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些有关香港的好书，始于昔日启德机场的上空。作者乘坐的大型喷气式客机，在眼看快要擦破九龙城的屋顶之际，一个急转弯滑落地面。澳洲一位机械师说，那是8小时的极苦闷，紧接8分钟的惊破胆。抵步履险若此，教我印象难忘，但真正刺激的事还在后头。在潮热的三月天夜里，我逛到弥敦道，抬眼竟望见霓红灯重重耸立，犹如森林。一行又一行闪烁或艳红或鎏金的中文字，高伸至几层楼；我熟悉的名字，也穿插其间，如银红混色的Toshiba(东芝)，碧绿的OK(卡拉OK)。　　我发现身处的人流当中，有双手交叠背后神色凝重的老人，有向着手提电话喊叫的男女行政人员，有四五人一伙同行的家庭主妇，有束起吊带穿上短裤在飞奔的小孩，还有身穿白衫蓝裤的高瘦男子、肩挂背包的红发女子。好些游客，也夹杂其间。德国或澳洲来的大块头男女，在橱窗前给摄像机和光碟机评头品足；美国来的学生，则翻弄手推车里的盗版光碟。巴士刺耳的刹车声，送来下车的乘客，大家又都提高嗓门不住地交谈，吵声震天价响。偶尔，有男人在喧闹声中插进来：“要冒牌手表吗?”“先生，哪儿来的?买西装吗?”　　从弥敦道拐到傍海的梳士巴利道，吵声渐渐远去。在这半岛的边陲，文化中心一排排清凉的石柱子间，大家也都换过节奏。我怀疑文化中心的博物馆和剧院，还不够这儿的一片宁静讨人欢喜。其后我还发现，每天都有新人从婚姻注册处跑出来，与家人在水池畔拍照；艳丽的新娘子穿起雪白的婚纱，有的甚至会挽着史诺比手袋。然而，在我踏足香港的第一个晚上，便背向文化中心，伫足凝望维多利亚港彼岸的港岛夜色。　　传说中的景致，在明信片内都显得过于局促。眼前的摩天大厦，宛如经过细心布置，我们的视线会禁不住从尖削形的中银大厦，掠到新装饰风格的中环广场，随又落在“星辰表”、“生力啤”的巨型荧光招牌之上。绿树丛生的山峦，迷离映衬天边。这一切，亦化成水中朦胧的倒影，渡轮与货船过处，划破千万点姹紫嫣红。此情此景，堪称香港最杰出的艺术作品。我把气味亦一并接收过来，有和“香港”名不副实的刺鼻气味，也有文化中心大堂的蜡水味。海滨公园内，男女双双踯躅徘徊，游人则拿起照相机，捕捉对岸巧夺天工的宏伟景观。　　我怎会来到这儿?一切得追溯至1973年秋，那时我刚往威斯康辛大学任教，一天，我到破旧的Majestic戏院买了套票，看过《天下第一拳》与《精武门》。没隔多久，又看了《龙争虎斗》。这些电影，皆使我震惊不已。数年过去，在弗吉尼亚州烈治文又得睹李小龙的《死亡游戏》。那片子着实匪夷所思，我禁不住将它拿到电影理论的课堂上放映。同期我多次勾留欧洲，赶上胡金铨那些教人兴奋莫名的佳作。　　到了80年代，我埋首撰述好莱坞电影、电影理论与小津安二郎的书籍；期间，偶尔也看看香港电影。有时我会看到成龙的，也会发现徐克的，又或者碰上有线电视那些古灵精怪的，像《达摩密宗血里飘》。我所以喜欢这些电影，是因其“纯电影”性质，也因其大众化口味，一如30年代美国的西部片与黑帮片，似乎对电影的动感都有直觉的掌握。那些年头，好友汤尼·雷恩总是按时送来香港国际电影节的特刊，我从而窥知香港电影史的点滴。　　90年代初，我一头栽了进去，也因学生给这些电影激发起来的那股热情，是我久违了的。我开始租借港产片，供课堂之用，又订阅影迷杂志，收藏这类影带与镭射影碟。不用多久，我便深信那儿的大众电影着实充满着生气。1995年春，适逢我休假一个学期，便决定走访那儿的电影节。　　电影节期间，我遇上李焯桃、冯若芷、张建德、舒琪、迈克尔·甘比(Michael Campi)及好些人，日后彼此都成了知交。我看过电影节选映的香港近作、战后电影回顾，以及一批公映中的港片。在第一届电影评论学会大奖颁奖典礼上，我碰到许鞍华、王家卫和别的电影工作者。我溜进香港电影金像奖的颁奖会场，给我倾慕的明星和导演拍照，又拿过亲笔签名。留港三周，我这个影痴，犹如置身天堂。我甚至还跑到重庆大厦吃宵夜。　　此后我访港成瘾，去了三趟之后，在吾妻克里丝汀·汤姆逊(Kristin Thompson)与友人诺艾·卡罗()再三催促之下，我便决定写一本书。这个决定一点都不容易，不仅因为我对中文一窍不通，还因为研究香港电影的著作多得很，陆续出版的也不少，网页亦愈辟愈多。更何况，我只看过约370部港产片(你若认为已够多，还不算忠实影迷)。可是，倔强也好，天真也好，我总觉得，对这亚洲细小一隅所生产的电影，自己有独到的看法。港片的本土社会意义，我大可不谈，其在中国文化史的影响力，亦可以不讲；我要探讨的，是借鉴港片，看大众电影怎么生出美丽的作品。　　再者，我尝试用非学术论文的方式，分析在大众电影中，艺术与娱乐的互动。我亦随兴之所至，绕过诸如粤剧片、50年代的社会写实传统、60年代的歌舞片、喜剧与文艺片，以及极度色情暴力等电影类别。有的导演由于没有完好作品拷贝流传下来，我便从略。纵然带有选择性，但我盼望，这本《香港电影的秘密》既可作为香港电影导论，而所探讨的课题也是未尝有人论及的，如香港电影业背景、制作方式，以及电影结构与风格等。  

　　本书也探讨香港在世界大众电影中的重要地位。欧洲电影人犹自慨叹没法吸引本土观众，而昔日大英帝国偏远一方的殖民地，究竟哪来的办法，能令他们的廉价电影在国际上拥有广泛的吸引力？香港电影人究竟怎么在现代娱乐工业的框架内，创造富于艺术性的电影？这些电影在大众媒体内的说故事方式，包括其历史、技术、设计特色与煽情效果等，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要解答这些问题，便得看香港电影的独特成就，也得评价个别影片的优劣。　　有人或许会说，每个地方的电影所处的文化环境皆是独一无二的，本书跑出来指指点点，有强加局外人价值观之嫌。可是，在我们多元文化的电影环境中，持相反意见的人尽管多的是，但人类文化共通点其实比相异处要多。不管电影来自什么国度，个中共通的社会、生理及心理倾向，以及好些流露情感的面部表情等，人人都不难理解。不同社会，好些生活方式亦无二致，比如人会寻找栖身之所、养儿育女等。历史上，文化亦会汇流，盖因文化互相接触，难免互相借鉴。好莱坞与日本电影，就大大影响了香港电影。　　再说，大众电影都刻意跨越文化界限。它们的画面与音乐比文字重要，且诉诸跨文化的人类情感、风格与叙事方式皆浅明易懂，再加上多层次的过剩信息，使电影更易于跳出自身环境。港片吸引力横扫全球，便有力地说明了大众电影的跨文化威力。　　撰写此文时，亚洲金融风暴卷走了弥敦道蜂拥的行人，香港影业正挣扎求存。本书翻开的，是大众电影史中充满生机的一页，同时展示大众电影如何在大众娱乐那强劲的传统之中如鱼得水。这传统几乎已走过整个世纪，世纪将尽，其在每一方土地的影响力，却益发厉害。更深入去理解此一传统，正是时候。分析香港电影，不仅能帮助我们达到此目的，还可在研究过程中，让我们享受一段美好时光。　　大卫·波德威尔　　写于威斯康辛州麦迪逊　　199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