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楊謝謝日本作傢黃文雄先生，由於他的建議和他提出的問題，使這一本書得以完成。最初衹準備出日文本，後來纔想到為什麽中文本不能同步發行！
此時重新回顧一生的寫作，除去開頭十年的小說創作，第二個十年，我致力於社會現象的剖析與批判，然後，在鐵窗下我再專攻十年歷史。之後，繼來的十年，我全心把《資治通鑒》譯成現代語文。在這整個寫作過程中，我對國人根深柢固的觀念和習性，有較深入的觀察和體驗的機會，所以，這本書也是身為一個中國人的一份自我檢討與期許。
我不相信生活在臺灣這個衣食豐足寶島上的國人，靈魂會就此麻痹下去，所以，我很興奮地出版這本書。
1995年5月20日臺北
此時重新回顧一生的寫作，除去開頭十年的小說創作，第二個十年，我致力於社會現象的剖析與批判，然後，在鐵窗下我再專攻十年歷史。之後，繼來的十年，我全心把《資治通鑒》譯成現代語文。在這整個寫作過程中，我對國人根深柢固的觀念和習性，有較深入的觀察和體驗的機會，所以，這本書也是身為一個中國人的一份自我檢討與期許。
我不相信生活在臺灣這個衣食豐足寶島上的國人，靈魂會就此麻痹下去，所以，我很興奮地出版這本書。
1995年5月20日臺北
自柏楊先生的《醜陋的中國人》問世以後，天下激蕩。有如竹竿觸到蜂巢，搞得群蜂亂飛、亂叮。甚至有人謾駡柏楊先生詆毀同胞，擾亂民心，真是“賤骨頭”。或對一般大衆誤導，造成思想見識的混淆，影響社會人群的認知與信心甚巨等等。這可以說是日本或歐美難得一見的社會怪現象。從《醜陋的中國人風波》、《都是醜陋中國人惹的禍》等書，可見一斑。不知是否有暴力威脅？有關《醜陋的中國人》所産生的風風雨雨、前前後後，柏楊先生不知可否略述一下概況？感觸如何？
說實在話，我遺憾威脅不夠。我指的威脅不夠，不是指暴力的威脅，而是指對我提出“醜陋的中國人”論點反駁的薄弱，使我感到泄氣。今天這個話題，在我提出後第十一年，仍然受到日本讀者的重視，最近還繼續推出第二十一版，又引發深入的追蹤探討，纔有日文版這本書的完成在先，而中文版的出版同步在後。我遺憾的是《醜陋的中國人》一書在我的國傢，無論是臺灣、香港，或大陸，除了情緒上的攻擊，並沒有更多深入的論辯和探討。
一個人身處的背景和時代有很大關係。前天，我讀到臺北《聯合報》報頭下一則廣告：
道?歉?啓?事
傢母不幸別世，吾與妻小未盡孝道，又對外謠傳吾姊爭奪遺産，蒙二姊春霞體諒，不予計較，暨衆姊妹同意無條件拋棄繼承權，使吾順利辦理繼承遺産。特此聲明感謝並緻歉。
道歉人：鬍神賀陳淑真
新營市太子路153巷56弄3號
這則廣告如同青天霹靂，使人看到臺灣由傳統社會的墮落、僵化、腐敗、鄙陋，提升到平等、公道、理性、尊嚴，新觀念建立的過程中，最醜陋的一面。廣告中這對夫婦，恬不知恥地剝奪衆姊妹法定應有的權益，就是仗恃傳統惡習的包庇，我們需要對這類左右我們生活的醜陋觀念或行為，予以揭發和革新。同一個問題，由於時代的不同，會有截然不同的反應，當1960年代，如果有人推測會有一個文化人因“大力水手”一幅漫畫的翻譯，竟被苦刑拷打，坐牢十年，一定不會有人相信。可是如果有人推測，《醜陋的中國人》一書，如果不在1980年代發行，而在1960年代發行，它的作者會處死，或至少也會監禁二十年，傢破人亡。這項預言，不會有人懷疑它的可能性。不過，我十分幸運，它發表在1980年代，當時臺灣的獨裁政治已進入尾聲，有氣無力，我個人雖然仍受禁製，不能到大學講演，但政府對作者並沒有采取行動。《醜陋的中國人》沒有給我直接的威脅，這使我感到時代因素的重要，因為再睿智、再勇敢的人，生在一個錯誤的時代，都會受到蹂躪。我慶幸我的壽命夠長，直到七十歲，纔走到一個企盼已久的相對民主時代，得以看到大傢努力的成果，雖然遍體鱗傷，但有更多的朋友，終生坎坷，死在獨夫的羅網之下。
說實在話，我遺憾威脅不夠。我指的威脅不夠，不是指暴力的威脅，而是指對我提出“醜陋的中國人”論點反駁的薄弱，使我感到泄氣。今天這個話題，在我提出後第十一年，仍然受到日本讀者的重視，最近還繼續推出第二十一版，又引發深入的追蹤探討，纔有日文版這本書的完成在先，而中文版的出版同步在後。我遺憾的是《醜陋的中國人》一書在我的國傢，無論是臺灣、香港，或大陸，除了情緒上的攻擊，並沒有更多深入的論辯和探討。
一個人身處的背景和時代有很大關係。前天，我讀到臺北《聯合報》報頭下一則廣告：
道?歉?啓?事
傢母不幸別世，吾與妻小未盡孝道，又對外謠傳吾姊爭奪遺産，蒙二姊春霞體諒，不予計較，暨衆姊妹同意無條件拋棄繼承權，使吾順利辦理繼承遺産。特此聲明感謝並緻歉。
道歉人：鬍神賀陳淑真
新營市太子路153巷56弄3號
這則廣告如同青天霹靂，使人看到臺灣由傳統社會的墮落、僵化、腐敗、鄙陋，提升到平等、公道、理性、尊嚴，新觀念建立的過程中，最醜陋的一面。廣告中這對夫婦，恬不知恥地剝奪衆姊妹法定應有的權益，就是仗恃傳統惡習的包庇，我們需要對這類左右我們生活的醜陋觀念或行為，予以揭發和革新。同一個問題，由於時代的不同，會有截然不同的反應，當1960年代，如果有人推測會有一個文化人因“大力水手”一幅漫畫的翻譯，竟被苦刑拷打，坐牢十年，一定不會有人相信。可是如果有人推測，《醜陋的中國人》一書，如果不在1980年代發行，而在1960年代發行，它的作者會處死，或至少也會監禁二十年，傢破人亡。這項預言，不會有人懷疑它的可能性。不過，我十分幸運，它發表在1980年代，當時臺灣的獨裁政治已進入尾聲，有氣無力，我個人雖然仍受禁製，不能到大學講演，但政府對作者並沒有采取行動。《醜陋的中國人》沒有給我直接的威脅，這使我感到時代因素的重要，因為再睿智、再勇敢的人，生在一個錯誤的時代，都會受到蹂躪。我慶幸我的壽命夠長，直到七十歲，纔走到一個企盼已久的相對民主時代，得以看到大傢努力的成果，雖然遍體鱗傷，但有更多的朋友，終生坎坷，死在獨夫的羅網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