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文学论坛>> 人文学者>> 梁漱溟 Liang Shuming   中国 China   现代中国   (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
梁漱溟自述文录:我生有涯愿无尽
  本书大抵是由梁淑溟先生生前关于资深生平的文章辑录而成。先生自谓问题中人,且将其穷毕生之力孜孜探求的问题归诸为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在本书中,先生细腻坦诚的笔触之下,其批沥此心艰难跋涉于探求社会、人生两大问题之解决的征途上的躅躅身影清晰可见;而先生九十多年人生轨迹中自学之历程、情感之所依、思想之嬗变以及一天下兴亡为己任之社会实践等等诸多方面也纤毫毕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我生有涯愿无尽
梁漱溟自述文录:我生有涯愿无尽 我生有涯愿无尽
  我的自学小史上,正映出了五十年来之社会变动,时代问题。倘若以我的自述为中心线索,而写出国最近五十年变迁,可能是很生动亲切的一部好史料。
  就以人生问题只烦闷不解,令我不知不觉走向哲学,出入乎百家。然一旦于人生道理有所会,则亦不复多求。假如视哲学为人人应该懂得的一点学问,则我正是这样懂得一点而已。
  人之所以有学问,恰为他善于发现问题,任何微细不同的意见观点,他都能觉察出来,认真追求,不忽略过去。问题是根苗,大学问像是一棵大树,从根苗上发展长大起来;而环境见闻(读书在其内)、生活实践,则是它的滋养资料,久而久之自然蔚成一大系统。
  我实在没有旁的,我只是好发生问题?D?D尤其易从实际人事上感触发生问题。有问题,就要用心思;用心思,就有自己的主见;有主见,就从而有行动发出来。外人看我像是在谈学问,其实我不过好用心思来解决我的问题而已,志不在学问也。
  1938年我访问延安。……曾与毛主席会见八次,其中两次作竟夜谈。关于对就中国的认识,意见不同,多有争论。但他从敌友我力量对比、强若转化、战争性质等分析入手,说明中国必胜、日本必败问题,令我非常佩服。
  我始终不是学问中人,也不是事功中人。我想了许久,我是什么人?我大概是问题中人!
生平述略(1)
  我生于甲午中日战争前一年(1893年)。此次战争以后,国际侵略日加,国势危殆。1937年“七七”事变,我国又遭受日寇长达八年之久的入侵。我的大半生恰是在  这两次中日之战中度过的。   我原名焕鼎,祖籍广西桂林。但自曾祖起来京会试中进士后,即宦游于北方。先父名济,字巨川,为清末内阁中书,后晋为候补侍读,其工作主要为皇史宬抄录皇家档案。先父为人忠厚,凡事认真,讲求实效,厌弃虚文,同时又重侠义,关心大局,崇尚维新。因此不要求子女读四书五经,而送我入中西小学堂、顺天中学堂等,习理化英文,受新式教育。这在我同辈人中是少见的。由于先父对子女采取信任与放宽态度,只以表明自己意见为止,从不加干涉,同时又时刻关心国家前途,与我议论国家大事,这既成全了我的自学,又使我隐然萌露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而鄙视只谋一人一家衣食的“自了汉”生活。这种向上心,促使我自中学起即对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追求不已。于社会问题,最初倾向变法维新,后又转向革命,并于中学毕业前参加了同盟会京津支部,从事推翻满清的秘密活动。辛亥革命爆发,遂在同盟会《民国报》任外勤记者,因而得亲睹当时政坛上种种丑行。这时我又读了日人幸德秋水所著《社会主义神髓》,受书中反对私有制主张的影响,因而热心社会主义,曾写有《社会主义粹言》小册子,宣传废除财产私有制,油印分送朋友。   1913年退出《民国报》,在革命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自己原有的出世思想抬头,于是居家潜心研究佛典,由醉心社会主义而转为倾向出世。在此种思想下,1916年我写成并发表了《究元决疑论》,文中批评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推崇佛法。随后我以此文当面求教于蔡元培先生,遂为先生引入北大任教。   1917年起我在北大哲学系,先后讲授“印度哲学概论”、“儒家哲学”等课。此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后,新思潮高涨,气氛对我等讲授东方古学术的人来说无形中存在着压力。在此种情势下,我开始了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后来即产生了根据讲演记录整理而成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书中我提出了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式可分为三大路向的见解,同时在人生思想上归结到中国儒家人生,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些见解反映自家身上,便是放弃出家之念,并于此书出版之1921年结婚。   随着在北大任教时间的推移,我日益不满于学校只是讲习一点知识技能的偏向。1924年我终于辞去北大教职,先去山东曹州办学,后又回京与一班青年朋友相聚共学,以实行与“青年为友”和“教育应照顾人”的全部生活的理想。   1927年在朋友的劝勉下,我南下到北伐后不久的广州。在这里我一面觉得南方富有革命朝气,为全国大局好转带来一线曙光,一面又不同意以俄为师,模仿国外,背弃中国固有文化的做法,因此我虽接办了广东省一中,但此时考虑得更多的乃是自己的“乡治”主张。依我看来,由于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惟有先在广大农村推行乡治,逐步培养农民新的政治生活习惯,西方政治制度才能得以在中国实施。1929年我在考察了陶行知的南京晓庄学校、黄炎培先生江苏昆山乡村改进会、晏阳初先生河北定县平教会实验区及山西村政之后,适逢彭禹廷、梁仲华创办河南村治学院,我应邀任学院教务长。这是我投身社会改造活动的开端。但因军阀蒋阎冯中原大战,开学未满年而停办。旋于1931年与同仁赴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该院设研究部与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并划邹平县为实验区(后扩大为十余县)。实验区有师范、实验小学、试验农场、卫生院、金融流通处等。县下设乡学、村学。乡学、村学为政教合一组织,它以全体乡民或村民为对象,培养农民的团体生活习惯与组织能力,普及文化,移风易俗,并借团体组织引进科学技术,以提高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从根本上建设国家。此项试验在进行七年之后,终因1937年日寇入侵而被迫停止。   抗日战争爆发,发动民众与国内团结为抗战所必需,于是我开始追随于国人之后,也为此而奔走。1937年8月应邀参加最高国防会议参议会,曾对动员民众事有所建议。1938年我访问延安。这是我奔走国内团结的开始。访问目的不外考察国共再度合作,民族命运出现一大转机,共产党方面放弃对内斗争能否持久,同时探听同仇敌忾情势下,如何努力以巩固此统一之大局。为此曾与毛主席会见八次,其中两次作竟夜谈。关于对旧中国的认识,意见不同,多有争论。但他从敌友我力量对比、强弱转化、战争性质等分析入手,说明中国必胜、日本必败问题,令我非常佩服。1939年感到留在西南大后方无可尽力,我又决心去华北华东敌后游击区,巡视中得到国共双方协助。经皖、苏、鲁、冀、豫、晋六省,沿途动员群众抗战,历时八个月,历经艰险。在战地目睹两党军队摩擦日增,深感如任其发展,轻则妨碍抗战,重则内战重演,于是返回四川后方,除向国共双方指陈党派问题尖锐外,更与黄炎培、晏阳初、李璜等共商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以增强第三方面力量,为调解两党纷争努力。1941年初,皖南事件爆发,国内团结形势进一步恶化,遂又与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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