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敏以《我的中國心》一首歌影響了整個香港的一代人。很多痛恨香港回歸的人，也把張明敏當作他們的敵人攻擊他。我是去香港的時候認識張明敏的，我們是多年的朋友。認識張明敏以後，他的愛國精神令我深深佩服，他總說一句話，“他們沒有什麽希望，香港一定會回歸的，就是這麽一句話，他們同意也罷，不同意也罷，香港就是回歸，就是中國的。”
——陳章良
到大學來我感到光榮，因為跟大學生交流、交談是我夢寐以求的；進入大學也是我夢寐以求的，但是我本人卻是非常的遺憾：我中學畢業的時候，衹有一科及格，沒有辦法進大學，所以我覺得同學們都很有福氣，首先希望你們在學校裏面愉快、充實。
我來的時候就問陳校長：“我們都是老人傢了，我們的年代跟現在的年代不一樣了，現在的同學們還有知道我是誰的嗎？”但看到大傢的熱情，我心裏踏實了。
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的爸爸媽媽是華僑。爸爸是福建人，傢裏面是大地主，比較有錢，但在當時地主就是敵人，要受到驅趕。爸爸12歲就偷渡去了菲律賓。我的媽媽在印尼出生長大，傢裏也挺有錢的，而那時在印尼的華僑與當地人關係非常緊張，傢裏面害怕，就把她送到國內去。媽媽回到福建衹有一年——她不習慣——因為國內太苦，後來她就想通過香港回印尼。但那個時候，從福建到香港也是偷渡，而到了香港就沒有機會回印尼了，所以媽媽就留在了香港，生下了我們六個，我排在第三。
50年代的時候，我的家庭裏面還是很有錢的，天天隨着媽媽在外面聽歌，所以從小的時候，我就記了很多國語的歌麯。香港50年代的時候，語言是非常復雜的，有上海話、福建話、臺灣話。因為上海人到香港都是逃亡，所以香港上層社會的語言基本上就是上海話，他們最終的目的是要去外國，很多又去不成外國的人就留在了香港。那個時候廣東話還不流行，所以媽媽那個時候不會聽廣東話的歌麯。
那個時候，我就很喜歡唱歌，但是媽媽爸爸把錢用完了。剛剛生下了我們之後生活就很辛苦，而且香港那個時候也是碰到最艱苦的時候。我1976年中學畢業，當時我念書沒有那麽勤奮，中學的時候一看書就睡覺，所以我沒有進入大學。中學五年級打第一份工就是500港幣，當時我花300塊錢學唱歌，並且一直參加歌唱比賽，1976年我得了第三名，1978年的時候得了第二名，1979年的時候得了冠軍。我在1979年得到香港的兩個冠軍，一個是香港電臺歌唱比賽的冠軍，一個是全香港工人歌唱比賽的冠軍——那個時候在香港青年沒有一個人會唱國語歌的，我國語有一點優勢，所以拿了冠軍——1979年得了冠軍以後，終於有了做唱片的機會，終於在1983年得到香港朋友認同，那個時候最出名的歌就是《我是中國人》、《中國民族》，還有《爸爸的草鞋》這些歌麯。1984年我唱了《我的中國心》。當時鬍耀邦先生說，1997年香港一定要回歸，在香港决定回歸之前，可以邀請香港同胞參與我們春節晚會。所以，那時候廣電部、中央電視臺都找張明敏，其實他們不是找張明敏，他們是要找一首符合香港回歸的有分量的歌麯。因為香港很少這些歌麯，而我在1979年衹會唱國語的歌麯，唱片公司給我的包裝——那個時候不叫愛國歌手，叫民族歌手。因為那個時候我們是英國統治下的，所以我們香港沒有愛國兩個字，衹有民族歌手，那個時候唱片公司就這樣包裝。
民族歌手這四個字也不是很多人認同，民族歌手這四個字是從臺灣傳過來的，80年代的時候，臺灣的大學生，大學的校園裏面他們創造一批有又一批校園歌麯，這些校園歌麯都是為祖國統一、為中華民族而驕傲。抗戰時期中華民族優秀的代表——大學生都有清晰的目標，就是為祖國、為民族做貢獻，那個時候臺灣大學生都有這種愛國的激情。所以我覺得臺灣當時對香港的影響非常大，因為60年代、70年代的時候，香港衹能和華人比較多的地區溝通。那個時候我爸爸因為做生意、旅遊等等經常去臺灣，臺灣那個時候洋酒很貴，布料也很貴，很多東西都缺，所以通過香港可以帶點東西去臺灣賺一點錢；香港人大部分人都去臺灣旅遊，不用花錢，他們還可以賺錢。60年代我們很少接觸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一談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心理就很害怕，大部分人就是這樣想。到了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經濟騰飛，鄧小平先生南下，决定要把經濟搞好，要把祖國嚮外開放。我們今天香港能夠回歸祖國，祖國能有今天，都是中國改革開放讓我們得到的好處。 我經常跟我小孩說，我說我那個年代沒有清晰的目標，因為我們就生在殖民地，殖民地這種社會環境就教育我們沒有任何清晰目標，就是要好好把今天活幹好，那就是我的責任，沒有明顯的目標，衹要靠自己你就有將來，不可能靠政府給你，也不可能靠中華人民共和國給你，也不能夠讓臺灣給你——香港就是這樣艱苦奮鬥過來的。但是在80年代早期開放的時候，我們訪問北京的時候，北京的領導人也經常感謝我們香港同胞，為什麽呢？他們說中國有今天，也感謝香港600人口，為我們祖國、為廣東省，為第一步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支持和支援。為什麽呢？當時祖國開放的時候，廣東省也一塌糊塗，他們什麽也不懂，所以浪費了很多資源，也利用香港同胞互惠互利，香港也是在這20年裏面，隨着中國大陸改革開放，變成今天的香港，所以我再一次感謝祖國對香港的支持。儘管香港回歸以後，經濟下降、樓價下降等等，造成香港人很大的抱怨，但我們相信這衹不過是碰到的一些問題，所有香港人對香港的平穩、對香港的繁榮都很有信心，我們來到中央政府說香港的情況，其實中央領導朋友也知道香港的情況。
1984年春節晚會的時候，我唱了《我的中國心》，我是年三十來的，初一就回去了，但是來的時候沒有人知道我是誰，走的時候解放軍嚮我敬禮，海關的朋友叫我簽名，我當時感覺一樣的演出（香港春節也經常有大型節目），沒有想到在第二天早晨，得到這麽優厚的接待。現在我感覺就不一樣了，有些不倫不類、四不像。你說我是商人，也不夠商人，你說我是藝人，比不上周傑倫、謝霆鋒，遠一點就是張學友、黎明，也比不了他們。但是我們老人也不能跟年輕人比。我參加團中央、全國青聯以後，我覺得我給有義務，用我自己的經驗、經歷給香港的青年人、跟內地的青年人做一個橋梁。
——陳章良
到大學來我感到光榮，因為跟大學生交流、交談是我夢寐以求的；進入大學也是我夢寐以求的，但是我本人卻是非常的遺憾：我中學畢業的時候，衹有一科及格，沒有辦法進大學，所以我覺得同學們都很有福氣，首先希望你們在學校裏面愉快、充實。
我來的時候就問陳校長：“我們都是老人傢了，我們的年代跟現在的年代不一樣了，現在的同學們還有知道我是誰的嗎？”但看到大傢的熱情，我心裏踏實了。
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的爸爸媽媽是華僑。爸爸是福建人，傢裏面是大地主，比較有錢，但在當時地主就是敵人，要受到驅趕。爸爸12歲就偷渡去了菲律賓。我的媽媽在印尼出生長大，傢裏也挺有錢的，而那時在印尼的華僑與當地人關係非常緊張，傢裏面害怕，就把她送到國內去。媽媽回到福建衹有一年——她不習慣——因為國內太苦，後來她就想通過香港回印尼。但那個時候，從福建到香港也是偷渡，而到了香港就沒有機會回印尼了，所以媽媽就留在了香港，生下了我們六個，我排在第三。
50年代的時候，我的家庭裏面還是很有錢的，天天隨着媽媽在外面聽歌，所以從小的時候，我就記了很多國語的歌麯。香港50年代的時候，語言是非常復雜的，有上海話、福建話、臺灣話。因為上海人到香港都是逃亡，所以香港上層社會的語言基本上就是上海話，他們最終的目的是要去外國，很多又去不成外國的人就留在了香港。那個時候廣東話還不流行，所以媽媽那個時候不會聽廣東話的歌麯。
那個時候，我就很喜歡唱歌，但是媽媽爸爸把錢用完了。剛剛生下了我們之後生活就很辛苦，而且香港那個時候也是碰到最艱苦的時候。我1976年中學畢業，當時我念書沒有那麽勤奮，中學的時候一看書就睡覺，所以我沒有進入大學。中學五年級打第一份工就是500港幣，當時我花300塊錢學唱歌，並且一直參加歌唱比賽，1976年我得了第三名，1978年的時候得了第二名，1979年的時候得了冠軍。我在1979年得到香港的兩個冠軍，一個是香港電臺歌唱比賽的冠軍，一個是全香港工人歌唱比賽的冠軍——那個時候在香港青年沒有一個人會唱國語歌的，我國語有一點優勢，所以拿了冠軍——1979年得了冠軍以後，終於有了做唱片的機會，終於在1983年得到香港朋友認同，那個時候最出名的歌就是《我是中國人》、《中國民族》，還有《爸爸的草鞋》這些歌麯。1984年我唱了《我的中國心》。當時鬍耀邦先生說，1997年香港一定要回歸，在香港决定回歸之前，可以邀請香港同胞參與我們春節晚會。所以，那時候廣電部、中央電視臺都找張明敏，其實他們不是找張明敏，他們是要找一首符合香港回歸的有分量的歌麯。因為香港很少這些歌麯，而我在1979年衹會唱國語的歌麯，唱片公司給我的包裝——那個時候不叫愛國歌手，叫民族歌手。因為那個時候我們是英國統治下的，所以我們香港沒有愛國兩個字，衹有民族歌手，那個時候唱片公司就這樣包裝。
民族歌手這四個字也不是很多人認同，民族歌手這四個字是從臺灣傳過來的，80年代的時候，臺灣的大學生，大學的校園裏面他們創造一批有又一批校園歌麯，這些校園歌麯都是為祖國統一、為中華民族而驕傲。抗戰時期中華民族優秀的代表——大學生都有清晰的目標，就是為祖國、為民族做貢獻，那個時候臺灣大學生都有這種愛國的激情。所以我覺得臺灣當時對香港的影響非常大，因為60年代、70年代的時候，香港衹能和華人比較多的地區溝通。那個時候我爸爸因為做生意、旅遊等等經常去臺灣，臺灣那個時候洋酒很貴，布料也很貴，很多東西都缺，所以通過香港可以帶點東西去臺灣賺一點錢；香港人大部分人都去臺灣旅遊，不用花錢，他們還可以賺錢。60年代我們很少接觸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一談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心理就很害怕，大部分人就是這樣想。到了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經濟騰飛，鄧小平先生南下，决定要把經濟搞好，要把祖國嚮外開放。我們今天香港能夠回歸祖國，祖國能有今天，都是中國改革開放讓我們得到的好處。 我經常跟我小孩說，我說我那個年代沒有清晰的目標，因為我們就生在殖民地，殖民地這種社會環境就教育我們沒有任何清晰目標，就是要好好把今天活幹好，那就是我的責任，沒有明顯的目標，衹要靠自己你就有將來，不可能靠政府給你，也不可能靠中華人民共和國給你，也不能夠讓臺灣給你——香港就是這樣艱苦奮鬥過來的。但是在80年代早期開放的時候，我們訪問北京的時候，北京的領導人也經常感謝我們香港同胞，為什麽呢？他們說中國有今天，也感謝香港600人口，為我們祖國、為廣東省，為第一步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支持和支援。為什麽呢？當時祖國開放的時候，廣東省也一塌糊塗，他們什麽也不懂，所以浪費了很多資源，也利用香港同胞互惠互利，香港也是在這20年裏面，隨着中國大陸改革開放，變成今天的香港，所以我再一次感謝祖國對香港的支持。儘管香港回歸以後，經濟下降、樓價下降等等，造成香港人很大的抱怨，但我們相信這衹不過是碰到的一些問題，所有香港人對香港的平穩、對香港的繁榮都很有信心，我們來到中央政府說香港的情況，其實中央領導朋友也知道香港的情況。
1984年春節晚會的時候，我唱了《我的中國心》，我是年三十來的，初一就回去了，但是來的時候沒有人知道我是誰，走的時候解放軍嚮我敬禮，海關的朋友叫我簽名，我當時感覺一樣的演出（香港春節也經常有大型節目），沒有想到在第二天早晨，得到這麽優厚的接待。現在我感覺就不一樣了，有些不倫不類、四不像。你說我是商人，也不夠商人，你說我是藝人，比不上周傑倫、謝霆鋒，遠一點就是張學友、黎明，也比不了他們。但是我們老人也不能跟年輕人比。我參加團中央、全國青聯以後，我覺得我給有義務，用我自己的經驗、經歷給香港的青年人、跟內地的青年人做一個橋梁。
文學的定義是什麽？《詩經》的第一篇作了很好的註解：情動於中而形於色。也就是說，我們每天都會面對很多的人和事，我們會被感動，會産生自己的想法和情懷，如果用文字把這些感動、想法和情懷記述下來成為文章，就變成了文學的初步。這麽多年來，我一直用筆記錄着自己的心路歷程。
所謂的文學心，就是一個人內心的感動和情懷用文字表述。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根心弦，那裏深蔵着對詩歌、對文學、對音樂的敏感和振蕩，如果能用文字把心中的感受記錄下來就成了文學，就可以讓大傢的心靈在自己的專業之外加入對文學、藝術的感受和欣賞，這就好像給自己加上一雙可以自由飛翔的翅膀，就多了可以回轉的空間。
1969年，我帶着一歲半的孩子跟隨在康奈爾大學學習的丈夫到美國陪讀，這是我第一次離開家乡臺灣。雖然現在大傢知道我是一個寫了30多本書的作傢，然而我所付出的努力和經歷的辛酸卻是鮮為人知的。我們常說“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一個人要想收穫成功，衹面對苦楚是不夠的，還要經歷奮鬥的過程。今天，我想通過講述自己的奮鬥過程來和同學們共勉，每個人都有夢，不管你的夢是作傢、科學家，還是藝術傢，衹要你努力，衹要你能夠堅持，你的夢終有一天會實現。
我在美國已經生活了33年，回首這些年，如果我當初不出國，我大概是不會寫作的。剛到康奈爾大學的時候，我雖然已經在臺灣發表過文章，但不過是一個文學愛好者而已，因為在臺灣的生活太安定或者說太平淡了，每天心中想的就是工作、家庭，還有自己的夢，但是到了美國以後，在我面前展現的是全新的世界以及和以前完全不同的生活空間。
在美國，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了雪。大傢知道臺灣是沒有雪的，我的驚訝、喜悅不言而喻，同時第一次離傢千裏之外想傢思國的感受激發了我藉筆抒懷的衝動，同時也拓展了我很多內心真切的探討。
生活上的睏窘可以解决，但是語言的不同、文化的差異卻點滴在心，牽引着我的思維。我總是把紙和筆帶在身邊，有什麽感受就記錄下來。我們知道，若想感動別人，首先要讓自己感動，因此我一直從很多不同的角度去觀察別人。
當時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東西方文化的衝擊。我是在臺灣那種保守、傳統又很安定的環境中長大的，而康奈爾是一所標榜自由、開放的大學，校園裏男男女女在草地上打滾，追逐小狗，完全是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特別是男女公開親吻、擁抱，對於保守的我來說是個不小的衝擊。不過幸好我沒有排斥這種衝擊，而是在思考是什麽樣的文化和環境纔造成了這樣的行為，同時我也時常探討東西方兩種文化的不同點。
我們中國人很含蓄，而美國人卻是很開放，總是直截了當地表達自己的想法。美國人請我們去吃飯，我們常常會說：“不用了吧？”美國人會想，“不用了吧”的意思是你不高興到我們傢，那就不請你好了。起初這種誤解常常會發生，慢慢地我們瞭解了這是中西不同的思維方式，所以不再含蓄，想去就說一聲“謝謝”欣然接受。就是在這些看似很小的事情裏，我體會到了東西方文化的不同和距離。
那時候我的孩子還小，他剛剛學會騎三輪腳踏車，有一天他到外面去騎車，一會兒哭着回來，說：“媽媽，有人搶了我的腳踏車。”我馬上說：“肯定是你不乖，人傢纔會搶了你的腳踏車。”鄰居同學聽了很不以為然地對我說：“你這樣對待孩子太不公平，他受了委屈，你應該先安慰他，把他抱過來，摟一摟，把他的眼淚擦幹，然後再聽他告訴你是怎麽回事。”我們從小受的教育是嚴以責己，所以常常會不問真相地把責任攬在身上。這件事讓我學到了先瞭解事情真相的重要性，也明白了對幼兒情緒上的安撫的重要性。忠於真實和誠實待人，是美國學校中最基本的教學態度，也是很重要的人格教育。
為了進一步加強對西方文化的瞭解，我决定去修課程。當你對西方文化瞭解得越多，你就會越深刻地感覺到兩國文化的差異幾乎無所不在，譬如在愛情方面、教育方面、思維方面，兩國都存在很大的差異。原來我一直追求的是“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境界，這種境界主張要以大傢和團體為重，人們常常不把自己的真實意願和想法表露出來。而西方國傢是尊重每一個人的，是以人為本的，因此你雖然與大傢不同，但是衹要誠實地表達你自己就好，真實最重要，雖然有時會得罪別人。
所謂的文學心，就是一個人內心的感動和情懷用文字表述。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根心弦，那裏深蔵着對詩歌、對文學、對音樂的敏感和振蕩，如果能用文字把心中的感受記錄下來就成了文學，就可以讓大傢的心靈在自己的專業之外加入對文學、藝術的感受和欣賞，這就好像給自己加上一雙可以自由飛翔的翅膀，就多了可以回轉的空間。
1969年，我帶着一歲半的孩子跟隨在康奈爾大學學習的丈夫到美國陪讀，這是我第一次離開家乡臺灣。雖然現在大傢知道我是一個寫了30多本書的作傢，然而我所付出的努力和經歷的辛酸卻是鮮為人知的。我們常說“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一個人要想收穫成功，衹面對苦楚是不夠的，還要經歷奮鬥的過程。今天，我想通過講述自己的奮鬥過程來和同學們共勉，每個人都有夢，不管你的夢是作傢、科學家，還是藝術傢，衹要你努力，衹要你能夠堅持，你的夢終有一天會實現。
我在美國已經生活了33年，回首這些年，如果我當初不出國，我大概是不會寫作的。剛到康奈爾大學的時候，我雖然已經在臺灣發表過文章，但不過是一個文學愛好者而已，因為在臺灣的生活太安定或者說太平淡了，每天心中想的就是工作、家庭，還有自己的夢，但是到了美國以後，在我面前展現的是全新的世界以及和以前完全不同的生活空間。
在美國，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了雪。大傢知道臺灣是沒有雪的，我的驚訝、喜悅不言而喻，同時第一次離傢千裏之外想傢思國的感受激發了我藉筆抒懷的衝動，同時也拓展了我很多內心真切的探討。
生活上的睏窘可以解决，但是語言的不同、文化的差異卻點滴在心，牽引着我的思維。我總是把紙和筆帶在身邊，有什麽感受就記錄下來。我們知道，若想感動別人，首先要讓自己感動，因此我一直從很多不同的角度去觀察別人。
當時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東西方文化的衝擊。我是在臺灣那種保守、傳統又很安定的環境中長大的，而康奈爾是一所標榜自由、開放的大學，校園裏男男女女在草地上打滾，追逐小狗，完全是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特別是男女公開親吻、擁抱，對於保守的我來說是個不小的衝擊。不過幸好我沒有排斥這種衝擊，而是在思考是什麽樣的文化和環境纔造成了這樣的行為，同時我也時常探討東西方兩種文化的不同點。
我們中國人很含蓄，而美國人卻是很開放，總是直截了當地表達自己的想法。美國人請我們去吃飯，我們常常會說：“不用了吧？”美國人會想，“不用了吧”的意思是你不高興到我們傢，那就不請你好了。起初這種誤解常常會發生，慢慢地我們瞭解了這是中西不同的思維方式，所以不再含蓄，想去就說一聲“謝謝”欣然接受。就是在這些看似很小的事情裏，我體會到了東西方文化的不同和距離。
那時候我的孩子還小，他剛剛學會騎三輪腳踏車，有一天他到外面去騎車，一會兒哭着回來，說：“媽媽，有人搶了我的腳踏車。”我馬上說：“肯定是你不乖，人傢纔會搶了你的腳踏車。”鄰居同學聽了很不以為然地對我說：“你這樣對待孩子太不公平，他受了委屈，你應該先安慰他，把他抱過來，摟一摟，把他的眼淚擦幹，然後再聽他告訴你是怎麽回事。”我們從小受的教育是嚴以責己，所以常常會不問真相地把責任攬在身上。這件事讓我學到了先瞭解事情真相的重要性，也明白了對幼兒情緒上的安撫的重要性。忠於真實和誠實待人，是美國學校中最基本的教學態度，也是很重要的人格教育。
為了進一步加強對西方文化的瞭解，我决定去修課程。當你對西方文化瞭解得越多，你就會越深刻地感覺到兩國文化的差異幾乎無所不在，譬如在愛情方面、教育方面、思維方面，兩國都存在很大的差異。原來我一直追求的是“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境界，這種境界主張要以大傢和團體為重，人們常常不把自己的真實意願和想法表露出來。而西方國傢是尊重每一個人的，是以人為本的，因此你雖然與大傢不同，但是衹要誠實地表達你自己就好，真實最重要，雖然有時會得罪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