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文學>>小說>> 乡土风情>> 瀋從文 Shen Congwen   中國 China   現代中國   (1902年十二月28日1988年五月10日)
邊城 Border town
  夢斷邊城——瀋從文《邊城》分析
  
   網易社區 嚮剛
  
    美國著名文化評論傢FredricJameson說: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來好象是關於個人和利比多內趨力的文本,總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來投射一種政治:關於個人命運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衆文化和社會受到衝擊的寓言。
  
    瀋從文先生的《邊城》,就是這樣一個關於湘西苗族的“民族寓言”的經典文本。
  
    用人物象徵和心理分析的方法,透視《邊城》的深層文化隱喻,可以發現瀋從文先生對湘西苗族文化的形象思維圖騰和他對苗/漢、中/西文化衝突的思考與隱憂。
  
    (一)
  
    翠翠是瀋從文心目中的湘西苗族文化女神,是瀋從文用“他者”(西方)的眼光看出來的湘西苗族幕的“本質”。
  
    “翠翠在風日裏長養着,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緑水,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如一隻小獸物。人又那麽乖,如山頭黃麂一樣,從不想到殘忍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平時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對她有所註意時,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隨時皆可舉步逃入深山的神氣,但明白了人無機心後,就又從從容容在水邊玩耍了。”這個形象可以說是“優美、健康、自然”。不過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隱痛:“黃麂一樣……隨時皆可舉步逃入深山”,隱喻苗族先人在漢族的壓力下,從中原地區嚮洞庭湖地區遷徙,並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裏。深山是他們最後的庇護所和自由天地,在這裏他們是“在傢的”。
  
    翠翠的形象取材於瀘溪絨綫鋪的女孩、青島嶗山的鄉村女子和“身邊的新婦”瀋夫人。《邊城》裏的愛情故事,討論的是文化問題,性的話語和文化的話語交織在一起。翠翠的形象凝聚了瀋從文的文化戀母情結,銘刻下瀋從文對湘西苗族文化的無盡傷逝和眷戀。
  
    翠翠的身世是個悲劇,翠翠的父親是個緑營屯戊軍人,嚴格地說,對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種異質(heterogeneity)。翠翠本身是漢文化(父係文化)和苗文化(母係文化)融合的産物。從翠翠父母的愛情悲劇裏,我們可以看到漢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關係,以及這種權力關係在苗/漢文化關係上的歷史衝突和歷史悲劇(如乾嘉苗民起義)。
  
    翠翠這個無所歸依的孤雛無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徵。
  
    “在一種近於奇跡中,這遺孤居然長大成人,一轉眼便十三歲了。”爺爺這個閱盡人事、飽經風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歷史的象徵。“爺爺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輕”的形象的說明。爺爺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劇,“口中不怨天,心卻不能完全同意這不幸的安排”。“他從不思索自己的職務對於本人的意義,衹是靜靜地很忠實的在那裏活下去”。“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給一個人,他的事纔算完結!交給誰?必需什麽樣的人方不委屈她?”年邁衰老的爺爺是翠翠唯一的依靠,“假若爺爺死了”,翠翠這個歷史的孤兒能否加入到新的歷史的腳步中去呢?
  
    黃狗與苗族盤犬崇拜和犬始祖神話有關,也與二老儺送有關。《邊城》第十節,二老劃竜舟翻船落水,翠翠斥黃狗說:“得了,裝什麽瘋,你又不划船,誰要你落水呢?”又《鳳子》第三章,紳士將他的狗取名為“儺送”——“那紳士把信件接到手上,吩咐那衹較大的狗:‘儺送,開門去罷’。”白塔苗族傳統價值觀念的象徵,如風俗淳樸、重義輕利等,也就是瀋從文說的“正直素樸人情美”。
  
    渡船這衹方頭渡船很有特點:船上立一枝竹竿,挂一個鐵環,在兩岸牽一段廢纜。有人過渡時,把鐵環挂在廢纜上,牽船來回過渡——這是一個封閉、單調的意象,是一種與河流(綫性時間、一元歷史)無關的存在狀態,隱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
  
    “鳳灘、茨灘不為兇,下面還有繞雞籠;繞雞籠也容易下,青浪灘浪如屋大。爺爺,你渡船也能下鳳灘、茨灘、青浪灘嗎?”時間觀翠翠“輕輕哼着巫師十二月裏為人還願請神的歌玩”,請張果老、鐵拐李、關夫子、尉遲公、洪秀全、李鴻章等“雲端下降慢慢行”,“今來坐席又何妨!”——這是一種原始的時間意識,在這裏,所有的時間段落:過去、現在、未來都共時性地展現。以祖先崇拜和原型回歸為基礎的時間描述,通過節日期間的神話和禮儀慶祝活動,不斷地獲得再生。
  
  邊城的人們用端午、中秋、過年等周期循環的節日記錄時間,漢族的改朝換代對他們幾乎沒有影響,西歷(公元紀年)還沒有進入邊城,以西方的眼光看來,“邊城”在世界歷史之外。
  
    在不捨晝夜的川流上,翠翠一傢守着渡船,日復一日地,過着十分拮据的生活。白塔守護着渡頭,守護着翠翠一傢,守護着翠翠的夢(翠翠在白塔下午睡,夢裏為山鳥歌聲所浮)。
  
    (二)
  
    翠翠大了,多了些思索,多了些夢——看到團總傢王小姐有一副麻花絞的銀手鐲,心中有些韻羨、發癡。“白雞關出老虎咬人,不咬別人,團總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銀釧子,衹有我三妹沒得什麽戴,耳朵上長年戴條豆芽菜”。翠翠通過與其他女孩的區別來認識自己,這是形成“自我”的必然途徑。
  
    船總順順傢嚮翠翠提親,翠翠想到許多事:“老虎咬人的故事,與人對駡時四句頭的山歌,造紙作坊中的方坑,鐵工廠熔鐵爐裏泄出的鐵漿……”“老虎咬人的故事”與團總王小姐有關。王小姐以碾房陪嫁與二老攀親的事重重地壓在翠翠心上,“白雞關出老虎咬人,不咬別人,團總的小姐派第一”,這是翠翠對 “碾房陪嫁”這件事的虛幻的超越。
  
    “四句頭的山歌是看牛、砍柴、割豬草的小孩子隨口亂唱的”——翠翠其實仍未脫離童雛狀態。
  
    “方坑”與性有關(凹形物),也與死亡有關(爺爺的墳是“方阱”)。從某種意義上說,翠翠(苗族文化)的新生、成人,就是爺爺(苗族古老歷史)的死亡。“鐵漿”是少女發育成熟,性的覺醒——翠翠處於少女和少婦的邊緣。
  
    翠翠的年齡——十五六歲的少女——很關鍵。湘西苗族文化的這種“本質”(少女),是瀋從文用作為“他者”的西方的眼光看出來的;或者說,在這裏,湘西苗族文化被“少女化”了。用(日本)竹內好的話來說:對非西方民族而言,“現代性”首先意味着一種自己的主體性被剝奪的狀態。
  
    翠翠和大老二老的關係是黑格爾的主客體二元對立的關係:翠翠是少女、被看者(spectacle)和聽者,大老二老是男人、看者(spectator,大老二老都誇過翠翠長得好看)和說者(說媒和唱歌)。翠翠衹有得到男性(漢族、西方)的喚醒和肯定,才能從少女長大成人,纔具有成人才有的“主體性”。翠翠愛情的美滿,既是翠翠個人的成人儀式,也是湘西苗族文化的現代化轉型。
  
    在這裏,翠翠個人的發育成長過程與歷史的發展是同步的。通過個人的經歷展現民族的自我改造,這是成長小說(德語bildungsroman)的模式,當然,在《邊城》的結尾,翠翠的成長並沒有完成。
  
    大老二老同時愛上翠翠,這是兩種文化觀念為爭奪湘西苗族文化女神的歸屬權而發生的歷史衝突。大老二老的形象以及他們對翠翠的不同的“看法”和 “說法”,應該按照“國傢話語密碼”來解讀。
  
    (三)
  
    大老象父親——船總順順。
  
    瀋從文說順順的原型是《往事》(1926.11)中的“長子四叔”。
  
    《往事》中的一個重要情節是:瀋從文和他大哥各人坐在一隻籮筐裏,被長子四叔從城裏擔到鄉下。《往事》中的人物關係是:長子四叔—大哥—二哥瀋從文;《邊城》中的人物關係是:順順—大老天保—二老儺送。《邊城》裏大老二老的隱喻已經呼之欲出了。不過,在我看來,順順這個形象是“湘西王”陳渠珍的隱喻。
  
    船總順順,是“一個前清時便在營伍中混過日子來的人物,革命時在著名的陸軍四十九標做個什長”,做碼頭執事人的代替者時,還衹五十歲。
  
    “湘西王”陳渠珍(1882~1952),鳳凰人,1906年任陸軍四十九標隊官,1920年代替湘西鎮守使田應詔領湘西軍政時38歲。在當時湘西軍政人員心目中,是個“父親”的形象。瀋從文在《從文自傳》、《湘西》等許多作品裏,對陳渠珍表示過欽佩之情。《長河題記》裏的一段話,對陳渠珍和順順都適用:“地方上年事較長的,體力日漸衰竭,情感已近於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優美崇高風度”。
  
  “大老”的形象,是在陳渠珍的湘西軍人政權裏,與瀋從文大致同齡的湘西同鄉軍人的隱喻。從某種意義上說,瀋從文的大哥瀋雲麓、表兄黃玉書、堂兄瀋萬林、好友陸以及湘西青年軍官顧傢齊、戴季韜等都是“大老”的原型。
  
    大老為人處事象順順,他說:“翠翠太嬌了,我擔心她衹宜於聽點茶峒人的歌聲,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婦的一切正經事。我要個能聽我唱歌的情人,卻更不能缺少個料理傢務的媳婦。”對於娶了翠翠以後的生活,大老是這樣設想的:“若事情弄好了,我應當接那個老的手劃渡船了。我喜歡這個事情,我還想把碧溪咀兩個山頭買過來,在界綫上種大南竹,圍着這條小溪作為我的砦子!”大老的想法很容易讓人想起1923年陳渠珍的“湘西自治”。1920年陳渠珍任湘西巡防軍統領後,整軍經武,剿撫兼施,統一了湘西。他提出“保境息民”的口號,在湘西這個獨立王國裏關起門來建設湘西。陳渠珍興辦教育,設立了師範講習所,聯合模範中學,中級女校,職業女校等,興辦各種工廠、實業、林場等,成立了湘西農村銀行和湘西農村研究所等。陳渠珍的“湘西自治”是湘西走嚮近代的重要一頁。當然,陳也有保守的一面。他根據湘西各自然村寨多係同姓傢族的特點,效法古代部族製進行統治:以同一傢族組成大保或聯保;其下為若幹同姓的自然村寨,相當於一個大家庭,大家庭以下又編為“十戶一聯”的所謂小家庭;若幹部族聯合組成行政鄉,鄉長由陳渠珍直接任免。這樣層層設網,最後由陳總攬。因此有人比喻陳是“湘西土酋長”。湘西人也被人稱為“中國式哥薩剋”。
  
    大老托保山說媒嚮翠翠求婚,未得結果。他自知唱歌不是二老敵手,於是自棄離開了茶峒。大老在茨灘淹死了,似乎很偶然。後來二老說:“老傢夥(按,指爺爺)為人彎彎麯麯,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這句話值得深思。爺爺是苗族古老歷史的隱喻,大老的死,藴含着某種必然。
  
    《長河·題記》裏說:“一九三四年鼕天,我因事從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轉到家乡鳳凰縣。去鄉已經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麽都不同了。表面上看來,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極大進步,試仔細註意註意,便見出在變化中墮落趨勢。最明顯的事,即農村社會所保有那點正直素樸人情美,幾幾乎快要消失無餘,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唯實唯利庸俗人生觀。……‘現代’二字已到了湘西,……當時我認為唯一有希望的,是幾個年富力強,單純頭腦中還可培養點高尚理想的年青軍官。然而在他們那個環境中,竟象是什麽事都無從作。地方明日的睏難,必須應付,大傢看得明明白白,可毫無方法預先在人事上有所準備。因此我寫了個小說,取名《邊城》,寫了個遊記,取名《湘行散記》,兩個作品中都有軍人露面。在《邊城》題記上,且曾提起一個問題,即擬將 ‘過去’和‘當前’對照,所謂民族品德的消失與重造,可能從什麽方面着手。”瀋從文這次回湘西,正是寫作《邊城》的時候。湘西的古老傳統,在“現代”的衝擊下“幾幾乎消失無餘”的現狀;瀋從文對曾抱有唯一希望的年輕軍官的失望;和瀋從文對“民族品德的消失與重造,可能從什麽方面着手”這個問題的思考,是瀋從文寫作《邊城》的根本動因。這三個方面的內容,通過翠翠、大老、二老三個形象分別表達出來。
  
    《邊城》題記裏說:“我的祖父、父親及兄弟,全列身軍籍,死去的莫不在職務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將在職務上終其一生。”《一個傳奇的本事》裏說:“……由於這麽一種離奇的傳統,一切年輕人的出路,都不免寄托在軍官上。一切聰明才智及優秀稟賦,也都一律歸納吸收於這個雖龐大實簡單的組織中,並陸續消耗於組織中。而這個組織於國內省內,卻又若完全孤立或遊離,無所屬亦無所歸。……接田(按,指田應詔)手的陳渠珍,頭腦較新,野心卻並不大,事實上心理上還是‘孤立割據自保’占上風。……這自然就有了問題,即對內為進步滯塞,不能配合實力作其他任何改進設計。……他本人自律甚嚴而且好學,新舊書都讀得有一定水平,卻並不鼓勵部下也讀書。因此軍官日多而讀書人日少,必然無從應付時變。對外則保持一貫孤立狀態,多誤會,多忌諱,實力越來越增加,和各方面組織關係隔絶,本身實力越大,也衹是越增加睏難。……我想起我生長那個小小山城兩世紀以來的種種過去。……在社會變遷中,我那家乡和其他地方青年的生和死,因這生死交替於每一片土地上流的無辜的血,這血淚更如何增加了明日進步舉足的睏難。我想起這個社會背景發展中對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緒、願望和動力,既缺少真正偉大思想傢的引導與歸納,許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發揮,結果便不免依然一個個消耗結束於近乎周期性悲劇宿命中。”從某種意義上說,“大老”即使不死於急流,也必然糊裏糊塗地死於各種內戰和仇殺(如瀋的堂兄瀋萬林和滿叔遠的哥哥等),或者為時間和鴉片所毀(如“愛惜鼻子的朋友”印瞎子和 “老伴”趙開明等)。悲劇是宿命的。
  
  瀋從文敏銳地看到了“大老們”的悲劇性命運,他不願大老得到翠翠。在瀋從文看來,大老不可能使翠翠得到“主體性”,不可能使湘西走嚮現代,因此讓大老在急流中死去。這是瀋從文以西方的眼光,對以陳渠珍為代表的湘西同鄉大老們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國民性”批判)。
  
    瀋從文以湘西軍人、水手、農夫為主角的作品如《會明》、《柏子》、《連長》、《傳奇不奇》、《顧問官》、《張大相》、《貴生》、《一個傳奇的本事》、《湘行散記》裏的《一個愛惜鼻子的朋友》、《老伴》等為我們描繪了各種“大老”的形象,可以看作“大老係列”,對此,當另有專文討論。
  
    (四)
  
    二老的形象是瀋從文自己的隱喻。
  
    瀋從文在他的許多自傳性的作品中都以“二哥”的名字出現。瀋從文和二老的性格在許多方面相似:“我的氣度得於父親影響的較少,得於媽媽的似較多”。“氣質近於那個白臉黑發的母親,不愛說話,眼眉卻秀拔出群,一望而知其為人聰明而又富於感情”。兩人都有詩人氣質,擅唱情歌(寫情書)。《邊城》中二老提出代替大老唱歌,瀋從文在常德時曾代替表兄黃玉書寫情書。
  
    瀋從文這樣分析自己與“大老們”的區別:“……由於一種偶然機會,少數遊離於這個共同趨勢以外惡性循環以外(按,‘共同趨勢’和‘惡性循環’ 指陳渠珍等湘西軍人們的悲劇性命運)……我和這一位年紀青青的木刻藝術傢(按,指黃永玉),恰可代表一個小地方的另一種情形:相同處是處理生命的方式,和地方積習已完全遊離,而出於地方性的熱情和幻念,卻正猶十分旺盛,因之結合成種種少安定性的發展。”那麽,二老的命運是否比大老好呢?二老能使翠翠長大成人嗎?二老與翠翠相互愛悅,然而,有碾房陪嫁的王團總傢的小姐檔在二老與翠翠之間。在苗族文化—漢族文化—西方文化這一多重權力關係中,“碾房陪嫁”這個意象有多層文化含義,我們從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1)翠翠—碾房—王小姐“碾房陪嫁”這件事,對於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傳統而言,是一種異質。“翠翠心想;‘碾房陪嫁,稀奇事情咧’。” 在一些人看來,“一座嶄新碾房陪嫁,比十個長年還好一些。”“一座碾房的出息,每天可收七升米,三鬥糠”。
  
    這種異質的,與邊城傳統的重義輕利的淳樸民風截然相反的,唯實唯利的價值觀念悄然地進入了邊城,不可抗拒地改變着人們的生活方式。“‘現代’ 二字已到了湘西”,這種“來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勢能”,將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上摧毀傳統生活方式的基礎,湘西古老的傳統世界行將崩潰。
  
    正如馬剋思說的:“資産階級,由於一切生産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捲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裏長城、徵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産階級的生産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裏推行所謂文明制度,即變成資産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資産階級使鄉村屈服於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離了鄉村生活的愚昧狀態。正象它使鄉村從屬於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傢從屬於文明的國傢,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産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翠翠心中亂亂的,……‘爺爺今年七十歲,……三年六個月的歌——誰送那衹白鴨子呢?……得碾子的好運氣,碾子得着更是好運氣?……’”“翠翠覺得好象缺少了什麽。好象眼見到這個日子過去了,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象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於是,翠翠想象出走——
  
    “我要坐船下桃源縣過洞庭湖,讓爺爺滿城打鑼去叫我,點了燈籠火把去找我。”“出走”是個極富文化含義的意象,是非常“現代”的。因為受到西方現代性的衝擊,“在傢”的感覺(同質的狀態)被打破了,傳統的和諧世界已不再完整,傢園成了廢墟。於是要出走——尋找精神傢園。
  
  那爺爺怎麽辦?“怎麽辦嗎?拿把刀,放在包袱裏,搭下水船去殺了她!”翠翠嚇怕了,叫道:“爺爺,爺爺,你把船劃回來呀!”“我要你!”翠翠需要爺爺,需要傳統,她不能割斷歷史。
  
    翠翠“坐在懸崖上,很覺得悲傷。”“懸崖”這個意象,準確地揭示了翠翠瀕臨深淵、進退兩難的睏境:夢醒了卻無路可走——這是所有非西方民族和文化面對西方現代性衝擊的共同命運。
  
    假如翠翠真的出走了,那麽,翠翠走後怎樣?——
  
    “或者也實在衹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魯迅語)。瀋從文以湘西少女或少婦為主角的小說,如《一個女人》、《蕭蕭》、《三三》、《巧秀與鼕生》、《丈夫》、《小砦》等可以看作是“翠翠係列”。在這些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翠翠的“出走”,以及她們在“墮落”與“回來”之間絶望掙紮的心路歷程。
  
    2)二老—碾房—王小姐碾房是個封閉、循環的意象,它將水的綫性流動轉換成石碾的周期循環,可以看作是漢族文化(瀋從文的父係文化)的象徵。
  
    王團總傢以“碾房陪嫁”與船總順順傢聯姻,很容易讓人想起近代湘西的田(興恕)傢、瀋(宏富)傢、和熊(希齡)傢非常復雜的姻親關係。據《從文自傳·女難》,1921年瀋從文在沅州時,有四個鄉紳的女兒供他挑選,其中一個是瀋的姨表妹,熊捷三(熊希齡七弟)的女兒。“四個女孩子生得皆很體面,比另外那一個(按,指瀋苦戀的馬姑娘)強得多,全是平時不敢希望得到的女孩子”。“假若命運不給我一些折磨,允許我那麽把歲月送走,我想這時節我應當在那地方做了一個小紳士,我的太太一定是個略有財産商人的女兒,我一定做了兩任知事,還一定做了四個以上孩子的父親,而且必然學會了吸鴉片煙。照情形看來,我的生活是應當在那麽一個公式裏發展的”。“一份離奇的命運,行將把我從這種庸俗生活中攫去,再安置到此後各種變故裏,因此我當時同我那親戚說:‘那不成,我不作你的女婿,也不作店老闆的女婿。我有計劃,得自己照我自己的計劃作去’。”“碾房陪嫁”預示的生活方式就是在“一個公式裏發展”的“庸俗生活”,這與瀋從文來自苗族古老文化的十分旺盛的熱情與幻念和少安定性發展的性格是十分不相容的。用瀋從文自己的話說:“我用不着你們名叫‘社會’為製定的那個東西,我討厭一般標準,尤其是什麽思想傢為扭麯蠹蝕人性而定下的鄉願蠢事”。二老對“碾房陪嫁”的反抗可以看作是瀋從文對漢族文化霸權的反抗。
  
    3)二老—碾房—渡船“我不知道我應當得座碾房,還是應當得一隻渡船,我命裏或衹許我撐個渡船!”在這裏,“渡船”是苗族文化特殊性的象徵, “碾房”是“來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勢能”——漢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的象徵。
  
    選擇渡船意味着捍衛苗族文化的傳統和特殊性。但是,二老“記憶着哥哥的死亡”。或許,在二老看來,翠翠就象那個象徵着愛情的虎耳草一樣,“美麗的常常是有毒的”?
  
    選擇碾房意味着認同漢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放棄自身的特殊性。這樣,翠翠這個歷史的孤兒將永遠被歷史遺棄,瀋從文本人也將失去他安身立命之處。
  
    二老瀋從文陷入了兩難的睏境:“我是留在這裏享受荒唐的熱情,聽這神之子支配一生,還是把她帶走,帶到那個被財富、權勢,和都市的禮貌、道德、成衣人、理發匠,所扭麯的人間去,虐待這半原始的生物肉體與靈魂?”在二老看來,翠翠、白塔、渡船是密不可分的,得到翠翠就必須繼承爺爺傳下來的古老的渡船,換句話說,愛上翠翠的唯一方法和結果就是繼承渡船。離開了白塔、渡船,翠翠將不成其為翠翠;與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完全異質的都市文明將吞噬這“半原始的生物肉體和靈魂”。
  
    瀋從文的睏境是西方的權力和文化邏輯造成的。西方在使自己的文化全球化的過程中,是通過“尋找他性”來獲得自我認識的。西方總是通過將非西方文化描述為特殊性的東西,從而確立西方文化的普遍性。“尋找他性”的方法隨着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已變成所有非西方民族認識世界和自身的基本方法。瀋從文對湘西苗族文化傳統(本質)的認識,也衹能用“尋找他性”的方法,以他者的眼光來看自己的文化,以他者——實際上是西方作為普遍性的所在來看出自己的特殊性。如果沒有西方作為普遍性的承載者,就不可能在自己的領域中找到自己的特殊性(本質)。在黑格爾的普遍性—特殊性二元對立關係中,越是強調非西方文化的特殊性,就越是加強了西方文化的普遍性,以特殊性反抗普遍性衹能使問題加劇(exacerbate)。
  
  瀋從文對自己有中肯的分析:“我依然不免受另外一種地方性的局限束縛,和陰晴不定的‘時代’風氣儼若格格不入。即因此,將不免如其他鄉人似異實同的命運,或早或遲必僵僕於另外一種戰場上,接受同一悲劇性結局”。
  
    “另外一種地方性的局限”可以理解為瀋從文強調苗族文化自身的價值和特殊性,反抗漢族和西方的文化霸權的文化相對主義(CulturalRelativism)立場。“陰晴不定的時代風氣”是指在急於發展現代性,建設現代民族國傢的中國,各種互相超越、互相攻訐的文化普遍主義(CulturalUniveralism)思潮。
  
    在現存的權力秩序中,用文化相對主義(苗族文化本位)反抗西方的文化普遍主義或許註定不能成功,這就是瀋從文“於另外一種戰場上”的“同一悲劇性結局”。
  
    二老“被傢中逼着接受那座碾房,意思還在渡船,因此賭氣下行”,出走了。大老則是自知唱歌不是二老對手,自棄離開茶峒的。
  
    《湘西·題記》裏說:“湘西到今日,生産、建設、教育、文化在比較之下,事事都顯得落後,一般議論認為是‘地瘠民貧’,這實在是一句錯誤的老話。老一輩可以藉從解嘲,年輕人决不宜用之卸責,二十歲以下的年輕人更必須認識清楚:這是湘西人負氣與自棄的結果!負氣與自棄本來是兩件事,前者出於山民的強悍本性,後者出於缺少知識養成的習慣;兩種弱點合而為一,於是産生一種極頑固的拒他性。……負氣與自棄使湘西地方被稱為苗蠻匪區”。二老和大老似乎分別具有“負氣與自棄”的性格。在這裏,“負氣”就是捍衛傳統,反抗漢族和西方的霸權;“自棄”是因為缺少知識(當然是“西方的知識”)。“負氣和自棄使湘西地方被人稱為苗蠻匪區”這句話,類似於李澤厚的“救亡壓倒啓蒙”說。其實救亡與啓蒙是統一的,與西方的權力有關。由於西方率先進行了工業革命,進入現代,迫使非西方民族不得不發展現代性,建設現代民族國傢。對非西方民族而言,啓蒙本身就是一種救亡活動,而救亡的目的正是啓蒙,它們共同的目標就是建設現代民族國傢。這一點在瀋從文身上體現出來:瀋從文在他的所有關於湘西的作品裏,都采用了啓蒙和救亡的雙重話語,不論是對湘西苗族文化傳統的浪漫的尋找,還是對湘西同鄉大老的冷峻的國民性批判,目的衹有一個,那就是:使湘西不再“被稱為苗蠻匪區”。
  
    (五)
  
    在一個雷雨交加的夜晚,古老的渡船被大水衝走了,事關邊城風水的白塔坍倒了,滿懷憂懼的爺爺死了,苗族的古老歷史中斷了。爺爺葬在傾圮的白塔後面。
  
    年輕時曾為翠翠母親唱歌的楊馬兵接替了爺爺,安排翠翠的一切。“我要一個爺爺喜歡,你也喜歡的人來接收這渡船!不能如我們的意,我老雖老,還能拿柴刀同他們拼命”。
  
    “我們”、“他們”兩個詞耐人尋味。邊城的人們用“我們”和“他們”的區別和對立來認識自己,並試圖維護自身文化的同一性,反抗異質文化的衝擊。這是一種典型的“尋找他性”的方法,是西方認識自身和世界的方法,由於西方的權力,也成了非西方認識自身和世界的方法。我們看到非西方對西方的反抗,也不得不使用西方的邏輯(黑格爾的二元對立),這種反抗衹能意味着認同並加強了西方的權力和文化邏輯,而問題在於非用它不可!這就“宿命”的含義。
  
    翠翠清楚自己的對手是誰嗎?邊城的人們瞭解這悲劇的含義嗎?
  
    白塔重新修好了(這是瀋從文的夢想——強烈要求復原曾經丟失的存在的整體性)。翠翠依然弄渡船,等待二老的歸來。翠翠還是少女。
  
    翠翠衹有等待。
  
    二老還不曾回茶峒來。
  
    “這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但是,這個上川東下桃源的二老瀋從文能找到返回邊城的路嗎?
  
    (六)
  
    關於《邊城》的主旨,瀋從文自己說:“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瀋從文所說的“人性”這個概念與瀋從文心目中的苗族文化傳統(本質)是同一個範疇。瀋從文用“調節異質分佈” (regulatethedistributionofheterogeneous)的方法,首先在話語中構造了湘西苗族文化的同一性本質——這種完全同質(homogeneous)的領域基本上是一種純粹的語言狀態——然後把生活中找到的異質排除到西方那裏去,讓西方變成自己的“他者”,用“他者”的眼光看出自己的本質(傳統)。瀋從文試圖從湘西苗族文化的本質(特殊性)中發展出普遍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廟”,用以反抗漢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義。這就是瀋從文的文化相對主義(苗族文化本位)立場,和瀋從文全部作品的哲學基礎。
  
  用瀋從文自己的話說:“你害怕明天的事實,或者說你厭惡一切事實,因之極力想法貼近過去,有時並且不能不貼近那個抽象的過去,使之成為你穩定生命的碇石”。“那個抽象的過去”指苗族文化的同一性本質,即黑格爾說的“普遍同質的範疇”。“穩定生命的碇石”就是瀋從文畢生拱衛的“人性”。(瀋從文是如何在湘西發現“人性”的?這“人性”的內核是什麽?這些問題當另有專文討論。)
  
    關於《邊城》,瀋從文說:“將我某種受壓抑的夢寫在紙上。……一切充滿了善,然而到處是不湊巧。既然是不湊巧,因之素樸的善終難免産生悲劇。……這一來,我的過去痛苦的掙紮,受壓抑無可安排的鄉下人對於愛情的憧憬,在這個不幸故事上,方得到了排泄與彌補”。這是瀋從文通過《邊城》寄托他的文化戀母情結的真實的說明,也點出了《邊城》故事的悲劇性。金介甫(KinkleyJeffreyc)說:“《邊城》總的來說是寫人類靈魂的相互孤立”。金的看法似乎有點“隔”。
  
    我們可以藉用瀋從文自己的話來理解《邊城》:“……事實上卻等於把我那小小地方近兩個世紀以來形成的歷史發展和悲劇結局加以概括性的記錄。凡事都若偶然的湊巧,結果卻又若宿命的必然。”“……內中寫的儘管衹是沅水流域各個水碼頭及一隻小船上纖夫水手等等瑣細平凡人事得失哀樂,其實對於他們的過去和當前,都懷着不可形諸筆墨的沉痛的隱憂,預感到他們明天的命運——即這麽一種平凡卑微的生活,也不容易維持下去,終將受到來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勢能所摧毀。生命似異實同,結束於無可奈何情形中。”馬剋思的《鴉片貿易史》以西方人的眼光,用一元歷史觀來看東方世界,下面這段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第三世界的文本《邊城》作為湘西苗族文化受到衝擊的“民族寓言”的反現代性,而這個“民族寓言”的“反現代性”正是它的“現代性”之所在。
  
    “半野蠻人維護道德原則,而文明人卻以發財的原則來對抗。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幅員廣大的帝國,不顧時勢,依然安於現狀,由於被強力排斥於世界聯繫的體係之外而孤立無依,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來欺騙自己,這樣一個帝國終於要在這樣一場殊死的决鬥中死去,在這場决鬥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於道義準則,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的確是一種悲劇,甚至詩人的幻想也永遠不敢創造出這種離奇的悲劇題材。” 《邊城》正是“這種離奇的悲劇題材”。
  
    玉(奚𠔌)滿貯傷春淚,未肯明流且暗吞(陳寅恪句)。
題記
  對於農人與兵士,懷了不可言說的溫愛,這點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隨處都可 以看出。我從不隱諱這點感情。我生長於作品中所寫到的那類小鄉城,我的祖父, 父親以及兄弟,全列身軍籍:死去的莫不在職務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將在職務 上終其一生。就我所接觸的世界一面,來敘述他們的愛憎與哀樂,即或這枝筆如何 笨拙,或尚不至於離題太遠。因為他們是正直的,誠實的,生活有些方面極其偉大, 有些方其又極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極其美麗,有些方面又極其瑣碎,——我動手 寫他們時,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實實的寫下去。但因此一來, 這作品或者便不免成為一種無益之業了。
   照目前風氣說來,文學理論傢,批評傢及大多數讀者,對於這種作品是極容易 引起不愉快的感情的。 前者表示“不落伍” ,告給人中國不需要這類作品,後者 “太擔心落伍”,目前也不願意讀這類作品。這自然是真事。“落伍”是什麽?一 個有點理性的人,也許就永遠無法明白,但多數人誰不害怕“落伍”?我有句話想 說:“我這本書不是為這種多數人而寫的”。念了三五本關於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問 題的洋裝書籍,或同時還念過一大堆古典與近代世界名作的人,他們生活的經驗, 卻常常不許可他們在“博學”之外,還知道一點點中國另外一個地方另外一種事情。 因此這個作品即或與某種文學理論相符合,批評傢便加以各種贊美,這種批評其實 仍然不免成為作者的侮辱。他們既並不想明白這個民族真正的愛憎與哀樂,便無法 說明這個作品的得失,——這本書不是為他們而寫的。至於文藝愛好者呢,他們或 是大學生,或是中學生,分佈於國內人口較密的都市中,常常很誠實天真的把一部 分極可寶貴的時間,來閱讀國內新近出版的文學書籍。他們為一些理論傢,批評傢, 聰明出版傢,以及習慣於說謊造謠的文壇消息傢,通力協作造成一種習氣所控製所 支配,他們的生活,同時又實在與這個作品所提到的世界相去太遠了。他們不需要 這種作品,這本書也就並不希望得到他們。理論傢有各國出版物中的文學理論可以 參證,不愁無話可說:批評傢有他們欠了點兒小恩小怨的作傢與作品,夠他們去毀 譽一世。大多數的讀者,不問趣味如何,信仰如何,皆有作品可讀。正因為關心讀 者大衆,不是便有許多人,據說為讀者大衆,永遠如陀蠃在那裏轉變嗎?這本書的 出版,即或並不為領導多數的理論傢與批評傢所棄,被領導的多數讀者又並不完全 放棄它,但本書作者,卻早已存心把這個“多數”放棄了。
   我這本書衹預備給一些“本身已離開了學校,或始終就無從接近學校,還認識 些中國文字,置身於文學理論、文學批評以及說謊造謠消息所達不到的那種職務上, 在那個社會裏生活,而且極關心全個民族在空間與時間下所有的好處與壞處”的人 去看。他們真知道當前農村是什麽,想知道過去農村是什麽,他們必也願意從這本 書上同時還知道點世界一小角隅的農村與軍人。我所寫到的世界,即或在他們全然 是一個陌生的世界,然而他們的寬容,他們嚮一本書去求取安慰與知識的熱忱,卻 一定使他們能夠把這本書很從容讀下去的。我並不即此而止,還預備給他們一種對 照的機會,將在另外一個作品裏,來提到二十年來的內戰,使一些首當其衝的農民, 性格靈魂被大力所壓,失去了原來的質樸,勤儉,和平,正直的型範以後,成了一 個什麽樣子的新東西。他們受橫徵暴斂以及鴉片煙的毒害,變成了如何窮睏與懶惰! 我將把這個民族為歷史所帶走嚮一個不可知的命運中前進時,一些小人物在變動中 的憂患,與由於營養不足所産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樣活下去”的觀念和欲望, 來作樸素的敘述。我的讀者應是有理性,而這點理性便基於對中國現社會變動有所 關心,認識這個民族的過去偉大處與目前墮落處,各在那裏很寂寞的從事與民族復 興大業的人。這作品或者衹能給他們一點懷古的幽情,或者衹能給他們一次苦笑, 或者又將給他們一個噩夢,但同時說不定,也許尚能給他們一種勇氣同信心!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記
第一章 一
  由四川過湖南去, 靠東有一條官路。 這官路將近湘西邊境到了一個地方名為 “茶峒”的小山城時,有一小溪,溪邊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戶單獨的人傢。 這人傢衹一個老人,一個女孩子,一隻黃狗。
   小溪流下去,繞山岨流,約三裏便匯入茶峒的大河。人若過溪越小山走去,則 衹一裏路就到了茶峒城邊。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遠近有了小小差異。小溪 寬約二十丈,河床為石頭作成。靜靜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卻依然清澈 透明,河中遊魚來去皆可以計數。小溪既為川湘來往孔道,水常有漲落,限於財力 不能搭橋,就安排了一隻方頭渡船。這渡船一次連人帶馬,約可以載二十位搭客過 河,人數多時則反復來去。渡船頭竪了一枝小小竹竿,挂着一個可以活動的鐵環, 溪岸兩端水槽牽了一段廢纜,有人過渡時,把鐵環挂在廢纜上,船上人就引手攀緣 那條纜索,慢慢的牽船過對岸去。船將攏岸了,管理這渡船的,一面口中嚷着“慢 點慢點”,自己霍的躍上了岸,拉着鐵環,於是人貨牛馬全上了岸,翻過小山不見 了。渡頭為公傢所有,故過渡人不必出錢。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錢擲到船板上 時, 管渡船的必為一一拾起, 依然塞到那人手心裏去,儼然吵嘴時的認真神氣: “我有了口量,三鬥米,七百錢,夠了。誰要這個!”
   但不成,凡事求個心安理得,出氣力不受酬誰好意思,不管如何還是有人把錢 的。管船人卻情不過,也為了心安起見,便把這些錢托人到茶峒去買茶葉和草煙, 將茶峒出産的上等草煙,一紮一紮挂在自己腰帶邊,過渡的誰需要這東西必慷慨奉 贈。有時從神氣上估計那遠路人對於身邊草煙引起了相當的註意時,便把一小束草 煙紮到那人包袱上去,一面說,“不吸這個嗎,這好的,這妙的,味道蠻好,送人 也合式!”茶葉則在六月裏放進大缸裏去,用開水泡好,給過路人解渴。
   管理這渡船的,就是住在塔下的那個老人。活了七十年,從二十歲起便守在這 小溪邊,五十年來不知把船來去渡了若幹人。年紀雖那麽老了。本來應當休息了, 但天不許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夠同這一分生活離開。他從不思索自己的職務對於 本人的意義,衹是靜靜的很忠實的在那裏活下去。代替了天,使他在日頭升起時, 感到生活的力量,當日頭落下時,又不至於思量與日頭同時死去的,是那個伴在他 身旁的女孩子。他唯一的朋友為一隻渡船與一隻黃狗,唯一的親人便衹那個女孩子。
   女孩子的母親,老船夫的獨生女,十五年前同一個茶峒軍人,很秘密的背着那 忠厚爸爸發生了曖昧關係。有了小孩子後,這屯戍軍士便想約了她一同嚮下遊逃去。 但從逃走的行為上看來,一個違悖了軍人的責任,一個卻必得離開孤獨的父親。經 過一番考慮後,軍人見她無遠走勇氣自己也不便毀去作軍人的名譽,就心想:一同 去生既無法聚首,一同去死當無人可以阻攔,首先服了毒。女的卻關心腹中的一塊 肉,不忍心,拿不出主張。事情業已為作渡船夫的父親知道,父親卻不加上一個有 分量的字眼兒,衹作為並不聽到過這事情一樣,仍然把日子很平靜的過下去。女兒 一面懷了羞慚一面卻懷了憐憫,仍守在父親身邊,待到腹中小孩生下後,卻到溪邊 吃了許多冷水死去了。在一種近於奇跡中,這遺孤居然已長大成人,一轉眼間便十 三歲了。為了住處兩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來,老船夫隨便為這可憐的孤雛拾取了 一個近身的名字,叫作“翠翠”。
   翠翠在風日裏長養着,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緑水,一對眸子清明如 水晶。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如一隻小獸物。人又那麽 乖,如山頭黃麂一樣,從不想到殘忍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平時在渡船上遇 陌生人對她有所註意時,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隨時皆可舉步逃入深 山的神氣,但明白了人無機心後,就又從從容容的在水邊玩耍了。
   老船夫不論晴雨,必守在船頭。有人過渡時,便略彎着腰,兩手緣引了竹纜, 把船橫渡過小溪。有時疲倦了,躺在臨溪大石上睡着了,人在隔岸招手喊過渡,翠 翠不讓祖父起身,就跳下船去,很敏捷的替祖父把路人渡過溪,一切皆溜刷在行, 從不誤事。有時又和祖父黃狗一同在船上,過渡時和祖父一同動手,船將近岸邊, 祖父正嚮客人招呼:“慢點,慢點”時,那衹黃狗便口銜繩子,最先一躍而上,且 儼然懂得如何方為盡職似的,把船繩緊銜着拖船攏岸。
   風日清和的天氣,無人過渡,鎮日長閑,祖父同翠翠便坐在門前大岩石上曬太 陽。或把一段木頭從高處嚮水中拋去,嗾使身邊黃狗自岩石高處躍下,把木頭銜回 來。或翠翠與黃狗皆張着耳朵,聽祖父說些城中多年以前的戰爭故事。或祖父同翠 翠兩人,各把小竹作成的竪笛,逗在嘴邊吹着迎親送女的麯子。過渡人來了,老船 夫放下了竹管,獨自跟到船邊去,橫溪渡人,在岩上的一個,見船開動時,於是銳 聲喊着:
   “爺爺,爺爺,你聽我吹,你唱!”
   爺爺到溪中央便很快樂的唱起來,啞啞的聲音同竹管聲振蕩在寂靜空氣裏,溪 中仿佛也熱鬧了一些。(實則歌聲的來復,反而使一切更寂靜一些了。)
   有時過渡的是從川東過茶峒的小牛,是羊群,是新娘子的花轎,翠翠必爭看作 渡船夫,站在船頭,懶懶的攀引纜索,讓船緩緩的過去。牛羊花轎上岸後,翠翠必 跟着走,站到小山頭,目送這些東西走去很遠了,方回轉船上,把船牽靠近傢的岸 邊。且獨自低低的學小羊叫着,學母牛叫着,或采一把野花縛在頭上,獨自裝扮新 娘子。
   茶峒山城衹隔渡頭一裏路,買油買????時,逢年過節祖父得喝一杯酒時,祖父不 上城,黃狗就伴同翠翠入城裏去備辦東西。到了賣雜貨的鋪子裏,有大把的粉條, 大缸的白糖,有炮仗,有紅蠟燭,莫不給翠翠很深的印象,回到祖父身邊,總把這 些東西說個半天。那裏河邊還有許多上行船,百十船夫忙着起卸百貨。這種船衹比 起渡船來全大得多,有趣味得多,翠翠也不容易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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