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城当年有五个门：东西南北门和一个小西门。小西门是个没有城楼没有瓮城的单纯门洞，不及东西南北门堂皇。小西门连着一条名叫提法寺的街。提法寺街虽然也是青石子铺路，也有店铺，但比东西南北门连着的东西南北街上的店铺要稀少，直到临近市中心的钟鼓楼时，店铺才逐渐稠密起来，店铺和店铺之间还夹杂着住家小门。住家男女从门里出入着，似维系着这城市的生气。
当年，我们从小西门进B城。堂皇的正门留给了攻城有功的正规部队，后勤机关和未来的党政机关干部入城时，则显出了有分寸的谦让。我，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走在地方党委剧社的序列里，我们衣帽整齐，挎着腰鼓，在提法寺街的青石路面上跳着虎步。也许就是因了这腰鼓队，提法寺街上看热闹的人照样踊跃，临近钟鼓楼时，甚至把我们拥戴得寸步难行了。第二天，入城式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我们的位置也很显赫。照片上有我和我的腰鼓，有我身后的街市和一些举胳膊欢笑的人脸。很久，我才从这张已变成旧报纸的旧照片上，发现了冯掌柜和他的妻子冯太太。
其实我并不是腰鼓队的正式队员，我的正式职务是剧社服装股的股长，做着演出服装的筹划（借和还）、管理。在根据地演出，能借得一台大戏的服装是要花些力气和口舌的。股长并没有进入领导层次，尚属一般干部。剧社除服装股，尚有化妆、装置、灯光各股。各股根据需要，人员数额不等。服装股两人，我是专职，还有一名常跑群众的女演员是兼职。
B城解放前夕，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剧社各部门都学腰鼓。我打腰鼓很快打到中上水平，教练说我胳膊甩得开，腿抬得高，符合打腰鼓的基本要领。当我在提法寺街跳着虎步时，竟能发现队友们腿脚上的毛病了。我一面红头涨脸地前进，一面东张西望，忙里偷闲地研究队友们的腿脚身段，还研究着B城的风土人情。B城人的穿着乍看和乡村没什么两样，细看那些缝制精细的布衣却很是有别于乡下的粗针大线。我从B城人的穿着上猜测着他们的职业，也许这和我的职业有关。剧社委我股长时，领导就告诉过我，由于业务的需要，我必须学会观察生活（当然偏重于服饰）。于是我锻炼得能从相距十几里的两个村落中发现人们穿着上的不同。现在想来当年我是多么大可不必，其实不用说是相距十里八里的两个村落，就是相邻的两县、两省，百姓的穿着难道会有多大区别么？然而那时，我却总是意识到我职业的神圣。现在我发现，同是B城人，同是布衣，店铺伙计都高挽着干净的袖口；再普通些的劳动者，不干净的袖口都遮着手。同是穿旗袍的年轻女子，袖子短宽者大约是女学生；袖子偏瘦且齐腕者大约是少出家门的闺中淑女。那天我一路走着、跳着，记住了许多种服装款式，许多张笑着的脸。在诸多笑脸里，有两张脸格外清晰，便是冯掌柜和冯太太。我记住了他们的脸，还记住了悬在他们头上的那块“新丽成衣局”的招牌。那招牌三尺长短，竖挂着，招牌下飘着一块褪色许久的大红洋布。后来我曾多次从那块缀着红洋布的招牌下走过。
剧社进了B城，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各部门工作都有变化：服装股之于服装不再是单纯的“借”“还”，我还得学会设计、采购、定制。说到设计，那时我尚不知西装的领带是怎样系在脖子上的，领花就更神秘。竹布大褂到底是一种什么材料？国民党军阶里的“星”和“花”的关系原来都属服装设计。一次剧社排练苏联的马车舞，导演定要让两个女演员的白纱短裙奓起来，令我大伤脑筋。末了，我没有能力使裙子奓起来，引得人们对我的工作议论纷纷。现在我的任务是为腰鼓队设计、制作三十套真正的腰鼓服。那天进B城时，我们没有腰鼓服，穿的都是自己的。这将是我第一次和裁缝打交道，于是我想起提法寺街钟鼓楼下的那个招牌和那两张笑脸，我决定去找冯掌柜。
在提法寺街，我很顺利地找到了那个竖挂着的木招牌。原来新丽成衣局并没有临街的门市，这招牌挂在一个窄小简单的街门上。B城这类街门有许多：两面侧立着的小墙顶着一个象征性门楼，门楼没有任何砖木雕刻作装饰，屋顶或扣几排灰瓦，或用麦秸泥抹出两边的小斜面，斜面上不约而同地都滋生着星星草；两扇单薄小门或白茬儿或涂着潦草的黑色；门也狭窄，两人并排便不易走过。新丽成衣局的门楼上是扣着几行灰瓦的。
我迈上两级青石台阶，走进冯掌柜的街门，转过一个青灰影壁，便看见冯掌柜那三间车间兼卧室的正房了。房前一架眉豆长得很旺，一串串紫色眉豆角正悬挂在架下。我站在眉豆架前喊：“屋里有人吗？”“有——”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屋内飘出来，声音拖得很长也很和气，这声音立刻给我增添了几分对这店的信任感。随着声音的飘出，走出屋来的是个中年男人，白净的方脸，留着寸头，身上是一套剪裁得体的灰中式裤褂，和我进城那天看到的许多人一样，干净的袖口也是高卷着。他打量着我不知怎样称呼，一定也弄不清我的来意。我知道，这一切都和我那十五岁的年龄有关。后来我和许多店家打交道，他们对我都要如此这般地打量一番。我说明了身份和来意，冯掌柜才把我让进屋，但仍旧不放心地问：“贵姓？”“姓李。”我说。“剧团的？”“我们叫剧社。”冯掌柜听了我第二次确切的回答，又注意研究了我身上穿的吊兜马裤，才放下心来。吊兜马裤，在正规部队里营以上干部才穿，惟我们剧社特殊。这时我的年龄显然已不再重要。“坐吧，李同志。”冯掌柜引我至迎门桌前，把我让到上手的位置，接着便吩咐惟一的伙计二小为我沏茶了。二小是个更小于我的少年，十二三岁吧，在新丽店除做些买菜、打杂的活计，便是站在一个煤球炉前把烧热的烙铁一次次地递到冯掌柜手中。冯掌柜的煤球炉上，常烧着三五把烙铁，方头的和尖头的。现在过来沏茶的并不是二小，却是冯掌柜的太太。冯太太是从一架靠床的缝纫机前站起来的，后来我注意到，这架缝纫机是“飞人”牌。自此，每次我来新丽店，冯太大都是从这架飞人牌缝纫机前站起来。
冯太太站起来亲自为我彻茶，显然是对二小沏茶的不放心。在一张桌面镶着花瓷砖的茶几上，一排放着几个茶筒，冯太太拣出的这只茶筒里放着香片，香片在新丽店是待客的上品了。之后，凡是我来，摆在我眼前的总是冯太太亲手沏下的香片。
现在冯大太把两只衬着茶托的茶碗摆在我和冯掌柜面前，先斟满我的碗，又给冯掌柜满上，便斯斯文文地站到冯掌柜一边去了。她差不多是依住冯掌柜而立，并习惯地把一只手轻搭在冯掌柜肩上，笑容可掬地静观着眼前将要发生的一切。那时我想，冯太太的笑容里既有对我这位陌生顾客的友好欢迎，也有对丈夫的无限信赖和爱戴。显然她已预感到，在我和冯掌柜之间展开的将是持久的友好合作。这预感里一定还包括了她自己将要为此做出的一切。
不能用好看来形容冯太太，从长相和衣着，乃至行为举止来评断，她属于那种不显山水的女人。然而这确是一位贤惠美丽的女人，也许冯太太的贤惠和美丽，都融在了她这不显山水的仪态之中。
冯掌柜先和我聊了那天进城时剧社给人留下的印象，又问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特点，我有原则地回答着冯掌柜的问题。我发现冯掌柜同我谈话时，不时把自己的手抬起来，又搭在冯太太的手上。他们这种有分寸的爱抚并不顾忌我和二小的存在，这有分寸的爱抚也没有使我这个正值青春期的少年觉出什么难为情。我体味到的竟是我初涉的一种城市文明，他们的举止使我想到了许多对于美满家庭、恩爱夫妻的形容。
果然，冯掌柜和冯太太的恩爱在提法寺街是出了名的，人们都说，有了冯太太的贤惠，在旧时的B城，冯掌柜不仅没有染上男子们很容易染上的恶习，他甚至连烟酒都不再去沾了，只知一心敬业，一心和冯太太恩爱。眼前站的纵然再是如花似玉的女子（裁缝面前是常有女性站立的），冯掌柜显出的也只是些职业眼光。他只用职业的眼光打量女人的身体，用皮尺为女人有分寸地具职业特点地量着“三围”。这时冯太太坐在缝纫机上不再关注冯掌柜眼前是美人或天仙，缝纫机飞转着。
我进一步说明我的来意。冯掌柜说：“李同志，这样吧，我给你参谋参谋吧。”他说得简洁、恳切。“用杭纺吧。”他又说。这当然是指面料。很快，冯太太便心领神会地从迎门桌抽屉里拿出一个毛边纸本，本上贴着各种布料。她把纸本翻给冯掌柜，冯掌柜指着上边的一块面料说：“你看，西街‘庆裕祥’就有，穿在身上也轻便，适合腰鼓的动作。你去买，我让芝兰送到染坊去染。”
就这样，在冯掌柜和他的爱妻芝兰的举荐下，对于腰鼓服的面料，我选择了杭纺。这也是我作为服装设计，初次知道的土布、洋布之外的面料称呼。后来，冯太太为我倒掉了尚存碗中的凉茶，又斟上了热的。就着热茶，我和冯掌柜还研究了这批服装的颜色和装饰细节，最后我拍板，决定女服用桃红做底，沿海蓝边儿；男服用天蓝做底，沿葱绿边儿。男女服都用棋盘领，下摆六角缀“云子”。直待这时，冯太太在一旁才献计策似地说：“我看袖口沿两圈儿绦子也不难看。”我当然采纳了冯太太的建议，冯太太的建议为我们初次打交道划上了一个的句号。
就这样，第一批腰鼓服在我们剧社、在B城诞生了，以后它还成了腰鼓服的标准模式，我的工作也因此得到剧社领导的肯定。我在剧社受着表扬，还应付着各文艺团体（专业的、业余的）对腰鼓服的咨询。我也为冯掌柜介绍着生意。
因了冯掌柜、冯太太做生意的公道、热情，剧社和新丽成衣局形成了很好的合作关系，用当今的话形容，便是合作伙伴吧。开始冯掌柜叫我李同志，后来得知我还有官称，便一直称我李股长。我渐渐知道冯掌柜不仅善做中式细软活儿，对、军服和西装的剪裁缝制也很内行。他能从两种极为相同的服装款式上发现它们的不同，他说，粗看去，藏族服跟和尚的“偏衫”都属“和尚领”，实际两种偏领各有不同；国民党的中山装和的中山装也不尽一样。“你看那兜儿，再看那领儿。”冯太太也常在我的颜色搭配上，有分寸地指出些不当。有一回我要急“赶”一套我军的将军服，苦于买不到黄呢面料，冯太太急中生智说：“拿条军毯试试吧。”冯掌柜也恍然大悟地兴奋起来，把手搭在冯太太肩上说：“还能难住我们？”这个“我们”显然是指我们这个三人创作集体。听从冯太太的提醒，我从剧社抱来一条日本军毯，冯掌柜在上面一阵比划，一套将军服便不失时机地出现在舞台上。
我和新丽成衣局合作的那些日子，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至今我仍然觉得，合作中的一切愉快，似乎都因冯先生和冯太太那完美的、天衣无缝的爱情的结合。有了他们之间的美好感情，才有了我们合作的美好。
两年以后，又是根据形势的需要，剧社演出少了，运动多了。我们每天围坐在宿舍里开会，或批判别人或检讨自己。我和新丽成衣局的联系也少了。这景况持续了将近一年。一日，我们正围坐在宿舍读报，领读者读了领导指定的社论和新闻，却又意外地从报纸一个不重要的位置发现本市一则和无关的小消息，虽然那时的报纸很少刊登这种与无关、纯属市井阶层的近似花边新闻的消息。看来报纸刊出这一消息，是因为它十分离奇却又真实可靠。消息大意说，几天前本市提法寺街一家名叫新丽成衣局的内掌柜冯氏，因病去世，二十四小时后被收尸入殓，四十八小时后找来“抬埋行”出殡入土。当冯氏的棺材被抬出家门时，因抬埋者不慎将一口不厚的棺材失手落地，棺材被摔碎。此时，已咽气四十八小时的冯氏却忽然从地上坐起，还阳于人问。余下的内容是：众人惊散，只有她的先生冯掌柜上前，在惊喜中将其妻抱起。之后的冯先生冯太太仍“相敬如宾、情感如初”。听完这一消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我，并问我这消息的可靠性。对此我却无可奉告，只想，看来记者也颇了解冯掌柜和冯太太的关系了，由于这消息，冯掌柜和冯大太一定会在B城成为明星夫妻。
我见到还阳于人间的冯太太是几天以后的事。面对冯太太的还阳，我终归不是冯掌柜——报上消息说冯掌柜在惊喜中将其妻抱起。我呢，在欣喜中自然还有几分恐惧。我犹豫了几天才站在他们夫妻的面前，我相信我当时的表情仍有几分异常。他们给着我惊吓，我一定也给着他们惊吓。但我们很快都镇定下来，很快便友好如初了。显然，我们都已觉得大可不必再为那消息去作任何探听、安慰、解释和证实，往日的愉快渐渐又笼罩起我们。这样的笼罩也证实了消息中关于冯太太还阳于人世后，他们之间“相敬如宾，情感如初”之说。冯太太照旧为我沏来香片，之后照旧不显山水地依到冯掌柜一边，照旧把一只手搭在冯掌柜肩上。冯掌柜同我说话时，照旧又抬起一只手搭在冯太太手上。我们谈的都是题外话。冯掌柜问我剧社何时才能恢复排练，接着告诉我，庆裕祥又进了一种叫“富春纺”的面料，看来做舞蹈服要优于杭纺，有重量，不反光，也不易起褶，类似东方呢，但比东方呢造价低廉。他曾为某个剧团介绍了这材料，那剧团演出时他去看了，效果确实不错。冯太太呼应着冯掌柜，也补充起那面料染时“抓色”，上机器不发飘等等特点。
我听着冯掌柜的介绍，不时观察着他们互搭在一起的两只手，猜测着还阳于人世后的冯太太，那手的温度会不会有别于从前。
运动终于过去了，剧社又开始排练新节目。我采购了富春纺去新丽成衣局，一次又一次证实着冯掌柜和冯太太相敬如宾，情感如初的传闻。
新丽成衣局若不是再有意外，冯掌柜和冯太太一定能手搭手走完他们的人生旅途。然而一年后，冯太太又死了。又是二十四小时后入殓，四十八小时后出殡。抬埋行的伙计又将抬着一口不甚厚实的棺材走出新丽成衣局狭窄的街门。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冯太太出门前，冯掌柜悄声对抬埋手作了些嘱咐，说：“千万小心些，侧身出门就不会失手了。”听了冯掌柜的嘱咐，抬埋手们十分谨慎，出门时小心翼翼地拥着冯太太的棺木，轻提腿脚，小心侧身，平安出门，上次的摔棺事件没再发生，冯太太是真走了。
丧事过后，抬埋行里有钻牛角尖者议论起冯掌柜那天的嘱咐，他对伙计们说，按说，冯掌柜和冯太太不是好得出了名吗？咱们要是再摔一次棺材，冯太太再活一次，冯掌柜不是更高兴么。可他偏要嘱咐咱们别再失手，这是怎么个理儿？
这年我已不在B城，也听说了冯太太第二次被抬埋的事，乃至冯掌柜对抬埋手在意的嘱咐。
我再次见到冯掌柜，离冯太太第二次被抬埋也有五年，我偶有机会去B城看望原剧社的老战友。也是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吧，B城的五个门都已不复存在。路过西街时，我在“庆裕祥”门口见到了冯掌柜。那时私营商店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完成，私营绸布店“庆裕祥”已改成市花纱布公司某门市部。这门市部还建立了一条龙服务，店内设立了成衣部。此时的冯掌柜就供职于这店的成衣部。
我和冯掌柜在店前相互端详半天。冯掌柜仍然留着寸头，但中式裤褂已换成灰卡叽中山装，袖口仍然高挽着。他拉着我的手，像遇见亲人似的只说：“怎么不家去，怎么不家去。”我只说：“刚到，刚到。”后来，冯掌柜还是先把我领进“庆裕祥”的成衣部。我穿过熟悉的店堂，来到一个不大的房间，房间果真参差地摆着几张案子，几个师傅正在案前操作，当年新丽成衣局的伙计二小也正占着一张案子。我和冯掌柜还没来得及更多寒暄，便有女客来找冯掌柜了。像从前一样，冯掌柜收下女客的面料，拿起皮尺，便围绕着这女客忙碌起来，量完长短，他又把皮尺在女客身上撑圆，有分寸地扯动着皮尺，在女客的“三围”一带留出恰如其分的余地。
我和冯掌柜在“庆裕祥”门前告别后，没有再去提法寺街，没有再去新丽成衣局，也没有向人打听冯掌柜是否又成了家。我只依据冯掌柜对抬埋手的嘱咐，努力寻找着，企图在冯掌柜和冯太太的关系中找出些不甚完美的蛛丝马迹。最后我只想到，那次我到冯太太还阳人世后的新丽成衣局拜访，冯掌柜为我介绍富春纺时，话似乎稠了些，反叫人觉出他那一番介绍的心不在焉。这本不是冯掌柜的性格。
可是，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想得更多的，还是冯掌柜和冯太太那相互搭在一起的手，和冯掌柜面对女性的“三围”所留出的余地。
当年，我们从小西门进B城。堂皇的正门留给了攻城有功的正规部队，后勤机关和未来的党政机关干部入城时，则显出了有分寸的谦让。我，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走在地方党委剧社的序列里，我们衣帽整齐，挎着腰鼓，在提法寺街的青石路面上跳着虎步。也许就是因了这腰鼓队，提法寺街上看热闹的人照样踊跃，临近钟鼓楼时，甚至把我们拥戴得寸步难行了。第二天，入城式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我们的位置也很显赫。照片上有我和我的腰鼓，有我身后的街市和一些举胳膊欢笑的人脸。很久，我才从这张已变成旧报纸的旧照片上，发现了冯掌柜和他的妻子冯太太。
其实我并不是腰鼓队的正式队员，我的正式职务是剧社服装股的股长，做着演出服装的筹划（借和还）、管理。在根据地演出，能借得一台大戏的服装是要花些力气和口舌的。股长并没有进入领导层次，尚属一般干部。剧社除服装股，尚有化妆、装置、灯光各股。各股根据需要，人员数额不等。服装股两人，我是专职，还有一名常跑群众的女演员是兼职。
B城解放前夕，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剧社各部门都学腰鼓。我打腰鼓很快打到中上水平，教练说我胳膊甩得开，腿抬得高，符合打腰鼓的基本要领。当我在提法寺街跳着虎步时，竟能发现队友们腿脚上的毛病了。我一面红头涨脸地前进，一面东张西望，忙里偷闲地研究队友们的腿脚身段，还研究着B城的风土人情。B城人的穿着乍看和乡村没什么两样，细看那些缝制精细的布衣却很是有别于乡下的粗针大线。我从B城人的穿着上猜测着他们的职业，也许这和我的职业有关。剧社委我股长时，领导就告诉过我，由于业务的需要，我必须学会观察生活（当然偏重于服饰）。于是我锻炼得能从相距十几里的两个村落中发现人们穿着上的不同。现在想来当年我是多么大可不必，其实不用说是相距十里八里的两个村落，就是相邻的两县、两省，百姓的穿着难道会有多大区别么？然而那时，我却总是意识到我职业的神圣。现在我发现，同是B城人，同是布衣，店铺伙计都高挽着干净的袖口；再普通些的劳动者，不干净的袖口都遮着手。同是穿旗袍的年轻女子，袖子短宽者大约是女学生；袖子偏瘦且齐腕者大约是少出家门的闺中淑女。那天我一路走着、跳着，记住了许多种服装款式，许多张笑着的脸。在诸多笑脸里，有两张脸格外清晰，便是冯掌柜和冯太太。我记住了他们的脸，还记住了悬在他们头上的那块“新丽成衣局”的招牌。那招牌三尺长短，竖挂着，招牌下飘着一块褪色许久的大红洋布。后来我曾多次从那块缀着红洋布的招牌下走过。
剧社进了B城，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各部门工作都有变化：服装股之于服装不再是单纯的“借”“还”，我还得学会设计、采购、定制。说到设计，那时我尚不知西装的领带是怎样系在脖子上的，领花就更神秘。竹布大褂到底是一种什么材料？国民党军阶里的“星”和“花”的关系原来都属服装设计。一次剧社排练苏联的马车舞，导演定要让两个女演员的白纱短裙奓起来，令我大伤脑筋。末了，我没有能力使裙子奓起来，引得人们对我的工作议论纷纷。现在我的任务是为腰鼓队设计、制作三十套真正的腰鼓服。那天进B城时，我们没有腰鼓服，穿的都是自己的。这将是我第一次和裁缝打交道，于是我想起提法寺街钟鼓楼下的那个招牌和那两张笑脸，我决定去找冯掌柜。
在提法寺街，我很顺利地找到了那个竖挂着的木招牌。原来新丽成衣局并没有临街的门市，这招牌挂在一个窄小简单的街门上。B城这类街门有许多：两面侧立着的小墙顶着一个象征性门楼，门楼没有任何砖木雕刻作装饰，屋顶或扣几排灰瓦，或用麦秸泥抹出两边的小斜面，斜面上不约而同地都滋生着星星草；两扇单薄小门或白茬儿或涂着潦草的黑色；门也狭窄，两人并排便不易走过。新丽成衣局的门楼上是扣着几行灰瓦的。
我迈上两级青石台阶，走进冯掌柜的街门，转过一个青灰影壁，便看见冯掌柜那三间车间兼卧室的正房了。房前一架眉豆长得很旺，一串串紫色眉豆角正悬挂在架下。我站在眉豆架前喊：“屋里有人吗？”“有——”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屋内飘出来，声音拖得很长也很和气，这声音立刻给我增添了几分对这店的信任感。随着声音的飘出，走出屋来的是个中年男人，白净的方脸，留着寸头，身上是一套剪裁得体的灰中式裤褂，和我进城那天看到的许多人一样，干净的袖口也是高卷着。他打量着我不知怎样称呼，一定也弄不清我的来意。我知道，这一切都和我那十五岁的年龄有关。后来我和许多店家打交道，他们对我都要如此这般地打量一番。我说明了身份和来意，冯掌柜才把我让进屋，但仍旧不放心地问：“贵姓？”“姓李。”我说。“剧团的？”“我们叫剧社。”冯掌柜听了我第二次确切的回答，又注意研究了我身上穿的吊兜马裤，才放下心来。吊兜马裤，在正规部队里营以上干部才穿，惟我们剧社特殊。这时我的年龄显然已不再重要。“坐吧，李同志。”冯掌柜引我至迎门桌前，把我让到上手的位置，接着便吩咐惟一的伙计二小为我沏茶了。二小是个更小于我的少年，十二三岁吧，在新丽店除做些买菜、打杂的活计，便是站在一个煤球炉前把烧热的烙铁一次次地递到冯掌柜手中。冯掌柜的煤球炉上，常烧着三五把烙铁，方头的和尖头的。现在过来沏茶的并不是二小，却是冯掌柜的太太。冯太太是从一架靠床的缝纫机前站起来的，后来我注意到，这架缝纫机是“飞人”牌。自此，每次我来新丽店，冯太大都是从这架飞人牌缝纫机前站起来。
冯太太站起来亲自为我彻茶，显然是对二小沏茶的不放心。在一张桌面镶着花瓷砖的茶几上，一排放着几个茶筒，冯太太拣出的这只茶筒里放着香片，香片在新丽店是待客的上品了。之后，凡是我来，摆在我眼前的总是冯太太亲手沏下的香片。
现在冯大太把两只衬着茶托的茶碗摆在我和冯掌柜面前，先斟满我的碗，又给冯掌柜满上，便斯斯文文地站到冯掌柜一边去了。她差不多是依住冯掌柜而立，并习惯地把一只手轻搭在冯掌柜肩上，笑容可掬地静观着眼前将要发生的一切。那时我想，冯太太的笑容里既有对我这位陌生顾客的友好欢迎，也有对丈夫的无限信赖和爱戴。显然她已预感到，在我和冯掌柜之间展开的将是持久的友好合作。这预感里一定还包括了她自己将要为此做出的一切。
不能用好看来形容冯太太，从长相和衣着，乃至行为举止来评断，她属于那种不显山水的女人。然而这确是一位贤惠美丽的女人，也许冯太太的贤惠和美丽，都融在了她这不显山水的仪态之中。
冯掌柜先和我聊了那天进城时剧社给人留下的印象，又问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特点，我有原则地回答着冯掌柜的问题。我发现冯掌柜同我谈话时，不时把自己的手抬起来，又搭在冯太太的手上。他们这种有分寸的爱抚并不顾忌我和二小的存在，这有分寸的爱抚也没有使我这个正值青春期的少年觉出什么难为情。我体味到的竟是我初涉的一种城市文明，他们的举止使我想到了许多对于美满家庭、恩爱夫妻的形容。
果然，冯掌柜和冯太太的恩爱在提法寺街是出了名的，人们都说，有了冯太太的贤惠，在旧时的B城，冯掌柜不仅没有染上男子们很容易染上的恶习，他甚至连烟酒都不再去沾了，只知一心敬业，一心和冯太太恩爱。眼前站的纵然再是如花似玉的女子（裁缝面前是常有女性站立的），冯掌柜显出的也只是些职业眼光。他只用职业的眼光打量女人的身体，用皮尺为女人有分寸地具职业特点地量着“三围”。这时冯太太坐在缝纫机上不再关注冯掌柜眼前是美人或天仙，缝纫机飞转着。
我进一步说明我的来意。冯掌柜说：“李同志，这样吧，我给你参谋参谋吧。”他说得简洁、恳切。“用杭纺吧。”他又说。这当然是指面料。很快，冯太太便心领神会地从迎门桌抽屉里拿出一个毛边纸本，本上贴着各种布料。她把纸本翻给冯掌柜，冯掌柜指着上边的一块面料说：“你看，西街‘庆裕祥’就有，穿在身上也轻便，适合腰鼓的动作。你去买，我让芝兰送到染坊去染。”
就这样，在冯掌柜和他的爱妻芝兰的举荐下，对于腰鼓服的面料，我选择了杭纺。这也是我作为服装设计，初次知道的土布、洋布之外的面料称呼。后来，冯太太为我倒掉了尚存碗中的凉茶，又斟上了热的。就着热茶，我和冯掌柜还研究了这批服装的颜色和装饰细节，最后我拍板，决定女服用桃红做底，沿海蓝边儿；男服用天蓝做底，沿葱绿边儿。男女服都用棋盘领，下摆六角缀“云子”。直待这时，冯太太在一旁才献计策似地说：“我看袖口沿两圈儿绦子也不难看。”我当然采纳了冯太太的建议，冯太太的建议为我们初次打交道划上了一个的句号。
就这样，第一批腰鼓服在我们剧社、在B城诞生了，以后它还成了腰鼓服的标准模式，我的工作也因此得到剧社领导的肯定。我在剧社受着表扬，还应付着各文艺团体（专业的、业余的）对腰鼓服的咨询。我也为冯掌柜介绍着生意。
因了冯掌柜、冯太太做生意的公道、热情，剧社和新丽成衣局形成了很好的合作关系，用当今的话形容，便是合作伙伴吧。开始冯掌柜叫我李同志，后来得知我还有官称，便一直称我李股长。我渐渐知道冯掌柜不仅善做中式细软活儿，对、军服和西装的剪裁缝制也很内行。他能从两种极为相同的服装款式上发现它们的不同，他说，粗看去，藏族服跟和尚的“偏衫”都属“和尚领”，实际两种偏领各有不同；国民党的中山装和的中山装也不尽一样。“你看那兜儿，再看那领儿。”冯太太也常在我的颜色搭配上，有分寸地指出些不当。有一回我要急“赶”一套我军的将军服，苦于买不到黄呢面料，冯太太急中生智说：“拿条军毯试试吧。”冯掌柜也恍然大悟地兴奋起来，把手搭在冯太太肩上说：“还能难住我们？”这个“我们”显然是指我们这个三人创作集体。听从冯太太的提醒，我从剧社抱来一条日本军毯，冯掌柜在上面一阵比划，一套将军服便不失时机地出现在舞台上。
我和新丽成衣局合作的那些日子，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至今我仍然觉得，合作中的一切愉快，似乎都因冯先生和冯太太那完美的、天衣无缝的爱情的结合。有了他们之间的美好感情，才有了我们合作的美好。
两年以后，又是根据形势的需要，剧社演出少了，运动多了。我们每天围坐在宿舍里开会，或批判别人或检讨自己。我和新丽成衣局的联系也少了。这景况持续了将近一年。一日，我们正围坐在宿舍读报，领读者读了领导指定的社论和新闻，却又意外地从报纸一个不重要的位置发现本市一则和无关的小消息，虽然那时的报纸很少刊登这种与无关、纯属市井阶层的近似花边新闻的消息。看来报纸刊出这一消息，是因为它十分离奇却又真实可靠。消息大意说，几天前本市提法寺街一家名叫新丽成衣局的内掌柜冯氏，因病去世，二十四小时后被收尸入殓，四十八小时后找来“抬埋行”出殡入土。当冯氏的棺材被抬出家门时，因抬埋者不慎将一口不厚的棺材失手落地，棺材被摔碎。此时，已咽气四十八小时的冯氏却忽然从地上坐起，还阳于人问。余下的内容是：众人惊散，只有她的先生冯掌柜上前，在惊喜中将其妻抱起。之后的冯先生冯太太仍“相敬如宾、情感如初”。听完这一消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我，并问我这消息的可靠性。对此我却无可奉告，只想，看来记者也颇了解冯掌柜和冯太太的关系了，由于这消息，冯掌柜和冯大太一定会在B城成为明星夫妻。
我见到还阳于人间的冯太太是几天以后的事。面对冯太太的还阳，我终归不是冯掌柜——报上消息说冯掌柜在惊喜中将其妻抱起。我呢，在欣喜中自然还有几分恐惧。我犹豫了几天才站在他们夫妻的面前，我相信我当时的表情仍有几分异常。他们给着我惊吓，我一定也给着他们惊吓。但我们很快都镇定下来，很快便友好如初了。显然，我们都已觉得大可不必再为那消息去作任何探听、安慰、解释和证实，往日的愉快渐渐又笼罩起我们。这样的笼罩也证实了消息中关于冯太太还阳于人世后，他们之间“相敬如宾，情感如初”之说。冯太太照旧为我沏来香片，之后照旧不显山水地依到冯掌柜一边，照旧把一只手搭在冯掌柜肩上。冯掌柜同我说话时，照旧又抬起一只手搭在冯太太手上。我们谈的都是题外话。冯掌柜问我剧社何时才能恢复排练，接着告诉我，庆裕祥又进了一种叫“富春纺”的面料，看来做舞蹈服要优于杭纺，有重量，不反光，也不易起褶，类似东方呢，但比东方呢造价低廉。他曾为某个剧团介绍了这材料，那剧团演出时他去看了，效果确实不错。冯太太呼应着冯掌柜，也补充起那面料染时“抓色”，上机器不发飘等等特点。
我听着冯掌柜的介绍，不时观察着他们互搭在一起的两只手，猜测着还阳于人世后的冯太太，那手的温度会不会有别于从前。
运动终于过去了，剧社又开始排练新节目。我采购了富春纺去新丽成衣局，一次又一次证实着冯掌柜和冯太太相敬如宾，情感如初的传闻。
新丽成衣局若不是再有意外，冯掌柜和冯太太一定能手搭手走完他们的人生旅途。然而一年后，冯太太又死了。又是二十四小时后入殓，四十八小时后出殡。抬埋行的伙计又将抬着一口不甚厚实的棺材走出新丽成衣局狭窄的街门。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冯太太出门前，冯掌柜悄声对抬埋手作了些嘱咐，说：“千万小心些，侧身出门就不会失手了。”听了冯掌柜的嘱咐，抬埋手们十分谨慎，出门时小心翼翼地拥着冯太太的棺木，轻提腿脚，小心侧身，平安出门，上次的摔棺事件没再发生，冯太太是真走了。
丧事过后，抬埋行里有钻牛角尖者议论起冯掌柜那天的嘱咐，他对伙计们说，按说，冯掌柜和冯太太不是好得出了名吗？咱们要是再摔一次棺材，冯太太再活一次，冯掌柜不是更高兴么。可他偏要嘱咐咱们别再失手，这是怎么个理儿？
这年我已不在B城，也听说了冯太太第二次被抬埋的事，乃至冯掌柜对抬埋手在意的嘱咐。
我再次见到冯掌柜，离冯太太第二次被抬埋也有五年，我偶有机会去B城看望原剧社的老战友。也是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吧，B城的五个门都已不复存在。路过西街时，我在“庆裕祥”门口见到了冯掌柜。那时私营商店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完成，私营绸布店“庆裕祥”已改成市花纱布公司某门市部。这门市部还建立了一条龙服务，店内设立了成衣部。此时的冯掌柜就供职于这店的成衣部。
我和冯掌柜在店前相互端详半天。冯掌柜仍然留着寸头，但中式裤褂已换成灰卡叽中山装，袖口仍然高挽着。他拉着我的手，像遇见亲人似的只说：“怎么不家去，怎么不家去。”我只说：“刚到，刚到。”后来，冯掌柜还是先把我领进“庆裕祥”的成衣部。我穿过熟悉的店堂，来到一个不大的房间，房间果真参差地摆着几张案子，几个师傅正在案前操作，当年新丽成衣局的伙计二小也正占着一张案子。我和冯掌柜还没来得及更多寒暄，便有女客来找冯掌柜了。像从前一样，冯掌柜收下女客的面料，拿起皮尺，便围绕着这女客忙碌起来，量完长短，他又把皮尺在女客身上撑圆，有分寸地扯动着皮尺，在女客的“三围”一带留出恰如其分的余地。
我和冯掌柜在“庆裕祥”门前告别后，没有再去提法寺街，没有再去新丽成衣局，也没有向人打听冯掌柜是否又成了家。我只依据冯掌柜对抬埋手的嘱咐，努力寻找着，企图在冯掌柜和冯太太的关系中找出些不甚完美的蛛丝马迹。最后我只想到，那次我到冯太太还阳人世后的新丽成衣局拜访，冯掌柜为我介绍富春纺时，话似乎稠了些，反叫人觉出他那一番介绍的心不在焉。这本不是冯掌柜的性格。
可是，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想得更多的，还是冯掌柜和冯太太那相互搭在一起的手，和冯掌柜面对女性的“三围”所留出的余地。
如果不是有人发明了火车，如果不是有人把铁轨铺进深山，你怎么也不会发现台儿沟这个小村。它和它的十几户乡亲，一心一意掩藏在大山那深深的皱褶里，从春到夏，从秋到冬，默默的接受着大山任意给予的温存和粗暴。
然而，两根纤细、闪亮地铁轨延伸过来了。它勇敢地盘旋在山腰，又悄悄的试探着前进，弯弯曲曲，曲曲弯弯，终于绕到台儿沟脚下，然后钻进幽暗的隧道，冲向又一道山粱，朝着神秘的远方奔去。
不久，这条线正式营运，人们挤在村口，看见那绿色的长龙一路呼啸，挟带着来自山外的陌生、新鲜的清风，擦着台儿沟贫弱的脊背匆匆而过。它走的那样急忙，连车轮碾轧钢轨时发出的声音好像都在说：不停不停，不停不停！是啊，它有什么理由在台儿沟站脚呢，台儿沟有人要出远门吗？山外有人来台儿沟探亲访友吗？还是这里有石油储存，有金矿埋藏？台儿沟，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具备挽住火车在它身边留步的力量。
可是，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列车的时刻表上，还是多了“台儿沟”这一站。也许乘车的旅客提出过要求， 他们中有哪位说话算数的人和台儿沟沾亲；也许是那个快乐的男乘务员发现台儿沟有一群十七、八岁的漂亮姑娘，每逢列车疾驰而过，她们就成帮搭伙地站在村口，翘起下巴，贪婪、专注地仰望着火车。有人朝车厢指点，不时能听见她们由于互相捶打而发出的一、两声娇嗔的尖叫。也许什么都不为，就因为台儿沟太小了，小得叫人心疼，就是钢筋铁骨的巨龙在它面前也不能昂首阔步，也不能不停下来。总之，台儿沟上了列车时刻表，每晚七点钟，由首都方向开往山西的这列火车在这里停留一分钟。
这短暂的一分钟，搅乱了台儿沟以往的宁静。从前，台儿沟人利来是吃过晚饭就钻被窝，他们仿佛是在同一时刻听到大山无声的命令。于是，台儿沟那一小变石头房子在同一时刻忽然完全静止了，静的那样深沉、真切，好像在默默地向大山诉说着自己的虔诚。如今，台儿沟的姑娘们刚把晚饭端上桌就慌了神，她们心不在焉地胡乱吃几口，扔下碗就开始梳妆打扮。她们洗净蒙受了一天的黄土、风尘，露出粗糙、红润的面色，把头发梳的乌亮，然后就比赛着穿出最好的衣裳。有人换上过年时才穿得新鞋，有人还悄悄往脸上涂点姻脂。尽管火车到站时已经天黑，她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心思，刻意斟酌着服饰和容貌。然后，她们就朝村口，朝火车经过的地方跑去。香雪总是第一个出门，隔壁的凤娇第二个就跟了出来。
七点钟，火车喘息着向台儿沟滑过来，接着一阵空哐乱响，车身震颤一下，才停住不动了。姑娘们心跳着涌上前去，像看电影一样，挨着窗口观望。只有香雪躲在后面，双手紧紧捂着耳朵。看火车，她跑在最前边，火车来了，她却缩到最后去了。她有点害怕它那巨大的车头，车头那么雄壮地吐着白雾，仿佛一口气就能把台儿沟吸进肚里。它那撼天动地的轰鸣也叫她感到恐惧。在它跟前，她简直像一叶没根的小草。
“香雪，过来呀，看！”凤娇拉过香雪向一个妇女头上指，她指的是那个妇女头上别着的那一排金圈圈。
“怎么我看不见？”香雪微微眯着眼睛。
“就是靠里边那个，那个大圆脸。看，还有手表哪，比指甲盖还小哩！”凤娇又有了新发现。
香雪不言不语地点着头，她终于看见了妇女头上的金圈圈和她腕上比指甲盖还要小的手表。但她也很快就发现了别的。“皮书包！”她指着行李架上一只普通的棕色人造革学生书包。就是那种连小城市都随处可见的学生书包。
尽管姑娘们对香雪的发现总是不感兴趣，但她们还是围了上来。
“呦，我的妈呀！你踩着我的脚啦！”凤娇一声尖叫，埋怨着挤上来的一位姑娘。她老是爱一惊一咋的。
“你喳呼什么呀，是想叫那个小白脸和你答话了吧？”被埋怨的姑娘也不示弱。
“我撕了你的嘴！”凤娇骂着，眼睛却不游自主地朝第三节车厢的车门望去。
那个白白净净的年轻乘务员真下车来了。他身材高大，头发乌黑，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也许因为这点，姑娘们私下里都叫他“北京话”。“北京话”双手抱住胳膊肘，和她们站得不远不近地说：“喂，我说小姑娘们，别扒窗户，危险！”
“呦，我们小，你就老了吗？”大胆的凤娇回敬了一句。姑娘们一阵大笑，不知谁还把凤娇往前一搡，弄的她差点撞在他身上，这一来反倒更壮了凤娇的胆，“喂，你们老呆在车上不头晕？”她又问。
“房顶子上那个大刀片似的，那是干什么用的？”又一个姑娘问。她指的是车相里的电扇。
“烧水在哪儿？”
“开到没路的地方怎么办？”
“你们城里人一天吃几顿饭？”香雪也紧跟在姑娘们后面小声问了一句。
“真没治！”“北京话”陷在姑娘们的包围圈里，不知所措地嘟囔着。
快开车了，她们才让出一条路，放他走。他一边看表，一边朝车门跑去，跑到门口，又扭头对她们说：“下次吧，下次一定告诉你们！”他的两条长腿灵巧地向上一跨就上了车，接着一阵叽哩哐啷，绿色的车门就在姑娘门面前沉重地合上了。列车一头扎进黑暗，把她们撇在冰冷的铁轨旁边。很久，她们还能感觉到它那越来越轻的震颤。
一切又恢复了寂静，静得叫人惆怅。姑娘们走回家去，路上还要为一点小事争论不休：
“谁知道别在头上的金圈圈是几个？”
“八个。”
“九个。”
“不是！”
“就是！”
“凤娇你说哪？”
“她呀，还在想 '北京话' 哪！”
“去你的，谁说谁就想。”凤娇说着捏了一下香雪的手，意思是叫香雪帮腔。
香雪没说话，慌得脸都红了。她才十七岁，还没学会怎样在这种事上给人家帮腔。 “他的脸多白呀！”那个姑娘还在逗凤娇。
“白？还不是在那大绿屋里捂的。叫他到咱台儿沟住几天试试。”有人在黑影里说。
"可不，城里人就靠捂。要论白，叫他们和咱们香雪比比。咱们香雪，天生一副好皮子，再照火车那些闺女的样儿，把头发烫成弯弯绕，啧啧！'真没治'！凤娇姐，你说是不是？”
凤娇不接茬儿，松开了香雪的手。好像姑娘们真的在贬低她的什么人一样，她心里真有点替他抱不平呢。不知怎么的，她认定他的脸绝不是捂白的，那是天生。
香雪又悄悄把手送到凤娇手心里，她示意凤娇握住她的手，仿佛请求凤娇的宽恕，仿佛是她使凤娇受了委屈。
“凤娇，你哑巴啦？”还是那个姑娘。
“谁哑巴啦！谁像你们，专看人家脸黑脸白。你们喜欢，你们可跟上人家走啊！”凤娇的嘴巴很硬。
“我们不配！”
“你担保人家没有相好的？”
… …
不管在路上吵得怎样厉害，分手时大家还是十分友好的，因为一个叫人兴奋的念头又在她们心中升起：明天，火车还要经过，她们还会有一个美妙的一分钟。和它相比，闹点小别扭还算回事吗？
哦，五彩缤纷的一分钟，你饱含着台儿沟的姑娘们多少喜怒哀乐！
日久天长，这五彩缤纷的一分钟，竟变得更加五彩缤纷起来，就在这个一分钟里，她们开始跨上装满核桃、鸡蛋、大枣的长方形柳条篮子，站在车窗下，抓紧时间跟旅客和和气气地做买卖。她们垫着脚尖，双臂伸得直直的，把整筐的鸡蛋、红枣举上窗口，换回台儿沟少见的挂面、火柴，以及属于姑娘们自己的发卡、香皂。有时，有人还会冒着回家挨骂的风险，换回花色繁多的沙巾和能松能紧的尼龙袜。
凤娇好像是大家有意分配给那个“北京话”的，每次都是她提着篮子去找他。她和他做买卖故意磨磨蹭蹭，车快开时才把整蓝地鸡蛋塞给他。又是他先把鸡蛋拿走，下次见面时再付钱，那就更够意思了。如果他给她捎回一捆挂面、两条沙巾，凤娇就一定抽回一斤挂面还给他。她觉得，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和他的交往，她愿意这种交往和一般的做买卖有区别。有时她也想起姑娘们的话：“你担保人家没有相好的？”其实，有没有相好的不关凤娇的事，她又没想过跟他走。可她愿意对他好，难道非得是相好的才能这么做吗？
香雪平时话不多，胆子又小，但做起买卖却是姑娘中最顺利的一个。旅客们爱买她的货，因为她是那么信任地瞧着你，那洁如水晶的眼睛告诉你，站在车窗下的这个女孩子还不知道什么叫受骗。她还不知道怎么讲价钱，只说：“你看着给吧。”你望着她那洁净得仿佛一分钟前才诞生的面孔，望着她那柔软得宛若红缎子似的嘴唇，心中会升起一种美好的感情。你不忍心跟这样的小姑娘耍滑头，在她面前，再爱计较的人也会变得慷慨大度。
有时她也抓空儿向他们打听外面的事，打听北京的大学要不要台儿沟人，打听什么叫“配乐诗朗诵”（那是她偶然在同桌的一本书上看到的）。有一回她向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妇女打听能自动开关的铅笔盒，还问到它的价钱。谁知没等人家回话，车已经开动了。她追着它跑了好远，当秋风和车轮的呼啸一同在她耳边鸣响时，她才停下脚步意识到，自己地行为是多么可笑啊。
火车眨眼间就无影无踪了。姑娘们围住香雪，当她们知道她追火车的原因后，遍觉得好笑起来。
“傻丫头！”
“值不当的！”
她们像长者那样拍着她的肩膀。
“就怪我磨蹭，问慢了。”香雪可不认为这是一件值不当的事，她只是埋怨自己没抓紧时间。
“咳，你问什么不行呀！”凤娇替香雪跨起篮子说。
“谁叫咱们香雪是学生呢。”也有人替香雪分辨。
也许就因为香雪是学生吧，是台儿沟唯一考上初中的人。
台儿沟没有学校，香雪每天上学要到十五里以外的公社。尽管不爱说话是她的天性，但和台儿沟的姐妹们总是有话可说的。公社中学可就没那么多姐妹了，虽然女同学不少，但她们的言谈举止，一个眼神，一声轻轻的笑，好像都是为了叫香雪意识到，她是小地方来的，穷地方来的。她们故意一遍又一遍地问她：“你们那儿一天吃几顿饭？”她不明白她们的用意，每次都认真的回答：“两顿。”然后又友好地瞧着她们反问道：“你们呢？”
“三顿！”她们每次都理直气壮地回答。之后，又对香雪在这方面的迟钝感到说不出的怜悯和气恼。
“你上学怎么不带铅笔盒呀？”她们又问。
“那不是吗。”相雪指指桌角。
其实，她们早知道桌角那只小木盒就是香雪的铅笔盒，但她们还是做出吃惊的样子。每到这时，香雪的同桌就把自己那只宽大的泡沫塑料铅笔盒摆弄得哒哒乱响。这是一只可以自动合上的铅笔盒，很久以后，香雪才知道它所以能自动合上，是因为铅笔盒里包藏着一块不大不小的吸铁石。香雪的小木盒呢，尽管那是当木匠的父亲为她考上中学特意制作的，它在台儿沟还是独一无二的呢。可在这儿，和同桌的铅笔盒一比，为什么显得那样笨拙、陈旧？它在一阵哒哒声中有几分羞涩地畏缩在桌角上。
香雪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了，她好像忽然明白了同学对她的再三盘问，明白了台儿沟是多么贫穷。她第一次意识到这是不光彩的，因为贫穷，同学才敢一遍又一遍地盘问她。她盯住同桌那只铅笔盒，猜测它来自遥远的大城市，猜测它的价值肯定非同寻常。三十个鸡蛋换得来吗？还是四十个、五十个？这时她的心又忽地一沉：怎么想起这些了？娘攒下鸡蛋，不是为了叫她乱打主意啊！可是，为什么那诱人的哒哒声老是在耳边响个没完？
深秋，山风渐渐凛冽了，天也黑得越来越早。但香雪和她的姐妹们对于七点钟的火车，是照等不误的。她们可以穿起花棉袄了，凤娇头上别起了淡粉色的有机玻璃发卡，有些姑娘的辫梢还缠上了夹丝橡皮筋。那是她们用鸡蛋、核桃从火车上换来的。她们仿照火车上那些城里姑娘的样子把自己武装起来，整齐地排列在铁路旁，像是等待欢迎远方的贵宾，又像是准备着接受检阅。
火车停了，发出一阵沉重的叹息，像是在抱怨着台儿沟的寒冷。今天，它对台儿沟表现了少有的冷漠：车窗全部紧闭着，旅客在黄昏的灯光下喝茶、看报，没有人像窗外瞥一眼。那些眼熟的、长跑这条线的人们，似乎也忘记了台儿沟的姑娘。
凤娇照例跑到第三节车厢去找她的“北京话”，香雪紧紧头上的紫红色线围巾，把臂弯里的篮子换了换手，也顺着车身不停的跑着。她尽量高高地垫起脚尖，希望车厢里的人能看见她的脸。车上一直没有人发现她，她却在一张堆满食品的小桌上，发现了渴望已久的东西。它的出现，使她再也不想往前走了，她放下篮子，心跳着，双手紧紧扒住窗框，认清了那真是一只铅笔盒，一只装有吸铁石的自动铅笔盒。它和她离得那样近，她一伸手就可以摸到。
一位中年女乘务员走过来拉开了香雪。香雪跨起篮子站在远处继续观察。
当她断定它属于靠窗的那位女学生模样的姑娘时，就果断地跑过去敲起了玻璃。女学生转过脸来，看见香雪臂弯里的篮子，抱歉地冲她摆了摆手，并没有打开车窗的意思，不知怎么的她就朝车门跑去，当她在门口站定时，还一把扒住了扶手。如果说跑的时候她还有点犹豫，那么从车厢里送出来的一阵阵温馨的、火车特有的气息却坚定了她的信心，她学着“北京话”的样子，轻巧地跃上了踏板。她打算以最快的速度跑进车厢，以最快的速度用鸡蛋换回铅笔盒。也许，她所以能够在几秒钟内就决定上车，正是因为她拥有那么多鸡蛋吧，那是四十个。
香雪终于站在火车上了。她挽紧篮子，小心地朝车厢迈出了第一步。这时，车身忽然悸动了一下，接着，车门被人关上了。当她意识到眼前发生了什么事时，列车已经缓缓地向台儿沟告别了。香雪扑在车门上，看见凤娇的脸在车下一晃。看来这不是梦，一切都是真的，她确实离开姐妹们，站在这又熟悉、又陌生的火车上了。她拍打着玻璃，冲凤娇叫喊：“凤娇！我怎么办呀，我可怎么办呀！”
列车无情地载着香雪一路飞奔，台儿沟刹那间就被抛在后面了。下一站叫西山口，西山口离台儿沟三十里。
三十里，对于火车，汽车真的不算什么，西山口在旅客们闲聊之中就到了。这里上车的人不少，下车的只有一位旅客，那就是香雪，她胳膊上少了那只篮子，她把它塞到那个女学生座位下面了。
在车上，当她红着脸告诉女学生，想用鸡蛋和她换铅笔盒时，女学生不知怎么的也红了脸。她一定要把铅笔盒送给相雪，还说她住在学校吃食堂，鸡蛋带回去也没法吃。她怕相雪不信，又指了指胸前的校徵，上面果真有“矿冶学院”几个字。相雪却觉着她在哄她，难道除了学校她就没家吗？相雪一面摆弄着铅笔盒，一面想着主意。台儿沟再穷，她也从没白拿过别人的东西。就在火车停顿前发出的几秒钟的震颤里，香雪还是猛然把篮子塞到女学生的座位下面，迅速离开了。
车上，旅客们曾劝她在西山口住上一夜再回台儿沟。热情的“北京话”还告诉她，他爱人有个亲戚就住在站上。香雪没有住，更不打算去找“北京话”的什么亲戚，他的话倒更使她感到了委屈，她替凤娇委屈，替台儿沟委屈。她只是一心一意地想：赶快走回去，明天理直气壮地去上学，理直气壮地打开书包，把“它”摆在桌上。车上的人既不了解火车的呼啸曾经怎样叫她像只受惊的小鹿那样不知所措，更不了解山里的女孩子在大山和黑夜面前倒底有多大本事。
列车很快就从西山口车站消失了，留给她的又是一片空旷。一阵寒风扑来，吸吮着她单薄的身体。她把滑到肩上的围巾紧裹在头上，缩起身子在铁轨上坐了下来。香雪感受过各种各样的害怕，小时候她怕头发，身上粘着一根头发择不下来，她会急得哭起来；长大了她怕晚上一个人到院子里去，怕毛毛虫，怕被人胳肢 （凤娇最爱和她来这一手）。现在她害怕这陌生的西山口，害怕四周黑幽幽的大山，害怕叫人心惊肉跳的寂静，当风吹响近处的小树林时，她又害怕小树林发出的悉悉萃萃的声音。三十里，一路走回去，该路过多少大大小小地林子啊！
一轮满月升起来了，照亮了寂静的山谷，灰白的小路，照亮了秋日的败草
，粗糙的树干，还有一丛丛荆棘、怪石，还有满山遍野那树的队伍，还有香雪手中那只闪闪发光的小盒子。
她这才想到把它举起来仔细端详。它想，为什么坐了一路火车，竟没有拿出来好好看看？现在，在皎洁的月光下，它才看清了它是淡绿色的，盒盖上有两朵洁白的马蹄莲。她小心地把它打开，又学着同桌的样子轻轻一拍盒盖，“哒”的一声，它便合得严严实实。她又打开盒盖，觉得应该立刻装点东西进去。她丛兜里摸出一只盛擦脸油的小盒放进去，又合上了盖子。只有这时，她才觉得这铅笔盒真属于她了，真的。它又想到了明天，明天上学时，她多么盼望她们会再三盘问她啊！
她站了起来，忽然感到心里很满意，风也柔合了许多。她发现月亮是这样明净。群山被月光笼罩着，像母亲庄严、神圣的胸脯；那秋风吹干的一树树核桃叶，卷起来像一树树金铃铛，她第一次听清它们在夜晚，在风的怂恿下“豁啷啷”地歌唱。她不再害怕了，在枕木上跨着大步，一直朝前走去。大山原来是这样的！月亮原来是这样的！核桃树原来是这样的！香雪走着，就像第一次认出养育她长大成人的山谷。台儿沟呢？不知怎么的，她加快了脚步。她急着见到它，就像从来没有见过它那样觉得新奇。台儿沟一定会是“这样的”：那时台儿沟的姑娘不再央求别人，也用不着回答人家的再三盘问。火车上的漂亮小伙子都会求上门来，火车也会停得久一些，也许三分、四分，也许十分、八分。它会向台儿沟打开所有的门窗，要是再碰上今晚这种情况，谁都能丛从容容地下车。
今晚台儿沟发生了什么事？对了，火车拉走了香雪，为什么现在她像闹着玩儿似的去回忆呢？四十个鸡蛋没有了，娘会怎么说呢？爹不是盼望每天都有人家娶媳妇、聘闺女吗？那时他才有干不完的活儿，他才能光着红铜似的脊梁，不分昼夜地打出那些躺柜、碗橱、板箱，挣回香雪的学费。想到这儿，香雪站住了，月光好像也黯淡下来，脚下的枕木变成一片模糊。回去怎么说？她环视群山，群山沉默着；她又朝着近处的杨树林张望，杨树林悉悉萃萃地响着，并不真心告诉她应该怎么做。是哪来的流水声？她寻找着，发现离铁轨几米远的地方，有一道浅浅的小溪。她走下铁轨，在小溪旁边坐了下来。她想起小时候有一回和凤娇在河边洗衣裳，碰见一个换芝麻糖的老头。凤娇劝香雪拿一件汗衫换几块糖吃，还教她对娘说，那件衣裳不小心叫河水给冲走了。香雪很想吃芝麻糖，可她到底没换。她还记得，那老头真心实意等了她半天呢。为什么她会想起这件小事？也许现在应该骗娘吧，因为芝麻糖怎么也不能和铅笔盒的重要性相比。她要告诉娘，这是一个宝盒子，谁用上它，就能一切顺心如意，就能上大学、坐上火车到处跑，就能要什么有什么，就再也不会被人盘问她们每天吃几顿饭了。娘会相信的，因为香雪从来不骗人。
小溪的歌唱高昂起来了，它欢腾着向前奔跑，撞击着水中的石块，不时溅起一朵小小的浪花。香雪也要赶路了，她捧起溪水洗了把脸，又用沾着水的手抿光被风吹乱的头发。水很凉，但她觉得很精神。她告别了小溪，又回到了长长的铁路上。
前边又是什么？是隧道，它愣在那里，就像大山的一只黑眼睛。香雪又站住了，但她没有返回去，她想到怀里的铅笔盒，想到同学门惊羡的目光，那些目光好像就在隧道里闪烁。她弯腰拔下一根枯草，将草茎插在小辫里。娘告诉她，这样可以“避邪”。然后她就朝隧道跑去。确切地说，是冲去。
香雪越走越热了，她解下围巾，把它搭在脖子上。她走出了多少里？不知道。尽管草丛里的“纺织娘”“油葫芦”总在鸣叫着提醒她。台儿沟在哪儿？她向前望去，她看见迎面有一颗颗黑点在铁轨上蠕动。再近一些她才看清，那是人，是迎着她走过来的人群。第一个是凤娇，凤娇身后是台儿沟的姐妹门。
香雪想快点跑过去，但腿为什么变得异常沉重？她站在枕木上，回头望着笔直的铁轨，铁轨在月亮的照耀下泛着清淡的光，它冷静地记载着香雪的路程。她忽然觉得心头一紧，不知怎么的就哭了起来，那是欢乐的泪水，满足的泪水。面对严峻而又温厚的大山，她心中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骄傲。她用手背抹净眼泪，拿下插在辫子里的那根草棍儿，然后举起铅笔盒，迎着对面的人群跑去。
山谷里突然爆发了姑娘们欢乐的呐喊，她们叫着香雪的名字，声音是那样奔放、热烈；她们笑着，笑得是那样不加掩饰，无所顾忌。古老的群山终于被感动得颤栗了，它发出宽亮低沉的回音，和她们共同欢呼着。
哦，香雪！香雪！
一九八二年六月
然而，两根纤细、闪亮地铁轨延伸过来了。它勇敢地盘旋在山腰，又悄悄的试探着前进，弯弯曲曲，曲曲弯弯，终于绕到台儿沟脚下，然后钻进幽暗的隧道，冲向又一道山粱，朝着神秘的远方奔去。
不久，这条线正式营运，人们挤在村口，看见那绿色的长龙一路呼啸，挟带着来自山外的陌生、新鲜的清风，擦着台儿沟贫弱的脊背匆匆而过。它走的那样急忙，连车轮碾轧钢轨时发出的声音好像都在说：不停不停，不停不停！是啊，它有什么理由在台儿沟站脚呢，台儿沟有人要出远门吗？山外有人来台儿沟探亲访友吗？还是这里有石油储存，有金矿埋藏？台儿沟，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具备挽住火车在它身边留步的力量。
可是，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列车的时刻表上，还是多了“台儿沟”这一站。也许乘车的旅客提出过要求， 他们中有哪位说话算数的人和台儿沟沾亲；也许是那个快乐的男乘务员发现台儿沟有一群十七、八岁的漂亮姑娘，每逢列车疾驰而过，她们就成帮搭伙地站在村口，翘起下巴，贪婪、专注地仰望着火车。有人朝车厢指点，不时能听见她们由于互相捶打而发出的一、两声娇嗔的尖叫。也许什么都不为，就因为台儿沟太小了，小得叫人心疼，就是钢筋铁骨的巨龙在它面前也不能昂首阔步，也不能不停下来。总之，台儿沟上了列车时刻表，每晚七点钟，由首都方向开往山西的这列火车在这里停留一分钟。
这短暂的一分钟，搅乱了台儿沟以往的宁静。从前，台儿沟人利来是吃过晚饭就钻被窝，他们仿佛是在同一时刻听到大山无声的命令。于是，台儿沟那一小变石头房子在同一时刻忽然完全静止了，静的那样深沉、真切，好像在默默地向大山诉说着自己的虔诚。如今，台儿沟的姑娘们刚把晚饭端上桌就慌了神，她们心不在焉地胡乱吃几口，扔下碗就开始梳妆打扮。她们洗净蒙受了一天的黄土、风尘，露出粗糙、红润的面色，把头发梳的乌亮，然后就比赛着穿出最好的衣裳。有人换上过年时才穿得新鞋，有人还悄悄往脸上涂点姻脂。尽管火车到站时已经天黑，她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心思，刻意斟酌着服饰和容貌。然后，她们就朝村口，朝火车经过的地方跑去。香雪总是第一个出门，隔壁的凤娇第二个就跟了出来。
七点钟，火车喘息着向台儿沟滑过来，接着一阵空哐乱响，车身震颤一下，才停住不动了。姑娘们心跳着涌上前去，像看电影一样，挨着窗口观望。只有香雪躲在后面，双手紧紧捂着耳朵。看火车，她跑在最前边，火车来了，她却缩到最后去了。她有点害怕它那巨大的车头，车头那么雄壮地吐着白雾，仿佛一口气就能把台儿沟吸进肚里。它那撼天动地的轰鸣也叫她感到恐惧。在它跟前，她简直像一叶没根的小草。
“香雪，过来呀，看！”凤娇拉过香雪向一个妇女头上指，她指的是那个妇女头上别着的那一排金圈圈。
“怎么我看不见？”香雪微微眯着眼睛。
“就是靠里边那个，那个大圆脸。看，还有手表哪，比指甲盖还小哩！”凤娇又有了新发现。
香雪不言不语地点着头，她终于看见了妇女头上的金圈圈和她腕上比指甲盖还要小的手表。但她也很快就发现了别的。“皮书包！”她指着行李架上一只普通的棕色人造革学生书包。就是那种连小城市都随处可见的学生书包。
尽管姑娘们对香雪的发现总是不感兴趣，但她们还是围了上来。
“呦，我的妈呀！你踩着我的脚啦！”凤娇一声尖叫，埋怨着挤上来的一位姑娘。她老是爱一惊一咋的。
“你喳呼什么呀，是想叫那个小白脸和你答话了吧？”被埋怨的姑娘也不示弱。
“我撕了你的嘴！”凤娇骂着，眼睛却不游自主地朝第三节车厢的车门望去。
那个白白净净的年轻乘务员真下车来了。他身材高大，头发乌黑，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也许因为这点，姑娘们私下里都叫他“北京话”。“北京话”双手抱住胳膊肘，和她们站得不远不近地说：“喂，我说小姑娘们，别扒窗户，危险！”
“呦，我们小，你就老了吗？”大胆的凤娇回敬了一句。姑娘们一阵大笑，不知谁还把凤娇往前一搡，弄的她差点撞在他身上，这一来反倒更壮了凤娇的胆，“喂，你们老呆在车上不头晕？”她又问。
“房顶子上那个大刀片似的，那是干什么用的？”又一个姑娘问。她指的是车相里的电扇。
“烧水在哪儿？”
“开到没路的地方怎么办？”
“你们城里人一天吃几顿饭？”香雪也紧跟在姑娘们后面小声问了一句。
“真没治！”“北京话”陷在姑娘们的包围圈里，不知所措地嘟囔着。
快开车了，她们才让出一条路，放他走。他一边看表，一边朝车门跑去，跑到门口，又扭头对她们说：“下次吧，下次一定告诉你们！”他的两条长腿灵巧地向上一跨就上了车，接着一阵叽哩哐啷，绿色的车门就在姑娘门面前沉重地合上了。列车一头扎进黑暗，把她们撇在冰冷的铁轨旁边。很久，她们还能感觉到它那越来越轻的震颤。
一切又恢复了寂静，静得叫人惆怅。姑娘们走回家去，路上还要为一点小事争论不休：
“谁知道别在头上的金圈圈是几个？”
“八个。”
“九个。”
“不是！”
“就是！”
“凤娇你说哪？”
“她呀，还在想 '北京话' 哪！”
“去你的，谁说谁就想。”凤娇说着捏了一下香雪的手，意思是叫香雪帮腔。
香雪没说话，慌得脸都红了。她才十七岁，还没学会怎样在这种事上给人家帮腔。 “他的脸多白呀！”那个姑娘还在逗凤娇。
“白？还不是在那大绿屋里捂的。叫他到咱台儿沟住几天试试。”有人在黑影里说。
"可不，城里人就靠捂。要论白，叫他们和咱们香雪比比。咱们香雪，天生一副好皮子，再照火车那些闺女的样儿，把头发烫成弯弯绕，啧啧！'真没治'！凤娇姐，你说是不是？”
凤娇不接茬儿，松开了香雪的手。好像姑娘们真的在贬低她的什么人一样，她心里真有点替他抱不平呢。不知怎么的，她认定他的脸绝不是捂白的，那是天生。
香雪又悄悄把手送到凤娇手心里，她示意凤娇握住她的手，仿佛请求凤娇的宽恕，仿佛是她使凤娇受了委屈。
“凤娇，你哑巴啦？”还是那个姑娘。
“谁哑巴啦！谁像你们，专看人家脸黑脸白。你们喜欢，你们可跟上人家走啊！”凤娇的嘴巴很硬。
“我们不配！”
“你担保人家没有相好的？”
… …
不管在路上吵得怎样厉害，分手时大家还是十分友好的，因为一个叫人兴奋的念头又在她们心中升起：明天，火车还要经过，她们还会有一个美妙的一分钟。和它相比，闹点小别扭还算回事吗？
哦，五彩缤纷的一分钟，你饱含着台儿沟的姑娘们多少喜怒哀乐！
日久天长，这五彩缤纷的一分钟，竟变得更加五彩缤纷起来，就在这个一分钟里，她们开始跨上装满核桃、鸡蛋、大枣的长方形柳条篮子，站在车窗下，抓紧时间跟旅客和和气气地做买卖。她们垫着脚尖，双臂伸得直直的，把整筐的鸡蛋、红枣举上窗口，换回台儿沟少见的挂面、火柴，以及属于姑娘们自己的发卡、香皂。有时，有人还会冒着回家挨骂的风险，换回花色繁多的沙巾和能松能紧的尼龙袜。
凤娇好像是大家有意分配给那个“北京话”的，每次都是她提着篮子去找他。她和他做买卖故意磨磨蹭蹭，车快开时才把整蓝地鸡蛋塞给他。又是他先把鸡蛋拿走，下次见面时再付钱，那就更够意思了。如果他给她捎回一捆挂面、两条沙巾，凤娇就一定抽回一斤挂面还给他。她觉得，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和他的交往，她愿意这种交往和一般的做买卖有区别。有时她也想起姑娘们的话：“你担保人家没有相好的？”其实，有没有相好的不关凤娇的事，她又没想过跟他走。可她愿意对他好，难道非得是相好的才能这么做吗？
香雪平时话不多，胆子又小，但做起买卖却是姑娘中最顺利的一个。旅客们爱买她的货，因为她是那么信任地瞧着你，那洁如水晶的眼睛告诉你，站在车窗下的这个女孩子还不知道什么叫受骗。她还不知道怎么讲价钱，只说：“你看着给吧。”你望着她那洁净得仿佛一分钟前才诞生的面孔，望着她那柔软得宛若红缎子似的嘴唇，心中会升起一种美好的感情。你不忍心跟这样的小姑娘耍滑头，在她面前，再爱计较的人也会变得慷慨大度。
有时她也抓空儿向他们打听外面的事，打听北京的大学要不要台儿沟人，打听什么叫“配乐诗朗诵”（那是她偶然在同桌的一本书上看到的）。有一回她向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妇女打听能自动开关的铅笔盒，还问到它的价钱。谁知没等人家回话，车已经开动了。她追着它跑了好远，当秋风和车轮的呼啸一同在她耳边鸣响时，她才停下脚步意识到，自己地行为是多么可笑啊。
火车眨眼间就无影无踪了。姑娘们围住香雪，当她们知道她追火车的原因后，遍觉得好笑起来。
“傻丫头！”
“值不当的！”
她们像长者那样拍着她的肩膀。
“就怪我磨蹭，问慢了。”香雪可不认为这是一件值不当的事，她只是埋怨自己没抓紧时间。
“咳，你问什么不行呀！”凤娇替香雪跨起篮子说。
“谁叫咱们香雪是学生呢。”也有人替香雪分辨。
也许就因为香雪是学生吧，是台儿沟唯一考上初中的人。
台儿沟没有学校，香雪每天上学要到十五里以外的公社。尽管不爱说话是她的天性，但和台儿沟的姐妹们总是有话可说的。公社中学可就没那么多姐妹了，虽然女同学不少，但她们的言谈举止，一个眼神，一声轻轻的笑，好像都是为了叫香雪意识到，她是小地方来的，穷地方来的。她们故意一遍又一遍地问她：“你们那儿一天吃几顿饭？”她不明白她们的用意，每次都认真的回答：“两顿。”然后又友好地瞧着她们反问道：“你们呢？”
“三顿！”她们每次都理直气壮地回答。之后，又对香雪在这方面的迟钝感到说不出的怜悯和气恼。
“你上学怎么不带铅笔盒呀？”她们又问。
“那不是吗。”相雪指指桌角。
其实，她们早知道桌角那只小木盒就是香雪的铅笔盒，但她们还是做出吃惊的样子。每到这时，香雪的同桌就把自己那只宽大的泡沫塑料铅笔盒摆弄得哒哒乱响。这是一只可以自动合上的铅笔盒，很久以后，香雪才知道它所以能自动合上，是因为铅笔盒里包藏着一块不大不小的吸铁石。香雪的小木盒呢，尽管那是当木匠的父亲为她考上中学特意制作的，它在台儿沟还是独一无二的呢。可在这儿，和同桌的铅笔盒一比，为什么显得那样笨拙、陈旧？它在一阵哒哒声中有几分羞涩地畏缩在桌角上。
香雪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了，她好像忽然明白了同学对她的再三盘问，明白了台儿沟是多么贫穷。她第一次意识到这是不光彩的，因为贫穷，同学才敢一遍又一遍地盘问她。她盯住同桌那只铅笔盒，猜测它来自遥远的大城市，猜测它的价值肯定非同寻常。三十个鸡蛋换得来吗？还是四十个、五十个？这时她的心又忽地一沉：怎么想起这些了？娘攒下鸡蛋，不是为了叫她乱打主意啊！可是，为什么那诱人的哒哒声老是在耳边响个没完？
深秋，山风渐渐凛冽了，天也黑得越来越早。但香雪和她的姐妹们对于七点钟的火车，是照等不误的。她们可以穿起花棉袄了，凤娇头上别起了淡粉色的有机玻璃发卡，有些姑娘的辫梢还缠上了夹丝橡皮筋。那是她们用鸡蛋、核桃从火车上换来的。她们仿照火车上那些城里姑娘的样子把自己武装起来，整齐地排列在铁路旁，像是等待欢迎远方的贵宾，又像是准备着接受检阅。
火车停了，发出一阵沉重的叹息，像是在抱怨着台儿沟的寒冷。今天，它对台儿沟表现了少有的冷漠：车窗全部紧闭着，旅客在黄昏的灯光下喝茶、看报，没有人像窗外瞥一眼。那些眼熟的、长跑这条线的人们，似乎也忘记了台儿沟的姑娘。
凤娇照例跑到第三节车厢去找她的“北京话”，香雪紧紧头上的紫红色线围巾，把臂弯里的篮子换了换手，也顺着车身不停的跑着。她尽量高高地垫起脚尖，希望车厢里的人能看见她的脸。车上一直没有人发现她，她却在一张堆满食品的小桌上，发现了渴望已久的东西。它的出现，使她再也不想往前走了，她放下篮子，心跳着，双手紧紧扒住窗框，认清了那真是一只铅笔盒，一只装有吸铁石的自动铅笔盒。它和她离得那样近，她一伸手就可以摸到。
一位中年女乘务员走过来拉开了香雪。香雪跨起篮子站在远处继续观察。
当她断定它属于靠窗的那位女学生模样的姑娘时，就果断地跑过去敲起了玻璃。女学生转过脸来，看见香雪臂弯里的篮子，抱歉地冲她摆了摆手，并没有打开车窗的意思，不知怎么的她就朝车门跑去，当她在门口站定时，还一把扒住了扶手。如果说跑的时候她还有点犹豫，那么从车厢里送出来的一阵阵温馨的、火车特有的气息却坚定了她的信心，她学着“北京话”的样子，轻巧地跃上了踏板。她打算以最快的速度跑进车厢，以最快的速度用鸡蛋换回铅笔盒。也许，她所以能够在几秒钟内就决定上车，正是因为她拥有那么多鸡蛋吧，那是四十个。
香雪终于站在火车上了。她挽紧篮子，小心地朝车厢迈出了第一步。这时，车身忽然悸动了一下，接着，车门被人关上了。当她意识到眼前发生了什么事时，列车已经缓缓地向台儿沟告别了。香雪扑在车门上，看见凤娇的脸在车下一晃。看来这不是梦，一切都是真的，她确实离开姐妹们，站在这又熟悉、又陌生的火车上了。她拍打着玻璃，冲凤娇叫喊：“凤娇！我怎么办呀，我可怎么办呀！”
列车无情地载着香雪一路飞奔，台儿沟刹那间就被抛在后面了。下一站叫西山口，西山口离台儿沟三十里。
三十里，对于火车，汽车真的不算什么，西山口在旅客们闲聊之中就到了。这里上车的人不少，下车的只有一位旅客，那就是香雪，她胳膊上少了那只篮子，她把它塞到那个女学生座位下面了。
在车上，当她红着脸告诉女学生，想用鸡蛋和她换铅笔盒时，女学生不知怎么的也红了脸。她一定要把铅笔盒送给相雪，还说她住在学校吃食堂，鸡蛋带回去也没法吃。她怕相雪不信，又指了指胸前的校徵，上面果真有“矿冶学院”几个字。相雪却觉着她在哄她，难道除了学校她就没家吗？相雪一面摆弄着铅笔盒，一面想着主意。台儿沟再穷，她也从没白拿过别人的东西。就在火车停顿前发出的几秒钟的震颤里，香雪还是猛然把篮子塞到女学生的座位下面，迅速离开了。
车上，旅客们曾劝她在西山口住上一夜再回台儿沟。热情的“北京话”还告诉她，他爱人有个亲戚就住在站上。香雪没有住，更不打算去找“北京话”的什么亲戚，他的话倒更使她感到了委屈，她替凤娇委屈，替台儿沟委屈。她只是一心一意地想：赶快走回去，明天理直气壮地去上学，理直气壮地打开书包，把“它”摆在桌上。车上的人既不了解火车的呼啸曾经怎样叫她像只受惊的小鹿那样不知所措，更不了解山里的女孩子在大山和黑夜面前倒底有多大本事。
列车很快就从西山口车站消失了，留给她的又是一片空旷。一阵寒风扑来，吸吮着她单薄的身体。她把滑到肩上的围巾紧裹在头上，缩起身子在铁轨上坐了下来。香雪感受过各种各样的害怕，小时候她怕头发，身上粘着一根头发择不下来，她会急得哭起来；长大了她怕晚上一个人到院子里去，怕毛毛虫，怕被人胳肢 （凤娇最爱和她来这一手）。现在她害怕这陌生的西山口，害怕四周黑幽幽的大山，害怕叫人心惊肉跳的寂静，当风吹响近处的小树林时，她又害怕小树林发出的悉悉萃萃的声音。三十里，一路走回去，该路过多少大大小小地林子啊！
一轮满月升起来了，照亮了寂静的山谷，灰白的小路，照亮了秋日的败草
，粗糙的树干，还有一丛丛荆棘、怪石，还有满山遍野那树的队伍，还有香雪手中那只闪闪发光的小盒子。
她这才想到把它举起来仔细端详。它想，为什么坐了一路火车，竟没有拿出来好好看看？现在，在皎洁的月光下，它才看清了它是淡绿色的，盒盖上有两朵洁白的马蹄莲。她小心地把它打开，又学着同桌的样子轻轻一拍盒盖，“哒”的一声，它便合得严严实实。她又打开盒盖，觉得应该立刻装点东西进去。她丛兜里摸出一只盛擦脸油的小盒放进去，又合上了盖子。只有这时，她才觉得这铅笔盒真属于她了，真的。它又想到了明天，明天上学时，她多么盼望她们会再三盘问她啊！
她站了起来，忽然感到心里很满意，风也柔合了许多。她发现月亮是这样明净。群山被月光笼罩着，像母亲庄严、神圣的胸脯；那秋风吹干的一树树核桃叶，卷起来像一树树金铃铛，她第一次听清它们在夜晚，在风的怂恿下“豁啷啷”地歌唱。她不再害怕了，在枕木上跨着大步，一直朝前走去。大山原来是这样的！月亮原来是这样的！核桃树原来是这样的！香雪走着，就像第一次认出养育她长大成人的山谷。台儿沟呢？不知怎么的，她加快了脚步。她急着见到它，就像从来没有见过它那样觉得新奇。台儿沟一定会是“这样的”：那时台儿沟的姑娘不再央求别人，也用不着回答人家的再三盘问。火车上的漂亮小伙子都会求上门来，火车也会停得久一些，也许三分、四分，也许十分、八分。它会向台儿沟打开所有的门窗，要是再碰上今晚这种情况，谁都能丛从容容地下车。
今晚台儿沟发生了什么事？对了，火车拉走了香雪，为什么现在她像闹着玩儿似的去回忆呢？四十个鸡蛋没有了，娘会怎么说呢？爹不是盼望每天都有人家娶媳妇、聘闺女吗？那时他才有干不完的活儿，他才能光着红铜似的脊梁，不分昼夜地打出那些躺柜、碗橱、板箱，挣回香雪的学费。想到这儿，香雪站住了，月光好像也黯淡下来，脚下的枕木变成一片模糊。回去怎么说？她环视群山，群山沉默着；她又朝着近处的杨树林张望，杨树林悉悉萃萃地响着，并不真心告诉她应该怎么做。是哪来的流水声？她寻找着，发现离铁轨几米远的地方，有一道浅浅的小溪。她走下铁轨，在小溪旁边坐了下来。她想起小时候有一回和凤娇在河边洗衣裳，碰见一个换芝麻糖的老头。凤娇劝香雪拿一件汗衫换几块糖吃，还教她对娘说，那件衣裳不小心叫河水给冲走了。香雪很想吃芝麻糖，可她到底没换。她还记得，那老头真心实意等了她半天呢。为什么她会想起这件小事？也许现在应该骗娘吧，因为芝麻糖怎么也不能和铅笔盒的重要性相比。她要告诉娘，这是一个宝盒子，谁用上它，就能一切顺心如意，就能上大学、坐上火车到处跑，就能要什么有什么，就再也不会被人盘问她们每天吃几顿饭了。娘会相信的，因为香雪从来不骗人。
小溪的歌唱高昂起来了，它欢腾着向前奔跑，撞击着水中的石块，不时溅起一朵小小的浪花。香雪也要赶路了，她捧起溪水洗了把脸，又用沾着水的手抿光被风吹乱的头发。水很凉，但她觉得很精神。她告别了小溪，又回到了长长的铁路上。
前边又是什么？是隧道，它愣在那里，就像大山的一只黑眼睛。香雪又站住了，但她没有返回去，她想到怀里的铅笔盒，想到同学门惊羡的目光，那些目光好像就在隧道里闪烁。她弯腰拔下一根枯草，将草茎插在小辫里。娘告诉她，这样可以“避邪”。然后她就朝隧道跑去。确切地说，是冲去。
香雪越走越热了，她解下围巾，把它搭在脖子上。她走出了多少里？不知道。尽管草丛里的“纺织娘”“油葫芦”总在鸣叫着提醒她。台儿沟在哪儿？她向前望去，她看见迎面有一颗颗黑点在铁轨上蠕动。再近一些她才看清，那是人，是迎着她走过来的人群。第一个是凤娇，凤娇身后是台儿沟的姐妹门。
香雪想快点跑过去，但腿为什么变得异常沉重？她站在枕木上，回头望着笔直的铁轨，铁轨在月亮的照耀下泛着清淡的光，它冷静地记载着香雪的路程。她忽然觉得心头一紧，不知怎么的就哭了起来，那是欢乐的泪水，满足的泪水。面对严峻而又温厚的大山，她心中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骄傲。她用手背抹净眼泪，拿下插在辫子里的那根草棍儿，然后举起铅笔盒，迎着对面的人群跑去。
山谷里突然爆发了姑娘们欢乐的呐喊，她们叫着香雪的名字，声音是那样奔放、热烈；她们笑着，笑得是那样不加掩饰，无所顾忌。古老的群山终于被感动得颤栗了，它发出宽亮低沉的回音，和她们共同欢呼着。
哦，香雪！香雪！
一九八二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