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性價值觀,但是高度概括起來卻衹有兩大傢:反性的價值觀與褒性的價值觀。
反性價值觀的淵源在於禁欲主義。基督教未産生以前,人們並不特別反性。在原始宗教中,原有褒性的成分,例如生殖器崇拜等信仰。後來,由於基督教的流行,反性的成分戰勝了褒性的成分,禁欲主義成為宗教的主流。基督教尤其是聖保羅的思想,給人們灌輸了一種新的婚姻觀,即婚姻的存在並不是為了生兒育女,而是為了防止私通之罪。性交衹能是為了生殖目的發生在婚姻之內的一種行為。他認為一切性交都是罪惡的,就連婚姻內的性交也不例外。即使是婚姻內的性交也是一件阻礙人得救的勾當,是一樁人類為了傳宗接代不得不為之的罪惡,私通則更是該入地獄的重罪。那些結了婚的人或許還是可以得救的,而那些不肯悔悟的私通者卻註定無法得救。他強調剋服肉欲,把精神和禁欲聯繫在一起,把獨身看得高於婚姻。聖保羅的觀念得到了古代教會的重視,獨身主義、禁欲主義被認為是聖潔的,並由此建構出一種反性的氛圍。
羅馬天主教並不像聖保羅那樣認為一切性交都是罪惡的。在羅馬天主教的教義中,婚姻有兩個目的:一是防止私通之罪,另一個是生兒育女。在這裏,至少以生育為動機的性得到了容忍,不再被視為一樁罪惡。與羅馬天主教相比,新教的婚姻觀又有些不同,新教停止了對獨身主義的贊揚,而且在一定條件下允許離婚。但對於私通,新教廢除了羅馬天主教有關認罪和赦罪的規定,私通者將受到比羅馬天主教更為嚴厲的道德譴責。
宗教改革時期,馬丁·路德摒棄了天主教把婚姻看成聖禮的觀點,認為婚姻是上帝為人們規定的義務和權利,強調性在婚姻中的地位,性欲是上帝造物的一部分,沒有理由也不可能拒絶它,相反,還必須利用它並用好它。儘管路德和其他新教改革者把婚姻中性的作用神聖化而使反性的程度大大降低,但他們還是明確地反對婚姻之外的任何其他形式的性關係。
綜觀基督教的性道德,無論是羅馬天主教或是新教,其基調都是禁欲的、反性的。宗教信仰對人的性觀念和性活動有着巨大的影響。在西方社會中,宗教更對人們的性行為模式發揮着巨大的影響,它影響着當地的性習俗、性法律和個人的性行為。基督教會禁錮性活動的教會法,建立了一種異常牢固的性模式,1215世紀英國習慣法法庭所運用的性法律,就是從這個模式中派生出來的。直到今日,美國刑事法庭的判决也仍基於這種習慣法。
總之,西方中世紀的法規下隱藏着這樣一個信念,即性快樂是一種原罪,因此性行為衹是作為種族繁衍的必要手段勉強得到認可,除此之外所有的性欲感受和表達方式都遭到嚴厲的禁止。
禁欲主義的流行有時間、地域和文化的區別:在拉丁的歐洲,性自由並沒有像盎格魯撒剋遜國傢那樣遭到無情排斥和扼殺。因此,精神分析學家對英國人的精神狀態特別感興趣,稱之為“盎格魯-撒剋遜神經癥”。英國人之所以在一切人中首先激起精神分析學家的好奇心,既因為他們的保守主義,又因為他們的同質性。在英國人中,可以看到高度發展的端莊,或不如說是假裝正經,這一點似乎在維多利亞時代的人那裏達到了頂點。此外,還有人認為,北美社會的清教傳統和反性政策可能比舊世界的盎格魯-撒剋遜人更僵硬。禁欲主義社會氛圍的後果是造就了一大批性冷淡的女人和一大批道貌岸然的男人。
有些狂熱的禁欲主義者竟然反對預防梅毒,或對有效地治療這種疾病的前景感到憂慮,因為他們擔心這樣做會造成更大的性自由。就像現在有人以為艾滋病是對同性戀的懲罰那樣,過去也有人相信梅毒是對性自由的懲罰。其實,一種疾病就是一種疾病,它肯定不會是上帝對某些人的刻意懲罰。如果是那樣的,上帝就要為人類的許多痛苦和死亡負責。上帝是不會樂意負這個責任的。人幾乎是世界上絶無僅有的能夠做自殺性選擇的動物。即使某些事有百害而無一利,還是有人會去做。有人願意得梅毒,有人願意有很多性伴,有人願意自殺。與其徒勞無功地絮叨某種疾病是對某種人的懲罰,不如讓那些想得病的人得病,給那些願治病的人治病。
反性價值觀的淵源在於禁欲主義。基督教未産生以前,人們並不特別反性。在原始宗教中,原有褒性的成分,例如生殖器崇拜等信仰。後來,由於基督教的流行,反性的成分戰勝了褒性的成分,禁欲主義成為宗教的主流。基督教尤其是聖保羅的思想,給人們灌輸了一種新的婚姻觀,即婚姻的存在並不是為了生兒育女,而是為了防止私通之罪。性交衹能是為了生殖目的發生在婚姻之內的一種行為。他認為一切性交都是罪惡的,就連婚姻內的性交也不例外。即使是婚姻內的性交也是一件阻礙人得救的勾當,是一樁人類為了傳宗接代不得不為之的罪惡,私通則更是該入地獄的重罪。那些結了婚的人或許還是可以得救的,而那些不肯悔悟的私通者卻註定無法得救。他強調剋服肉欲,把精神和禁欲聯繫在一起,把獨身看得高於婚姻。聖保羅的觀念得到了古代教會的重視,獨身主義、禁欲主義被認為是聖潔的,並由此建構出一種反性的氛圍。
羅馬天主教並不像聖保羅那樣認為一切性交都是罪惡的。在羅馬天主教的教義中,婚姻有兩個目的:一是防止私通之罪,另一個是生兒育女。在這裏,至少以生育為動機的性得到了容忍,不再被視為一樁罪惡。與羅馬天主教相比,新教的婚姻觀又有些不同,新教停止了對獨身主義的贊揚,而且在一定條件下允許離婚。但對於私通,新教廢除了羅馬天主教有關認罪和赦罪的規定,私通者將受到比羅馬天主教更為嚴厲的道德譴責。
宗教改革時期,馬丁·路德摒棄了天主教把婚姻看成聖禮的觀點,認為婚姻是上帝為人們規定的義務和權利,強調性在婚姻中的地位,性欲是上帝造物的一部分,沒有理由也不可能拒絶它,相反,還必須利用它並用好它。儘管路德和其他新教改革者把婚姻中性的作用神聖化而使反性的程度大大降低,但他們還是明確地反對婚姻之外的任何其他形式的性關係。
綜觀基督教的性道德,無論是羅馬天主教或是新教,其基調都是禁欲的、反性的。宗教信仰對人的性觀念和性活動有着巨大的影響。在西方社會中,宗教更對人們的性行為模式發揮着巨大的影響,它影響着當地的性習俗、性法律和個人的性行為。基督教會禁錮性活動的教會法,建立了一種異常牢固的性模式,1215世紀英國習慣法法庭所運用的性法律,就是從這個模式中派生出來的。直到今日,美國刑事法庭的判决也仍基於這種習慣法。
總之,西方中世紀的法規下隱藏着這樣一個信念,即性快樂是一種原罪,因此性行為衹是作為種族繁衍的必要手段勉強得到認可,除此之外所有的性欲感受和表達方式都遭到嚴厲的禁止。
禁欲主義的流行有時間、地域和文化的區別:在拉丁的歐洲,性自由並沒有像盎格魯撒剋遜國傢那樣遭到無情排斥和扼殺。因此,精神分析學家對英國人的精神狀態特別感興趣,稱之為“盎格魯-撒剋遜神經癥”。英國人之所以在一切人中首先激起精神分析學家的好奇心,既因為他們的保守主義,又因為他們的同質性。在英國人中,可以看到高度發展的端莊,或不如說是假裝正經,這一點似乎在維多利亞時代的人那裏達到了頂點。此外,還有人認為,北美社會的清教傳統和反性政策可能比舊世界的盎格魯-撒剋遜人更僵硬。禁欲主義社會氛圍的後果是造就了一大批性冷淡的女人和一大批道貌岸然的男人。
有些狂熱的禁欲主義者竟然反對預防梅毒,或對有效地治療這種疾病的前景感到憂慮,因為他們擔心這樣做會造成更大的性自由。就像現在有人以為艾滋病是對同性戀的懲罰那樣,過去也有人相信梅毒是對性自由的懲罰。其實,一種疾病就是一種疾病,它肯定不會是上帝對某些人的刻意懲罰。如果是那樣的,上帝就要為人類的許多痛苦和死亡負責。上帝是不會樂意負這個責任的。人幾乎是世界上絶無僅有的能夠做自殺性選擇的動物。即使某些事有百害而無一利,還是有人會去做。有人願意得梅毒,有人願意有很多性伴,有人願意自殺。與其徒勞無功地絮叨某種疾病是對某種人的懲罰,不如讓那些想得病的人得病,給那些願治病的人治病。
在西方國傢,有史傢以20世紀20年代畫綫,認為在此前後人們的性態度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一段時間內,人們從對性的絶口不談突然轉變為對性的迷狂。自從古羅馬時代以來,他們比以往任何社會都更強調性的重要性。有些學者甚至相信,此時的西方人比歷史上任何時代的人都註重性方面的問題。他們對性方面的問題已不再持着“三緘其口”的態度了。事實上,倘若有火星人降臨時代廣場的話,雙方除了談談性問題之外,似乎再也找不到其他彼此溝通的話題了。英國也有人在說:“從主教一直到生物學家,每個人都在討論這件事。”“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往往不願意別人知道她是否有性感覺;而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則深恐別人不知道我們有性感覺。在1920年以前,倘若你說一個女人‘性感’的話,她便會覺得自己受了侮辱;而在今天,她不僅珍視這種恭維話,而且還會朝你頻送秋波。當今西方社會中性障礙者所表現出來的問題,大部分是性冷感及性無能。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們卻拼命地在掩飾自己的性冷感。維多利亞時代的名媛、紳士,因自己的性感覺而感到罪咎;而我們這時代的人,則因自己沒有性感覺而感到罪咎。”(羅洛梅,4849)
人類社會的性道德一般會經歷三個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通過法律來肯定一些性行為,懲罰另一些性行為。例如某些國傢用法定的一夫一妻製或一夫多妻製來保護婚姻之內的性行為,懲罰婚姻之外的性行為。第二個階段是通過輿論而不是通過法律來規範人的性行為。例如許多國傢並沒有同性戀非法的規定,但是社會輿論卻反對同性戀類的性行為。最後一個階段是性的新道德階段,在處於這一階段的社會中,性是完全個性化的、多元化的,允許人們做出各種各樣的個人選擇,不輕易做出否定性的評判。在新的褒性的道德之下,除了傷害他人的性行為之外,沒有哪一種性行為被社會視為不道德和不允許。
這種對性的肯定態度在西方始於文藝復興時代。文藝復興時期社會的世俗化趨勢,使得人們對性道德的看法發生了變化。一度盛行於古代社會的各種各樣的性行為,在經歷了中世紀的長期鼕眠後,又重新出現在文藝復興時期人們的社會生活中。
新的性道德認為,在人類生存的各種價值中,性占有重要的地位。性和飲食一樣是人類的一種自然需要。舊道德的錯誤在於對性的過分壓製,而性的欲望和飲食的欲望一樣,會因禁止而極大地增加,越是壓製就越是強烈,滿足則可使它得到暫時的緩解。新道德區別於傳統道德的主要原則是:相信本能應當引導而不是壓製。對性進行自製是有必要的,但自製不應當成為目的。新道德總是將對自製的需要壓縮到最低限度。使用自製的目的,與其說是限製個人的自由,不如說是不要干涉他人的自由;與其禁止配偶的私通行為,不如控製自己的嫉妒之心。
這種褒性的價值觀認為,反性的價值觀在兒童的心中留下了一種對性的犯罪感和恐怖感,甚至造成性的病態心理。在進入青春期之後,反性的價值觀與人的生理衝動産生重大的衝突,造成了更多的心理問題。人的正常生理需求不應當與高尚的道德對立起來,人的性關係應當是肉體和精神的完美結合。
進入近代後,基督教的性道德不再像以前那樣深入人心,一個技術上的原因就是避孕法的應用使得性交和生育可以分離開來——衹要女性的婚外性行為不導致生育,就沒有財産旁落的危險。將性完全限製在婚姻之內的最主要原因已經不存在了,這就導致了不生育的非婚性關係大量增加。在人類性實踐的這一改變的基礎之上,性道德發生改變是不可避免的。褒性的價值觀特別反對性的唯生殖目的論和反性的禁欲主義。性的目的是為生殖還是為快樂,這是一個爭論的焦點,也是性觀念變遷的一個重大轉折點。在古代,生殖即使不是性的全部意義,也是它最重要的意義。而性在現代不再是僅僅為了生殖,甚至不再主要為生殖這一目的了。這個變化的主要標志是計劃生育在世界各國的普遍實行。此外,有相當大比例的性宣泄以###的形式完成,其主要動機也是為了避免生育。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作為計劃生育的形式出現的。
人類社會的性道德一般會經歷三個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通過法律來肯定一些性行為,懲罰另一些性行為。例如某些國傢用法定的一夫一妻製或一夫多妻製來保護婚姻之內的性行為,懲罰婚姻之外的性行為。第二個階段是通過輿論而不是通過法律來規範人的性行為。例如許多國傢並沒有同性戀非法的規定,但是社會輿論卻反對同性戀類的性行為。最後一個階段是性的新道德階段,在處於這一階段的社會中,性是完全個性化的、多元化的,允許人們做出各種各樣的個人選擇,不輕易做出否定性的評判。在新的褒性的道德之下,除了傷害他人的性行為之外,沒有哪一種性行為被社會視為不道德和不允許。
這種對性的肯定態度在西方始於文藝復興時代。文藝復興時期社會的世俗化趨勢,使得人們對性道德的看法發生了變化。一度盛行於古代社會的各種各樣的性行為,在經歷了中世紀的長期鼕眠後,又重新出現在文藝復興時期人們的社會生活中。
新的性道德認為,在人類生存的各種價值中,性占有重要的地位。性和飲食一樣是人類的一種自然需要。舊道德的錯誤在於對性的過分壓製,而性的欲望和飲食的欲望一樣,會因禁止而極大地增加,越是壓製就越是強烈,滿足則可使它得到暫時的緩解。新道德區別於傳統道德的主要原則是:相信本能應當引導而不是壓製。對性進行自製是有必要的,但自製不應當成為目的。新道德總是將對自製的需要壓縮到最低限度。使用自製的目的,與其說是限製個人的自由,不如說是不要干涉他人的自由;與其禁止配偶的私通行為,不如控製自己的嫉妒之心。
這種褒性的價值觀認為,反性的價值觀在兒童的心中留下了一種對性的犯罪感和恐怖感,甚至造成性的病態心理。在進入青春期之後,反性的價值觀與人的生理衝動産生重大的衝突,造成了更多的心理問題。人的正常生理需求不應當與高尚的道德對立起來,人的性關係應當是肉體和精神的完美結合。
進入近代後,基督教的性道德不再像以前那樣深入人心,一個技術上的原因就是避孕法的應用使得性交和生育可以分離開來——衹要女性的婚外性行為不導致生育,就沒有財産旁落的危險。將性完全限製在婚姻之內的最主要原因已經不存在了,這就導致了不生育的非婚性關係大量增加。在人類性實踐的這一改變的基礎之上,性道德發生改變是不可避免的。褒性的價值觀特別反對性的唯生殖目的論和反性的禁欲主義。性的目的是為生殖還是為快樂,這是一個爭論的焦點,也是性觀念變遷的一個重大轉折點。在古代,生殖即使不是性的全部意義,也是它最重要的意義。而性在現代不再是僅僅為了生殖,甚至不再主要為生殖這一目的了。這個變化的主要標志是計劃生育在世界各國的普遍實行。此外,有相當大比例的性宣泄以###的形式完成,其主要動機也是為了避免生育。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作為計劃生育的形式出現的。