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我在上海結束了中學教育，考上了私立上海聖約翰大學和南京金陵女子大學。可當時私立大學的學費相當昂貴，我的哥哥已經在一個私立大學就讀，如果我再上私立大學，對我們這樣公職人員的家庭來說，在經濟上幾乎是難以負擔的。　　恰巧，這時我的男朋友程應銓要北上到清華大學建築係任教。父親决定讓我和哥哥都隨程北上求學。他聽說清華設有先修班，因此寫信給清華的同鄉林徽因，請她幫助我進入清華大學先修班學習。　　林徽因是我們福建的纔女。在我們傢的客廳經常有些家乡人來拉傢常，幾乎每次都要提到林徽因，並談到她嫁給梁啓超的長子梁思成。他們還說：梁思成、陳寅恪與翁文灝三人被譽為中國的三位國寶。　　我終於到了北平，這個我嚮往已久的城市，並迫不及待地去參觀了故宮，然後又遊覽了三海、天壇和太廟。我從沒見過這樣偉大壯麗的建築，當我站在太和殿前，多麽希望自己能長久地留在那裏，哪怕做一名清潔工我也願意。當我走在天壇筆直的長長的神道上，遠望圜丘時，感到自己也仿佛飄飄然地接近上天。而太廟卻又是另一番情景，它那大片的古柏，那般肅穆，連輕輕咳嗽一聲都怕驚動了祖先。天啊!我有生以來從沒有領教過，一個人可以從建築物上得到這麽多的感受。在昆明，我愛它美麗的湖光山色；在上海，我衹看到它的商業繁榮；然而北平，衹有北平，這成群宏偉的古建築，加上人們那彬彬有禮的北京話，使我第一次實實在在地感受到祖國文化的偉大。使我長期在上海形成的、崇拜美國物質文明的心理受到譴責。北平啊!祖國的明珠，祖國的瑰寶，你給了我作為一個中國人的驕傲!　　我第一次進清華是從西校門進去的。從西校門到二校門，乘汽車不過三五分鐘的路程，我卻走了半個多小時。路沿着一條清冽的小溪延伸，在路的另一邊是一片樹林，路上不見一個行人。路旁的大樹緩緩從我眼前掠過，多麽幽靜的清華園。我到清華時，朱自清先生剛剛逝世不久，那天上午剛開過他的追悼會，清華園籠罩着黯然的悲哀。朱自清先生寧肯餓死也不領美國救濟糧的精神，激勵着每一個愛國者，使清華園又表現出一種特殊的氣氛。這就是1948年清華這個中國最高學府給我的印象。　　我到清華後的第一件事自然應該去拜訪林徽因先生。但我聽到一個壞消息，她不久前剛剛做了腎切除手術，肺部結核也已到了晚期，醫生告訴梁思成說她將不久於人世了。這對一個家庭來說是多麽悲哀的事。我反復地考慮着去不去拜見她。我不斷聽到人們對她超人才智的贊揚，及對他們夫婦淵博的學問的敬佩。我更害怕了，我這個沒被清華錄取的小青年，在她的面前將多麽尷尬。我一直拖延着去拜見她的日期，直到她聽到我已到清華的消息，召見我時，我纔去見她。　　在一個初秋的早上，陽光燦爛，微風和煦，我來到清華的教師住宅區新林院8號梁傢的門口，輕輕地叩了幾下門。開門的劉媽把我引到一間古色古香的起居室，這是一個長方形的房間，北半部作為餐廳，南半部為起居室。靠窗放着一個大沙發，在屋中間放着一組小沙發。靠西墻有一個矮書櫃，上面擺着幾件大小不同的金石佛像，還有一個白色的小陶豬及馬頭。傢具都是舊的，但窗簾和沙發面料卻很特別，是用織地毯的本色坯布做的，看起來很厚，質感很強。在窗簾的一角綴有咖啡色的圖案，沙發的扶手及靠背上都鋪着綉有黑綫挑花的白土布，但也是舊的，我一眼就看出這些刺綉出自云南苗族姑娘的手。在昆明、上海我曾到過某些達官貴人的宅第，見過豪華精美的陳設。但是像這個客廳這樣樸素而高雅的佈置，我卻從來沒有見過。　　我的註意力被書架上的一張老照片吸引住了，那是林徽因和她父親的合影。看上去林先生當時衹有十五六歲。啊!我終於見到了這位美人。我不想用細長的眉毛，大大的眼睛，雙眼皮，長睫毛，高鼻梁，含笑的嘴，瓜子臉……這樣的詞彙來形容她。不能，在我可憐的詞彙中找不出可以形容她的字眼，她給人的是一種完整的美感：是她的神，而不全是貌，是她那雙凝神的眼睛裏深深藴藏着的美。當我正在註視這張照片時，衹聽臥室的門“嗒”地一聲開了。我回轉身來，見到林先生略帶咳嗽、微笑着走進來，她邊和我握手邊說：　　“對不起，早上總是要咳這麽一大陣子，等到喘息稍定才能見人，否則是見不得人的。”她後面一句話說得那麽自然詼諧，使我緊張的心弦頓時鬆弛了下來。後來我纔知道，她這句話包含着她這一輩子所受的病痛的折磨與苦難。我定睛看着她。天哪!我再也沒有見過比她更瘦的人了。這是和那張照片完全不同的一個人，她那雙深深陷入眼窩中的眼睛，放射着奇異的光彩，一下子就能把對方抓住。她穿一件淺黃色的羊絨衫，白襯衫的領子隨意地扣在毛衣內，襯衫的袖口也是很隨便地翻捲在毛衣外面。一條米色的褲子，腳上穿一雙駝色的絨便鞋。我們都坐下後，她就開始問我報考大學的情況。這是我最怕的事，衹得羞怯怯地告訴她，我自認為數學、化學、語文尚好對付，物理和地理不行，最頭疼的是英語，我對它簡直是一籌莫展。她笑了笑說：　　“你和我們傢的孩子相反，再冰、從誡（梁思成的女兒和兒子）他們都是怕數學，你為什麽怕英語？”　　“我怕文法，”我說，“我簡直搞不清那些文法。”　　“英語並不可怕，再冰中學時在同濟附中，學的是德語，英語是在傢裏學的，我衹用了一個暑假來教她。學英語就是要多背，不必去管什麽文法。一個假期我衹選了一本《木偶奇遇記》做她的課本，兒童讀物語法簡單，故事也吸引人，她讀一段背一段。故事讀完了，英文也基本學會了，文法也就自然理解了。”

　　接着她又問起我的食宿情況。我告訴她，我已經在工字廳食堂入夥。係裏的美術教師李宗津先生把他在工字廳的宿舍暫時藉給我住，因為他城裏另有住房。但是工字廳是男教工宿舍，所以很不方便。她很快就想到可以讓我藉住在吳柳生教授傢，並說要親自去和吳夫人商量。然後她又問我對北平有什麽印象，當我正準備尋找一個恰當的詞彙來回答她時，她已興致勃勃地嚮我介紹起北京的歷史。　　“北京城幾乎完全是根據《周禮·考工記》中‘匠人營國，方九裏，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的規劃思想建設起來的。”她看出我不懂這句話的意思，便又接着解釋說：　　“北京城從地圖上看，是一個整齊的凸字形，紫禁城是它的中心。除了城墻的西北角略退進一個小角外，全城佈局基本是左右對稱的。它自北而南，存在着縱貫全城的中軸綫。北起鐘鼓樓，過景山，穿神武門直達紫禁城的中心三大殿。然後出午門、天安門、正陽門直至永定門，全長八千米。這種全城佈局上的整體感和穩定感，引起了西方建築傢和學者的無限贊嘆，稱之為世界奇觀之一。　　“‘左祖右社’是對皇宮而言，‘左祖’指皇宮的左邊是祭祖的太廟。‘右社’指宮室右邊的社稷壇(現在是中山公園)。‘旁三門’是指東、西、南、北城墻的四面各有三個城門。不過北京衹是南面有三個城門，東、西、北面各有兩個城門。日壇在城東，月壇在城西，南面是天壇，北面是地壇。‘九經九緯’，是城內南北嚮與東西嚮各有九條主要街道，而南北的主要街道同時能並列九輛車馬即‘經塗九軌’。北京的街道原來是很寬的，清末以來被民房逐漸侵占越來越狹了。所以你可以想像當年馬可·波羅到了北京，就跟鄉巴佬進城一樣嚇蒙了，歐洲人哪裏見過這麽偉大氣魄的城市。”我們都笑了，她接着說：　　“‘面朝後市’也是對皇宮而言，皇宮前面是朝廷的行政機構，所以皇帝面對朝廷。‘市’是指商業區，封建社會輕視工商業，因此商業區放在皇宮的後面。現在的王府井大街是民國以後繁榮起來的。過去地安門大街和鼓樓大街是北京為貴族服務的最繁華的商業區。前門外的商業區原來是在北京城外，因為遼代與金代的首都在現在北京城的西南。元朝的大都建在今天北京城的位置，元大都當然和金的舊都有聯繫，那時從舊都來做買賣的商人，必須繞到城北的商業區去，所以幹脆就在城外集市。北京前門外有好幾條斜街，就是人們在新舊兩城之間走出來的道路，開始是路旁搭起的棚戶，慢慢地發展成為固定的建築和街道。過去一有戰爭城外的人就往城裏跑，到了明朝嘉靖年間，為了加強京城的防衛纔建了外城。……”她一口氣說着，一個封建社會宏偉的北京城地圖，在我眼前勾畫了出來。接着我們又談起頤和園，這也是我非常嚮往的地方。但是那時到頤和園沒有公共汽車，我雖然有一輛自行車，卻還不會騎，所以一直沒有去。我聽說頤和園的長廊特別有趣。林先生卻擺手說：　　“頤和園前山太俗氣了，頤和園的精華在後山。瀋從文現在正住在諧趣園，你可以去找他，請他做嚮導。”我們談着談着，實際上是她談着我聽着，不知怎麽搞的竟過了兩三個小時。我完全忘了她是個重病人，慌忙站起身告辭。她笑笑說：“我也纍了，每天下午四點我們喝茶，朋友們常來坐坐，歡迎你也來。”我從沒有單獨和父輩的人交往過，但不知怎麽的，一段意想不到的交往就這樣開始了。　　我從梁傢出來感到既興奮又新鮮。我承認，一個人瘦到她那樣很難說是美人，但是即使到現在我仍舊認為，她是我一生中見到的最美、最有風度的女子。她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充滿了美感、充滿了生命力、充滿了熱情。她是語言藝術的大師，我不能想像她那瘦小的身軀怎麽能迸發出那麽強的光和熱；她的眼睛裏又怎麽能同時藴藏着智慧、詼諧、調皮、關心、機智和熱情。真的，怎能包含那麽多的內容。當你和她接觸時，實體的林徽因便消失了，感受到的是她帶給你的美和強大的生命力。她是那麽吸引我，我幾乎像戀人似的對她着迷。那天我沒有見到梁思成先生，聽說他到南京接受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學銜去了。　　我初到清華時，建築係開辦纔兩年，全係師生加起來衹有三十多人。學生都在一個大教室上設計課，師生關係非常融洽，學生對教師不論老少都稱“公”。那時的建築係真是富有民主精神，而且朝氣蓬勃，我也常常到係裏去看李宗津作畫。　　有一天我正走在建築係的樓道裏，迎面來了一位中年人，他身材瘦小，有些駝背，穿一身考究的西服，戴着一副寬邊大眼鏡，更增加了他那學者的風度。他看來和藹可親，詼諧風趣。他嚮我伸出手，笑着點了點頭，又揚起眉毛調皮地說：　　“是林小姐?我猜對了吧?這位漂亮的姑娘一定是林小姐。”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雖然我搜不出一個字來回答，但立刻就斷定這位親切的長者是梁公。　　汪季琦先生回憶他第一次和梁公見面時，梁公的頭一句話就是：“我應該叫你一個好聽的，叫你一聲小叔叔。”因為汪有一個比他大三十多歲的哥哥是梁啓超的好朋友。汪季琦回憶說：“梁公是個很有風趣的人，他幾句話一說，立刻就能使對方消除生疏感，而與之親切地交談起來。”　　不久林先生果真去拜訪了吳柳生夫人，並和她談好讓我藉住的事，我便搬到吳傢去了。那年因為時局的動蕩，清華校方為遷校的問題鬥爭得非常激烈，因此沒有辦先修班，我也就衹好自己復習課程，還跑去聽了幾門名教授講授的中外通史和梁公講的中西方建築史。　　由於清華的先修班停辦了，因此林徽因决定親自輔導我的英語，並規定每周二、五下午上課。我又高興，又擔心，因為有這麽一位好老師來輔導我真是求之不得。同時我又看出她十分嚴厲，對不滿意的事會直率地提出批評，而且毫不留情，我擔心以後免不了會挨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