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現在正準備在世田𠔌市民大學講演的講演稿。主辦單位指定的講演內容是這樣的：希望我把三年前在小樽召開的全北海道殘疾兒童福利大會上講的話繼續講下去。上次大會的講演記錄，業已以“為了和不可能‘親切’相待的人鬥爭下去”為題出版發行了。於是我就把該文章重新讀了一遍，考慮如何接着往下講。（該文載《核之大火與“人的”呼聲》一書，岩波書店出版。）
正如“殘疾兒和我”這一恰如其分的副標題所示，我在有殘疾兒的父母們面前，講了自己和生下來就頭部缺損的兒子共同生活的經驗。而且，我談的問題重點在於，眼前似乎即將面臨破壞整個世界的核威脅時代之下，同殘疾兒共同生活的經驗。
現在的核狀況，深刻的程度更嚴重了。凡是以世界的今天與明天的視野看待日常的人，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認這一點。如果與此相聯繫回頭看看·單·個家庭——也就是巨大的核威脅之下一個市民的家庭——無非是每天無可避免的老問題，即：拖着一身殘疾的兒子如何成長，以及同他的發育復雜地糾纏在一起而屢屢出現的新睏難，再加上如何戰勝這些睏難等等。因此，我自己也情不自禁地涌現繼續上次講演的想法。
繼續，這種說法總是浮現於我心頭的話，中野重治戰後寫的第一部小說《五勺酒》中的一節裏就有：“從什麽寫起好呢？寫也寫不完，說也說不盡的樣子。結尾處打算加上‘此項待續’，然而如果忘記而漏掉，也請權當有它而讀下去。”我也權作“此項待續”開始我的話題，但是我以為“此項待續”的話已將告終。
兒子就在眼下的３月畢業於青鳥養護學校的高等部。這樣，和學校之名沾邊兒的緣就算斷了。他的身高和體重都超過父親，是條大漢子，和同班另一條更大的漢子是好朋友，他倆雖然各有不同的殘疾，但是彼此身體狀況不佳的時候，被周圍吵鬧得快喘不過氣來的時候，或者為了強忍住被來自體內的不安徵候快要吞沒的時候，他倆各伸一隻手緊緊握在一起，一動不動地坐着，這種情況，是學校與家庭的聯繫本上寫着的。一畢業，和這位朋友也不得不分手了，對於兒子來說，再想遇上同樣的朋友恐怕是不可能的了。
去年秋天，他參加了將來畢業後開始的區的福利作業訓練，他母親陪他坐公共汽車上下班。偏巧我當時正在加裏福尼亞大學巴剋萊分校，也就是這段時間兒子經歷了雙親之中父親不在而情緒波動的階段。可能又加上在作業所接受訓練感到緊張，上作業所上班時，公共汽車碰到路上堵車，那粗暴的言語和舉止，常常使他母親十分為難，不知所措。
這時我就通過國際電話，一連幾天和他交談。很明顯，兒子一肚子委屈，非常抑鬱，問他的話答得一點也不爽快。沒有過多久作業所那邊的事就辭了，重返學校。但是這時候也屢屢發生事故，有的是上學時在車站上臺階，上到半路犯了病，跌破嘴唇，有時是蹲在臺階轉彎處的平臺上，再也不動了。這都是熟人通知傢裏纔知道的。
這些情況，兒子把信寄到巴剋萊分校的宿舍我纔全知道的，那些信，文章的背後用文學語言來說都藴涵着某種動機。信的後半部分文思混亂，我這做父親的也讀不懂，至於前半部分的文章，開頭一行就對我在國際電話中說的那些強硬的話給以斥責，並且全給擋了回來，用他的觀點加以解釋，隨後是很好地表現他現在的內心世界，給我的印象是讓我瞭解了兒子新的側面。他那信上說：“實在對不起啦。我的嘴疼了之後，下臺階的半道上就犯了病，我就吼起來了：‘我算不行啦，活了２０年可真遭罪。’”
看到兒子新的側面，知道他這是故作含糊的說法，老實說，我遠離兒子，一個人在異國他鄉生活，同樣情緒不安，還有一層，此時美國的核導彈設在西德，因此，蘇聯在日內瓦核裁軍會議上退出會場，成了世界核狀況惡化的轉折點的開始，所以我的心情當然也十分鬱悶。我們作父母的總算好歹迎來了兒子２０歲的生日，當然高興，妻子更為之高興，生日那天一到，當時恰逢參議院選舉，便帶着兒子急急忙忙地去投票，她說：“假如讓他棄權，那可就白養這麽大了。”我當時就覺得發現了妻子又一個新的側面。我們的兒子這２０年一天一天地活下來，完全是在強忍着殘疾給他帶來的睏難中度過的，那是不言而喻的痛苦的人生，我想，他是不讓我們想到他的痛苦纔不叫苦的。
就這樣，如果用現在的語言來說，對於陷進煩惱的我，常常讀的米爾查·埃利亞德從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６９年和我們同時代日記合訂本這部書，就是一個很好的鼓勵。（“Nosouvenirs” Harper ＆ Row）
當然，像埃利亞德這樣極具多樣性、有巨大精神世界的學者、藝術傢的日記，决不可能僅有單一的方向性。第一次遇上埃利亞德考察核武器對現代造成的危機時，我倒有一種心頭黯然、對他頗有嘲諷的心情。
１９５９年歲尾，埃利亞德在回答芝加哥大學的學生們提出的關於原子彈的問題，這段回答是這樣記載的：“教徒大概不應該怕這種炸彈。因為它意味着世界的末日到來。因為它成了‘最後的審判’。印度教徒大概也同樣。‘卡裏·瑜珈’界嚮混沌倒退之中結束，然後出現新的世界。衹有馬剋思主義者們纔有靠計盡途窮結果的核作為最後結束世界，使人類同受恐怖的正當理由。這樣說是因為，對於他們來說，天堂是屬於未來的。天堂在地上從來沒有存在過。與此相對應，最近似的就是明天的沒有階級的社會。馬剋思主義者衹是預想未來纔像天堂，所以纔甘願難以數計的也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殺戮。如果在得知世界是主義為最終世界之前消滅，那麽，一切歷史和人類的一切苦難，可能就根本沒有任何意義了。”
雖然我尊重埃利亞德的比較宗教史的分析，但是，對於馬剋思主義者關於今天的看法和作用，我還另有感想，所以，對於埃利亞德以這一部分為中心的話，總感到一股早被拋棄的犬儒主義味道。不過，埃利亞德始終是一位從正面註視着核武器，認為它是毀滅人類的，並且絲毫不懈地思考這個問題的人，這倒是毫無疑義的。翌年１月間，看到他的下述敘述：
“馬剋思主義者和唯物論者對歷史的解釋，可以說是人類的‘最後的審判’。審判，即滅亡的危險。準確地說，史前期人類幾乎就要滅亡了。或者說今天人類就被核武器滅亡。／唯物論者或馬剋思主義者所思考的，意味着人類對原初的神所賦予的任務已經不存任何希望。結果是使人類消滅。然而這種及其危險之存在未必是毫無意義的。人類懷着被消滅之勢迫在眉睫的自覺活着，對於人類來說，甚至是件好事。恐怖等於參加某一團體舉行儀式時的痛苦。
儀式，這一進入新階段的禮儀性的手續，埃利亞德把它作為人類規模普遍的信仰體係來思考，因為它是重要的問題點之一，所以十分清楚，他對於核狀況决不會以冷眼旁觀的態度對待。但是，我更進一步想知道的是，和核爆炸而導致人類滅亡這種想法截然相反，埃利亞德充滿積極希望的構想是什麽。
儘管表面上沒有寫得一清二楚，但是埃利亞德悄悄地但確確實實地把該思想提示於同一日記的下述敘說之中，這是我從他的日記中讀到的。於是因此也把我前面提到的陷進煩惱的自己治好了。
１９６１年年初，埃利亞德把他少年時代在布加勒斯特的經歷，在印度狂熱地學習時期的經歷，在葡萄牙的文化工作經歷，以及在戰爭結束後的祖國羅馬尼亞建立社會主義體製時亡命巴黎開始過上學究生活的經歷等等綜合在一起，使人感到他“更加成熟”。以前，衹是在為數不多的地方纔看出他從如此經歷中感受之深刻，但這回使我覺得足以洞徹他深刻感受的整個最深部分。對於自己生涯的“擴展、持續”給予足夠的啓示。埃利亞德把他的記述作了如下的總結，這就意味着，到此刻為止，在漫長歲月裏，他飽嘗了鬱悶之苦。我認為，這種鬱悶之苦給他帶來的是大大加強了他對核狀況的認識。
埃利亞德現在仍然住在此處的芝加哥大學裏——我這次纔親眼目睹並留下強烈印象——有紀念首次解放核能的地點以及核能解放者亨利·穆阿的雄偉雕像。我想着經濟史傢內田義彥氏指責把原子彈投於廣島、長崎也算解放（release）核能這句話，甚至想到，應該把堪稱核時代悲慘紀念的廣島那座穹窿形建築物廢墟合建於此。埃利亞德的記述是這樣的：“充滿活力，強烈的感情。在歷史上生與死的人們的生活，突然有了意義，具有了重量。樂觀主義！”
有此啓示的經驗之後，埃利亞德立刻重讀了青年時代讀過的巴貝利恩的日記，他對於該日記上寫的索拉斯著《古代的獵人》讀後感，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作了長篇記述。埃利亞德強調的是：讀了索拉斯著作的巴貝利恩，作為安慰悲慘與病態的現實，從舊石器時期的人類生活態度得到了力量，這力量是使他們確信他們的生存‘不能破壞’的‘顯現’。
他寫道。——雖然那麽說，也無法改變‘我活着’這一事實。即使不論怎麽短的時間，‘我是存在的’。這的的確確是我的顯示，顯示了人的存在是破壞不了的。／（巴貝利恩）補充說——那麽我死的時候，構成我肉體的物質破壞不了，而且永遠存在。既然這樣，對我的‘靈魂’不管有什麽影響，我的物質仍然永遠存在下去……
我死的時候，你能夠把我殺了、燒了、沉進水底、焚屍揚灰，但是你無法把我破壞。……死，比殺更甚的事早就辦不到了。巴貝利恩是這樣寫的，那是因為他是一位博物學家。但是我曾經見過無數‘神秘傢們’用幾乎同樣的語言傳達類似的經驗。（cf．特別是“宇宙意識”，的經驗）
教徒和印度教徒對於世界的結束持從容的態度，以及馬剋思主義者的如不完成歷史過程就以為毫無意義的緊迫態度，埃利亞德圍繞着這兩種態度，對於人類滅亡的可能性保持了距離，表示了相對的看法。但是，埃利亞德在這裏把博物學家巴貝利恩的看法，重疊在和他本身最接近的“神秘傢們”的思想，特別是他的“宇宙意識”上了。在這上面，作為人類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示”，表示了強烈的同感。把這個作為表明生活於核時代的埃利亞德的內在希求來理解，倒是很自然的。如果面嚮人類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示”，由於人的思想觀念加強和增大，終於度過核危機，那麽埃利亞德大概就不會談教徒和印度教徒的“最後的審判”或者經過混沌延緩再生的到來吧。應該說，衹有度過今天的核危機以及熱核戰爭給人類帶來的滅亡這種混沌，他的走上再生的思想纔有了方向，這對於曾經看到埃利亞德著作各種各樣細節上無不對核危機予以評論的我來說，我的意見是有根據的。
我從埃利亞德日記的這一段直接受到鼓舞，也有和開頭所提的殘疾兒子相關的理由。我以為這一段，使我在人生經驗的意義上重新得到教益。用埃利亞德說的人生經驗這個詞來說，就是，２０年前出生的這個第一個孩子，後腦勺上長着一個像頭一樣的瘤子，孩子一生下來，我和妻子决心既生之則養之，好好照顧。雖然會有很多睏難，但一定和他一起生活下去。這是如埃利亞德所說，當作人類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示”的一種决心。
回想起來，孩子躺在特殊嬰兒室面對玻璃窗，儘管看起來仿佛長着兩個腦袋，但是很精神的紅撲撲的那張臉，在我每天跑去隔窗窺視的過程中就培養起如此堅定想法了。此時此刻總是想起學生時代從英國小說中讀到的“這可悲的小生命”那句話。這個嬰兒的確是以悲慘的狀態誕生於人間的，雖然衹過了幾個星期，但是他活着，他存在於人間，這一事實是任何人都抹消不掉的。我深深感到，雖然有神，但是任何神也抹消不掉這個事實。於是，我就下了决心，給“這個可悲的小生命”當證人，證明他生下來了。他確實是存在的，也就是接受這個孩子，好好照看他，和他一起生活。而且我也預感到，我這份證言，一定會成為我這文學生涯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開頭我並沒有想把這個經驗寫成小說，從年輕學生時代就開始有了的寫小說這種工作，面對畸形兒子誕生這件意料之外的事，自己難免絶望，對於重新打起寫小說的精神沒什麽用，不可能成為今後賴以發展而可供攀援的繩索。衹是在有了直面痛苦的自覺之後纔産生了寫的想法。
從殘疾兒子誕生那年起，我就以和那些廣島原子彈受害者們頻繁的死與生，以及和他們共同生活共同奮鬥的醫生們的行動與思想——以自己冒着原子彈災害開始邁出治療受害者的第一步，後來擔任原子病醫院院長，狠抓白血病和原子彈受害者第二代兩個課題的重藤文夫為核心人物——為內容，開始寫報道文學。我在此項工作中逐漸理解到，這是為了把自己和殘疾兒子共同生活下去的决心與實踐，無論如何必須使之社會化而采取的手段。原子彈受害者們是那樣地生活，然而活下來了；是那樣的一種存在，然而畢竟是存在的。之所以能夠這樣，是因為任何人都無法取消他們作為個體的生存這一事實，同時也受到核時代之下人類的生存無法取消的現狀直接影響所致。在原子彈受害者的生與死上，可以看到人類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現”最現代的表現，而且我還通過同殘疾兒子共同生活發現了它。當時的我倒是很難說把它充分意識化了，但是內心深處確是那樣希望的。現在我决不是誇耀自己的天真，大談自己２０年前的預感和希求一概應驗，而是被許許多多令人痛恨的思緒糾纏在其中想起來的。身有殘疾，同殘疾鬥爭中成長這一事實本身，就不能不遇到新的睏難，僅僅考慮一下，不遠的將來，就不得不老實說，前景一片漆黑，總而言之，每次遇到具體睏難無不花費好大力氣一一剋服，然而過不多久兒子的狀態依舊故技重演。同這樣的兒子共同生活，對於他的母親和妹妹弟弟來說，顯而易見是一種艱苦的生活。確如兒子信上所說，他自己是極其痛苦的。所以他喊出：“我算完啦。活了２０年真遭罪。”但是，我這作父親的不消說，全家所有成員也都是通過同他共同生活，確實看到了人類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示”。特別是我自己，通過養育他弟弟妹妹的實際勞累，更能明確地這樣說。
正是反復積纍了作為個體的人的存在“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示”之經驗，纔對於這２０年來越發窮兇極惡的核狀況——從今年起《原子科學家新聞月刊》的“表示審判日到來之鐘”上，表明距核戰爭還差３分鐘——之下，相信埃利亞德所說的人類追求再生的意志照樣能剋服危險的“樂觀主義”。當然，這“樂觀主義”對於我們市民來說，如果不註視着核狀況，不采取措施防止它反對同世界規模的恢復生命的行動，那麽就很難說不變成極其醜惡的犬儒主義。
我在前面的“為了同使‘親切’成為不可能者作鬥爭”中說過下面的話：“年輕的人們最近愛說親切這個詞。說什麽親切的人啦，喜歡親切啦，等等。足以反映這種流行時尚的，是廣告一類的東西上也愛用‘親切’這個詞了。親切當然是好事，我自己就過於毫無抵觸地親切，但是如果問我喜歡把親切挂在嘴邊的年輕人麽？那我必須說未必喜歡。因為我想請年輕的人們考慮的是，如何把親切這個詞在社會裏給它定個積極的位置。／具有社會意義的親切，難道不正是和那使親切成為不可能者作鬥爭這件事麽？親切是人的極其自然的態度。嬰兒就是很親的。一般的人都有親切的地方，但是那樣的人在社會性的生活過程中，有的人就對人不大可能親切，或者遇不上親切的人。因為有使親切變成不可能的制度。同這種使人不可能親切的結構或制度鬥爭，我以為這纔是使人在社會生活中親切待人的條件。／令人不可能親切的結構或制度，在我們周圍俯拾即是，不可勝數。肢體不健全的人想坐輪椅外出，但是使之無法辦到的種類繁多的結構，任何人都有目共睹，我認為那都是妨礙人親切待人的。使人不可能親切的最甚者，莫過於核避難所一類的設施，對於超過定額人數的人還必須用機關槍阻擋。我認為有必要把這些障礙一個一個地撤掉，讓所有的人，特別是讓青年人能夠彼此親切相待，或者同妨礙人們親切相待的人或事鬥爭下去，改善現狀，這對於創造真正親切的日本人是非常必要的。削減福利預算，擴充軍備，一心想威脅亞洲各國，強調日本社會是競爭社會等等，如果日本文化被這麽一小撮人弄得覆滅，那麽，日本、日本人留給人們的記憶豈不成了世界上最粗暴、最野蠻、最下流的麽？”
我這樣說的同時就感覺到，“親切”的定義還不夠充分。於是在一次講演會上，因為聽衆都是殘疾人的父母，所以就仿佛按預先約定似地對作為前提的“親切”定義作了追加，想加上幾項意義使它更加有力。我第一個提示的是對於我前面業已提到的人的存在“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示”予以特別重視，堅持以它作為人生觀根本的態度，並同這樣的“親切”共存。
並且主張把美國科幻小說引導到智慧小說的水平，把對於核文明一直寫了許多反省與考察文章的鮑涅卡特，以及現在認為必須重新評價的奧威爾兩人，認為最值得期望的資質合乎禮儀（decency）和“親切”組合在一起而共存於內心的人，特別把他們對年輕人作了一番描述。decency一詞，是鮑涅卡特小說的根本精神，奧威爾回味參加西班牙市民戰爭殘酷經歷的《加泰羅尼亞贊歌》上說：“非常奇妙的是，由於在西班牙的全部經歷，使我對人的信賴沒有動搖，不僅沒有動搖，反而對人的優美更加信賴了。”評論奧威爾的《水晶的精神》作者伍德柯剋，分析了《一九四八年》之後這樣說：“這個世界上，精英人物的分離獨立終於完成了。因為精英人物已經不是社會性的存在，而是性的存在。不是傳統性的存在，而是基於意識形態的存在。為了使企圖改變這牢固的金字塔形社會的活動無法出現，黨靠改寫歷史想把過去完全改了，其次是想把使用的語言抽掉骨頭，企圖把自由啦，正義啦，像樣子的人啦，僅僅表現如此概念的語言早已不存在的狀況創造出來。”我這是從《奧威爾的整體像》日譯本引用的，同時也希望decency一詞用日語難以恰當表達這一點給以理解。譯文寫的是“真正人的親切”所以我就援例了，本該譯作“莊重體面”的。（晶文全書，奧山康治譯）
去年，我以一嚮稱之為我國現代人道主義者法國文學家渡邊一夫一生中的思想、生活為題，嚮青年人連續地作了報告，那時我想到，３０年代的渡邊一夫在理解瓦雷裏的一節詩裏找到關於“親切”一詞另一定義。
１９４０年法國敗北的時候——這一年是日德意三國同盟成立的一年，而且也是大政翼贊會開始活動的一年。在當時國際的、國內的帝國主義、極權主義甚囂塵上的形勢之下，有人要求渡邊寫文章談法國之所以敗北的文章。渡邊是以研究法國文學和文化為職業的，而法國又是日本的同盟國納粹德國的敵國，如果他為敗戰國的法國辯護，那就等於和大政翼贊會的國民總意相悖，這純粹是“踩聖像”①的故技重演。渡邊毫不妥協，堂堂正正的文章，充分表現了他異乎尋常的勇敢。
①１６２８—１８５７年之間的日本江戶時代，嚴禁天主教活動。統治者對於可疑的信徒，一律強迫他們從聖母瑪麗亞像和十字架像上踩過去——譯註。
渡邊在文章中引用了瓦雷裏５年之前在母校塞特高等學校，對他稱之為“明天的人”的青年人們說的話。他說，現在歐洲某些國傢的青年們，“在創造同國傢明確規定的目的和社會機構完全吻合的人這一計劃之下，接受完全相同的培養與訓練。也就是國傢在製造為它效力的國民。”瓦雷裏對此作了分析，接下去他說：“我以為，精神自由和文化上最細緻的産物，用這樣的對知性的強製，會使它衰退，這是非常可怕的。”
不出瓦雷裏所料，德國造就出為國傢效力的國民之後，便急不可待地發動了戰爭，侵略了培育了精神自由和文化上最精細事物的法國。但是渡邊在當時就明確說過，他對法國青年寄予厚望，幾年之後德國絶對一敗塗地——這和日本帝國的敗北是有聯繫的——而對此確信不疑。
渡邊一夫譯的瓦雷裏的《精神的自由與文化上最精緻的東西》提到的“親切”上，我想另外加上一個定義。因為，擁護我所說的社會性的“親切”二字含義的人，希望他們至少站在“精神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緻的東西”一邊。一旦提起這句話，我們眼前看到的，難道不是我國今天的社會失掉了許許多多的“親切”所具有的社會性的東西麽？總而言之，今天的日本社會，對於“明天的人”的青年人的教育，正是一心一意地製造對國傢效力的國民，而且是製造效力極佳的、對於誠如加耳布雷斯①所說的“新興産業國傢的日本模式非常效力的國民，讓精神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緻的東西衰退也在所不惜。這種傾嚮纔是確確實實的讓青年們看不到“親切”的具體所在而帶來的結果。
①加耳布雷斯（Galbraith，John Kenneth）１９０８—？英國經濟學家、教育傢、作傢——譯註。
也許馬上就得到這樣回敬的話：從世界現狀來看，社會主義國傢的教育纔是製造效力於國傢的國民的典範。我根本不想拿中國和蘇聯同納粹德國相比擬，但是，關於前面的質問，如果把波蘭的自省活動考慮進去，我以為批評的可能正確。儘管承認它，但是，如果日本在這一點上甘當美國的走卒，並且更加奮進，製造對日本式的“新型産業國傢”高效率地效力的“明天之人”的態勢強化下去，那麽，現在業已顯而易見地使日本人社會和日本人素質大大變形的裂痕，就衹有愈來愈大了。
我仿佛故意逆此大勢而行一般，我對日本“明天的人”——也許被說成純粹是作夢——决心期待的倒是如下的理想狀態：日本的青年人應該自我培養精神上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緻的東西，使自己的力量足以在最近的將來，對於蘇聯和美國的核對峙，擔當起使它們走嚮廢除核武器的媒介國的角色，為此而修正現在日本前進的軌道。假如瓦雷裏活到現在而且依然活動，他一定努力使法國成為與今天的法國完全相反的國傢，即：他一定要求他的國傢為了使歐洲緊張的核局勢朝嚮緩和的方向發展。因為那樣的法國纔是堂堂正正地創造精神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緻的法國，使社會性的親切生機勃勃的法國人的國傢。
這是今年我第一次在聽衆面前講話，我想按上述想法加以引伸，從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比照在報刊上發表的短文寫成這份草稿。給１０年之前也是花了一年時間在雜志《世界》上發表的“面對狀況”作個結尾，現在我正準備寫“再度面對狀況”的文章，它的出發點，我想就以這個草稿充當。此後，我要使生活於書齋的自己站在同社會狀況的交接點上發言，在文章上重新審視着自己論述，當然，盡可能地用這種方法寫。最後附帶提一下，我的兒子現在已恢復健康，信心十足地要像他喜歡的音樂傢斯卡拉蒂①那樣活那麽久。
①斯卡拉蒂（Scarlatti，Alessandro １６６０—１７２５），意大利歌劇和教會音樂作麯傢——譯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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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殘疾兒和我”這一恰如其分的副標題所示，我在有殘疾兒的父母們面前，講了自己和生下來就頭部缺損的兒子共同生活的經驗。而且，我談的問題重點在於，眼前似乎即將面臨破壞整個世界的核威脅時代之下，同殘疾兒共同生活的經驗。
現在的核狀況，深刻的程度更嚴重了。凡是以世界的今天與明天的視野看待日常的人，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認這一點。如果與此相聯繫回頭看看·單·個家庭——也就是巨大的核威脅之下一個市民的家庭——無非是每天無可避免的老問題，即：拖着一身殘疾的兒子如何成長，以及同他的發育復雜地糾纏在一起而屢屢出現的新睏難，再加上如何戰勝這些睏難等等。因此，我自己也情不自禁地涌現繼續上次講演的想法。
繼續，這種說法總是浮現於我心頭的話，中野重治戰後寫的第一部小說《五勺酒》中的一節裏就有：“從什麽寫起好呢？寫也寫不完，說也說不盡的樣子。結尾處打算加上‘此項待續’，然而如果忘記而漏掉，也請權當有它而讀下去。”我也權作“此項待續”開始我的話題，但是我以為“此項待續”的話已將告終。
兒子就在眼下的３月畢業於青鳥養護學校的高等部。這樣，和學校之名沾邊兒的緣就算斷了。他的身高和體重都超過父親，是條大漢子，和同班另一條更大的漢子是好朋友，他倆雖然各有不同的殘疾，但是彼此身體狀況不佳的時候，被周圍吵鬧得快喘不過氣來的時候，或者為了強忍住被來自體內的不安徵候快要吞沒的時候，他倆各伸一隻手緊緊握在一起，一動不動地坐着，這種情況，是學校與家庭的聯繫本上寫着的。一畢業，和這位朋友也不得不分手了，對於兒子來說，再想遇上同樣的朋友恐怕是不可能的了。
去年秋天，他參加了將來畢業後開始的區的福利作業訓練，他母親陪他坐公共汽車上下班。偏巧我當時正在加裏福尼亞大學巴剋萊分校，也就是這段時間兒子經歷了雙親之中父親不在而情緒波動的階段。可能又加上在作業所接受訓練感到緊張，上作業所上班時，公共汽車碰到路上堵車，那粗暴的言語和舉止，常常使他母親十分為難，不知所措。
這時我就通過國際電話，一連幾天和他交談。很明顯，兒子一肚子委屈，非常抑鬱，問他的話答得一點也不爽快。沒有過多久作業所那邊的事就辭了，重返學校。但是這時候也屢屢發生事故，有的是上學時在車站上臺階，上到半路犯了病，跌破嘴唇，有時是蹲在臺階轉彎處的平臺上，再也不動了。這都是熟人通知傢裏纔知道的。
這些情況，兒子把信寄到巴剋萊分校的宿舍我纔全知道的，那些信，文章的背後用文學語言來說都藴涵着某種動機。信的後半部分文思混亂，我這做父親的也讀不懂，至於前半部分的文章，開頭一行就對我在國際電話中說的那些強硬的話給以斥責，並且全給擋了回來，用他的觀點加以解釋，隨後是很好地表現他現在的內心世界，給我的印象是讓我瞭解了兒子新的側面。他那信上說：“實在對不起啦。我的嘴疼了之後，下臺階的半道上就犯了病，我就吼起來了：‘我算不行啦，活了２０年可真遭罪。’”
看到兒子新的側面，知道他這是故作含糊的說法，老實說，我遠離兒子，一個人在異國他鄉生活，同樣情緒不安，還有一層，此時美國的核導彈設在西德，因此，蘇聯在日內瓦核裁軍會議上退出會場，成了世界核狀況惡化的轉折點的開始，所以我的心情當然也十分鬱悶。我們作父母的總算好歹迎來了兒子２０歲的生日，當然高興，妻子更為之高興，生日那天一到，當時恰逢參議院選舉，便帶着兒子急急忙忙地去投票，她說：“假如讓他棄權，那可就白養這麽大了。”我當時就覺得發現了妻子又一個新的側面。我們的兒子這２０年一天一天地活下來，完全是在強忍着殘疾給他帶來的睏難中度過的，那是不言而喻的痛苦的人生，我想，他是不讓我們想到他的痛苦纔不叫苦的。
就這樣，如果用現在的語言來說，對於陷進煩惱的我，常常讀的米爾查·埃利亞德從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６９年和我們同時代日記合訂本這部書，就是一個很好的鼓勵。（“Nosouvenirs” Harper ＆ Row）
當然，像埃利亞德這樣極具多樣性、有巨大精神世界的學者、藝術傢的日記，决不可能僅有單一的方向性。第一次遇上埃利亞德考察核武器對現代造成的危機時，我倒有一種心頭黯然、對他頗有嘲諷的心情。
１９５９年歲尾，埃利亞德在回答芝加哥大學的學生們提出的關於原子彈的問題，這段回答是這樣記載的：“教徒大概不應該怕這種炸彈。因為它意味着世界的末日到來。因為它成了‘最後的審判’。印度教徒大概也同樣。‘卡裏·瑜珈’界嚮混沌倒退之中結束，然後出現新的世界。衹有馬剋思主義者們纔有靠計盡途窮結果的核作為最後結束世界，使人類同受恐怖的正當理由。這樣說是因為，對於他們來說，天堂是屬於未來的。天堂在地上從來沒有存在過。與此相對應，最近似的就是明天的沒有階級的社會。馬剋思主義者衹是預想未來纔像天堂，所以纔甘願難以數計的也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殺戮。如果在得知世界是主義為最終世界之前消滅，那麽，一切歷史和人類的一切苦難，可能就根本沒有任何意義了。”
雖然我尊重埃利亞德的比較宗教史的分析，但是，對於馬剋思主義者關於今天的看法和作用，我還另有感想，所以，對於埃利亞德以這一部分為中心的話，總感到一股早被拋棄的犬儒主義味道。不過，埃利亞德始終是一位從正面註視着核武器，認為它是毀滅人類的，並且絲毫不懈地思考這個問題的人，這倒是毫無疑義的。翌年１月間，看到他的下述敘述：
“馬剋思主義者和唯物論者對歷史的解釋，可以說是人類的‘最後的審判’。審判，即滅亡的危險。準確地說，史前期人類幾乎就要滅亡了。或者說今天人類就被核武器滅亡。／唯物論者或馬剋思主義者所思考的，意味着人類對原初的神所賦予的任務已經不存任何希望。結果是使人類消滅。然而這種及其危險之存在未必是毫無意義的。人類懷着被消滅之勢迫在眉睫的自覺活着，對於人類來說，甚至是件好事。恐怖等於參加某一團體舉行儀式時的痛苦。
儀式，這一進入新階段的禮儀性的手續，埃利亞德把它作為人類規模普遍的信仰體係來思考，因為它是重要的問題點之一，所以十分清楚，他對於核狀況决不會以冷眼旁觀的態度對待。但是，我更進一步想知道的是，和核爆炸而導致人類滅亡這種想法截然相反，埃利亞德充滿積極希望的構想是什麽。
儘管表面上沒有寫得一清二楚，但是埃利亞德悄悄地但確確實實地把該思想提示於同一日記的下述敘說之中，這是我從他的日記中讀到的。於是因此也把我前面提到的陷進煩惱的自己治好了。
１９６１年年初，埃利亞德把他少年時代在布加勒斯特的經歷，在印度狂熱地學習時期的經歷，在葡萄牙的文化工作經歷，以及在戰爭結束後的祖國羅馬尼亞建立社會主義體製時亡命巴黎開始過上學究生活的經歷等等綜合在一起，使人感到他“更加成熟”。以前，衹是在為數不多的地方纔看出他從如此經歷中感受之深刻，但這回使我覺得足以洞徹他深刻感受的整個最深部分。對於自己生涯的“擴展、持續”給予足夠的啓示。埃利亞德把他的記述作了如下的總結，這就意味着，到此刻為止，在漫長歲月裏，他飽嘗了鬱悶之苦。我認為，這種鬱悶之苦給他帶來的是大大加強了他對核狀況的認識。
埃利亞德現在仍然住在此處的芝加哥大學裏——我這次纔親眼目睹並留下強烈印象——有紀念首次解放核能的地點以及核能解放者亨利·穆阿的雄偉雕像。我想着經濟史傢內田義彥氏指責把原子彈投於廣島、長崎也算解放（release）核能這句話，甚至想到，應該把堪稱核時代悲慘紀念的廣島那座穹窿形建築物廢墟合建於此。埃利亞德的記述是這樣的：“充滿活力，強烈的感情。在歷史上生與死的人們的生活，突然有了意義，具有了重量。樂觀主義！”
有此啓示的經驗之後，埃利亞德立刻重讀了青年時代讀過的巴貝利恩的日記，他對於該日記上寫的索拉斯著《古代的獵人》讀後感，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作了長篇記述。埃利亞德強調的是：讀了索拉斯著作的巴貝利恩，作為安慰悲慘與病態的現實，從舊石器時期的人類生活態度得到了力量，這力量是使他們確信他們的生存‘不能破壞’的‘顯現’。
他寫道。——雖然那麽說，也無法改變‘我活着’這一事實。即使不論怎麽短的時間，‘我是存在的’。這的的確確是我的顯示，顯示了人的存在是破壞不了的。／（巴貝利恩）補充說——那麽我死的時候，構成我肉體的物質破壞不了，而且永遠存在。既然這樣，對我的‘靈魂’不管有什麽影響，我的物質仍然永遠存在下去……
我死的時候，你能夠把我殺了、燒了、沉進水底、焚屍揚灰，但是你無法把我破壞。……死，比殺更甚的事早就辦不到了。巴貝利恩是這樣寫的，那是因為他是一位博物學家。但是我曾經見過無數‘神秘傢們’用幾乎同樣的語言傳達類似的經驗。（cf．特別是“宇宙意識”，的經驗）
教徒和印度教徒對於世界的結束持從容的態度，以及馬剋思主義者的如不完成歷史過程就以為毫無意義的緊迫態度，埃利亞德圍繞着這兩種態度，對於人類滅亡的可能性保持了距離，表示了相對的看法。但是，埃利亞德在這裏把博物學家巴貝利恩的看法，重疊在和他本身最接近的“神秘傢們”的思想，特別是他的“宇宙意識”上了。在這上面，作為人類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示”，表示了強烈的同感。把這個作為表明生活於核時代的埃利亞德的內在希求來理解，倒是很自然的。如果面嚮人類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示”，由於人的思想觀念加強和增大，終於度過核危機，那麽埃利亞德大概就不會談教徒和印度教徒的“最後的審判”或者經過混沌延緩再生的到來吧。應該說，衹有度過今天的核危機以及熱核戰爭給人類帶來的滅亡這種混沌，他的走上再生的思想纔有了方向，這對於曾經看到埃利亞德著作各種各樣細節上無不對核危機予以評論的我來說，我的意見是有根據的。
我從埃利亞德日記的這一段直接受到鼓舞，也有和開頭所提的殘疾兒子相關的理由。我以為這一段，使我在人生經驗的意義上重新得到教益。用埃利亞德說的人生經驗這個詞來說，就是，２０年前出生的這個第一個孩子，後腦勺上長着一個像頭一樣的瘤子，孩子一生下來，我和妻子决心既生之則養之，好好照顧。雖然會有很多睏難，但一定和他一起生活下去。這是如埃利亞德所說，當作人類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示”的一種决心。
回想起來，孩子躺在特殊嬰兒室面對玻璃窗，儘管看起來仿佛長着兩個腦袋，但是很精神的紅撲撲的那張臉，在我每天跑去隔窗窺視的過程中就培養起如此堅定想法了。此時此刻總是想起學生時代從英國小說中讀到的“這可悲的小生命”那句話。這個嬰兒的確是以悲慘的狀態誕生於人間的，雖然衹過了幾個星期，但是他活着，他存在於人間，這一事實是任何人都抹消不掉的。我深深感到，雖然有神，但是任何神也抹消不掉這個事實。於是，我就下了决心，給“這個可悲的小生命”當證人，證明他生下來了。他確實是存在的，也就是接受這個孩子，好好照看他，和他一起生活。而且我也預感到，我這份證言，一定會成為我這文學生涯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開頭我並沒有想把這個經驗寫成小說，從年輕學生時代就開始有了的寫小說這種工作，面對畸形兒子誕生這件意料之外的事，自己難免絶望，對於重新打起寫小說的精神沒什麽用，不可能成為今後賴以發展而可供攀援的繩索。衹是在有了直面痛苦的自覺之後纔産生了寫的想法。
從殘疾兒子誕生那年起，我就以和那些廣島原子彈受害者們頻繁的死與生，以及和他們共同生活共同奮鬥的醫生們的行動與思想——以自己冒着原子彈災害開始邁出治療受害者的第一步，後來擔任原子病醫院院長，狠抓白血病和原子彈受害者第二代兩個課題的重藤文夫為核心人物——為內容，開始寫報道文學。我在此項工作中逐漸理解到，這是為了把自己和殘疾兒子共同生活下去的决心與實踐，無論如何必須使之社會化而采取的手段。原子彈受害者們是那樣地生活，然而活下來了；是那樣的一種存在，然而畢竟是存在的。之所以能夠這樣，是因為任何人都無法取消他們作為個體的生存這一事實，同時也受到核時代之下人類的生存無法取消的現狀直接影響所致。在原子彈受害者的生與死上，可以看到人類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現”最現代的表現，而且我還通過同殘疾兒子共同生活發現了它。當時的我倒是很難說把它充分意識化了，但是內心深處確是那樣希望的。現在我决不是誇耀自己的天真，大談自己２０年前的預感和希求一概應驗，而是被許許多多令人痛恨的思緒糾纏在其中想起來的。身有殘疾，同殘疾鬥爭中成長這一事實本身，就不能不遇到新的睏難，僅僅考慮一下，不遠的將來，就不得不老實說，前景一片漆黑，總而言之，每次遇到具體睏難無不花費好大力氣一一剋服，然而過不多久兒子的狀態依舊故技重演。同這樣的兒子共同生活，對於他的母親和妹妹弟弟來說，顯而易見是一種艱苦的生活。確如兒子信上所說，他自己是極其痛苦的。所以他喊出：“我算完啦。活了２０年真遭罪。”但是，我這作父親的不消說，全家所有成員也都是通過同他共同生活，確實看到了人類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示”。特別是我自己，通過養育他弟弟妹妹的實際勞累，更能明確地這樣說。
正是反復積纍了作為個體的人的存在“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示”之經驗，纔對於這２０年來越發窮兇極惡的核狀況——從今年起《原子科學家新聞月刊》的“表示審判日到來之鐘”上，表明距核戰爭還差３分鐘——之下，相信埃利亞德所說的人類追求再生的意志照樣能剋服危險的“樂觀主義”。當然，這“樂觀主義”對於我們市民來說，如果不註視着核狀況，不采取措施防止它反對同世界規模的恢復生命的行動，那麽就很難說不變成極其醜惡的犬儒主義。
我在前面的“為了同使‘親切’成為不可能者作鬥爭”中說過下面的話：“年輕的人們最近愛說親切這個詞。說什麽親切的人啦，喜歡親切啦，等等。足以反映這種流行時尚的，是廣告一類的東西上也愛用‘親切’這個詞了。親切當然是好事，我自己就過於毫無抵觸地親切，但是如果問我喜歡把親切挂在嘴邊的年輕人麽？那我必須說未必喜歡。因為我想請年輕的人們考慮的是，如何把親切這個詞在社會裏給它定個積極的位置。／具有社會意義的親切，難道不正是和那使親切成為不可能者作鬥爭這件事麽？親切是人的極其自然的態度。嬰兒就是很親的。一般的人都有親切的地方，但是那樣的人在社會性的生活過程中，有的人就對人不大可能親切，或者遇不上親切的人。因為有使親切變成不可能的制度。同這種使人不可能親切的結構或制度鬥爭，我以為這纔是使人在社會生活中親切待人的條件。／令人不可能親切的結構或制度，在我們周圍俯拾即是，不可勝數。肢體不健全的人想坐輪椅外出，但是使之無法辦到的種類繁多的結構，任何人都有目共睹，我認為那都是妨礙人親切待人的。使人不可能親切的最甚者，莫過於核避難所一類的設施，對於超過定額人數的人還必須用機關槍阻擋。我認為有必要把這些障礙一個一個地撤掉，讓所有的人，特別是讓青年人能夠彼此親切相待，或者同妨礙人們親切相待的人或事鬥爭下去，改善現狀，這對於創造真正親切的日本人是非常必要的。削減福利預算，擴充軍備，一心想威脅亞洲各國，強調日本社會是競爭社會等等，如果日本文化被這麽一小撮人弄得覆滅，那麽，日本、日本人留給人們的記憶豈不成了世界上最粗暴、最野蠻、最下流的麽？”
我這樣說的同時就感覺到，“親切”的定義還不夠充分。於是在一次講演會上，因為聽衆都是殘疾人的父母，所以就仿佛按預先約定似地對作為前提的“親切”定義作了追加，想加上幾項意義使它更加有力。我第一個提示的是對於我前面業已提到的人的存在“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示”予以特別重視，堅持以它作為人生觀根本的態度，並同這樣的“親切”共存。
並且主張把美國科幻小說引導到智慧小說的水平，把對於核文明一直寫了許多反省與考察文章的鮑涅卡特，以及現在認為必須重新評價的奧威爾兩人，認為最值得期望的資質合乎禮儀（decency）和“親切”組合在一起而共存於內心的人，特別把他們對年輕人作了一番描述。decency一詞，是鮑涅卡特小說的根本精神，奧威爾回味參加西班牙市民戰爭殘酷經歷的《加泰羅尼亞贊歌》上說：“非常奇妙的是，由於在西班牙的全部經歷，使我對人的信賴沒有動搖，不僅沒有動搖，反而對人的優美更加信賴了。”評論奧威爾的《水晶的精神》作者伍德柯剋，分析了《一九四八年》之後這樣說：“這個世界上，精英人物的分離獨立終於完成了。因為精英人物已經不是社會性的存在，而是性的存在。不是傳統性的存在，而是基於意識形態的存在。為了使企圖改變這牢固的金字塔形社會的活動無法出現，黨靠改寫歷史想把過去完全改了，其次是想把使用的語言抽掉骨頭，企圖把自由啦，正義啦，像樣子的人啦，僅僅表現如此概念的語言早已不存在的狀況創造出來。”我這是從《奧威爾的整體像》日譯本引用的，同時也希望decency一詞用日語難以恰當表達這一點給以理解。譯文寫的是“真正人的親切”所以我就援例了，本該譯作“莊重體面”的。（晶文全書，奧山康治譯）
去年，我以一嚮稱之為我國現代人道主義者法國文學家渡邊一夫一生中的思想、生活為題，嚮青年人連續地作了報告，那時我想到，３０年代的渡邊一夫在理解瓦雷裏的一節詩裏找到關於“親切”一詞另一定義。
１９４０年法國敗北的時候——這一年是日德意三國同盟成立的一年，而且也是大政翼贊會開始活動的一年。在當時國際的、國內的帝國主義、極權主義甚囂塵上的形勢之下，有人要求渡邊寫文章談法國之所以敗北的文章。渡邊是以研究法國文學和文化為職業的，而法國又是日本的同盟國納粹德國的敵國，如果他為敗戰國的法國辯護，那就等於和大政翼贊會的國民總意相悖，這純粹是“踩聖像”①的故技重演。渡邊毫不妥協，堂堂正正的文章，充分表現了他異乎尋常的勇敢。
①１６２８—１８５７年之間的日本江戶時代，嚴禁天主教活動。統治者對於可疑的信徒，一律強迫他們從聖母瑪麗亞像和十字架像上踩過去——譯註。
渡邊在文章中引用了瓦雷裏５年之前在母校塞特高等學校，對他稱之為“明天的人”的青年人們說的話。他說，現在歐洲某些國傢的青年們，“在創造同國傢明確規定的目的和社會機構完全吻合的人這一計劃之下，接受完全相同的培養與訓練。也就是國傢在製造為它效力的國民。”瓦雷裏對此作了分析，接下去他說：“我以為，精神自由和文化上最細緻的産物，用這樣的對知性的強製，會使它衰退，這是非常可怕的。”
不出瓦雷裏所料，德國造就出為國傢效力的國民之後，便急不可待地發動了戰爭，侵略了培育了精神自由和文化上最精細事物的法國。但是渡邊在當時就明確說過，他對法國青年寄予厚望，幾年之後德國絶對一敗塗地——這和日本帝國的敗北是有聯繫的——而對此確信不疑。
渡邊一夫譯的瓦雷裏的《精神的自由與文化上最精緻的東西》提到的“親切”上，我想另外加上一個定義。因為，擁護我所說的社會性的“親切”二字含義的人，希望他們至少站在“精神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緻的東西”一邊。一旦提起這句話，我們眼前看到的，難道不是我國今天的社會失掉了許許多多的“親切”所具有的社會性的東西麽？總而言之，今天的日本社會，對於“明天的人”的青年人的教育，正是一心一意地製造對國傢效力的國民，而且是製造效力極佳的、對於誠如加耳布雷斯①所說的“新興産業國傢的日本模式非常效力的國民，讓精神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緻的東西衰退也在所不惜。這種傾嚮纔是確確實實的讓青年們看不到“親切”的具體所在而帶來的結果。
①加耳布雷斯（Galbraith，John Kenneth）１９０８—？英國經濟學家、教育傢、作傢——譯註。
也許馬上就得到這樣回敬的話：從世界現狀來看，社會主義國傢的教育纔是製造效力於國傢的國民的典範。我根本不想拿中國和蘇聯同納粹德國相比擬，但是，關於前面的質問，如果把波蘭的自省活動考慮進去，我以為批評的可能正確。儘管承認它，但是，如果日本在這一點上甘當美國的走卒，並且更加奮進，製造對日本式的“新型産業國傢”高效率地效力的“明天之人”的態勢強化下去，那麽，現在業已顯而易見地使日本人社會和日本人素質大大變形的裂痕，就衹有愈來愈大了。
我仿佛故意逆此大勢而行一般，我對日本“明天的人”——也許被說成純粹是作夢——决心期待的倒是如下的理想狀態：日本的青年人應該自我培養精神上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緻的東西，使自己的力量足以在最近的將來，對於蘇聯和美國的核對峙，擔當起使它們走嚮廢除核武器的媒介國的角色，為此而修正現在日本前進的軌道。假如瓦雷裏活到現在而且依然活動，他一定努力使法國成為與今天的法國完全相反的國傢，即：他一定要求他的國傢為了使歐洲緊張的核局勢朝嚮緩和的方向發展。因為那樣的法國纔是堂堂正正地創造精神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緻的法國，使社會性的親切生機勃勃的法國人的國傢。
這是今年我第一次在聽衆面前講話，我想按上述想法加以引伸，從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比照在報刊上發表的短文寫成這份草稿。給１０年之前也是花了一年時間在雜志《世界》上發表的“面對狀況”作個結尾，現在我正準備寫“再度面對狀況”的文章，它的出發點，我想就以這個草稿充當。此後，我要使生活於書齋的自己站在同社會狀況的交接點上發言，在文章上重新審視着自己論述，當然，盡可能地用這種方法寫。最後附帶提一下，我的兒子現在已恢復健康，信心十足地要像他喜歡的音樂傢斯卡拉蒂①那樣活那麽久。
①斯卡拉蒂（Scarlatti，Alessandro １６６０—１７２５），意大利歌劇和教會音樂作麯傢——譯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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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業已提過，從去年秋季到鼕季，我一直在加裏福尼亞大學巴剋萊分校逗留，屬於我自由支配的時間裏，首先的工作就是補充、修訂題為《讀渡邊一夫》的連續講座記錄。特別是整理渡邊有關法國文藝復興時期前前後後的著作部分時，內心忐忑不安，不敢斷定是否由於自己過分自信和無知作了值得懷疑的發言。所以從大學內外的書店買來有關書籍讀起來。因為是修改自己的講話記錄，和令人覺得乏味的工作不同，純粹是一種樂趣。
在此期間，我看了自己的書架，發現日本研究中心的歷史傢對業餘的歷史愛好者很感興趣，而且考慮着自己是作傢，把一個時代的個人生活詳細地寫進了歷史書。同一年的秋天來我國訪問的法國歷史傢埃瑪涅爾·魯洛瓦·拉杜裏的著作占了大部分，但是，似乎受他影響的美國學者，住在舊金山的納塔利·Z·迪維斯的《馬丁·蓋爾的歸來》，和寫渡邊一夫史傳的讓·達爾布雷寫的新教統治有密切關係，所以很有趣。（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同一主題的法國影片，在美國獲得好評，迪維斯也參加了該影片的劇本創作，而且據說他對於１６世紀法國這一奇妙事件，認為有必要用專門的歷史書敘述。查閱各種古文書保管所的史料，把“歷史上各種可能發生的事”加以綜合，就成了迪維斯的工作。電影上，雖然表現了這位女士的犧牲，但側面地也表現了她挖掘了巴斯剋地方以及巴斯剋人的背景。主人公或者真正的主人公的丈夫馬丁·蓋爾，在佛朗索瓦一世同卡爾一世的戰亂時期，從巴斯剋地方移居於圖魯茲附近比利牛斯山麓平原的村莊，給一戶農傢當了嗣子，但是因為有巴斯剋的血脈，便受到該村的排斥，他為此心懷不滿，所以迪維斯充分顯示了拉杜利學派的面貌。同時這也成就了此地復興新教的一項令人矚目的巨大工程。渡邊一夫當然從側面描寫了讓·達爾布雷和兒子安利四世，但是迪維斯掌握案子上告到圖魯茲而法院的法官們認為這是新教、舊教交替的一時出現的情況，很好地展示了審案工作中險象環生的情況。年輕的馬丁·蓋爾一傢人在新遷來的村裏，由於他父親屢有建樹，終於和有勢力的傢族的姑娘貝爾蘭德·德·羅爾斯結了婚，但是幾年之後出走，本來，周圍的人就是以為他是來自法蘭西方面的人，或者來自西班牙方面，總之都認為他和巴斯剋地方的人有關，但是他參加了西班牙軍隊和祖隊作戰，甚至為此而失去一隻腳。在這期間，當阿爾諾·杜·梯爾這個騙子出現在獨守空闈８年之久、一嚮“性格堅強操行端莊”的貝爾蘭德面前時，她把這漢子當作馬丁迎進傢來。儘管當時的法國農民似乎無人不知這樣的俚語：“女人對於接觸過一次的男人也决不會看錯”，但是關於貝爾蘭德把梯爾誤認為馬丁的原委，《處於優位的婦女》上，有關於近代初期法國人的論考，作為女權主義者的迪維斯女士，似乎沒有甘於歸結為出於女人的愚昧，認為貝爾蘭德出於保護土地資産及其他等等，是出於很有决心的一種計謀。
和蓋爾傢的財産有截然相反的利害關係的伯父皮埃爾，開頭承認了歸來的侄子，沒過多久就和假馬丁發生衝突，就是理所當然的了。迪維斯在這一部分附帶提到，說這是宗教勢力消長的投影。“關於馬丁·蓋爾的訴訟，如果作一番冒險的推測，可能是這樣的：對此地新教徒具有同感的人們傾嚮於相信馬丁，天主教徒們傾嚮於相信皮埃爾。”
案件移送圖魯茲的上級法院之後，一個假肢老兵就出現了，自稱自己纔是多年來隱姓埋名的馬丁·蓋爾。以此戲劇性為基礎，把這一案件立刻寫成書的，有法官柯拉的文章等等，不妨把再現當初極其精采的一段譯出來。以歷史傢的冷靜而且頑強的構想展開敘述的同時，又沒有排除戲劇性的描寫，這就是迪維斯寫作的特點。
看一眼新露面的人，她就渾身顫抖而且哭起來了（這是根據柯拉的描寫。準確地記錄證人們的表情，是幹練的法官的任務，他是這麽想的）。於是她跑到馬丁·蓋爾跟前想抱住他。她求他原諒自己被梯爾的陰謀和壓倒而犯下的錯誤。於是把內心深處準備要說的話口若懸河起說出來。她說：你妹妹們馬上就承認了他，伯父也接受了他。我是因為過於焦急地盼望念念不忘自己的丈夫回來，所以也就相信了他。特別是他對我的隱私是那麽熟悉……當我知道他是冒充的時候，我甚至想，我要是死掉該多好，於是想到自殺，因為我怕神責備而沒有去死。我明白了我的名聲被他玷污，所以纔把他告到法庭。／馬丁·蓋爾面對貝爾蘭德的哭訴，一點也沒有悲傷的表情（可能是受到和他生活在一起的西班牙牧師的影響），臉上露出熱情然而嚴峻的表情，然後說：‘你那淚就別流啦，而且也用不着往我妹妹們和伯父身上推，不必拿這個辯解。因為父母對於子女，伯父對於侄子，哥哥姐姐對於弟弟妹妹，他們的瞭解，都不如妻子對於丈夫瞭解得深。總而言之，降於我們傢的厄運，除了你該由誰負責呢？’
渡邊一夫或者該專門學派的研究者們，是如何從這裏着手進行活生生的歷史考察的，邊想邊讀而讀完了迪維斯的作品。我對於法國文藝復興史本來知之甚少，所以沒心思作歷史論述。
我想說的衹是，４００年前發生在法國一個地方的“不可想象的事”，和妻子同床不久的丈夫長期以來去嚮不明，對於一個突然出現在眼前，聲稱自己就是那位妻子丈夫的男人，妻子本人以及傢族、本村的有關鄰里，全都受騙，居然接受了他，對於這樣的故事，感到自己是在仿佛看着同眼下生活中的現代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並就此說說自己的看法。
“難以想象的事”和“現在可能發生的事”之間，開頭的時候有一條明顯的溝。但是，它紮根於整個社會的動機——像馬丁·蓋爾案件所表現那樣嚮着宗教戰爭行動的社會相就是這種動機——是作為一根巨大木樁打進這條溝的。從巴斯剋來到圖魯茲近郊農村的這一傢受到的排斥，就是稍小些的木樁。孤立無援，形同寡婦的婦女，為了保護傢族資産不得不使用策略也是一根木樁。不得不適應別人的境遇而且全部接受下來並忠實履行的才能仍是一個木樁。這些木樁一根一根地打進溝裏，上面鋪上木板之後才能越過大而且深的溝。“難以想象的事”逐漸變成“現在能發生的事。”
迪維斯把１６世紀發生的事件全過程復原給大傢看。其結果，儘管它始終描寫的是·單·個事件，但它卻是描寫了走嚮宗教戰爭的大轉換時期的時代風貌，以及生活於漩渦中的農民那種渾沌狀態的著作。使我感受最深刻而難忘的是，幾多木樁打進那條溝之後，眼看着“難以想象的事”就成了“現在可能發生的事”，想想這些，同現代的我們這些人的生存狀況對比，就可看到，業已打進的千奇百怪的木樁簡直成行成列這一事實。
“難以想象的事”這句話，對於現在的許多人來說都認為是一定是難以想象，我也覺得可憎，但同時我也和哈曼·簡的著作《想想難以想象的事》聯繫起來。作為對theunthinkCable的思考，簡——這位把日本將來的經濟成長描寫成花團錦簇，在他的思考裏，對於伴有光輝的深淵從來不屑一顧的某種類型的日本人給以鼓舞的學者——極力主張，衹把熱核戰爭當作“難以想象的事”，是不能製止熱核戰爭發生的，應該當作現實的事考慮熱核戰爭。而且他以物理學家的論理構成法表示，熱核戰爭中有如此這般幾種戰爭方法。
簡的著作，比照現在的核狀況來看時，可能已經沒有積極的意義了。他的《想想難以想象的事》出版於１９６６年，他的《熱核戰爭論》出版於１９６０年，對他的主張持批判態度的人們是不消說的了，即使那時期支持他的人，現在也認為那批判是對的。總而言之，由於核戰略、核戰術以及核武器本身壯大和多樣化十分迅速，今天的核狀況規模已經遠遠超過簡對未來預測的範圍。
簡的論點之根本道理之一是，如果把熱核戰爭看作“難以想象的事”，那麽，核武器的抑止就無效——一直譯為抑止的原文是deterrence，既然是給予恫嚇使其疑惑從而停止念頭，那麽，翻譯的活就沒有把前半部的意思傳達出來，所以，就必須根據國際的現實仔細考慮，考慮能用於作為現實武器的核武器，可能發生戰爭的熱核戰爭，以此互相顯示自他雙方，而取得抑止效果。
現在用各種各樣方法能夠發動大規模的“有限”核戰爭，現實的情況是不僅五角大樓和剋裏姆林宮的將軍們，即使全世界人民群衆也十分不安。而且，掌握掀動戰爭按鈕的超級權力的人物們以及其他人等，必須確信，那樣的“有限”核戰爭，必然擴大為環球規模的環境破壞、也就是破壞全人類的戰爭。我想起，在電視片《一天之後》，放映結束時的電視討論會上，簡被看作在野之雄，堪稱同時代權力中樞的軍事理論要人的夢剋納馬拉立足於上述認識首先作的發言。
今年２月初，《洛杉磯時報》報道說，２０年前簡精力充沛地活動時期，仿佛一股熱潮襲來一般而建造的核避難所，即使在蘇聯核潛艇遊弋的西海岸地區，也成了無用的長長之物。儘管前面提到的電視電影上對此表示了極大的關心，——我國在同一時期據說成立了建造核避難所的承包公司——卻再也沒有嚮當局申請準予新建核避難所的。這决不是全體民衆觀察到熱核戰爭的危機業已遠去，而是他們想通了，核戰爭一旦發生，靠避難所根本不可能保證生存下來，其次是對核武器的擁有量之多，一清二楚。我國出於錯誤估計形勢而出現的核避難所特別吃香，發展到在京都的寺院地下也建築核避難所的地步算到了頭，這衹能說明，我國市民的核武器觀還沒有達到美國西海岸市民的水平。
因此，我之所以再次想起放在根本無用的核避難所書架上的《想想難以想象的事》，並不是因為簡描寫的熱核戰爭的可能已經遙遠，而是相反，也就是由於認識到，核武器和核戰略飛躍地增加與多樣化，簡的電影劇本大體說來已經毫無意義了。
我想應該首先看到，簡帶方向的論調，儘管有助於使朝着現實中可能發生的熱核戰爭，使全世界的整個核軍備衹前進一步兩步，從而鼓舞了五角大樓或剋裏姆林宮的擴軍主義者，但對於永久的核裁軍、廢除核武器沒有積極的貢獻這一事實。因為，在世界各地，特別是在我國，簡追隨者們的論理依然暢行。
我再次想起簡的書並寄予希望的，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想想難以想象的事》上，有雷蒙·阿倫寫的序文，我對此序文，現在懷有特別的想法。阿倫死之前後，國際上給他以極高的評價。特別是和薩爾特爾對比，相繼而死的這兩者之中，描寫阿倫獲得王位和薩爾特爾破産的文章是屢見不鮮的。未必全都是分量極輕的，但是我認為，最初使用核武器，也就是嚮廣島、長崎投擲原子彈之後，人類既然依舊活着，那正是因為人類原本就有生存下去的希望，和以往截然不同，一直寫反躬自省的薩爾特爾，他一生的核時代觀是一貫的，而且愈加深化。我以為，為了和薩爾特爾的核時代思想對比，從簡業已死了的著作中想把阿倫的觀點挖掘出來。（企鵝出版公司刊，桃井、鬆本譯）。
今天的和平問題，已是極其重要的問題。靠軍部和民間的幾位專傢是解决不了的。這本書上，簡氏和我的名字並署這一事實本身，完全是不同的人生經歷的人、國籍各別的兩人之間必須互相協力的象徵。
阿倫在序文的開頭就是這麽寫的，用意周到地先表示了簡和他自己的不同，說明為了緊急的“和平問題”，阿倫除了以這種形式和簡攜手之外，難道還有別的可以“協力”的對手和方法麽？
簡氏對於美國和大西洋公約的某項政策帶來如何結果，有分析的智慧和勇氣。其政策就是人所共知的抑止政策。總而言之，對於敵方給予威脅：如果敢於發動超過限度的挑釁行動，一定給予熱核報復！如果說這就是現在的政策，那麽，強調“和平無可代替者”就沒有值得稱贊之處，也不能說它是正直的說法。從嚴謹的邏輯來說，衹要和平怎麽都可以，這樣的說法就成了投降的意思了。還有，既然戰爭是“不可能”的，那麽，可能促使潛在敵人發動戰爭這樣的恐嚇如何能辦得到呢？／想到這裏，研究戰爭，不論多麽不願意，多麽殘酷和陰森可憎，都必須研究可能發生哪種類型的熱核戰爭，假想各種各樣的攻擊時，物的損害和人的被害將有多少，等等。一部分批評傢認為，照這樣研究，從本來仿佛達觀的情緒轉而希望這種研究純屬無用徹底失敗。我認為這樣的評論是根據不足的。計算分析者認為，雙方互相發射核武器，連續幾分鐘或幾個小時，會造成幾百萬、幾千萬的死者，但是可以這樣說，他們確實忘了這個數字的背後隱藏的人的因素。但是，這和喜歡偵探小說的讀者毫無區別：反來覆去的殺人案件不斷，但讀者卻興趣極高而且冷靜地讀下去。如果作不到使自己的感情化為無，分析的學問就不能成立。但是，由於能夠冷峻地分析可能産生的恐怖，這個人絶對不會失掉了人性，絶對不會像其他人那樣思考和行動。
阿倫寫這篇文章的時期，法國已成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一個成員國。在軍事上美法兩國為此互相協力，當然有兩國的知識分子互相支持，但是對於阿倫的觀點給予更加直接支持的，在我國就發現了許多的追隨者。首相就公然表述日美之間的“軍事同盟”，既然如此，我國也有阿倫式的擁護五角大樓核論理的衆多論客，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有阿倫上述序文的簡的著作本身，儘管鼓舞和引導某些人們不要從本來仿佛達觀的情緒轉而希望這種研究純屬無用徹底失敗，充分認識核悲慘的人不要失掉了人性，不要像其他人那樣不能思考和行動，但是毫無效果。
經阿倫支援過的簡的著作，寫的並不是使核威脅之下的人民群衆朝着這樣的方向走，即：既不斷念，也不空自希望它徹底失敗，而是強化人性，利他們的同伴一起反對核武器毀滅人類而采取行動。簡的著作，使美軍的核武器引起威嚇和疑慮的力量再次活性化，對於美蘇兩大陣營核戰力的壯大化與多樣化的加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我把生機勃勃的知的領域一直看到的活性化這個詞用於上述文章裏，深以為遺憾。但是，《世界》第四六○期的威廉·M·亞金的論文上，卡特政權末期美國海軍作戰部長發的命令中，提到“海軍戰術核能力的再活性化”這句話就用了這個詞。還應該提到，核戰略用語之中，屬於知的新的先導者常常使用的語言，還不僅僅這個詞。前述亞金的論文中就對於不久的將來表示了憂慮，所憂慮的是：海軍用核武器之增加，而且艦艇上搭載方法的不明確度增大，使海洋核戰爭容易發生。這裏說的不明確度，就是從ambiguity一詞譯過來的，在核軍事論中指核軍備的軟弱部分，可譯為脆弱性的原詞是vulnerability。誇奬文化符號論的學者和政府創造軍事理論的官僚，如果是從同一文化背景起飛的，令人深切感到的是，荒誕而巨大的知的浪費，會在足以左右人類命運的地方盛行不衰。是不是可以肯定地說，這純粹是作傢對語言過分深思熟慮的結果？
但是，即使拋開簡的作用不論，阿倫不久離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對正在開發本國核武器的法國也沒有能夠發揮製止的作用，從作為這篇序文內涵的延續來說，我以為倒是理所當然的。如果把雷蒙·阿倫看作始終和簡同等的科學思考的奴隸，那就未免有欠公允。僅從該序文裏就可以看出他超越簡摸索新的第三條道路的姿態。
如果用抽象的說法，今天的一個熱核炸彈等於第二次大戰４年之間投在德國的所有炸彈的爆發量，在這樣的時代，政策優先於戰略的地方，一切復雜的問題都會發生。其次，的考慮（更加難以區別）是平時與戰時兩個方面都優先，的考慮决定武器的選擇和軍隊的編製。今天，維持考慮的優越地位，日趨重要。因為，科學技術的強大有力，存在着任何人都無法控製地把人類拖進危機的危險。／實際上，哈曼·簡的研究非常科學，分析極其精密，所設假定也很有趣，但可惜其本人僅僅停留於一個改革者的境地。今天的國際，由於核武器的出現雖然一部分有所改變，但是大多始終蹈襲幾個世紀一直走過來的國際方向，他本人暫時
——可能十年或２０年——可能就是這樣繼續觀望下去的。但是今後幾個世紀不會總是這樣。配合科學技術的變革，有必要進行改革。有些烏托邦思想的人，他們想的和希望的改革，就是成立世界國傢和法的統治。現在的危機造成的結果，不久的將來要産生世界政府，這也並不是不可想象的。不過，現在能說清楚的，這是唯一的結果。是不是世界政府纔最具有可能性的呢？這我就不知道了。關於這一點，簡氏並沒有利用他那不斷地使用假說的最拿手的分析手段。
引用的前半部，我以為譯文的論理的力點曖昧，即使這樣也仍然引用，是有原因的。因為人類面對無法控製的危機，科學技術本身的力量把人類拉進危險，即將成為現實，或者說再嚮前邁一步就到達的現實。衹要看一看今日世界的核狀況就會一目瞭然，核權力按其科學技術的論理不僅毫無阻礙地使核武器壯大化和多樣化，而且人類也放棄了控製的任務，甚至打算把人類的命運完全委之於科學技術本身。難道實際情況不是這樣的麽？
關於科學技術仿佛自動地無限增加一般的壯大化、多樣化，以及首先是它本身最容易發生核戰爭的現狀，亞金論文中的關於海上核戰爭的可能性的敘述，已經作了明確的顯示。其次，人類把决定命運的權力委之於科學技術這種痛苦與憂思之所以依然折磨着我，是因為下述事態。去年我在巴剋萊分校時，英國反核武器運動的領導人、廣為人知的歷史傢E·P·托姆遜在全美作一次巡回講演，計劃地點之一便是到此處講演，因此得以同他會面。那一星期正是公開發表了西德政府重新佈置了美國導彈，給整個歐洲以很大的衝擊，而且在日內瓦核裁軍會議上蘇聯退場。托姆遜當時深表憂慮的是：在這之前蘇聯曾說過，如果強行重新佈置美國導彈，它將立刻采用“預警發射係統”，偏巧好像施加威嚇似的該係統作為現實的裝置開始啓動。
我譯為“預警發射係統”，原話是一個術語，即：Launch－on－warning systems。這個詞組是不久前聽到的，衹要對首先發射核彈給予迅速反擊的係統必須不斷改善是核戰略的根本，那麽，現在美蘇廣泛進行的導彈佈置，可以說所根據的就是這個原則。
但是，托姆遜還稍微限定了特殊意義而論述了采用新“預警發射係統”的危險。從５分鐘到１２分鐘就能攻擊蘇聯重要地帶標的的潘興Ⅱ號導彈業已佈置於歐洲，蘇聯如何對待。當然是用輸入計算機的，也就是按不同場合，用不經過人判斷的係統開始核反擊。換言之，也就是美國核導彈開始攻擊了，這一情報不管輸入還是沒有輸入——這也主要是機械本身讀到攻擊的信號——蘇聯的導彈發射裝置就開始啓動。如果想到，電子計算機讀情報的機構可能發生故障，或者由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美軍因錯誤而發射導彈的可能性，這就非常明顯，確實嚮核戰爭邁出了第一步。總而言之，人是在有意識地轉變為把人類的命運交給科學技術掌握的。這也可以說是抑止核力量的新活力的活性化之一環。歸根結底，所采用的就是與人的判斷無關，很快地進行核反擊的係統，把這種威嚇、迷惑敵方的方法當作抑止的方法。
說起來這是陳舊的表現，而且這種表現從很早以前就讓人聽膩了，也許讓人覺得是奇談怪論，實際上，目前待機中的核武器足夠把整個世界毀滅好多次，在這種情況下，２０世紀末的人民還有幾個堪稱可悲的空指望。其一是核攻擊既然由人决定，由人的心和手進行，撳動按鈕的人在最後關頭，他會想到這是毀滅世界的全面核戰爭。這就是人的靈魂。但是，“預警發射係統”的采用——作為對美國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警告以根本不加理睬作為回答，蘇聯很可能已經完成佈置——已經以科學技術的鋼鐵的論理代替了我們空指望的心和手了。
關於阿倫引用的最終部分，對於從現在的核危機災難中僥幸生存下來的人類組織世界政府的構想，簡沒有正面提出問題，乃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如果這個構想能夠産生，那麽，它决不會來自核大國的核戰略，並且為了千方百計地使這核戰略再活性化而苦心孤詣的學者，或者支持他們的思想傢，而是來自被核武器幾乎斬盡殺絶的民衆一方，從反核運動中積纍的經驗和智慧中産生的，這一點是非常明顯和不言而喻的。逝世前不久的阿倫，就從曾經是美蘇冷戰結構的主要人凱南的堪稱回心轉意並且等於展示思想上看到，面對歐洲人民大規模反核運動的擴大，簡身上决不會有的、並非改革者而是的新人類世界的至少是構想的預兆。
我根據簡和阿倫的想法一直談到現在，衹是想說明，他們把熱核戰爭這個“難以想象的事”敢於具體地思考，使“難以想象的事”遠離人間，打碎它，問清楚這種帶有方向性的成果是否取得，從而表明：沒有，而是相反。說明他們為核權力效力，試一試他們在“難以想象的事”和“現實中可能發生的事”之間，打進幾根大樁子？使那個不能逾越大溝變成能夠逾越的手段了麽？
這種想法一旦開始，我自然而然地立足於日本國、日本人、廣島、長崎的經歷，决不能眼看着如果再次發生肯定是“難以想象的事”的熱核戰爭變成“現實可能發生的事”這兩者之間的樁子，一根一根地打下去而裝作沒有看見。因為把非核三原則當作公式而放棄，衹要在這些木樁上鋪上大木板，從“難以想象的事”到“現實可能發生的事”，衹需跨一步就行，我甚至覺得中曾根政府已經開始定下鋪木板的程序了。同是《世界》四六○期上刊載的風間次郎的論文上談到，托馬霍剋巡航導彈佈置在遠東，目的指嚮蘇聯的遠距離逆火式轟炸機和海軍艦艇，從而引起緊張，明確顯示了從西北太平洋上的海洋核戰爭有發展成全面核戰爭的危險，如果看一看這一具體路綫上處於美國核戰略前沿基地日本列島的地位，我就懷疑這不是：溝上的木樁業已打完，木板業已鋪好了麽？“難以想象的事”變成“現實可能發生的事”的準備工作不是業已完成了麽？
既然如此，弱者也有他的抵抗，為了把溝裏的木樁拔出來，能作些什麽？實際上我感到阿倫一定深深感到自己非常無奈，但是我更承認自己根深蒂固的羞恥感和無奈。但是，這裏可能有“此項待續”而且非有不可的課題，我要說的衹是：日本政府立刻就默許搭載核裝備托馬霍剋巡航導彈的艦船入港，國會上一再重複那假裝不解而又淺薄的詭辯，看起來在野黨無法反駁，但是不能絶望，必須想方設法繼續保持堅决拔除溝裏的木樁這一方向的姿態，同非核三原則這面即將破碎的旗幟，也就是再活性化的希望聯繫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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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間，我看了自己的書架，發現日本研究中心的歷史傢對業餘的歷史愛好者很感興趣，而且考慮着自己是作傢，把一個時代的個人生活詳細地寫進了歷史書。同一年的秋天來我國訪問的法國歷史傢埃瑪涅爾·魯洛瓦·拉杜裏的著作占了大部分，但是，似乎受他影響的美國學者，住在舊金山的納塔利·Z·迪維斯的《馬丁·蓋爾的歸來》，和寫渡邊一夫史傳的讓·達爾布雷寫的新教統治有密切關係，所以很有趣。（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同一主題的法國影片，在美國獲得好評，迪維斯也參加了該影片的劇本創作，而且據說他對於１６世紀法國這一奇妙事件，認為有必要用專門的歷史書敘述。查閱各種古文書保管所的史料，把“歷史上各種可能發生的事”加以綜合，就成了迪維斯的工作。電影上，雖然表現了這位女士的犧牲，但側面地也表現了她挖掘了巴斯剋地方以及巴斯剋人的背景。主人公或者真正的主人公的丈夫馬丁·蓋爾，在佛朗索瓦一世同卡爾一世的戰亂時期，從巴斯剋地方移居於圖魯茲附近比利牛斯山麓平原的村莊，給一戶農傢當了嗣子，但是因為有巴斯剋的血脈，便受到該村的排斥，他為此心懷不滿，所以迪維斯充分顯示了拉杜利學派的面貌。同時這也成就了此地復興新教的一項令人矚目的巨大工程。渡邊一夫當然從側面描寫了讓·達爾布雷和兒子安利四世，但是迪維斯掌握案子上告到圖魯茲而法院的法官們認為這是新教、舊教交替的一時出現的情況，很好地展示了審案工作中險象環生的情況。年輕的馬丁·蓋爾一傢人在新遷來的村裏，由於他父親屢有建樹，終於和有勢力的傢族的姑娘貝爾蘭德·德·羅爾斯結了婚，但是幾年之後出走，本來，周圍的人就是以為他是來自法蘭西方面的人，或者來自西班牙方面，總之都認為他和巴斯剋地方的人有關，但是他參加了西班牙軍隊和祖隊作戰，甚至為此而失去一隻腳。在這期間，當阿爾諾·杜·梯爾這個騙子出現在獨守空闈８年之久、一嚮“性格堅強操行端莊”的貝爾蘭德面前時，她把這漢子當作馬丁迎進傢來。儘管當時的法國農民似乎無人不知這樣的俚語：“女人對於接觸過一次的男人也决不會看錯”，但是關於貝爾蘭德把梯爾誤認為馬丁的原委，《處於優位的婦女》上，有關於近代初期法國人的論考，作為女權主義者的迪維斯女士，似乎沒有甘於歸結為出於女人的愚昧，認為貝爾蘭德出於保護土地資産及其他等等，是出於很有决心的一種計謀。
和蓋爾傢的財産有截然相反的利害關係的伯父皮埃爾，開頭承認了歸來的侄子，沒過多久就和假馬丁發生衝突，就是理所當然的了。迪維斯在這一部分附帶提到，說這是宗教勢力消長的投影。“關於馬丁·蓋爾的訴訟，如果作一番冒險的推測，可能是這樣的：對此地新教徒具有同感的人們傾嚮於相信馬丁，天主教徒們傾嚮於相信皮埃爾。”
案件移送圖魯茲的上級法院之後，一個假肢老兵就出現了，自稱自己纔是多年來隱姓埋名的馬丁·蓋爾。以此戲劇性為基礎，把這一案件立刻寫成書的，有法官柯拉的文章等等，不妨把再現當初極其精采的一段譯出來。以歷史傢的冷靜而且頑強的構想展開敘述的同時，又沒有排除戲劇性的描寫，這就是迪維斯寫作的特點。
看一眼新露面的人，她就渾身顫抖而且哭起來了（這是根據柯拉的描寫。準確地記錄證人們的表情，是幹練的法官的任務，他是這麽想的）。於是她跑到馬丁·蓋爾跟前想抱住他。她求他原諒自己被梯爾的陰謀和壓倒而犯下的錯誤。於是把內心深處準備要說的話口若懸河起說出來。她說：你妹妹們馬上就承認了他，伯父也接受了他。我是因為過於焦急地盼望念念不忘自己的丈夫回來，所以也就相信了他。特別是他對我的隱私是那麽熟悉……當我知道他是冒充的時候，我甚至想，我要是死掉該多好，於是想到自殺，因為我怕神責備而沒有去死。我明白了我的名聲被他玷污，所以纔把他告到法庭。／馬丁·蓋爾面對貝爾蘭德的哭訴，一點也沒有悲傷的表情（可能是受到和他生活在一起的西班牙牧師的影響），臉上露出熱情然而嚴峻的表情，然後說：‘你那淚就別流啦，而且也用不着往我妹妹們和伯父身上推，不必拿這個辯解。因為父母對於子女，伯父對於侄子，哥哥姐姐對於弟弟妹妹，他們的瞭解，都不如妻子對於丈夫瞭解得深。總而言之，降於我們傢的厄運，除了你該由誰負責呢？’
渡邊一夫或者該專門學派的研究者們，是如何從這裏着手進行活生生的歷史考察的，邊想邊讀而讀完了迪維斯的作品。我對於法國文藝復興史本來知之甚少，所以沒心思作歷史論述。
我想說的衹是，４００年前發生在法國一個地方的“不可想象的事”，和妻子同床不久的丈夫長期以來去嚮不明，對於一個突然出現在眼前，聲稱自己就是那位妻子丈夫的男人，妻子本人以及傢族、本村的有關鄰里，全都受騙，居然接受了他，對於這樣的故事，感到自己是在仿佛看着同眼下生活中的現代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並就此說說自己的看法。
“難以想象的事”和“現在可能發生的事”之間，開頭的時候有一條明顯的溝。但是，它紮根於整個社會的動機——像馬丁·蓋爾案件所表現那樣嚮着宗教戰爭行動的社會相就是這種動機——是作為一根巨大木樁打進這條溝的。從巴斯剋來到圖魯茲近郊農村的這一傢受到的排斥，就是稍小些的木樁。孤立無援，形同寡婦的婦女，為了保護傢族資産不得不使用策略也是一根木樁。不得不適應別人的境遇而且全部接受下來並忠實履行的才能仍是一個木樁。這些木樁一根一根地打進溝裏，上面鋪上木板之後才能越過大而且深的溝。“難以想象的事”逐漸變成“現在能發生的事。”
迪維斯把１６世紀發生的事件全過程復原給大傢看。其結果，儘管它始終描寫的是·單·個事件，但它卻是描寫了走嚮宗教戰爭的大轉換時期的時代風貌，以及生活於漩渦中的農民那種渾沌狀態的著作。使我感受最深刻而難忘的是，幾多木樁打進那條溝之後，眼看着“難以想象的事”就成了“現在可能發生的事”，想想這些，同現代的我們這些人的生存狀況對比，就可看到，業已打進的千奇百怪的木樁簡直成行成列這一事實。
“難以想象的事”這句話，對於現在的許多人來說都認為是一定是難以想象，我也覺得可憎，但同時我也和哈曼·簡的著作《想想難以想象的事》聯繫起來。作為對theunthinkCable的思考，簡——這位把日本將來的經濟成長描寫成花團錦簇，在他的思考裏，對於伴有光輝的深淵從來不屑一顧的某種類型的日本人給以鼓舞的學者——極力主張，衹把熱核戰爭當作“難以想象的事”，是不能製止熱核戰爭發生的，應該當作現實的事考慮熱核戰爭。而且他以物理學家的論理構成法表示，熱核戰爭中有如此這般幾種戰爭方法。
簡的著作，比照現在的核狀況來看時，可能已經沒有積極的意義了。他的《想想難以想象的事》出版於１９６６年，他的《熱核戰爭論》出版於１９６０年，對他的主張持批判態度的人們是不消說的了，即使那時期支持他的人，現在也認為那批判是對的。總而言之，由於核戰略、核戰術以及核武器本身壯大和多樣化十分迅速，今天的核狀況規模已經遠遠超過簡對未來預測的範圍。
簡的論點之根本道理之一是，如果把熱核戰爭看作“難以想象的事”，那麽，核武器的抑止就無效——一直譯為抑止的原文是deterrence，既然是給予恫嚇使其疑惑從而停止念頭，那麽，翻譯的活就沒有把前半部的意思傳達出來，所以，就必須根據國際的現實仔細考慮，考慮能用於作為現實武器的核武器，可能發生戰爭的熱核戰爭，以此互相顯示自他雙方，而取得抑止效果。
現在用各種各樣方法能夠發動大規模的“有限”核戰爭，現實的情況是不僅五角大樓和剋裏姆林宮的將軍們，即使全世界人民群衆也十分不安。而且，掌握掀動戰爭按鈕的超級權力的人物們以及其他人等，必須確信，那樣的“有限”核戰爭，必然擴大為環球規模的環境破壞、也就是破壞全人類的戰爭。我想起，在電視片《一天之後》，放映結束時的電視討論會上，簡被看作在野之雄，堪稱同時代權力中樞的軍事理論要人的夢剋納馬拉立足於上述認識首先作的發言。
今年２月初，《洛杉磯時報》報道說，２０年前簡精力充沛地活動時期，仿佛一股熱潮襲來一般而建造的核避難所，即使在蘇聯核潛艇遊弋的西海岸地區，也成了無用的長長之物。儘管前面提到的電視電影上對此表示了極大的關心，——我國在同一時期據說成立了建造核避難所的承包公司——卻再也沒有嚮當局申請準予新建核避難所的。這决不是全體民衆觀察到熱核戰爭的危機業已遠去，而是他們想通了，核戰爭一旦發生，靠避難所根本不可能保證生存下來，其次是對核武器的擁有量之多，一清二楚。我國出於錯誤估計形勢而出現的核避難所特別吃香，發展到在京都的寺院地下也建築核避難所的地步算到了頭，這衹能說明，我國市民的核武器觀還沒有達到美國西海岸市民的水平。
因此，我之所以再次想起放在根本無用的核避難所書架上的《想想難以想象的事》，並不是因為簡描寫的熱核戰爭的可能已經遙遠，而是相反，也就是由於認識到，核武器和核戰略飛躍地增加與多樣化，簡的電影劇本大體說來已經毫無意義了。
我想應該首先看到，簡帶方向的論調，儘管有助於使朝着現實中可能發生的熱核戰爭，使全世界的整個核軍備衹前進一步兩步，從而鼓舞了五角大樓或剋裏姆林宮的擴軍主義者，但對於永久的核裁軍、廢除核武器沒有積極的貢獻這一事實。因為，在世界各地，特別是在我國，簡追隨者們的論理依然暢行。
我再次想起簡的書並寄予希望的，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想想難以想象的事》上，有雷蒙·阿倫寫的序文，我對此序文，現在懷有特別的想法。阿倫死之前後，國際上給他以極高的評價。特別是和薩爾特爾對比，相繼而死的這兩者之中，描寫阿倫獲得王位和薩爾特爾破産的文章是屢見不鮮的。未必全都是分量極輕的，但是我認為，最初使用核武器，也就是嚮廣島、長崎投擲原子彈之後，人類既然依舊活着，那正是因為人類原本就有生存下去的希望，和以往截然不同，一直寫反躬自省的薩爾特爾，他一生的核時代觀是一貫的，而且愈加深化。我以為，為了和薩爾特爾的核時代思想對比，從簡業已死了的著作中想把阿倫的觀點挖掘出來。（企鵝出版公司刊，桃井、鬆本譯）。
今天的和平問題，已是極其重要的問題。靠軍部和民間的幾位專傢是解决不了的。這本書上，簡氏和我的名字並署這一事實本身，完全是不同的人生經歷的人、國籍各別的兩人之間必須互相協力的象徵。
阿倫在序文的開頭就是這麽寫的，用意周到地先表示了簡和他自己的不同，說明為了緊急的“和平問題”，阿倫除了以這種形式和簡攜手之外，難道還有別的可以“協力”的對手和方法麽？
簡氏對於美國和大西洋公約的某項政策帶來如何結果，有分析的智慧和勇氣。其政策就是人所共知的抑止政策。總而言之，對於敵方給予威脅：如果敢於發動超過限度的挑釁行動，一定給予熱核報復！如果說這就是現在的政策，那麽，強調“和平無可代替者”就沒有值得稱贊之處，也不能說它是正直的說法。從嚴謹的邏輯來說，衹要和平怎麽都可以，這樣的說法就成了投降的意思了。還有，既然戰爭是“不可能”的，那麽，可能促使潛在敵人發動戰爭這樣的恐嚇如何能辦得到呢？／想到這裏，研究戰爭，不論多麽不願意，多麽殘酷和陰森可憎，都必須研究可能發生哪種類型的熱核戰爭，假想各種各樣的攻擊時，物的損害和人的被害將有多少，等等。一部分批評傢認為，照這樣研究，從本來仿佛達觀的情緒轉而希望這種研究純屬無用徹底失敗。我認為這樣的評論是根據不足的。計算分析者認為，雙方互相發射核武器，連續幾分鐘或幾個小時，會造成幾百萬、幾千萬的死者，但是可以這樣說，他們確實忘了這個數字的背後隱藏的人的因素。但是，這和喜歡偵探小說的讀者毫無區別：反來覆去的殺人案件不斷，但讀者卻興趣極高而且冷靜地讀下去。如果作不到使自己的感情化為無，分析的學問就不能成立。但是，由於能夠冷峻地分析可能産生的恐怖，這個人絶對不會失掉了人性，絶對不會像其他人那樣思考和行動。
阿倫寫這篇文章的時期，法國已成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一個成員國。在軍事上美法兩國為此互相協力，當然有兩國的知識分子互相支持，但是對於阿倫的觀點給予更加直接支持的，在我國就發現了許多的追隨者。首相就公然表述日美之間的“軍事同盟”，既然如此，我國也有阿倫式的擁護五角大樓核論理的衆多論客，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有阿倫上述序文的簡的著作本身，儘管鼓舞和引導某些人們不要從本來仿佛達觀的情緒轉而希望這種研究純屬無用徹底失敗，充分認識核悲慘的人不要失掉了人性，不要像其他人那樣不能思考和行動，但是毫無效果。
經阿倫支援過的簡的著作，寫的並不是使核威脅之下的人民群衆朝着這樣的方向走，即：既不斷念，也不空自希望它徹底失敗，而是強化人性，利他們的同伴一起反對核武器毀滅人類而采取行動。簡的著作，使美軍的核武器引起威嚇和疑慮的力量再次活性化，對於美蘇兩大陣營核戰力的壯大化與多樣化的加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我把生機勃勃的知的領域一直看到的活性化這個詞用於上述文章裏，深以為遺憾。但是，《世界》第四六○期的威廉·M·亞金的論文上，卡特政權末期美國海軍作戰部長發的命令中，提到“海軍戰術核能力的再活性化”這句話就用了這個詞。還應該提到，核戰略用語之中，屬於知的新的先導者常常使用的語言，還不僅僅這個詞。前述亞金的論文中就對於不久的將來表示了憂慮，所憂慮的是：海軍用核武器之增加，而且艦艇上搭載方法的不明確度增大，使海洋核戰爭容易發生。這裏說的不明確度，就是從ambiguity一詞譯過來的，在核軍事論中指核軍備的軟弱部分，可譯為脆弱性的原詞是vulnerability。誇奬文化符號論的學者和政府創造軍事理論的官僚，如果是從同一文化背景起飛的，令人深切感到的是，荒誕而巨大的知的浪費，會在足以左右人類命運的地方盛行不衰。是不是可以肯定地說，這純粹是作傢對語言過分深思熟慮的結果？
但是，即使拋開簡的作用不論，阿倫不久離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對正在開發本國核武器的法國也沒有能夠發揮製止的作用，從作為這篇序文內涵的延續來說，我以為倒是理所當然的。如果把雷蒙·阿倫看作始終和簡同等的科學思考的奴隸，那就未免有欠公允。僅從該序文裏就可以看出他超越簡摸索新的第三條道路的姿態。
如果用抽象的說法，今天的一個熱核炸彈等於第二次大戰４年之間投在德國的所有炸彈的爆發量，在這樣的時代，政策優先於戰略的地方，一切復雜的問題都會發生。其次，的考慮（更加難以區別）是平時與戰時兩個方面都優先，的考慮决定武器的選擇和軍隊的編製。今天，維持考慮的優越地位，日趨重要。因為，科學技術的強大有力，存在着任何人都無法控製地把人類拖進危機的危險。／實際上，哈曼·簡的研究非常科學，分析極其精密，所設假定也很有趣，但可惜其本人僅僅停留於一個改革者的境地。今天的國際，由於核武器的出現雖然一部分有所改變，但是大多始終蹈襲幾個世紀一直走過來的國際方向，他本人暫時
——可能十年或２０年——可能就是這樣繼續觀望下去的。但是今後幾個世紀不會總是這樣。配合科學技術的變革，有必要進行改革。有些烏托邦思想的人，他們想的和希望的改革，就是成立世界國傢和法的統治。現在的危機造成的結果，不久的將來要産生世界政府，這也並不是不可想象的。不過，現在能說清楚的，這是唯一的結果。是不是世界政府纔最具有可能性的呢？這我就不知道了。關於這一點，簡氏並沒有利用他那不斷地使用假說的最拿手的分析手段。
引用的前半部，我以為譯文的論理的力點曖昧，即使這樣也仍然引用，是有原因的。因為人類面對無法控製的危機，科學技術本身的力量把人類拉進危險，即將成為現實，或者說再嚮前邁一步就到達的現實。衹要看一看今日世界的核狀況就會一目瞭然，核權力按其科學技術的論理不僅毫無阻礙地使核武器壯大化和多樣化，而且人類也放棄了控製的任務，甚至打算把人類的命運完全委之於科學技術本身。難道實際情況不是這樣的麽？
關於科學技術仿佛自動地無限增加一般的壯大化、多樣化，以及首先是它本身最容易發生核戰爭的現狀，亞金論文中的關於海上核戰爭的可能性的敘述，已經作了明確的顯示。其次，人類把决定命運的權力委之於科學技術這種痛苦與憂思之所以依然折磨着我，是因為下述事態。去年我在巴剋萊分校時，英國反核武器運動的領導人、廣為人知的歷史傢E·P·托姆遜在全美作一次巡回講演，計劃地點之一便是到此處講演，因此得以同他會面。那一星期正是公開發表了西德政府重新佈置了美國導彈，給整個歐洲以很大的衝擊，而且在日內瓦核裁軍會議上蘇聯退場。托姆遜當時深表憂慮的是：在這之前蘇聯曾說過，如果強行重新佈置美國導彈，它將立刻采用“預警發射係統”，偏巧好像施加威嚇似的該係統作為現實的裝置開始啓動。
我譯為“預警發射係統”，原話是一個術語，即：Launch－on－warning systems。這個詞組是不久前聽到的，衹要對首先發射核彈給予迅速反擊的係統必須不斷改善是核戰略的根本，那麽，現在美蘇廣泛進行的導彈佈置，可以說所根據的就是這個原則。
但是，托姆遜還稍微限定了特殊意義而論述了采用新“預警發射係統”的危險。從５分鐘到１２分鐘就能攻擊蘇聯重要地帶標的的潘興Ⅱ號導彈業已佈置於歐洲，蘇聯如何對待。當然是用輸入計算機的，也就是按不同場合，用不經過人判斷的係統開始核反擊。換言之，也就是美國核導彈開始攻擊了，這一情報不管輸入還是沒有輸入——這也主要是機械本身讀到攻擊的信號——蘇聯的導彈發射裝置就開始啓動。如果想到，電子計算機讀情報的機構可能發生故障，或者由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美軍因錯誤而發射導彈的可能性，這就非常明顯，確實嚮核戰爭邁出了第一步。總而言之，人是在有意識地轉變為把人類的命運交給科學技術掌握的。這也可以說是抑止核力量的新活力的活性化之一環。歸根結底，所采用的就是與人的判斷無關，很快地進行核反擊的係統，把這種威嚇、迷惑敵方的方法當作抑止的方法。
說起來這是陳舊的表現，而且這種表現從很早以前就讓人聽膩了，也許讓人覺得是奇談怪論，實際上，目前待機中的核武器足夠把整個世界毀滅好多次，在這種情況下，２０世紀末的人民還有幾個堪稱可悲的空指望。其一是核攻擊既然由人决定，由人的心和手進行，撳動按鈕的人在最後關頭，他會想到這是毀滅世界的全面核戰爭。這就是人的靈魂。但是，“預警發射係統”的采用——作為對美國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警告以根本不加理睬作為回答，蘇聯很可能已經完成佈置——已經以科學技術的鋼鐵的論理代替了我們空指望的心和手了。
關於阿倫引用的最終部分，對於從現在的核危機災難中僥幸生存下來的人類組織世界政府的構想，簡沒有正面提出問題，乃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如果這個構想能夠産生，那麽，它决不會來自核大國的核戰略，並且為了千方百計地使這核戰略再活性化而苦心孤詣的學者，或者支持他們的思想傢，而是來自被核武器幾乎斬盡殺絶的民衆一方，從反核運動中積纍的經驗和智慧中産生的，這一點是非常明顯和不言而喻的。逝世前不久的阿倫，就從曾經是美蘇冷戰結構的主要人凱南的堪稱回心轉意並且等於展示思想上看到，面對歐洲人民大規模反核運動的擴大，簡身上决不會有的、並非改革者而是的新人類世界的至少是構想的預兆。
我根據簡和阿倫的想法一直談到現在，衹是想說明，他們把熱核戰爭這個“難以想象的事”敢於具體地思考，使“難以想象的事”遠離人間，打碎它，問清楚這種帶有方向性的成果是否取得，從而表明：沒有，而是相反。說明他們為核權力效力，試一試他們在“難以想象的事”和“現實中可能發生的事”之間，打進幾根大樁子？使那個不能逾越大溝變成能夠逾越的手段了麽？
這種想法一旦開始，我自然而然地立足於日本國、日本人、廣島、長崎的經歷，决不能眼看着如果再次發生肯定是“難以想象的事”的熱核戰爭變成“現實可能發生的事”這兩者之間的樁子，一根一根地打下去而裝作沒有看見。因為把非核三原則當作公式而放棄，衹要在這些木樁上鋪上大木板，從“難以想象的事”到“現實可能發生的事”，衹需跨一步就行，我甚至覺得中曾根政府已經開始定下鋪木板的程序了。同是《世界》四六○期上刊載的風間次郎的論文上談到，托馬霍剋巡航導彈佈置在遠東，目的指嚮蘇聯的遠距離逆火式轟炸機和海軍艦艇，從而引起緊張，明確顯示了從西北太平洋上的海洋核戰爭有發展成全面核戰爭的危險，如果看一看這一具體路綫上處於美國核戰略前沿基地日本列島的地位，我就懷疑這不是：溝上的木樁業已打完，木板業已鋪好了麽？“難以想象的事”變成“現實可能發生的事”的準備工作不是業已完成了麽？
既然如此，弱者也有他的抵抗，為了把溝裏的木樁拔出來，能作些什麽？實際上我感到阿倫一定深深感到自己非常無奈，但是我更承認自己根深蒂固的羞恥感和無奈。但是，這裏可能有“此項待續”而且非有不可的課題，我要說的衹是：日本政府立刻就默許搭載核裝備托馬霍剋巡航導彈的艦船入港，國會上一再重複那假裝不解而又淺薄的詭辯，看起來在野黨無法反駁，但是不能絶望，必須想方設法繼續保持堅决拔除溝裏的木樁這一方向的姿態，同非核三原則這面即將破碎的旗幟，也就是再活性化的希望聯繫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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