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三二年，我生在约克市一个上流社会的家庭。我们不是本地人。父亲是德国不来梅市人。他移居英国后，先住在赫尔市，经商发家后就收了生意，最后搬到约克市定居，并在那儿娶了我母亲。母亲娘家姓鲁滨孙，是当地的一家名门望族，因而给我取名叫鲁滨孙·克罗伊茨内。由于英国人一读"克罗伊茨内"这个德国姓，发音就走样，结果大家就叫我们"克罗索"，以致连我们自己也这么叫，这么写了。所以，我的朋友们都叫我克罗索。
我有两个哥哥。大哥是驻佛兰德的英国步兵团中校。著名的洛克哈特上校曾带领过这支部队。大哥是在敦刻尔克附近与西班牙人作战时阵亡的。至于二哥的下落，我至今一无所知，就像我父母对我后来的境况也全然不知一样。
我是家里的小儿子，父母亲没让我学谋生的手艺，因此从小只是喜欢胡思乱想，一心想出洋远游。当时，我父亲年事已高，但他还是让我受了相当不错的教育。他曾送我去寄宿学校就读，还让我上免费学校接受乡村义务教育，一心一意想要我将来学法律。但我对一切都没有兴趣，只是想航海。
我完全不顾父愿，甚至违抗父命，也全然不听母亲的恳求和朋友们的劝阻。我的这种天性，似乎注定了我未来不幸的命运。
我父亲头脑聪明，为人慎重。他预见到我的意图必然会给我带来不幸，就时常严肃地开导我，并给了我不少有益的忠告。一天早晨，他把我叫进他的卧室；因为，那时他正好痛风病发作，行动不便。他十分恳切地对我规劝了一番。他问我，除了为满足我自己漫游四海的癖好外，究竟有什么理由要离弃父母，背井离乡呢？在家乡，我可以经人引荐，在社会上立身。如果我自己勤奋努力，将来完全可以发家致富，过上安逸快活的日子。他对我说，一般出洋冒险的人，不是穷得身无分文，就是妄想暴富；他们野心勃勃，想以非凡的事业扬名于世。但对我来说，这样做既不值得，也无必要。就我的社会地位而言，正好介于两者之间，即一般所说的中间地位。从他长期的经验判断，这是世界上最好的阶层，这种中间地位也最能使人幸福。他们既不必像下层大众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而生活依旧无着；也不会像那些上层人物因骄奢淫逸、野心勃勃和相互倾轧而弄得心力交瘁。他说，我自己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认识到，中间地位的生活确实幸福无比；这就是，人人羡慕这种地位，许多帝王都感叹其高贵的出身给他们带来的不幸后果，恨不得自己出生于贫贱与高贵之间的中间阶层。明智的人也证明，中间阶层的人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圣经》中的智者也曾祈祷："使我既不贫穷，也不富裕。"他提醒我，只要用心观察，就会发现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人都多灾多难，唯中间阶层灾祸最少。中间阶层的生活，不会像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人那样盛衰荣辱，瞬息万变。而且，中间地位不会像阔佬那样因挥霍无度、腐化堕落而弄得身心俱病；也不会像穷人那样因终日操劳、缺吃少穿而搞得憔悴不堪。唯有中间地位的人可享尽人间的幸福和安乐。中等人常年过着安定富足的生活。适可而止，中庸克己，健康安宁，交友娱乐，以及生活中的种种乐趣，都是中等人的福份。这种生活方式，使人平静安乐，怡然自得地过完一辈子，不受劳心劳力之苦。他们既不必为每日生计劳作，或为窘境所迫，以至伤身烦神；也不会因妒火攻心，或利欲薰心而狂躁不安。中间阶层的人可以平静地度过一生，尽情地体味人生的甜美，没有任何艰难困苦；他们感到幸福，并随着时日的过去，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这种幸福。
接着，他态度诚挚、充满慈爱地劝我不要耍孩子气，不要急于自讨苦吃；因为，不论从人之常情来说，还是从我的家庭出身而言，都不会让我吃苦。他说，我不必为每日生计去操劳，他会为我作好一切安排，并将尽力让我过上前面所说的中间阶层的生活。如果我不能在世上过上安逸幸福的生活，那完全是我的命运或我自己的过错所致，而他已尽了自己的责任。因为他看到我将要采取的行动必然会给我自己带来苦难，因此向我提出了忠告。总而言之，他答应，如果我听他的话，安心留在家里，他一定尽力为我作出安排。他从不同意我离家远游。如果我将来遭遇到什么不幸，那就不要怪他。谈话结束时，他又说，我应以大哥为前车之鉴。他也曾经同样恳切地规劝过大哥不要去佛兰德打仗，但大哥没听从他的劝告。当时他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决意去部队服役，结果在战场上丧了命。他还对我说，他当然会永远为我祈祷，但我如果执意采取这种愚蠢的行动，那么，他敢说，上帝一定不会保佑我。当我将来呼援无门时，我会后悔自己没有听从他的忠告。
事后想起来，我父亲最后这几句话，成了我后来遭遇的预言；当然我相信我父亲自己当时未必意识到有这种先见之明。我注意到，当我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老泪纵横，尤其是他讲到我大哥陈尸战场，讲到我将来呼援无门而后悔时，更是悲不自胜，不得不中断了他的谈话。最后，他对我说，他忧心如焚，话也说不下去了。
我为这次谈话深受感动。真的，谁听了这样的话会无动于衷呢？我决心不再想出洋的事了，而是听从父亲的意愿，安心留在家里。可是，天哪！只过了几天，我就把自己的决心丢到九霄云外去了。简单地说，为了不让我父亲再纠缠我，在那次谈话后的好几个星期里，我一直远远躲开他。但是，我并不仓促行事，不像以前那样头脑发热时想干就干，而是等我母亲心情较好的时候去找了她。我对她说，我一心想到外面去见见世面，除此之外我什么事也不想干。父亲最好答应我，免得逼我私自出走。我说，我已经十八岁了，无论去当学徒，或是去做律师的助手都太晚了。而且，我绝对相信，即使自己去当学徒或做助手，也必定不等满师就会从师傅那儿逃出来去航海了。如果她能去父亲那儿为我说情，让他答应我乘船出洋一次，如果我回家后觉得自己并不喜欢航海，那我就会加倍努力弥补我所浪费的时间。
我母亲听了我的话就大发脾气。她对我说，她知道去对父亲说这种事毫无用处。父亲非常清楚这事对我的利害关系，决不会答应我去做任何伤害自己的事情。她还说，父亲和我的谈话那样语重心长、谆谆善诱，而我竟然还想离家远游，这实在使她难以理解。她说，总而言之，如果我执意自寻绝路，那谁也不会来帮助我。她要我相信，无论是母亲，还是父亲，都不会同意我出洋远航，所以我如果自取灭亡，与她也无关，免得我以后说，当时我父亲是不同意的，但我母亲却同意了。
尽管我母亲当面拒绝了我的请求，表示不愿意向父亲转达我的话，但事后我听说，她还是把我们的谈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父亲。父亲听了深为忧虑。他对母亲叹息说，这孩子要是能留在家里，也许会很幸福的；但如果他要到海外去，就会成为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因此，说什么他也不能同意我出去。
事过了一年光景，我终于离家出走了，而在这一年里，尽管家里人多次建议我去干点正事，但我就是顽固不化，一概不听，反而老是与父母亲纠缠，要他们不要那样反对自己孩子的心愿。有一天，我偶然来到赫尔市。当时，我还没有私自出走的念头。但在那里，我碰到了一个朋友。他说他将乘他父亲的船去伦敦，并怂恿我与他们一起去。他用水手们常用的诱人航海的办法对我说，我不必付船费。这时，我既不同父母商量，也不给他们捎个话，我想我走了以后他们迟早会听到消息的。同时，我既不向上帝祈祷，也没有要父亲为我祝福，甚至都不考虑当时的情况和将来的后果，就登上了一艘开往伦敦的船。时间是一六五一年九月一日。谁知道这是一个恶时辰啊！我相信，没有一个外出冒险的年轻人会像我这样一出门就倒霉，一倒霉就这么久久难以摆脱。我们的船一驶出恒比尔河就刮起了大风，风助浪势，煞是吓人。因为我第一次出海，人感到难过得要命，心里又怕得要死。这时，我开始对我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了。我这个不孝之子，背弃父母，不尽天职，老天就这么快惩罚我了，真是天公地道。
这时，我父母的忠告，父亲的眼泪和母亲的祈求，都涌进了我的脑海。我良心终究尚未丧尽，不禁谴责起自己来：我不应该不听别人的忠告，背弃对上帝和父亲的天职。
这时风暴越刮越猛，海面汹涌澎湃，波浪滔天。我以前从未见过这种情景。但比起我后来多次见到过的咆哮的大海，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就是与我过几天后见到的情景，也不能相比。可是，在当时，对我这个初次航海的年轻人来说，足已令我胆颤心惊了，因为我对航海的事一无所知。我感到，海恒比尔河，又作亨伯河，发源于英格兰中部，流入北海。
浪随时会将我们吞没。每次我们的船跌入浪涡时，我想我们会随时倾覆沉入海底再也浮不起来，了。在这种惶恐不安的心情下，我一次又一次地发誓，下了无数次决心，说如果上帝在这次航行中留我一命，只要让我双脚一踏上陆地，我就马上回到我父亲身边，今生今世再也不乘船出海了。我将听从父亲的劝告，再也不自寻烦恼了。同时，我也醒悟到，我父亲关于中间阶层生活的看法，确实句句在理。就拿我父亲来说吧，他一生平安舒适，既没有遇到过海上的狂风恶浪，也没有遭到过陆上的艰难困苦。我决心，我要像一个真正回头的浪子，回到家里，回到我父亲的身边。
这些明智而清醒的思想，在暴风雨肆虐期间，乃至停止后的短时间内，一直在我脑子里盘旋。到了第二天，暴风雨过去了，海面平静多了，我对海上生活开始有点习惯了。但我整天仍是愁眉苦脸的；再加上有些晕船，更是打不起精神来。到了傍晚，天气完全晴了，风也完全停了，继之而来的是一个美丽可爱的黄金昏。当晚和第二天清晨天气晴朗，落日和日出显得异常清丽。此时，阳光照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令人心旷神怡。那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美景。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香，所以第二天也不再晕船了，精神也为之一爽。望着前天还奔腾咆哮的大海，一下子竟这么平静柔和，真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那位引诱我上船的朋友唯恐我真的下定决心不再航海，就过来看我。"喂，鲍勃，"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现在觉得怎样？我说，那天晚上吹起一点微风，一定把你吓坏了吧？""你说那是一点微风？"我说，"那是一场可怕的风暴啊！""风暴？你这傻瓜，"他回答说，"你把那也叫风暴？那算得了什么！只要船稳固，海面宽阔，像这样的一点风我们根本不放在眼里。当然，你初次出海，也难怪你，鲍勃。来吧，我们弄碗甜酒喝喝，把那些事统统忘掉吧！你看，天气多好啊！"我不想详细叙述这段伤心事。
简单一句话，我们因循一般水手的生活方式，调制了甜酒，我被灌得酩酊大醉。那天晚上，我尽情喝酒胡闹，把对自己过去行为的忏悔与反省，以及对未来下的决心，统统丢到九霄云外去了。简而言之，风暴一过，大海又平静如镜，我头脑里纷乱的思绪也随之一扫而光，怕被大海吞没的恐惧也消失殆尽，我热衷航海的愿望又重新涌上心头。我把自己在危难中下的决心和发的誓言一概丢之脑后。有时，我也发现，那些忏悔和决心也不时地会回到脑海里来。但我却竭力摆脱它们，并使自己振作起来，就好像自己要从某种坏情绪中振作起来似的。因此，我就和水手们一起照旧喝酒胡闹。不久，我就控制了自己的冲动，不让那些正经的念头死灰复燃。不到五六天，我就像那些想摆脱良心谴责的年轻人那样，完全战胜了良心。为此，我必定会遭受新的灾难。上帝见我不思悔改，就决定毫不宽恕地惩罚我，并且，这完全是我自作自受，无可推诿。既然我自己没有把平安渡过第一次灾难看作是上帝对我的拯救，下一次大祸临头就会变本加厉；那时，就连船上那些最凶残阴险、最胆大包天的水手，也都要害怕，都要求饶。
出海第六天，我们到达雅茅斯锚地①。在大风暴之后，我们的船没有走多少路，因为尽管天气晴朗，但却一直刮着逆风，因此，我们不得不在这海中停泊处抛锚。逆风吹了七八天，风是从西南方向吹来的。在此期间，许多从纽卡斯尔来的船只也都到这一开放锚地停泊，因为这儿是海上来往必经的港口，船只都在这儿等候顺风，驶入耶尔河。
我们本来不该在此停泊太久，而是应该趁着潮水驶入河口。无奈风刮得太紧，而停了四五天之后，风势更猛。但这块锚地素来被认为是个良港，加上我们的锚十分牢固，船上的锚索、辘轳、缆篷等一应设备均十分结实，因此水手们对大风都满不在乎，而且一点也不害怕，照旧按他们的生活方式休息作乐。到第八天早晨，风势骤然增大。于是全体船员都动员起来，一起动手落下了中帆，并把船上的一切物件都安顿好，使船能顶住狂风，安然停泊。到了中午，大海卷起了狂澜。我们的船头好几次钻入水中，打进了很多水。有一两次，我们以为脱了船锚，因此，船长下令放下备用大锚。这样，我们在船头下了两个锚，并把锚索放到最长的限度。
这时，风暴来势大得可怕，我看到，连水手们的脸上也显出惊恐的神色。船长虽然小心谨慎，力图保牢自己的船，但当他出入自己的舱房而从我的舱房边经过时，我好几次听到他低声自语，"上帝啊，可怜我们吧！我们都活不了啦！我们都要完蛋了！"他说了不少这一类的话。在最初的一阵纷乱中，我不知所措，只是一动不动地躺在自己的船舱里--我的舱房在船头，我无法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最初，我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忏悔，而是变得麻木不仁了。我原以为死亡的痛苦已经过去，这次的风暴与上次一样也会过去。但我前面说过，当船长从我舱房边经过，并说我们都要完蛋了时，可把我吓坏了。我走出自己的舱房向外一看，只见满目凄凉；这种惨景我以前从未见过：海上巨浪滔天，每隔三四分钟就向我们扑来。再向四面一望，境况更是悲惨。我们发现，原来停泊在我们附近的两艘船，因为载货重，已经把船侧的桅杆都砍掉了。突然，我们船上的人惊呼起来。原来停在我们前面约一海里远的一艘船已沉没了。另外两艘船被狂风吹得脱了锚，只得冒险离开锚地驶向大海，连船上的桅杆也一根不剩了。小船的境况要算最好了，因为在海上小船容易行驶。但也有两三只小船被风刮得从我们船旁飞驰而过，船上只剩下角帆而向外海飘去。
到了傍晚，大副和水手长恳求船长砍掉前桅；此事船长当然是绝不愿意干的。但水手长说，如果船长不同意砍掉前桅，船就会沉没。这样，船长也只好答应了。但船上的前桅一砍下来，主桅随风摇摆失去了控制，船也随着剧烈摇晃，于是他们又只得把主桅也砍掉。这样就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甲板了。
谁都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心情。因为我只是一个初次航海的小青年，不久前那次小风浪已把我吓得半死，更何况这次真的遇上了大风暴。此时此刻，当我执笔记述我那时的心情，我感到，那时我固然也害怕死，使我更害怕的是想到自己违背了自己不久前所作的忏悔，并且又像在前次危难中那样重新下定种种决心，这种恐惧感比我害怕死更甚。当时的心情既然如此，再加上对风暴的恐怖，那种心理状态即使现在我也无法用笔墨描述。但当时的情景还不算是最糟的呢！更糟的是风暴越刮越猛，就连水手们自己也都承认，他们平生从未遇到过这么厉害的大风暴。我们的船虽然坚固，但因载货太重，吃水很深，一直在水中剧烈地摇摆颠簸。只听见水手们不时地喊叫着船要沉了。当时我还不知道"沉"是什么意思，这于我倒也是件好事。后来我问过别人后才明白究竟。这时风浪更加凶猛了，我看到了平时很少见到的情况：船长、水手长，以及其他一些比较有头脑的人都不断地祈祷，他们都感到船随时有沉没的危险。到了半夜，更是灾上加灾。那些到船舱底下去检查的人中间，忽然有一个人跑上来喊道：船底漏水了；接着又有一个水手跑上来说，底舱里已有四英尺深的水了。于是全船的人都被叫去抽水。我听到船底漏水时，感到我的心就好像突然停止了跳动；我当时正坐在自己的舱房的床边，一下子感到再也支持不住了，就倒在了船舱里。这时有人把我叫醒，说我以前什么事也不会干，现在至少可以去帮着抽水。听了这话我立即打起精神，来到抽水机旁，十分卖力地干起来。正当大家全力抽水时，船长发现有几艘小煤船因经不起风浪，不得不随风向海上飘去；当他们从我们附近经过时，船长就下令放一枪，作为求救的信号。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要放枪，听到枪声大吃一惊，以为船破了，或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一句话，我吓得晕倒在抽水机旁。
这种时候，人人都只顾自己的生命，那里还会有人来管我死活，也没有人会看一下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另一个人立刻上来接替我抽水；他上来时把我一脚踢到一边，由我躺在那里。他一定以为我已经死了。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苏醒过来。
我们继续不断地抽水，但底舱里进水越来越多。我们的船显然不久就会沉没。这时，尽管风势略小了些，但船是肯定不可能驶进港湾了。船长只得不断鸣枪求救。有一艘轻量级的船顺风从我们前面飘过，就冒险放下一只小艇来救我们。
小艇上的人冒着极大的危险才划近我们的大船，但我们无法下到他们的小艇，他们也无法靠拢我们的大船。最后，小艇上的人拚命划浆，舍死相救；我们则从船尾抛下一根带有浮筒的绳子，并尽量把绳子放长。小艇上的人几经努力，终于抓住了绳子。我们就慢慢把小艇拖近船尾，全体船员才得以下了小艇。此时此刻，我们已无法再回到他们的船上去了，大家一致同意任凭小艇随波飘流，并努力向岸边划去。我们的船长许诺，万一小艇在岸边触礁，他将给他们船长照价赔偿。
这样，小艇半划着，半随浪逐流，逐渐向北方的岸边飘去，最后靠近了温特顿岬角。
离开大船不到一刻钟，我们就看到它沉下去了。这时，我才平生第一次懂得大海沉船是怎么回事。说实在话，当水手们告诉我大船正在下沉时，我几乎不敢抬头看一眼。当时，与其说是我自己爬下了小艇，还不如说是水手们把我丢进小艇的。从下小艇一刻起，我已心如死灰；一方面这是由于受风暴的惊吓，另一方面由于想到此行凶吉未卜，内心万分恐惧。
尽管我们处境危难，水手们还是奋力向岸边划去。当小艇被冲上浪尖时，我们已能看到海岸了，并见到岸上有许多人奔来奔去，想等我们小艇靠岸时救助我们。但小艇前进速度极慢，而且怎么也靠不了岸。最后，我们竟划过了温特顿灯塔。海岸由此向西凹进，并向克罗默延伸。这样，陆地挡住了一点风势，我们终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靠了岸。全体安全上岸后，即步行至雅茅斯。我们这些受难的人受到了当地官员、富商和船主们的热情款待；他们妥善安置我们住宿，还为我们筹足了旅费。我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或去伦敦，或回赫尔。
当时，我要是还有点头脑，就应回到赫尔，并回到家里。
我一定会非常幸福。我父亲也会像耶稣讲道中所说的那个喻言中的父亲，杀肥牛迎接我这回头的浪子。因为，家里人听说我搭乘的那条船在雅茅斯锚地遇难沉没，之后又过了好久才得知我并没有葬身鱼腹。
但我恶运未尽，它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我不思悔改。有好几次，在我头脑冷静时，理智也曾向我大声疾呼，要我回家，但我却没有勇气听从理智的召唤。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该怎么称呼这种驱使自己冥顽不化的力量，但这是一种神秘而无法逃避的定数；它往往会驱使我们自寻绝路，明知大祸临头，还是自投罗网。很显然，正是这种定数使我命中注定无法摆脱厄运。也正是这种定数的驱使，我才违背理智的召唤，甚至不愿从初次航海所遭遇的两次灾难中接受教训。
我的朋友，即船长的儿子，正是他使我铁下心来上了他父亲的船，现在胆子反而比我小了。当时，我们在雅茅斯市被分别安置在好几个地方住宿，所以两、三天之后他才碰到我。我刚才说了，这是我们上岸分开后第一次见面。我们一交谈，我就发现他的口气变了。他看上去精神沮丧，且不时地摇头。他问了我的近况，并把我介绍给他父亲。他对他父亲说，我这是第一次航海，只是试试罢了，以后想出洋远游。
听了这话，他父亲用十分严肃和关切的口吻对我说，"年轻人，你不应该再航海了。这次的灾难是一个凶兆，说明你不能当水手"。"怎么啦，先生，"我问，"难道你也不再航海了吗？"“那是两码事，"他说，"航海是我的职业，因此也是我的职责。
你这次出海，虽然只是一种尝试，老天爷已给你点滋味尝尝了；你若再一意孤行，必无好结果的。也许，我们这次大难临头，正是由于你上了我们的船的缘故，就像约拿上了开往他施的船一样。请问，"船长接着说，"你是什么人？你为什么要坐我们的船出海？"于是，我简略地向他谈了谈自己的身世。他听我讲完后，忽然怒气冲天，令人莫可名状。他说，"我作了什么孽，竟会让你这样的灾星上船。我以后绝不再和你坐同一条船，给我一千镑我也不干！"我觉得，这是因为沉船的损失使他心烦意乱，想在我身上泄愤。其实，他根本没有权利对我大发脾气。可是，后来他又郑重其事与我谈了一番，敦促我回到父亲身边，不要再惹怒老天爷来毁掉自己。他说，我应该看到，老天爷是不会放过我的。"年轻人，"他说，"相信我的话，你若不回家，不论你上哪儿，你只会受难和失望。到那时，你父亲的话就会在你身上应验了。"我对他的话不置可否，很快就跟他分手了。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对他的下落，也一无所知。至于我自己，口袋里有了点钱，就从陆路去伦敦。在赴伦敦途中，以及到了伦敦以后，我一直在作剧烈的思想斗争，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道路：是回家呢，还是去航海？
一想到回家，羞耻之心使我归心顿消。我立即想到街坊邻居会怎样讥笑我；我自己也不仅羞见双亲，也羞见别人。这件事使我以后时常想起，一般人之心情多么荒诞可笑，而又那样莫名其妙；尤其是年轻人，照例在这种时刻，应听从理智的指导。然而，他们不以犯罪为耻，反而以悔罪为耻；他们不以干傻事为耻，反而以改过为耻。而实际上他们若能觉悟，别人才会把他们看作聪明人呢。
我就这样过了好几天，内心十分矛盾，不知何去何从，如何才好。但一想到回家，一种厌恶感油然升起，难以抑制。这样过了一些日子，对灾祸的记忆逐渐淡忘，原来动摇不定的归家念头也随之日趋淡薄，最后甚至丢到了九霄云外。这样，我又重新向往起航海生活来了。
I had two elder brothers, one of whom was lieutenant-colonel to an English regiment of foot in Flanders, formerly commanded by the famous Colonel Lockhart, and was killed at the battle near Dunkirk against the Spaniards. What became of my second brother I never knew, any more than my father or mother knew what became of me.
Being the third son of the family and not bred to any trade, my head began to be filled very early with rambling thoughts. My father, who was very ancient, had given me a competent share of learning, as far as house-education and a country free school generally go, and designed me for the law; but I would be satisfied with nothing but going to sea; and my inclination to this led me so strongly against the will, nay, the commands of my father, and against all the entreaties and persuasions of my mother and other friends, that there seemed to be something fatal in that propensity of nature, tending directly to the life of misery which was to befall me.
My father, a wise and grave man, gave me serious and excellent counsel against what he foresaw was my design. He called me one morning into his chamber, where he was confined by the gout, and expostulated very warmly with me upon this subject. He asked me what reasons, more than a mere wandering inclination, I had for leaving father's house and my native country, where I might be well introduced, and had a prospect of raising my fortune by application and industry, with a life of ease and pleasure. He told me it was men of desperate fortunes on one hand, or of aspiring, superior fortunes on the other, who went abroad upon adventures, to rise by enterprise, and make themselves famous in undertakings of a nature out of the common road; that these things were all either too far above me or too far below me; that mine was the middle state, or what might be called the upper station of low life, which he had found, by long experience, was the best state in the world, the most suited to human happiness, not exposed to the miseries and hardships, the labour and sufferings of the mechanic part of mankind, and not embarrassed with the pride, luxury, ambition, and envy of the upper part of mankind. He told me I might judge of the happiness of this state by this one thing - viz. that this was the state of life which all other people envied; that kings have frequently lamented the miserable consequence of being born to great things, and wished they had been placed in the middle of the two extremes, between the mean and the great; that the wise man gave his testimony to this, as the standard of felicity, when he prayed to have neither poverty nor riches.
He bade me observe it, and I should always find that the calamities of life were shared among the upper and lower part of mankind, but that the middle station had the fewest disasters, and was not exposed to so many vicissitudes as the higher or lower part of mankind; nay, they were not subjected to so many distempers and uneasinesses, either of body or mind, as those were who, by vicious living, luxury, and extravagances on the one hand, or by hard labour, want of necessaries, and mean or insufficient diet on the other hand, bring distemper upon themselves by the natural consequences of their way of living; that the middle station of life was calculated for all kind of virtue and all kind of enjoyments; that peace and plenty were the handmaids of a middle fortune; that temperance, moderation, quietness, health, society, all agreeable diversions, and all desirable pleasures, were the blessings attending the middle station of life; that this way men went silently and smoothly through the world, and comfortably out of it, not embarrassed with the labours of the hands or of the head, not sold to a life of slavery for daily bread, nor harassed with perplexed circumstances, which rob the soul of peace and the body of rest, nor enraged with the passion of envy, or the secret burning lust of ambition for great things; but, in easy circumstances, sliding gently through the world, and sensibly tasting the sweets of living, without the bitter; feeling that they are happy, and learning by every day's experience to know it more sensibly,
After this he pressed me earnestly, and in the most affectionate manner, not to play the young man, nor to precipitate myself into miseries which nature, and the station of life I was born in, seemed to have provided against; that I was under no necessity of seeking my bread; that he would do well for me, and endeavour to enter me fairly into the station of life which he had just been recommending to me; and that if I was not very easy and happy in the world, it must be my mere fate or fault that must hinder it; and that he should have nothing to answer for, having thus discharged his duty in warning me against measures which he knew would be to my hurt; in a word, that as he would do very kind things for me if I would stay and settle at home as he directed, so he would not have so much hand in my misfortunes as to give me any encouragement to go away; and to close all, he told me I had my elder brother for an example, to whom he had used the same earnest persuasions to keep him from going into the Low Country wars, but could not prevail, his young desires prompting him to run into the army, where he was killed; and though he said he would not cease to pray for me, yet he would venture to say to me, that if I did take this foolish step, God would not bless me, and I should have leisure hereafter to reflect upon having neglected his counsel when there might be none to assist in my recovery.
I observed in this last part of his discourse, which was truly prophetic, though I suppose my father did not know it to be so himself - I say, I observed the tears run down his face very plentifully, especially when he spoke of my brother who was killed: and that when he spoke of my having leisure to repent, and none to assist me, he was so moved that he broke off the discourse, and told me his heart was so full he could say no more to me.
I was sincerely affected with this discourse, and, indeed, who could be otherwise? and I resolved not to think of going abroad any more, but to settle at home according to my father's desire. But alas! a few days wore it all off; and, in short, to prevent any of my father's further importunities, in a few weeks after I resolved to run quite away from him. However, I did not act quite so hastily as the first heat of my resolution prompted; but I took my mother at a time when I thought her a little more pleasant than ordinary, and told her that my thoughts were so entirely bent upon seeing the world that I should never settle to anything with resolution enough to go through with it, and my father had better give me his consent than force me to go without it; that I was now eighteen years old, which was too late to go apprentice to a trade or clerk to an attorney; that I was sure if I did I should never serve out my time, but I should certainly run away from my master before my time was out, and go to sea; and if she would speak to my father to let me go one voyage abroad, if I came home again, and did not like it, I would go no more; and I would promise, by a double diligence, to recover the time that I had lost.
This put my mother into a great passion; she told me she knew it would be to no purpose to speak to my father upon any such subject; that he knew too well what was my interest to give his consent to anything so much for my hurt; and that she wondered how I could think of any such thing after the discourse I had had with my father, and such kind and tender expressions as she knew my father had used to me; and that, in short, if I would ruin myself, there was no help for me; but I might depend I should never have their consent to it; that for her part she would not have so much hand in my destruction; and I should never have it to say that my mother was willing when my father was not.
Though my mother refused to move it to my father, yet I heard afterwards that she reported all the discourse to him, and that my father, after showing a great concern at it, said to her, with a sigh, "That boy might be happy if he would stay at home; but if he goes abroad, he will be the most miserable wretch that ever was born: I can give no consent to it."
It was not till almost a year after this that I broke loose, though, in the meantime, I continued obstinately deaf to all proposals of settling to business, and frequently expostulated with my father and mother about their being so positively determined against what they knew my inclinations prompted me to. But being one day at Hull, where I went casually, and without any purpose of making an elopement at that time; but, I say, being there, and one of my companions being about to sail to London in his father's ship, and prompting me to go with them with the common allurement of seafaring men, that it should cost me nothing for my passage, I consulted neither father nor mother any more, nor so much as sent them word of it; but leaving them to hear of it as they might, without asking God's blessing or my father's, without any consideration of circumstances or consequences, and in an ill hour, God knows, on the 1st of September 1651, I went on board a ship bound for London. Never any young adventurer's misfortunes, I believe, began sooner, or continued longer than mine. The ship was no sooner out of the Humber than the wind began to blow and the sea to rise in a most frightful manner; and, as I had never been at sea before, I was most inexpressibly sick in body and terrified in mind. I began now seriously to reflect upon what I had done, and how justly I was overtaken by the judgment of Heaven for my wicked leaving my father's house, and abandoning my duty. All the good counsels of my parents, my father's tears and my mother's entreaties, came now fresh into my mind; and my conscience, which was not yet come to the pitch of hardness to which it has since, reproached me with the contempt of advice, and the breach of my duty to God and my father.
All this while the storm increased, and the sea went very high, though nothing like what I have seen many times since; no, nor what I saw a few days after; but it was enough to affect me then, who was but a young sailor, and had never known anything of the matter. I expected every wave would have swallowed us up, and that every time the ship fell down, as I thought it did, in the trough or hollow of the sea, we should never rise more; in this agony of mind, I made many vows and resolutions that if it would please God to spare my life in this one voyage, if ever I got once my foot upon dry land again, I would go directly home to my father, and never set it into a ship again while I lived; that I would take his advice, and never run myself into such miseries as these any more. Now I saw plainly the goodness of his observations about the middle station of life, how easy, how comfortably he had lived all his days, and never had been exposed to tempests at sea or troubles on shore; and I resolved that I would, like a true repenting prodigal, go home to my father.
These wise and sober thoughts continued all the while the storm lasted, and indeed some time after; but the next day the wind was abated, and the sea calmer, and I began to be a little inured to it; however, I was very grave for all that day, being also a little sea-sick still; but towards night the weather cleared up, the wind was quite over, and a charming fine evening followed; the sun went down perfectly clear, and rose so the next morning; and having little or no wind, and a smooth sea, the sun shining upon it, the sight was, as I thought, the most delightful that ever I saw.
I had slept well in the night, and was now no more sea-sick, but very cheerful, looking with wonder upon the sea that was so rough and terrible the day before, and could be so calm and so pleasant in so little a time after. And now, lest my good resolutions should continue, my companion, who had enticed me away, comes to me; "Well, Bob," says he, clapping me upon the shoulder, "how do you do after it? I warrant you were frighted, wer'n't you, last night, when it blew but a capful of wind?" "A capful d'you call it?" said I; "'twas a terrible storm." "A storm, you fool you," replies he; "do you call that a storm? why, it was nothing at all; give us but a good ship and sea-room, and we think nothing of such a squall of wind as that; but you're but a fresh-water sailor, Bob. Come, let us make a bowl of punch, and we'll forget all that; d'ye see what charming weather 'tis now?" To make short this sad part of my story, we went the way of all sailors; the punch was made and I was made half drunk with it: and in that one night's wickedness I drowned all my repentance, all my reflections upon my past conduct, all my resolutions for the future. In a word, as the sea was returned to its smoothness of surface and settled calmness by the abatement of that storm, so the hurry of my thoughts being over, my fears and apprehensions of being swallowed up by the sea being forgotten, and the current of my former desires returned, I entirely forgot the vows and promises that I made in my distress. I found, indeed, some intervals of reflection; and the serious thoughts did, as it were, endeavour to return again sometimes; but I shook them off, and roused myself from them as it were from a distemper, and applying myself to drinking and company, soon mastered the return of those fits - for so I called them; and I had in five or six days got as complete a victory over conscience as any young fellow that resolved not to be troubled with it could desire. But I was to have another trial for it still; and Providence, as in such cases generally it does, resolved to leave me entirely without excuse; for if I would not take this for a deliverance, the next was to be such a one as the worst and most hardened wretch among us would confess both the danger and the mercy of.
The sixth day of our being at sea we came into Yarmouth Roads; the wind having been contrary and the weather calm, we had made but little way since the storm. Here we were obliged to come to an anchor, and here we lay, the wind continuing contrary - viz. at south-west - for seven or eight days, during which time a great many ships from Newcastle came into the same Roads, as the common harbour where the ships might wait for a wind for the river.
We had not, however, rid here so long but we should have tided it up the river, but that the wind blew too fresh, and after we had lain four or five days, blew very hard. However, the Roads being reckoned as good as a harbour, the anchorage good, and our ground- tackle very strong, our men were unconcerned, and not in the least apprehensive of danger, but spent the time in rest and mirth, after the manner of the sea; but the eighth day, in the morning, the wind increased, and we had all hands at work to strike our topmasts, and make everything snug and close, that the ship might ride as easy as possible. By noon the sea went very high indeed, and our ship rode forecastle in, shipped several seas, and we thought once or twice our anchor had come home; upon which our master ordered out the sheet-anchor, so that we rode with two anchors ahead, and the cables veered out to the bitter end.
By this time it blew a terrible storm indeed; and now I began to see terror and amazement in the faces even of the seamen themselves. The master, though vigilant in the business of preserving the ship, yet as he went in and out of his cabin by me, I could hear him softly to himself say, several times, "Lord be merciful to us! we shall be all lost! we shall be all undone!" and the like. During these first hurries I was stupid, lying still in my cabin, which was in the steerage, and cannot describe my temper: I could ill resume the first penitence which I had so apparently trampled upon and hardened myself against: I thought the bitterness of death had been past, and that this would be nothing like the first; but when the master himself came by me, as I said just now, and said we should be all lost, I was dreadfully frighted. I got up out of my cabin and looked out; but such a dismal sight I never saw: the sea ran mountains high, and broke upon us every three or four minutes; when I could look about, I could see nothing but distress round us; two ships that rode near us, we found, had cut their masts by the board, being deep laden; and our men cried out that a ship which rode about a mile ahead of us was foundered. Two more ships, being driven from their anchors, were run out of the Roads to sea, at all adventures, and that with not a mast standing. The light ships fared the best, as not so much labouring in the sea; but two or three of them drove, and came close by us, running away with only their spritsail out before the wind.
Towards evening the mate and boatswain begged the master of our ship to let them cut away the fore-mast, which he was very unwilling to do; but the boatswain protesting to him that if he did not the ship would founder, he consented; and when they had cut away the fore-mast, the main-mast stood so loose, and shook the ship so much, they were obliged to cut that away also, and make a clear deck.
Any one may judge what a condition I must be in at all this, who was but a young sailor, and who had been in such a fright before at but a little. But if I can express at this distance the thoughts I had about me at that time, I was in tenfold more horror of mind upon account of my former convictions, and the having returned from them to the resolutions I had wickedly taken at first, than I was at death itself; and these, added to the terror of the storm, put me into such a condition that I can by no words describe it. But the worst was not come yet; the storm continued with such fury that the seamen themselves acknowledged they had never seen a worse. We had a good ship, but she was deep laden, and wallowed in the sea, so that the seamen every now and then cried out she would founder. It was my advantage in one respect, that I did not know what they meant by FOUNDER till I inquired. However, the storm was so violent that I saw, what is not often seen, the master, the boatswain, and some others more sensible than the rest, at their prayers, and expecting every moment when the ship would go to the bottom.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nd under all the rest of our distresses, one of the men that had been down to see cried out we had sprung a leak; another said there was four feet water in the hold. Then all hands were called to the pump. At that word, my heart, as I thought, died within me: and I fell backwards upon the side of my bed where I sat, into the cabin. However, the men roused me, and told me that I, that was able to do nothing before, was as well able to pump as another; at which I stirred up and went to the pump, and worked very heartily. While this was doing the master, seeing some light colliers, who, not able to ride out the storm were obliged to slip and run away to sea, and would come near us, ordered to fire a gun as a signal of distress. I, who knew nothing what they meant, thought the ship had broken, or some dreadful thing happened. In a word, I was so surprised that I fell down in a swoon. As this was a time when everybody had his own life to think of, nobody minded me, or what was become of me; but another man stepped up to the pump, and thrusting me aside with his foot, let me lie, thinking I had been dead; and it was a great while before I came to myself.
我有两个哥哥。大哥是驻佛兰德的英国步兵团中校。著名的洛克哈特上校曾带领过这支部队。大哥是在敦刻尔克附近与西班牙人作战时阵亡的。至于二哥的下落，我至今一无所知，就像我父母对我后来的境况也全然不知一样。
我是家里的小儿子，父母亲没让我学谋生的手艺，因此从小只是喜欢胡思乱想，一心想出洋远游。当时，我父亲年事已高，但他还是让我受了相当不错的教育。他曾送我去寄宿学校就读，还让我上免费学校接受乡村义务教育，一心一意想要我将来学法律。但我对一切都没有兴趣，只是想航海。
我完全不顾父愿，甚至违抗父命，也全然不听母亲的恳求和朋友们的劝阻。我的这种天性，似乎注定了我未来不幸的命运。
我父亲头脑聪明，为人慎重。他预见到我的意图必然会给我带来不幸，就时常严肃地开导我，并给了我不少有益的忠告。一天早晨，他把我叫进他的卧室；因为，那时他正好痛风病发作，行动不便。他十分恳切地对我规劝了一番。他问我，除了为满足我自己漫游四海的癖好外，究竟有什么理由要离弃父母，背井离乡呢？在家乡，我可以经人引荐，在社会上立身。如果我自己勤奋努力，将来完全可以发家致富，过上安逸快活的日子。他对我说，一般出洋冒险的人，不是穷得身无分文，就是妄想暴富；他们野心勃勃，想以非凡的事业扬名于世。但对我来说，这样做既不值得，也无必要。就我的社会地位而言，正好介于两者之间，即一般所说的中间地位。从他长期的经验判断，这是世界上最好的阶层，这种中间地位也最能使人幸福。他们既不必像下层大众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而生活依旧无着；也不会像那些上层人物因骄奢淫逸、野心勃勃和相互倾轧而弄得心力交瘁。他说，我自己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认识到，中间地位的生活确实幸福无比；这就是，人人羡慕这种地位，许多帝王都感叹其高贵的出身给他们带来的不幸后果，恨不得自己出生于贫贱与高贵之间的中间阶层。明智的人也证明，中间阶层的人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圣经》中的智者也曾祈祷："使我既不贫穷，也不富裕。"他提醒我，只要用心观察，就会发现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人都多灾多难，唯中间阶层灾祸最少。中间阶层的生活，不会像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人那样盛衰荣辱，瞬息万变。而且，中间地位不会像阔佬那样因挥霍无度、腐化堕落而弄得身心俱病；也不会像穷人那样因终日操劳、缺吃少穿而搞得憔悴不堪。唯有中间地位的人可享尽人间的幸福和安乐。中等人常年过着安定富足的生活。适可而止，中庸克己，健康安宁，交友娱乐，以及生活中的种种乐趣，都是中等人的福份。这种生活方式，使人平静安乐，怡然自得地过完一辈子，不受劳心劳力之苦。他们既不必为每日生计劳作，或为窘境所迫，以至伤身烦神；也不会因妒火攻心，或利欲薰心而狂躁不安。中间阶层的人可以平静地度过一生，尽情地体味人生的甜美，没有任何艰难困苦；他们感到幸福，并随着时日的过去，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这种幸福。
接着，他态度诚挚、充满慈爱地劝我不要耍孩子气，不要急于自讨苦吃；因为，不论从人之常情来说，还是从我的家庭出身而言，都不会让我吃苦。他说，我不必为每日生计去操劳，他会为我作好一切安排，并将尽力让我过上前面所说的中间阶层的生活。如果我不能在世上过上安逸幸福的生活，那完全是我的命运或我自己的过错所致，而他已尽了自己的责任。因为他看到我将要采取的行动必然会给我自己带来苦难，因此向我提出了忠告。总而言之，他答应，如果我听他的话，安心留在家里，他一定尽力为我作出安排。他从不同意我离家远游。如果我将来遭遇到什么不幸，那就不要怪他。谈话结束时，他又说，我应以大哥为前车之鉴。他也曾经同样恳切地规劝过大哥不要去佛兰德打仗，但大哥没听从他的劝告。当时他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决意去部队服役，结果在战场上丧了命。他还对我说，他当然会永远为我祈祷，但我如果执意采取这种愚蠢的行动，那么，他敢说，上帝一定不会保佑我。当我将来呼援无门时，我会后悔自己没有听从他的忠告。
事后想起来，我父亲最后这几句话，成了我后来遭遇的预言；当然我相信我父亲自己当时未必意识到有这种先见之明。我注意到，当我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老泪纵横，尤其是他讲到我大哥陈尸战场，讲到我将来呼援无门而后悔时，更是悲不自胜，不得不中断了他的谈话。最后，他对我说，他忧心如焚，话也说不下去了。
我为这次谈话深受感动。真的，谁听了这样的话会无动于衷呢？我决心不再想出洋的事了，而是听从父亲的意愿，安心留在家里。可是，天哪！只过了几天，我就把自己的决心丢到九霄云外去了。简单地说，为了不让我父亲再纠缠我，在那次谈话后的好几个星期里，我一直远远躲开他。但是，我并不仓促行事，不像以前那样头脑发热时想干就干，而是等我母亲心情较好的时候去找了她。我对她说，我一心想到外面去见见世面，除此之外我什么事也不想干。父亲最好答应我，免得逼我私自出走。我说，我已经十八岁了，无论去当学徒，或是去做律师的助手都太晚了。而且，我绝对相信，即使自己去当学徒或做助手，也必定不等满师就会从师傅那儿逃出来去航海了。如果她能去父亲那儿为我说情，让他答应我乘船出洋一次，如果我回家后觉得自己并不喜欢航海，那我就会加倍努力弥补我所浪费的时间。
我母亲听了我的话就大发脾气。她对我说，她知道去对父亲说这种事毫无用处。父亲非常清楚这事对我的利害关系，决不会答应我去做任何伤害自己的事情。她还说，父亲和我的谈话那样语重心长、谆谆善诱，而我竟然还想离家远游，这实在使她难以理解。她说，总而言之，如果我执意自寻绝路，那谁也不会来帮助我。她要我相信，无论是母亲，还是父亲，都不会同意我出洋远航，所以我如果自取灭亡，与她也无关，免得我以后说，当时我父亲是不同意的，但我母亲却同意了。
尽管我母亲当面拒绝了我的请求，表示不愿意向父亲转达我的话，但事后我听说，她还是把我们的谈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父亲。父亲听了深为忧虑。他对母亲叹息说，这孩子要是能留在家里，也许会很幸福的；但如果他要到海外去，就会成为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因此，说什么他也不能同意我出去。
事过了一年光景，我终于离家出走了，而在这一年里，尽管家里人多次建议我去干点正事，但我就是顽固不化，一概不听，反而老是与父母亲纠缠，要他们不要那样反对自己孩子的心愿。有一天，我偶然来到赫尔市。当时，我还没有私自出走的念头。但在那里，我碰到了一个朋友。他说他将乘他父亲的船去伦敦，并怂恿我与他们一起去。他用水手们常用的诱人航海的办法对我说，我不必付船费。这时，我既不同父母商量，也不给他们捎个话，我想我走了以后他们迟早会听到消息的。同时，我既不向上帝祈祷，也没有要父亲为我祝福，甚至都不考虑当时的情况和将来的后果，就登上了一艘开往伦敦的船。时间是一六五一年九月一日。谁知道这是一个恶时辰啊！我相信，没有一个外出冒险的年轻人会像我这样一出门就倒霉，一倒霉就这么久久难以摆脱。我们的船一驶出恒比尔河就刮起了大风，风助浪势，煞是吓人。因为我第一次出海，人感到难过得要命，心里又怕得要死。这时，我开始对我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了。我这个不孝之子，背弃父母，不尽天职，老天就这么快惩罚我了，真是天公地道。
这时，我父母的忠告，父亲的眼泪和母亲的祈求，都涌进了我的脑海。我良心终究尚未丧尽，不禁谴责起自己来：我不应该不听别人的忠告，背弃对上帝和父亲的天职。
这时风暴越刮越猛，海面汹涌澎湃，波浪滔天。我以前从未见过这种情景。但比起我后来多次见到过的咆哮的大海，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就是与我过几天后见到的情景，也不能相比。可是，在当时，对我这个初次航海的年轻人来说，足已令我胆颤心惊了，因为我对航海的事一无所知。我感到，海恒比尔河，又作亨伯河，发源于英格兰中部，流入北海。
浪随时会将我们吞没。每次我们的船跌入浪涡时，我想我们会随时倾覆沉入海底再也浮不起来，了。在这种惶恐不安的心情下，我一次又一次地发誓，下了无数次决心，说如果上帝在这次航行中留我一命，只要让我双脚一踏上陆地，我就马上回到我父亲身边，今生今世再也不乘船出海了。我将听从父亲的劝告，再也不自寻烦恼了。同时，我也醒悟到，我父亲关于中间阶层生活的看法，确实句句在理。就拿我父亲来说吧，他一生平安舒适，既没有遇到过海上的狂风恶浪，也没有遭到过陆上的艰难困苦。我决心，我要像一个真正回头的浪子，回到家里，回到我父亲的身边。
这些明智而清醒的思想，在暴风雨肆虐期间，乃至停止后的短时间内，一直在我脑子里盘旋。到了第二天，暴风雨过去了，海面平静多了，我对海上生活开始有点习惯了。但我整天仍是愁眉苦脸的；再加上有些晕船，更是打不起精神来。到了傍晚，天气完全晴了，风也完全停了，继之而来的是一个美丽可爱的黄金昏。当晚和第二天清晨天气晴朗，落日和日出显得异常清丽。此时，阳光照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令人心旷神怡。那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美景。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香，所以第二天也不再晕船了，精神也为之一爽。望着前天还奔腾咆哮的大海，一下子竟这么平静柔和，真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那位引诱我上船的朋友唯恐我真的下定决心不再航海，就过来看我。"喂，鲍勃，"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现在觉得怎样？我说，那天晚上吹起一点微风，一定把你吓坏了吧？""你说那是一点微风？"我说，"那是一场可怕的风暴啊！""风暴？你这傻瓜，"他回答说，"你把那也叫风暴？那算得了什么！只要船稳固，海面宽阔，像这样的一点风我们根本不放在眼里。当然，你初次出海，也难怪你，鲍勃。来吧，我们弄碗甜酒喝喝，把那些事统统忘掉吧！你看，天气多好啊！"我不想详细叙述这段伤心事。
简单一句话，我们因循一般水手的生活方式，调制了甜酒，我被灌得酩酊大醉。那天晚上，我尽情喝酒胡闹，把对自己过去行为的忏悔与反省，以及对未来下的决心，统统丢到九霄云外去了。简而言之，风暴一过，大海又平静如镜，我头脑里纷乱的思绪也随之一扫而光，怕被大海吞没的恐惧也消失殆尽，我热衷航海的愿望又重新涌上心头。我把自己在危难中下的决心和发的誓言一概丢之脑后。有时，我也发现，那些忏悔和决心也不时地会回到脑海里来。但我却竭力摆脱它们，并使自己振作起来，就好像自己要从某种坏情绪中振作起来似的。因此，我就和水手们一起照旧喝酒胡闹。不久，我就控制了自己的冲动，不让那些正经的念头死灰复燃。不到五六天，我就像那些想摆脱良心谴责的年轻人那样，完全战胜了良心。为此，我必定会遭受新的灾难。上帝见我不思悔改，就决定毫不宽恕地惩罚我，并且，这完全是我自作自受，无可推诿。既然我自己没有把平安渡过第一次灾难看作是上帝对我的拯救，下一次大祸临头就会变本加厉；那时，就连船上那些最凶残阴险、最胆大包天的水手，也都要害怕，都要求饶。
出海第六天，我们到达雅茅斯锚地①。在大风暴之后，我们的船没有走多少路，因为尽管天气晴朗，但却一直刮着逆风，因此，我们不得不在这海中停泊处抛锚。逆风吹了七八天，风是从西南方向吹来的。在此期间，许多从纽卡斯尔来的船只也都到这一开放锚地停泊，因为这儿是海上来往必经的港口，船只都在这儿等候顺风，驶入耶尔河。
我们本来不该在此停泊太久，而是应该趁着潮水驶入河口。无奈风刮得太紧，而停了四五天之后，风势更猛。但这块锚地素来被认为是个良港，加上我们的锚十分牢固，船上的锚索、辘轳、缆篷等一应设备均十分结实，因此水手们对大风都满不在乎，而且一点也不害怕，照旧按他们的生活方式休息作乐。到第八天早晨，风势骤然增大。于是全体船员都动员起来，一起动手落下了中帆，并把船上的一切物件都安顿好，使船能顶住狂风，安然停泊。到了中午，大海卷起了狂澜。我们的船头好几次钻入水中，打进了很多水。有一两次，我们以为脱了船锚，因此，船长下令放下备用大锚。这样，我们在船头下了两个锚，并把锚索放到最长的限度。
这时，风暴来势大得可怕，我看到，连水手们的脸上也显出惊恐的神色。船长虽然小心谨慎，力图保牢自己的船，但当他出入自己的舱房而从我的舱房边经过时，我好几次听到他低声自语，"上帝啊，可怜我们吧！我们都活不了啦！我们都要完蛋了！"他说了不少这一类的话。在最初的一阵纷乱中，我不知所措，只是一动不动地躺在自己的船舱里--我的舱房在船头，我无法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最初，我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忏悔，而是变得麻木不仁了。我原以为死亡的痛苦已经过去，这次的风暴与上次一样也会过去。但我前面说过，当船长从我舱房边经过，并说我们都要完蛋了时，可把我吓坏了。我走出自己的舱房向外一看，只见满目凄凉；这种惨景我以前从未见过：海上巨浪滔天，每隔三四分钟就向我们扑来。再向四面一望，境况更是悲惨。我们发现，原来停泊在我们附近的两艘船，因为载货重，已经把船侧的桅杆都砍掉了。突然，我们船上的人惊呼起来。原来停在我们前面约一海里远的一艘船已沉没了。另外两艘船被狂风吹得脱了锚，只得冒险离开锚地驶向大海，连船上的桅杆也一根不剩了。小船的境况要算最好了，因为在海上小船容易行驶。但也有两三只小船被风刮得从我们船旁飞驰而过，船上只剩下角帆而向外海飘去。
到了傍晚，大副和水手长恳求船长砍掉前桅；此事船长当然是绝不愿意干的。但水手长说，如果船长不同意砍掉前桅，船就会沉没。这样，船长也只好答应了。但船上的前桅一砍下来，主桅随风摇摆失去了控制，船也随着剧烈摇晃，于是他们又只得把主桅也砍掉。这样就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甲板了。
谁都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心情。因为我只是一个初次航海的小青年，不久前那次小风浪已把我吓得半死，更何况这次真的遇上了大风暴。此时此刻，当我执笔记述我那时的心情，我感到，那时我固然也害怕死，使我更害怕的是想到自己违背了自己不久前所作的忏悔，并且又像在前次危难中那样重新下定种种决心，这种恐惧感比我害怕死更甚。当时的心情既然如此，再加上对风暴的恐怖，那种心理状态即使现在我也无法用笔墨描述。但当时的情景还不算是最糟的呢！更糟的是风暴越刮越猛，就连水手们自己也都承认，他们平生从未遇到过这么厉害的大风暴。我们的船虽然坚固，但因载货太重，吃水很深，一直在水中剧烈地摇摆颠簸。只听见水手们不时地喊叫着船要沉了。当时我还不知道"沉"是什么意思，这于我倒也是件好事。后来我问过别人后才明白究竟。这时风浪更加凶猛了，我看到了平时很少见到的情况：船长、水手长，以及其他一些比较有头脑的人都不断地祈祷，他们都感到船随时有沉没的危险。到了半夜，更是灾上加灾。那些到船舱底下去检查的人中间，忽然有一个人跑上来喊道：船底漏水了；接着又有一个水手跑上来说，底舱里已有四英尺深的水了。于是全船的人都被叫去抽水。我听到船底漏水时，感到我的心就好像突然停止了跳动；我当时正坐在自己的舱房的床边，一下子感到再也支持不住了，就倒在了船舱里。这时有人把我叫醒，说我以前什么事也不会干，现在至少可以去帮着抽水。听了这话我立即打起精神，来到抽水机旁，十分卖力地干起来。正当大家全力抽水时，船长发现有几艘小煤船因经不起风浪，不得不随风向海上飘去；当他们从我们附近经过时，船长就下令放一枪，作为求救的信号。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要放枪，听到枪声大吃一惊，以为船破了，或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一句话，我吓得晕倒在抽水机旁。
这种时候，人人都只顾自己的生命，那里还会有人来管我死活，也没有人会看一下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另一个人立刻上来接替我抽水；他上来时把我一脚踢到一边，由我躺在那里。他一定以为我已经死了。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苏醒过来。
我们继续不断地抽水，但底舱里进水越来越多。我们的船显然不久就会沉没。这时，尽管风势略小了些，但船是肯定不可能驶进港湾了。船长只得不断鸣枪求救。有一艘轻量级的船顺风从我们前面飘过，就冒险放下一只小艇来救我们。
小艇上的人冒着极大的危险才划近我们的大船，但我们无法下到他们的小艇，他们也无法靠拢我们的大船。最后，小艇上的人拚命划浆，舍死相救；我们则从船尾抛下一根带有浮筒的绳子，并尽量把绳子放长。小艇上的人几经努力，终于抓住了绳子。我们就慢慢把小艇拖近船尾，全体船员才得以下了小艇。此时此刻，我们已无法再回到他们的船上去了，大家一致同意任凭小艇随波飘流，并努力向岸边划去。我们的船长许诺，万一小艇在岸边触礁，他将给他们船长照价赔偿。
这样，小艇半划着，半随浪逐流，逐渐向北方的岸边飘去，最后靠近了温特顿岬角。
离开大船不到一刻钟，我们就看到它沉下去了。这时，我才平生第一次懂得大海沉船是怎么回事。说实在话，当水手们告诉我大船正在下沉时，我几乎不敢抬头看一眼。当时，与其说是我自己爬下了小艇，还不如说是水手们把我丢进小艇的。从下小艇一刻起，我已心如死灰；一方面这是由于受风暴的惊吓，另一方面由于想到此行凶吉未卜，内心万分恐惧。
尽管我们处境危难，水手们还是奋力向岸边划去。当小艇被冲上浪尖时，我们已能看到海岸了，并见到岸上有许多人奔来奔去，想等我们小艇靠岸时救助我们。但小艇前进速度极慢，而且怎么也靠不了岸。最后，我们竟划过了温特顿灯塔。海岸由此向西凹进，并向克罗默延伸。这样，陆地挡住了一点风势，我们终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靠了岸。全体安全上岸后，即步行至雅茅斯。我们这些受难的人受到了当地官员、富商和船主们的热情款待；他们妥善安置我们住宿，还为我们筹足了旅费。我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或去伦敦，或回赫尔。
当时，我要是还有点头脑，就应回到赫尔，并回到家里。
我一定会非常幸福。我父亲也会像耶稣讲道中所说的那个喻言中的父亲，杀肥牛迎接我这回头的浪子。因为，家里人听说我搭乘的那条船在雅茅斯锚地遇难沉没，之后又过了好久才得知我并没有葬身鱼腹。
但我恶运未尽，它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我不思悔改。有好几次，在我头脑冷静时，理智也曾向我大声疾呼，要我回家，但我却没有勇气听从理智的召唤。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该怎么称呼这种驱使自己冥顽不化的力量，但这是一种神秘而无法逃避的定数；它往往会驱使我们自寻绝路，明知大祸临头，还是自投罗网。很显然，正是这种定数使我命中注定无法摆脱厄运。也正是这种定数的驱使，我才违背理智的召唤，甚至不愿从初次航海所遭遇的两次灾难中接受教训。
我的朋友，即船长的儿子，正是他使我铁下心来上了他父亲的船，现在胆子反而比我小了。当时，我们在雅茅斯市被分别安置在好几个地方住宿，所以两、三天之后他才碰到我。我刚才说了，这是我们上岸分开后第一次见面。我们一交谈，我就发现他的口气变了。他看上去精神沮丧，且不时地摇头。他问了我的近况，并把我介绍给他父亲。他对他父亲说，我这是第一次航海，只是试试罢了，以后想出洋远游。
听了这话，他父亲用十分严肃和关切的口吻对我说，"年轻人，你不应该再航海了。这次的灾难是一个凶兆，说明你不能当水手"。"怎么啦，先生，"我问，"难道你也不再航海了吗？"“那是两码事，"他说，"航海是我的职业，因此也是我的职责。
你这次出海，虽然只是一种尝试，老天爷已给你点滋味尝尝了；你若再一意孤行，必无好结果的。也许，我们这次大难临头，正是由于你上了我们的船的缘故，就像约拿上了开往他施的船一样。请问，"船长接着说，"你是什么人？你为什么要坐我们的船出海？"于是，我简略地向他谈了谈自己的身世。他听我讲完后，忽然怒气冲天，令人莫可名状。他说，"我作了什么孽，竟会让你这样的灾星上船。我以后绝不再和你坐同一条船，给我一千镑我也不干！"我觉得，这是因为沉船的损失使他心烦意乱，想在我身上泄愤。其实，他根本没有权利对我大发脾气。可是，后来他又郑重其事与我谈了一番，敦促我回到父亲身边，不要再惹怒老天爷来毁掉自己。他说，我应该看到，老天爷是不会放过我的。"年轻人，"他说，"相信我的话，你若不回家，不论你上哪儿，你只会受难和失望。到那时，你父亲的话就会在你身上应验了。"我对他的话不置可否，很快就跟他分手了。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对他的下落，也一无所知。至于我自己，口袋里有了点钱，就从陆路去伦敦。在赴伦敦途中，以及到了伦敦以后，我一直在作剧烈的思想斗争，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道路：是回家呢，还是去航海？
一想到回家，羞耻之心使我归心顿消。我立即想到街坊邻居会怎样讥笑我；我自己也不仅羞见双亲，也羞见别人。这件事使我以后时常想起，一般人之心情多么荒诞可笑，而又那样莫名其妙；尤其是年轻人，照例在这种时刻，应听从理智的指导。然而，他们不以犯罪为耻，反而以悔罪为耻；他们不以干傻事为耻，反而以改过为耻。而实际上他们若能觉悟，别人才会把他们看作聪明人呢。
我就这样过了好几天，内心十分矛盾，不知何去何从，如何才好。但一想到回家，一种厌恶感油然升起，难以抑制。这样过了一些日子，对灾祸的记忆逐渐淡忘，原来动摇不定的归家念头也随之日趋淡薄，最后甚至丢到了九霄云外。这样，我又重新向往起航海生活来了。
I had two elder brothers, one of whom was lieutenant-colonel to an English regiment of foot in Flanders, formerly commanded by the famous Colonel Lockhart, and was killed at the battle near Dunkirk against the Spaniards. What became of my second brother I never knew, any more than my father or mother knew what became of me.
Being the third son of the family and not bred to any trade, my head began to be filled very early with rambling thoughts. My father, who was very ancient, had given me a competent share of learning, as far as house-education and a country free school generally go, and designed me for the law; but I would be satisfied with nothing but going to sea; and my inclination to this led me so strongly against the will, nay, the commands of my father, and against all the entreaties and persuasions of my mother and other friends, that there seemed to be something fatal in that propensity of nature, tending directly to the life of misery which was to befall me.
My father, a wise and grave man, gave me serious and excellent counsel against what he foresaw was my design. He called me one morning into his chamber, where he was confined by the gout, and expostulated very warmly with me upon this subject. He asked me what reasons, more than a mere wandering inclination, I had for leaving father's house and my native country, where I might be well introduced, and had a prospect of raising my fortune by application and industry, with a life of ease and pleasure. He told me it was men of desperate fortunes on one hand, or of aspiring, superior fortunes on the other, who went abroad upon adventures, to rise by enterprise, and make themselves famous in undertakings of a nature out of the common road; that these things were all either too far above me or too far below me; that mine was the middle state, or what might be called the upper station of low life, which he had found, by long experience, was the best state in the world, the most suited to human happiness, not exposed to the miseries and hardships, the labour and sufferings of the mechanic part of mankind, and not embarrassed with the pride, luxury, ambition, and envy of the upper part of mankind. He told me I might judge of the happiness of this state by this one thing - viz. that this was the state of life which all other people envied; that kings have frequently lamented the miserable consequence of being born to great things, and wished they had been placed in the middle of the two extremes, between the mean and the great; that the wise man gave his testimony to this, as the standard of felicity, when he prayed to have neither poverty nor riches.
He bade me observe it, and I should always find that the calamities of life were shared among the upper and lower part of mankind, but that the middle station had the fewest disasters, and was not exposed to so many vicissitudes as the higher or lower part of mankind; nay, they were not subjected to so many distempers and uneasinesses, either of body or mind, as those were who, by vicious living, luxury, and extravagances on the one hand, or by hard labour, want of necessaries, and mean or insufficient diet on the other hand, bring distemper upon themselves by the natural consequences of their way of living; that the middle station of life was calculated for all kind of virtue and all kind of enjoyments; that peace and plenty were the handmaids of a middle fortune; that temperance, moderation, quietness, health, society, all agreeable diversions, and all desirable pleasures, were the blessings attending the middle station of life; that this way men went silently and smoothly through the world, and comfortably out of it, not embarrassed with the labours of the hands or of the head, not sold to a life of slavery for daily bread, nor harassed with perplexed circumstances, which rob the soul of peace and the body of rest, nor enraged with the passion of envy, or the secret burning lust of ambition for great things; but, in easy circumstances, sliding gently through the world, and sensibly tasting the sweets of living, without the bitter; feeling that they are happy, and learning by every day's experience to know it more sensibly,
After this he pressed me earnestly, and in the most affectionate manner, not to play the young man, nor to precipitate myself into miseries which nature, and the station of life I was born in, seemed to have provided against; that I was under no necessity of seeking my bread; that he would do well for me, and endeavour to enter me fairly into the station of life which he had just been recommending to me; and that if I was not very easy and happy in the world, it must be my mere fate or fault that must hinder it; and that he should have nothing to answer for, having thus discharged his duty in warning me against measures which he knew would be to my hurt; in a word, that as he would do very kind things for me if I would stay and settle at home as he directed, so he would not have so much hand in my misfortunes as to give me any encouragement to go away; and to close all, he told me I had my elder brother for an example, to whom he had used the same earnest persuasions to keep him from going into the Low Country wars, but could not prevail, his young desires prompting him to run into the army, where he was killed; and though he said he would not cease to pray for me, yet he would venture to say to me, that if I did take this foolish step, God would not bless me, and I should have leisure hereafter to reflect upon having neglected his counsel when there might be none to assist in my recovery.
I observed in this last part of his discourse, which was truly prophetic, though I suppose my father did not know it to be so himself - I say, I observed the tears run down his face very plentifully, especially when he spoke of my brother who was killed: and that when he spoke of my having leisure to repent, and none to assist me, he was so moved that he broke off the discourse, and told me his heart was so full he could say no more to me.
I was sincerely affected with this discourse, and, indeed, who could be otherwise? and I resolved not to think of going abroad any more, but to settle at home according to my father's desire. But alas! a few days wore it all off; and, in short, to prevent any of my father's further importunities, in a few weeks after I resolved to run quite away from him. However, I did not act quite so hastily as the first heat of my resolution prompted; but I took my mother at a time when I thought her a little more pleasant than ordinary, and told her that my thoughts were so entirely bent upon seeing the world that I should never settle to anything with resolution enough to go through with it, and my father had better give me his consent than force me to go without it; that I was now eighteen years old, which was too late to go apprentice to a trade or clerk to an attorney; that I was sure if I did I should never serve out my time, but I should certainly run away from my master before my time was out, and go to sea; and if she would speak to my father to let me go one voyage abroad, if I came home again, and did not like it, I would go no more; and I would promise, by a double diligence, to recover the time that I had lost.
This put my mother into a great passion; she told me she knew it would be to no purpose to speak to my father upon any such subject; that he knew too well what was my interest to give his consent to anything so much for my hurt; and that she wondered how I could think of any such thing after the discourse I had had with my father, and such kind and tender expressions as she knew my father had used to me; and that, in short, if I would ruin myself, there was no help for me; but I might depend I should never have their consent to it; that for her part she would not have so much hand in my destruction; and I should never have it to say that my mother was willing when my father was not.
Though my mother refused to move it to my father, yet I heard afterwards that she reported all the discourse to him, and that my father, after showing a great concern at it, said to her, with a sigh, "That boy might be happy if he would stay at home; but if he goes abroad, he will be the most miserable wretch that ever was born: I can give no consent to it."
It was not till almost a year after this that I broke loose, though, in the meantime, I continued obstinately deaf to all proposals of settling to business, and frequently expostulated with my father and mother about their being so positively determined against what they knew my inclinations prompted me to. But being one day at Hull, where I went casually, and without any purpose of making an elopement at that time; but, I say, being there, and one of my companions being about to sail to London in his father's ship, and prompting me to go with them with the common allurement of seafaring men, that it should cost me nothing for my passage, I consulted neither father nor mother any more, nor so much as sent them word of it; but leaving them to hear of it as they might, without asking God's blessing or my father's, without any consideration of circumstances or consequences, and in an ill hour, God knows, on the 1st of September 1651, I went on board a ship bound for London. Never any young adventurer's misfortunes, I believe, began sooner, or continued longer than mine. The ship was no sooner out of the Humber than the wind began to blow and the sea to rise in a most frightful manner; and, as I had never been at sea before, I was most inexpressibly sick in body and terrified in mind. I began now seriously to reflect upon what I had done, and how justly I was overtaken by the judgment of Heaven for my wicked leaving my father's house, and abandoning my duty. All the good counsels of my parents, my father's tears and my mother's entreaties, came now fresh into my mind; and my conscience, which was not yet come to the pitch of hardness to which it has since, reproached me with the contempt of advice, and the breach of my duty to God and my father.
All this while the storm increased, and the sea went very high, though nothing like what I have seen many times since; no, nor what I saw a few days after; but it was enough to affect me then, who was but a young sailor, and had never known anything of the matter. I expected every wave would have swallowed us up, and that every time the ship fell down, as I thought it did, in the trough or hollow of the sea, we should never rise more; in this agony of mind, I made many vows and resolutions that if it would please God to spare my life in this one voyage, if ever I got once my foot upon dry land again, I would go directly home to my father, and never set it into a ship again while I lived; that I would take his advice, and never run myself into such miseries as these any more. Now I saw plainly the goodness of his observations about the middle station of life, how easy, how comfortably he had lived all his days, and never had been exposed to tempests at sea or troubles on shore; and I resolved that I would, like a true repenting prodigal, go home to my father.
These wise and sober thoughts continued all the while the storm lasted, and indeed some time after; but the next day the wind was abated, and the sea calmer, and I began to be a little inured to it; however, I was very grave for all that day, being also a little sea-sick still; but towards night the weather cleared up, the wind was quite over, and a charming fine evening followed; the sun went down perfectly clear, and rose so the next morning; and having little or no wind, and a smooth sea, the sun shining upon it, the sight was, as I thought, the most delightful that ever I saw.
I had slept well in the night, and was now no more sea-sick, but very cheerful, looking with wonder upon the sea that was so rough and terrible the day before, and could be so calm and so pleasant in so little a time after. And now, lest my good resolutions should continue, my companion, who had enticed me away, comes to me; "Well, Bob," says he, clapping me upon the shoulder, "how do you do after it? I warrant you were frighted, wer'n't you, last night, when it blew but a capful of wind?" "A capful d'you call it?" said I; "'twas a terrible storm." "A storm, you fool you," replies he; "do you call that a storm? why, it was nothing at all; give us but a good ship and sea-room, and we think nothing of such a squall of wind as that; but you're but a fresh-water sailor, Bob. Come, let us make a bowl of punch, and we'll forget all that; d'ye see what charming weather 'tis now?" To make short this sad part of my story, we went the way of all sailors; the punch was made and I was made half drunk with it: and in that one night's wickedness I drowned all my repentance, all my reflections upon my past conduct, all my resolutions for the future. In a word, as the sea was returned to its smoothness of surface and settled calmness by the abatement of that storm, so the hurry of my thoughts being over, my fears and apprehensions of being swallowed up by the sea being forgotten, and the current of my former desires returned, I entirely forgot the vows and promises that I made in my distress. I found, indeed, some intervals of reflection; and the serious thoughts did, as it were, endeavour to return again sometimes; but I shook them off, and roused myself from them as it were from a distemper, and applying myself to drinking and company, soon mastered the return of those fits - for so I called them; and I had in five or six days got as complete a victory over conscience as any young fellow that resolved not to be troubled with it could desire. But I was to have another trial for it still; and Providence, as in such cases generally it does, resolved to leave me entirely without excuse; for if I would not take this for a deliverance, the next was to be such a one as the worst and most hardened wretch among us would confess both the danger and the mercy of.
The sixth day of our being at sea we came into Yarmouth Roads; the wind having been contrary and the weather calm, we had made but little way since the storm. Here we were obliged to come to an anchor, and here we lay, the wind continuing contrary - viz. at south-west - for seven or eight days, during which time a great many ships from Newcastle came into the same Roads, as the common harbour where the ships might wait for a wind for the river.
We had not, however, rid here so long but we should have tided it up the river, but that the wind blew too fresh, and after we had lain four or five days, blew very hard. However, the Roads being reckoned as good as a harbour, the anchorage good, and our ground- tackle very strong, our men were unconcerned, and not in the least apprehensive of danger, but spent the time in rest and mirth, after the manner of the sea; but the eighth day, in the morning, the wind increased, and we had all hands at work to strike our topmasts, and make everything snug and close, that the ship might ride as easy as possible. By noon the sea went very high indeed, and our ship rode forecastle in, shipped several seas, and we thought once or twice our anchor had come home; upon which our master ordered out the sheet-anchor, so that we rode with two anchors ahead, and the cables veered out to the bitter end.
By this time it blew a terrible storm indeed; and now I began to see terror and amazement in the faces even of the seamen themselves. The master, though vigilant in the business of preserving the ship, yet as he went in and out of his cabin by me, I could hear him softly to himself say, several times, "Lord be merciful to us! we shall be all lost! we shall be all undone!" and the like. During these first hurries I was stupid, lying still in my cabin, which was in the steerage, and cannot describe my temper: I could ill resume the first penitence which I had so apparently trampled upon and hardened myself against: I thought the bitterness of death had been past, and that this would be nothing like the first; but when the master himself came by me, as I said just now, and said we should be all lost, I was dreadfully frighted. I got up out of my cabin and looked out; but such a dismal sight I never saw: the sea ran mountains high, and broke upon us every three or four minutes; when I could look about, I could see nothing but distress round us; two ships that rode near us, we found, had cut their masts by the board, being deep laden; and our men cried out that a ship which rode about a mile ahead of us was foundered. Two more ships, being driven from their anchors, were run out of the Roads to sea, at all adventures, and that with not a mast standing. The light ships fared the best, as not so much labouring in the sea; but two or three of them drove, and came close by us, running away with only their spritsail out before the wind.
Towards evening the mate and boatswain begged the master of our ship to let them cut away the fore-mast, which he was very unwilling to do; but the boatswain protesting to him that if he did not the ship would founder, he consented; and when they had cut away the fore-mast, the main-mast stood so loose, and shook the ship so much, they were obliged to cut that away also, and make a clear deck.
Any one may judge what a condition I must be in at all this, who was but a young sailor, and who had been in such a fright before at but a little. But if I can express at this distance the thoughts I had about me at that time, I was in tenfold more horror of mind upon account of my former convictions, and the having returned from them to the resolutions I had wickedly taken at first, than I was at death itself; and these, added to the terror of the storm, put me into such a condition that I can by no words describe it. But the worst was not come yet; the storm continued with such fury that the seamen themselves acknowledged they had never seen a worse. We had a good ship, but she was deep laden, and wallowed in the sea, so that the seamen every now and then cried out she would founder. It was my advantage in one respect, that I did not know what they meant by FOUNDER till I inquired. However, the storm was so violent that I saw, what is not often seen, the master, the boatswain, and some others more sensible than the rest, at their prayers, and expecting every moment when the ship would go to the bottom.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nd under all the rest of our distresses, one of the men that had been down to see cried out we had sprung a leak; another said there was four feet water in the hold. Then all hands were called to the pump. At that word, my heart, as I thought, died within me: and I fell backwards upon the side of my bed where I sat, into the cabin. However, the men roused me, and told me that I, that was able to do nothing before, was as well able to pump as another; at which I stirred up and went to the pump, and worked very heartily. While this was doing the master, seeing some light colliers, who, not able to ride out the storm were obliged to slip and run away to sea, and would come near us, ordered to fire a gun as a signal of distress. I, who knew nothing what they meant, thought the ship had broken, or some dreadful thing happened. In a word, I was so surprised that I fell down in a swoon. As this was a time when everybody had his own life to think of, nobody minded me, or what was become of me; but another man stepped up to the pump, and thrusting me aside with his foot, let me lie, thinking I had been dead; and it was a great while before I came to myself.
不久之前，那种的力量驱使我离家出走。我年幼无知，想入非非，妄想发财。这种念头，根深蒂固，竟使我对一切忠告充耳不闻，对父亲的恳求和严命置若罔闻。我是说，现在，又正是这同一种的力量--不管这是一种什么力量，使我开始了一种最不幸的冒险事业。我踏上了一艘驶往非洲海岸的船；用水手们的俗话说，到几内亚去！
在以往的冒险活动中，我在船上从未当过水手。这是我的不幸。本来，我可以比平时艰苦些，学会做一些普通水手们做的工作。到一定时候，即使做不了船长，说不定也能当上个大副或船长助手什么的。可是，命中注定我每次都会作出最坏的选择，这一次也不例外。口袋里装了几个钱，身上穿着体面的衣服，我就像往常一样，以绅士的身份上了船。船上的一切事务，我从不参与，也从不学着去做。
在伦敦，我交上了好朋友。这又是我命里注定的。这种好事通常不会落到像我这样一个放荡不羁、误入歧途的年轻人身上。魔鬼总是早早给他们设下了陷井。但对我却不然。一开始，我就认识了一位船长。他曾到过几内亚沿岸；在那儿，他做了一笔不错的买卖，所以决定再走一趟。他对我的谈话很感兴趣，因为那时我的谈吐也许不怎么令人讨厌。他听我说要出去见见世面，就对我说，假如我愿意和他一起去，可以免费搭他的船，并可做他的伙伴，和他一起用餐。如果我想顺便带点货，他将告诉我带什么东西最能赚钱，这样也许我能赚点钱。
对船长的盛情，我正是求之不得，并和船长成了莫逆之交。船长为人真诚其实，我便上了他的船，并捎带了点货物。
由于我这位船长朋友的正直无私，我赚了一笔不小的钱。因为，我听他的话，带了一批玩具和其他小玩意儿，大约值四十英镑。这些钱我是靠一些亲戚的帮助搞来的。我写信给他们；我相信，他们就告诉我父亲，或至少告诉了我母亲，由父亲或母亲出钱，再由亲戚寄给我，作为我第一次做生意的本钱。
可以说，这是我一生冒险活动中唯一成功的一次航行。这完全应归功于我那船长朋友的正直无私。在他的指导下，我还学会了一些航海的数学知识和方法，学会了记航海日志和观察天文。一句话，懂得了一些做水手的基本常识。他乐于教我，我也乐于跟他学。总之，这次航行使我既成了水手，又成了商人。这次航行，我带回了五磅零九盎司金沙；回到伦敦后，我换回了约三百英镑，赚了不少钱。这更使我踌躇满志，因而也由此断送了我的一生。
然而，这次航行也有我的不幸。尤其是因为我们做生意都是在非洲西海岸一带，从北纬１５度一直南下至赤道附近，天气异常炎热，所以我得了航行于热带水域水手们常得的热病，三天两头发高烧，说胡话。
现在，我俨然成了做几内亚生意的商人了。不幸的是，我那位当船长的朋友在回伦敦后不久就去世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再去几内亚走一趟，就踏上了同一条船。这时，原来船上的大副做了船长。这是一次最倒霉的航行。虽然我上次赚了点钱，但我只带了不到一百英镑的货物，余下的二百英镑通通寄存在船长寡妇那里。她像船长一样，待我公正无私。但是，在这次航行中，我却屡遭不幸。第一件不幸的事情是：我们的船向加那利群岛驶去，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正航行于这些群岛和非洲西海岸之间。一天拂晓，突然有一艘从萨累开来的土耳其海盗船，扯满了帆，从我们后面追了上来。我们的船也张满了帆试图逃跑。但海盗船比我们快，逐渐逼近了我们。看情形，再过几小时，他们肯定能追上我们。我们立即开始作战斗准备。我们船上有十二门炮，但海盗船上有十八门。大约到了下午三点钟光景，他们赶了上来。
他们本想攻击我们的船尾，结果却横冲到我们的后舷。我们把八门炮搬到了这一边，一起向他们开火。海盗船边后退，边还击；他们船上二百来人一起用枪向我们射击。我们的人隐蔽得好，无一受伤。海盗船准备对我们再次发动攻击，我们也全力备战。这一次他们从后舷的另一侧靠上我们的船，并有六十多人跳上了我们的甲板。强盗们一上船就乱砍乱杀，并砍断了我们的桅索等船具。我们用枪、短柄矛和炸药包等各种武器奋力抵抗，把他们击退了两次。我不想细说这件不幸的事。总之，到最后，我们的船失去了战斗力，而且死了三个人，伤了八人，只得投降。我们全部被俘，被押送到萨累，那是摩尔人的一个港口。
我在那儿受到的待遇，并没有像我当初担心的那么可怕。
其他人都被送到皇帝的宫里去，远离了海岸；我却被海盗船长作为他自己的战利品留下，成了他的奴隶。这是因为我年轻伶俐，对他有用处。我的境况发生了突变，从一个商人一下子变成了可怜的奴隶。这真使我悲痛欲绝。这时，我不禁回忆起我父亲的预言；他说过我一定会受苦受难，并会呼援无门。现在我才感到，父亲的话完全应验了。我现在的境况已再糟不过了。我受到了老天的惩罚，谁也救不了我。可是，唉，我的苦难才刚刚开始呢，下面我再接着细说吧。
我的主人把我带回他家中。我满以为他出海时会带上我。
如这样，我想，他迟早会被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战舰俘获，那时我就可恢复自由了。但我的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他每次出海时，总把我留在岸上照看他那座小花园，并在家里做各种奴隶干的苦活。当他从海上航行回来时，又叫我睡到船舱里替他看船。
在这里，我头脑里整天盘算着如何逃跑，但怎么也想不出稍有希望的办法。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我根本没有条件逃跑。我没有人可以商量，没有人与我一起逃跑。我孤身一人形单影只，周围没有其他奴隶，也没有英格兰人、爱尔兰人或苏格兰人。这样过了整整两年。在这两年中，逃跑的计划只有在我想象中实现，并借此，却怎么也无法付诸实施。
大约两年之后，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这使我重新升起了争取自由的希望。这一次，我主人在家里呆的时间比以往长。据说是因为手头缺钱，他没有为自己的船配备出航所必需的设备。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常坐一只舢舨去港口外的开放锚地捕鱼；每星期至少一、两次，天气好的话，去的次数更多一些。那只舢舨是他大船上的一只小艇。每次出港捕鱼，他总让我和一个摩尔小孩替他摇船。我们两个小年轻颇能得他的欢心，而我捕鱼也确实有一手，因此，有时他就只叫我与他的一个摩尔族亲戚和那个摩尔小孩一起去替他打点鱼来吃；那个摩尔小孩名叫马列司科。
一天早晨，我们又出海打鱼。天气晴朗，海面风平浪静。
突然，海上升起浓雾。我们划了才一海里多点，就看不见海岸了。当时，我们已辩不清东南西北了，只是拚命划船。这样划了一天一夜，到第二天早晨才发现，我们不仅没有划近海岸，反而向外海划去了，离岸至少约六海里。最后，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冒了很大的危险，才平安抵岸，因为，那天早晨风很大，而且我们大家都快饿坏了。
这次意外事件给了我们主人一个警告，他决定以后得小心谨慎一些，出海捕鱼时带上指南针和一些食品。正好在他俘获的我们那艘英国船上，有一只长舢舨。他就下令他船上的木匠--也是他的一个英国人奴隶--在长舢舨中间做一个小舱，像驳船上的小舱那样；舱后留了些空间，可以容一个人站在那里掌舵和拉下帆索；舱前也有一块地方，可容一两个人站在那里升帆或降帆。这长舢舨上所使用的帆叫三角帆，帆杆横垂在舱顶上。船舱做得很矮，但非常舒适，可容得下他和一两个奴隶在里面睡觉，还可摆下一张桌子吃饭；桌子里做了一些抽屉，里面放上几其他爱喝的酒，以及他的面包、大米和咖啡之类的食物和饮料。
我们从此就经常坐这只长舢舨出海捕鱼。因为我捕鱼技术高明，所以每次出去他总是带着我。有一次，他约定要与当地两三位颇有身份的摩尔人坐我们的长舢舨出海游玩或捕鱼。为了款待客人，他预备了许多酒菜食品，并在头天晚上就送上了船。他还吩咐我从他大船上取下三支短枪放到舢舨上，把火药和子弹准备好。看来，他们除了想捕鱼外，还打算打鸟。
我按照主人的吩咐，把一切都准备妥当。第二天早晨，船也洗干净了，旗子也挂上了；一切安排完毕，我就在舢舨上专候贵客的光临。不料，过了一会儿，我主人一个人上船来。
他对我说，客人临时有事，这次不去了，下次再去，但他们将来家里吃晚饭，所以要我和那个摩尔人和小孩像往常一样去打点鱼来，以便晚上招待客人。他还特地吩咐，要我们一打到鱼就立即回来送到他家里。这些事我当然准备一一照办。
这时，我那争取自由的旧念头又突然萌发起来。因为，我觉得自己可以支配一条小船了。主人一走，我就着手准备起来，当然不是准备去捕鱼，而是准备远航。至于去哪儿，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也没有考虑过，只要离开这儿就行。
我计划的第一步，先借口对那个摩尔人说，我们不应当自说自话吃主人的面包，得自己动手准备船上吃的东西。他说我的话非常对，就拿来了一大筐当地甜饼干，又弄了三罐子淡水，一起搬到舢舨上。我知道主人装酒的箱子放的地方；看那箱子的样子，显然也是从英国人手里夺来的战利品。我趁那摩尔人上岸去的时候，就把那箱酒搬上舢舨，放到一个适当的地方，好像主人原来就放在那儿似的。同时我又搬了六十多磅蜜蜡到船上来，还顺便拿了一小包粗线，一把斧头，一把锯子和一只锤子；这些东西后来对我都非常有用，尤其是蜜蜡，可以用来做蜡烛。接着我又想出了一个新花样，他居然天真地上了圈套。这个摩尔人的名字叫伊斯玛，但大家叫他马利或莫利，所以我也这样叫他。"莫利，"我说，"我们主人的枪在船上，你去搞点火药和鸟枪弹来，也许我们还能给自己打几只水鸟呢！我知道主人的火药放在大船上。""对，"他说，"我去拿些来。"果然，他拿来了一大皮袋火药，足有一磅半重，可能还要多些。另外，他又拿来了一大皮袋鸟枪弹和一些子弹，也有五、六磅重。他把这些全部放到舢舨上。
同时，我又在大舱里找到了一些主人的火药。我从箱子里找出一只大酒瓶，里面所剩酒已不多。我把不多的酒倒入另一只瓶中，把空瓶装满火药。一切准备停当，我们便开始出港去捕鱼了。港口堡垒里的士兵都认识我们，所以也不来注意我们。我们出港不到一海里光景就下了帆开始捕鱼。这时，风向东北偏北，正与我的愿望相反。因为，假如刮南风，我就有把握把船驶到西班牙海岸，至少也可到西班牙西南部的加第斯海湾。但我决心已下，不管刮什么风，只要离开我现在呆的可怕的地方就行；其余一切，都听天由命了。
我们钓了一会儿鱼，一条也没有钓到；因为即使鱼儿上钩，我也不钓上来，免得让那摩尔人看见。然后，我对他说，这样下去可不行，我们拿什么款待主人呢？我们得走远一点。
他一想这样做也无妨，就同意了。他在船头，就张起了帆；我在船尾掌舵。就这样我们把船驶出了约三海里，然后就把船停下，好像又要准备捕鱼似的。我把舵交给摩尔小孩，自己向船头摩尔人站的地方走去。我弯下腰来，装作好像在他身后找什么东西似的。突然，我趁其不备，用手臂猛地在他裤裆下一撞，把他一下推入海里。这个摩尔人是个游泳高手，一下子就浮出海面。他向我呼救，求我让他上船，并说他愿追随我走遍天涯海角。他在水里像鱼，游得极快，而这时风不大，小船行驶速度很慢，眼看他很快就会赶上来。我走进船舱，拿起一支鸟枪。我把枪对准了摩尔人，并对他说我并没想伤害他，如果他不胡闹，也不会伤害他。我说："你泅水泅得很好，你完全可以泅回岸去。现在海上风平浪静，就赶快泅回去吧。我是不会伤害你的。要是你靠近我的船，那我就打穿你的脑袋！我已决心逃跑争取自由了！"他立即转身向海岸方向游回去。我毫不怀疑，他必然能安抵海岸，因为他游泳的本领确实不赖。
本来，我可以把小孩淹死，带上那个摩尔人，可我怎么也不敢信任他。前面提到过，那个摩尔小孩名叫马列司科，但大家都叫他"佐立"。那摩尔人走后，我就对他说："佐立，假如你忠于我，我会使你成为一个出色的人。但如果你不打自己的耳光向我发誓，如果你不凭着穆罕默德起誓效忠于我，我也把你扔到海里去。 "那孩子冲着我笑了，并发誓忠于我，愿随我走遍天涯海角。他说这些话时神情天真无邪，使我没法不信任他。
那个摩尔人在大海里泅着水，我们的船还在他的视线之内。这时，我故意让船逆着风径直向大海驶去。这样，他们就会以为我是驶向直布罗陀海峡（事实上，任何有头脑的人都会这样做）。没有人会想到，我们会驶向南方野蛮人出没的海岸。到那儿，我们还来不及上岸，就会给各个黑人部族的独木舟所包围，并把我们杀害；即使我们上了岸，也不是给野兽吃掉，就是给更无情的野人吃掉。
可是，到傍晚时，我改变了航向。我们船向东南偏东驶去，这样船可沿着海岸航行。这时风势极好，海面也平静，我就张满帆让船疾驶。以当时船行速度来看，我估计第二天下午三点钟就能靠岸。那时我已经在萨累以南一百五十英里之外了，远离摩洛哥皇帝的领土，也不在任何国王的领地之内，因为那儿我们根本就看不到人迹。
但是，我已被摩尔人吓破了胆，生怕再落到他们的手里；同时风势又顺，于是也不靠岸，也不下锚，一口气竟走了五天。这时风势渐渐转为南风，我估计即使他们派船来追我．这时也该罢休了。于是我就大胆驶向海岸，在一条小河的河口下了锚。我不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在什么纬度，什么国家，什么民族，什么河流。四周看不到一个人，我也不希望看到任何人。我现在所需要的只是淡水。我们在傍晚驶进了小河口，决定一等天黑就游到岸上去，摸一下岸上的情况。但一到天黑，我们就听到各种野兽狂吠咆哮，怒吼呼啸，不知道那是些什么野兽，真是可怕极了！这可把那可怜的孩子吓得魂飞魄散，哀求我等天亮后再上岸。我说，"好吧，佐立，我不去就是了。不过，说不定白天会碰见人。他们对我们也许像狮子一样凶呢！"佐立笑着说，"那我们就开枪把他们打跑！"佐立在我们奴隶中能用英语交谈，虽然发音不太地道。见到佐立这样高兴，我心里也很快乐。于是我从主人的酒箱里拿出酒瓶，倒了一点酒给他喝，让他壮壮胆子。不管怎么说，佐立的提议是有道理的，我接受了他的意见。于是，我们就下了锚，静静地在船上躺了一整夜。我是说，只是"静静地躺着"，我们事实上整夜都没合过眼。因为两三小时后，便有一大群各种各样的巨兽来到海边，在水里打滚，洗澡，或凉爽一下自己的身子；它们是些什么野兽，我也叫不出名字，而它们那狂呼怒吼的咆哮声，真是我平生从未听到过的，煞是吓人！
佐立吓坏了，我自己也吓得要死。然而，更让我们心惊胆战的是，我们听到有一头巨兽向我们船边游来。虽然我们看不见，但从其呼吸的声音来听，一定是个硕大无比的猛兽。
佐立说是头狮子，我想也可能是的。可怜的佐立向我高声呼叫，要我起锚把船划走。"不，"我说，"佐立，我们可以把锚索连同浮筒一起放出，把船向海里移移，那些野兽游不了太远的，它们不可能跟上来。"我话音未落，那巨兽离船不到两桨来远了。我立刻走进舱里，拿起枪来，对着那家伙放了一枪。那猛兽立即调头向岸上泅去。
枪声一响，不论在岸边或山里的群兽漫山遍野地狂呼怒吼起来，那种情景，真令人毛骨悚然。我想，这里的野兽以前大概从未听到过枪声，以至使它们如此惊恐不安。这更使我不得不相信，不用说晚上不能上岸，就是白天上岸也是个问题。落入野人手里，无异于落入狮子猛虎之口。至少，这两种危险我们都害怕。
但不管怎样，我们总得上岸到什么地方弄点淡水，因为船上剩下的水已不到一品脱了。问题是：什么时候上岸？在哪儿才能弄到水？佐立说，如果我让他拿个罐子上岸，他会去找找看有没有水，有的话就给我带回来。我问他，为什么要他去，而不是我去，让他自己呆在船上呢？这孩子的回答憨厚深情，使我从此喜欢上了他。他说："如果野人来了，他们吃掉我，你可以逃走。""好吧，佐立，"我说，"如果野人来了，我们两个人一起开枪把他们打死，我们俩谁也不让他们吃掉。"我拿了一块干面包给佐立吃，还从原来主人的酒箱里拿出酒瓶给他倒了点酒喝。关于这个酒箱的来历，我前面已经提到过了。我们把船向岸边适当推近一些，两人就一起涉水上岸。除了枪枝弹药和两只水罐，我们其他什么都不带。
我不敢走得离船太远，唯恐野人的独木舟从河的上游顺流而下。可那孩子见到一英里开外处有一块低地，就信步走去。不一会儿，只见他飞快向我奔来。我以为有野人在追赶他，或者给什么野兽吓坏了，急忙迎上去帮助他。但他跑近我时，却见他肩上背着个野兔似动物，但颜色与野兔不一样，腿也比野兔长，原来是他打到的猎物。这东西的肉一定很好吃，为此我们都大为高兴。然而，更令人高兴的是，佐立告诉我，他已找到了淡水，而且也没有见到有野人。
但后来我们发现，我们不必费那么大的力气去取水。沿着我们所在的小河稍稍往上走一点，潮水一退，就可取到淡水。其实，海潮没进入小河多远。我们把所有的罐子都盛满了水，又把杀死的野兔煮了饱餐一顿，就准备上路了。在那一带，我们始终没有发现人类的足迹。
过去我曾到这一带的海岸来过一次，知道加那利群岛和佛得角群岛离大陆海岸不远。但船上没有仪器，无法测量我们所在地点的纬度，而且，我也已不记得这些群岛确切的纬度了，因此也无法找到这些群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离开海岸，驶向海岛。要不然，我一定能很容易找到这些海岛的。我现在唯一的希望是：沿着海岸航行，直到英国人做生意的地方。在那儿总会遇到来往的商船，他们就会救我们。
我估计，我现在所在的地区正好在摩洛哥王国和黑人部族居住的地区之间；这儿只有野兽出没，荒无人烟。黑人因怕摩尔人的骚扰而放弃该地区迁向前方；摩尔人则因这儿是蛮荒之地，不愿在此居祝另外，这儿群兽出没，是猛虎、狮子、豹子和其他野兽栖息的地方。所以，不论是摩尔人还是黑人，都放弃了这块地方。但摩尔人有时也来这儿打猎。每次来的时候，至少有两三千人，像开来一支军队。事实上，我们沿海岸走了约一百英里，白天只见一起荒芜，杳无人迹；晚上只听到野兽咆哮，此起彼伏。
有一两次，在白天，我仿佛远远看到了加那利群岛高山的山顶--泰尼利夫山山顶。当时我很想冒一下险，把船驶过去。可是试了两次，都被逆风顶了回来。而且，这时海上风浪很大，我们的船又小，无法驶向大海。因此，我决定依照原来的计划，继续沿海岸行驶。
我们离开那个地方后，也有好几次不得不上岸取水。特别有一次，在大清早，我们来到一个小岬角抛了锚。这时正好涨潮，我们想等潮水上来后再往里驶。佐立的眼睛比我尖，他向我低声叫唤，要我把船驶离岸远一点。他说，"看那儿，一个可怕的怪物正在小山下睡觉呢！"我朝他手所指的方向看了一下，果然看到一个可怕的怪物，原来那是一头巨狮，正躺在一片山影下熟睡呢！我说："佐立，你上岸去把它打死吧。"佐立大吃一惊，说："我？我去把它打死？它一口就把我吃掉了。"我就不再对这孩子说什么了，并叫他乖乖呆在那儿。我自己拿起最大的一支枪，装了大量的火药，又装了两颗大子弹，放在一旁，然后又拿起第二支枪，装了两颗子弹，再把第三支枪装了五颗小子弹。我拿起第一支大枪，尽力瞄准，对着那狮子的头开了一枪。但那狮子躺着时，前腿稍稍往上抬起，挡住了鼻子，因此子弹正好打在它膝盖上，把腿骨打断了。狮子一惊，狂吼而起，但发觉一腿已断，复又跌倒在地，然后用三条腿站立起来，发出刺耳的吼叫声。我见自己没有打中狮子的头部，心里不由暗暗吃惊，这时，那头狮子似乎想走开，我急忙拿起第二支枪，对准它的头部又开了一枪，只见它颓然倒下，轻轻地吼了一声，便在那儿拼命挣扎。这时佐立胆子大了，要求我让他上岸。"好吧，你去吧！"我说。于是他便跳到水里，一手举着支短枪，一手划着水，走到那家伙跟前，把枪口放在它的耳朵边，向它的头部又开了一枪，终于结果了这猛兽的性命。
这件事对于我们实在是玩乐而已，狮子的肉根本不能吃。
为了这样一个无用的猎物，浪费了三份火药和弹丸，实在不值得，我颇感后悔。可是佐立说，他一定得从狮子身上弄点东西下来。于是他上船向我要斧子。 "干什么，佐立？"我问。
"我要把它的头砍下来！"他说。结果，佐立没法把狮子头砍下来，却砍下了一只脚带回来。那脚可真大得可怕！
我心里盘算，狮子皮也许对我们会有用处，便决定想法把皮剥下来。于是我和佐立就跑去剥皮。对于这件工作，佐立比我高明得多了，而我完全不知道从何下手。我们两人忙了一整天，才把整张皮剥下来。我们把皮摊在船舱的顶上，两天后皮就晒干了。以后我就把它用作被来睡觉。
We were not much more than a quarter of an hour out of our ship till we saw her sink, and then I understood for the first time what was meant by a ship foundering in the sea. I must acknowledge I had hardly eyes to look up when the seamen told me she was sinking; for from the moment that they rather put me into the boat than that I might be said to go in, my heart was, as it were, dead within me, partly with fright, partly with horror of mind, and the thoughts of what was yet before me.
While we were in this condition - the men yet labouring at the oar to bring the boat near the shore - we could see (when, our boat mounting the waves, we were able to see the shore) a great many people running along the strand to assist us when we should come near; but we made but slow way towards the shore; nor were we able to reach the shore till, being past the lighthouse at Winterton, the shore falls off to the westward towards Cromer, and so the land broke off a little the violence of the wind. Here we got in, and though not without much difficulty, got all safe on shore, and walked afterwards on foot to Yarmouth, where, as unfortunate men, we were used with great humanity, as well by the magistrates of the town, who assigned us good quarters, as by particular merchants and owners of ships, and had money given us sufficient to carry us either to London or back to Hull as we thought fit.
Had I now had the sense to have gone back to Hull, and have gone home, I had been happy, and my father, as in our blessed Saviour's parable, had even killed the fatted calf for me; for hearing the ship I went away in was cast away in Yarmouth Roads, it was a great while before he had any assurances that I was not drowned.
But my ill fate pushed me on now with an obstinacy that nothing could resist; and though I had several times loud calls from my reason and my more composed judgment to go home, yet I had no power to do it. I know not what to call this, nor will I urge that it is a secret overruling decree, that hurries us on to be the instruments of our own destruction, even though it be before us, and that we rush upon it with our eyes open. Certainly, nothing but some such decreed unavoidable misery, which it was impossible for me to escape, could have pushed me forward against the calm reasonings and persuasions of my most retired thoughts, and against two such visible instructions as I had met with in my first attempt.
My comrade, who had helped to harden me before, and who was the master's son, was now less forward than I. The first time he spoke to me after we were at Yarmouth, which was not till two or three days, for we were separated in the town to several quarters; I say, the first time he saw me, it appeared his tone was altered; and, looking very melancholy, and shaking his head, he asked me how I did, and telling his father who I was, and how I had come this voyage only for a trial, in order to go further abroad, his father, turning to me with a very grave and concerned tone "Young man," says he, "you ought never to go to sea any more; you ought to take this for a plain and visible token that you are not to be a seafaring man." "Why, sir," said I, "will you go to sea no more?" "That is another case," said he; "it is my calling, and therefore my duty; but as you made this voyage on trial, you see what a taste Heaven has given you of what you are to expect if you persist. Perhaps this has all befallen us on your account, like Jonah in the ship of Tarshish. Pray," continues he, "what are you; and on what account did you go to sea?" Upon that I told him some of my story; at the end of which he burst out into a strange kind of passion: "What had I done," says he, "that such an unhappy wretch should come into my ship? I would not set my foot in the same ship with thee again for a thousand pounds." This indeed was, as I said, an excursion of his spirits, which were yet agitated by the sense of his loss, and was farther than he could have authority to go. However, he afterwards talked very gravely to me, exhorting me to go back to my father, and not tempt Providence to my ruin, telling me I might see a visible hand of Heaven against me. "And, young man," said he, "depend upon it, if you do not go back, wherever you go, you will meet with nothing but disasters and disappointments, till your father's words are fulfilled upon you."
We parted soon after; for I made him little answer, and I saw him no more; which way he went I knew not. As for me, having some money in my pocket, I travelled to London by land; and there, as well as on the road, had many struggles with myself what course of life I should take, and whether I should go home or to sea.
As to going home, shame opposed the best motions that offered to my thoughts, and it immediately occurred to me how I should be laughed at among the neighbours, and should be ashamed to see, not my father and mother only, but even everybody else; from whence I have since often observed, how incongruous and irrational the common temper of mankind is, especially of youth, to that reason which ought to guide them in such cases - viz. that they are not ashamed to sin, and yet are ashamed to repent; not ashamed of the action for which they ought justly to be esteemed fools, but are ashamed of the returning, which only can make them be esteemed wise men.
In this state of life, however, I remained some time, uncertain what measures to take, and what course of life to lead. An irresistible reluctance continued to going home; and as I stayed away a while, the remembrance of the distress I had been in wore off, and as that abated, the little motion I had in my desires to return wore off with it, till at last I quite laid aside the thoughts of it, and looked out for a voyage.
在以往的冒险活动中，我在船上从未当过水手。这是我的不幸。本来，我可以比平时艰苦些，学会做一些普通水手们做的工作。到一定时候，即使做不了船长，说不定也能当上个大副或船长助手什么的。可是，命中注定我每次都会作出最坏的选择，这一次也不例外。口袋里装了几个钱，身上穿着体面的衣服，我就像往常一样，以绅士的身份上了船。船上的一切事务，我从不参与，也从不学着去做。
在伦敦，我交上了好朋友。这又是我命里注定的。这种好事通常不会落到像我这样一个放荡不羁、误入歧途的年轻人身上。魔鬼总是早早给他们设下了陷井。但对我却不然。一开始，我就认识了一位船长。他曾到过几内亚沿岸；在那儿，他做了一笔不错的买卖，所以决定再走一趟。他对我的谈话很感兴趣，因为那时我的谈吐也许不怎么令人讨厌。他听我说要出去见见世面，就对我说，假如我愿意和他一起去，可以免费搭他的船，并可做他的伙伴，和他一起用餐。如果我想顺便带点货，他将告诉我带什么东西最能赚钱，这样也许我能赚点钱。
对船长的盛情，我正是求之不得，并和船长成了莫逆之交。船长为人真诚其实，我便上了他的船，并捎带了点货物。
由于我这位船长朋友的正直无私，我赚了一笔不小的钱。因为，我听他的话，带了一批玩具和其他小玩意儿，大约值四十英镑。这些钱我是靠一些亲戚的帮助搞来的。我写信给他们；我相信，他们就告诉我父亲，或至少告诉了我母亲，由父亲或母亲出钱，再由亲戚寄给我，作为我第一次做生意的本钱。
可以说，这是我一生冒险活动中唯一成功的一次航行。这完全应归功于我那船长朋友的正直无私。在他的指导下，我还学会了一些航海的数学知识和方法，学会了记航海日志和观察天文。一句话，懂得了一些做水手的基本常识。他乐于教我，我也乐于跟他学。总之，这次航行使我既成了水手，又成了商人。这次航行，我带回了五磅零九盎司金沙；回到伦敦后，我换回了约三百英镑，赚了不少钱。这更使我踌躇满志，因而也由此断送了我的一生。
然而，这次航行也有我的不幸。尤其是因为我们做生意都是在非洲西海岸一带，从北纬１５度一直南下至赤道附近，天气异常炎热，所以我得了航行于热带水域水手们常得的热病，三天两头发高烧，说胡话。
现在，我俨然成了做几内亚生意的商人了。不幸的是，我那位当船长的朋友在回伦敦后不久就去世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再去几内亚走一趟，就踏上了同一条船。这时，原来船上的大副做了船长。这是一次最倒霉的航行。虽然我上次赚了点钱，但我只带了不到一百英镑的货物，余下的二百英镑通通寄存在船长寡妇那里。她像船长一样，待我公正无私。但是，在这次航行中，我却屡遭不幸。第一件不幸的事情是：我们的船向加那利群岛驶去，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正航行于这些群岛和非洲西海岸之间。一天拂晓，突然有一艘从萨累开来的土耳其海盗船，扯满了帆，从我们后面追了上来。我们的船也张满了帆试图逃跑。但海盗船比我们快，逐渐逼近了我们。看情形，再过几小时，他们肯定能追上我们。我们立即开始作战斗准备。我们船上有十二门炮，但海盗船上有十八门。大约到了下午三点钟光景，他们赶了上来。
他们本想攻击我们的船尾，结果却横冲到我们的后舷。我们把八门炮搬到了这一边，一起向他们开火。海盗船边后退，边还击；他们船上二百来人一起用枪向我们射击。我们的人隐蔽得好，无一受伤。海盗船准备对我们再次发动攻击，我们也全力备战。这一次他们从后舷的另一侧靠上我们的船，并有六十多人跳上了我们的甲板。强盗们一上船就乱砍乱杀，并砍断了我们的桅索等船具。我们用枪、短柄矛和炸药包等各种武器奋力抵抗，把他们击退了两次。我不想细说这件不幸的事。总之，到最后，我们的船失去了战斗力，而且死了三个人，伤了八人，只得投降。我们全部被俘，被押送到萨累，那是摩尔人的一个港口。
我在那儿受到的待遇，并没有像我当初担心的那么可怕。
其他人都被送到皇帝的宫里去，远离了海岸；我却被海盗船长作为他自己的战利品留下，成了他的奴隶。这是因为我年轻伶俐，对他有用处。我的境况发生了突变，从一个商人一下子变成了可怜的奴隶。这真使我悲痛欲绝。这时，我不禁回忆起我父亲的预言；他说过我一定会受苦受难，并会呼援无门。现在我才感到，父亲的话完全应验了。我现在的境况已再糟不过了。我受到了老天的惩罚，谁也救不了我。可是，唉，我的苦难才刚刚开始呢，下面我再接着细说吧。
我的主人把我带回他家中。我满以为他出海时会带上我。
如这样，我想，他迟早会被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战舰俘获，那时我就可恢复自由了。但我的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他每次出海时，总把我留在岸上照看他那座小花园，并在家里做各种奴隶干的苦活。当他从海上航行回来时，又叫我睡到船舱里替他看船。
在这里，我头脑里整天盘算着如何逃跑，但怎么也想不出稍有希望的办法。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我根本没有条件逃跑。我没有人可以商量，没有人与我一起逃跑。我孤身一人形单影只，周围没有其他奴隶，也没有英格兰人、爱尔兰人或苏格兰人。这样过了整整两年。在这两年中，逃跑的计划只有在我想象中实现，并借此，却怎么也无法付诸实施。
大约两年之后，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这使我重新升起了争取自由的希望。这一次，我主人在家里呆的时间比以往长。据说是因为手头缺钱，他没有为自己的船配备出航所必需的设备。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常坐一只舢舨去港口外的开放锚地捕鱼；每星期至少一、两次，天气好的话，去的次数更多一些。那只舢舨是他大船上的一只小艇。每次出港捕鱼，他总让我和一个摩尔小孩替他摇船。我们两个小年轻颇能得他的欢心，而我捕鱼也确实有一手，因此，有时他就只叫我与他的一个摩尔族亲戚和那个摩尔小孩一起去替他打点鱼来吃；那个摩尔小孩名叫马列司科。
一天早晨，我们又出海打鱼。天气晴朗，海面风平浪静。
突然，海上升起浓雾。我们划了才一海里多点，就看不见海岸了。当时，我们已辩不清东南西北了，只是拚命划船。这样划了一天一夜，到第二天早晨才发现，我们不仅没有划近海岸，反而向外海划去了，离岸至少约六海里。最后，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冒了很大的危险，才平安抵岸，因为，那天早晨风很大，而且我们大家都快饿坏了。
这次意外事件给了我们主人一个警告，他决定以后得小心谨慎一些，出海捕鱼时带上指南针和一些食品。正好在他俘获的我们那艘英国船上，有一只长舢舨。他就下令他船上的木匠--也是他的一个英国人奴隶--在长舢舨中间做一个小舱，像驳船上的小舱那样；舱后留了些空间，可以容一个人站在那里掌舵和拉下帆索；舱前也有一块地方，可容一两个人站在那里升帆或降帆。这长舢舨上所使用的帆叫三角帆，帆杆横垂在舱顶上。船舱做得很矮，但非常舒适，可容得下他和一两个奴隶在里面睡觉，还可摆下一张桌子吃饭；桌子里做了一些抽屉，里面放上几其他爱喝的酒，以及他的面包、大米和咖啡之类的食物和饮料。
我们从此就经常坐这只长舢舨出海捕鱼。因为我捕鱼技术高明，所以每次出去他总是带着我。有一次，他约定要与当地两三位颇有身份的摩尔人坐我们的长舢舨出海游玩或捕鱼。为了款待客人，他预备了许多酒菜食品，并在头天晚上就送上了船。他还吩咐我从他大船上取下三支短枪放到舢舨上，把火药和子弹准备好。看来，他们除了想捕鱼外，还打算打鸟。
我按照主人的吩咐，把一切都准备妥当。第二天早晨，船也洗干净了，旗子也挂上了；一切安排完毕，我就在舢舨上专候贵客的光临。不料，过了一会儿，我主人一个人上船来。
他对我说，客人临时有事，这次不去了，下次再去，但他们将来家里吃晚饭，所以要我和那个摩尔人和小孩像往常一样去打点鱼来，以便晚上招待客人。他还特地吩咐，要我们一打到鱼就立即回来送到他家里。这些事我当然准备一一照办。
这时，我那争取自由的旧念头又突然萌发起来。因为，我觉得自己可以支配一条小船了。主人一走，我就着手准备起来，当然不是准备去捕鱼，而是准备远航。至于去哪儿，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也没有考虑过，只要离开这儿就行。
我计划的第一步，先借口对那个摩尔人说，我们不应当自说自话吃主人的面包，得自己动手准备船上吃的东西。他说我的话非常对，就拿来了一大筐当地甜饼干，又弄了三罐子淡水，一起搬到舢舨上。我知道主人装酒的箱子放的地方；看那箱子的样子，显然也是从英国人手里夺来的战利品。我趁那摩尔人上岸去的时候，就把那箱酒搬上舢舨，放到一个适当的地方，好像主人原来就放在那儿似的。同时我又搬了六十多磅蜜蜡到船上来，还顺便拿了一小包粗线，一把斧头，一把锯子和一只锤子；这些东西后来对我都非常有用，尤其是蜜蜡，可以用来做蜡烛。接着我又想出了一个新花样，他居然天真地上了圈套。这个摩尔人的名字叫伊斯玛，但大家叫他马利或莫利，所以我也这样叫他。"莫利，"我说，"我们主人的枪在船上，你去搞点火药和鸟枪弹来，也许我们还能给自己打几只水鸟呢！我知道主人的火药放在大船上。""对，"他说，"我去拿些来。"果然，他拿来了一大皮袋火药，足有一磅半重，可能还要多些。另外，他又拿来了一大皮袋鸟枪弹和一些子弹，也有五、六磅重。他把这些全部放到舢舨上。
同时，我又在大舱里找到了一些主人的火药。我从箱子里找出一只大酒瓶，里面所剩酒已不多。我把不多的酒倒入另一只瓶中，把空瓶装满火药。一切准备停当，我们便开始出港去捕鱼了。港口堡垒里的士兵都认识我们，所以也不来注意我们。我们出港不到一海里光景就下了帆开始捕鱼。这时，风向东北偏北，正与我的愿望相反。因为，假如刮南风，我就有把握把船驶到西班牙海岸，至少也可到西班牙西南部的加第斯海湾。但我决心已下，不管刮什么风，只要离开我现在呆的可怕的地方就行；其余一切，都听天由命了。
我们钓了一会儿鱼，一条也没有钓到；因为即使鱼儿上钩，我也不钓上来，免得让那摩尔人看见。然后，我对他说，这样下去可不行，我们拿什么款待主人呢？我们得走远一点。
他一想这样做也无妨，就同意了。他在船头，就张起了帆；我在船尾掌舵。就这样我们把船驶出了约三海里，然后就把船停下，好像又要准备捕鱼似的。我把舵交给摩尔小孩，自己向船头摩尔人站的地方走去。我弯下腰来，装作好像在他身后找什么东西似的。突然，我趁其不备，用手臂猛地在他裤裆下一撞，把他一下推入海里。这个摩尔人是个游泳高手，一下子就浮出海面。他向我呼救，求我让他上船，并说他愿追随我走遍天涯海角。他在水里像鱼，游得极快，而这时风不大，小船行驶速度很慢，眼看他很快就会赶上来。我走进船舱，拿起一支鸟枪。我把枪对准了摩尔人，并对他说我并没想伤害他，如果他不胡闹，也不会伤害他。我说："你泅水泅得很好，你完全可以泅回岸去。现在海上风平浪静，就赶快泅回去吧。我是不会伤害你的。要是你靠近我的船，那我就打穿你的脑袋！我已决心逃跑争取自由了！"他立即转身向海岸方向游回去。我毫不怀疑，他必然能安抵海岸，因为他游泳的本领确实不赖。
本来，我可以把小孩淹死，带上那个摩尔人，可我怎么也不敢信任他。前面提到过，那个摩尔小孩名叫马列司科，但大家都叫他"佐立"。那摩尔人走后，我就对他说："佐立，假如你忠于我，我会使你成为一个出色的人。但如果你不打自己的耳光向我发誓，如果你不凭着穆罕默德起誓效忠于我，我也把你扔到海里去。 "那孩子冲着我笑了，并发誓忠于我，愿随我走遍天涯海角。他说这些话时神情天真无邪，使我没法不信任他。
那个摩尔人在大海里泅着水，我们的船还在他的视线之内。这时，我故意让船逆着风径直向大海驶去。这样，他们就会以为我是驶向直布罗陀海峡（事实上，任何有头脑的人都会这样做）。没有人会想到，我们会驶向南方野蛮人出没的海岸。到那儿，我们还来不及上岸，就会给各个黑人部族的独木舟所包围，并把我们杀害；即使我们上了岸，也不是给野兽吃掉，就是给更无情的野人吃掉。
可是，到傍晚时，我改变了航向。我们船向东南偏东驶去，这样船可沿着海岸航行。这时风势极好，海面也平静，我就张满帆让船疾驶。以当时船行速度来看，我估计第二天下午三点钟就能靠岸。那时我已经在萨累以南一百五十英里之外了，远离摩洛哥皇帝的领土，也不在任何国王的领地之内，因为那儿我们根本就看不到人迹。
但是，我已被摩尔人吓破了胆，生怕再落到他们的手里；同时风势又顺，于是也不靠岸，也不下锚，一口气竟走了五天。这时风势渐渐转为南风，我估计即使他们派船来追我．这时也该罢休了。于是我就大胆驶向海岸，在一条小河的河口下了锚。我不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在什么纬度，什么国家，什么民族，什么河流。四周看不到一个人，我也不希望看到任何人。我现在所需要的只是淡水。我们在傍晚驶进了小河口，决定一等天黑就游到岸上去，摸一下岸上的情况。但一到天黑，我们就听到各种野兽狂吠咆哮，怒吼呼啸，不知道那是些什么野兽，真是可怕极了！这可把那可怜的孩子吓得魂飞魄散，哀求我等天亮后再上岸。我说，"好吧，佐立，我不去就是了。不过，说不定白天会碰见人。他们对我们也许像狮子一样凶呢！"佐立笑着说，"那我们就开枪把他们打跑！"佐立在我们奴隶中能用英语交谈，虽然发音不太地道。见到佐立这样高兴，我心里也很快乐。于是我从主人的酒箱里拿出酒瓶，倒了一点酒给他喝，让他壮壮胆子。不管怎么说，佐立的提议是有道理的，我接受了他的意见。于是，我们就下了锚，静静地在船上躺了一整夜。我是说，只是"静静地躺着"，我们事实上整夜都没合过眼。因为两三小时后，便有一大群各种各样的巨兽来到海边，在水里打滚，洗澡，或凉爽一下自己的身子；它们是些什么野兽，我也叫不出名字，而它们那狂呼怒吼的咆哮声，真是我平生从未听到过的，煞是吓人！
佐立吓坏了，我自己也吓得要死。然而，更让我们心惊胆战的是，我们听到有一头巨兽向我们船边游来。虽然我们看不见，但从其呼吸的声音来听，一定是个硕大无比的猛兽。
佐立说是头狮子，我想也可能是的。可怜的佐立向我高声呼叫，要我起锚把船划走。"不，"我说，"佐立，我们可以把锚索连同浮筒一起放出，把船向海里移移，那些野兽游不了太远的，它们不可能跟上来。"我话音未落，那巨兽离船不到两桨来远了。我立刻走进舱里，拿起枪来，对着那家伙放了一枪。那猛兽立即调头向岸上泅去。
枪声一响，不论在岸边或山里的群兽漫山遍野地狂呼怒吼起来，那种情景，真令人毛骨悚然。我想，这里的野兽以前大概从未听到过枪声，以至使它们如此惊恐不安。这更使我不得不相信，不用说晚上不能上岸，就是白天上岸也是个问题。落入野人手里，无异于落入狮子猛虎之口。至少，这两种危险我们都害怕。
但不管怎样，我们总得上岸到什么地方弄点淡水，因为船上剩下的水已不到一品脱了。问题是：什么时候上岸？在哪儿才能弄到水？佐立说，如果我让他拿个罐子上岸，他会去找找看有没有水，有的话就给我带回来。我问他，为什么要他去，而不是我去，让他自己呆在船上呢？这孩子的回答憨厚深情，使我从此喜欢上了他。他说："如果野人来了，他们吃掉我，你可以逃走。""好吧，佐立，"我说，"如果野人来了，我们两个人一起开枪把他们打死，我们俩谁也不让他们吃掉。"我拿了一块干面包给佐立吃，还从原来主人的酒箱里拿出酒瓶给他倒了点酒喝。关于这个酒箱的来历，我前面已经提到过了。我们把船向岸边适当推近一些，两人就一起涉水上岸。除了枪枝弹药和两只水罐，我们其他什么都不带。
我不敢走得离船太远，唯恐野人的独木舟从河的上游顺流而下。可那孩子见到一英里开外处有一块低地，就信步走去。不一会儿，只见他飞快向我奔来。我以为有野人在追赶他，或者给什么野兽吓坏了，急忙迎上去帮助他。但他跑近我时，却见他肩上背着个野兔似动物，但颜色与野兔不一样，腿也比野兔长，原来是他打到的猎物。这东西的肉一定很好吃，为此我们都大为高兴。然而，更令人高兴的是，佐立告诉我，他已找到了淡水，而且也没有见到有野人。
但后来我们发现，我们不必费那么大的力气去取水。沿着我们所在的小河稍稍往上走一点，潮水一退，就可取到淡水。其实，海潮没进入小河多远。我们把所有的罐子都盛满了水，又把杀死的野兔煮了饱餐一顿，就准备上路了。在那一带，我们始终没有发现人类的足迹。
过去我曾到这一带的海岸来过一次，知道加那利群岛和佛得角群岛离大陆海岸不远。但船上没有仪器，无法测量我们所在地点的纬度，而且，我也已不记得这些群岛确切的纬度了，因此也无法找到这些群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离开海岸，驶向海岛。要不然，我一定能很容易找到这些海岛的。我现在唯一的希望是：沿着海岸航行，直到英国人做生意的地方。在那儿总会遇到来往的商船，他们就会救我们。
我估计，我现在所在的地区正好在摩洛哥王国和黑人部族居住的地区之间；这儿只有野兽出没，荒无人烟。黑人因怕摩尔人的骚扰而放弃该地区迁向前方；摩尔人则因这儿是蛮荒之地，不愿在此居祝另外，这儿群兽出没，是猛虎、狮子、豹子和其他野兽栖息的地方。所以，不论是摩尔人还是黑人，都放弃了这块地方。但摩尔人有时也来这儿打猎。每次来的时候，至少有两三千人，像开来一支军队。事实上，我们沿海岸走了约一百英里，白天只见一起荒芜，杳无人迹；晚上只听到野兽咆哮，此起彼伏。
有一两次，在白天，我仿佛远远看到了加那利群岛高山的山顶--泰尼利夫山山顶。当时我很想冒一下险，把船驶过去。可是试了两次，都被逆风顶了回来。而且，这时海上风浪很大，我们的船又小，无法驶向大海。因此，我决定依照原来的计划，继续沿海岸行驶。
我们离开那个地方后，也有好几次不得不上岸取水。特别有一次，在大清早，我们来到一个小岬角抛了锚。这时正好涨潮，我们想等潮水上来后再往里驶。佐立的眼睛比我尖，他向我低声叫唤，要我把船驶离岸远一点。他说，"看那儿，一个可怕的怪物正在小山下睡觉呢！"我朝他手所指的方向看了一下，果然看到一个可怕的怪物，原来那是一头巨狮，正躺在一片山影下熟睡呢！我说："佐立，你上岸去把它打死吧。"佐立大吃一惊，说："我？我去把它打死？它一口就把我吃掉了。"我就不再对这孩子说什么了，并叫他乖乖呆在那儿。我自己拿起最大的一支枪，装了大量的火药，又装了两颗大子弹，放在一旁，然后又拿起第二支枪，装了两颗子弹，再把第三支枪装了五颗小子弹。我拿起第一支大枪，尽力瞄准，对着那狮子的头开了一枪。但那狮子躺着时，前腿稍稍往上抬起，挡住了鼻子，因此子弹正好打在它膝盖上，把腿骨打断了。狮子一惊，狂吼而起，但发觉一腿已断，复又跌倒在地，然后用三条腿站立起来，发出刺耳的吼叫声。我见自己没有打中狮子的头部，心里不由暗暗吃惊，这时，那头狮子似乎想走开，我急忙拿起第二支枪，对准它的头部又开了一枪，只见它颓然倒下，轻轻地吼了一声，便在那儿拼命挣扎。这时佐立胆子大了，要求我让他上岸。"好吧，你去吧！"我说。于是他便跳到水里，一手举着支短枪，一手划着水，走到那家伙跟前，把枪口放在它的耳朵边，向它的头部又开了一枪，终于结果了这猛兽的性命。
这件事对于我们实在是玩乐而已，狮子的肉根本不能吃。
为了这样一个无用的猎物，浪费了三份火药和弹丸，实在不值得，我颇感后悔。可是佐立说，他一定得从狮子身上弄点东西下来。于是他上船向我要斧子。 "干什么，佐立？"我问。
"我要把它的头砍下来！"他说。结果，佐立没法把狮子头砍下来，却砍下了一只脚带回来。那脚可真大得可怕！
我心里盘算，狮子皮也许对我们会有用处，便决定想法把皮剥下来。于是我和佐立就跑去剥皮。对于这件工作，佐立比我高明得多了，而我完全不知道从何下手。我们两人忙了一整天，才把整张皮剥下来。我们把皮摊在船舱的顶上，两天后皮就晒干了。以后我就把它用作被来睡觉。
We were not much more than a quarter of an hour out of our ship till we saw her sink, and then I understood for the first time what was meant by a ship foundering in the sea. I must acknowledge I had hardly eyes to look up when the seamen told me she was sinking; for from the moment that they rather put me into the boat than that I might be said to go in, my heart was, as it were, dead within me, partly with fright, partly with horror of mind, and the thoughts of what was yet before me.
While we were in this condition - the men yet labouring at the oar to bring the boat near the shore - we could see (when, our boat mounting the waves, we were able to see the shore) a great many people running along the strand to assist us when we should come near; but we made but slow way towards the shore; nor were we able to reach the shore till, being past the lighthouse at Winterton, the shore falls off to the westward towards Cromer, and so the land broke off a little the violence of the wind. Here we got in, and though not without much difficulty, got all safe on shore, and walked afterwards on foot to Yarmouth, where, as unfortunate men, we were used with great humanity, as well by the magistrates of the town, who assigned us good quarters, as by particular merchants and owners of ships, and had money given us sufficient to carry us either to London or back to Hull as we thought fit.
Had I now had the sense to have gone back to Hull, and have gone home, I had been happy, and my father, as in our blessed Saviour's parable, had even killed the fatted calf for me; for hearing the ship I went away in was cast away in Yarmouth Roads, it was a great while before he had any assurances that I was not drowned.
But my ill fate pushed me on now with an obstinacy that nothing could resist; and though I had several times loud calls from my reason and my more composed judgment to go home, yet I had no power to do it. I know not what to call this, nor will I urge that it is a secret overruling decree, that hurries us on to be the instruments of our own destruction, even though it be before us, and that we rush upon it with our eyes open. Certainly, nothing but some such decreed unavoidable misery, which it was impossible for me to escape, could have pushed me forward against the calm reasonings and persuasions of my most retired thoughts, and against two such visible instructions as I had met with in my first attempt.
My comrade, who had helped to harden me before, and who was the master's son, was now less forward than I. The first time he spoke to me after we were at Yarmouth, which was not till two or three days, for we were separated in the town to several quarters; I say, the first time he saw me, it appeared his tone was altered; and, looking very melancholy, and shaking his head, he asked me how I did, and telling his father who I was, and how I had come this voyage only for a trial, in order to go further abroad, his father, turning to me with a very grave and concerned tone "Young man," says he, "you ought never to go to sea any more; you ought to take this for a plain and visible token that you are not to be a seafaring man." "Why, sir," said I, "will you go to sea no more?" "That is another case," said he; "it is my calling, and therefore my duty; but as you made this voyage on trial, you see what a taste Heaven has given you of what you are to expect if you persist. Perhaps this has all befallen us on your account, like Jonah in the ship of Tarshish. Pray," continues he, "what are you; and on what account did you go to sea?" Upon that I told him some of my story; at the end of which he burst out into a strange kind of passion: "What had I done," says he, "that such an unhappy wretch should come into my ship? I would not set my foot in the same ship with thee again for a thousand pounds." This indeed was, as I said, an excursion of his spirits, which were yet agitated by the sense of his loss, and was farther than he could have authority to go. However, he afterwards talked very gravely to me, exhorting me to go back to my father, and not tempt Providence to my ruin, telling me I might see a visible hand of Heaven against me. "And, young man," said he, "depend upon it, if you do not go back, wherever you go, you will meet with nothing but disasters and disappointments, till your father's words are fulfilled upon you."
We parted soon after; for I made him little answer, and I saw him no more; which way he went I knew not. As for me, having some money in my pocket, I travelled to London by land; and there, as well as on the road, had many struggles with myself what course of life I should take, and whether I should go home or to sea.
As to going home, shame opposed the best motions that offered to my thoughts, and it immediately occurred to me how I should be laughed at among the neighbours, and should be ashamed to see, not my father and mother only, but even everybody else; from whence I have since often observed, how incongruous and irrational the common temper of mankind is, especially of youth, to that reason which ought to guide them in such cases - viz. that they are not ashamed to sin, and yet are ashamed to repent; not ashamed of the action for which they ought justly to be esteemed fools, but are ashamed of the returning, which only can make them be esteemed wise men.
In this state of life, however, I remained some time, uncertain what measures to take, and what course of life to lead. An irresistible reluctance continued to going home; and as I stayed away a while, the remembrance of the distress I had been in wore off, and as that abated, the little motion I had in my desires to return wore off with it, till at last I quite laid aside the thoughts of it, and looked out for a voy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