為理想人物來描寫，我不把他有何思想體係看得那麽重要，我主要想把他寫成一條狼而又為他辯解——當然，這很睏難，看來我沒能做到。”
巴紮羅夫不屈從任何權威，不把任何準則當作信仰，即使這準則是多麽受到尊重。赫爾岑把巴紮羅夫的這種虛無主義歸結為“完全、徹底襬脫了一切現成概念和陳規舊俗”。杜勃羅留波夫進一步認同：“新人——他是唯心主義哲學的反對者，因為唯心主義哲學把準則看成高於樸素的生活真理。”巴紮羅夫對藉抽象法得出的科學概念確無好感：“指的是什麽科學？泛泛的科學嗎？科學一如手藝，有具體的門類，而泛泛的科學是不存在的。”在此他衹承認具體的科學，而把“泛泛的科學”即哲學徹底否定了。他把哲學看成是“浪漫主義”哲學，腐朽，鬍說八道，與浪漫主義是等同概念。曼恩由此認為巴紮羅夫的思辯“從黑格爾的Allgemeinneit總體中得到瞭解放”。巴紮羅夫認為人的行為不由抽象的、必須遵循的準則，而是由現實生活决定的：“總的說來，準則是沒有的，……衹有感覺。一切都取决於感覺。”巴紮羅夫對基爾薩諾夫所奉準則的也就是主義者對唯心觀的。那時平民中的主義者按杜勃留波夫說法“不但懂得，而且親身感受到，世上絶對的東西是沒有的，一切事物衹有它的相對意義”，因此他們斷然“擺脫開絶對理念而去接近現實生活，用他們的現實觀替代一切抽象概念”。把小說《父與子》中發生的事件限定在一八五九年自有其
原因，正是該年自由主義者和主義者徹底决裂。屠格涅夫着重描寫了這兩種社會力量的分歧。前者的代表是貴族中較為進步和開明的帕維爾·基爾薩諾夫，後者的代表則是主義者、平民知識分子巴紮羅夫。作者選擇了這樣的典型環境和典型人物來說明，兩種勢力的較量乃是兩個不同階級的對抗，“新人”巴紮羅夫用以反叛“先生們”、“老爺們”的虛無主義帶有直接反對貴族的性質。兩者彼此仇視，仇視表現在衣着、行為舉止、秉性、感情及思想意識層次。
巴紮羅夫初見帕維爾·基爾薩諾夫便為他那“妄自尊大、拿腔拿調、絝絝習氣”，“目空一切的架勢”和貴族儀容而表示反感，他以幾乎是放肆的口吻去基爾薩諾夫：“老古董！”
“人在農村，可你看他那副穿戴！而他那指甲，那指甲呀，值得拿去展覽！”而後者“貴族的秉性難於容忍巴紮羅夫的放肆”，駡“這個醫生的兒子，不單沒有一點兒對長者的敬畏，甚至答話有氣無力，心不在焉，傲慢而粗暴”。
在爭辯中帕維爾·基爾薩諾夫把自己說成是個熱愛進步的自由派人士，他肯定“真正的貴族”——“英國貴族”，“貴族給予了英國自由並支持着這種自由”。可是巴紮羅夫不屑一顧：“這種老調我們不知聽過多少遍了。”因為在當時，英國之於俄羅斯，相去何止天淵。巴紮羅夫對基爾薩諾夫自由主義式的愛民觀點和改革，關於憲法、議會的美麗詞句嗤之以鼻，他自己準備投入大規模的社會運動，他為自己訂下值得“巨人”去做的任務，他要求積極的社會變革：“改造好社會，病根也就清除幹淨了。”
然而屠格涅夫在肯定主義者否定一切的歷史必要性時，並沒有把虛無主義者提高到戰勝貴族——“父輩”的高度，即使在寫巴紮羅夫和帕維爾·基爾薩諾夫雄辯式的爭論時他也沒有完全站在巴紮羅夫一邊。例如，帕維爾·基爾薩諾夫反駁巴紮羅夫說，社會之所以取得進步不是由於否定，而是對“文明成果”的肯定，虛無主義者僅僅是為否定而否定，他們好比是生活在沒有空氣的真空裏。
在此屠格涅夫把巴紮羅夫和基爾薩諾夫之間的衝突看作是兩種社會歷史勢力的較量，而兩者卻都陷進了片面性誤區；衝突雙方衹部分地有理，知識分子的兩極雖都瞭解和同情人民和他們的需求，但在兩者之上還有某個第三者——俄羅斯人民，最後判斷，是非的公正人；孰是孰非，暫時還是個“斯芬剋斯”——謎。
超脫於兩派之上，保持不偏不倚，嚴格地、客觀地重視爭論雙方的實際缺陷，衹有偉大的藝術傢方能做到。我們不能斷言屠格涅夫完全屬於這樣的偉大藝術傢，但他確實把兩派陷入誤區的紛爭寫成了這部小說的悲劇性結局。
作者理解主義者要與貴族分裂的歷史必然，但他反對對“父輩”文化遺産持否定的虛無主義態度。父輩有他與生俱來的社會性弱點和歷史性局限，但他有對美的敏感，有對待生活中哀樂的細膩感情，能覺察人在沒有幸福時的痛苦，他愛詩、愛藝術、愛一切有價值的文化遺産。尼古拉·基爾薩諾夫就是一個富有詩感的人，他喜歡“讓他悲喜交加的孤獨思緒自由翩躚”，他，“老浪漫主義者”，在花園裏，在夜晚，當滿天星鬥閃爍着的時候來點兒幻想，“他走了好久好久，直到纍得走不動了，可他那飄若遊絲、窮不見盡的愁思在他心中激蕩不散。”至於帕維爾·基爾薩諾夫，“他生來就不是浪漫主義者，他那鐵一樣堅冰一樣冷的帶點兒法國厭世主義的心是不善幻想的”，但就是這個帕維爾·基爾薩諾夫，也有其人性內涵，他遇上了“生命的神秘力量”，成了他自己的愛的的犧牲品，從而不得不沉淪於“可怕的空虛”，失落於“無目的的生活”，他“孑然一身，漸入黃昏之境，亦即惋惜如同希望、希望似同惋惜、老之將至、青春不再的歲月”。
另一方面，作者贊賞“子輩”即虛無主義者的剛毅，反封建的銳氣，卻並不贊賞子輩對美的冷漠，對文學藝術的觀點，尤其對待浪漫主義、對待人的內心感情方面的態度。
為歷史所需的巴紮羅夫的否定一旦進入人的感情領域，它就變得虛而不實，從而也導致了巴紮羅夫的自我矛盾。按書中所說，巴紮羅夫“非常喜歡女性，喜歡女性美”，但“他把騎士式感情當作一種殘疾，一種病癥”，他在女性身上首先看重的是“窈窕的身段”，與她們交往中想的是“愉悅”。可是巴紮羅夫破壞了自己的理論，真心實意愛上安娜·奧金左娃了，他發現自己身上就有為他原先所敵視的、與虛無主義者觀點相悖的浪漫主義，而且找不出合理的解釋。“在和安娜·奧金左娃談話的時候，他用較之以前更為冷淡和輕衊的態度對待一切浪漫傾嚮，可當他獨自一人時，一想起自己就有這種浪漫傾嚮不由腦火。”巴紮羅夫把否定推到極限時，他的行為和感情反過來破壞了他的虛無主義，與舊的社會制度搏鬥必不可少並行之有效的否定，結果與人的感情和秉性不能適應。當此情況下巴紮羅夫的“浪漫主義”個性開始顯示了正面的人的自然屬性而不再屈從他的虛無主義了。
但是，他那虛無主義卻又企圖製止、支配他的感情流嚮，於是兩者的矛盾鬥爭導致了巴紮羅夫的個人悲劇。書中說道：“他本可以輕易地平息血液的騷動，但他體內孕育着某種新的東西，對此他從未允許存在過並曾有意地把它剋製過，他的自傲曾堅决反對過。”他用盡一切力量來壓製自身的天性；結果如何呢？情場失敗後他戲劇性地承受着單戀的痛苦和委屈，失去了內心的平衡，心靈的歡愉和工作的情緒。“工作的狂熱勁兒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苦苦的寂寞感，心緒不寧，他一舉一動都顯得那樣疲憊，甚至他行走時也不再是邁着那種堅實的、勇往直前的步子。”巴紮羅夫說他自己在糟蹋自己並非出之偶然，因為他曾嘲笑過帕維爾·基爾薩諾夫，曾嘲笑過他的愛情悲劇，然而他現在輪到自己感受愛情悲劇帶來的傷痛。
巴紮羅夫的心靈危機也表現在哲學的和社會的悲觀主義中。他和阿爾卡季躺在幹草垛旁出聲想道：“我所占有的這一小塊地方比起廣大空間來是如此地狹小，而那廣大空間裏沒有我，也與我無關；我得以度過的這個時段在永恆面前是如此地渺小，而我到不了永恆，永恆中沒有我……可就在這題原子中，在這數學的一個點上，血液卻在循環，腦子卻在工作，有所希冀……”人與自然不是相悖的對立關係，但在巴紮羅夫看來卻是兩種絶然相反的力量。他在確認人的精神力量的同時，不得不為自己依附於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大自然而哀傷。巴紮羅夫從哲學上的悲觀主義，從他與自然界的心理隔閡，滋生出他對後代人命運的冷漠。“舉個例，”巴紮羅夫對阿爾卡季說，“今天你走過村長菲利浦傢他那白白的、漂亮小屋的時候說，如果俄羅斯最後一個農民也能住上這樣的小屋，那時俄羅斯就達到完善的地步了，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促使它實現……但我憎恨諸如菲利浦或西多爾這樣的最後一個農民。幹嗎我要為他們拼死賣力，他連謝也不說一聲？……即使對我說聲謝，又值得了多少？他住上了白白的漂亮小屋，我則將老朽入木，往後又怎樣呢？”不過，在小說《父與子》中，個人主義者與大自然隔閡而産
生的悲觀，由屠格涅夫縫補了，承作者之力，在大自然面前的人的失落感在某種程度上得以彌合。巴紮羅夫過早地夭折，死於即將發生大變革的社會的門檻上，屠格涅夫在小說結尾處描寫了荒蕪的鄉村公墓，巴紮羅夫年邁父母無法消解的痛苦之後，接着以強勁的抒情表示了他對生命價值和意義的堅定信念：“難道他們（指年邁的父母——譯者）的祈禱、他們灑下的淚水是沒有結果的嗎？難道愛，神聖的、真摯的愛並非萬能？哦，不！掩埋在墓中的不管是顆多麽熱烈的、有罪的、抗爭的心，墓上的鮮花依然用它純潔無邪的眼睛嚮我們悠閑地張望，它們不衹是嚮我們述說‘冷漠’的大自然有它偉大的安寧，它們還談及永遠的和解和那無窮盡的生命……”自然生命有其多樣性和無窮性，這是永恆的規律，屠格涅夫以此作為活潑、樂觀的結尾，讓悲劇得到升華。在這裏，由不可避免的矛盾引起的悲劇，因認識到世界是個辯證地發展着的過程，因觸摸到強勁的、飽滿的自然生命整體及它內部的和諧性，從而得到了化解。
歷來的學者們都認為，巴紮羅夫就其本質而言，是和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人”的種種社會—心理典型聯繫着的，是和時代的主要意識傾嚮聯繫着的。確實，作者為塑造“主義者總體形象”廣泛搜集了生活素材，把觀察所得預先記進日記，用心註意着杜勃留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皮薩列夫、紮伊采夫及其他許多主義者的行為、觀點。屠格涅夫與他們的交往當然也有助於這篇小說的創作，不單單如作者自謙那樣取自“熟人德米特裏醫生”。作者力圖通過巴紮羅夫創造出一個六十年代主義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這個典型代表最主要的特徵是全面否定一切。但這形象是如此地氣勢磅礴，以至不為那個時代空間所限。屠格涅夫說他的巴紮羅夫的種種特徵不僅僅涵蓋六十年代的話是可信的，因為他寫巴紮羅夫，把巴紮羅夫包括在抱着“真誠地否定”的廣大一群人之中，他不僅把主人公和杜勃羅留波夫並排放在一起，也把他和別林斯基、巴枯寧、赫爾岑等放在一起，從而他的認識價值超過了所展示的那個年代。
隨着歷史的進展，巴紮羅夫的形象越來越變得復雜，當代人論及屠格涅夫這篇小說的時候依然在不斷爭論，提出一個接一個的看法，（至少我這裏的大學生和研究生們便是如此。）看來，屠格涅夫確實成功地展示了俄羅斯民族意識和社會發展的某些內在特點。
屠格涅夫生於奧廖爾省的斯巴斯科耶——魯托維諾夫村的地主莊園，並在那裏度過了童年。一八二七——二九年就讀於莫斯科的一個私立寄宿學校。一八三三年入莫斯科大學，翌年轉入彼得堡大學文史係。一八三八——四二年在德國柏林大學攻讀哲學和古典文學。一八四二年回鄉，但後又曾長期出國。
屠格涅夫從《巴拉莎》（一八四三），《地主》（一八四六）等詩篇開始文學生涯。他的《獵人筆記》（一八四七——五二）的發表曾當作文學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這一篇篇特寫，以中部地區的自然景色為襯托，廣泛地描繪了莊園地主和農民的生活，深刻揭露了地主表面上文明仁慈、實際上醜惡殘暴的本性，全書充滿對含垢受辱、備受欺凌的勞動人民的同情。當時的進步思想界稱它是對農奴製的“一陣猛烈炮火”，是一部“點燃火種的書”。一八五二年屠格涅夫因撰文悼念果戈理逝世，實質上則因其《獵人筆記》的社會思想傾嚮而被捕，送往斯巴斯科耶——魯托維諾夫村軟禁。軟禁期間他寫了中篇《木木》，以滿腔仇恨對農奴製進行控訴。五十至六十年代是他創作最旺盛的時期，適逢社會運動逐步高漲，他及時地反映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長篇《羅亭》（一八五六），《貴族之傢》（一八五九），中篇《阿霞》（一八五八），《多餘人的日記》（一八五○）展示了貴族知識分子言語脫離行動，理論脫離實踐的一些典型特徵。長篇《前夜》（一八六○）則反映農奴製垮臺前夕在出現的進步社會思潮。在屠格涅夫創作中占有中心地位的長篇《父與子》（一八六二）刻畫了兩種社會勢力——主義者和自由派貴族間的思想衝突。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作傢本人在兩派思想衝突中轉嚮了自由主義者一方，與他常為之撰稿的主義者刊物《現代人》决裂。他轉變後的思想流露在一八六七年寫的長篇《煙》裏，他以同等的否定態度描寫了反動貴族和運動參加者。最後一部長篇《處女地》（一八七七）是有關七十年代民粹主義運動的。晚期作品《散文詩》（一八八二）的內容和傾嚮呈現出多面性，既有悲觀情調也有樂觀情調，既有抒情也有諷刺。屠格涅夫還寫有劇本《食客》（一八五七）和《鄉村一月》（一八五五）等。
屠格涅夫文筆婉麗，結構巧妙，語言清新簡潔，深得讀者喜愛。其作品很早就有人譯介，譯介者有老一代知名作傢，也有我的同時代人。屠格涅夫創作《父與子》的那些年月，農奴主已不再可能
一成不變地維護自身的統治，農民貧睏日益加深從而使他們有了獨立自主地走嚮歷史前沿的可能性。然而此種形勢轉化為尚缺主觀條件，數百年來受農奴主奴役的人民還沒有能力站起來為爭取自身利益作廣泛的、公開的、有意識的鬥爭。
屠格涅夫作為當時啓蒙思想的代表，對的農奴製及其經濟、法律、制度深懷不滿；他主張普及教育，實行自治，全盤歐化，他主張捍衛人民群衆的利益，最主要是農民的利益。
如上所述，屠格涅夫屬社會運動中的自由主義一翼。按他自己的解釋，“在我們年輕的時候……‘自由主義者’是指反對一切黑暗和壓製，尊重科學和教育，熱愛詩歌和藝術，首先則是熱愛人民的人……”他贊賞志士的高尚情操，他們為事業善作奉獻的平民精神。然而他與社會運動的另一翼——派不同，他衹主張“漸進”，他認為另一派衹是唐·吉訶德悲劇式的、缺乏現實生活感的人，他喜歡溫和的君主立憲而不喜歡杜勃留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主義者的“莊稼漢”。所有這些不能不反映在他的藝術創作裏。
但屠格涅夫是個深沉的現實主義作傢，他必然把歷史的重大客觀事件置於視界之內，把再現生活作為無可推卸的責職，去塑造符合時代的典型。《父與子》中的巴紮羅夫可說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民
主啓蒙時期否定精神的一個很有特性的表達者：“我們認為有利，我們便據此行動……現時最有用的是否定，因此我們也去否定。”作者認為社會在變革時期總會伴隨某種偏嚮，否定精神在社會變革初期往往是片面的，無情的，具有破壞性的，但到後來，在社會經過變革以後，便會褪去破壞性的色澤。否定的結果將是肯定，因為新事物通過對舊事物的否定而得到自身的發展。
毫無疑問，巴紮羅夫反映了進步的知識分子的想法。屠格涅夫在給他的朋友、詩人斯魯切夫斯基的信中說道：“他被稱之為虛無主義者，其實應該讀成志士。”巴紮羅夫與帕維爾·基爾薩諾夫——貴族中的自由主義者爭論時，態度凜然地要求對方“那怕舉出一件當代生活中的，無論是家庭生活或社會生活中的例子不招致全面的、無情的否定”。
屠格涅夫肯定巴紮羅夫，他理解到，為使新生事物取得勝利，否定是種有效的武器，它具有歷史意義。作者善於捕捉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生活中主要的、先進思想萌動，他看到了否定派即虛無主義者“對人民的需要更為敏感”（作者語），他們的心麯與人民有互通之處。巴紮羅夫反駁帕維爾·基爾薩諾夫：“您不贊成我的選擇，但誰對您說我選擇的道路是一時心血來潮，而不是您一再鼓吹的人民精神所感召的呢？”“我祖父種過地，您去問你們的任何一個農民，看他首先認作同胞的是您還是我。”書中形容巴紮羅夫“僕人對他幾乎都有好感，儘管有時要挨他的取笑，他們覺得這人不是老爺，而是自己人”；“他有一種使下人信賴的特殊本領，雖則從不遷就他們，說話的口氣也是懶懶的”。所有這些素質，都為作者所肯定，所珍視。
但作者筆下的巴紮羅夫缺乏完整的社會思想體係，他“否定一切”，但在建設方面，據巴紮羅夫的話說，“不是我們的事。首先要把地面打掃幹淨。”他無疑帶有左傾無政府主義極端性。在作者筆下，虛無主義者有着對一切進行無情地破壞的自發性，他們想法片面，老是怒氣衝衝，臉色陰沉。屠格涅夫描寫巴紮羅夫這個人物的嚴峻外貌是：說話粗魯，語氣傲慢，避開“浪漫主義”的即一切詩情畫意的屬於心靈感受的東西。一八六二年作者緻函赫爾岑說：“主要的我不是把他作為理想人物來描寫，我不把他有何思想體係看得那麽重要，我主要想把他寫成一條狼而又為他辯解——當然，這很睏難，看來我沒能做到。”
巴紮羅夫不屈從任何權威，不把任何準則當作信仰，即使這準則是多麽受到尊重。赫爾岑把巴紮羅夫的這種虛無主義歸結為“完全、徹底襬脫了一切現成概念和陳規舊俗”。杜勃羅留波夫進一步認同：“新人——他是唯心主義哲學的反對者，因為唯心主義哲學把準則看成高於樸素的生活真理。”巴紮羅夫對藉抽象法得出的科學概念確無好感：“指的是什麽科學？泛泛的科學嗎？科學一如手藝，有具體的門類，而泛泛的科學是不存在的。”在此他衹承認具體的科學，而把“泛泛的科學”即哲學徹底否定了。他把哲學看成是“浪漫主義”哲學，腐朽，鬍說八道，與浪漫主義是等同概念。曼恩由此認為巴紮羅夫的思辯“從黑格爾的Allgemeinneit總體中得到瞭解放”。巴紮羅夫認為人的行為不由抽象的、必須遵循的準則，而是由現實生活决定的：“總的說來，準則是沒有的，……衹有感覺。一切都取决於感覺。”巴紮羅夫對基爾薩諾夫所奉準則的也就是主義者對唯心觀的。那時平民中的主義者按杜勃留波夫說法“不但懂得，而且親身感受到，世上絶對的東西是沒有的，一切事物衹有它的相對意義”，因此他們斷然“擺脫開絶對理念而去接近現實生活，用他們的現實觀替代一切抽象概念”。把小說《父與子》中發生的事件限定在一八五九年自有其
原因，正是該年自由主義者和主義者徹底决裂。屠格涅夫着重描寫了這兩種社會力量的分歧。前者的代表是貴族中較為進步和開明的帕維爾·基爾薩諾夫，後者的代表則是主義者、平民知識分子巴紮羅夫。作者選擇了這樣的典型環境和典型人物來說明，兩種勢力的較量乃是兩個不同階級的對抗，“新人”巴紮羅夫用以反叛“先生們”、“老爺們”的虛無主義帶有直接反對貴族的性質。兩者彼此仇視，仇視表現在衣着、行為舉止、秉性、感情及思想意識層次。
巴紮羅夫初見帕維爾·基爾薩諾夫便為他那“妄自尊大、拿腔拿調、絝絝習氣”，“目空一切的架勢”和貴族儀容而表示反感，他以幾乎是放肆的口吻去基爾薩諾夫：“老古董！”
“人在農村，可你看他那副穿戴！而他那指甲，那指甲呀，值得拿去展覽！”而後者“貴族的秉性難於容忍巴紮羅夫的放肆”，駡“這個醫生的兒子，不單沒有一點兒對長者的敬畏，甚至答話有氣無力，心不在焉，傲慢而粗暴”。
在爭辯中帕維爾·基爾薩諾夫把自己說成是個熱愛進步的自由派人士，他肯定“真正的貴族”——“英國貴族”，“貴族給予了英國自由並支持着這種自由”。可是巴紮羅夫不屑一顧：“這種老調我們不知聽過多少遍了。”因為在當時，英國之於俄羅斯，相去何止天淵。巴紮羅夫對基爾薩諾夫自由主義式的愛民觀點和改革，關於憲法、議會的美麗詞句嗤之以鼻，他自己準備投入大規模的社會運動，他為自己訂下值得“巨人”去做的任務，他要求積極的社會變革：“改造好社會，病根也就清除幹淨了。”
然而屠格涅夫在肯定主義者否定一切的歷史必要性時，並沒有把虛無主義者提高到戰勝貴族——“父輩”的高度，即使在寫巴紮羅夫和帕維爾·基爾薩諾夫雄辯式的爭論時他也沒有完全站在巴紮羅夫一邊。例如，帕維爾·基爾薩諾夫反駁巴紮羅夫說，社會之所以取得進步不是由於否定，而是對“文明成果”的肯定，虛無主義者僅僅是為否定而否定，他們好比是生活在沒有空氣的真空裏。
在此屠格涅夫把巴紮羅夫和基爾薩諾夫之間的衝突看作是兩種社會歷史勢力的較量，而兩者卻都陷進了片面性誤區；衝突雙方衹部分地有理，知識分子的兩極雖都瞭解和同情人民和他們的需求，但在兩者之上還有某個第三者——俄羅斯人民，最後判斷，是非的公正人；孰是孰非，暫時還是個“斯芬剋斯”——謎。
超脫於兩派之上，保持不偏不倚，嚴格地、客觀地重視爭論雙方的實際缺陷，衹有偉大的藝術傢方能做到。我們不能斷言屠格涅夫完全屬於這樣的偉大藝術傢，但他確實把兩派陷入誤區的紛爭寫成了這部小說的悲劇性結局。
作者理解主義者要與貴族分裂的歷史必然，但他反對對“父輩”文化遺産持否定的虛無主義態度。父輩有他與生俱來的社會性弱點和歷史性局限，但他有對美的敏感，有對待生活中哀樂的細膩感情，能覺察人在沒有幸福時的痛苦，他愛詩、愛藝術、愛一切有價值的文化遺産。尼古拉·基爾薩諾夫就是一個富有詩感的人，他喜歡“讓他悲喜交加的孤獨思緒自由翩躚”，他，“老浪漫主義者”，在花園裏，在夜晚，當滿天星鬥閃爍着的時候來點兒幻想，“他走了好久好久，直到纍得走不動了，可他那飄若遊絲、窮不見盡的愁思在他心中激蕩不散。”至於帕維爾·基爾薩諾夫，“他生來就不是浪漫主義者，他那鐵一樣堅冰一樣冷的帶點兒法國厭世主義的心是不善幻想的”，但就是這個帕維爾·基爾薩諾夫，也有其人性內涵，他遇上了“生命的神秘力量”，成了他自己的愛的的犧牲品，從而不得不沉淪於“可怕的空虛”，失落於“無目的的生活”，他“孑然一身，漸入黃昏之境，亦即惋惜如同希望、希望似同惋惜、老之將至、青春不再的歲月”。
另一方面，作者贊賞“子輩”即虛無主義者的剛毅，反封建的銳氣，卻並不贊賞子輩對美的冷漠，對文學藝術的觀點，尤其對待浪漫主義、對待人的內心感情方面的態度。
為歷史所需的巴紮羅夫的否定一旦進入人的感情領域，它就變得虛而不實，從而也導致了巴紮羅夫的自我矛盾。按書中所說，巴紮羅夫“非常喜歡女性，喜歡女性美”，但“他把騎士式感情當作一種殘疾，一種病癥”，他在女性身上首先看重的是“窈窕的身段”，與她們交往中想的是“愉悅”。可是巴紮羅夫破壞了自己的理論，真心實意愛上安娜·奧金左娃了，他發現自己身上就有為他原先所敵視的、與虛無主義者觀點相悖的浪漫主義，而且找不出合理的解釋。“在和安娜·奧金左娃談話的時候，他用較之以前更為冷淡和輕衊的態度對待一切浪漫傾嚮，可當他獨自一人時，一想起自己就有這種浪漫傾嚮不由腦火。”巴紮羅夫把否定推到極限時，他的行為和感情反過來破壞了他的虛無主義，與舊的社會制度搏鬥必不可少並行之有效的否定，結果與人的感情和秉性不能適應。當此情況下巴紮羅夫的“浪漫主義”個性開始顯示了正面的人的自然屬性而不再屈從他的虛無主義了。
但是，他那虛無主義卻又企圖製止、支配他的感情流嚮，於是兩者的矛盾鬥爭導致了巴紮羅夫的個人悲劇。書中說道：“他本可以輕易地平息血液的騷動，但他體內孕育着某種新的東西，對此他從未允許存在過並曾有意地把它剋製過，他的自傲曾堅决反對過。”他用盡一切力量來壓製自身的天性；結果如何呢？情場失敗後他戲劇性地承受着單戀的痛苦和委屈，失去了內心的平衡，心靈的歡愉和工作的情緒。“工作的狂熱勁兒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苦苦的寂寞感，心緒不寧，他一舉一動都顯得那樣疲憊，甚至他行走時也不再是邁着那種堅實的、勇往直前的步子。”巴紮羅夫說他自己在糟蹋自己並非出之偶然，因為他曾嘲笑過帕維爾·基爾薩諾夫，曾嘲笑過他的愛情悲劇，然而他現在輪到自己感受愛情悲劇帶來的傷痛。
巴紮羅夫的心靈危機也表現在哲學的和社會的悲觀主義中。他和阿爾卡季躺在幹草垛旁出聲想道：“我所占有的這一小塊地方比起廣大空間來是如此地狹小，而那廣大空間裏沒有我，也與我無關；我得以度過的這個時段在永恆面前是如此地渺小，而我到不了永恆，永恆中沒有我……可就在這題原子中，在這數學的一個點上，血液卻在循環，腦子卻在工作，有所希冀……”人與自然不是相悖的對立關係，但在巴紮羅夫看來卻是兩種絶然相反的力量。他在確認人的精神力量的同時，不得不為自己依附於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大自然而哀傷。巴紮羅夫從哲學上的悲觀主義，從他與自然界的心理隔閡，滋生出他對後代人命運的冷漠。“舉個例，”巴紮羅夫對阿爾卡季說，“今天你走過村長菲利浦傢他那白白的、漂亮小屋的時候說，如果俄羅斯最後一個農民也能住上這樣的小屋，那時俄羅斯就達到完善的地步了，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促使它實現……但我憎恨諸如菲利浦或西多爾這樣的最後一個農民。幹嗎我要為他們拼死賣力，他連謝也不說一聲？……即使對我說聲謝，又值得了多少？他住上了白白的漂亮小屋，我則將老朽入木，往後又怎樣呢？”不過，在小說《父與子》中，個人主義者與大自然隔閡而産
生的悲觀，由屠格涅夫縫補了，承作者之力，在大自然面前的人的失落感在某種程度上得以彌合。巴紮羅夫過早地夭折，死於即將發生大變革的社會的門檻上，屠格涅夫在小說結尾處描寫了荒蕪的鄉村公墓，巴紮羅夫年邁父母無法消解的痛苦之後，接着以強勁的抒情表示了他對生命價值和意義的堅定信念：“難道他們（指年邁的父母——譯者）的祈禱、他們灑下的淚水是沒有結果的嗎？難道愛，神聖的、真摯的愛並非萬能？哦，不！掩埋在墓中的不管是顆多麽熱烈的、有罪的、抗爭的心，墓上的鮮花依然用它純潔無邪的眼睛嚮我們悠閑地張望，它們不衹是嚮我們述說‘冷漠’的大自然有它偉大的安寧，它們還談及永遠的和解和那無窮盡的生命……”自然生命有其多樣性和無窮性，這是永恆的規律，屠格涅夫以此作為活潑、樂觀的結尾，讓悲劇得到升華。在這裏，由不可避免的矛盾引起的悲劇，因認識到世界是個辯證地發展着的過程，因觸摸到強勁的、飽滿的自然生命整體及它內部的和諧性，從而得到了化解。
歷來的學者們都認為，巴紮羅夫就其本質而言，是和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人”的種種社會—心理典型聯繫着的，是和時代的主要意識傾嚮聯繫着的。確實，作者為塑造“主義者總體形象”廣泛搜集了生活素材，把觀察所得預先記進日記，用心註意着杜勃留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皮薩列夫、紮伊采夫及其他許多主義者的行為、觀點。屠格涅夫與他們的交往當然也有助於這篇小說的創作，不單單如作者自謙那樣取自“熟人德米特裏醫生”。作者力圖通過巴紮羅夫創造出一個六十年代主義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這個典型代表最主要的特徵是全面否定一切。但這形象是如此地氣勢磅礴，以至不為那個時代空間所限。屠格涅夫說他的巴紮羅夫的種種特徵不僅僅涵蓋六十年代的話是可信的，因為他寫巴紮羅夫，把巴紮羅夫包括在抱着“真誠地否定”的廣大一群人之中，他不僅把主人公和杜勃羅留波夫並排放在一起，也把他和別林斯基、巴枯寧、赫爾岑等放在一起，從而他的認識價值超過了所展示的那個年代。
隨着歷史的進展，巴紮羅夫的形象越來越變得復雜，當代人論及屠格涅夫這篇小說的時候依然在不斷爭論，提出一個接一個的看法，（至少我這裏的大學生和研究生們便是如此。）看來，屠格涅夫確實成功地展示了俄羅斯民族意識和社會發展的某些內在特點。
“怎麽，彼得，還沒影兒嗎？”問這話的是位四十來歲的老爺。他沒戴帽，裹件蒙塵的大衣，穿一條方格眼兒的褲子，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日那一天從××大道旁的馬車店裏走出來，站到門口低矮的臺階上，問他的僕人。僕人是個年輕小夥，大臉盤，下巴處剛生出淺色的茸毛，瞪着一雙顔色渾濁的小眼。
僕人的一切，包括耳根上的青玉環子，顔色深淺不等、塗了油的頭髮和那恭敬從命的模樣兒，一句話，都顯示出他屬於受過新法教育的一代。他順着主人的意思，瞧了瞧大道，稟報道：“是的，還沒影兒。”
“沒見影兒？”老爺又問。
“沒見，”僕人答道。
老爺嘆了口氣，坐到露椅上。趁他收腿坐着、一邊打量四周、一邊沉思的時候，且讓我給讀者作些介紹。
他姓基爾薩諾夫，名和父名叫尼古拉·彼得羅維奇。離這馬車店十五俄裏①有他一個蓄有二百農奴的很不錯的莊園，或者如他所說，自從把土地分租給農民以後，辦了個二千俄畝的“農場”。他父親是位曾參加過一八一二年戰爭②的將軍，粗通文墨，是那種雖則粗魯卻不狠毒的俄羅斯人，碌碌戎馬一生，起初指揮一個旅，後來指揮一個師，常駐外省，由於他那官階，在駐地倒也有點兒名望。尼古拉·彼得羅維奇生在俄羅斯南方，同他哥哥帕維爾（下文將要提及）一樣，十四歲前是在傢中受的教育，處於平庸的家庭教師、舉止放肆卻善奉迎拍馬的副官和團隊司令部屬僚的簇擁之中。他母親娘傢姓科利亞津，閨名Agathe③，成為將軍夫人之後，便稱作阿加福剋利婭·庫茲米尼什娜·基爾薩諾娃。這位“官太太”戴華麗的小帽，穿窸窣響的錦緞，在教堂裏做彌撒時總是第一個搶上前去吻十字架，說話大聲大氣而且沒完沒了，早上讓孩子吻手問安，睡前她嚮孩子祝福道別，一句話，日子過得稱心如意。尼古拉·彼得羅維奇雖為將門之子，不單缺少應有的虎氣，而且還得了個“膽小鬼”渾名。本來，他應該像他哥哥帕維爾那樣參軍從戎，但就在任命到達的那一天跌傷了腿，從而在床上躺了兩個月，落成個“跛腳”。父親見沒指望，便讓他改走仕途。十八歲剛滿，送他去彼得堡上了大學。恰好他哥哥此時當上了近衛團的軍官，於是年輕的兄弟倆合租一套房，在他們堂舅伊利亞·科利亞津，當時的一位顯貴的照拂下生活。父親把他們安頓好後回到他的師團和他夫人那裏，難得給他們寫信，即使寫信，四開灰報紙上也是文書代筆的鬥大字體，衹在信的末了纔簽上“彼奧得·基爾薩諾夫少將”並在簽字的四周添上“蔓葉花筆”。一八三五年尼古拉·彼得羅維奇作為學士從大學畢業，同年基爾薩諾夫將軍因他的隊伍檢閱成績不佳被解職，遂偕夫人來彼得堡居住。他本打算在塔夫裏斯基花園附近租幢房子，並且加入英國俱樂部④，不料突然中風，離世而去。阿加福剋利婭·庫茲米尼什娜哪受得了在首都寂寞孤居閉門謝客的生活，不久也繼之過世。尼古拉·彼得羅維奇當雙親健在時即違背二老心願，愛上了房東——公務員普列波洛溫斯基的女兒。這是一位所謂“思想開通”的漂亮小姐，常常研讀雜志中“科學欄目”的嚴肅文章。服喪一滿，他便和瑪麗婭結了婚，捨棄父親為他謀到的禦産司官職，過起了幸福生活。他們先是住在林學院附近的一幢別墅裏，後來搬到市內，租下一套住房，小巧舒適，有幹淨的樓梯，清涼的客廳。最後兩口兒遷到鄉下，自此在鄉間長住。在那裏，他們的兒子阿爾卡季出生了。伉儷生活溫馨而寧靜，形影相隨，一同彈鋼琴，一同唱歌。女主人種花飼禽，男主人從事農務或打獵消遣，阿爾卡季則在溫馨而寧靜的氣氛中成長。十年光陰轉瞬即逝，一八四七年基爾薩諾夫的妻子故世，他受不了這樣的打擊，幾個星期平添不少白發，於是打算出國——哪怕散個心也好！……然而繼之而來的是一八四八年⑤，有什麽辦法呢？衹得返回鄉居。他很長一個時期無所事事，百無聊賴之餘，關心起了農業。五五年，他領兒子去上學，嗣後接連三個鼕天都在彼得堡陪伴兒子而不去任何地方，並且盡可能地跟阿爾卡季的年輕同學接近。最兩一個鼕天他沒能去成，所以我們在一八五九年五月纔見到他，他正在等待和他一樣獲得學士學位的兒子歸來。其時他身子已經發福，頭髮已經霜白，腰幹也有點兒佝僂了。
①一俄裏等於一·○四公裏。
②指拿破侖入侵俄羅斯、火燒莫斯科那次戰爭。
③法語：阿加特。
④這是富翁、世襲地主、大官僚才能夠加入的俱樂部。
⑤一八四八年法國發生二月和六月。沙皇尼古拉一世出於恐懼，采取了種種防範措施，其中之一，便是禁止國民出境。
僕人也許是出於禮貌，或是不願在老爺跟前惹眼，走進門洞抽他的煙管去了。尼古拉·彼得羅維奇垂着頭，在看那幾級破舊的臺階。臺階上一隻圓鼓鼓的花斑雛雞邁着嫩黃爪子神氣地來回踱步，而在臺階扶手上，蜷縮着的一隻髒貓正對它虎視眈眈。陽光灼人。從馬車店的半暗過道裏飄來新烤的燕麥面包香味。我們的尼古拉·彼得羅維奇想得入了神，“兒子……學士……阿爾卡季”一再在頭腦裏迴旋。他企圖想點兒別的，但思念之情硬是縈繞不散。他不由記起了亡妻……“可惜沒能等到這一天！”他哀傷地自言自語……一隻肥胖的瓦灰色鴿子飛到大道上，又匆匆地走到水井旁的窪塘裏喝水。正當尼古拉·彼得羅維奇轉眼看它那會兒，耳裏聽到了駛近的車輪聲音……
僕人鑽出門洞嚮老爺稟報：“一定是少爺來了。”
尼古拉·彼得羅維奇立刻站起來朝那大道望去。大道上出現了一部三匹驛站馬拉的四輪馬車，而在馬車的窗口，可看見大學生製帽的帽圈和他親愛的兒子的熟悉臉龐……“阿爾卡季！阿爾卡季！”基爾薩諾夫高叫着，舞動雙手，急忙嚮前奔去……沒一會兒他的嘴唇便已貼在蒙滿塵埃的、曬得黑黝黝的年輕學士的臉頰上了。
僕人的一切，包括耳根上的青玉環子，顔色深淺不等、塗了油的頭髮和那恭敬從命的模樣兒，一句話，都顯示出他屬於受過新法教育的一代。他順着主人的意思，瞧了瞧大道，稟報道：“是的，還沒影兒。”
“沒見影兒？”老爺又問。
“沒見，”僕人答道。
老爺嘆了口氣，坐到露椅上。趁他收腿坐着、一邊打量四周、一邊沉思的時候，且讓我給讀者作些介紹。
他姓基爾薩諾夫，名和父名叫尼古拉·彼得羅維奇。離這馬車店十五俄裏①有他一個蓄有二百農奴的很不錯的莊園，或者如他所說，自從把土地分租給農民以後，辦了個二千俄畝的“農場”。他父親是位曾參加過一八一二年戰爭②的將軍，粗通文墨，是那種雖則粗魯卻不狠毒的俄羅斯人，碌碌戎馬一生，起初指揮一個旅，後來指揮一個師，常駐外省，由於他那官階，在駐地倒也有點兒名望。尼古拉·彼得羅維奇生在俄羅斯南方，同他哥哥帕維爾（下文將要提及）一樣，十四歲前是在傢中受的教育，處於平庸的家庭教師、舉止放肆卻善奉迎拍馬的副官和團隊司令部屬僚的簇擁之中。他母親娘傢姓科利亞津，閨名Agathe③，成為將軍夫人之後，便稱作阿加福剋利婭·庫茲米尼什娜·基爾薩諾娃。這位“官太太”戴華麗的小帽，穿窸窣響的錦緞，在教堂裏做彌撒時總是第一個搶上前去吻十字架，說話大聲大氣而且沒完沒了，早上讓孩子吻手問安，睡前她嚮孩子祝福道別，一句話，日子過得稱心如意。尼古拉·彼得羅維奇雖為將門之子，不單缺少應有的虎氣，而且還得了個“膽小鬼”渾名。本來，他應該像他哥哥帕維爾那樣參軍從戎，但就在任命到達的那一天跌傷了腿，從而在床上躺了兩個月，落成個“跛腳”。父親見沒指望，便讓他改走仕途。十八歲剛滿，送他去彼得堡上了大學。恰好他哥哥此時當上了近衛團的軍官，於是年輕的兄弟倆合租一套房，在他們堂舅伊利亞·科利亞津，當時的一位顯貴的照拂下生活。父親把他們安頓好後回到他的師團和他夫人那裏，難得給他們寫信，即使寫信，四開灰報紙上也是文書代筆的鬥大字體，衹在信的末了纔簽上“彼奧得·基爾薩諾夫少將”並在簽字的四周添上“蔓葉花筆”。一八三五年尼古拉·彼得羅維奇作為學士從大學畢業，同年基爾薩諾夫將軍因他的隊伍檢閱成績不佳被解職，遂偕夫人來彼得堡居住。他本打算在塔夫裏斯基花園附近租幢房子，並且加入英國俱樂部④，不料突然中風，離世而去。阿加福剋利婭·庫茲米尼什娜哪受得了在首都寂寞孤居閉門謝客的生活，不久也繼之過世。尼古拉·彼得羅維奇當雙親健在時即違背二老心願，愛上了房東——公務員普列波洛溫斯基的女兒。這是一位所謂“思想開通”的漂亮小姐，常常研讀雜志中“科學欄目”的嚴肅文章。服喪一滿，他便和瑪麗婭結了婚，捨棄父親為他謀到的禦産司官職，過起了幸福生活。他們先是住在林學院附近的一幢別墅裏，後來搬到市內，租下一套住房，小巧舒適，有幹淨的樓梯，清涼的客廳。最後兩口兒遷到鄉下，自此在鄉間長住。在那裏，他們的兒子阿爾卡季出生了。伉儷生活溫馨而寧靜，形影相隨，一同彈鋼琴，一同唱歌。女主人種花飼禽，男主人從事農務或打獵消遣，阿爾卡季則在溫馨而寧靜的氣氛中成長。十年光陰轉瞬即逝，一八四七年基爾薩諾夫的妻子故世，他受不了這樣的打擊，幾個星期平添不少白發，於是打算出國——哪怕散個心也好！……然而繼之而來的是一八四八年⑤，有什麽辦法呢？衹得返回鄉居。他很長一個時期無所事事，百無聊賴之餘，關心起了農業。五五年，他領兒子去上學，嗣後接連三個鼕天都在彼得堡陪伴兒子而不去任何地方，並且盡可能地跟阿爾卡季的年輕同學接近。最兩一個鼕天他沒能去成，所以我們在一八五九年五月纔見到他，他正在等待和他一樣獲得學士學位的兒子歸來。其時他身子已經發福，頭髮已經霜白，腰幹也有點兒佝僂了。
①一俄裏等於一·○四公裏。
②指拿破侖入侵俄羅斯、火燒莫斯科那次戰爭。
③法語：阿加特。
④這是富翁、世襲地主、大官僚才能夠加入的俱樂部。
⑤一八四八年法國發生二月和六月。沙皇尼古拉一世出於恐懼，采取了種種防範措施，其中之一，便是禁止國民出境。
僕人也許是出於禮貌，或是不願在老爺跟前惹眼，走進門洞抽他的煙管去了。尼古拉·彼得羅維奇垂着頭，在看那幾級破舊的臺階。臺階上一隻圓鼓鼓的花斑雛雞邁着嫩黃爪子神氣地來回踱步，而在臺階扶手上，蜷縮着的一隻髒貓正對它虎視眈眈。陽光灼人。從馬車店的半暗過道裏飄來新烤的燕麥面包香味。我們的尼古拉·彼得羅維奇想得入了神，“兒子……學士……阿爾卡季”一再在頭腦裏迴旋。他企圖想點兒別的，但思念之情硬是縈繞不散。他不由記起了亡妻……“可惜沒能等到這一天！”他哀傷地自言自語……一隻肥胖的瓦灰色鴿子飛到大道上，又匆匆地走到水井旁的窪塘裏喝水。正當尼古拉·彼得羅維奇轉眼看它那會兒，耳裏聽到了駛近的車輪聲音……
僕人鑽出門洞嚮老爺稟報：“一定是少爺來了。”
尼古拉·彼得羅維奇立刻站起來朝那大道望去。大道上出現了一部三匹驛站馬拉的四輪馬車，而在馬車的窗口，可看見大學生製帽的帽圈和他親愛的兒子的熟悉臉龐……“阿爾卡季！阿爾卡季！”基爾薩諾夫高叫着，舞動雙手，急忙嚮前奔去……沒一會兒他的嘴唇便已貼在蒙滿塵埃的、曬得黑黝黝的年輕學士的臉頰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