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敏以《我的中国心》一首歌影响了整个香港的一代人。很多痛恨香港回归的人，也把张明敏当作他们的敌人攻击他。我是去香港的时候认识张明敏的，我们是多年的朋友。认识张明敏以后，他的爱国精神令我深深佩服，他总说一句话，“他们没有什么希望，香港一定会回归的，就是这么一句话，他们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香港就是回归，就是中国的。”
——陈章良
到大学来我感到光荣，因为跟大学生交流、交谈是我梦寐以求的；进入大学也是我梦寐以求的，但是我本人却是非常的遗憾：我中学毕业的时候，只有一科及格，没有办法进大学，所以我觉得同学们都很有福气，首先希望你们在学校里面愉快、充实。
我来的时候就问陈校长：“我们都是老人家了，我们的年代跟现在的年代不一样了，现在的同学们还有知道我是谁的吗？”但看到大家的热情，我心里踏实了。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的爸爸妈妈是华侨。爸爸是福建人，家里面是大地主，比较有钱，但在当时地主就是敌人，要受到驱赶。爸爸12岁就偷渡去了菲律宾。我的妈妈在印尼出生长大，家里也挺有钱的，而那时在印尼的华侨与当地人关系非常紧张，家里面害怕，就把她送到国内去。妈妈回到福建只有一年——她不习惯——因为国内太苦，后来她就想通过香港回印尼。但那个时候，从福建到香港也是偷渡，而到了香港就没有机会回印尼了，所以妈妈就留在了香港，生下了我们六个，我排在第三。
50年代的时候，我的家庭里面还是很有钱的，天天随着妈妈在外面听歌，所以从小的时候，我就记了很多国语的歌曲。香港50年代的时候，语言是非常复杂的，有上海话、福建话、台湾话。因为上海人到香港都是逃亡，所以香港上层社会的语言基本上就是上海话，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去外国，很多又去不成外国的人就留在了香港。那个时候广东话还不流行，所以妈妈那个时候不会听广东话的歌曲。
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唱歌，但是妈妈爸爸把钱用完了。刚刚生下了我们之后生活就很辛苦，而且香港那个时候也是碰到最艰苦的时候。我1976年中学毕业，当时我念书没有那么勤奋，中学的时候一看书就睡觉，所以我没有进入大学。中学五年级打第一份工就是500港币，当时我花300块钱学唱歌，并且一直参加歌唱比赛，1976年我得了第三名，1978年的时候得了第二名，1979年的时候得了冠军。我在1979年得到香港的两个冠军，一个是香港电台歌唱比赛的冠军，一个是全香港工人歌唱比赛的冠军——那个时候在香港青年没有一个人会唱国语歌的，我国语有一点优势，所以拿了冠军——1979年得了冠军以后，终于有了做唱片的机会，终于在1983年得到香港朋友认同，那个时候最出名的歌就是《我是中国人》、《中国民族》，还有《爸爸的草鞋》这些歌曲。1984年我唱了《我的中国心》。当时胡耀邦先生说，1997年香港一定要回归，在香港决定回归之前，可以邀请香港同胞参与我们春节晚会。所以，那时候广电部、中央电视台都找张明敏，其实他们不是找张明敏，他们是要找一首符合香港回归的有分量的歌曲。因为香港很少这些歌曲，而我在1979年只会唱国语的歌曲，唱片公司给我的包装——那个时候不叫爱国歌手，叫民族歌手。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英国统治下的，所以我们香港没有爱国两个字，只有民族歌手，那个时候唱片公司就这样包装。
民族歌手这四个字也不是很多人认同，民族歌手这四个字是从台湾传过来的，80年代的时候，台湾的大学生，大学的校园里面他们创造一批有又一批校园歌曲，这些校园歌曲都是为祖国统一、为中华民族而骄傲。抗战时期中华民族优秀的代表——大学生都有清晰的目标，就是为祖国、为民族做贡献，那个时候台湾大学生都有这种爱国的激情。所以我觉得台湾当时对香港的影响非常大，因为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香港只能和华人比较多的地区沟通。那个时候我爸爸因为做生意、旅游等等经常去台湾，台湾那个时候洋酒很贵，布料也很贵，很多东西都缺，所以通过香港可以带点东西去台湾赚一点钱；香港人大部分人都去台湾旅游，不用花钱，他们还可以赚钱。60年代我们很少接触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一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心理就很害怕，大部分人就是这样想。到了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邓小平先生南下，决定要把经济搞好，要把祖国向外开放。我们今天香港能够回归祖国，祖国能有今天，都是中国改革开放让我们得到的好处。 我经常跟我小孩说，我说我那个年代没有清晰的目标，因为我们就生在殖民地，殖民地这种社会环境就教育我们没有任何清晰目标，就是要好好把今天活干好，那就是我的责任，没有明显的目标，只要靠自己你就有将来，不可能靠政府给你，也不可能靠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你，也不能够让台湾给你——香港就是这样艰苦奋斗过来的。但是在80年代早期开放的时候，我们访问北京的时候，北京的领导人也经常感谢我们香港同胞，为什么呢？他们说中国有今天，也感谢香港600人口，为我们祖国、为广东省，为第一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支持和支援。为什么呢？当时祖国开放的时候，广东省也一塌糊涂，他们什么也不懂，所以浪费了很多资源，也利用香港同胞互惠互利，香港也是在这20年里面，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变成今天的香港，所以我再一次感谢祖国对香港的支持。尽管香港回归以后，经济下降、楼价下降等等，造成香港人很大的抱怨，但我们相信这只不过是碰到的一些问题，所有香港人对香港的平稳、对香港的繁荣都很有信心，我们来到中央政府说香港的情况，其实中央领导朋友也知道香港的情况。
1984年春节晚会的时候，我唱了《我的中国心》，我是年三十来的，初一就回去了，但是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我是谁，走的时候解放军向我敬礼，海关的朋友叫我签名，我当时感觉一样的演出（香港春节也经常有大型节目），没有想到在第二天早晨，得到这么优厚的接待。现在我感觉就不一样了，有些不伦不类、四不像。你说我是商人，也不够商人，你说我是艺人，比不上周杰伦、谢霆锋，远一点就是张学友、黎明，也比不了他们。但是我们老人也不能跟年轻人比。我参加团中央、全国青联以后，我觉得我给有义务，用我自己的经验、经历给香港的青年人、跟内地的青年人做一个桥梁。
——陈章良
到大学来我感到光荣，因为跟大学生交流、交谈是我梦寐以求的；进入大学也是我梦寐以求的，但是我本人却是非常的遗憾：我中学毕业的时候，只有一科及格，没有办法进大学，所以我觉得同学们都很有福气，首先希望你们在学校里面愉快、充实。
我来的时候就问陈校长：“我们都是老人家了，我们的年代跟现在的年代不一样了，现在的同学们还有知道我是谁的吗？”但看到大家的热情，我心里踏实了。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的爸爸妈妈是华侨。爸爸是福建人，家里面是大地主，比较有钱，但在当时地主就是敌人，要受到驱赶。爸爸12岁就偷渡去了菲律宾。我的妈妈在印尼出生长大，家里也挺有钱的，而那时在印尼的华侨与当地人关系非常紧张，家里面害怕，就把她送到国内去。妈妈回到福建只有一年——她不习惯——因为国内太苦，后来她就想通过香港回印尼。但那个时候，从福建到香港也是偷渡，而到了香港就没有机会回印尼了，所以妈妈就留在了香港，生下了我们六个，我排在第三。
50年代的时候，我的家庭里面还是很有钱的，天天随着妈妈在外面听歌，所以从小的时候，我就记了很多国语的歌曲。香港50年代的时候，语言是非常复杂的，有上海话、福建话、台湾话。因为上海人到香港都是逃亡，所以香港上层社会的语言基本上就是上海话，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去外国，很多又去不成外国的人就留在了香港。那个时候广东话还不流行，所以妈妈那个时候不会听广东话的歌曲。
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唱歌，但是妈妈爸爸把钱用完了。刚刚生下了我们之后生活就很辛苦，而且香港那个时候也是碰到最艰苦的时候。我1976年中学毕业，当时我念书没有那么勤奋，中学的时候一看书就睡觉，所以我没有进入大学。中学五年级打第一份工就是500港币，当时我花300块钱学唱歌，并且一直参加歌唱比赛，1976年我得了第三名，1978年的时候得了第二名，1979年的时候得了冠军。我在1979年得到香港的两个冠军，一个是香港电台歌唱比赛的冠军，一个是全香港工人歌唱比赛的冠军——那个时候在香港青年没有一个人会唱国语歌的，我国语有一点优势，所以拿了冠军——1979年得了冠军以后，终于有了做唱片的机会，终于在1983年得到香港朋友认同，那个时候最出名的歌就是《我是中国人》、《中国民族》，还有《爸爸的草鞋》这些歌曲。1984年我唱了《我的中国心》。当时胡耀邦先生说，1997年香港一定要回归，在香港决定回归之前，可以邀请香港同胞参与我们春节晚会。所以，那时候广电部、中央电视台都找张明敏，其实他们不是找张明敏，他们是要找一首符合香港回归的有分量的歌曲。因为香港很少这些歌曲，而我在1979年只会唱国语的歌曲，唱片公司给我的包装——那个时候不叫爱国歌手，叫民族歌手。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英国统治下的，所以我们香港没有爱国两个字，只有民族歌手，那个时候唱片公司就这样包装。
民族歌手这四个字也不是很多人认同，民族歌手这四个字是从台湾传过来的，80年代的时候，台湾的大学生，大学的校园里面他们创造一批有又一批校园歌曲，这些校园歌曲都是为祖国统一、为中华民族而骄傲。抗战时期中华民族优秀的代表——大学生都有清晰的目标，就是为祖国、为民族做贡献，那个时候台湾大学生都有这种爱国的激情。所以我觉得台湾当时对香港的影响非常大，因为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香港只能和华人比较多的地区沟通。那个时候我爸爸因为做生意、旅游等等经常去台湾，台湾那个时候洋酒很贵，布料也很贵，很多东西都缺，所以通过香港可以带点东西去台湾赚一点钱；香港人大部分人都去台湾旅游，不用花钱，他们还可以赚钱。60年代我们很少接触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一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心理就很害怕，大部分人就是这样想。到了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邓小平先生南下，决定要把经济搞好，要把祖国向外开放。我们今天香港能够回归祖国，祖国能有今天，都是中国改革开放让我们得到的好处。 我经常跟我小孩说，我说我那个年代没有清晰的目标，因为我们就生在殖民地，殖民地这种社会环境就教育我们没有任何清晰目标，就是要好好把今天活干好，那就是我的责任，没有明显的目标，只要靠自己你就有将来，不可能靠政府给你，也不可能靠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你，也不能够让台湾给你——香港就是这样艰苦奋斗过来的。但是在80年代早期开放的时候，我们访问北京的时候，北京的领导人也经常感谢我们香港同胞，为什么呢？他们说中国有今天，也感谢香港600人口，为我们祖国、为广东省，为第一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支持和支援。为什么呢？当时祖国开放的时候，广东省也一塌糊涂，他们什么也不懂，所以浪费了很多资源，也利用香港同胞互惠互利，香港也是在这20年里面，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变成今天的香港，所以我再一次感谢祖国对香港的支持。尽管香港回归以后，经济下降、楼价下降等等，造成香港人很大的抱怨，但我们相信这只不过是碰到的一些问题，所有香港人对香港的平稳、对香港的繁荣都很有信心，我们来到中央政府说香港的情况，其实中央领导朋友也知道香港的情况。
1984年春节晚会的时候，我唱了《我的中国心》，我是年三十来的，初一就回去了，但是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我是谁，走的时候解放军向我敬礼，海关的朋友叫我签名，我当时感觉一样的演出（香港春节也经常有大型节目），没有想到在第二天早晨，得到这么优厚的接待。现在我感觉就不一样了，有些不伦不类、四不像。你说我是商人，也不够商人，你说我是艺人，比不上周杰伦、谢霆锋，远一点就是张学友、黎明，也比不了他们。但是我们老人也不能跟年轻人比。我参加团中央、全国青联以后，我觉得我给有义务，用我自己的经验、经历给香港的青年人、跟内地的青年人做一个桥梁。
文学的定义是什么？《诗经》的第一篇作了很好的注解：情动于中而形于色。也就是说，我们每天都会面对很多的人和事，我们会被感动，会产生自己的想法和情怀，如果用文字把这些感动、想法和情怀记述下来成为文章，就变成了文学的初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用笔记录着自己的心路历程。
所谓的文学心，就是一个人内心的感动和情怀用文字表述。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根心弦，那里深蔵着对诗歌、对文学、对音乐的敏感和振荡，如果能用文字把心中的感受记录下来就成了文学，就可以让大家的心灵在自己的专业之外加入对文学、艺术的感受和欣赏，这就好像给自己加上一双可以自由飞翔的翅膀，就多了可以回转的空间。
1969年，我带着一岁半的孩子跟随在康奈尔大学学习的丈夫到美国陪读，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台湾。虽然现在大家知道我是一个写了30多本书的作家，然而我所付出的努力和经历的辛酸却是鲜为人知的。我们常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个人要想收获成功，只面对苦楚是不够的，还要经历奋斗的过程。今天，我想通过讲述自己的奋斗过程来和同学们共勉，每个人都有梦，不管你的梦是作家、科学家，还是艺术家，只要你努力，只要你能够坚持，你的梦终有一天会实现。
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33年，回首这些年，如果我当初不出国，我大概是不会写作的。刚到康奈尔大学的时候，我虽然已经在台湾发表过文章，但不过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而已，因为在台湾的生活太安定或者说太平淡了，每天心中想的就是工作、家庭，还有自己的梦，但是到了美国以后，在我面前展现的是全新的世界以及和以前完全不同的生活空间。
在美国，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了雪。大家知道台湾是没有雪的，我的惊讶、喜悦不言而喻，同时第一次离家千里之外想家思国的感受激发了我借笔抒怀的冲动，同时也拓展了我很多内心真切的探讨。
生活上的困窘可以解决，但是语言的不同、文化的差异却点滴在心，牵引着我的思维。我总是把纸和笔带在身边，有什么感受就记录下来。我们知道，若想感动别人，首先要让自己感动，因此我一直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别人。
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东西方文化的冲击。我是在台湾那种保守、传统又很安定的环境中长大的，而康奈尔是一所标榜自由、开放的大学，校园里男男女女在草地上打滚，追逐小狗，完全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特别是男女公开亲吻、拥抱，对于保守的我来说是个不小的冲击。不过幸好我没有排斥这种冲击，而是在思考是什么样的文化和环境才造成了这样的行为，同时我也时常探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不同点。
我们中国人很含蓄，而美国人却是很开放，总是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美国人请我们去吃饭，我们常常会说：“不用了吧？”美国人会想，“不用了吧”的意思是你不高兴到我们家，那就不请你好了。起初这种误解常常会发生，慢慢地我们了解了这是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所以不再含蓄，想去就说一声“谢谢”欣然接受。就是在这些看似很小的事情里，我体会到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和距离。
那时候我的孩子还小，他刚刚学会骑三轮脚踏车，有一天他到外面去骑车，一会儿哭着回来，说：“妈妈，有人抢了我的脚踏车。”我马上说：“肯定是你不乖，人家才会抢了你的脚踏车。”邻居同学听了很不以为然地对我说：“你这样对待孩子太不公平，他受了委屈，你应该先安慰他，把他抱过来，搂一搂，把他的眼泪擦干，然后再听他告诉你是怎么回事。”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严以责己，所以常常会不问真相地把责任揽在身上。这件事让我学到了先了解事情真相的重要性，也明白了对幼儿情绪上的安抚的重要性。忠于真实和诚实待人，是美国学校中最基本的教学态度，也是很重要的人格教育。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我决定去修课程。当你对西方文化了解得越多，你就会越深刻地感觉到两国文化的差异几乎无所不在，譬如在爱情方面、教育方面、思维方面，两国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原来我一直追求的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境界，这种境界主张要以大家和团体为重，人们常常不把自己的真实意愿和想法表露出来。而西方国家是尊重每一个人的，是以人为本的，因此你虽然与大家不同，但是只要诚实地表达你自己就好，真实最重要，虽然有时会得罪别人。
所谓的文学心，就是一个人内心的感动和情怀用文字表述。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根心弦，那里深蔵着对诗歌、对文学、对音乐的敏感和振荡，如果能用文字把心中的感受记录下来就成了文学，就可以让大家的心灵在自己的专业之外加入对文学、艺术的感受和欣赏，这就好像给自己加上一双可以自由飞翔的翅膀，就多了可以回转的空间。
1969年，我带着一岁半的孩子跟随在康奈尔大学学习的丈夫到美国陪读，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台湾。虽然现在大家知道我是一个写了30多本书的作家，然而我所付出的努力和经历的辛酸却是鲜为人知的。我们常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个人要想收获成功，只面对苦楚是不够的，还要经历奋斗的过程。今天，我想通过讲述自己的奋斗过程来和同学们共勉，每个人都有梦，不管你的梦是作家、科学家，还是艺术家，只要你努力，只要你能够坚持，你的梦终有一天会实现。
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33年，回首这些年，如果我当初不出国，我大概是不会写作的。刚到康奈尔大学的时候，我虽然已经在台湾发表过文章，但不过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而已，因为在台湾的生活太安定或者说太平淡了，每天心中想的就是工作、家庭，还有自己的梦，但是到了美国以后，在我面前展现的是全新的世界以及和以前完全不同的生活空间。
在美国，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了雪。大家知道台湾是没有雪的，我的惊讶、喜悦不言而喻，同时第一次离家千里之外想家思国的感受激发了我借笔抒怀的冲动，同时也拓展了我很多内心真切的探讨。
生活上的困窘可以解决，但是语言的不同、文化的差异却点滴在心，牵引着我的思维。我总是把纸和笔带在身边，有什么感受就记录下来。我们知道，若想感动别人，首先要让自己感动，因此我一直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别人。
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东西方文化的冲击。我是在台湾那种保守、传统又很安定的环境中长大的，而康奈尔是一所标榜自由、开放的大学，校园里男男女女在草地上打滚，追逐小狗，完全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特别是男女公开亲吻、拥抱，对于保守的我来说是个不小的冲击。不过幸好我没有排斥这种冲击，而是在思考是什么样的文化和环境才造成了这样的行为，同时我也时常探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不同点。
我们中国人很含蓄，而美国人却是很开放，总是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美国人请我们去吃饭，我们常常会说：“不用了吧？”美国人会想，“不用了吧”的意思是你不高兴到我们家，那就不请你好了。起初这种误解常常会发生，慢慢地我们了解了这是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所以不再含蓄，想去就说一声“谢谢”欣然接受。就是在这些看似很小的事情里，我体会到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和距离。
那时候我的孩子还小，他刚刚学会骑三轮脚踏车，有一天他到外面去骑车，一会儿哭着回来，说：“妈妈，有人抢了我的脚踏车。”我马上说：“肯定是你不乖，人家才会抢了你的脚踏车。”邻居同学听了很不以为然地对我说：“你这样对待孩子太不公平，他受了委屈，你应该先安慰他，把他抱过来，搂一搂，把他的眼泪擦干，然后再听他告诉你是怎么回事。”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严以责己，所以常常会不问真相地把责任揽在身上。这件事让我学到了先了解事情真相的重要性，也明白了对幼儿情绪上的安抚的重要性。忠于真实和诚实待人，是美国学校中最基本的教学态度，也是很重要的人格教育。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我决定去修课程。当你对西方文化了解得越多，你就会越深刻地感觉到两国文化的差异几乎无所不在，譬如在爱情方面、教育方面、思维方面，两国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原来我一直追求的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境界，这种境界主张要以大家和团体为重，人们常常不把自己的真实意愿和想法表露出来。而西方国家是尊重每一个人的，是以人为本的，因此你虽然与大家不同，但是只要诚实地表达你自己就好，真实最重要，虽然有时会得罪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