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中有一段從韓信嘴裏說出來的話：“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說的是劉邦在建立漢朝之後剪除異姓諸侯王，大殺功臣的事，給漢高祖劉邦勾畫出一副疑神疑鬼寡恩刻薄的嘴臉。儘管劉邦有不得已的苦衷，但還是遭緻後人無窮的非議。如果把他與朱元璋相比，那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劉邦不過是在異姓諸侯王反叛的咄咄逼人形勢下的一場武裝反擊，朱元璋則是在並無反叛跡象時精心策劃一場又一場大屠殺，為了顯示殺戮的正確，把被殺的人一概加上“鬍黨”、“藍黨”的帽子。
所謂鬍藍黨案，即鬍惟庸黨案與藍玉黨案，作為一種歷史現象，其本質就是明朝開國皇 帝朱元璋為了鞏固皇權至高無上的地位，大開殺戒，把開國元勳一網打荊開國皇帝殺功臣， 一嚮是敏感話題。
首先觸及這一話題的是吳晗，1934年他在《燕京學報》上發表了《鬍惟庸黨案考》，廣泛收集史料，進行嚴密細緻的考證，把已經變得撲朔迷離的鬍惟庸黨案的真相揭示出來。他說：鬍惟庸黨案的真相到底如何，即使明朝人也未必深知，這原因大概是由於鬍黨事起時，法令嚴峻，著述傢多不敢記載此事。時過境遷以後，實在情形已被湮沒，後來史傢衹能專憑《實錄》，所以大體均屬相同。他在論文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鬍惟庸黨案的要害：“鬍惟庸的本身品格，據明人諸書所記是一個梟猾陰險專權樹黨的人。以明太祖這樣一個十足地自私慘刻的怪傑自然是不能相處在一起。一方面深慮身後子懦孫弱，生怕和自己並肩起事的一班功臣宿：將不受製馭，因示意廷臣，有主張地施行一係列的大屠殺，鬍案先起，繼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復繼以藍案。鬍惟庸的被誅，不過是這一大屠殺的開端。”然而幾十年後他修訂出版的《朱元璋傳》，卻見不到如此鋒芒畢露的分析了，衹是在書中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回避了這個尖銳而又敏感的話題。當然他也有他的難處，生怕引起新朝當權者的猜忌。但是歷史是無法回避的，讀明史首先就會遇到這個問題。對於一個歷史學家，不存在甚麽該講甚麽該回避的歷史現象，秉筆直書歷來是史傢的基本史德。
直白的說，鬍惟庸黨案與藍玉黨案是朝廷高層權力較量的必然結局。由於與朱元璋共同打天下的開國元勳的特殊貢獻與特殊地位，勢必形成相權與將權分割皇權的現象，這對於朱元璋這個權勢欲極強，又有政治手腕的皇帝而言，是無法容忍的。此公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大權旁落，而那些文臣武將們以為開國有功，趾高氣揚，飛揚跋扈，如果不加以製服，那麽他的子孫繼位之後，局面將會不可收拾。這樣，矛盾激化了。朱元璋抓住兩個有把柄的實權人物——左丞相鬍惟庸和大將軍藍玉——開刀，然後蔓延株連，把那些威脅、削弱皇權的開國元勳，以及那些並不威脅、削弱皇權的開國元勳，不分青紅皂白地統統處死，形成明朝初年政治史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一頁。
當然，開國元勳並非沒有問題，不少人居功自傲，肆無忌憚，確實是不爭的事實。洪武六年，朱元璋鑒於開國元勳多倚功犯法，凌暴鄉裏，地方官奈何不得，十分不滿，特命工部製造鐵榜，鑄上申戒公侯的條令：凡是公侯傢人倚勢凌人，侵奪田産財物，私托門下影投差徭者，處以斬刑。這種做法似乎和戰國時代的“鑄刑鼎”有點類似。法律條文要用鐵榜這種古老的形式來公佈，一方面說明那些被封為公侯的開國元勳們依仗功勞權勢而違法亂紀，已經達到非常嚴重的地步了：另一方面說明主張“治亂世用重典”的朱元璋不能容忍功臣們過於放肆。在這個禁令中已經隱約透露了日後要毫不留情地予除的信號。
朱元璋成為開國皇帝後，昔日的謀士二李善長出任左丞相，猛將徐達出任右丞相，徐達帶兵在外作戰，實權操於李善長之手。
李善長是在朱元璋攻略滁陽後，接納下來的謀士，在帥府决斷進退賞罰章程。朱元璋稱吳王時，他出任右相國，充分展現他裁决如流的才幹。洪武元年順理成章地擔任左丞相，封韓國公，在朝廷上位列第一，當他的兒子被皇帝招為駙馬後，權勢更加顯赫，成為朝廷中掌握實權的淮西集團首領。朱元璋對於淮西集團權力過於膨脹，從而威脅到他的皇權，是有所提防的。他有意撤換李善長，為此嚮劉基請教合適人眩
劉基，字伯溫，浙江青田人，以元末進士出任地方官。朱元璋打到浙東後，禮聘他為謀士。足智多謀的劉基嚮他的主公提出削平群雄的謀略——先圖陳友諒，後取張士誠，再北伐中原，幫助朱元璋成帝業，其功勞並不遜色於李善長。由於他不是淮西集團中人，開國後大封功臣時，衹封為誠意伯，歲祿240石，與李善長封為韓國公，歲祿4000石，相去甚遠。而且他衹不過是御史中丞(御史臺的副長官)，並無多大實權。
朱元璋對劉基頗為信任，為了撤換李善長，另擇丞相人選，而徵求他的意貝，君臣之間有一場推心置腹的對話：
劉基雖然受到李善長的排擠，仍然出於公心勸導主公不要撤換李善長：“善長勳舊，能調和諸將。”
朱元璋說：“是數欲害君，君乃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
劉基深知在淮西集團當權的情況下，難以在朝廷施展手腳，堅决辭謝。
所謂鬍藍黨案，即鬍惟庸黨案與藍玉黨案，作為一種歷史現象，其本質就是明朝開國皇 帝朱元璋為了鞏固皇權至高無上的地位，大開殺戒，把開國元勳一網打荊開國皇帝殺功臣， 一嚮是敏感話題。
首先觸及這一話題的是吳晗，1934年他在《燕京學報》上發表了《鬍惟庸黨案考》，廣泛收集史料，進行嚴密細緻的考證，把已經變得撲朔迷離的鬍惟庸黨案的真相揭示出來。他說：鬍惟庸黨案的真相到底如何，即使明朝人也未必深知，這原因大概是由於鬍黨事起時，法令嚴峻，著述傢多不敢記載此事。時過境遷以後，實在情形已被湮沒，後來史傢衹能專憑《實錄》，所以大體均屬相同。他在論文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鬍惟庸黨案的要害：“鬍惟庸的本身品格，據明人諸書所記是一個梟猾陰險專權樹黨的人。以明太祖這樣一個十足地自私慘刻的怪傑自然是不能相處在一起。一方面深慮身後子懦孫弱，生怕和自己並肩起事的一班功臣宿：將不受製馭，因示意廷臣，有主張地施行一係列的大屠殺，鬍案先起，繼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復繼以藍案。鬍惟庸的被誅，不過是這一大屠殺的開端。”然而幾十年後他修訂出版的《朱元璋傳》，卻見不到如此鋒芒畢露的分析了，衹是在書中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回避了這個尖銳而又敏感的話題。當然他也有他的難處，生怕引起新朝當權者的猜忌。但是歷史是無法回避的，讀明史首先就會遇到這個問題。對於一個歷史學家，不存在甚麽該講甚麽該回避的歷史現象，秉筆直書歷來是史傢的基本史德。
直白的說，鬍惟庸黨案與藍玉黨案是朝廷高層權力較量的必然結局。由於與朱元璋共同打天下的開國元勳的特殊貢獻與特殊地位，勢必形成相權與將權分割皇權的現象，這對於朱元璋這個權勢欲極強，又有政治手腕的皇帝而言，是無法容忍的。此公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大權旁落，而那些文臣武將們以為開國有功，趾高氣揚，飛揚跋扈，如果不加以製服，那麽他的子孫繼位之後，局面將會不可收拾。這樣，矛盾激化了。朱元璋抓住兩個有把柄的實權人物——左丞相鬍惟庸和大將軍藍玉——開刀，然後蔓延株連，把那些威脅、削弱皇權的開國元勳，以及那些並不威脅、削弱皇權的開國元勳，不分青紅皂白地統統處死，形成明朝初年政治史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一頁。
當然，開國元勳並非沒有問題，不少人居功自傲，肆無忌憚，確實是不爭的事實。洪武六年，朱元璋鑒於開國元勳多倚功犯法，凌暴鄉裏，地方官奈何不得，十分不滿，特命工部製造鐵榜，鑄上申戒公侯的條令：凡是公侯傢人倚勢凌人，侵奪田産財物，私托門下影投差徭者，處以斬刑。這種做法似乎和戰國時代的“鑄刑鼎”有點類似。法律條文要用鐵榜這種古老的形式來公佈，一方面說明那些被封為公侯的開國元勳們依仗功勞權勢而違法亂紀，已經達到非常嚴重的地步了：另一方面說明主張“治亂世用重典”的朱元璋不能容忍功臣們過於放肆。在這個禁令中已經隱約透露了日後要毫不留情地予除的信號。
朱元璋成為開國皇帝後，昔日的謀士二李善長出任左丞相，猛將徐達出任右丞相，徐達帶兵在外作戰，實權操於李善長之手。
李善長是在朱元璋攻略滁陽後，接納下來的謀士，在帥府决斷進退賞罰章程。朱元璋稱吳王時，他出任右相國，充分展現他裁决如流的才幹。洪武元年順理成章地擔任左丞相，封韓國公，在朝廷上位列第一，當他的兒子被皇帝招為駙馬後，權勢更加顯赫，成為朝廷中掌握實權的淮西集團首領。朱元璋對於淮西集團權力過於膨脹，從而威脅到他的皇權，是有所提防的。他有意撤換李善長，為此嚮劉基請教合適人眩
劉基，字伯溫，浙江青田人，以元末進士出任地方官。朱元璋打到浙東後，禮聘他為謀士。足智多謀的劉基嚮他的主公提出削平群雄的謀略——先圖陳友諒，後取張士誠，再北伐中原，幫助朱元璋成帝業，其功勞並不遜色於李善長。由於他不是淮西集團中人，開國後大封功臣時，衹封為誠意伯，歲祿240石，與李善長封為韓國公，歲祿4000石，相去甚遠。而且他衹不過是御史中丞(御史臺的副長官)，並無多大實權。
朱元璋對劉基頗為信任，為了撤換李善長，另擇丞相人選，而徵求他的意貝，君臣之間有一場推心置腹的對話：
劉基雖然受到李善長的排擠，仍然出於公心勸導主公不要撤換李善長：“善長勳舊，能調和諸將。”
朱元璋說：“是數欲害君，君乃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
劉基深知在淮西集團當權的情況下，難以在朝廷施展手腳，堅决辭謝。
朱元璋又問：楊憲如何？
劉基並不因為與楊憲有私交而說昧心話：“(楊)憲有相纔，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己無與者也，(楊)憲則不然。”
朱元璋又問：汪廣洋如何?
劉基說：“此偏淺殆甚於(楊)憲。”
朱元璋又問：鬍惟庸如何?
劉基說：“譬之駕，懼其僨轅也。”在劉基看來，鬍惟庸最為糟糕，好比一匹劣馬，叫它駕車，必然會翻車壞事。
朱元璋見以上人選都不合適，再次邀請劉基出任丞相：“吾之相，誠無逾先生。”
劉基再次推辭：“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為之且辜上恩。天下何患無纔，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也。”
但是後來朱元璋還是根據李善長的推薦，選擇了鬍惟庸——一個遠不如李善長善於出謀劃策，卻精於拍馬奉承玩弄權術的小人。鬍惟庸是李善長的同鄉(都是定遠人)，在朱元璋攻剋和州時歸附紅巾軍。洪武三年，因李善長的提攜拜中書省參知政事，不久代汪廣洋為中書省左丞。以後又拜右丞相，繼而為左丞相。由於他逢迎有術，深得朱元璋寵信，形成一人獨相的局面。正如《明史》所說：“帝以()惟庸為纔，寵任之，惟庸亦自勵，嘗以麯謹當上意，寵遇日盛。獨相數歲，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害己者匿不以聞。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活脫脫一副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的嘴臉。大將軍徐達得悉他的姦猜行徑，深惡痛絶，把他的劣跡上告皇帝。鬍惟庸得知後，引誘徐達府上的門房，企圖加害徐達，雖然未能得逞，此人心計毒辣的小人心態卻暴露無遺。他自恃與李善長關係非同一般(自己的侄女嫁給李善長的侄子為妻，結成姻親)；有這樣的元老重臣為後盾，鬍惟庸更加膽大妄為。
劉基鑒於在朝廷難以立足，於洪武四年告老回鄉，怕遭緻政治災禍，索性隱居山中，不再與聞政漢，每天以飲酒下棋為樂，口不言功。他想逃避現實，但政治鬥爭的漩渦仍然把他捲了進去。鬍惟庸獲悉劉基曾在皇帝面前說他無能，懷恨在心。當時鬍惟庸以左丞掌中書省事，指使親信官員攻擊劉基，無中生有地誹謗劉基用有“王氣”的十地營造自己的墳墓，圖謀不軌，刺激朱元璋的猜忌心理。結果是在意料之中的，劉基被剝奪了官祿。劉基懼怕帶來更大的禍水，趕赴南京當面嚮皇帝請罪，並且留京不歸，以明心跡。不久鬍惟庸當上了左丞相，劉基大為悲戚：“使吾言不驗，蒼生福也。”從此憂憤成病，沒有多長時間就死去了。關於劉基的死因，後來鬍惟庸案發，有人告發說，劉基是鬍惟庸毒死的。
對於劉基的死，孟森十分感慨地說：劉基的歸隱，實為懼禍，激流勇退。()元璋視其為張良，因而他倆之間知無不言，言聽計從。劉基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劃立定，人莫能測，()元璋每恭己以聽，呼為老先生。然而激流勇退尚且不免於禍。
朱元璋後來與劉基的兒子談起此事，把責任一古腦兒推到“鬍黨”身上。他說：“劉伯溫在這裏時，滿朝都是黨，衹是他一個不從，吃他每蠱了。”那意思是說劉基是被“鬍黨”毒死的。他還說：“劉伯溫在這裏時，鬍傢結黨，衹是老子說不倒。”朱元璋公開對外也是這樣說：“後來鬍傢結黨，(劉基)吃他下了蠱。衹見一日(劉基)來(對)我說：上位，臣如今肚內一塊硬結怛，諒看不好。我朝人送他回去，傢裏死了。後來宣得他兒子來問，說道漲起來緊緊的，後來瀉得癟癟的，卻死了，這正是着了蠱了。”一口咬定劉基是被鬍惟庸毒死的。但是據吳晗考證：“劉基被毒，出於明太祖之陰謀，鬍惟庸舊與劉基有恨，不自覺地被明太祖所利用。”如果吳晗的考證正確，那麽劉基的死，就更具有悲劇色彩。朱元璋對親信存有二心，連視為張良的劉基也不放過，卻輕信鬍惟庸，聽任他鬍作非為，又把責任推得一幹二淨。憑他的權力威望，“鬍傢結黨”他真的“說不倒”嗎?後來終於對鬍惟庸下手，其實也是對親信存有二心的邏輯發展。
鬍惟庸的專斷獨行，使相權與皇權的衝突明朗化了。鬍惟庸之前，李善長小心謹慎，徐達經常帶兵在外，汪廣洋衹知飲酒吟詩，相權與皇權的矛盾不甚明顯。鬍惟庸為相七年，大權獨攬，使朱元璋覺得大權旁落，除了剪除別無選擇。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宣佈以“擅權植黨”罪處死鬍惟庸。以“擅權植黨”罪處死鬍惟庸綽綽有餘，要以它來羅織一個“鬍黨”，株連一大批功臣宿將，卻未免牽強附會。
劉基並不因為與楊憲有私交而說昧心話：“(楊)憲有相纔，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己無與者也，(楊)憲則不然。”
朱元璋又問：汪廣洋如何?
劉基說：“此偏淺殆甚於(楊)憲。”
朱元璋又問：鬍惟庸如何?
劉基說：“譬之駕，懼其僨轅也。”在劉基看來，鬍惟庸最為糟糕，好比一匹劣馬，叫它駕車，必然會翻車壞事。
朱元璋見以上人選都不合適，再次邀請劉基出任丞相：“吾之相，誠無逾先生。”
劉基再次推辭：“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為之且辜上恩。天下何患無纔，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也。”
但是後來朱元璋還是根據李善長的推薦，選擇了鬍惟庸——一個遠不如李善長善於出謀劃策，卻精於拍馬奉承玩弄權術的小人。鬍惟庸是李善長的同鄉(都是定遠人)，在朱元璋攻剋和州時歸附紅巾軍。洪武三年，因李善長的提攜拜中書省參知政事，不久代汪廣洋為中書省左丞。以後又拜右丞相，繼而為左丞相。由於他逢迎有術，深得朱元璋寵信，形成一人獨相的局面。正如《明史》所說：“帝以()惟庸為纔，寵任之，惟庸亦自勵，嘗以麯謹當上意，寵遇日盛。獨相數歲，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害己者匿不以聞。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活脫脫一副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的嘴臉。大將軍徐達得悉他的姦猜行徑，深惡痛絶，把他的劣跡上告皇帝。鬍惟庸得知後，引誘徐達府上的門房，企圖加害徐達，雖然未能得逞，此人心計毒辣的小人心態卻暴露無遺。他自恃與李善長關係非同一般(自己的侄女嫁給李善長的侄子為妻，結成姻親)；有這樣的元老重臣為後盾，鬍惟庸更加膽大妄為。
劉基鑒於在朝廷難以立足，於洪武四年告老回鄉，怕遭緻政治災禍，索性隱居山中，不再與聞政漢，每天以飲酒下棋為樂，口不言功。他想逃避現實，但政治鬥爭的漩渦仍然把他捲了進去。鬍惟庸獲悉劉基曾在皇帝面前說他無能，懷恨在心。當時鬍惟庸以左丞掌中書省事，指使親信官員攻擊劉基，無中生有地誹謗劉基用有“王氣”的十地營造自己的墳墓，圖謀不軌，刺激朱元璋的猜忌心理。結果是在意料之中的，劉基被剝奪了官祿。劉基懼怕帶來更大的禍水，趕赴南京當面嚮皇帝請罪，並且留京不歸，以明心跡。不久鬍惟庸當上了左丞相，劉基大為悲戚：“使吾言不驗，蒼生福也。”從此憂憤成病，沒有多長時間就死去了。關於劉基的死因，後來鬍惟庸案發，有人告發說，劉基是鬍惟庸毒死的。
對於劉基的死，孟森十分感慨地說：劉基的歸隱，實為懼禍，激流勇退。()元璋視其為張良，因而他倆之間知無不言，言聽計從。劉基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劃立定，人莫能測，()元璋每恭己以聽，呼為老先生。然而激流勇退尚且不免於禍。
朱元璋後來與劉基的兒子談起此事，把責任一古腦兒推到“鬍黨”身上。他說：“劉伯溫在這裏時，滿朝都是黨，衹是他一個不從，吃他每蠱了。”那意思是說劉基是被“鬍黨”毒死的。他還說：“劉伯溫在這裏時，鬍傢結黨，衹是老子說不倒。”朱元璋公開對外也是這樣說：“後來鬍傢結黨，(劉基)吃他下了蠱。衹見一日(劉基)來(對)我說：上位，臣如今肚內一塊硬結怛，諒看不好。我朝人送他回去，傢裏死了。後來宣得他兒子來問，說道漲起來緊緊的，後來瀉得癟癟的，卻死了，這正是着了蠱了。”一口咬定劉基是被鬍惟庸毒死的。但是據吳晗考證：“劉基被毒，出於明太祖之陰謀，鬍惟庸舊與劉基有恨，不自覺地被明太祖所利用。”如果吳晗的考證正確，那麽劉基的死，就更具有悲劇色彩。朱元璋對親信存有二心，連視為張良的劉基也不放過，卻輕信鬍惟庸，聽任他鬍作非為，又把責任推得一幹二淨。憑他的權力威望，“鬍傢結黨”他真的“說不倒”嗎?後來終於對鬍惟庸下手，其實也是對親信存有二心的邏輯發展。
鬍惟庸的專斷獨行，使相權與皇權的衝突明朗化了。鬍惟庸之前，李善長小心謹慎，徐達經常帶兵在外，汪廣洋衹知飲酒吟詩，相權與皇權的矛盾不甚明顯。鬍惟庸為相七年，大權獨攬，使朱元璋覺得大權旁落，除了剪除別無選擇。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宣佈以“擅權植黨”罪處死鬍惟庸。以“擅權植黨”罪處死鬍惟庸綽綽有餘，要以它來羅織一個“鬍黨”，株連一大批功臣宿將，卻未免牽強附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