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真的就是某一天，我突然間對英語開了竅。從此以後，一通百通，英語就這麽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至今，我仍然百思不得其解這其中的原因。
我成了英語角的小權威，這使我對自己的語言能力深信不疑。
高中英語課上，我從來都是老師的最後一道心理防綫。
冥冥之中有一個聲音告訴我，衹要去比賽，冠軍非我莫屬。
2000年7月，《三聯生活周刊》做了一篇題為“英語改變人生”的報道，把我歸為“英語天生派”。在此之前，我並沒有覺得我的生活會因為一門語言而變得精彩。對我來說，語言就是工具，不用的時候它不過是擱置在倉庫裏的閑物。
從小就被認為有語言天賦
小時候，我生活在北京和上海兩地，很自然地就成了“雙語兒童”，在北京講普通話，在上海講上海話。兩者語音、語調上的差別和南北方言結構上的不同，都讓我覺得遊走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語言之間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
我爸媽都是學外語的。他們是文革前的大學生，學的是那個年代時髦的語言。我爸學了斯瓦西裏語，我媽學了孟加拉語。以現代人的眼光看，他們的專業實在有些生僻。每次嚮別人介紹斯瓦西裏語我總得費番口舌：“斯瓦西裏語是非洲的一個語種，主要使用的國傢有坦桑尼亞、肯尼亞等，Disney動畫片《獅子王》中的插麯‘Hakuna Matata’就是斯瓦西裏語，意思是‘一切平安’。解釋半天，仍然會有人皺着眉頭追問你：“什麽?稀裏嘩啦語?”
小的時候聽爸媽嘰哩咕嚕地說外國話，覺得神奇，於是也立下志願，長大後學外語，每天繞着舌頭說話，讓誰也聽不懂。
我爸很希望我能繼承父業。我纔上小學一年級，剛剛學會“a-o-e-i-u-ü”，他就問我：“要不要學英語?爸爸來教你。”說話的時候，臉上的表情充滿期待。
“你?”據我爸回憶，當時我轉着眼球撇着嘴，一臉不屑地說：“你中學學的是俄語，大學學的是斯瓦西裏語，你說的英語有口音。我，要麽不學，要學就學最標準的英語。”我小小年紀就敢於藐視權威，這讓我爸既感動又很有失落感。
從此以後，他不再提教我英語的事情。
初中一年級，我纔開始學ABCD。
第一個月，我完全找不着感覺。拼寫單詞的時候，我非得把26個字母從頭背一遍，才能找到要用的那個字母。
但是，世上真的有奇跡。
有一天，真的就是某一天，我突然間對英語開了竅。從此以後，一通百通，英語就這麽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至今，我仍然百思不得其解這其中的原因。
2002年夏天，我在北京采訪著名鋼琴演奏傢鮑蕙蕎女士，她也談到了類似的經歷。
鮑蕙蕎9歲學琴。別人通常是從單手練起，可不知為什麽她的媽媽找了本教材一開始就要求她雙手彈琴。入門就這麽難，用鮑蕙蕎自己的話說就是：“第一天，我整個就是搞不清楚。可到了第二天，忽然好像就會了。”
鮑蕙蕎回憶這段往事的時候，我不住地點頭，心裏不斷地在說：“對啊，我學英語也是這麽突然開竅的。”想當年，我嘴裏開始咕嚕咕嚕往外冒外語的時候，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
初一暑假，我回到了上海。當時，人民公園有個英語角，一到禮拜天就吸引很多英語愛好者去那裏練習口語。整整一個假期，每個周末我都由姑姑帶着，從浦東坐車，再坐船過黃浦江去參加英語角的活動。
英語角是露天的，就在公園裏一條沒什麽遊人光顧的小路邊。路面窄窄的，鋪着石板，路邊有幾棵小樹，勉勉強強能遮擋一些夏日的陽光。
英語角每次都聚集一、二百人，大傢來自各行各業，有老師、工人、機關幹部和在校大學生。不過，沒人在意身份、地位、年齡，在英語角，惟一的衡量標準就是英語，誰的口語最好，誰就引人註目，而且可以占據小樹下樹蔭濃密的地方，其餘的人會自發地圍成一個圓圈。
我的出現，在英語角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那時我13歲，身高150米，梳着馬尾辮，身穿花布連衣裙，怎麽看都是個小孩。可我不怯場，大方地用“流利”的英語嚮身邊每一個人做自我介紹：
“我叫陳魯豫，是北京師大實驗中學初一學生。我們學校是北京市著名的重點中學。我的爸爸媽媽在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工作……”
一傳十，十傳百，很快，我的周圍聚滿了人，大傢都想和這個英語講得很棒的小孩聊上幾句。小時候我是個人來瘋，人越多越精神。看到那麽多大人都專註地聽我用英語侃侃而談，真有些洋洋自得。
其實，我那時的英語水平很低，一共就會那麽幾十個單詞、三五個句型。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嚮每一個人自我介紹，是因為我翻來覆去就會那幾句話。好在去英語角的都是初學者，成年人大多愛面子，怕說錯不敢張嘴，於是成就了我，讓我脫穎而出，成了英語角的“小權威”。
從此以後，我對自己的語言能力深信不疑。
我成了英語角的小權威，這使我對自己的語言能力深信不疑。
高中英語課上，我從來都是老師的最後一道心理防綫。
冥冥之中有一個聲音告訴我，衹要去比賽，冠軍非我莫屬。
2000年7月，《三聯生活周刊》做了一篇題為“英語改變人生”的報道，把我歸為“英語天生派”。在此之前，我並沒有覺得我的生活會因為一門語言而變得精彩。對我來說，語言就是工具，不用的時候它不過是擱置在倉庫裏的閑物。
從小就被認為有語言天賦
小時候，我生活在北京和上海兩地，很自然地就成了“雙語兒童”，在北京講普通話，在上海講上海話。兩者語音、語調上的差別和南北方言結構上的不同，都讓我覺得遊走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語言之間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
我爸媽都是學外語的。他們是文革前的大學生，學的是那個年代時髦的語言。我爸學了斯瓦西裏語，我媽學了孟加拉語。以現代人的眼光看，他們的專業實在有些生僻。每次嚮別人介紹斯瓦西裏語我總得費番口舌：“斯瓦西裏語是非洲的一個語種，主要使用的國傢有坦桑尼亞、肯尼亞等，Disney動畫片《獅子王》中的插麯‘Hakuna Matata’就是斯瓦西裏語，意思是‘一切平安’。解釋半天，仍然會有人皺着眉頭追問你：“什麽?稀裏嘩啦語?”
小的時候聽爸媽嘰哩咕嚕地說外國話，覺得神奇，於是也立下志願，長大後學外語，每天繞着舌頭說話，讓誰也聽不懂。
我爸很希望我能繼承父業。我纔上小學一年級，剛剛學會“a-o-e-i-u-ü”，他就問我：“要不要學英語?爸爸來教你。”說話的時候，臉上的表情充滿期待。
“你?”據我爸回憶，當時我轉着眼球撇着嘴，一臉不屑地說：“你中學學的是俄語，大學學的是斯瓦西裏語，你說的英語有口音。我，要麽不學，要學就學最標準的英語。”我小小年紀就敢於藐視權威，這讓我爸既感動又很有失落感。
從此以後，他不再提教我英語的事情。
初中一年級，我纔開始學ABCD。
第一個月，我完全找不着感覺。拼寫單詞的時候，我非得把26個字母從頭背一遍，才能找到要用的那個字母。
但是，世上真的有奇跡。
有一天，真的就是某一天，我突然間對英語開了竅。從此以後，一通百通，英語就這麽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至今，我仍然百思不得其解這其中的原因。
2002年夏天，我在北京采訪著名鋼琴演奏傢鮑蕙蕎女士，她也談到了類似的經歷。
鮑蕙蕎9歲學琴。別人通常是從單手練起，可不知為什麽她的媽媽找了本教材一開始就要求她雙手彈琴。入門就這麽難，用鮑蕙蕎自己的話說就是：“第一天，我整個就是搞不清楚。可到了第二天，忽然好像就會了。”
鮑蕙蕎回憶這段往事的時候，我不住地點頭，心裏不斷地在說：“對啊，我學英語也是這麽突然開竅的。”想當年，我嘴裏開始咕嚕咕嚕往外冒外語的時候，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
初一暑假，我回到了上海。當時，人民公園有個英語角，一到禮拜天就吸引很多英語愛好者去那裏練習口語。整整一個假期，每個周末我都由姑姑帶着，從浦東坐車，再坐船過黃浦江去參加英語角的活動。
英語角是露天的，就在公園裏一條沒什麽遊人光顧的小路邊。路面窄窄的，鋪着石板，路邊有幾棵小樹，勉勉強強能遮擋一些夏日的陽光。
英語角每次都聚集一、二百人，大傢來自各行各業，有老師、工人、機關幹部和在校大學生。不過，沒人在意身份、地位、年齡，在英語角，惟一的衡量標準就是英語，誰的口語最好，誰就引人註目，而且可以占據小樹下樹蔭濃密的地方，其餘的人會自發地圍成一個圓圈。
我的出現，在英語角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那時我13歲，身高150米，梳着馬尾辮，身穿花布連衣裙，怎麽看都是個小孩。可我不怯場，大方地用“流利”的英語嚮身邊每一個人做自我介紹：
“我叫陳魯豫，是北京師大實驗中學初一學生。我們學校是北京市著名的重點中學。我的爸爸媽媽在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工作……”
一傳十，十傳百，很快，我的周圍聚滿了人，大傢都想和這個英語講得很棒的小孩聊上幾句。小時候我是個人來瘋，人越多越精神。看到那麽多大人都專註地聽我用英語侃侃而談，真有些洋洋自得。
其實，我那時的英語水平很低，一共就會那麽幾十個單詞、三五個句型。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嚮每一個人自我介紹，是因為我翻來覆去就會那幾句話。好在去英語角的都是初學者，成年人大多愛面子，怕說錯不敢張嘴，於是成就了我，讓我脫穎而出，成了英語角的“小權威”。
從此以後，我對自己的語言能力深信不疑。
高中英語課上，我從來都是老師的最後一道心理防綫。一個問題，全班如果都答不上來，老師勢必會把目光轉嚮我。這時，我會知趣地舉起手，說出老師想聽到的答案。我知道，如果我也答錯，老師一定精神崩潰。
高一英語第一課是“卡爾·馬剋思”，課後老師留的作業是背書。可我居然就給忘了，也不知為什麽，那一次，全班同學都忘了。
第二天上課，教室氣氛凝重。當第三個同學站在那吭吭哧哧背不出來，老師的臉已經陰得快下雨了。我低着頭，心裏砰砰亂跳。
老師走到了我這一組，她沉着臉，用手指在第一個同學的桌面上敲了敲：“你!背第一段!”
我的心已經提到了嗓子眼：“怎麽辦?老師沒準盯上我們組了，可我也沒背啊!”
我定了定神，把書翻開，假裝漫不經心地瞟着書本，腦子裏卻在飛快地記憶着課文裏的內容。
果然，老師盯準了我們小組。
謝天謝地，我雖然個不高，但視力好，所以坐在最後一排，是第7個。這樣，前邊6個同學為我爭取到了寶貴的幾分鐘時間。
“陳魯豫，你來背！”老師終於叫出了我的名字，聲音裏是掩飾不住的期待和信賴。這時，我們組已經全軍覆沒。
全班同學都看着我，衹要我能背出課文，他們就得救了。
我慢慢地站起來，又慢慢地合上書，之所以慢，是因為我的嘴裏還在念念有詞地背着最後一句。之後，我咳嗽了一下，開始背書。
我相信，人在巨大的壓力下，會有超水平的發揮，那天的我，是在為榮譽而戰。
我從頭到尾一字不差地背完了整篇課文，我故作鎮靜地坐下。
教室裏安靜極了。
老師飛快地轉過身，低聲說了一句：“下面，我們學習第二課。”
從她的背影，我似乎看到了她臉上的微笑。全班同學都長出了一口氣!
我興奮得不行，對自己崇拜極了。
第一次看沒有配音、沒有中文字幕的英文原版電影是初中二年級，在政協禮堂，看的是美國影片《情暖童心》。電影的英文原名我忘了，衹記得女主角是《鴿子號》的主演Debray Raffin(黛博拉·拉芬)和當時很紅的少女明星Diane Lane(她後來沉寂了10年，直到2003年纔重獲影壇認可，贏得當年奧斯卡最佳女配角提名，可惜輸給了美豔無雙的Catherine Zeta Jones。)影片講了一個女教師鼓勵殘疾女孩戰勝病魔，熱愛生命的故事。電影很一般，即使在外國影片還很少的1983年，它的情節也不夠吸引人。想想看，一個聖母般的老師和一個自閉憂鬱的少女，這樣的人物組合怎麽能産生愛情、陰謀、危機、幽默諸種好萊塢大片必備的元素呢?不過，就是這麽一部沉悶的電影，還是把我看傻了：“原來，外國人是這麽說英語的!”
看完電影回到傢，我悶悶不樂。
“怎麽了，電影看得懂嗎?”爸爸問我。
“連蒙帶猜就聽懂百分之二十。”學了一年多英語，我竟然連外國人在說什麽都聽不明白，這對我的打擊太大了。
我開始重新審視我的英文教科書，這一看，發現了問題。原來，我學的都是所謂Chinglish——中國味的英語。隨便翻開一頁，就會看到這樣的對話：
“Kate,where are you going?”(凱特，你去哪?)
“Tom, Im going to the No.4 Middle School.”(湯姆，我去第四中學。)
2000年，我在美國????湖城碰到一個熱愛中國文化的摩門教老太太，她是個中學老師，退休後一直刻苦學習中文，已經學了好幾年，可中文還是差得讓人無法聽懂。一翻她的中文課本，我樂了，這分明和我的中學英語書如出一轍嘛。她磕磕巴巴地念了幾句：
“李明，你的鉛筆是在哪兒買的?”
“小王，我的鉛筆是在第一人民鉛筆商店買的。”
老太太念完，好奇地問我：“Do you buy your pensils at the No.1 Peopoles Pensil Store?”(你也去第一人民鉛筆商店買鉛筆嗎?)
這倒把我問愣了，我想反正跟她也說不明白，不如開個玩笑，於是特認真地說：“是啊，我們都去那兒買。”
美國老太太容易較真，不知道她是不是至今都認為中國人買鉛筆都去第一人民鉛筆商店。
高一英語第一課是“卡爾·馬剋思”，課後老師留的作業是背書。可我居然就給忘了，也不知為什麽，那一次，全班同學都忘了。
第二天上課，教室氣氛凝重。當第三個同學站在那吭吭哧哧背不出來，老師的臉已經陰得快下雨了。我低着頭，心裏砰砰亂跳。
老師走到了我這一組，她沉着臉，用手指在第一個同學的桌面上敲了敲：“你!背第一段!”
我的心已經提到了嗓子眼：“怎麽辦?老師沒準盯上我們組了，可我也沒背啊!”
我定了定神，把書翻開，假裝漫不經心地瞟着書本，腦子裏卻在飛快地記憶着課文裏的內容。
果然，老師盯準了我們小組。
謝天謝地，我雖然個不高，但視力好，所以坐在最後一排，是第7個。這樣，前邊6個同學為我爭取到了寶貴的幾分鐘時間。
“陳魯豫，你來背！”老師終於叫出了我的名字，聲音裏是掩飾不住的期待和信賴。這時，我們組已經全軍覆沒。
全班同學都看着我，衹要我能背出課文，他們就得救了。
我慢慢地站起來，又慢慢地合上書，之所以慢，是因為我的嘴裏還在念念有詞地背着最後一句。之後，我咳嗽了一下，開始背書。
我相信，人在巨大的壓力下，會有超水平的發揮，那天的我，是在為榮譽而戰。
我從頭到尾一字不差地背完了整篇課文，我故作鎮靜地坐下。
教室裏安靜極了。
老師飛快地轉過身，低聲說了一句：“下面，我們學習第二課。”
從她的背影，我似乎看到了她臉上的微笑。全班同學都長出了一口氣!
我興奮得不行，對自己崇拜極了。
第一次看沒有配音、沒有中文字幕的英文原版電影是初中二年級，在政協禮堂，看的是美國影片《情暖童心》。電影的英文原名我忘了，衹記得女主角是《鴿子號》的主演Debray Raffin(黛博拉·拉芬)和當時很紅的少女明星Diane Lane(她後來沉寂了10年，直到2003年纔重獲影壇認可，贏得當年奧斯卡最佳女配角提名，可惜輸給了美豔無雙的Catherine Zeta Jones。)影片講了一個女教師鼓勵殘疾女孩戰勝病魔，熱愛生命的故事。電影很一般，即使在外國影片還很少的1983年，它的情節也不夠吸引人。想想看，一個聖母般的老師和一個自閉憂鬱的少女，這樣的人物組合怎麽能産生愛情、陰謀、危機、幽默諸種好萊塢大片必備的元素呢?不過，就是這麽一部沉悶的電影，還是把我看傻了：“原來，外國人是這麽說英語的!”
看完電影回到傢，我悶悶不樂。
“怎麽了，電影看得懂嗎?”爸爸問我。
“連蒙帶猜就聽懂百分之二十。”學了一年多英語，我竟然連外國人在說什麽都聽不明白，這對我的打擊太大了。
我開始重新審視我的英文教科書，這一看，發現了問題。原來，我學的都是所謂Chinglish——中國味的英語。隨便翻開一頁，就會看到這樣的對話：
“Kate,where are you going?”(凱特，你去哪?)
“Tom, Im going to the No.4 Middle School.”(湯姆，我去第四中學。)
2000年，我在美國????湖城碰到一個熱愛中國文化的摩門教老太太，她是個中學老師，退休後一直刻苦學習中文，已經學了好幾年，可中文還是差得讓人無法聽懂。一翻她的中文課本，我樂了，這分明和我的中學英語書如出一轍嘛。她磕磕巴巴地念了幾句：
“李明，你的鉛筆是在哪兒買的?”
“小王，我的鉛筆是在第一人民鉛筆商店買的。”
老太太念完，好奇地問我：“Do you buy your pensils at the No.1 Peopoles Pensil Store?”(你也去第一人民鉛筆商店買鉛筆嗎?)
這倒把我問愣了，我想反正跟她也說不明白，不如開個玩笑，於是特認真地說：“是啊，我們都去那兒買。”
美國老太太容易較真，不知道她是不是至今都認為中國人買鉛筆都去第一人民鉛筆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