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Marguerite Duras，1914-）1987年有两本书出版，一是小说《埃米莉·L．》，一是随笔集《物质生活》（副题为《对热罗姆·博儒尔谈话录》）。随笔集收有四十八篇文章，长短不一，短文不过三、五百字，长的有一万字，大多与写作的事相关，涉及作者自己的作品，以及与此相关的其它方面，有关与扬·安德烈结识之事，作者本人饮酒致疾等，也是书中记述的材料。有关杜拉的思想，阅读她这些文章便可了然，无须多言。但可注意的却是他关于写作、写法的一种独到见解。作者在引言中说，书中“没有一篇文字完全反映我一般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思考的内容，因为一般来说，我并没有思考什么，除了社会不公正这个问题之外，其它我并没有思索什么。”事实上，即使是涉及写作的事等等，似乎也与“社会不公正这个问题”相关，这是不须在字面上求证的，从潜在方面去感受便可体知。文学与写作不可能排除社会历史现实。作者申明：“这本书至多代表我某些时机、某些时日、关于某些事情的想法。所以也代表我的思想。”作者认为“那种专横武断的思想”，“那种作为最后确定的思想”，是她远远避开的“祸害”。
　　 据书中引言所说，这本书大体是在1986年秋初至冬末写成。据说，每一篇文字都是对她的朋友热罗姆·博儒尔讲述的，然后整理成文，由他们分别通读，作者修改，博儒尔再读一遍；在进行过程中也曾遇到一些困难、一些问题，如关于主题的问题，据说后来对之“放开不问”，似乎也就迎刃而解。最后是作者自己修改，“简化文字，使这轻快，平静”，不过这也是作者和讲述者的“共同的意见”。
　　 作者说：“这本书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也不属于中间部分，”“是从日常事件引发出来的。可以说是一本供阅读的书。不是小说，不过与小说写法最为接近。”作者说：“当它在口述的时候，那情形很是奇异——就像日报编者写社论一样。”这大概是说所述无不是扑面而来的那种现实感吧。至少让人觉得叙述者像是近在咫尺，如见其人。作者在书中多处分明写到她是“处在历史环境下”“就像沉在海里”一样，还说“真像是我在同那个准备把我消灭掉的社会进行殊死搏斗”……人与社会对质大概是某一类现代文学一个潜在的主题。
　　 作者说这本书出版“不免犹豫再三”，因为“没有一种可以预期或者现有书籍构成形式可能容纳《物质生活》这种流动的写法”。所以这里冒昧称之为随笔，未必妥当，不过，人们知道，随笔是法国作家最擅长的体裁，而且渊远流长。《话语的高速公路》中又专门讲这个问题，说话语在这里每一个题目下无所不至同时又仅仅通向一个地点；《戏剧》中也说：“效果出自文本的独特显现，出自深度，出于血肉”作者希望有一种新的戏剧，是供阅读的。作者说《物质生活》这本书也是供阅读的。因为书不是“创作”出来的，而是由话语组成的，说给对方听的，不是经过修辞术操作的语言组合，而是说给你听，说话人身临现场。所以戏剧用小说方式写，小说本身也是戏剧。1974年发表的《说话的女人》，就是作者和另一个女人扎维埃·戈蒂对话的记录，谈的是文学、社会、女人等等；1977年在电影剧本《卡车》之后附有米歇尔·波尔特夫人长篇对话；1977年与同一位米歇尔·波尔特夫人合作写成谈话录《玛格丽特·杜拉笔下的地点》；还有在这里多次提到的《80年夏》也是一种谈话，或者叫做独语；这一切表明，这里人们看到的这些随笔类文字是作者一直有意要写的一种文体，这种文体贯穿在作者的戏剧、小说、电影剧本之中。文体这一用语用在这里实在也很勉强。《（夜船）中的音响》中说：是声音形成各种事物，形成为欲望和感情。声音比肉体所在的现场呈现出来的更为丰富。那就是人的，人的顾盼，微笑。一封真正的书信也可以摄魂荡魄，因为这是说出来的，以说出的声音写成的……话语应该说也是一种生命现象，也与历史不可分，是写作的实体，写作方式就是富于生机的文学。文体学、风格学之类已不能或规范文学写作，文学当然不排除隐喻或词藻、修辞之类。
　　 理解作品和作家，实证分析仍然是有用的，应该充分注意作家的生平和传记，何况一位女作家尤其经常受到批评家、记者对这方面的盘查。阅读这些作品时不难看出这方面的种种迹象，如在《阿兰·万恩斯坦》等文中。但是，这里要请读者对《永隆》与《拉辛森林》这两篇给以注意。前一篇提到在几部小说中都曾出现的一个人物安娜-玛丽·斯特雷特，据说这个女人在作家极为幼小时即“像是宗教信仰”那样昭示出一种知识，是有关生命的“一瞬间”的，还有待发明一个词语来指明“人们清楚知道却不理解的那样一种应该理解的事”。这件事似乎已经构成了这位作家作品中的一个母题。后一篇，即《拉辛森林》中所说的神奇，“在写作中，也须多方设法寻觅神奇”，就是拉辛悲剧关于生存状态中呈现出来的那种悲剧性的神奇。这是人与物质生活、世界的关系的一种隐喻性说明。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人们追索作家写的许多故事的核心所在。归根到底，《物质生活》这本书主要还是谈写作的问题。
　　 王道乾
　　 1989年8月

　　这本书让我们消遣了一段时间，从秋初到冬末。各篇文字都是讲给热罗姆·博儒尔听的，几乎很少有例外。继后整理成为文本，再由我们各自通读。经过讨论后，我便对文本进行修改，热罗姆·博德尔再从他那方面读一遍。起初一段时间，这样做很感困难。随后，种种问题我们就放开不管了。接着是注意主题。这方面后来我们也弃置不问。这项工作最后一别分，由我来简化文字，使之轻快，平静。这是我们共同的意见。所以没有一篇文字是完整的。没有一篇文字完全反映我一般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思考的内容，因为一般来说，我打没有思考什么，除非是社会不公正这个问题，真的我没有思索什么。这本书至当代表我在某些时机、某些时日、关于某些事情的想法。所以它代表我的思想。我身上绝没有那种专横武断的思想，我是说，那种作为最后确定的思想。这种祸害我是一向远远避开的。
　　 这本书没有开瑞，也没有终结，也不属于中间部分。没有一本书是没有存在理由的，这样说，这本书就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了。它不是每日新闻，与新闻体裁不相涉，它倒是从日常事件中引发出来的。可以说是一本供阅读。不是小说，但导小说写法最为接近——当它在口述的时侯，那情形很是奇异——就像日报编香写社论一样。这本书的出版，我不免犹豫再三，但是，没有一种可以预期或替现有的书籍构成形式可能容纳《物质生活》这种流动的写法，在我们共在的这一段时间，我与我之间、你与我之间，就像这样往复来去进行交流。
　　 玛格丽特·杜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