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我六十歲了。尼采四十四歲寫了《看哪這人》，盧梭五十八歲完成《懺悔錄》。我絲毫沒有以尼采和盧梭自比的意思，衹是想說明，我現在來寫自傳並不算太早。　　我常常意識不到我的年齡。我想起我的年齡，往往是在別人問起我的時候，這時候別人會露出驚訝不信的神情，而我衹好為事實如此感到抱歉。幾乎所有人都覺得我不像這個年齡的人，包括我自己。我相信我顯得年輕主要不是得益於外貌，而是得益於心態，心態又會表現為神態，一定是我的神態蒙蔽了人們，否則人們就會看到一張比較蒼老的臉了。一位朋友針對我揶揄說，男人保持年輕的訣竅是娶一個年輕的太太，對此我無意反駁。年輕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兒組成了我的最經常的生活環境，如同一面無時無刻不在照的鏡子，我從這面鏡子裏看自己，産生了自己也年輕的錯覺，而衹要天長日久，錯覺就會仿佛成真。不過，反過來說，我同樣是我的妻子的這樣一面鏡子，她天天照而仍覺得自己年輕，多少也說明了鏡子的品質吧。　　然而，我清楚地知道，心態年輕也罷，長相年輕也罷，與實際上年輕是兩回事。正如好心人對我勸告的，我正處在需要當心的年齡。我大約不會太當心，一則不習慣，二則不相信有什麽大用。雖然沒有根據，但我確信每個人的壽命是一個定數，太不當心也許會把它縮短，太當心卻不能把它延長。我無法預知自己的壽命，即使能，我也不想，我不願意替我自己不能支配的事情操心。不過，好心人的提醒在我身上還是發生了一個作用，便是促使我正視我的年齡。無論我多麽嚮往長壽，我不能裝作自己不會死，不知道自己會死，一切似乎突然實則必然的結束衹會光顧別人，不會光顧我。我是一個多慮的人，喜歡為必將到來的事情預作準備。即使我能夠長壽，譬如說活到八九十歲，對於死亡這樣一件大事來說，二三十年的準備時間也不算太長。現在我拿起筆來記述自己迄今為止的生活，就屬於準備的一部分，是蒙田所說的收拾行裝的行為。做完了這件事，我的確感到了一種放心。　　因此，在一定的意義上，這本書可以稱作一個終有一死的人的心靈自傳。夏多布裏昂把他的自傳取名為《墓中回憶錄》，對此我十分理解。一個人預先置身於墓中，從死出發來回顧自己的一生，他就會具備一種根本的誠實，因為這時他面對的是自己和上帝。人衹有在面對他人時纔需要掩飾或撒謊，自欺者所面對的也不是真正的自己，而是自己在他人面前扮演的角色。在寫這本書時，我始終設想自己是站在全知全能的上帝面前，對於我的所作所為乃至最隱秘的心思，上帝全都知道，也全都能夠理解，所以隱瞞既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我對人性的瞭解已經足以使我在一定程度上跳出小我來看自己，坦然面對我的全部經歷，甚至不羞於說出一般人眼中的隱私。我的目的是給我自己以及我心目中的上帝一個坦誠的交代，我相信，惟其如此，我寫下的東西纔會對世人也有一些價值，人們無論褒我還是貶我，都有了一份值得認真對待的參考。　　當然，我畢竟還活在這個世界上，與這個世界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事實上我不可能說出全部真話，衹能說出部分真話。我對自己的要求是，凡可說的一定要說真話，决不說假話，對不可說的則保持沉默。所謂不可說的，其中一部分是因為牽涉到他人，說出來可能對他人造成傷害。我在這個世界上沒有私敵，我不願意傷害任何人。僅在與私生活無關的場合，當我認為事關重要事實和原則之時，我纔會作某些批評性的敘述或評論，但所針對的也不是任何個人。然而，有一點是我要請求原諒的，人生中最難忘的經歷實際上都是由與某些特殊他人的關係組成的，有若幹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在我的生活中曾經起過重要的作用，如果不寫他們，我就無法敘述自己的經歷。譬如說，在敘述我的情感經歷時，我就不可能避而不寫與我有過親密關係的女人。如果她們因此感到不快，我衹能嚮她們緻歉。不過，讀者將會看到，當我回顧我的生命歷程時，如果說我的心中充滿感激之情，我首先感激的正是曾經或正在陪伴我的女人。　　在這本書中，我試圖站在一種既關切又超脫的立場上來看自己，看我是怎樣一步步從童年走到今天，成為現在的這個我的。我想要着重描述的是我的心靈歷程，即構成我的心靈品質的那些主要因素在何時初步成形，在何時基本定型，在生命的各個階段上以何種方式顯現。我的人生觀若要用一句話概括，就是真性情。我從來不把成功看作人生的主要目標，覺得衹有活出真性情纔是沒有虛度了人生。所謂真性情，一面是對個性和內在精神價值的看重，另一面是對外在功利的看輕。我在回顧中發現，我的這種人生觀其實早已植根於我的早年性格中了，是那種性格在後來環境中歷練的産物。小時候，我是一個敏感到有些病態的孩子，這種性格使我一方面極為關註自己內心的感受，另一方面又拙於應付外部世界，對之心存畏怯和戒備。前一方面引導我日益沉浸於以讀書和寫作為主的智性生活和以性愛和親子之愛為主的情感生活，並從中獲得了人生最主要的樂趣，後一方面也就自然而然地發展成了對外在功利的淡泊態度。不妨說，我的清高源於我的無能，衹不過我安於自己在這方面的無能罷了。說到底，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有所為就必有所不為，而人與人之間的巨大區別就在於所為所不為的不同取嚮。敏感和淡泊——或者說執著和超脫——構成了我的性情的兩極，這本書描述的便是二者共生並長的過程，亦即我的性情之旅。　　全書分四部，按照時間順序，依次寫童年和少年時期、大學時期、畢業後在農村鍛煉和工作的時期、回到北京讀研究生和從事哲學研究工作的時期。當一個人回憶自己的生活時，往往受與透視相反的原理支配，他會發現，幼時再小的事也顯得很大，近期再大的事也顯得比較小。第一部所寫皆兒時細小記憶，但是，童年無小事，人生最早的印象因為寫在白紙上而格外鮮明，旁人覺得瑣碎的細節很可能對本人性格的形成發生過重大作用。第二部在全書中所占比重最大，其中較多篇幅回憶了郭世英，因為他是影響了我一生的人，我一生的精神追求方向正是在他的影響下奠定的。如果讀者想知道一個具有強烈精神本能的人是如何度過在農村的長期寂寞歲月的，也許可以在第三部中找到答案。第四部的時間跨度最大，篇幅卻較小，筆調顯得有些匆促。我對此的辯解是，許多事情正處在現在進行時態中，尚缺乏回憶所需的必要距離。不過，我的人生之路正是在這裏有了基本的歸宿，因而我在這一部分中比較集中地表達了我對自己和對世界的成熟認識。　　任何一部自傳都是作者對自我形象的描繪，要這種描繪完全排除自我美化的成分，幾乎是不可能的，我知道我决不會是一個例外。即使坦率如盧梭，當他在《懺悔錄》中自陳其劣跡時，不也是一邊自陳一邊為此自豪，因而實際上是在用另一種方式顯示其人性的豐富和優秀嗎？我惟一可以自許的是，我的態度是認真的，我的確在認真地要求自己做到誠實。我至少敢說，在這個名人作秀成風的時代，我沒有作秀。因此，我勸那些喜歡看名人秀的讀者不要買這本書，免得失望。我也要告誡媒體，切勿抽取書中的片段材料，用來製造花邊新聞，那將是對這本書的嚴重褻瀆。我衹希望那樣的讀者翻開這本書，他們相信作者是懷着嚴肅的心情寫它的，因而願意懷着同樣的心情來讀其中的每一個字。　　2004年5月19日

　　在某一個節日，我去我女兒的幼兒園看孩子們表演。有的節目衹有少數孩子上場，演出時，其餘孩子都睜大眼睛註視着，眼中射出羨慕的光芒，我的女兒和另一個小女孩情不自禁地在場下做起了節目中的動作。我默默看着，意識到在孩子們眼裏，被老師選中是何等的光榮。我想起了我小時候在這方面遭到的挫折。上小學不久，有一次我被老師選中參加節日的演出。那是一個表演唱，演出時，幾個孩子圍成一個圈，一邊唱“康玲玲康玲玲騎馬到北京”，一邊轉圈子作騎馬狀。那天我特意穿了一雙新皮鞋，不爭氣的是，剛走了幾步，鞋帶就鬆了，我彎身係鞋帶，別人衹好也停下來。我怎麽也係不上，老師便上臺來幫我係。一會兒另一隻鞋的鞋帶又鬆了，節目再次被打斷，老師又上臺，但不是幫我係鞋帶，而是拉着我的手把我帶下了臺。從此以後，演節目再沒有我的份了，每逢節日會演，我就深感自卑。　　我也曾經為不能加入少先隊而傷心。那時候入隊必須滿九歲，三年級時班上建隊，大多數同學在同一天戴上了紅領巾，我因為不夠年齡而被排除在外。那一天放學後，我走在街上，周圍都是紅領巾，我的胸前空空的，感到特別羞愧，甚至不好意思回傢見我的姐姐，因為她也是紅領巾。當時少先隊有一個規定，隊員在街上迎面相遇要互敬隊禮，每看見這個情景，我心裏就羨慕得不得了。那一年的時間過得格外慢，好不容易盼來了入隊的一天，纔覺得能擡起頭來了。我無比自豪，戴着紅領巾一口氣跑回傢，滿以為父母和姐姐也會表示驚喜，不料他們毫無反應。　　這類事情在我現在看來當然小得不能再小，但在一個孩子眼裏卻是十足的大事。我一再發現，孩子對於榮譽極其敏感，那是他們最看重的東西。可是，由於尚未建立起內心的尺度，他們就衹能根據外部的標志來判斷榮譽。在孩子面前，教師不論智愚都能夠成為權威，靠的就是分配榮譽的權力。我是一個很不自信的人，在相當程度上也許可以溯因於小時候極少分配到榮譽。孩子越是年幼，就越迷信老師的權威，這是一個無法省略的階段。我這樣一個看破身份的人，當年還不是把老師的寵兒視為英雄。　　當時班上同學中，我最佩服的兩個人，一個是中隊長鬱華，一個是大隊長陳心田。鬱華是一個聽話的小姑娘，學習很用功，經常受老師表揚，雖然長相平常，在我眼裏卻是一尊小偶像。課餘活動跳集體舞時，一個打扮得像洋娃娃的班上年齡最小的女生總喜歡找我，但我看不上她，心裏念着鬱華，可惜鬱華又看不上我，她多半是找陳心田。陳心田是全校學生第一人，班上男生女生都崇拜他。他臉上有一對小酒窩，模樣很可愛。他倒不是小綿羊型的學生，憑着強烈的優越感，他時而會對老師耍脾氣。有一回，他發很大的脾氣，把大隊長標志摔在地上，表示辭職不幹了，老師衹得好言勸慰，越發增添了他的威風，使我們都相信缺了陳心田就辦不成少先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