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中尉的女人》是英国作家约翰·福尔斯最具影响力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是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当代英国文坛超重量级大师福尔思的经典代表作之一，被选为二十世纪百大英文小说经典，也是英美各大学英语系二十世纪英国小说课程的必读作品。深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并且对之情有独钟的福尔斯在这部小说中为存在主义哲学提供了一个的形象化的图解。
讲述的是发生在19世纪英国的爱情故事。一个悲伤、神秘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人，明明是个处女却宣称自己已委身于法国中尉，被视为罪恶、淫荡的女人而被唾弃。而她的神秘、独特、大胆、深沉、忧郁的美以及野性的热情，唤起男人的同情和爱慕。她与查尔斯产生了炽热的爱情，却在他解除了和别人的婚约后拒绝他的求婚，悄然离开。
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故事梗概
故事发生在福尔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居住过的一个英国小镇：莱姆·里基斯，时间是英国“维多利亚黄金时代”（指1850～1875年）中的1867年。小说一开卷，读者就会被浓烈的浪漫、神秘气氛所吸引：1867年3月的一个早晨，海边古老的壁垒狂风呼啸，查尔斯和他的未婚妻欧雷斯蒂娜正在这里散步。他们看见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女人在海岬的一头孤独地站着，眺望大海。风越刮越大，当他们走近这个黑衣女人时，发现她就是那个镇上居民人人皆知的“法国中尉的女人”。人们说，她被一个法国中尉引诱失身，而当时的法国在极度清新寡欲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看来，是一个“误入歧途的国家”。法国中尉回国后抛弃了她，而她几乎每天到海边来，就是等待法国中尉回到她的身边。
这位黑衣女郎，她阴沉、带有悲剧性的面孔虽无绝代佳丽的姿色，也无当时维多利亚女性应有的娴静、顺从和羞涩，却以其神秘、深沉、难以捉摸的与众不同而另具魅力，世俗者唾弃她这样的离经叛道者，但书中的查尔斯以及二十世纪的人们看待她的则是另外一种目光。
查尔斯时年三十二岁，是一个富家子弟，没有职业，但是对古生物学和地质学颇有兴趣，他受达尔文学说的影响很深，看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保守和虚伪。
黑衣女子萨拉是一个出生于贫苦雇农家庭的独生女，她的祖先出身高贵，到她父亲这一代才衰落下来。父亲送女儿到寄宿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她十八岁学成归家不久，父亲就去世了，在她当家庭教师谋生期间，一艘法国轮船沉没，幸存的法国中尉在懂法语的萨拉的照顾下康复，并与她海誓山盟，答应很快从法国返回接她；传闻她与中尉发生了关系，但中尉并没有履行诺言，而是抛弃了她。有关她的流言蜚语传遍了莱姆镇，她成为声名狼藉的“法国中尉的女人”。
而查尔斯的未婚妻欧雷斯蒂娜是一个典型的维多利亚女性，一个富商的女儿。她年轻、漂亮、文雅。但是，她的价值观和感情是肤浅的。查尔斯的叔父罗伯特决定和一个还在生育年龄的女人结婚，一旦他生下男孩，查尔斯就将丧失对叔父的财产和男爵爵位的继承权。欧雷斯蒂娜对罗伯特的结婚决定反应强烈，与查尔斯成鲜明对比。蒂娜戴着时代的面纱，掩饰自己对肉欲的渴望，独自一人在卧室里脱掉衣服欣赏自己的肉体美，期待着查尔斯的爱抚。她坚持每天写的日记是为了将来的一天查尔斯逼着她拿出来给他看，所以，日记中也是戴着面纱的。与萨拉相比，她是一个可以一眼看透的单调女子——一个年轻、美丽，却如一方清澈见底，摆动身躯数十下就可以游到尽头的小池，萨拉则身世沧桑，如深不可测的大海，浩瀚无边。
萨拉与蒂娜是两个对比鲜明的女性。萨拉处处与维多利亚的时代成规背道而驰，她明明是处女，却要说自己已委身于法国中尉，莱姆镇的所有人都在背后骂她是个放荡的女人，“法国中尉的婊子”，她却置之度外。雇用她的波尔特尼太太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典型的虚伪的卫道者，萨拉反抗波尔特尼太太对她的不许独自去林间散步的禁令，而她的神秘、独特、大胆、深沉、忧郁的美以及野性的热情，是唤起男人同情和爱慕的源泉，书中多次提到，萨拉犹如一头“野兽”，她不是一个受男人统治的维多利亚女性。即使她的容貌不如欧雷斯蒂娜的美丽，门第之高贵也不如年轻的蒂娜，真实的查尔斯还是被萨拉的神秘和真实的野性深深吸引，并提出帮助萨拉离开莱姆镇，到埃塞特去重新开始生活。
查尔斯在去伦敦的返程中在埃赛特停留，接到了萨拉的便条，赶到她居住的旅馆。长期积蓄的感情在他接触到受了伤的萨拉身体的时候一触即发，缠绵之后，他发现萨拉并没有受伤，而且她的委身于法国中尉的故事是她自己编织的谎言——她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用坏名声糟塌自己？
离开萨拉的房间后，查尔斯决定与蒂娜解除婚约，他派仆人山姆给萨拉送去一封信和一枚胸针，可山姆为查尔斯背叛蒂娜而愤怒，并没有把东西送去。
查尔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来解除婚约，当他赶回埃赛特时，却发现萨拉已经不告而别。双重打击笼罩了他：蒂娜的父亲逼迫他在撕毁婚约的文件上签字，他已经身败名裂。但是让他更伤心的则是萨拉的离去。她为什么在引诱了他之后又悄然而去呢？
查尔斯及他雇用的侦探在各地搜寻萨拉，却一无所获。查尔斯决定去国外旅行，到美国后，他看到一个新兴国家的新的思维和新的世界，远远超过了此时保守、虚伪的英国。他认为萨拉就是这个新世界里的人。此时，他的律师拍来电报，告诉他：“找到她了。”他立刻订了票赶回伦敦。此时的萨拉与以前判若两人，她住在一个前期拉斐尔派画家的家里，衣着入时，仪态高雅。
书中表现了自由的主题，而开放式的结尾在这部后现代主义的小说中显得特异。第一个结尾在书的第四十四章，查尔斯从伦敦的返程中路过埃赛特，却没有停留，而是返回莱姆，和蒂娜结婚并生了七个儿女，过着美满的生活：“故事就此结束。萨拉呢？我不知道。不管她究竟如何，她再也没有去麻烦查尔斯……”这种传统式的结局显然是为作者所嘲弄的。
第二个结局在书的末尾，查尔斯见到居住在画家家里并成为他的助手的萨拉，发现萨拉给他生了个女儿，有情人终成眷属。
第三个结局是不确定的，查尔斯见到萨拉后请求与她结合，却遭到拒绝，她说，她决心终身不嫁，因为婚姻将剥夺她的自由，使她失去自己的独立和孤独。查尔斯的心碎了，觉得感情被玩弄、被欺骗，他对萨拉说：“你不仅把匕首捅进我的胸膛，你还以扭动它为乐。”“总有一天，你会因对我的所作所为得到报应。如果苍天有眼，你万世也难赎清你的罪过。”
而萨拉是这样说的：“你不理解我为什么不愿意同你结婚。这不是你的过错。你是个很善良的人。谁也不可能理解我。”
“我那样说，是要人明白连我自己也不理解自己。我说不清楚这是为什么。但我深信我的幸福正在于我对自己也不理解。”
“我拒绝你，如同我拒绝其他男人。你不能理解的是，对我来说，这并不荒唐。”查尔斯离开萨拉，独自一人走向街头时，他有一种从被囚禁的感情中得到解脱的感觉，他发现“他本身具有一些信念、一种真正的与众不同之处，这是他前进的基础”。而萨拉是个常人不能理解的女人，她以常人不能理解的方式寻求自己的独立、解放和自由。
这部小说中极富后现代气息的另一幕是，时空被交错，书的作者出现在书中一百年前的维多利亚时代。一个大胡子（作者）走进查尔斯所在的车厢，突然萌发了一个念头：“在此时此地结束查尔斯的一生，让他永远处于走往伦敦的路上。”
小说的前十二章再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场景，把萨拉刻画得如在眼前，但在第十二章结尾，笔锋一转，把故事的叙述刹住，提出了一个怪问题：“萨拉是谁？她是从哪个隐蔽的角落钻出来的？”
当读者已经陷入小说中刻画的场景时，作者却突然把读者从书中拉出来，对他大吼一声：“别上当，这全是假的，全是虚构，是谎言！”
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作品由来
在“一部未完稿的小说笔记”中，福尔斯详细记述了《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创作原因：1966年秋天的一个早晨，在半睡半醒的福尔斯的大脑中持续不断地浮现出一个孤独女子的形象。她久久地伫立在空荡荡的码头上，远眺着大海。“我想她是维多利亚时代受谴责者的形象，是一个被遗弃者的形象。我不知道她犯了什么错……”这一神秘而孤独的形象强烈地吸引着福尔斯，以至于他中止了正在进行中的小说创作而转向《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写作。小说开篇以哈代的“迷”为引言，奠定了萨拉神秘的基调。小说中的萨拉是这样出场的：“在昏暗、弯曲的防波堤上还有另一个人的身影……那人站在临海的防波堤外侧，……全身上下着黑装，风吹处，衣服飘动，但是人却纹丝不动，面向大海凝视着什么，很像是溺水者的一座活纪念碑，一个神话中的人物，不像是微不足道的乡野生活里的正常景观”。这样的一个出场亮相突出了萨拉的基本特征：孤独而神秘。叙述者告诉我们，由于她父亲强烈的“名门出身情结”，她被父亲强迫“离开自己原来的阶级”，可她父亲“却没有能力把她提升到更高的一个阶级”，于是，“在她已经离开的那个阶级中的男青年眼里，她变得过于挑剔而不可娶，而她渴望进入的那个阶级的青年男子则认为她仍然过于平庸”。因此，“她成了等级社会的地道受害者”。在她父亲死后，早已过了当嫁年龄而成为“老处女”的她变得无家可归。
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作品解析
这部小说是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当代英国文坛超重量级大师福尔思的经典代表作之一，被选为二十世纪百大英文小说经典，也是英美各大学英语系二十世纪英国小说课程的必读作品。
福尔斯笔下的萨拉便是这样一个作为“神秘而孤立的实在”而存在的人物形象。从萨拉“诞生”在福尔斯的脑海中的那一刻起，她便是神秘而孤独的。小说开篇以哈代的“迷”为引言，奠定了萨拉神秘的基调。小说中的萨拉是这样出场的：“在昏暗、弯曲的防波堤上还有另一个人的身影……那人站在临海的防波堤外侧，……全身上下着黑装，风吹处，衣服飘动，但是人却纹丝不动，面向大海凝视着什么，很像是溺水者的一座活纪念碑，一个神话中的人物，不像是微不足道的乡野生活里的正常景观”。这样的一个出场亮相突出了萨拉的基本特征：孤独而神秘。叙述者告诉我们，由于她父亲强烈的“名门出身情结”，她被父亲强迫“离开自己原来的阶级”，可她父亲“却没有能力把她提升到更高的一个阶级”，于是，“在她已经离开的那个阶级中的男青年眼里，她变得过于挑剔而不可娶，而她渴望进入的那个阶级的青年男子则认为她仍然过于平庸”。因此，“她成了等级社会的地道受害者”。在她父亲死后，早已过了当嫁年龄而成为“老处女”的她变得无家可归。随着故事的发展，情节的展开，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萨拉几乎是将自己与周围世界隔离开的一个“多余的人”，是在莱母镇居民的冷眼和鄙视中生活的一个孤独的 “局外人”，人们“不想走进她”，怕坏了自己的名声。而她自己似乎也在“享受”着这种孤独，我行我素，独来独往，游离于莱母镇的凡尘琐事。她自己就曾说过：“我一直过着孤寂的生活，……命运似乎注定我永远不能和同等的人建立友谊，永远不能住在自己的家里，永远觉得自己被排除在主体世界之外”。
更为重要的是，萨拉的形象似乎是从破碎的镜片中反映出来的。故事每推进一步，碎片就增加一块，其整体形象自始至终无法从这难圆的破镜中露出“庐山真面目”，一直笼罩在神秘的氛围中。旁人说她是“法国中尉的女人”，是“婊子”，而她自己也不否认，说自己“蝼蚁不如，几乎不再是人……是法国中尉的妓女”。但随着她与查尔斯关系的发展，查尔斯发现所谓“法国中尉的女人”之称纯属编造，甚至完全是她本人把自己假想为一个“受谴责者”和“被遗弃者”的“有罪女人”的形象。萨拉似乎只有在假面之下才能真实地安置自身。情节的发展使她的神秘性愈发凸现出来。她似乎是同性恋者，但似乎又不是；她似乎是精神病患者，但似乎又不是；她似乎是查尔斯的拯救者，又似乎是他的陷害者；她似乎是贞女，又似乎是荡妇。福尔斯不断地在建构萨拉的形象，但又同时在消解这些形象。她一直笼罩在神秘的气氛之中，并且这种神秘性随着她的失踪以及多重结尾而更加强化。
《法国中尉的女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小说的风格以及问题的模仿是对这一时代以及时代的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保守性和虚伪性进行辛辣的讽刺和抨击。萨拉作为一个旧时代的叛逆者出现，作为一个在思想观念和道德情操已步入二十世纪的新型女性被歌颂。她促使查尔斯的思想转化，在一番痛苦的经历后，查尔斯发现自己摆脱了他的时代，他在和萨拉发生关系后去教堂忏悔：“他站在那里，觉得自己仿佛看到了整个时代，看到了这个时代骚动不安的生命和它那硬如钢铁的戒律戒规，它压抑的情感和滑稽的幽默，它严谨的科学何不严谨的宗教，它腐败的政治和一成不变的阶级观念。这一切都是他所期望的最大的隐蔽敌人。他曾经受蒙蔽。这个时代完全没有爱和自由……而且，没有思想，没有目的，没有恶意，因为欺骗就是它的本质。它没有人性，只是一台机器。这就是困扰他的恶性循环。”后现代主义作家的这种行为，目的是揭穿传统作家的全知全能的假面具，对小说的成规、法则以及作者的权威提出质疑。
《法国中尉的女人》自一九六九年问世以后，在西方广大读者和评论界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对其主题、人物、艺术技巧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有人认为，这是一部“问题探索小说”，而且“在这种用问题探索手法写成的小说中，艺术水准最高的当推约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寓言小说，说象福尔斯这类“作家不仅通过寓言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哲学思想，而且在创作技巧上也在谋求新的途径，评论家们把他们称为‘哲学派’或‘寓言编撰家’”；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部“散文体比较小说”， “它将小说引入了文化史和社会学的比较领域”。这真可谓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写作艺术
常被人称为“哲学小说家” 的福尔斯于1947年至1950年就读于牛津大学时，深受当时弥漫于大学校园的存在主义的气息的影响。在他看来，存在主义不是告诉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一套僵死的哲学，而是一种工具，一种实用的哲学，它帮助人们在特定的处境中生存。福尔斯曾于1965年这样称颂过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很好的一个方面就是给人们提供了一种途径。它使得人们以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特定的环境中创造性地行动，是一种最好的个人主义的哲学。它是20世纪的个体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的一种回应。存在主义关于积极行动以及在行动中发现现实的理论对福尔斯有很大影响。“因此，福尔斯的小说关注两个重要时刻，即人们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刻和随之采取行动的时刻。它们着力于给予读者强烈的存在震撼，这种震撼对于我们完全认识到在这种意识的基础上进行选择和行动的必要”。福尔斯的存在主义思想明显地反映在《法国中尉的女人》这部小说当中。仅从文字表面上看，作者在文本中就多次提到存在主义，如，“我们现在拥有的知识比他那时多得多，而且还有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可供我们使用”；“他们不赞成存在主义的环节，他们赞成的是因果关系链，是经过认真研究并反复应用的、能解释一切的正面理论”；“存在主义的恐惧再次对他发起了攻击，也许他早已料到会如此……”如果说小说是形象化的哲学，那么，《法国中尉的女人》就是对存在主义哲学的形象图解。作家告诉我们，人要实现个体的自由意志，要过一种自由自主的生活。
1、孤独而神秘的个体
虽然存在主义思想家们在观点和思想倾向上不尽相同，甚至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但不容置疑的是，存在主义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人的生存问题。而这里的“人”不是指“群体”，而是指“个体”——作为伦理主体的个人。存在主义哲学的始祖克尔凯郭尔首次把个人“存在”作为哲学的中心问题，而且将“孤独的个体”置于研究的中心地位。海德格尔也认为，当人被抛于世而与他人共在时，他总是感到他人和世界对他是陌生的、疏远的，感到自己处于一种孤独的、无家可归的状态。存在主义集大成者萨特认为“每个人是作为一种神秘而孤立的实在”。
福尔斯笔下的萨拉便是这样一个作为“神秘而孤立的实在”而存在的人物形象。从萨拉“诞生”在福尔斯的脑海中的那一刻起，她便是神秘而孤独的。小说开篇以哈代的“迷”为引言，奠定了萨拉神秘的基调。小说中的萨拉是这样出场的：“在昏暗、弯曲的防波堤上还有另一个人的身影……那人站在临海的防波堤外侧，……全身上下着黑装，风吹处，衣服飘动，但是人却纹丝不动，面向大海凝视着什么，很像是溺水者的一座活纪念碑，一个神话中的人物，不像是微不足道的乡野生活里的正常景观”。这样的一个出场亮相突出了萨拉的基本特征：孤独而神秘。叙述者告诉我们，由于她父亲强烈的“名门出身情结”，她被父亲强迫“离开自己原来的阶级”，可她父亲“却没有能力把她提升到更高的一个阶级”，于是，“在她已经离开的那个阶级中的男青年眼里，她变得过于挑剔而不可娶，而她渴望进入的那个阶级的青年男子则认为她仍然过于平庸”。因此，“她成了等级社会的地道受害者”。在她父亲死后，早已过了当嫁年龄而成为“老处女”的她变得无家可归。随着故事的发展，情节的展开，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萨拉几乎是将自己与周围世界隔离开的一个“多余的人”，是在莱母镇居民的冷眼和鄙视中生活的一个孤独的 “局外人”，人们“不想走进她”，怕坏了自己的名声。而她自己似乎也在“享受”着这种孤独，我行我素，独来独往，游离于莱母镇的凡尘琐事。她自己就曾说过:“我一直过着孤寂的生活，……命运似乎注定我永远不能和同等的人建立友谊，永远不能住在自己的家里，永远觉得自己被排除在主体世界之外”。
更为重要的是，萨拉的形象似乎是从破碎的镜片中反映出来的。故事每推进一步，碎片就增加一块，其整体形象自始至终无法从这难圆的破镜中露出“庐山真面目”，一直笼罩在神秘的氛围中。旁人说她是“法国中尉的女人”，是“婊子”，而她自己也不否认，说自己“蝼蚁不如，几乎不再是人……是法国中尉的妓女”。但随着她与查尔斯关系的发展，查尔斯发现所谓“法国中尉的女人”之称纯属编造，甚至完全是她本人把自己假想为一个“受谴责者”和“被遗弃者”的“有罪女人”的形象。萨拉似乎只有在假面之下才能真实地安置自身。情节的发展使她的神秘性愈发凸现出来。她似乎是同性恋者，但似乎又不是;她似乎是精神病患者，但似乎又不是;她似乎是查尔斯的拯救者，又似乎是他的陷害者;她似乎是贞女，又似乎是荡妇。福尔斯不断地在建构萨拉的形象，但又同时在消解这些形象。她一直笼罩在神秘的气氛之中，并且这种神秘性随着她的失踪以及多重结尾而更加强化。
存在主义哲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个人主义哲学，这种个人主义同传统的个人主义不同的地方……是把孤独的个人看作是自己的出发点”。而孤独封闭的自我所导致的神秘性乃是存在主义挥之不去的色彩。萨拉正是这样一个形象的体现。
2、个体与他者
关于个体与他人及外物的关系，从克尔凯郭尔到海德格尔和萨特都有着相似的看法。克尔凯郭尔说，自我“不仅是个人一己的自我，而是社会的、公民的自我”。海德格尔认为，作为此在的人的存在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单独的存在，他总是处于不断地与外物、他人发生各种关系的过程中。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此在的基本存在状态是在世，而在世的基本结构或者说与外物、他人发生各种关系的过程就是“烦”，焦虑、烦恼。他在《存在与时间》指出：“只要此在是‘在世的在’，它就彻头彻尾地被烦所支配，‘在世’打上了烦的印章，这烦与此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萨特认为，每一个人都是从自己的主观性出发来看待他人的，总是把自己当作主体，把他人当作自己的对象。他进而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主奴关系”，即每个人都力图维持自己的主体性，都互相把别人对象化为“身体”而占有。他在《禁闭》一剧中将他在《存在与虚无》中所阐述的人与人的关系用文学语言概括为“他人就是地狱”，即他者总是一个人在实现真实的自我过程中与之发生冲突并且必须克服的障碍。以上这些论述，都表明了存在主义哲学家对个体和他者之间关系的共同思考，即两者既相互依赖，又互为对立和冲突。
回到小说中，萨拉与他人的关系便是“地狱”的形象表现。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她结识了一位法国水手，并自以为由此走进了她情感生活的绿洲，但实际上却陷入了这位水手为她营造的“地狱”。水手本有妻室，逢场作戏的他在腿伤痊愈后一去不复返，因此萨拉的爱也就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从此以后她就一直生活在不明就里的莱姆镇人的冷眼和咒骂中。由于生活所迫，她受雇帮佣于波尔坦尼太太家中。这位波尔坦尼太太“自认为是屹立在波涛汹涌的天主教海洋中一座纯净的帕特莫斯岛”，专横霸道、自以为是，把萨拉看成是一只“迷途的羔羊”，并希望听到她的忏悔。萨拉与波尔坦尼太太相处的过程实际上一直是抗争与压制的过程，最后终于由“冷战”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波尔坦尼太太相信有地狱的存在，并害怕自己坠入其中，但却为萨拉设置了一个人间地狱。
在莱母镇，萨拉仅仅得到了“在当时当地算得上是个开明的人物”的格罗根大夫的同情。然而，格洛根大夫根据自己的分析，认为萨拉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并建议查尔斯将其送入精神病医院。在欧洲，人们最早是借鉴对付麻风病人的方法来对待精神病人，即采取隔离的方式。这些疯人与穷人、失业者和囚犯关在一起，甚至被带上镣铐。虽然到了19世纪，由于遭到精神病学家的猛烈抨击，疯子逐渐和其他被囚禁者分离开来。但是，在疯人院里，最有代表性的治疗手段仍然是缄默、镜像认识和不断的审判。通过缄默的方式使得摆脱了镣铐的疯人真正成为自己的囚犯;通过观看和自我观看，精神病患者最终发现自己是疯子;通过不断的审判，“把医学变成司法，把治疗变成镇压”。这样的治疗环境和方式，对于桀骜不驯、我行我素的萨拉来说无疑将会也是一个“地狱”。看来，作家福尔斯本人对人与人之间的同情、理解并不抱希望。
萨拉与查尔斯的未婚妻欧内斯蒂娜虽未曾有过交往，但她们彼此却一直处在对立状态。在欧内斯蒂娜眼里，就像在莱母镇其他人的眼里一样，萨拉是一个有很多不雅绰号的女人，而且还有点疯，因此“不想走近她”。但就是这样一个出身低微、身名狼籍的女人却在不知不觉中把她的未婚夫抢夺过去，然后又弃之而去。而在萨拉本身就充满着对贵族、富人的嫉妒与憎恨，在她的心灵深处“有什么在燃烧，太奇异，太躁动，又那样不驯服”。于是，她以自己的方式向时代挑战。戏剧性的结果是，查尔斯背上了与法国水手同样的骂名，而欧内斯蒂娜或许从此以后也将成为一个像萨拉那样名声不洁的女人。在这个意义上，萨拉也成了查尔斯和欧内斯蒂娜共同的“地狱”。
同时，查尔斯与萨拉的邂逅，更是存在主义个体和他者关系的直接写照。萨拉那张带着忧伤的“悲剧性的脸”使得查尔斯难以忘怀。她先让查尔斯相信了她的 “始乱而终弃”的不幸遭遇，唤起了查尔斯的同情心，并游刃有余地控制住了查尔斯。于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陷入了困境，一个拜伦被驯服了。他的思想又回到萨拉身上，回到视觉形象上。他努力回忆起那张脸，那张嘴，那张大嘴巴。它……无疑唤起了他的某种回忆，……它时时萦绕在他心头，使他心绪不宁;他开始注意到某种隐蔽的自我，他以前几乎不知道它的存在。他对自己说:这实在是最愚蠢的事情，可是那姑娘的确吸引我”。查尔斯义无反顾地与未婚妻解除了婚约，失去了唾手可得的金钱和地位，从一个享有良好声誉的贵族青年成为受人垢骂的“厚颜无耻”、“背信弃义”的“大坏蛋”。但是，他发现了真实的自我。可就在这时，萨拉却神秘地失踪。在她身后为查尔斯留下了一串不解之谜和无尽的痛苦。另外，小说中其他相对次要的人物关系，比如，查尔斯与他的仆人萨姆、查尔斯与他的伯父，等等，无不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对个体与他者的悲观而深刻的思索。
3、个体的存在和自由
自由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萨特曾说存在主义是一种“关于自由的学说”，存在即自由。当然，这里的“自由”是一个哲学概念，它指的是以主观性和超越性为特征的纯粹意识活动，它所体现的是人格的尊严和独立的思考。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将存在分为两种基本的形式，即“自在的存在”(being-in-itself)和“自为的存在”(being-for-itself)。前者是一种无意识的存在，是物质的存在;后者是个体在世界上按照自己的欲望来塑造自己时所获得的一种存在。按照自己的欲望来塑造自己，实际上就是自由选择、积极行动、追求真实的自我。人注定是自由的，注定了必须自由选择。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还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先于本质。这意味着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并且使人的本质成为可能;人的存在的本质悬置在人的自由之中。也就是说，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是自由、通过自由选择确定人的本质，人的意义体现于人的自由之中。萨特还进一步将这一观点在其戏剧《苍蝇》中借俄瑞斯忒斯之口表述为“我就是我的自由”。
自由也是福尔斯一生的追求。他特别强调个体独立的特性，这在其非小说著作《智者：思想上的自画像》中充分地得到反映。福尔斯的所谓“智者”来自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的观点，即那些具有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以及追求内在智慧和知识的人，他们能够“在无人引导或被错误引导的群体中保持自己独立的特性，取得一定程度的自我实现……”(Olshen3)他在该书中所倡导的维护个体存在的自由，保持独立的特性，反抗强加于个体使之服服帖帖、唯唯诺诺、循规蹈矩的种种压力的思想始终贯穿于他的文学创作中。
当萨拉生活在莱姆镇的时候，她不断受到别人的侮辱和咒骂，但她就像加缪笔下的莫尔索一样，根本不考虑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她依靠孤独来唤醒自己的自由意识，她在对孤独的体验中来体验自由。这正如萨特所认为的，当一个人蹂躏另一个人时，并不是、也不能剥夺别人的自由，反而为别人提供了一种自由选择的境遇，促使别人对自己面临的各种可能性进行选择。萨拉从“法国中尉的女人”到“查尔斯的情人”，再自我放逐，都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愿为自己的人生定位，为生活赋予个人的意义。
萨特关于自由的概念包含着对现存秩序和传统观念的否定。这也反映在萨拉的宗教观念上。小说中所描绘的维多利亚时代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刚刚问世，并且对象查尔斯这样的青年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的时期。但也正是在此时，英国掀起了一场宗教复兴运动。 “那时候兴建起来的教堂比在那之前历史上所造的总和还多”。然而，萨拉却“并不信神”，“正如她看穿了所有的人一样，她也看穿了维多利亚时代教会的各种荒唐行为，看穿了那个时代教堂污秽的玻璃，也看穿了教会对于《圣经》的狭隘的按字面的解释”。当波尔坦尼太太威胁她要对自己所说的话负责任时，萨拉蔑视地回敬道:“是在上帝面前吗?你那么肯定到了来世上帝还能听见你说话吗?”以萨特为代表的无神论存在主义，就是将上帝的观念从人的存在环境中驱赶了出去，而肯定意志自由是人类的至善。
萨拉对查尔斯的控制及最终离他而去，也是对维多利亚时代两性关系和道德观念的一种颠覆。“维多利亚时代所规定的男性是欲望主体，女性是欲望客体，男性是拯救者，女性是等待救赎的对象的二元对立”。在萨拉与查尔斯的关系中，萨拉一直貌似是需要查尔斯同情、帮助的对象，实际上却一直控制着与查尔斯关系的发展，包括与他见面的时间、地点、情感高峰以及自己离开莱姆镇的时机选择，完全将他们的“处境颠倒过来了”。虽然按照萨特的观点，人们在自己的眼中都把他人互相视为客体，但在读者眼中，萨拉完全是行动的主体，查尔斯却是处于被动地位的客体。在这个意义上，萨拉俨然是充分体验意志自由的存在主义的英雄。
在小说的一个结尾中，查尔斯找到了萨拉，但萨拉却拒绝了查尔斯婚姻的要求。她说:“我发现我很珍惜这种生活。我不想与他人分享。我喜欢保持我目前的状况，而不是一个丈夫——无论他待我多么好，多么溺爱我——必定会期待我表现得像一个妻子应该表现得那样”。她进而说：“我很清楚，一进入爱情领域，就没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可言了”。这表明，萨拉对现状很满意，她希望能够本真地生活下去，而不是按照别人的意愿来生活，即便是因为爱情。这里，我们似乎听到了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书中所说的：“……人就要对自己是怎样的人负责……并且把自己的存在的责任完全由自己担负起来”。而萨拉对查尔斯的拒绝，既使得她自己赢得了自由，也给了查尔斯自由。正如萨特所说：“我们在要求自由的时候，发现自由完全依赖他人的自由，而他人的自由，又依赖于我们的自由”。因此，“我就不得不在要求我自己的自由的时候，同时也要求他人的自由”。
整体来看，福尔斯的创作思想芜杂，但其存在主义色彩非常浓重。不仅是《法国中尉的女人》，他的其他小说，如《收藏家》（1963年）、《魔术师》（1966年）等，都是作者传达存在主义哲学思考的有效形式。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1969), by John Fowles, is a period novel inspired by the 1823 novel Ourika, by Claire de Duras, which Fowles translated to English during 1977 (and revised in 1994). He was a great aficionado of Thomas Hardy, and, in particular, likened his heroine, Sarah Woodruff, to Tess Durbeyfield, the protagonist of Hardy’s popular novel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1891).
During 1981, director Karel Reisz and writer Harold Pinter adapted the novel as an eponymous film; During 2006, it was adapted for the stage, by Mark Healy, in a version which toured the UK that year. In 2005, the novel was chosen by TIME magazine as one of the one hundred best English-language novels from 1923 to present.
Plot summary
The novel's protagonist is Sarah Woodruff, the title Woman, also known by the nickname of “Tragedy”, and by the unfortunate nickname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hore”. She lives in the coastal town of Lyme Regis, as a disgraced woman, supposedly abandoned by a French naval officer named Varguennes--married, unknown to her, to another woman-- with whom she had supposedly had an affair and who had returned to France.
Sarah is portrayed ambiguously: is she a genuine, ill-used woman? Is she a sly, manipulative character using her own self-pity to get Charles to succumb to her? Is she merely a victim of the notion of gender as perceived by upper-middle-class people of the 19th century?
She spends her limited time-off at the Cobb [sea wall], staring at the sea. One day, she is seen there by the gentleman Charles Smithson and his fiancée, Ernestina Freeman, the shallow-minded daughter of a wealthy tradesman. Ernestina tells Charles something of Sarah’s story, and he develops a strong curiosity about her. Eventually, he and she meet clandestinely, during which times Sarah tells Charles her history, and asks for his support, mostly emotional. Despite trying to remain objective, Charles eventually sends Sarah to Exeter, where he, during a journey, cannot resist stopping in to visit and see her. At the time she has suffered an ankle injury; he visits her alone and after they have made love he realised that she is, contrary to the rumours, a virgin. Simultaneously, he learns that his prospective inheritance from an elder uncle is in jeopardy; the uncle is engaged to a woman young enough to bear him an heir.
From there, the novelist offers three different endings for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 First ending: Charles marries Ernestina, and their marriage is unhappy; Sarah’s fate is unknown. Charles tells Ernestina about an encounter with whom he implies is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hore”, but elides the sordid details, and the matter is ended. This ending, however, might be dismissed as a daydream, before the alternative events of the subsequent meeting with Ernestina are described.
Before the second- and third endings, the narrator — whom the novelist wants the reader to believe is John Fowles, himself — appears as a minor character sharing a train carriage with Charles. He flips a coin to determine the order in which he will portray the two, other possible endings, emphasising their equal plausibility.
* Second ending: Charles and Sarah become intimate; he ends his engagement to Ernestina, with unpleasant consequences. He is disgraced, and his uncle marries, then produces an heir. Sarah flees to London without telling the enamoured Charles, who searches for her for years, before finding her living with several artists (likely the Rossettis), enjoying an artistic, creative life. He then sees he has fathered a child with her; as a family, their future is open, with possible reunion implied.
* Third ending: the narrator re-appears, standing outside the house where the second ending occurred; at the aftermath. He turns back his pocket watch by fifteen minutes, before leaving in his carriage. Events are the same as in the second-ending version, but, when Charles finds Sarah again, in London, their reunion is sour. It is possible that their union was childless; Sarah does not tell Charles about one, and does not express interest for continuing the relationship. He leaves the house, deciding to return to America, and sees the carriage, in which the narrator was thought gone. Raising the question: is Sarah a manipulating, lying woman of few morals, exploiting Charles’s obvious love to get what she wants?
En route, Fowles the novelist discourses upon the difficulties of controlling the characters, and offers analyses of differences in 19th-century customs and class, the theories of Charles Darwin, the poetry of Matthew Arnold, Lord Tennyson, and the literature of Thomas Hardy. He questions the role of the author — when speaking of how the Charles character “disobeys” his orders; the characters have discrete lives of their own in the novel. Philosophically, Existentialism is mentioned several times during the story, and in particular detail at the end, after the portrayals of the two, apparent, equally possible ending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