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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阀旧事:谢安在他的时代 Patriarch old things: Xie in his time
  本书以一个风流时代的风流人物——东晋名士谢安——为中心,讲述了一段微妙的历史。东晋皇权衰落,世家大族把持朝政,隐士谢安40岁出山,巧妙地周旋在权力的缝隙之间,维持了东晋政局的恐怖平衡,成为一时的政治明星。至主持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谢安的声望达到顶点。他既是一个宽袍大袖、携妓吟啸的风流名士,又是一个谈笑间强虏飞灰烟灭的超级政治家。本书以深具才情的笔调探测了汉人历史上曾经达到的人格深度。
  “温润是一个君子的仁”,作者以温润如玉的笔调写出东晋一朝的风流俊逸,以极具娱乐性的手法写微妙而残酷的政治斗争,深入描绘了谢安这个高级干部的政治秀。书中常用台湾政治实践为例,跟东晋政局相互印证,极富启发性。
前途无量
  升平三年(359年)冬天,东晋部队打了一个败仗,损失了15000人,丢了几座城池。其实,这对屡战屡败的东晋部队来说,算不了什么,但是总指挥谢万不仅被革职,而且被贬为庶人,永远不能再当官。虽然合情合理,但真是有点小题大做了。陈郡谢家面临灭顶之灾,这下满朝文武不干了,劝说的人络绎不绝跑到谢家,要谢安出山。
  为什么满朝文武这么紧张谢家?
  因为他们害怕桓温一家独大。
  桓温是当下最有权有势的人,他不仅占据着荆州这样的军事要地,掌控全国近一半地方的实权,而且还拥有强大的军队。
  在强势的桓温面前,一直以来,朝廷依靠拱卫首都建康(今南京)的周边大区扬州、西府豫州和北府徐州,与桓温维持恐怖平衡。特别是豫州,它是谢家经营十五年的领地,桓温用了许多手段,始终不能拿下。
  现在谢家在豫州受到重挫,唇亡齿寒,东晋皇室和名门大户人人自危。
  能挽救时局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谢安。
  这年谢安40岁,按我们现在45岁还可以评“十佳青年”的惯例来说,他还年轻,可是放在一千七百年前,中国人的寿命普遍只有50多岁的情况下,他已经是中老年了。不过,比起姜太公70岁才出来上班的榜样,40岁的谢安算是风华正茂。
  作为当代最出名的隐士,谢安曾屡次拒绝为国效力,为此,中央组织部(吏部)还有一个“谢安条款”:永远不许谢安当官。其实谢安年轻时候,也学兄弟们,选择公务员之路,到国务院当秘书(司徒府当著作郎),但是秘书这活,有过无功,替人作嫁衣,很消耗青春,不多久,谢安就告病回乡。后来,扬州刺史庾冰慕名,几次来请他出山,庾氏当时权倾朝野,又是皇亲国戚,谢安实在逃不过,不得已到庾冰那里上了一个多月的班,还了人情之后,不知道又找了什么借口,辞职回家了。但是朝廷并不放过他,还不断地叫他当官,给他好多选择,比如他愿意当散官的话,可以当琅琊王司马昱的琅琊王友,这是个闲职,名义上是官,实际上是友,相当于国策顾问,地位超然,但是谢安不愿意。后来吏部尚书范汪又叫他当吏部郎,这是实职,相当于中央组织部非常务副部长。他还是不当。
  所以,比照现在“年轻化、专业化”的用人标准,众人心中的“超级男生”谢安同学,其实是一个“老大难”青年,搁今天,当公务员?门都没有。
  尽管如此,现在包括国务院总理(丞相)司马昱在内,都巴巴等着谢安点头出山。
  首都建康的官僚圈子里,流传一句话,“安石不出,其如苍生何”,也就是说,如果谢安不出山,全国的老百姓就活不了。地球缺谁都会转,缺谢安就不好好转了。
  远在会稽郡东山(今浙江上虞)隐居的谢安,这时候心情也很复杂。
  其实一直以来,谢安的问题,都只有一个,就是什么时候出山,而不是出不出山。
  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朝廷处庙堂之高关心子民谢安的同时,谢安处江湖之远也关心朝廷的时局变化,等待出山的机会。
  作为一个志向远大的隐士,谢安等一个可以创建不世功勋的机会。
  像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一样,谢安以静待动,表面上一副等待的姿态,玩行为艺术,其实私底下却是积极部署。
  决定谢安出不出山,什么时候出山,有三个条件:一是家世,二是是声望,三是人脉。
  家世高下决定他起点的位置,声望大小决定他职位的优劣,人脉深浅决定他事业的挥洒空间。也就是说,这三个条件,决定谢安有没有机会,有多大机会,能够创出多大的事业。
  这其中,最重要的条件一是家世,二是家世,三还是家世。如果非得给这个条件加个限制的话,就是想当高官,必须有非常好的家世。
  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从晋朝的公务员制度说起。
出身决定前途(1)
  晋朝公务员制度叫做九品中正制,这是一个人才综合考评体系,大约是这么回事:
  (1)主考人是国家设在全国盛市(郡县)两级的地方组织部长“中正”,中正一般由本地在中央任职的二品以上官员担任,这样既能上达天听,又能下通民情。不过中正经常在中央呆着,真正办事的是中正的属员“访问”,他们跟星探一样,负责做家访,考察人才,并报告给中正,中正负责写评语、定品级,上报中央复核后,录入中央组织部的储备干部数据库。以后当官的品级就跟中正评的品级挂钩,好比中正评定你可以当厅局级干部,那么以后厅局长职位,你就可以当。中正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为了提高中正的权威,政府还禁止被评者诉讼枉曲,这也跟我们现在高考差不多,考分出来多少就是多少,不许查卷。
  (2)中正给人才定品级的标准有三个:家世、道德、才能。
  家世就是要看被评者的族望和父祖官爵,在三个标准中,家世比较好评,可以量化比较,比如说,我爸爸是二品官,你爸爸是九品官,那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我这个人才就比你这个人才高级。
  评价“道德、才能”,就比较难办,只能由中正概括写一写。比如曹魏时候,有一个叫吉茂的人,得到中正的评语是“德优能少”。
  根据上面三个标准,中正把人才分为九品,一品人才是英明盖世的圣人之品,天下有一个孔圣人就够了,不需要年年都出圣人,因此这个品是虚品,空在那边。所以二品就是极品。一开始,二品人才还比较少,但是慢慢的,制度就出了问题:
  1. 中正的评价越来越流于形式
  中正本人不可能每天背着手在家乡走街串巷包打听,当时社会也形成所谓的“品题” 热潮,大家热衷于评人好坏,比如谢安评价时人褚爽说,如果褚爽长大后不能成才,我就再也不看人了。对于储备干部的评价,主要是通过手下的人道听途说汇总起来的,肯定有不全面的地方。古代职业品种有限,没有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这样的部门,所以为人民服务就是当人民的父母官,你把人考评太差,人家不能当官,就不容易发财,所谓“夺人钱财,等于杀人父母”,挡人前途,自然招人忌恨,特别是那些“德少能优”没有道德、又能钻营的干部肯定会怀恨在心,对中正不利。此外,中正的评价,关系到人家前途,走后门的、说情的、关系户的,都免不了要做个顺水人情,不好把这些人的评语都写得太坏。
  这么一来,久而久之,评语就越来越好,比如西晋时,孙楚被评为“天材英博,亮拔不群”。这就有点胡扯,孙楚当时还只是一个储备干部,没有什么实践经验,也没有基层锻炼,从哪方面可以看出他这么牛?
  2. 家世成了选拔人才的惟一依据,这有两个原因:
  (1) 既然贵族子弟都能通过各种关系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那么最后就只能拼家世了。
  无法量化的标准,其实就是没有标准,因为他受评委主观因素影响太大,不同的人,考评结果会有天壤之别。这样会慢慢侵吞公信力,就没有人认真在这上面用功了,中正们都乐得当老好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权有势的人顶着格,都成了“天材英博,亮拔不群”的二品人才,二品人才越来越多,使得二品以下就成了下品。这就跟高招保送制度一样,制度原意是保证优秀人才不至无学可上,但是真正优秀的人才基本上是可以考上大学的,所以为了提高升学率,许多有保送资格的中学就净把不太优秀的人才包装成优秀人才,保送上大学了。所以没有标准的制度,一定会成为排排坐、分果果的利益均沾制度。
  到了东晋第一任丞相王导手里,直接简化成:“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
  (2) 制度设计者为了杜绝官员在选拔人才方面应付了事,还规定了一个连坐制度,规定评语不实的,推荐人要承担责任。制度运行之后,负面效果就出来了,因为谁也不敢保证自已的评语真实客观准确,所以如果不是利益相关,没有什么人会没事找事,冒险推荐不相干的人,这就促使人才选拔制度变成了裙带关系制度,大家亲戚之间互相推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失势,相互扶持。久而久之,掌权的大家族以及文武百官之间就形成小圈子,成为利益共同体。所以有人针对时下贪腐事件出谋献计说,为了防贪,要建立制度,追究当初提拔贪官的人的责任,这是糊涂人讲糊涂话,真要是这样,我们的公务员制度岂不是倒退一千年了,选人错误,重要的是要检讨制度问题。
  九品中正制发展下去,随着小圈子里的人越来越多,为了照顾大部分人的利益,到南朝时期,甚至父祖官爵的高低也无关重要,所重视的只是魏晋间远祖的名位。出身决定前途,官员选拔制度简化成了搜索引擎,惟一的功能就是查找族谱。而记载家族血统和姓族的家族谱牒就像电话黄页一样,不仅朝廷选官时要加以利用,而且社会上嫁女择婿也要查询。为防止假冒,国家还专门设有谱局,社会上也有专门编撰和研究谱牒的世家,成为一门畸型产业。
  这样的制度,一方面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庶族成为天生被统治民族,社会两极分化,对立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贵族子弟之间因为缺乏竞争,泥沙俱下,东晋末期,就没有什么突出人物了。到了隋唐,就被科举制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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