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大學”，是蔡元培、蔣夢麟、鬍適當校長的北京大學，是梅貽琦當校長的清華大學，是羅傢倫當校長的中央大學，是竺可楨當校長的浙江大學……
“過去的大學”，不是現代人在做總結，談經驗，作評論，而是當時的校長、當時的教師、當時的學生親身經歷的回憶。是茅盾講他考大學，林語堂講他讀大學，端木蕻良講他讀中學，錢穆講他從教小學到教大學的經過……
二十三年前我編了這本書，二十三年後還有人要讀這本書，還有出版傢要印這本書，這就說明，“過去的大學”是有人願意瞭解的，是有人不能忘懷的。
二十三年前，我還看不到蔣夢麟、梅貽琦他們的著作，還不大敢把林語堂、羅傢倫他們的作品編到書裏去。這就是“歷史的局限”。這種局限，在有些過去的校長、過去的教師、過去的學生寫回憶文章的時候，也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的。但是，我相信，這並不影響這些回憶文章的價值。因為儘管天時陰晴不定，氣候冷暖無常，人們有時不能不穿風衣戴帽子，但鼕天過後總是春天，地球總是照樣地轉，該肯定的終歸會得到肯定，不會磨滅的終歸不會磨滅。
此次重印，內容共為四十篇，其中二十三篇為一九八二年湖南教育出版社舊版所有，一十七篇為新增。這四十篇絶大部分都是記事記人紀實的回憶錄，衹有鬍適、梅貽琦、陶行知三篇“務虛”。這三位都是現代教育史上重要的人物，這三篇又是現代教育史上重要的文獻。要看“過去的大學”，我想是不能夠不看這三位和這三篇的。
舊版序文，“歷史的局限”尤其明顯。因為是舊書重印，因為得尊重歷史，所以仍舊予以保存。《湘聲報》嚮繼東和《湖南日報》段煉，還有湖南教育出版社符本清等三位朋友，幫助找來此次新增的材料，謹此致谢。
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於長沙念樓
〔說明〕 全書四十篇中，講大學（包括專科）的三十六篇，占百分之九十，故將舊版書名《過去的學校》改為《過去的大學》了。
“過去的大學”，不是現代人在做總結，談經驗，作評論，而是當時的校長、當時的教師、當時的學生親身經歷的回憶。是茅盾講他考大學，林語堂講他讀大學，端木蕻良講他讀中學，錢穆講他從教小學到教大學的經過……
二十三年前我編了這本書，二十三年後還有人要讀這本書，還有出版傢要印這本書，這就說明，“過去的大學”是有人願意瞭解的，是有人不能忘懷的。
二十三年前，我還看不到蔣夢麟、梅貽琦他們的著作，還不大敢把林語堂、羅傢倫他們的作品編到書裏去。這就是“歷史的局限”。這種局限，在有些過去的校長、過去的教師、過去的學生寫回憶文章的時候，也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的。但是，我相信，這並不影響這些回憶文章的價值。因為儘管天時陰晴不定，氣候冷暖無常，人們有時不能不穿風衣戴帽子，但鼕天過後總是春天，地球總是照樣地轉，該肯定的終歸會得到肯定，不會磨滅的終歸不會磨滅。
此次重印，內容共為四十篇，其中二十三篇為一九八二年湖南教育出版社舊版所有，一十七篇為新增。這四十篇絶大部分都是記事記人紀實的回憶錄，衹有鬍適、梅貽琦、陶行知三篇“務虛”。這三位都是現代教育史上重要的人物，這三篇又是現代教育史上重要的文獻。要看“過去的大學”，我想是不能夠不看這三位和這三篇的。
舊版序文，“歷史的局限”尤其明顯。因為是舊書重印，因為得尊重歷史，所以仍舊予以保存。《湘聲報》嚮繼東和《湖南日報》段煉，還有湖南教育出版社符本清等三位朋友，幫助找來此次新增的材料，謹此致谢。
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於長沙念樓
〔說明〕 全書四十篇中，講大學（包括專科）的三十六篇，占百分之九十，故將舊版書名《過去的學校》改為《過去的大學》了。
人都有自己的幼年、成年和老年。在幼年，大傢都要進學校，到學校裏學習知識，學習生活的本領和做人的道理。從小學到大學，起碼得十五六年。大學畢業，就算是成年了，很快又要為兒女進學校操心。這個操心的時期，又得十五六年。老年人呢？傢裏總不會沒有學生，還是得關心學校裏頭的事情。——且不必說千千萬萬終身在學校服務的男男女女，就是我們這些普通人，一生跟學校的關係也就夠密切了。
歷史是發展的，文化是延續的。一頁一頁的歷史，要由一代一代的人來創造；一代一代的人，又得從一所一所的學校裏教育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說，學校確實擔負着對於歷史和文化，也就是對於國傢和民族的巨大的責任。
中華民族是有悠久歷史文化的偉大民族，我們民族的學校也有悠久的歷史。中國第一部通史司馬遷的《史記》寫道：“三代之道，鄉裏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庠序，也就是古代中國學校的稱呼。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斯多德在雅典和亞歷山大城跟學生對話的時候，孔墨荀孟等人在齊魯等地也有“從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的盛況。北宋初年建立在江南的嶽麓書院、石鼓書院和白鹿洞書院，論起資格來，並不比牛津、劍橋、愛丁堡不列顛三大學遜色。
誠然，古時候的學校，不可能不帶有“歷史的局限”。但是，難道我們的祖宗就沒有幹過一點好事？難道他們留下的就衹有債務而沒有遺産？歐幾裏德給普多勒邁一世講授的幾何學，今天仍然可以作為教材。當這位威權赫赫的國王問歐幾裏德有沒有辦法把假設和求證搞得更容易一些時，歐幾裏德的回答是：“大王！通往幾何學是並沒有禦道的。”而我們的孔子也實行過“有教無類”的方針，他最器重的學生顔回在陋巷過着“一簞食、一瓢飲”的生活，也似乎不大像一個奴隸主，可見孔夫子辦教育也是“並沒有禦道”的。
《過去的學校》的“過去”，並沒有追溯到那麽遠，大體上是從清末維新變法、初設新式學堂的時候寫起。而寫這些“過去的學校”的老先生們，像蔡元培、瀋尹默、劉仙洲、茅盾……也多是五四時代的人。他們或者是五四時代的校長、教師，或者是五四時代的學生。也有晚於五四時代的，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抗戰時期的都有。下限則斷在一九四九年，也就是建國以前。建國以後，那就衹能說是“現在”，不能叫“過去”了。
這一段“過去”是剛剛成為過去的時光。它隔我們還不很遠，也就是一代人、兩代人以前的事情吧。這是現代學校（講授現代自然科學，用現代方法研究傳統文化，同時註意到德育、體育和美育的學校）在中國草創的階段；也是共産黨得天下以前的階段。除瞭解放區和地下黨主辦的為數不多的幾所大學（學院）外，共産黨的領導中國的學校裏還沒有成為事實。正因為如此，因為是草創階段，因為沒有共産黨的領導，這些“過去的學校”當然不會是革命的，不能成為今天辦學校的樣板。但是，它們畢竟是父輩和祖輩們努力的成果，是中國教育現代化的前驅。看一看這些文章，看一看過去的校長是怎樣當的，過去的教師是怎樣教的，過去的學生們是怎樣學的，他們有過哪些失敗的教訓，又有哪些可取的經驗，這對於今天的校長、今天的教師、今天的學生，以及一切關心學校教育的人們，難道不是既有興味又有益處的嗎？
蔡元培先生逝世時，毛澤東稱他為“學界泰鬥，人世楷模”。張伯苓先生逝世時，周恩來專程到天津張宅吊唁，嘆息“先生死得太早了！”毛和周等共産黨領導人，也曾經是這樣看待創辦“過去的學校”的前輩的。
沒有過去就沒有現在，當然也就不會有將來。回憶過去，正是為了將來，為了現在。今年是一九八二年，距張伯苓先生逝世已經三十多年，距周恩來總理逝世也已經六年多了。對於新中國的建設和教育，我們這些中年人、老年人和青年人都是有責任的。編輯這本《過去的學校》，也就是想來略盡一分責任。區區此意，讀者鑒之。
鐘叔河，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五日於長沙
歷史是發展的，文化是延續的。一頁一頁的歷史，要由一代一代的人來創造；一代一代的人，又得從一所一所的學校裏教育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說，學校確實擔負着對於歷史和文化，也就是對於國傢和民族的巨大的責任。
中華民族是有悠久歷史文化的偉大民族，我們民族的學校也有悠久的歷史。中國第一部通史司馬遷的《史記》寫道：“三代之道，鄉裏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庠序，也就是古代中國學校的稱呼。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斯多德在雅典和亞歷山大城跟學生對話的時候，孔墨荀孟等人在齊魯等地也有“從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的盛況。北宋初年建立在江南的嶽麓書院、石鼓書院和白鹿洞書院，論起資格來，並不比牛津、劍橋、愛丁堡不列顛三大學遜色。
誠然，古時候的學校，不可能不帶有“歷史的局限”。但是，難道我們的祖宗就沒有幹過一點好事？難道他們留下的就衹有債務而沒有遺産？歐幾裏德給普多勒邁一世講授的幾何學，今天仍然可以作為教材。當這位威權赫赫的國王問歐幾裏德有沒有辦法把假設和求證搞得更容易一些時，歐幾裏德的回答是：“大王！通往幾何學是並沒有禦道的。”而我們的孔子也實行過“有教無類”的方針，他最器重的學生顔回在陋巷過着“一簞食、一瓢飲”的生活，也似乎不大像一個奴隸主，可見孔夫子辦教育也是“並沒有禦道”的。
《過去的學校》的“過去”，並沒有追溯到那麽遠，大體上是從清末維新變法、初設新式學堂的時候寫起。而寫這些“過去的學校”的老先生們，像蔡元培、瀋尹默、劉仙洲、茅盾……也多是五四時代的人。他們或者是五四時代的校長、教師，或者是五四時代的學生。也有晚於五四時代的，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抗戰時期的都有。下限則斷在一九四九年，也就是建國以前。建國以後，那就衹能說是“現在”，不能叫“過去”了。
這一段“過去”是剛剛成為過去的時光。它隔我們還不很遠，也就是一代人、兩代人以前的事情吧。這是現代學校（講授現代自然科學，用現代方法研究傳統文化，同時註意到德育、體育和美育的學校）在中國草創的階段；也是共産黨得天下以前的階段。除瞭解放區和地下黨主辦的為數不多的幾所大學（學院）外，共産黨的領導中國的學校裏還沒有成為事實。正因為如此，因為是草創階段，因為沒有共産黨的領導，這些“過去的學校”當然不會是革命的，不能成為今天辦學校的樣板。但是，它們畢竟是父輩和祖輩們努力的成果，是中國教育現代化的前驅。看一看這些文章，看一看過去的校長是怎樣當的，過去的教師是怎樣教的，過去的學生們是怎樣學的，他們有過哪些失敗的教訓，又有哪些可取的經驗，這對於今天的校長、今天的教師、今天的學生，以及一切關心學校教育的人們，難道不是既有興味又有益處的嗎？
蔡元培先生逝世時，毛澤東稱他為“學界泰鬥，人世楷模”。張伯苓先生逝世時，周恩來專程到天津張宅吊唁，嘆息“先生死得太早了！”毛和周等共産黨領導人，也曾經是這樣看待創辦“過去的學校”的前輩的。
沒有過去就沒有現在，當然也就不會有將來。回憶過去，正是為了將來，為了現在。今年是一九八二年，距張伯苓先生逝世已經三十多年，距周恩來總理逝世也已經六年多了。對於新中國的建設和教育，我們這些中年人、老年人和青年人都是有責任的。編輯這本《過去的學校》，也就是想來略盡一分責任。區區此意，讀者鑒之。
鐘叔河，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五日於長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