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璽綱同志撰寫的太平天國史馬上要付排了，叫我寫篇序文。北京太平天國歷史研究會出版一部專集祝賀羅璽綱同志八十五歲大壽和從事學術工作六十年，也要我寫點東西。兩件事都有意義，但我一時無法分頭做出兩篇文字。現在就合併辦理，把想到的話說在一起。太平天國史是羅璽綱同志精心結撰的新著。觀點重加琢磨，材料豐富詳細，洋洋百數十萬言。發揮一己心得，彙聚衆人成果。它不止在著者的研究工作中是帶總結性的，在新中國的太平天國史研究中，也可以認為是帶總結性的。大傢都會高興地看到這部新著的問世。刊印專集紀念學術界前輩人士，中國過去就有這種做法，如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壽辰紀念專刊等便是。翻開現在的日文書目，我們常常看到某某先生遠歷紀念，某某先生壽辰紀念這種題目的學術論著。一般地說，那些某某先生、學者，必有可觀成就，為學術界公論所贊許。倘若造詣平平，出紀念集，首先就難以搜羅到專傢學者的文稿。即使編撰出來，摘「災諸梨棗」了，也無人重視，難起積極作用。羅璽綱同志關於太平天國的研究，使他有資格排列在有可觀成就的學者行列前面。用他的名義出專集，作者、讀者都會相當踴躍，有助於促進學術研究工作。對於羅璽同志本人，自然也是最好的祝賀方式。羅璽綱同志的書，我從什麽時候讀到的，已經記憶不起來了。我們的直接交往，是一九五四年他調到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以後。對他的治學經歷，知道一個大概。他與蕭一山、郭廷以和簡又文，都屬於開拓太平天國研究的一代人。蕭一山以研究清史著稱。三十年代初，他從英國大不列顛博物院傳回多種太平天國印書和其他文獻，使這個領域的研究，在史料利用上面目一新。郭廷以長期研究中國近代史，四十年代，他出版太平天國史事日志兩大册，相當深入細緻，至今仍是研究者案頭必備的工具書。簡又文五、六十年代撰成太平天國全史、太平天國典製通考凡六大册，幾百萬字。後來他又同美國耶魯大學合作，把以上兩書改寫為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用英文出版。在研究環境方面，蕭、郭、簡似乎不曾碰到過什麽阻力，羅璽綱卻沒有那麽幸運。他畢業於中國公學以後，有四、五年時間，是給他那位鼎鼎大名的老師鬍適作助手。鬍適對於思想傾嚮有一種特殊敏感性。在看到羅寫的第一本書太平天國史綱以且，他憤憤然指責書上「專門表揚太平天國」為不當。照他看來，「太平天國之亂」，使中國幾十年來不曾恢復元氣，是應該譴責的。他說什麽做書不可趕時髦，此書就犯了趕時髦的毛病，自然就不足取了。無疑這是相當的思想壓力。羅璽綱在研究工作上成績顯著，從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八年，相繼出版了十本書。儘管如此，他那時飽受歧視，工作無人看重。直到一九四七年，南京中央研究院纔勉強給個研究員頭銜。新中國成立，他的工作很快得到了應有評價。一九五一年，南京成立太平天國史料編纂委員會，請羅璽綱同志參加主持。兩年以後，中央文化部籌設太平天國紀念館，請羅璽綱同志負責。一九五四年春，周恩來同志指示從上海調顧頡剛先生來北京工作，我去上海洽辦此事，路過南京。範文瀾同志要我順道去看羅璽綱同志，並寫一封親筆信由我帶給他。信上說，您到我們這裏來工作，是近代史研究所的光榮。這是一個很有份量的評價。
一九五○年到現在，羅璽綱同志已經出版和正在印行的書共三十本。不難看出，唯有在這個時候，他纔得到了研究太平天國最適合的環境和條件，使自己的學術研究，達到和超過了開拓太平天國研究同時代人的境地。羅璽綱同志在太平天國研究上的成就，詳細的評論，要由專傢們去做。學術問題不能憑粗枝大葉作出評斷。我衹能簡單地說一說我印象最清晰的幾點。羅璽綱比其他人都早，寫了一本首尾完整的太平天國史綱。史綱衹有十來萬字，卻是比較係統地講述那次農民革命運動的第一本書。太平天國在歷史上起過偉大的作用，相當長時間裏人們對它缺乏正確認識。
本世紀初，資産階級革命派開始肯定太平天國的功績。孫中山、黃興、章太炎、鄒容、陳天華等都贊揚洪秀全和太平天國，孫中山還囑咐劉成禺撰寫太平天國戰史。他們肯定太平天國，但大多也認為太平天國是反滿革命。一九二八年出版的清史稿算是一部歷史書。列傳中篇幅不短的洪秀全傳，是緊排列在吳三桂等「逆藩」後面，作為「粵匪」加以貶斥的。蕭一山、簡又文的書前進了，也衹一味強調太平天國是一場宗教革命或一場反滿民族革命，機力反對農民革命說。太平天國史綱不同，它認為「太平天國革命的性質，是貧農的革命」，「含有民主主義的要求，並且參入了社會主義的主張」。這個看法，當然不能說是馬剋思主義的精確分析，但比之於同時其他研究者的認識，顯著地高出一頭。它更加接近於歷史的本質。在當時，這是難能可貴的。史綱如果是羅璽綱同志研究太平天國的起點，經過不斷的積纍、前進，用多種體裁結合而成的綜合體寫的新本太平天國史，就是它的集大成了。關於太平天國史料和史實考證，在羅璽綱同志的研究成就中最為引人註目。歷史研究研究首先必須弄清楚事實和有關史料。不論事件大小，先要解决事實究竟如何，而後才能談得上對它的認識如何。資産階級學者常常宣稱，馬剋思主義的研究者重觀點，輕史料，移史就觀。那類宣傳出自偏見，識者早就為齒冷了。考訂史料和史實，在太平天國研究中尤其重要。
太平天國本身的文獻、檔案被毀殆荊後來從海外陸續傳回一些，但數量有限。在這種情況下，研究者仍不得不主要利用清官方文書和私人筆錄，旁采野史傳聞。官方文書報告，捏造掩飾，本來不實，私人記錄出自不同動機，有些與實際相去甚遠。對它們不加考訂，率璽作為依據，撇開觀點不說，史實上也必定謬誤百出。這種例子不脅枚舉。羅璽綱同志研究太平天國，開始於考證張嘉祥的事跡，糾正張嘉祥早年與洪秀全有往來的謬說。從那以後，他傾註主要精力，對涉及太平天國的史料、人物、事件作一係列考證工作。天國史叢考等作為書名的。另外的圖釋、調查集，也基本上是史料考證。在這十本書裏，他對太平天國研究中許多重要問題，一一加以辨別訂正。現在我們對那場農民革命運動一些重要史實，能夠有比較準確的瞭解，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這些考證所取得的成就。有些考證，近來研究者中有了新的看法。但新看法也還是由於羅璽綱同志的研究提供了討論基礎，然後取得進展的。
與史實、史料考證並行，是他大量搜集和係統地編纂太平天國資料。從建國初期在南京主持太平天國史料編纂工作開始，經過十多年努力，搜集有關資料一千二百萬字。其中尤有價值的，編為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六册，於六十年代初出版。簡輯絶大部分，是關於太平天國後期在江、浙地區施行的政治、經濟、社會政策方面的資料，和太平軍統治下農村生産、生活狀況，地主階級與太平軍激烈鬥爭的資料。它們具體、生動紀錄了太平天國政權社會底層的狀況，對於瞭解那場農民革命是不可缺少的。五十年代末，他編成太平天國印書、文書、文物、藝術等集，印書影印達二十册，近年又有續編影印印書八種。最近他還在雄心勃勃，進行一項大型資料書太平天國資料續繼編的纂工作。
不少新發現的太平天國文獻、清方記載和國外新出版的史料，都將在這個續編中提供給學術界。中國近代史研究，在開國以來的三十多年裏，進展顯著，太平天國這個領域的研究進展尤其顯著。這種進展來自所有研究者的共同努力，而羅璽綱同志上述幾個方面的成就，給這種發展做了打基礎的切實工作。
璽綱同志為人治學，謙遜虛心，一貫保持着書生、學者本色。他不自滿，不矯飾。勤奮敏捷，樂於幫助別人。他用功學習馬剋思主義著作，卻從來不認為自己通曉了多少馬剋思主義理論。早年常常對人說：我的馬剋思主義就是一本範文瀾同志的中國近代史。翻遍近三十幾年他出版的幾十部書，你很難找到那上面像有些人生安硬套，點綴上幾句馬曰列雲之類的地方。善於剋服自己所短，充分運用自己的所擅長，在他是做得很好的。一九五五年，董必武同志倡議全國政協舉辦中國近代史講座。
太平天國一講請羅璽綱同志擔任。開講前兩天他趕來北京，拿講稿嚮我徵求意見。我看了以後想到前人的一個說法：著述要看用途如何，采取不同體裁。講堂上面對聽衆，不能衹述事實，要多所論說。他的講稿史實詳盡，而分析論說欠突出。那時手頭恰巧有鬍繩同志在高級黨校講太平天國史的一個提綱，約三、四千字，綱舉目張，觀點明朗。他住在距近代史研究所不遠的工商聯樓上，我隨即送去。他很高興，參考鬍繩同志的觀點改寫原稿。盡一日夜之力，完成了一萬字以上的新篇。後來出版的太平天國史稿增訂本上的序論，就是以那篇講稿為基礎修訂而成的。俗話說，人怕出名。出了名，就不敢放棄自己的東西，不肯汲收他人的新東西了。羅璽同志完全有異於此。對待學問新知，總是見善如不及，從善如流。一九五七年我寫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一文，他這時住在北京，我去請教關於太平天國早期參加人員的成份，查哪些資料較為可靠。他說：金陵癸甲紀事略、賊情匯纂最早，記載也最詳。大約三五天後，我還沒有動手查那兩本書，他派人送來了一份用稿紙連接起來的長長的資料表。表上填寫着我想查找的人員情況材料，共五十人。根據那個材料，我在文章中對太平天國早期參加者的出身成份作了一個分類。
但沒有說明資料來源。後來別的書上也大體采用那個分類，卻不知道原來材料出於誰人之手。「言忠信，行篤」，「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在羅老現在以耄耋高齡，仍然每日勤奮著述編纂不息。說他是太平天國史學一大傢，是學術界公論所能夠贊同的。這自然不是認為，他把太平天國中什麽問題都研究到了，什麽問題都解决了。那樣的大傢是不存在的。任何歷史研究者，都不能超越個人主觀力量、歷史資料、現實環境條件去取得成就。每個人的主觀力量總又各有差異，是無法強求整齊一律的。一個研究者，衹要在他所從事的領域，或者在思想理論上，或者在具體問題研究上，比同時代人做得更多，更有創造性、科學性，大體推不翻，駁不倒，後來者能夠利用他開鑿出的途徑，拾級而上，去攀登新的高峰，那就以稱做大傢，而不是諛詞套語，乳安頭銜。不虞之譽，有自尊心的學術工作者不會引以為榮。太平天國運動衹有十幾年，它也像整個歷史長河中的所有重大事件一樣，不知有多少細節真相，人們是永遠不會瞭解了。任何研究者不可能也不應該提出這樣的任務：一一恢復事件原來的樣子。但是經過不斷深入的科學研究，歷史的基本面貌，事件的性質和意義，總是越來越為人們所認識清楚的。學術工作的功能也就在這裏。與開拓太平天國這塊園地的其他人不同，羅璽綱同志的研究工作，與社會主義新中國這個環境條件緊密地聯結在一起。他不是任何別的大傢，他是新中國最早的太平天國史學一大傢。
劉大年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一九五○年到現在，羅璽綱同志已經出版和正在印行的書共三十本。不難看出，唯有在這個時候，他纔得到了研究太平天國最適合的環境和條件，使自己的學術研究，達到和超過了開拓太平天國研究同時代人的境地。羅璽綱同志在太平天國研究上的成就，詳細的評論，要由專傢們去做。學術問題不能憑粗枝大葉作出評斷。我衹能簡單地說一說我印象最清晰的幾點。羅璽綱比其他人都早，寫了一本首尾完整的太平天國史綱。史綱衹有十來萬字，卻是比較係統地講述那次農民革命運動的第一本書。太平天國在歷史上起過偉大的作用，相當長時間裏人們對它缺乏正確認識。
本世紀初，資産階級革命派開始肯定太平天國的功績。孫中山、黃興、章太炎、鄒容、陳天華等都贊揚洪秀全和太平天國，孫中山還囑咐劉成禺撰寫太平天國戰史。他們肯定太平天國，但大多也認為太平天國是反滿革命。一九二八年出版的清史稿算是一部歷史書。列傳中篇幅不短的洪秀全傳，是緊排列在吳三桂等「逆藩」後面，作為「粵匪」加以貶斥的。蕭一山、簡又文的書前進了，也衹一味強調太平天國是一場宗教革命或一場反滿民族革命，機力反對農民革命說。太平天國史綱不同，它認為「太平天國革命的性質，是貧農的革命」，「含有民主主義的要求，並且參入了社會主義的主張」。這個看法，當然不能說是馬剋思主義的精確分析，但比之於同時其他研究者的認識，顯著地高出一頭。它更加接近於歷史的本質。在當時，這是難能可貴的。史綱如果是羅璽綱同志研究太平天國的起點，經過不斷的積纍、前進，用多種體裁結合而成的綜合體寫的新本太平天國史，就是它的集大成了。關於太平天國史料和史實考證，在羅璽綱同志的研究成就中最為引人註目。歷史研究研究首先必須弄清楚事實和有關史料。不論事件大小，先要解决事實究竟如何，而後才能談得上對它的認識如何。資産階級學者常常宣稱，馬剋思主義的研究者重觀點，輕史料，移史就觀。那類宣傳出自偏見，識者早就為齒冷了。考訂史料和史實，在太平天國研究中尤其重要。
太平天國本身的文獻、檔案被毀殆荊後來從海外陸續傳回一些，但數量有限。在這種情況下，研究者仍不得不主要利用清官方文書和私人筆錄，旁采野史傳聞。官方文書報告，捏造掩飾，本來不實，私人記錄出自不同動機，有些與實際相去甚遠。對它們不加考訂，率璽作為依據，撇開觀點不說，史實上也必定謬誤百出。這種例子不脅枚舉。羅璽綱同志研究太平天國，開始於考證張嘉祥的事跡，糾正張嘉祥早年與洪秀全有往來的謬說。從那以後，他傾註主要精力，對涉及太平天國的史料、人物、事件作一係列考證工作。天國史叢考等作為書名的。另外的圖釋、調查集，也基本上是史料考證。在這十本書裏，他對太平天國研究中許多重要問題，一一加以辨別訂正。現在我們對那場農民革命運動一些重要史實，能夠有比較準確的瞭解，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這些考證所取得的成就。有些考證，近來研究者中有了新的看法。但新看法也還是由於羅璽綱同志的研究提供了討論基礎，然後取得進展的。
與史實、史料考證並行，是他大量搜集和係統地編纂太平天國資料。從建國初期在南京主持太平天國史料編纂工作開始，經過十多年努力，搜集有關資料一千二百萬字。其中尤有價值的，編為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六册，於六十年代初出版。簡輯絶大部分，是關於太平天國後期在江、浙地區施行的政治、經濟、社會政策方面的資料，和太平軍統治下農村生産、生活狀況，地主階級與太平軍激烈鬥爭的資料。它們具體、生動紀錄了太平天國政權社會底層的狀況，對於瞭解那場農民革命是不可缺少的。五十年代末，他編成太平天國印書、文書、文物、藝術等集，印書影印達二十册，近年又有續編影印印書八種。最近他還在雄心勃勃，進行一項大型資料書太平天國資料續繼編的纂工作。
不少新發現的太平天國文獻、清方記載和國外新出版的史料，都將在這個續編中提供給學術界。中國近代史研究，在開國以來的三十多年裏，進展顯著，太平天國這個領域的研究進展尤其顯著。這種進展來自所有研究者的共同努力，而羅璽綱同志上述幾個方面的成就，給這種發展做了打基礎的切實工作。
璽綱同志為人治學，謙遜虛心，一貫保持着書生、學者本色。他不自滿，不矯飾。勤奮敏捷，樂於幫助別人。他用功學習馬剋思主義著作，卻從來不認為自己通曉了多少馬剋思主義理論。早年常常對人說：我的馬剋思主義就是一本範文瀾同志的中國近代史。翻遍近三十幾年他出版的幾十部書，你很難找到那上面像有些人生安硬套，點綴上幾句馬曰列雲之類的地方。善於剋服自己所短，充分運用自己的所擅長，在他是做得很好的。一九五五年，董必武同志倡議全國政協舉辦中國近代史講座。
太平天國一講請羅璽綱同志擔任。開講前兩天他趕來北京，拿講稿嚮我徵求意見。我看了以後想到前人的一個說法：著述要看用途如何，采取不同體裁。講堂上面對聽衆，不能衹述事實，要多所論說。他的講稿史實詳盡，而分析論說欠突出。那時手頭恰巧有鬍繩同志在高級黨校講太平天國史的一個提綱，約三、四千字，綱舉目張，觀點明朗。他住在距近代史研究所不遠的工商聯樓上，我隨即送去。他很高興，參考鬍繩同志的觀點改寫原稿。盡一日夜之力，完成了一萬字以上的新篇。後來出版的太平天國史稿增訂本上的序論，就是以那篇講稿為基礎修訂而成的。俗話說，人怕出名。出了名，就不敢放棄自己的東西，不肯汲收他人的新東西了。羅璽同志完全有異於此。對待學問新知，總是見善如不及，從善如流。一九五七年我寫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一文，他這時住在北京，我去請教關於太平天國早期參加人員的成份，查哪些資料較為可靠。他說：金陵癸甲紀事略、賊情匯纂最早，記載也最詳。大約三五天後，我還沒有動手查那兩本書，他派人送來了一份用稿紙連接起來的長長的資料表。表上填寫着我想查找的人員情況材料，共五十人。根據那個材料，我在文章中對太平天國早期參加者的出身成份作了一個分類。
但沒有說明資料來源。後來別的書上也大體采用那個分類，卻不知道原來材料出於誰人之手。「言忠信，行篤」，「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在羅老現在以耄耋高齡，仍然每日勤奮著述編纂不息。說他是太平天國史學一大傢，是學術界公論所能夠贊同的。這自然不是認為，他把太平天國中什麽問題都研究到了，什麽問題都解决了。那樣的大傢是不存在的。任何歷史研究者，都不能超越個人主觀力量、歷史資料、現實環境條件去取得成就。每個人的主觀力量總又各有差異，是無法強求整齊一律的。一個研究者，衹要在他所從事的領域，或者在思想理論上，或者在具體問題研究上，比同時代人做得更多，更有創造性、科學性，大體推不翻，駁不倒，後來者能夠利用他開鑿出的途徑，拾級而上，去攀登新的高峰，那就以稱做大傢，而不是諛詞套語，乳安頭銜。不虞之譽，有自尊心的學術工作者不會引以為榮。太平天國運動衹有十幾年，它也像整個歷史長河中的所有重大事件一樣，不知有多少細節真相，人們是永遠不會瞭解了。任何研究者不可能也不應該提出這樣的任務：一一恢復事件原來的樣子。但是經過不斷深入的科學研究，歷史的基本面貌，事件的性質和意義，總是越來越為人們所認識清楚的。學術工作的功能也就在這裏。與開拓太平天國這塊園地的其他人不同，羅璽綱同志的研究工作，與社會主義新中國這個環境條件緊密地聯結在一起。他不是任何別的大傢，他是新中國最早的太平天國史學一大傢。
劉大年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羅璽綱同志最近寫成一部巨著——太平天國史，即將交付出版，我聽了這個消息，感到十分高興。他出版過許多專著，也發表過許多專題論文，可是這一巨著，不獨捲帙浩繁，而且具有綜合五十四年來研究成果的獨特內容，他已經是八十四高齡的人，精力仍如此旺盛，真正是「莫道桑榆晚，餘霞尚滿天」的了。
羅璽綱同志是研究太平天國史的一位老專傢。太平天國史學史專傢祁竜威教授在其太平天國史研究概論一文中，評論我國從十九世紀二十年代起編寫太平天國史工作的情況，曾論列到他，說是：「在五十年代，羅璽綱同志恁着積纍的研究成果，用紀傳體形式撰成太平天國史稿」，「從大量的事實出發，論述太平天國革命是反封建反侵略的農民革命，對於這一帶根本性的問題」，「肯定還是否定這次農民階級鬥爭的性質，實質上是肯定還是否定近代中國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的問題，也是肯定還是否定近百年中國民族民革命的問題。羅璽綱同志對太平天國史研究所作出的貢獻，不僅是學術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這是不容抹煞的。」其他人也有類似的評述，學術界對璽綱同志的所有成就，從來都給予以十分關切。他這部新著的問世，讀者也會從多方面給予評論。我雖然閱讀過他的許多著作，但在近代史研究上畢竟是門外漢，不敢對此妄有論列。但由於我與璽綱同志，相交已經五十多年了，他一直是我的摯友和畏友，深知其為人與治學的基本精神和基本態度，原意在這些方面談談自己的看法。這就是說，他怎樣研究歷史和怎樣能寫成這部書的，說的雖然是些題外的話，卻也有必要對羅璽綱同志的為人與治學作些簡要的介紹。因為，讀其書，需要知其人，論其人，也有助於評其書，老話說，「文如其人」，此語是否正確，此語又怎樣來予以正確理解，讓我們作出如下的一些解剖。
太平天國史料偽作之多，謬誤之甚，在中國歷史上是罕見的，這已經是被證明了的一個事實。不認真進行辨偽考信的工作，太平天國史就會陷於荒謬、混亂的地步。璽綱同志青年時就受到五四時代辨偽風氣的影響，又受過考據學的教育與訓練。一九三一年秋，他發現清人薛福成所撰張忠武軼事，其中與太平天國有關的史實，他證明乃係薛福成所捏造的，而薛福成卻被清史稿譽為是「長於論事記載」，看到了所「長於論事記載」者也會作偽，更看到了太平天國史料偽、誤的嚴重情況，他决心做個披荊斬棘的「清道夫」，走上了研究太平天國史的道路。在他的研究當中，除了做史料上的辨偽、記載的訂謬外，還悉力從考據人手，掌握比較可靠和比較充分的史料，予以分析綜合，對太平天國史重大事件進行探索，先後寫成以考證為主的專題論文二百多篇，其中大部分已編入太平天國史論文集十集內。又寫成太平天國遊擊性運動戰、李秀成自述原稿註等專書。他的考證，大都是見人所未見，道人所未道，所以常不易為人所接受，或者遭到激烈的反對；而隨着歲月的增進、新史料的發現，其論斷往往能得到證實。他所作的考證，有的是一些細小問題，其目的在於廣泛的為研究太平天國史掃清道路；更大量的考證，乃是圍繞着太平天國革命有關重大事件而進行的，具有理論上的重大作用或重大意義。他從考證入手，提供出一些理論性重要研究課題；或者，從考證後的可靠史實出發，作出初步的理論分析，進而爭取學術界的共同探討。他從來沒有不先做考證就來敘述史實的，也從來沒有把未經鑒定的史料或未經考訂的史事就進行理論性探討，更不會作出自己的論斷或寫入他撰著的史書內。這是他治學的一個特點，也是他治學的一個優點，應該首先嚮讀者介紹。
璽綱同志所以取得為人稱道的成就，並不是他具有出類拔萃的聰明才智，而是由於他的勤奮和誠實。考據學的要求，是要在錯綜復雜的資料中，尋求出符合於歷史真相的結果，是一項艱巨的工作，這就取决於研究者對待工作的態度如何。對璽綱同志說來，談到勤奮，早已為人所共知。抗日戰爭前，最初給人傢抄寫和做家庭教師，後來到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做整理金石拓本的工作。從抗日戰爭起，他轉入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做清代兵製的研究工作。解放後，黨和人民重視他，讓他專心緻志於太平天國史的研究，他更加奮發有為，五十年代中，到各地辦太平天國史的展覽，調查太平天國的遺跡，還搜集、整理並編纂了太平天國的文獻和資料，編成太平天國文獻四大部及太平天國資料匯編等二千多萬字。他無論是抗日戰爭前後或解放後，閱讀和寫作，都是在夜間進行的。他在北京居住前後三十年，衹陪朋友的父新聽過一次京戲，許多名勝古跡都沒有去過，至今還沒有遊覽過長城，日日夜夜，埋首鬥室，出門不辨方向。我的朋友，大都是一些勤奮的人，璽綱同志又是其中最突出的。談到誠實，做考據工作，是一項機為謹嚴的任務。太平天國史辨偽考信，一般都涉及與革命有關的重大史實問題，必須忠實於所從事的職守，忠實於歷史的客觀真實實際。章炳麟曾講到作為經師的條件有六，即審名實、重左證、守凡例、斷情感、汰花詞、戒妄牽，實際上這就是考據學的六條法則，要求做考據的人誠實的予以遵守。璽綱同志在考據學的方法論上的思想境界，已遠遠超越於這六條法則之上，這是人們所早已窺見得到的，無容詳述。璽綱同志治學之始，就是從掌握一定的可靠史料出發，作為一種待證的假設，不允許憑空設想作為前提，也即反對捕風捉影不重證據的浮誇和虛偽學風。假定成立之後，又必須積纍充分的證據並能經得起反證，才能成為定論，决不主觀臆斷。即萬一遇有疏忽失檢之處，也必須服從客觀的真實史實，予以改正，衹尊重學術上的嚴肅性，後來不考慮個人面子上的「尊嚴」。
有一位同志在安徽史學一九八四年第一期發表一篇文章，題目是太平天國科舉考試「始自辛開元年在廣西永安州時」嗎？就此題目的內容跟他商桷。他讀到此文後，立即撰寫了對舊著太平天國史稿科舉志舉行考試始自永安州時說法訂誤一文，同時熱情洋溢地給安徽史學編輯部寫了一封長信，請編輯部在稿前加寫按語，以他為「的」，在史學界的學術爭嗚中提倡一種互相切磋、承認錯誤的好風氣。安徽史學於同年第四期把訂誤稿和信刊出。光明日報以在百傢爭嗚中提倡一種好風氣，文匯報以為百傢爭嗚提倡一種好風氣為題，立即表示贊同。文匯報評論說：「他對同他商桷的同志，不擺權威架子，平等待人，虛心求教。他提出以他為『的』，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創造一個百傢爭嗚的好風氣。他這種嚴肅認真的科學態度和治學精神，不正是我們當今學術界所應該大力提倡的嗎？如果學術界的同志都能如此，『百傢爭嗚』必將出現嶄新的局面。」璽綱同志正是這樣的一個尊重客觀史實的誠實人，因而他的考證文章，一般都是謹嚴的，謹嚴依從於他治學的高度誠實。他善於獨立思考，從不人云亦云，一切從史實出發，從研究問題提出假設到具備條件作出結論，容不得半點浮誇和虛假，讀者衹要仔細閱讀太平天國史事考等書，有關他早期的一些考證文章，便很容易看出他治學的這一重要特點。例如洪大全考是他最早的成功作品之一，解决了太平天國史上一椿大公案，後來經過專傢們共同反復研究、討論，大傢同意了他所作出的結論。到六十年代初，由於新材料的發現，還寫了洪大全考補，其謹嚴與誠實態度，是一絲不苟的。
璽綱同志在舊社會做研究工作衹是十八年，解放後到今年作為一個段落來算，恰好是兩倍於解放前的工作時間，這對於他的治學，是很幸運的獲得了政治社會優越的客觀條件，他在解放後，接受黨的教育培養，又經歷過許多政治運動以及思想改造，對於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很熱情很認真，其研究工作也因之出現了一個飛躍。解放前，他受着資産階級進化論的影響，做學問往往是孤立靜止的看待問題，所作的考證，也往往衹是就事論事。在分離的每個問題上即使正確，也衹能說明那一個歷史事件「是什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或者是衹見樹木，不見森林。作為史料的辨誤正訛來講，雖然有其一定的價值，要是作為歷史科學來講，那時候他跟我一樣，純屬無知。他在學習、運用馬列主義以後，開始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下，從事歷史的科學研究工作，其中成就最大，成績最多的，仍然要算考據方面的研究。不過他不再是就事論事，而是力圍在說明每一件歷史事實的基礎上進一步說明一個「為什麽」，即知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這首先是他能充分重視有關歷史發展規律上的重大問題，掌握一定的可靠的史料作為科學的假設，然後繼續努力，充分占有史料，抓住典型史料，進行辯證的分析綜合，作出符合於客觀發展規律的正確結論。他在從舊史學改造到步入歷史科學的過程，原是十分艱巨的。他以尊重科學的誠實態度，勇於否定自己。解放後，寫了許多自我批評的文章在報上發表，到一九五六年秋，他寫成七集論文集後，又嚴肅地檢查了他那舊考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在其太平天國史跡調查集跋文中，用三萬字的篇幅，以自己的舊考據為實例，作了自我批評。他從舊考據的束縛中逐步解放出來了，同時也逐步跨入歷史科學的大門而又逐步登堂入室了。還必須指出，璽綱同志在解放後先後出版了十多部專著，主要都是他的新作，其中也包括有改寫、重寫的上百萬字的舊作。這充分表明他在學術上的巨大進步，也表明他那種破舊立新的巨大勇氣。在許多部書的序言裏，又都充滿着自我批評的具體內容和深刻認識，他敢於把缺點甚至錯誤公開的宣佈於讀者面前，表明他心底無私天地寬，忠誠的嚮學術負責，嚮讀者負責。這就是「科學上的誠實」（引自馬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捲第二册第一百二十五頁，下引「科學上的必要」一語，同）。這種誠實，反映出一位學者在學術上的有破有立、大破大立的永不停頓的進取精神，也正是「科學上的必要」。他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年事雖然是越來越高了，卻是屬勁倍增，著述益豐，勇於探索，勇於創新，提出一些新的科學的假設，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指導下，運用辯證的方法，對史料進行嚴格的鑒定，對史實進行科學的分析綜合，得出了可資討論或者初步可作定論的論斷。例如他把太平天國前期領導層的「內訌」問題，提到階級鬥爭在領導層內部的反映的高度來分析。又如對太平天國後期，蘇浙地區土地問題，考明保護地主收租的衹是那些給降將、匪幫和蛻化變質分子盤踞的那一部分地方，而保護農民的太平天國政府，則采雀着佃徵糧」進而頒發新土地證的政策，使農民得到所耕的土地。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解决了十分復雜的問題。他又探索性的提出太平天國政體為軍師負責製，不獨從太平天國革命過程中搜集到政治組織上較為豐富的論據，而且試圍追溯其歷史淵源和天地會類似政體的例證，是研究太平天國政體和天地會組織形式的一個嶄新的課題，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和理論意義。偉大革命導師恩格斯指出：「即使衹是在一個單獨的歷史實例上發展唯物主義的觀點，也是一項要求多年冷靜贊研的科學工作，因為很明顯，在這裏衹說空話是無濟於事的，衹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的歷史資料，才能解决這樣的任務」。
璽綱同志這些新論述，雖然還談不上發展唯物主義的觀點，卻是屬於唯物主義範疇內的一種探索性的嘗試，他是運用了新的考據學，對大量的史料進行了批判審查，以服務於歷史科學中重大問題的研究。他的論述，從來不講空話，而是非有正面的充分證據和經得起各種反證的檢驗，一定不寫文章，這仍然是「科學上的誠實」，在他本人看來，這種誠實，又正是「科學上的必要」。這裏還要提及的，是近幾年來，他把太平天國史研究項目以外的緑營兵志、湘軍兵志、晚清兵志等，加以改寫或重寫，現已在陸續出版。而尤其值得在這裏特別予以指出的，是他正確的解决了水滸傳的著者和原本問題。他以無可辨駁的充分證據，證明水滸傳原本衹七十回，主題思想為歌頌農民起義，是羅貫中於明朝初年所著。其宣揚投降主義的百回本忠義水滸傳，乃明朝宣德、正統以後的人所續加並盜改的。他這一研究，了結了水滸傳的著者和原本問題聚訟四百年的公案，除恢復水滸傳著者和原本的本來面目外，澄清了水滸傳是非界綫的混淆，而且對於研究梁山泊農民起義的深遠影響、對於研究封建社會中兩種文化的發展，有其重要的歷史意義與理論意義，他這一巨大貢獻，是值得我們加以稱許的。上面說過，璽綱同志是善於獨立思考的，他的水滸傳研究，正是他善於獨立思考、敢於打破框框而獲得輝煌成就的一個典型範例，也是他一生治學精神、研究態度最具代表性的完滿體現。他所以取得這些新的成績，主要是受着黨在新的歷史時期各項改革政策和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政策的感召，激發了他對黨對祖國的無限熱愛，他以實際行動響應黨的號召，要在科學上攀登高峰，這又是政治上誠實的一種具體表現。政治上的誠實與科學上的誠實凝聚在一起，産生着無窮的智慧和力量。由此可知，這部太平天國史的寫成和出版，决非偶然。毛主席曾經說過：「科學是老老實實的學問」，又說：「科學家是老實人」。璽纓志老老實實做學問，為人也同樣是老老實實的，老實即誠實，這是五十年來我對他的一個總的觀察和分析，讀者中同他有交情或有過接觸是不少的，想對此會具有同感。我無法像司馬遷一樣，能用一兩句話把一個人為人的特點逼真的描寫出來，衹能在這裏舉兩個實例來反映其為人，會是具體一些。解放前，他和吳晗是知心朋友，他們都是鬍適的學生。璽綱同志還在鬍適傢當過家庭教師、整理他父親鬍傳的文稿。他們都很貧寒，兩人在歷史研究又都已漸露頭角。恰適那時候由外國侵略者退還的部分庚子賠款，其中一小部分可以給予個人作研究補助，其數目也很可觀。鬍適掌握這支配特權，他們本來可以近水樓臺先得月，但他們都沒有去領這種補助。鬍適曾要把璽綱同志安排到這個稱為「中華教育文化基金委員會」做文書工作，月領高薪，兩年後還要送去美國留學，他也不肯去。他們寧願搞點整理資料工作，或半工半讀，或賣點稿子來維持生活，這就是舊社會貧寒書生的一種簡樸的誠實。解放後，原來這種簡樸的誠實，已改造成為社會主義自覺的誠實。上面已經提到他政治上誠實的一個事例，與此相關的，有如在五十年代後半期間，他的社會活動較多，又得了高血壓神經官能癥狀群病癥，有關活動仍堅持去參加，直到在小組會上、在大會場上暈倒了幾次，經組織上加以勸止，醫生多次警告，病重到不能去他纔不去，盡職盡責如此，這也是其中的一個表現。由於他一貫具有誠實的優良品德，作風上也樸質無華。他的文字表達能力很強，而語言表達能力卻非常之差；他寫作上富於文采，而所寫的字卻很不好，根據這類情況，他自稱是「書呆子」。我覺得他確乎具有專門埋頭讀書的書生氣息，銳意於學，根本不想在語言與書法上下半點工夫，崇實去華，達到了令人難於理解的地步。而他自己，處之泰然，毫不介意。他為人誠實，而研究工作，又陶冶了他這種性格並形成他的一些特殊作風和習慣。今天，讀其書，論其人，寫出了如上的一些看法。我這樣寫並不意味着他的為人與治學，是完滿無缺的，衹是相信他會一如既往，不斷接受別人批評並不斷加強自我批評，從而會不斷前進。至於對羅璽綱同志其人其書的全面評價以及其為人與治學的關係——是否文如其人等問題的探討，衹有等待讀者去作出客觀的回答。
𠔌霽光謹序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日於江西大學
羅璽綱同志是研究太平天國史的一位老專傢。太平天國史學史專傢祁竜威教授在其太平天國史研究概論一文中，評論我國從十九世紀二十年代起編寫太平天國史工作的情況，曾論列到他，說是：「在五十年代，羅璽綱同志恁着積纍的研究成果，用紀傳體形式撰成太平天國史稿」，「從大量的事實出發，論述太平天國革命是反封建反侵略的農民革命，對於這一帶根本性的問題」，「肯定還是否定這次農民階級鬥爭的性質，實質上是肯定還是否定近代中國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的問題，也是肯定還是否定近百年中國民族民革命的問題。羅璽綱同志對太平天國史研究所作出的貢獻，不僅是學術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這是不容抹煞的。」其他人也有類似的評述，學術界對璽綱同志的所有成就，從來都給予以十分關切。他這部新著的問世，讀者也會從多方面給予評論。我雖然閱讀過他的許多著作，但在近代史研究上畢竟是門外漢，不敢對此妄有論列。但由於我與璽綱同志，相交已經五十多年了，他一直是我的摯友和畏友，深知其為人與治學的基本精神和基本態度，原意在這些方面談談自己的看法。這就是說，他怎樣研究歷史和怎樣能寫成這部書的，說的雖然是些題外的話，卻也有必要對羅璽綱同志的為人與治學作些簡要的介紹。因為，讀其書，需要知其人，論其人，也有助於評其書，老話說，「文如其人」，此語是否正確，此語又怎樣來予以正確理解，讓我們作出如下的一些解剖。
太平天國史料偽作之多，謬誤之甚，在中國歷史上是罕見的，這已經是被證明了的一個事實。不認真進行辨偽考信的工作，太平天國史就會陷於荒謬、混亂的地步。璽綱同志青年時就受到五四時代辨偽風氣的影響，又受過考據學的教育與訓練。一九三一年秋，他發現清人薛福成所撰張忠武軼事，其中與太平天國有關的史實，他證明乃係薛福成所捏造的，而薛福成卻被清史稿譽為是「長於論事記載」，看到了所「長於論事記載」者也會作偽，更看到了太平天國史料偽、誤的嚴重情況，他决心做個披荊斬棘的「清道夫」，走上了研究太平天國史的道路。在他的研究當中，除了做史料上的辨偽、記載的訂謬外，還悉力從考據人手，掌握比較可靠和比較充分的史料，予以分析綜合，對太平天國史重大事件進行探索，先後寫成以考證為主的專題論文二百多篇，其中大部分已編入太平天國史論文集十集內。又寫成太平天國遊擊性運動戰、李秀成自述原稿註等專書。他的考證，大都是見人所未見，道人所未道，所以常不易為人所接受，或者遭到激烈的反對；而隨着歲月的增進、新史料的發現，其論斷往往能得到證實。他所作的考證，有的是一些細小問題，其目的在於廣泛的為研究太平天國史掃清道路；更大量的考證，乃是圍繞着太平天國革命有關重大事件而進行的，具有理論上的重大作用或重大意義。他從考證入手，提供出一些理論性重要研究課題；或者，從考證後的可靠史實出發，作出初步的理論分析，進而爭取學術界的共同探討。他從來沒有不先做考證就來敘述史實的，也從來沒有把未經鑒定的史料或未經考訂的史事就進行理論性探討，更不會作出自己的論斷或寫入他撰著的史書內。這是他治學的一個特點，也是他治學的一個優點，應該首先嚮讀者介紹。
璽綱同志所以取得為人稱道的成就，並不是他具有出類拔萃的聰明才智，而是由於他的勤奮和誠實。考據學的要求，是要在錯綜復雜的資料中，尋求出符合於歷史真相的結果，是一項艱巨的工作，這就取决於研究者對待工作的態度如何。對璽綱同志說來，談到勤奮，早已為人所共知。抗日戰爭前，最初給人傢抄寫和做家庭教師，後來到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做整理金石拓本的工作。從抗日戰爭起，他轉入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做清代兵製的研究工作。解放後，黨和人民重視他，讓他專心緻志於太平天國史的研究，他更加奮發有為，五十年代中，到各地辦太平天國史的展覽，調查太平天國的遺跡，還搜集、整理並編纂了太平天國的文獻和資料，編成太平天國文獻四大部及太平天國資料匯編等二千多萬字。他無論是抗日戰爭前後或解放後，閱讀和寫作，都是在夜間進行的。他在北京居住前後三十年，衹陪朋友的父新聽過一次京戲，許多名勝古跡都沒有去過，至今還沒有遊覽過長城，日日夜夜，埋首鬥室，出門不辨方向。我的朋友，大都是一些勤奮的人，璽綱同志又是其中最突出的。談到誠實，做考據工作，是一項機為謹嚴的任務。太平天國史辨偽考信，一般都涉及與革命有關的重大史實問題，必須忠實於所從事的職守，忠實於歷史的客觀真實實際。章炳麟曾講到作為經師的條件有六，即審名實、重左證、守凡例、斷情感、汰花詞、戒妄牽，實際上這就是考據學的六條法則，要求做考據的人誠實的予以遵守。璽綱同志在考據學的方法論上的思想境界，已遠遠超越於這六條法則之上，這是人們所早已窺見得到的，無容詳述。璽綱同志治學之始，就是從掌握一定的可靠史料出發，作為一種待證的假設，不允許憑空設想作為前提，也即反對捕風捉影不重證據的浮誇和虛偽學風。假定成立之後，又必須積纍充分的證據並能經得起反證，才能成為定論，决不主觀臆斷。即萬一遇有疏忽失檢之處，也必須服從客觀的真實史實，予以改正，衹尊重學術上的嚴肅性，後來不考慮個人面子上的「尊嚴」。
有一位同志在安徽史學一九八四年第一期發表一篇文章，題目是太平天國科舉考試「始自辛開元年在廣西永安州時」嗎？就此題目的內容跟他商桷。他讀到此文後，立即撰寫了對舊著太平天國史稿科舉志舉行考試始自永安州時說法訂誤一文，同時熱情洋溢地給安徽史學編輯部寫了一封長信，請編輯部在稿前加寫按語，以他為「的」，在史學界的學術爭嗚中提倡一種互相切磋、承認錯誤的好風氣。安徽史學於同年第四期把訂誤稿和信刊出。光明日報以在百傢爭嗚中提倡一種好風氣，文匯報以為百傢爭嗚提倡一種好風氣為題，立即表示贊同。文匯報評論說：「他對同他商桷的同志，不擺權威架子，平等待人，虛心求教。他提出以他為『的』，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創造一個百傢爭嗚的好風氣。他這種嚴肅認真的科學態度和治學精神，不正是我們當今學術界所應該大力提倡的嗎？如果學術界的同志都能如此，『百傢爭嗚』必將出現嶄新的局面。」璽綱同志正是這樣的一個尊重客觀史實的誠實人，因而他的考證文章，一般都是謹嚴的，謹嚴依從於他治學的高度誠實。他善於獨立思考，從不人云亦云，一切從史實出發，從研究問題提出假設到具備條件作出結論，容不得半點浮誇和虛假，讀者衹要仔細閱讀太平天國史事考等書，有關他早期的一些考證文章，便很容易看出他治學的這一重要特點。例如洪大全考是他最早的成功作品之一，解决了太平天國史上一椿大公案，後來經過專傢們共同反復研究、討論，大傢同意了他所作出的結論。到六十年代初，由於新材料的發現，還寫了洪大全考補，其謹嚴與誠實態度，是一絲不苟的。
璽綱同志在舊社會做研究工作衹是十八年，解放後到今年作為一個段落來算，恰好是兩倍於解放前的工作時間，這對於他的治學，是很幸運的獲得了政治社會優越的客觀條件，他在解放後，接受黨的教育培養，又經歷過許多政治運動以及思想改造，對於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很熱情很認真，其研究工作也因之出現了一個飛躍。解放前，他受着資産階級進化論的影響，做學問往往是孤立靜止的看待問題，所作的考證，也往往衹是就事論事。在分離的每個問題上即使正確，也衹能說明那一個歷史事件「是什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或者是衹見樹木，不見森林。作為史料的辨誤正訛來講，雖然有其一定的價值，要是作為歷史科學來講，那時候他跟我一樣，純屬無知。他在學習、運用馬列主義以後，開始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下，從事歷史的科學研究工作，其中成就最大，成績最多的，仍然要算考據方面的研究。不過他不再是就事論事，而是力圍在說明每一件歷史事實的基礎上進一步說明一個「為什麽」，即知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這首先是他能充分重視有關歷史發展規律上的重大問題，掌握一定的可靠的史料作為科學的假設，然後繼續努力，充分占有史料，抓住典型史料，進行辯證的分析綜合，作出符合於客觀發展規律的正確結論。他在從舊史學改造到步入歷史科學的過程，原是十分艱巨的。他以尊重科學的誠實態度，勇於否定自己。解放後，寫了許多自我批評的文章在報上發表，到一九五六年秋，他寫成七集論文集後，又嚴肅地檢查了他那舊考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在其太平天國史跡調查集跋文中，用三萬字的篇幅，以自己的舊考據為實例，作了自我批評。他從舊考據的束縛中逐步解放出來了，同時也逐步跨入歷史科學的大門而又逐步登堂入室了。還必須指出，璽綱同志在解放後先後出版了十多部專著，主要都是他的新作，其中也包括有改寫、重寫的上百萬字的舊作。這充分表明他在學術上的巨大進步，也表明他那種破舊立新的巨大勇氣。在許多部書的序言裏，又都充滿着自我批評的具體內容和深刻認識，他敢於把缺點甚至錯誤公開的宣佈於讀者面前，表明他心底無私天地寬，忠誠的嚮學術負責，嚮讀者負責。這就是「科學上的誠實」（引自馬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捲第二册第一百二十五頁，下引「科學上的必要」一語，同）。這種誠實，反映出一位學者在學術上的有破有立、大破大立的永不停頓的進取精神，也正是「科學上的必要」。他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年事雖然是越來越高了，卻是屬勁倍增，著述益豐，勇於探索，勇於創新，提出一些新的科學的假設，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指導下，運用辯證的方法，對史料進行嚴格的鑒定，對史實進行科學的分析綜合，得出了可資討論或者初步可作定論的論斷。例如他把太平天國前期領導層的「內訌」問題，提到階級鬥爭在領導層內部的反映的高度來分析。又如對太平天國後期，蘇浙地區土地問題，考明保護地主收租的衹是那些給降將、匪幫和蛻化變質分子盤踞的那一部分地方，而保護農民的太平天國政府，則采雀着佃徵糧」進而頒發新土地證的政策，使農民得到所耕的土地。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解决了十分復雜的問題。他又探索性的提出太平天國政體為軍師負責製，不獨從太平天國革命過程中搜集到政治組織上較為豐富的論據，而且試圍追溯其歷史淵源和天地會類似政體的例證，是研究太平天國政體和天地會組織形式的一個嶄新的課題，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和理論意義。偉大革命導師恩格斯指出：「即使衹是在一個單獨的歷史實例上發展唯物主義的觀點，也是一項要求多年冷靜贊研的科學工作，因為很明顯，在這裏衹說空話是無濟於事的，衹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的歷史資料，才能解决這樣的任務」。
璽綱同志這些新論述，雖然還談不上發展唯物主義的觀點，卻是屬於唯物主義範疇內的一種探索性的嘗試，他是運用了新的考據學，對大量的史料進行了批判審查，以服務於歷史科學中重大問題的研究。他的論述，從來不講空話，而是非有正面的充分證據和經得起各種反證的檢驗，一定不寫文章，這仍然是「科學上的誠實」，在他本人看來，這種誠實，又正是「科學上的必要」。這裏還要提及的，是近幾年來，他把太平天國史研究項目以外的緑營兵志、湘軍兵志、晚清兵志等，加以改寫或重寫，現已在陸續出版。而尤其值得在這裏特別予以指出的，是他正確的解决了水滸傳的著者和原本問題。他以無可辨駁的充分證據，證明水滸傳原本衹七十回，主題思想為歌頌農民起義，是羅貫中於明朝初年所著。其宣揚投降主義的百回本忠義水滸傳，乃明朝宣德、正統以後的人所續加並盜改的。他這一研究，了結了水滸傳的著者和原本問題聚訟四百年的公案，除恢復水滸傳著者和原本的本來面目外，澄清了水滸傳是非界綫的混淆，而且對於研究梁山泊農民起義的深遠影響、對於研究封建社會中兩種文化的發展，有其重要的歷史意義與理論意義，他這一巨大貢獻，是值得我們加以稱許的。上面說過，璽綱同志是善於獨立思考的，他的水滸傳研究，正是他善於獨立思考、敢於打破框框而獲得輝煌成就的一個典型範例，也是他一生治學精神、研究態度最具代表性的完滿體現。他所以取得這些新的成績，主要是受着黨在新的歷史時期各項改革政策和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政策的感召，激發了他對黨對祖國的無限熱愛，他以實際行動響應黨的號召，要在科學上攀登高峰，這又是政治上誠實的一種具體表現。政治上的誠實與科學上的誠實凝聚在一起，産生着無窮的智慧和力量。由此可知，這部太平天國史的寫成和出版，决非偶然。毛主席曾經說過：「科學是老老實實的學問」，又說：「科學家是老實人」。璽纓志老老實實做學問，為人也同樣是老老實實的，老實即誠實，這是五十年來我對他的一個總的觀察和分析，讀者中同他有交情或有過接觸是不少的，想對此會具有同感。我無法像司馬遷一樣，能用一兩句話把一個人為人的特點逼真的描寫出來，衹能在這裏舉兩個實例來反映其為人，會是具體一些。解放前，他和吳晗是知心朋友，他們都是鬍適的學生。璽綱同志還在鬍適傢當過家庭教師、整理他父親鬍傳的文稿。他們都很貧寒，兩人在歷史研究又都已漸露頭角。恰適那時候由外國侵略者退還的部分庚子賠款，其中一小部分可以給予個人作研究補助，其數目也很可觀。鬍適掌握這支配特權，他們本來可以近水樓臺先得月，但他們都沒有去領這種補助。鬍適曾要把璽綱同志安排到這個稱為「中華教育文化基金委員會」做文書工作，月領高薪，兩年後還要送去美國留學，他也不肯去。他們寧願搞點整理資料工作，或半工半讀，或賣點稿子來維持生活，這就是舊社會貧寒書生的一種簡樸的誠實。解放後，原來這種簡樸的誠實，已改造成為社會主義自覺的誠實。上面已經提到他政治上誠實的一個事例，與此相關的，有如在五十年代後半期間，他的社會活動較多，又得了高血壓神經官能癥狀群病癥，有關活動仍堅持去參加，直到在小組會上、在大會場上暈倒了幾次，經組織上加以勸止，醫生多次警告，病重到不能去他纔不去，盡職盡責如此，這也是其中的一個表現。由於他一貫具有誠實的優良品德，作風上也樸質無華。他的文字表達能力很強，而語言表達能力卻非常之差；他寫作上富於文采，而所寫的字卻很不好，根據這類情況，他自稱是「書呆子」。我覺得他確乎具有專門埋頭讀書的書生氣息，銳意於學，根本不想在語言與書法上下半點工夫，崇實去華，達到了令人難於理解的地步。而他自己，處之泰然，毫不介意。他為人誠實，而研究工作，又陶冶了他這種性格並形成他的一些特殊作風和習慣。今天，讀其書，論其人，寫出了如上的一些看法。我這樣寫並不意味着他的為人與治學，是完滿無缺的，衹是相信他會一如既往，不斷接受別人批評並不斷加強自我批評，從而會不斷前進。至於對羅璽綱同志其人其書的全面評價以及其為人與治學的關係——是否文如其人等問題的探討，衹有等待讀者去作出客觀的回答。
𠔌霽光謹序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日於江西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