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Literature>>Anecdote>> 哲学思考>> 王蒙 Wang Meng   中国 China   现代中国   (1934年10月15日)
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
  作为一个年近七旬的写过点文字也见过点世面的正在老去的人,我能给你们一点忠告、一点经验、一点建议吗?
我为什么没有自杀?
  某种情况下,我甚至要说,恰恰是在身处逆境之时,学习的条件最好,心最专,效果最好。顺境时人容易浮躁,周围常常会有各种朋友、跟随者、慕名者、请教者;顺境时你常常忙于说话、写字、发表意见、教授旁人、好为人师;顺境时常常自我感觉良好,志得意满,看到的是旁人的失缺;顺境时你必须满足社会与众人对你的期待,你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去做旁人要你做的事情,比如出席某些活动、仪式而目的仅仅是为了表示你确已出席。而逆境时、被晾到一边时、“不可接触”时、“不准革命”时,正是不受干扰地求学的良机、深思的良机、总结经验教训的良机,是严格地清醒地审视自己反省自身解剖自身的良机,是补充自己、壮大自身、使自身成长、使自身更新的良机,是学大知识、获大本领、得大彻大悟的最好契机。
  比如“文化大革命”中,我身在新疆维吾尔民族聚居的农村,又处在极“左”的狂热之时,由于我在当时被错误地列入另册,不能写作,不能在任何单位上班工作,也不能正常参加社会活动……当然无法有任何作为,甚至看来似乎也没有办法光明正大地学习。我便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农村干部群众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上。怎么样学习毛主席著作呢?学维吾尔文版的。我用维吾尔语背诵下了老三篇,背诵下了一大批毛主席语录。一次我大声朗读《纪念白求恩》,房东老大娘甚至以为是广播电台的播音。这说明我读得是怎样的字正腔圆一丝不苟。
  有些外国朋友不理解我怎么可能在那种条件下在新疆一口气生活了16年,没有发疯也没有自杀。他们询问我在新疆16年做了些什么,言外之意那么长的时间,你的生活将会是怎样地空虚和痛苦。我半开玩笑地回答说:“我是读维吾尔语的博士后啊,两年预科,五年本科,三年硕士研究生,三年博士研究生,再有三年博士后,不是整整16年吗?”
  任何表述都不是面面俱到的,我无意用这样的说法来掩盖我与很多同命运的其中有不少是优秀的人士在那个年代的经历的悲剧性,也无意提倡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然而我以为确有真正的精神真正的胜利,不是仅仅用一种类似儿子打老子的谵语欺骗与麻醉自己,而善于在一切逆境中学习,通过学习发展和壮大自己,憧憬着准备着未来,为最后的不仅是精神的而且是全面的胜利打下基础。这样的学习同时也是对于制造苦难制造不义嫉贤妒能动不动欲置人于死地的坏人的最好回答。
  至于为什么没有疯狂也没有自杀,当然还因为我的“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我的对于生活对于人众(例如维吾尔农民)的爱,还由于正是我自己从童年和少年就选择了革命,包括革命的曲折和艰难,是我自己选择的,它并不完全是外来的与异己的强加的灾难,这样思考就会舒服一点,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就会强一些。有一些激烈的评者总是责备我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采取对历史和现状无情的决绝态度,对不起了,道不同不相为谋,我的起点、出发点、思考的角度就是有所不同,我不打算迎合。我也不喜欢那些欺世盗名的大言。
多几种生存与创造的“武器”
  从这里便要说到学习语言的问题。谈到学习,没有比学习语言更重要的了。多学一种语言,不仅是多打开一扇窗子,多一种获取知识的桥梁,而且是多一个世界,多一个头脑,多一重生命。
  至少在我们国家,有一种或多种拒绝学习语言的理论或说词。年轻的时候,我的一位极好学的朋友曾经对我讲述了他不学习外语的“理由”,他说学外语太费时间,而他太忙碌;他说时代的发展趋势是翻译愈来愈发达和及时,因此他不如坐待翻译的帮助,而把宝贵的时间用到别处去。
  然而,他应该明白通过翻译交流和学习与直接从原文交流和学习,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效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思想、感情、人类的一切知性悟性感性活动直至神经反射都与语言密不可分,思想的最最精微的部分,感情的最最深邃的部分,学理的最最精彩的部分与顿悟的最最奥秘的部分都与原文紧密联系在一起。让我们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不要说中文译西文或西文译中文了,让我们试着把老子的《道德经》译成白话文吧,让我们试着把唐诗宋词译成当代粤语吧,它能够传达出多少原文的神韵与精微?
  再有大量事例已经证明,翻译是带着理解和解释的翻译,而愈是要害问题上,翻译愈是受自己即翻译者本人的历史、地域、处境与知识结构乃至个性的局限,愈是重要的命题和精彩的作品愈是要不断地翻译,不断地修正翻译,不断地在理解上从而在翻译上出新。一个确实希望有所作为有所发现发明创造的学人,哪有只满足于让翻译牵着鼻子走的道理?
  有一种故意夸大其词的听起来很吓人也很荒谬的说法,但也并非完全是无稽之谈,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切问题其实都是来自翻译,例如我们把democracy译作民主,把dictatorship译成专政,这都不甚对。人们望本国之文而生发外来词之意,这就产生了无数麻烦。再如众所周知的列宁的名著《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近二十余年来则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并从而在解释上有宽与严乃至极“左”与非极“左”的区别。这些对于不懂原文的人来说,只能任翻译、任懂该种语言的人牵着鼻子走。一个希望学习追求真理的人,一个希望有所贡献有所创造的人,能够允许自己始终处在这样被动的局面吗?
  还有一种最最奇怪最最愚昧的说法,似乎不学外语是爱国的表现。他们说:“我是中国人,学外语做什么?”瞧,积极学外语的人有不想再做中国人之嫌呢。“文革”当中倒是有这样的以无知为荣的事儿,谁如果是“老粗”,没上过几年学,那反而是政治上可靠的标志。真是可耻呀!难道祖国希望于她的儿女们是封闭和无知的吗?这样的胡说八道我连评论他们的兴趣都没有了。
  有人说自己的中文太好了,或者太热爱母语中文了,所以不想学或学也学不好外语,这也是荒谬的。外语与母语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只有比较过母语与外语的人才能真正认识自身的母语的全部特点,才能从比较中得到启示得到联想,从而大大扩张与深化对于母语并且对于外语的理解与感受。
  母语好比是家乡、家园,外语好比是世界。走向世界才能更好地了解家乡,热爱家乡,建设更美好的家园。走向世界与热爱家乡不是矛盾的,而是互补的。
  类似的理论我也不止听一个懂某一门外语而口语不好的人讲过:“我们是中国人嘛,我们讲英语就是带中国味儿的嘛,非学得那么像外国人干什么?”甚至还有人堂而皇之地写文章,说是将来中国国际地位高了,大家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讲洋泾浜式英语,全世界就会风行洋泾浜式英语。天啊,幸亏中国现在还不是头号大国,已经开始计划用洋泾浜式英语一统天下了,是不是还要用大清国的朝仪或者“文革”中的早请示晚汇报一统天下呢?学语言就要尽量学好,口语和文字都要学。你的语言学得愈好就愈有利于交流,有利于真正地弘扬中华悠久的文明传统,有利于消除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偏见与误解,也有利于消除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偏见与误解,有利于博采众长为壮大与发展自身而用,至少也有利于树立改革开放的优美形象。当然,如果您限于先天后天条件实在学不好外语,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凑凑合合也照样革命照样建设社会主义照样做官照样评职称拿学位——不行委托外语好的哥们儿替你写几页英语论文稿前言或简介就是了,但是请不要制造愚蠢的不学与学不好外语有理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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