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自述文录：我生有涯愿无尽 我生有涯愿无尽就以人生問題衹煩悶不解，令我不知不覺走嚮哲學，出入乎百傢。然一旦於人生道理有所會，則亦不復多求。假如視哲學為人人應該懂得的一點學問，則我正是這樣懂得一點而已。
人之所以有學問，恰為他善於發現問題，任何微細不同的意見觀點，他都能覺察出來，認真追求，不忽略過去。問題是根苗，大學問像是一棵大樹，從根苗上發展長大起來；而環境見聞(讀書在其內)、生活實踐，則是它的滋養資料，久而久之自然蔚成一大係統。
我實在沒有旁的，我衹是好發生問題?D?D尤其易從實際人事上感觸發生問題。有問題，就要用心思；用心思，就有自己的主見；有主見，就從而有行動發出來。外人看我像是在談學問，其實我不過好用心思來解决我的問題而已，志不在學問也。
1938年我訪問延安。……曾與毛主席會見八次，其中兩次作竟夜談。關於對就中國的認識，意見不同，多有爭論。但他從敵友我力量對比、強若轉化、戰爭性質等分析入手，說明中國必勝、日本必敗問題，令我非常佩服。
我始終不是學問中人，也不是事功中人。我想了許久，我是什麽人?我大概是問題中人！
我生於甲午中日戰爭前一年（1893年）。此次戰爭以後，國際侵略日加，國勢危殆。1937年“七七”事變，我國又遭受日寇長達八年之久的入侵。我的大半生恰是在 這兩次中日之戰中度過的。 我原名煥鼎，祖籍廣西桂林。但自曾祖起來京會試中進士後，即宦遊於北方。先父名濟，字巨川，為清末內閣中書，後晉為候補侍讀，其工作主要為皇史宬抄錄皇傢檔案。先父為人忠厚，凡事認真，講求實效，厭棄虛文，同時又重俠義，關心大局，崇尚維新。因此不要求子女讀四書五經，而送我入中西小學堂、順天中學堂等，習理化英文，受新式教育。這在我同輩人中是少見的。由於先父對子女采取信任與放寬態度，衹以表明自己意見為止，從不加干涉，同時又時刻關心國傢前途，與我議論國傢大事，這既成全了我的自學，又使我隱然萌露對國傢社會的責任感，而鄙視衹謀一人一傢衣食的“自了漢”生活。這種嚮上心，促使我自中學起即對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追求不已。於社會問題，最初傾嚮變法維新，後又轉嚮革命，並於中學畢業前參加了同盟會京津支部，從事推翻滿清的秘密活動。辛亥革命爆發，遂在同盟會《民國報》任外勤記者，因而得親睹當時政壇上種種醜行。這時我又讀了日人幸德秋水所著《社會主義神髓》，受書中反對私有製主張的影響，因而熱心社會主義，曾寫有《社會主義粹言》小册子，宣傳廢除財産私有製，油印分送朋友。 1913年退出《民國報》，在革命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中，自己原有的出世思想擡頭，於是居傢潛心研究佛典，由醉心社會主義而轉為傾嚮出世。在此種思想下，1916年我寫成並發表了《究元决疑論》，文中批評古今中外諸子百傢，獨推崇佛法。隨後我以此文當面求教於蔡元培先生，遂為先生引入北大任教。 1917年起我在北大哲學係，先後講授“印度哲學概論”、“儒傢哲學”等課。此時正值“五四”運動前後，新思潮高漲，氣氛對我等講授東方古學術的人來說無形中存在着壓力。在此種情勢下，我開始了東西文化的比較研究，後來即産生了根據講演記錄整理而成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書中我提出了人類生活的基本方式可分為三大路嚮的見解，同時在人生思想上歸結到中國儒傢人生，並指出世界最近未來將是中國文化的復興。這些見解反映自傢身上，便是放棄出傢之念，並於此書出版之1921年結婚。 隨着在北大任教時間的推移，我日益不滿於學校衹是講習一點知識技能的偏嚮。1924年我終於辭去北大教職，先去山東曹州辦學，後又回京與一班青年朋友相聚共學，以實行與“青年為友”和“教育應照顧人”的全部生活的理想。 1927年在朋友的勸勉下，我南下到北伐後不久的廣州。在這裏我一面覺得南方富有革命朝氣，為全國大局好轉帶來一綫曙光，一面又不同意以俄為師，模仿國外，背棄中國固有文化的做法，因此我雖接辦了廣東省一中，但此時考慮得更多的乃是自己的“鄉治”主張。依我看來，由於中西文化的根本差異，惟有先在廣大農村推行鄉治，逐步培養農民新的政治生活習慣，西方政治制度才能得以在中國實施。1929年我在考察了陶行知的南京曉莊學校、黃炎培先生江蘇昆山鄉村改進會、晏陽初先生河北定縣平教會實驗區及山西村政之後，適逢彭禹廷、梁仲華創辦河南村治學院，我應邀任學院教務長。這是我投身社會改造活動的開端。但因軍閥蔣閻馮中原大戰，開學未滿年而停辦。旋於1931年與同仁赴山東鄒平創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該院設研究部與鄉村服務人員訓練部，並劃鄒平縣為實驗區（後擴大為十餘縣）。實驗區有師範、實驗小學、試驗農場、衛生院、金融流通處等。縣下設鄉學、村學。鄉學、村學為政教合一組織，它以全體鄉民或村民為對象，培養農民的團體生活習慣與組織能力，普及文化，移風易俗，並藉團體組織引進科學技術，以提高生産，發展農村經濟，從根本上建設國傢。此項試驗在進行七年之後，終因1937年日寇入侵而被迫停止。 抗日戰爭爆發，發動民衆與國內團结為抗戰所必需，於是我開始追隨於國人之後，也為此而奔走。1937年8月應邀參加最高國防會議參議會，曾對動員民衆事有所建議。1938年我訪問延安。這是我奔走國內團结的開始。訪問目的不外考察國共再度合作，民族命運出現一大轉機，共産黨方面放棄對內鬥爭能否持久，同時探聽同仇敵愾情勢下，如何努力以鞏固此統一之大局。為此曾與毛主席會見八次，其中兩次作竟夜談。關於對舊中國的認識，意見不同，多有爭論。但他從敵友我力量對比、強弱轉化、戰爭性質等分析入手，說明中國必勝、日本必敗問題，令我非常佩服。1939年感到留在西南大後方無可盡力，我又决心去華北華東敵後遊擊區，巡視中得到國共雙方協助。經皖、蘇、魯、冀、豫、晉六省，沿途動員群衆抗戰，歷時八個月，歷經艱險。在戰地目睹兩黨軍隊摩擦日增，深感如任其發展，輕則妨礙抗戰，重則內戰重演，於是返回四川後方，除嚮國共雙方指陳黨派問題尖銳外，更與黃炎培、晏陽初、李璜等共商組織“統一建國同志會”，以增強第三方面力量，為調解兩黨紛爭努力。1941年初，皖南事件爆發，國內團结形勢進一步惡化，遂又與黃炎培、張君勱、左舜生將“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